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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久已失传的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到世纪末，人们在王梵志诗的汇辑、校勘、注释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王梵志诗歌的整理
王梵志诗歌著录 刘复是我国最早对王梵志诗进行整理的学者。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伯希和编号的三个写本，编入《敦煌掇琐》，并在“琐三二”中根据原本题记，明确标为“王梵志诗一卷”，为后人研究王梵志诗开辟了道路。1927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对王梵志及其诗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由于他掌握的材料很有限（四个，内含一个转抄本），因而在考证王梵志诗的卷次问题上有一些疏忽。1935年，郑振铎据伯2718和伯3266号两个王梵志诗的写卷，校录出《王梵志诗一卷》，又据胡适所引的伯2914号写卷中的五首诗，以及散佚的王梵志诗，编为《王梵志（诗）拾遗》，同时发表在《世界文库》第五册中。郑振铎的这个校录本在诗歌分首和文字校勘上都较之刘复本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伯希和劫去的敦煌遗书中究竟有多少王梵志诗的写本，长期情况不明，直到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问世，人们才比较清楚原卷情况。“王录”列入王梵志诗10个写本（P.2718、2842、2914、3211、3266、3588、3656、3716、3833、4094）以及P.3418和P.3724两个白话诗残卷，对巴黎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的面貌作了比较全面、真实的反映。
最先注意英国伦敦藏斯坦因编号的王梵志诗写本的，不是我国学者，而是日本学者。1932年（昭和七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正藏》第85卷第2863号编入“斯O七七八王梵志诗并序”。次年，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问世，对《大藏经》所收的斯O七七八写本作了概括的说明。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在于，重新展示了王梵志诗集序言的全文，为探索王梵志诗及其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长期锢闭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外人很少知晓。直到1936年以后，向达去伦敦阅览500个左右的敦煌写本，才在其《记敦煌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中著录了四个王梵志诗的写本，即S.0778 、2710、 3393、 5441，两年以后，向达又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内，补充两个王梵志诗的写本：S.5474 、5796 。
1954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把所藏敦煌写本全部摄成缩微胶卷，公开销售，我国学者才得以窥见斯坦因劫去敦煌遗书的全貌。1957年，刘铭恕根据这套缩微胶卷编成《斯坦因劫经录》，明确著录10种王梵志诗的敦煌写本（S.0778 、1399、 2710、 3393、 4669、 5441、 5474、 5641、 5794、 5796），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斯坦因劫经内王梵志诗的面貌。它的另一收获是考证出P.3211（即“琐三一”）正是S.5441王梵志诗集卷中的内容，从而解决了学界多年来的遗留问题。
另外，在1963年出版的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四部分“文学作品”中，著录有苏1456号王梵志诗，并附见抄写者名字：“大历六年五月某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这个写本保存下来的王梵志诗，据法国学者戴密微考证，不同于已发现的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王梵志诗，因此，它对于丰富和充实王梵志诗的全集，具有重要的价值。
王梵志诗歌的汇辑、校注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王梵志诗歌进行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和注释工作。
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是其中较早问世的成果。此书共收诗336首（不包括附录的梵志诗12首），分编为6卷。其正编分卷基本上是依据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卷编次顺序，校辑者又进行了分首、标题、编号、点校，考订改正了某些明显的脱误，并对个别唐人俗诗、佛家用语作了一些考释。附编部分，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汇辑、选择了国外敦煌遗书“劫经录”内有关王梵志诗的著录情况和国内外历代有关王梵志诗的评述，以及校辑者所撰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考辨》、《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两篇论文。书末附有《王梵志诗语辞索引》，以利读者检索。
由于张锡厚《校辑》在校勘、注释诸方面存在着不少讹错和疏漏，所以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学界就掀起了一场对王梵志诗作更细校勘、匡补的热潮。
第一个对张锡厚著进行批评的学者是台北教授潘重规。他在1984年8月16日台北出版的《中央日报·文艺评论版（21期）》上发表了《简论〈王梵志诗校辑〉》一文，文章在总结了刘复、郑振铎、胡适等人搜集、整理、研究王梵志诗的成绩之后指出张锡厚著“自有王梵志诗集以来，堪称为一部完备的’足本‘，但却不能说是一部无疵的’善本‘”。他指出《校辑》误认6条，误改5条。
翌年，项楚也发表了《〈王梵志诗校辑〉匡补》，指出张著误校62条，又以《〈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为名，指出误校233条。项楚在《关于〈敦煌文学作品选〉的通讯》中认为：“在语言学界，传统的训诂学已难有新的突破，而俗语词研究则是训诂学的新大陆，是产生新课题，新成果的宝山，而敦煌俗文学尤为众矢之的。”
经过长期精心的研究，项楚也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相继发表了《王梵志诗校注》和《王梵志诗校注》这样对王梵志诗重新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其中后者搜集王梵志诗敦煌残卷30件，加上传世文献中勾稽的若干首王梵志诗，共得390首，厘为七卷，加以校注，是目前辑录王梵志诗最多、校注最精的一部著作。书后有七项附录：《释亡名与敦煌文学》、《“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考》、《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资料的校订与解说》、《列1456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后记》、《王梵志诗论著目录》、《王梵志诗语辞索引》等。
除了上述张锡厚、项楚的两部专著，八十年代以后，对王梵志诗进行汇辑、校勘和注释的单篇文章还有不少：赵和平、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正、续）》、项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校注》、《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何文广的《王梵志诗拾遗》、郭在贻的《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周一良的《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吕朋林的《王梵志诗点校拾遗》、蒋绍愚的《王梵志诗校辑商榷》、袁宾的《王梵志诗校辑校释补正》、刘瑞明的《王梵志诗三首原貌探求》、陈庆浩的《法忍抄本王梵志诗初校》、朱凤玉的《敦煌写卷S4277号残卷校释》、张锡厚的《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都兴宙的《王梵志诗音校》、段观宋的《王梵志诗校议》、朱迥远的《拿起另一把钥匙--王梵志诗巧解》等。
二、王梵志及其诗歌考论
本世纪上半叶对王梵志及其诗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胡适和郑振铎。胡适是本世纪最早对王梵志及其诗进行理论阐述的学者，二十年代后期，他先后在《白话诗人王梵志》和《白话文学史（上卷）》中对唐初的白话诗和王梵志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初步揭开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的神秘外衣，并对诗人的时代、生平和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稍后，郑振铎也在《王梵志诗跋》和《中国俗文学史》中对王梵志及其诗作了简略的评价。四十年代，论及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成果则有菊影的《初唐的民间诗人王梵志》。
此后将近四十年间，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在王梵志诗歌的整理和校勘上，很少有人对王梵志其人其诗作理论探讨。从八十年代直至世纪末，随着王梵志诗集整理成果的日益成熟，学界又把研究的重点逐渐放在对王梵志其人其诗的综合考论上。他们讨论的重点主要在王梵志诗的作者、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几个问题上。
王梵志诗的作者和写作时代 对于王梵志诗的作者和时代，学界讨论的时间很长，分歧也很大：
（1）胡适认为王梵志约为公元590年至660年间的人。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根据《太平广记》中的有关记载推测说：“此虽是神话，然可以考见三事：一为梵志生于卫州黎阳，即今河南濬县。一为他生当隋文帝时，约六世纪之末。三可以使我们知道唐朝已有关于王梵志的神话，因而又可以想见王梵志的诗在唐朝很风行，民间才有这种神话起来。我们可以推定王梵志的年代约当五九O到六六O年。”
（2）任半塘认为王梵志诗产生于初唐时期，他在《王梵志诗校辑序》中根据敦煌遗书中的诸多材料说明开元二十七年，王梵志早已下世，他的孙儿已能为杨筠作祭文，那么说王梵志的时代至迟也要早于开元。这就同《桂苑丛谈》、《太平广记》卷八二记载的材料大体相近。
（3）日本学者矢吹庆辉认为王梵志的诗集至少也是大历以前撰集的。另一位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则认为王梵志是天宝、大历年间，乃至唐末五代人。他在《论王梵志》中说：我宁可采信矢吹氏慎重的态度――即本于《法宝记》的记载，而将王梵志诗集认定为“至少也是大历以前的撰集”。如果确实有王梵志这个人，而且《诗式》和《诗议》中王梵志的诗不是后人所拟作，则王梵志的在世年代最迟在贞元年间。在《宋史·艺文志1别集类》载有《王梵志诗集》一卷，列在五代人文集当中，可见将王梵志视为唐末五代人的观念，不是早就产生了吗？
（4）日本学者游佐升认为，即使王梵志是初唐人，但《王梵志诗》一卷是唐五代以后所作。他在《关于王梵志诗集一卷》中说：“即使王梵志这一人物存在于初唐时期，仍然没有《王梵志诗集一卷》成立于初唐的确证。那么，仅限于《王梵志诗集一卷》而言，能证明其确实成立的时期，应是伯三七一六写本中所署的’天成五年‘（930）。即从文献学的观点分析，《王梵志诗集一卷》的成立，应该是以唐五代时期为其成立时期的上限。”
（5）赵和平、邓文宽在《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中，根据王梵志诗中所反映的中男的年龄、府兵制的情况、“开元通宝”钱的史实，以及唐中央政权与吐番间的冲突，认为“这些诗反映的社会历史现象，起于唐初武德四年，止于开元二十六年。诗人王梵志也必然活动于这个时期。”
（6）法国学者戴密微在《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引言》中根据王梵志诗中“唾面自干”的典故，认为出自娄师德，而“娄师德在六三O至六九九年生存，那么，王梵志诗集的第三卷不会早于八世纪。......倒是王梵志可能的生存年代是八世纪。”
（7）日本学者菊池英的《王梵志诗集和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之研究》则认为：“每一诗辑原卷的名称都是王梵志诗集，但其编纂时间却不同。也许是产生于唐宋之间，当时的人们喜好不同诗选中的诗或歌谣以及警语冠上相同的名称，而假托王梵志的名字来出版。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特定的人作为同一名称发行的各种诗辑中所有的诗、歌谣的作者。我不得不指出费尽心思来追查该文作者（王梵志）的生平将徒劳无功，也没有必要。”
（8）张锡厚《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认为王梵志是初唐时代的民间诗人，并根据王梵志诗的内容描画出他一生的经历事迹，认为可以“初步揭开这个历来被认为’迷一般的‘人物的真面目”。
（9）潘重规在《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解答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之迷》中，认为“我们用平常心对桂苑丛谈做如实的了解，王梵志只是隋代出生的一个被人收养的婴儿，长大后写成许多动人的诗篇，在民间广泛流传，终于得到大众称许为伟大诗人而已。......王梵志出生时期，最迟在隋代晚年，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
（10）朱凤玉在《王梵志诗研究》中根据有关王梵志诗的外证13条和内证7条，得出结论：“王梵志生于隋朝，而活动于初唐。”
（11）项楚在《敦煌诗歌导论》认为：“《桂苑丛谈》中有关王梵志为卫州黎阳（今河南濬县）人，生于隋代的记载是具体的，因此，可以相信当时确有这样一位白话诗人，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有关于他的传说流传不绝。”但他又指出：“这位名叫王梵志的白话诗人并不是现存全部’王梵志诗‘的作者。”“这些’王梵志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初唐（以及更早）直到宋初的很长时期内陆续产生的。大约’王梵志‘已成为白话诗人的杰出代表，所以无名白话诗人的作品便纷纷附丽于王梵志名下，被编入王梵志诗集，或者作为’王梵志诗‘被人们所称引。”
除了上述成果，八十年代以后探讨王梵志生平的专题文章还有：张伯昂的《王梵志年代杂考》、刘瑞明的《评戴密微关于王梵志年代的拟议》、《王梵志年代新拟》、陈允吉的《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顾浙秦的《王梵志生地生年考辨》等。
王梵志诗歌的思想内容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对王梵志及其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讨论。
但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鸣沙余韵解说·第一部八五--Ⅱ王梵志诗集并序》中就认为，王梵志的诗是唐代民间劝善文学的一种资料，大多以卑俗浅近的事例来表达因果劝惩的旨趣，以杀生、偷盗、妄语、吃肉、饮酒、破戒、布施、忍辱、持戒、逢师、礼忏等为内容。
入矢义高在《论王梵志》一文中也将各个写本中的王梵志诗分开进行分析。他说：“斯O七七八写本的内容则以佛教的说理占支配地位。但斯O七七八在叙述人生的无常和因果报应等的时候，也是和人世间的日常生活具体地结合起来，没有一个只是虚谈’佛教道法‘的例子。”“伯二七一八上共有九二首五言诗，前面的七二首完全没有佛教的色彩，其中所叙述的是孝顺父母、兄弟和睦、如何接待宾客和对待长者、要教育好子女、怎样与朋友和邻居相处、不要骄奢，要多行善事，以及要慎于饮酒和游玩等，都是十分现实的、具体的处世训。从第七三首起开始带有佛教色彩，那也是劝人们不要杀生、偷盗，要尊敬三宾，乐于布施，也是同生活有关的实践性的箴言。”“伯三二一一则大都是如实地描写世态炎凉、悲楚凄怆的诗。诗中哀叹不孝顺双亲的人日益增多，蔑视商人的利欲熏心，还描述了沉重的赋役、兵士的艰苦处境以及贫民的悲惨生活，写得都很鲜明。”“诗集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虽然无从知道，但至少他是一个信奉佛教的人。”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汉学论著选读·中国语言与文学》中指出，在敦煌遗书中编过号的三卷《王梵志诗集》中“没有任何说教”，“至少在今天所能读到的诗里（一半左右），存在着绝望的思想，对人生和世界的虚无观念，对一切事物的短暂与不现实，尤其是对于死亡，这个经常出现在这些短诗里，缠绕脑际、阴森可怖的词进行消极讽刺。对佛教给予人们的抚慰几乎只字不提，语调纯粹是犬儒主义的。”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对王梵志及其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任半塘在《王梵志诗校辑序》中指出王梵志“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他有不少诗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无论是揶揄嘲讽，谐谑调侃，还是无情鞭挞，劝世导俗，逐渐形成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起到针砭顽俗、补弊救偏的作用，散发出强烈的’辣‘味。”张锡厚在《王梵志诗校辑·前言》中也认为：“王梵志的诗歌内容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沉湎在虚幻的佛国天堂，宣扬佛教教义和儒家伦理的消极内容；也有描写社会，揭露现实矛盾，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有时还利用讥讽谐谑的表现手法；抨击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为世人伸张正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当然不是一个’自了汉‘或’化俗梵法师‘所能企及的，只有深入民间、接触现实、同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某些联系的民间诗人才能写下这些内容丰富的五言诗，而王梵志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在某些程度上唱出了人民的声音，成为初唐时期著名的民间通俗诗人。”
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前言》对王梵志及其诗歌中的思想的分析更为细致、深入。他以三卷本的《王梵志诗集》为根据分析了王梵志诗的思想。他认为：虽然王梵志常被说成是佛教诗人，可是王梵志诗的精华恰恰是那些世俗作品。王梵志诗表现出反映现实的强烈的自觉意识与批判精神。王梵志不但捕捉了广泛的社会矛盾，而且总是直截了当地把事实揭示出来，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王梵志诗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而且它观察生活的角度也和后来关心民瘼的进步文人不同，他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来唱出自己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诗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王梵志诗的许多作品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佛教的世界观造成了王梵志诗对于人生的一种独特的态度。他把生与死，把人间世界和“彼岸”世界弄颠倒了，所以他在诗里反复表现了对生的厌倦和对死的渴望，对人世鄙弃和对天堂的追求。然而在这种对世界的荒谬颠倒之中，恰恰折射出那个颠倒的世界的某种深刻的真实，表达了那个社会下层人民的苦涩的心境和渺茫的憧憬。这就是王梵志诗中那些打上佛教印记的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原因。
王梵志诗艺术分析 从三十年代开始，学界对王梵志诗歌的风格特点和表现艺术也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如郑振铎在《跋〈王梵志诗〉》中说：“他是以口语似的诗体，格言式的韵文，博得民间的’众口相传‘的。”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史》中认为王梵志是口语诗的先驱，对初唐诗风的革新是很值得重视的。他是能够更加自由地运用讽刺谐谑的手法，不务艰涩用典，力求平易的作家。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论王梵志》对王梵志诗的艺术分析得更为细入。他指出：“王梵志的教化劝世诗频繁地使用俗谚，并不是单纯意味着修辞上的效果，也说明他进行教化的姿态和意识，同一般的职业僧人是趣意不同的。”“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只有我们常提到的寒山诗，尤其是从正面歌颂’至道‘而且格调很高的诗，和王梵志之流的极其平俗鄙俚的歌颂并存着。”然而，“在王梵志诗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现的则全是朴素无华；而寒山诗中的通俗性则常常伴随着一些意识。因此，寒山诗虽然有时比王梵志更多地使用鄙俚的语言，但在他的诗中几乎感觉不到王梵志那样的三家村的酸腐气，而寒山这一类诗，往往是谲诡的、难解的。”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王梵志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其中张锡厚和项楚成绩较为卓著。
张锡厚在《王梵志诗校辑·前言》中指出：王梵志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是丰富的民间性，他的每首诗作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只押一个韵脚，有时也沿用五言古体形式，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崭新的五言通俗诗出现的，完全不同于初唐浮靡繁缛的诗风。其特点是口语俚词，俗谚方音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往往又出乎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于乖巧的调谑中表现出来深远的意旨，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不过，王梵志诗的“怪”和唐诗中某些追求新奇，以致艰涩玄奥的诗篇是不相同的。王梵志诗怪而畅达，通俗易懂；怪而蕴藉，素朴无华；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质直清新，淡而有味。王梵志诗歌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比较注意刻划唐初社会各类人物的形象，无论是穷汉富家、达官小吏、慵夫懒妇、道士女冠，还是市郭儿、罪过汉、浮逃人、愚痴君，往往通过捕捉人物形态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加以适当的艺术夸张，运用简练概括的语言，着墨不多，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他在一些诗里又善于运用含沙射影、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喜笑怒骂中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黑暗与丑恶的东西，无情地鞭挞和谴责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透过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试图唤醒人们弃恶从善，从而形成王梵志诗的独创性。就表现形式而言，王梵志的通俗诗还能从生活中选取贴切形象的比喻，利用设想奇巧的对比，丰富和开扩通俗诗的艺术境界，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项楚在《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中也认为，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不同，王梵志诗“不以抒情见长，也不流连风景，压根儿也没有打算去创造什么’意境‘”，“它主要是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表现生活、评价生活。这就形成了王梵志诗的质朴和明快的特点。” “王梵志诗正好是在文人诗歌里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它好像是出色的肖像画家，非常善于描摹生活中各类人物的形象，并且常用对比或对照的方法构成组诗，以突出主题。”“至于王梵志诗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下启寒山、拾得等的诗歌创作；王梵志诗的机智幽默的理趣，在宋代诗歌中更加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勿须多加阐释。王梵志诗粗糙和稚拙的一面，也是一目了然的。”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探讨王梵志诗艺术的专题论文，如张锡厚的《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匡扶的《王梵志诗与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都兴宙的《王梵志诗用韵考》、刘瑞明的《王梵志诗歌宗旨探求――王梵志诗论之一》、高国藩的《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刘冠才的《王梵志诗用韵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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