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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研究是起步最早、取得成果也最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之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学界无论是在对敦煌变文这一文学类别的讨论和认识上，还是在对它的整理、汇辑和研究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一、关于敦煌“变文”的讨论
关于“变文”名称的讨论 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的原卷大都残破太多，加上题名不一，所以人们对它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本世纪较早著文对敦煌变文进行研讨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以“静庵”的笔名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用“通俗小说”来指称之。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 ’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变文者，’变相之文‘也。......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 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此后，王重民作《敦煌变文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变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本土的渊源，他十分明确地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他通过对“变文”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第三部分――唱词的构成的分析，得出结论：“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同时，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也指出：“变文这种新文体可以说古已有之”，“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种文体为佛教徒所垄断，改造成为讲唱经文。”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变文”这一文体的来源究竟是印度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在1985年8月的“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文学组的学者们还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梅维恒（Victor H . Mair）罗列了梵文中所有的“变”，说“变文”来自印度；兰州大学牛龙菲则罗列了所有汉文古籍中的“变”，说变文来自中国，双方争执不下，而且相约会后继续讨论。
关于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讨论 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与“俗文”在体制特征上的分野，他说：“二者虽同以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然而组配的性质却完全不同。”第一，“俗文”是解释经典的，先引原来经文，后再加以演释。即将艰深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再加以通俗的演释，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变文则是采取古来相传的一则故事，拿时人所闻的新式文体――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的文体――而重新加以敷演，使之变文通俗易解，故谓之“变文”。第二，在文字上，“变文”与“俗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俗文”是以经文为纲，先列原来经文，然后再将经文敷演为散文与诗句的。全部散文与诗句便是“笺释”，便是“演文”。至于“变文”，则其全部的散文与诗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无一段提纲的文字，又不是屡屡复述前文的。他们是整篇的记载、纯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加以敷演，而是随意的用他们为题材的。“总之，’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他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变文”的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进行了更细入的研究。如他将变文的韵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七言式，其中夹杂着“三言”为其变式；第二类是六言式、五言式，这是罕见的。他将变文的篇章结构也归为两类：第一类，将散文部分仅作为讲述之用，而以韵文部分重复的来歌唱散文部分之所述的。这样重叠式的叙述，恐怕是作者们怕韵文歌唱起来，听众不容易了解，故先用散文将事实来叙述一遍，其重要部分还是在歌唱的韵文。第二类，以散文部分作为“引起”，而以韵文部分来详细描状。这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形式，因为散文和韵文交替运用，没有重床叠屋之嫌。关于结构上还有两种不同特色：像《维摩结经变文》每段之首，必引《经》文一段，然后尽情地加以演说与夸饰，化成光彩绚烂的锦绣文字，但大多数都是不引用经文的，直截了当地讲唱故事，并不指明那些故事的出处，更不注意到原来的经文是如何的说法，至于一般的不说唱故事的变文，更自然无须乎“引经据典”了。关于变文的分类，郑氏也作了简要的归纳：一为关于佛经故事的，又分为严格的说经的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述的；一为关于非经文故事的，也可分为讲唱历史的或传说的故事和讲唱当代的有关西陲的“今闻”的。总之，郑振铎是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对后人的研究影响较为深远。
在郑振铎之后对变文体制进行探讨的学者是孙楷第。他在《论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中也将敦煌说唱文学分为“讲唱经文”与“变文”两类，他后来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又将“变文”分为“经变”与“俗变”，说法更为精细。
五十年代，周绍良在其《敦煌变文汇录·叙》中也从文体、句法与用韵等三方面较为细致的分析了“变文”的结构。他说变文的体制，除散文外，其中韵文，大约可分为长偈、短偈两种。短偈大抵皆七言八句，近于七律之体。长偈上章，一律七言，或间用“三、三、七”句法，或叠用“三、三、七” 句法。尤喜用复句，极反复歌咏之致。至长偈下章句法，或一律七言，或间用叠用“三、三、七”，句法亦同。唯皆用平韵，例无复句，此为不同。但亦有变体者，若《虞舜至孝变文》，通篇以六字叙述，此乃另一种新奇格局，而为另一演用之话本。
六十年代，对变文的形式和体制、分类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冯宇、程毅中和周绍良等学者。冯宇的《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 根据内容特点和艺术形式将变文分为三类：押座文、缘起和变文；按艺术表现形式，变文又可分为五类：一、散韵相间的形式（1、散韵在文中起同样的作用，两者紧密结合；2、散文起主要作用，韵文重复歌咏散文的内容，用以加强散文部分；3、散文叙述故事，韵文渲染描绘）。二、基本由散文构成，偶有小段韵文或仅以韵文收尾的；三、全无韵文的纯散文体；四、只有韵文的形式；五、白话赋体小说式的。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在研究变文的体制时，特别注意了张鷟的《游仙窟》，认为它和变文有密切关系。他说，《游仙窟》的文体很特别，在文学史上好像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它和变文不仅在体制上相似，在题材上也很相近。周绍良深感对敦煌讲唱文学如果漫无区别地都称之为“变文”是很不妥当的，所以他写了《谈唐代民间文学》，较为系统地讨论变文正名，变文的形式特征，变文与其他敦煌讲唱文学类型的分类区别等长期争论的问题。他指出，“变文”的识别特征有二：一为“×××处，×××说”的形式，正是讲唱交替的地方，也正是显示、指点图画的时候，这正是“变文”的特征所在，当然有的加以省略。二为“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的形式。现存标明“变文”的都有这两种特征之一，而其他标明“词文”、“赋”、“讲经文”、“缘”、“缘起”等题目的卷子，都没有这些字样，可见都不是“变文”。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研究，又有了一些进展。如，高国藩在《论敦煌民间变文》中就认为王重民的“变文”应分为五类：敦煌讲经文、敦煌民间变文、敦煌民间故事赋、敦煌民间话本、敦煌民间词文。在“变文的定义及其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一节里，对五类文体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还认为，其中敦煌民间变文，依流传先后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间故事变文，第二类是历史传说变文，第三类（也是最后产生的）是佛教故事变文，而押座文与缘起是佛教故事变文独特的派生物，无必要单独分类。
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则对用“变文”来称呼敦煌说唱文学是否合适进行了讨论。如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和《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敦煌变文的源流及其文体特征，认为《敦煌变文集》所收的78篇作品是一个复杂的文体组合，应严加区分变文和讲经文、话本、俗赋、词文的相异之处，充分重视敦煌写卷的原有题名：变文、变、缘起、缘、讲经文、词文、赋、话......等。这些不同的文体，张鸿勋统称为“敦煌讲唱文学”。周绍良在《敦煌变文刍议》中也认为：“研究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过去笼统视为’变文‘的东西，经过仔细认识之后，仅就形制、体裁而论，大家已经看到它有各种形式之不同，是不能只以’变文‘一词来概括的。”所以他将原来人们所说的广义的“变文”分为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话、话本、赋等。
但是，项楚在《敦煌变文选注·前言》中则认为变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变文”其实就包含若干种不同的说唱文学样式，其中就有狭义的“变文”在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使用广义的“变文”概念，界限是清楚的，也是说唱文学这类通用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传达的。所以“变文”一词还时常被作为书名沿用着。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伏俊连等。
二、敦煌变文的整理、校勘与研究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汇辑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出现一部纯粹的敦煌变文的汇集本，敦煌变文作品多散见于各种敦煌文献整理成果中，另外，关德栋先生编有《变文目》，初步列出他所考知的敦煌变文作品。
五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两部敦煌变文的汇集本，即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和向达、王重民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
前者是编者将他手头所得的抄本过录而成，初版共收变文38种，增订本增加了向未外传的《孟姜女变文》，将原来的首段残缺的《王陵变文》补全，其他的也根据完整的写本补正了许多脱误的文字，使内容更为完善。其中只收敷衍佛经神变故事的俗讲话本或押座文；类似变文的俗赋和话本小说，一概未收。每篇之前均有一段说明文字，记有出处、卷次或编者的考证意见，可资参考。另外书前有叙，对变文的体制与变文有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编者还据向达、傅芸子、关德栋三家所列敦煌变文目录，汇集为《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分列押座文、缘起、变文三组，计127种，载于书前。
后者为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人合编。他们根据王重民、王庆菽早年在伦敦、巴黎拍摄的照片或抄录本，共187部写本，逐一过录互校汇集。他们并将集中78种变文一类作品编成8卷。前3卷为23部历史故事变文，各卷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别成卷，每卷又以历史时代先后为序；四、五、六3卷为40种佛教故事变文，各卷又依类别分作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教故事；第七卷为13种押座文或其他短文；第八卷为包含变文原文原始资料的《搜神记》和《孝子传》。
《敦煌变文集》自问世以后，一直深受变文研究者的欢迎，但校勘上的错讹遗漏还有不少，于是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有徐震堮、蒋礼鸿为“变文集校记”作过“补正”或“录略”。蒋礼鸿继而写出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一部阅读敦煌变文必备的工具书。该书是归纳整理变文材料，以期窥探唐五代口语词义的一个尝试。除了变文以外，还参考了一些其他有关的敦煌文献，及唐五代人的诗、笔记和小说之类，此外也偶尔引用了一些汉魏六朝以及宋元以后的材料。附列于本条之后。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在敦煌变文的整理和校勘方面又有所进展，先后出版了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等专著。
其中周绍良等著是对《敦煌变文集》的补充，收录自1957年以后收集到的与变文有关联的作品15篇，其中新发表的9篇，补充校录的6篇。内容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收讲经文和押座文类，第二单元收和变文有关联的作品。每篇录文部分全部按原卷行、字手写，加标点，篇末有较详细的校记。书末附有俗字对照表及所录各篇的全部照片，共176幅。
项楚著共选入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佳的敦煌变文27篇，兼顾了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题材，集中体现了敦煌变文的精华，录文以《敦煌变文集》为底本，同时也吸收了《敦煌变文集》以来许多学者及作者本人的校勘成果，汇成校注，附每篇之后，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郭在贻等著则依据敦煌变文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进行了系统的校勘研究，校录出不少错误，并对其他一些变文校勘论文的缺失进行评议，由于作者对俗字、俗语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以具有鲜明的特色。
黄征等著为目前收集数量最多的一部敦煌变文校注本，该书所收变文，包括《敦煌变文集》之大部，增辑了俄罗斯、台湾、日本等地所藏变文写本，凡86种。书中充分吸收了本世纪学界的在敦煌变文校勘、注释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又不乏己见，有集大成的意味。
敦煌变文单篇作品的校勘与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敦煌变文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也进行了深入的校勘、考证和理论分析，出现了不少对单篇作品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下面将择要进行介绍。
《维摩诘经》 本世纪对敦煌本《维摩诘经》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主要有胡适的《维摩诘经唱文的作者与时代》、陈寅恪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杨雄的《〈维摩诘经讲经文〉（S .4581）补校》、郭在贻、张涌泉、黄征的《伯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等。
《降魔变文》、《破魔变文》 对敦煌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青木正儿著、汪馥泉译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傅芸子的《关于破魔变文--敦煌写本之发见》、关德栋的《降魔变押座文与目连缘起》、项楚的《〈降魔变文〉补校》、《〈破魔变文〉补校》、陈方的《〈降魔变文〉校议》、李润强的《〈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等。
《目连变文》本世纪学界对敦煌写本《目连变文》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不少专题论文，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著、汪馥泉译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著、汪馥泉译的《写在〈目连变文〉介绍之后》、郑振铎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序》、关德栋的《降魔变押座文与目连缘起》、朱恒夫的《目连变文、目连戏与唐僧取经故事关系初探》、李玫的《目连戏的两种面貌--〈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与〈劝善金科〉的比较研究》、颜廷亮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一个未见著录的节抄卷》等。
《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 关于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的论文主要有王国维的《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跋》、王重民的《敦煌本捉季布传文》、吴世昌的《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王庆菽的《季布歌考证》、冯沅君的《季布骂阵词文补校》、黄云眉、郑静远、冯沅君的《季布骂阵词文补校的讨论》、李骞的《谈谈〈季布骂阵词文〉》、赵逵夫的《〈捉季布传文〉校补》等。
《昭君变文》 专论《昭君变文》的文章主要有董康的《〈昭君变文〉跋》、容肇祖的《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的点点滴滴》、高国藩的《敦煌本昭君故事研究》等。
《董永变文》 专论《董永变文》的专题文章主要有王国维的《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跋》、王重民的《敦煌本〈董永变文〉跋》、张乘健的《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探》、刘瑞明的《论〈董永变文〉和田昆仑故事的传承关系--中印文学交融说议误》等。
《李陵变文》 专论敦煌本《李陵变文》的文章则主要有俞敏来的《〈李陵变文〉初探》、刘瑞明的《〈李陵变文〉补校》、赵逵夫的《〈李陵变文〉校补拾遗》等。
《舜子至孝变文》 专论《舜子至孝变文》的文章主要有董康的《〈舜子至孝变文〉跋》、刘守华的《试论敦煌变文舜子至孝故事的形态演变》等。
《丑女缘起变文》 专论《丑女缘起变文》的文章则主要有傅芸子的《丑女缘起与贤愚经金刚品》、关德栋的《〈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伏俊连的《敦煌本〈丑女赋〉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杨青的《〈丑女缘起〉变文及其佛经原型》等。
其他变文作品 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其他变文作品，如陈寅恪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跋》、徐调孚的《讲唱文学的远祖--〈八相变文〉及其他》、金启综的《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的起义（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任半塘的《〈双恩记〉变文简介》、杨雄的《金刚经、金刚经变及金刚经变文的比较研究》、刘瑞明的《〈唐太宗入冥记〉缺文补意与校释》、苏联学者Л·H·孟西科夫著、徐东琴译的《中国文学古文献〈莲花经变文〉》、李明伟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李正宇的《试论敦煌所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兼谈诸宫调的起源》、郭在贻的《〈欢喜国王缘〉等三种补校》、孙悦春的《〈伍子胥变文〉校释补正》、杨雄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陈兰村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文学价值》、黄武松的《〈太子成道变文〉（伯3096）疑难点校释补遗》、郑炳林的《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马国强的《敦煌变文〈双恩记〉校注商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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