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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畴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人们常提到的不外是曲子词、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几类而已。而且，二十世纪的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下面仅对近百年来人们在敦煌变文、敦煌诗歌、敦煌赋、敦煌讲唱文学以及王梵志诗歌等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介绍。
二十年代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敦煌文学研究的肇始期。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学研究是从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开始的。该文虽然论述不太深入，但是由于作者超凡的识见和精辟的考证，同时又是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一篇力作，所以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独具开创之功，影响十分深远。
稍后不久，罗振玉辑印的《敦煌零拾》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不失为敦煌学史上第一部专科文学类的文集。该书共收七类十三种敦煌写本，或抄自伯希和所寄影本、或转录自日本狩野直喜所抄斯坦因本，还有录自中村不折所藏原卷，内容为《秦妇吟》、《云谣集》、《季布歌》、曲子词、《搜神记》等各类文学作品。每类后所附罗氏跋语，颇见校勘之功。
翌年面世的刘复辑印的《敦煌掇琐》，也是类似的著作。该书收集了作者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中录出的104种敦煌写本，其中上辑为有关民间文学的写本，有俗赋、变文、诗歌、曲子词、舞谱等，为后来的敦煌文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且在敦煌文学分类上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929年，郑振铎撰写的《敦煌的俗文学》，则是一篇具有深邃思想和丰富内容的重要论文。该文极力推崇敦煌俗文学的重要价值，对敦煌俗文学进行了探源和分类，推测了俗文学的作者，将《目连变文》进行纵横比较，阐发“俗文”与“变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像他这样大力推崇和系统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故而启示着后来敦煌文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在敦煌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和理论价值。
同时，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进行论述的学者还有胡适。他的有关论述主要体现在《白话文学史》（上卷）的《自序》、《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和《唐朝的白话诗》等部分，他也十分强调敦煌俗文学的重要性，首次考订出王梵志诗的卷本，推断出王梵志大致的生卒年代，为王梵志诗研究开了先河。
1929年10月，向达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上发表的《论唐代佛曲》，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研究敦煌文学的文章。其写作目的主要是：“一方面钩稽唐代佛曲，考其来源；一方面申论佛曲与俗文变文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以正罗氏之失。”而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也正在于此。
三四十年代 这是敦煌文学研究的勃兴期。在前一时期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本世纪敦煌文学研究涌现出一批质量高、规模大、影响深远的论著。而且它们在选题的独创和考论的精深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一时期的同类成果，使得敦煌文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个时期在敦煌文学研究领域较有建树的学者主要有王重民、向达、孙楷第和郑振铎等。
王重民早在１９２５年在上大学期间，即以“勤工俭学”身份参加编纂《国学论文索引》，开始接触有关敦煌学的材料。１９３４年夏，他又奉派去法国与英国工作，直至１９３９年欧战开始后撤离。这五年多时间，大量地接触了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去的遗书材料，所得甚丰，从材料搜集等方面奠定了以后研究的基础。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王重民个人，即便对于国际和我国敦煌学界来说，都可说是一个高潮时期，黄金时代。在这段时期里，王重民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编成了《伯希和劫经录》的初稿。在这段时期里，王重民还注意向国内迅速传布信息。从１９３５年起，他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金陵学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几十次地公布了新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创见的代表作如：一、《金山国坠事拾零》。这是系统地研究“金山国”历史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以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阅读的第一篇文章。二、《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地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名作。三、王先生在伯３７４７号卷子中，发现了《众经别录》的残本。后来在《敦煌古籍叙录》和为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新版所作的《后记》中披露出来。此卷首尾残缺，无书名，残存八十部佛经的著录内容。经王先生据书内类目名称考出，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现存第二部最古目录。王先生的这一发现，在目录学和佛教经录研究史上贡献很大。更重要的是，王重民在英法期间的研究为他后来诸多敦煌学代表著作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向达在三十年代初曾经受命赴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他在那里亲眼见到许多敦煌写本。回国以后，他发表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部分敦煌俗文学卷子的情况。文章在著录了40卷左右的卷子后，还将之分类作了评介，最后总结了敦煌俗文学对中国俗文学的贡献：一是在题材上，“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第二，是“活的语言”的仓库，使得日后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唐代俗讲考》是向达在这一时期又一篇重要论文。该文初稿曾刊于1934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16期上，其后不断补充修订，于1944年发表于《文史杂志》第3卷第9、10合期上，1950年又载于《国文季刊》第3卷第4号上。该文主要探讨了唐代俗讲的名称、来源和演变，考证出俗讲与唱导异名而同实，钩稽出俗讲的真实仪式，论证了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摸索了俗讲文学的来源与演变的规律。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而且，他还能将佛经、古代一般文学与敦煌文学融会贯通，进行综合交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后人也有较大的启示。
几乎与向达同时，孙楷第也对“俗讲”和“变文”进行了缜密的研究。他在三十年代接连发表了《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等论文。其《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主要论述了唐代俗讲中的“讲唱经文”一体，考证严密，规模宏大。文中关于讲唱的程式（轨范）和职掌的探讨，发前人所未发；关于俗讲程式的内部诸种关系的研究，亦独到精辟；关于俗讲仪式中某些术语的诠释考定，也都十分精要，至今仍为学界所首肯。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于193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下卷辟出两个专章――《唐代的民间歌赋》（第五章）和《变文》（第六章），对敦煌文学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论述，这比胡适《白话文学史》中蜻蜓点水似地涉及俗文学，不仅材料要丰富得多，而且论述态度和观点也要热忱和鲜明得多。其中，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对敦煌诗歌、歌辞类的作品进行评述，时见精义；第六章《变文》更以“宣言”式的口吻，高高标举出敦煌发现变文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巨大意义，而且作者认为，学界过去种种有关“变文”的称谓如“佛曲”、“俗文”和“唱文”、“讲唱文”等等，都不够准确、不太全面，只有用“变文”称之才最为恰当。作者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变文”定义、来源、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的独到看法。
三四十年代对敦煌文学进行专门探讨的学者除了上述三位，还有傅芸子、容肇祖、陈志良、张寿林、吴世昌、刘修业等。他们或辑佚，或考证，或探源、或辨析，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外，此一时期敦煌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从前期的各人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发展到互相讨论，学术争鸣气氛较浓。人们在四十年代曾对俗讲、变文的仪式，“俗讲”、“变”、“变文”、“变相”的来源，变文的体制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促进了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
五六十年代 这是敦煌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期。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成果积累，又由于四十年代的诸多问题的热烈讨论，再加上国家对敦煌学的重视和学界的同心协力，使得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敦煌文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量成批的敦煌文学整理与研究专集、专著相继问世。由于此一时期全国敦煌学者们通力协作，推出了不少集成化的成果。如在敦煌变文的整理和汇辑方面，就有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和王重民、王庆菽发起，由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众多学者参加编集的《敦煌变文集》。其中后者由于编校力量雄厚，质量较高，被公认为变文辑本中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一部。在敦煌歌辞的整理和结集方面，同样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等集成式的著作。在敦煌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则出现了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专门研究敦煌俗文学语言字义的专书。由于该书学术价值较高，所以一版再版，成为人们阅读和研究敦煌变文必备的工具书，至今仍是敦煌变文语言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第二，学界对变文的多方面的探讨都有较大的进展，在变文来源问题上，人们除了为“外来说”和“本土说”继续寻找论据，作进一步的讨论，还不断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如王庆菽在《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中提出“变文”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说，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则认为“变文”和“变相”有关，“变”就是“变化”的意思，别无深意，杨公骥《变相、变、变文考论》也认为，所谓“变文”，乃是“变”（ 壁画、画卷）的解说文，是结合着“变”（壁画、画卷）上的故事情节来讲唱的，这是对我国传统的“图、传、赞”样式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开拓了敦煌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打通了敦煌文学研究与其他敦煌学研究领域。如李骞的《唐话本初探》就是一篇从新的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的重要论文。他将“变文”一律看作“唐话本”，从特征、渊源、流变到艺术成就，作用和影响诸方面进行全面探讨，自成一家。而金维诺的《〈祗园记图〉与变文》则将“变文”（ 敦煌文学）与“变相”（敦煌美术）进行交叉研究，开了将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作综合、立体探讨的先河，在整个敦煌学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八九十年代 在文革之后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敦煌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兴盛。
首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规模更大、搜罗更全的敦煌文学作品的汇辑本，如敦煌歌辞方面的著作有任二北的《敦煌歌辞总集》、任半塘、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敦煌变文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周绍良的《敦煌变文集补编》、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等。敦煌赋和敦煌愿文方面的则有：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黄征、吴伟的《敦煌愿文集》、张锡厚的《敦煌赋汇》等；敦煌诗歌整理方面则有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高嵩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汪泛舟的《敦煌僧诗校辑》等；王梵志诗歌整理方面的著作则有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等。
其次，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明确提出 “敦煌文学”这个概念，人们对敦煌文学研究范围和内涵的认识逐步明确和加深，并将敦煌文学研究与敦煌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区别开来。近二十年来学界先后出版了好几部敦煌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如张锡厚的《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等。其中，张锡厚著对70年来我国敦煌文学的研究作了精要的总结，他将敦煌文学分为敦煌歌辞、敦煌诗歌、敦煌变文、敦煌话本小说、敦煌俗赋词文和其他文体几部分，代表了学界对敦煌文学的传统看法。颜廷亮主编的两部著作则充分吸收了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一文中的观点，打破了数十年来对敦煌文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把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作品和非俗文学作品均归入敦煌文学，从而大大扩展了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书中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分类、作者队伍、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和历史贡献等重要问题，也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结论。
八十年代以后，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还体现在学术研究结构、敦煌文学研究专业刊物的纷纷涌现，和国内学术活动的频繁、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等方面。1982年7、8月间，在甘肃兰州和敦煌两地举行敦煌文学座谈会，这是开始敦煌学研究以来，国内敦煌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首次盛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把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是年9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主办的《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后于1985年1月易名《敦煌语言文学通讯》）创刊，这标志着我国有了一个专门刊载敦煌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1983年8月15日至22日，酝酿已久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隆重举行。语言文学小组近30名代表，还进行了小组活动。会上，语言文学小组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为了促进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有必要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会，并在兰州建立中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4年10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在杭州宣告成立，会址分设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和甘肃省兰州市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这标志着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以后，会名改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到1996年为止，学会在杭州、乌鲁木齐、酒泉、天水、北京、兰州、银川、成都等地共举行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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