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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学界对刘禹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相当多的成果，本文下面从生平、思想、诗歌创作、文学思想、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生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只有子葵的《刘禹锡》对刘禹锡的生平作了系年。六十年代，敬堂和卞孝萱都对刘禹锡的生平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证，前者有《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和《刘禹锡年谱（简编）》，后者有《刘禹锡年谱》一书。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刘禹锡生平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除了卞孝萱仍在继续探讨刘禹锡的生平，出版了《刘禹锡丛考》、《刘禹锡评传》；董乃斌、吴汝煜、郭广伟、吴在庆等人也对刘禹锡的生平事迹作了一定的考证。
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本世纪的刘禹锡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籍贯和生地 对于刘禹锡的籍贯和生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子葵的《刘禹锡》一文沿袭旧说，认为刘禹锡系彭城人。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则否定了“彭城说”，认为彭城是其郡望，禹锡生于苏州。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及其《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刘禹锡年谱（增订本）》等都认为刘禹锡应系“洛阳人”，旧史书说“彭城人”是错误的，而且刘禹锡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省）。郭广伟的《刘禹锡生地考辨》不赞成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关于刘禹锡生于嘉兴的说法，力图证明刘生于甬桥。他的主要证据是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的一段话：父绪“后为淮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甬桥”。卞孝萱后来又撰《〈刘禹锡生地考辨〉质疑》进行反驳，卞文指出，这段话不能作为刘禹锡生于甬桥的证据，一、四种重要的刘集版本只有日本崇艺馆本作“淮西”，影宋绍兴本、结一庐本及《全唐文》均作“浙西”为宜。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李希烈、吴少诚均未兼领盐铁使，不可能表荐刘绪为副使。三、甬桥属淮西仅上元二年极短时间。王纬为诸道盐铁使，总管全国盐铁事宜，故有权在甬桥设“务”，且刘绪主务甬桥是在晚年，且时刘禹锡已登进士第，故郭文的驳论不能成立。
世系 对于刘禹锡的世系，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指出：《元和姓纂》与其刘禹锡《自传》有三点不符：（一）刘禹锡为中山王后，非长沙定王后；（二）刘禹锡祖先七代以前似久居北部，非世居吉州；（三）自传又云“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与行昌之官之名均异。敬堂《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在述及刘禹锡先世的时候也同意岑仲勉的说法。
但是，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刘禹锡年谱（增订本）》以及《刘禹锡丛考》都认为，刘禹锡出于匈奴，是匈奴族后裔，他虽然在《自传》中曾冒充汉中山靖王之后，但他又说“七代祖亮”，但此“刘亮”，不是《周书》卷十七、《北史》卷六十五之西魏刘亮，也是胡姓，所以刘禹锡也承认自己是胡姓。卞孝萱以上诸文都对刘禹锡的父祖和兄弟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另外，卞孝萱的《从〈寄湖南幕中亲故〉诗探索刘禹锡的母系――兼评刘、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错误》和《刘禹锡丛考》还对刘禹锡的母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并从中看出刘禹锡与裴度的关系。
郭广伟在《刘禹锡氏族考辨》中，否定了卞孝萱认为刘禹锡“实系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一说法，文章认为刘诗《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中的刘尚书刘公济乃河间人，非匈奴族，即使假定刘济为匈奴族，也不能象卞文据刘称公济为从叔，就“说明他们同出一源”，“认为刘禹锡必然也’确系匈奴族‘”。郭文还指出给刘禹锡祖先刘亮赐姓者不是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另外，郭广伟还撰有《刘禹锡“亲故”考辨》一文，该文仍然是针对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提出商榷的，如卞孝萱云：“德舆在南方，故能识刘禹锡父子。”郭文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德舆在北方，故能识禹锡父子‘，有何不可？”其所诘难，大率如此。
年龄 由于学界对刘禹锡的卒年存在着分歧，所以刘禹锡的享年也就出现七十一岁、七十二岁两种说法了。子葵的《刘禹锡》认为刘禹锡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死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享年七十二岁。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则援引白居易的《感旧诗》以证《旧唐书》所说白居易享年七十一岁不误。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也认为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享年七十一岁。
生平行事研究 子葵的《刘禹锡》是本世纪第一篇较系统、全面地对刘禹锡生平重要行事进行编年考订的文章。此后，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则对正史、笔记中记载的缺漏者为之补充，错误者予以纠正，其所发明处，多达二十九大条。同时面世的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的考证，比之前两部著作又更加细致，且亦多新见。八十年代吴在庆发表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在充分肯定卞著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又对卞著中的某些考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刘禹锡事迹辨误”有五条。
交游 刘禹锡一生交游广泛，且与当时各政治集团关系复杂，所以本世纪学界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就曾辨析了史籍所说的“刘柳排挤韩愈”事，认为此事并非事实；还重新审视了刘禹锡与武元衡集团之间斗争的实质；谓刘禹锡未与李冶游，等等。卞孝萱除了先后发表了《谈刘禹锡与元稹、崔群、崔玄亮的“深分”――兼评刘、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错误》、《刘禹锡与令狐楚》、《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等有关刘禹锡交游的系列论文，还在其专著《刘禹锡丛考》中对刘禹锡一生中的交游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考订，考证出与刘禹锡交游的人物数百名。瞿蜕园笺证的《刘禹锡集笺证》一书的附录中也有《刘禹锡交游录》，共考证出与刘禹锡交游过的人物有五十五名。另外，董乃斌的《唐人看甘露之变》是对前引卞著《刘禹锡与令狐楚》一文的商榷，高志忠的《刘、白“初逢”之年考辨》认为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初逢”之年，是贞元七（或八）年在符离时，不是在宝历二年冬。
二、思想研究
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都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哲学思想 本世纪上半叶，专论刘禹锡哲学思想的论文并不多。子葵的《刘禹锡》从政治、伦理、教育、人生观四个方面探讨了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禹锡之天人交相胜论，不偏不颇，不激不滞，唯心唯物，互相平衡，诚中庸之大道也。”又指出：“唐代思想，凝塞固滞；如韩柳等儒家，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锡之思想则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刻，因而屡被贬斥。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间有如王维，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
五十年代以后，哲学界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刘禹锡。如赵纪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研究》就颇具代表性。该文从中国无神论史的角度对刘禹锡的思想进行了评述，认为刘柳在中国无神论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及其特点。
七十年代中前期，由于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论述刘禹锡法家思想的文章，就连文学界也有一些从“评法批儒”角度出发探讨刘禹锡文学作品中法家思想的论文。如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就认为“他的一部分政治诗，表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立场”，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刘禹锡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法家思想，强调了其“斗争精神”和“批判精神”。苏者聪的《论刘禹锡诗歌中的法家思想》则认为，刘禹锡诗歌中的法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第二，重视农业，抑制商贾；歌颂法家，揭露儒家。萧涤非的《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也用“评法批儒”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刘禹锡及其诗歌作品，并从五个方面论证其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法家诗人，但也有局限性。
文革以后，学界对刘禹锡哲学思想的研究又重新走上了比较客观、科学的道路，研究的角度也更多，论述也更深。和哲学界比较注意刘禹锡在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太一样，文学界则多研究刘禹锡与宗教的关系。如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探讨了佛教对刘诗的影响，文章认为，刘禹锡宣扬佛教思想的诗作，内容多瑕疵，这一点不能讳言，但佛教思想始终没有成为诗人思想的主导方面。在艺术上，刘禹锡谈禅语佛的诗多堆砌佛家语，显得枯燥无味，而他的诗论则颇受益于禅学。杨鸿雁的《刘禹锡与佛教》认为，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过融洽的师生关系；从主观上看，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刘禹锡与佛教是相融的；他的人生观受佛教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从诗禅相通的观点出发，他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表示认同；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有目的地容忍了佛教的欺骗性。但是，刘禹锡与佛教又是冰炭不容的，体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孙琴安的《刘禹锡诗中所涉及的道教》则探讨了刘禹锡与道教的关系，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兆华的《试论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和刘朝谦的《人生乐园与自然之美――刘禹锡自然美论兼议》两文。吴文指出，以往人们研究刘禹锡，多注意他在哲学方面的《天论》，文学方面的诗文，极少关注他的医学思想。因此作者以刘禹锡的《鉴药》等篇为例，从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刘文则较系统地探讨了刘禹锡的自然美思想。文章认为，刘禹锡以美的物色为生命的寄托，又表现为以下几点：一、以清静幽寂的自然境界净化心灵，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享受生命自由真朴的快乐，宣泄被贬僻居的冷漠寂寞情怀；二、以奇异古特的山水胜处张扬刘禹锡的自我个性，倾诉他知音南寻的心声；三、以山水的崇高美写出他伟大人格追求，返观宇宙本体与本真生命的廖廓苍茫，自由缥渺。文章还探讨了刘禹锡对自然美的经验认识：首先，他认为“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其次，刘禹锡已经知悟到对自然的审美观照，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文章最后总结说：“宾客对自然美从本质到主、客心物关系，观照过程和观照特征等都有许多精湛独到的经验感受，事实上极大地深化了魏晋以来人们的自然美学认识。”
文学思想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刘禹锡文学思想的论文，较具代表性的有：刘国盈的《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孙琴安的《刘禹锡的诗歌理论》、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初探》、陈绪万的《刘禹锡文学观初探》、王运熙的《刘禹锡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刘国盈文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刘禹锡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刘禹锡所说的“思有所寓”，表明了刘禹锡的写作态度是以内容为主的，而且他也认识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学和作者思想感情的关系。通过对刘禹锡有关文艺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刘禹锡认为，能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完美形式的好作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加强作者的主观上的修养，二、加强学习；三、注意吸收别人的长处；四、努力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五、在学习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文章也指出，当然，其中也有糟粕的成分，例如，他相信天才，还强调地理的决定作用。萧瑞锋文将刘禹锡提出的“坐驰可以役万景”、“境生于象外”等论诗名言综合起来考察，阐述了刘禹锡在艺术构思、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见解，使原来极为零碎的材料较为系统化了。王运熙文也指出，刘禹锡认为作诗必须以意为主，重视意境；他的《竹枝词序》表明了他重视民歌新曲的创新精神；刘禹锡认为僧人能心地虚静，修炼入定，摒除世俗欲念，因而能体察万景，创造出优美的诗境，这是禅学对刘禹锡诗论的影响；另外，刘禹锡还有一些评论古文的言论。
三、文学成就研究
刘禹锡的诗歌作品不但内容充实而且艺术精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关注和好评，近一百年来，人们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之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特色和渊源 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和唐诗论著虽然也涉及到刘禹锡的诗文创作，但所论简略。本世纪上半叶唯子葵《刘禹锡》中对刘禹锡散文和诗词的看法较有独见，如“其所作诸赋......，开赋体之先河。豪宕浩博，意味深长，风骨苍劲，清疏雅秀，不亚于欧阳永叔之《秋声》，苏子瞻之《赤壁》，李泰伯之《长江》，及黄鲁直之《江西道院》也。”又如：“禹锡之诗，冲淡温雅，秀丽疎朗，其研练字句，亦力求工秀。”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加强了对刘禹锡诗歌的分析，而且所论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远为深入、细致。如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一改过去文学史多只强调刘禹锡民歌体作品艺术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民歌体等四个门类的诗歌作品，最后认为，“刘禹锡的诗，律诗、绝句比古诗成就高，仿效民歌的乐府小章尤为著名。”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刘禹锡专列一节，以示对刘禹锡的重视，而且该书对其民歌体诗歌的分析更加细致，说“这些诗的特点是保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能大胆吐露内心的情感，借助于比兴手法或双关语，使人感到真挚而又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细腻、华美一些。”而且，“刘禹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体诗尤其韵调优美，好诗很多”，其风格是“雄浑爽朗，节奏也比较和谐响亮”。
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渊源探讨的更细了。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韩望愈的《论刘禹锡和他的文学创作》、韩望愈的《谈刘禹锡政治诗的思想艺术特色》、陈友琴的《略谈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吴汝煜的《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吴汝煜的《刘禹锡――中唐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吴汝煜的《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渊源》、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萧瑞锋《论刘禹锡的艺术追求》、萧瑞锋《刘禹锡诗歌创作道路之我见》、尚永亮《雄直劲健――刘禹锡贬谪诗文的风格主调》、何念龙《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等。
其中，韩望愈《论刘禹锡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文虽然还带有“评法批儒”的痕迹，但对刘禹锡诗文的艺术特色也有一定的分析，如他认为刘禹锡“所写下的大量政治诗文，善于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加以艺术的升华和概括，投向自己的政敌”，“刘禹锡的诗歌还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认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取境美，“刘禹锡所造之境，往往寓明丽于高远之中，绚烂华赡而不失之繁缛，趣远情深而又鲜明如画。”二、含蓄美，“他的诗歌不事铺述而讲究’片言明百意‘，不主浅露而强调’境生于象外‘。”三、音乐美，“他的《竹枝词》九首，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大体上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与拗怒递用，又大量采用谐声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因此表现出含思婉转的韵味。” 吴汝煜《刘禹锡》在论列了刘禹锡、李贺诗歌的相近处后，指出其风格之相异点：“刘诗的语言注重来历，善于融合典故和驾驭词采，显得沉著、流丽、精确；李诗务去陈言，只字片语必新必奇，显得幽奥诘屈、生涩。刘诗含思婉转，民歌气息很浓；李诗的音调凄艳悲恻，伤感低沉的情调很重。刘诗造境明丽清远，风神俊爽，李诗则诡异谲怪，虚慌诞幻。”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渊源》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刘禹锡诗歌的渊源，文章最后认为：“他以杜甫为榜样，学慎始习，祖风宗骚，做到入门不失其正，故能恢宏气度，骨力豪劲；在《国风》、《九歌》的启发下，他比任何一位唐代诗人都更加重视从民歌中吸取艺术营养以丰富自己的才情；并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出发，远绍近取，转益多师，在创作方法、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技巧等方面广泛地向前辈作家学习，终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萧瑞锋《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一文则从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四个方面论证了刘诗“豪健雄奇”的风格特征，其中一些论述颇为独到，如他说刘诗善于“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又如他说“刘诗惯于以’莫‘字总领全句或全篇，用否定的语气来披示坚定的信念”，“使全句乃至全篇的语势如行云流水，语音如金声玉振”。以此来论证刘诗语言的刚健爽朗的风格，应该说是较为细致、准确的。萧瑞锋《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认为，胡震亨对刘诗的评语“骨力豪劲”，道出了刘诗的个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不畏“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刘禹锡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七十年代以前，人们对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有所认识，但是不太深刻、明确。
孙琴安的《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是较早论述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地位的论文，文章从诗歌内容和艺术成就两方面着眼，“从刘禹锡现存800首左右的诗歌来看，在社会题材的广度和当时人民痛苦的反映上，虽然不及他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但是，就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战斗作用来讲，却并不在白居易之下，更在一般诗人之上。”“同样，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他也显示出了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说来，刘禹锡的诗都比较明快，很少晦涩，无论是古诗、乐府、近体都有这个特点。而近体则写得更含蓄精炼。特别是他被贬期间，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所写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涛沙词》、《纥那曲》、《踏歌词》等，更是新鲜活泼、格调明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文章最后认为，“用我们今天的评诗标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统一，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看，那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当在王孟、韩孟诸家之上。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李商隐、杜牧是晚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那么中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刘禹锡和白居易，他们两个人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中唐时期的诗歌成就，这就是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吴汝煜《中唐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刘禹锡》则把刘禹锡放在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李贺等中唐著名诗人中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刘“走出一条与韩愈不同的创作路子”，“刘、白并称，实不相肖”，强调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几部《刘禹锡集·前言》中也有关于刘禹锡在诗歌史、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刘禹锡集笺证·出版说明》中就认为，“刘禹锡诗上承大历而予以新变，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词采丰美而笔致流利，特别是其中的豪健之气，矫拔之致，读来别有一种深长的韵味，在当时就赢得白居易’诗豪‘之赞。在诗史上与乐天并称刘白，其实刘诗拔戟自成一队，对后来温李诗派，有多方面的影响。”文章又认为，刘禹锡文章的成就“也可列入屈指可数的大家之内。......他的许多作品，往往具有想象丰富、说理透辟、比喻精巧、征引贴切、论证严密而气机畅达的特点。......在唐代古文史上，刘文能在韩、柳、白外别树一帜。”又如卞孝萱、吴汝煜在《刘禹锡集·前言》也认为“刘禹锡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李商隐、温庭筠、杜牧、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徐文长、袁中郎、唐寅、郑燮等都曾经从刘禹锡诗中吸取过营养。特别是刘禹锡的《竹枝词》，至近代仍制作不衰。”文章最后还说：“刘禹锡是一位富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在思想上是积极向上的，在艺术上是独辟蹊径的。”
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刘禹锡对后世作家之影响，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与晚唐诗人》、卞孝萱的《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吴汝煜的《刘禹锡对苏轼的影响》、吴汝煜的《谈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卞孝萱的《刘禹锡与苏轼》等。
值得一提的是，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论述刘禹锡诗的的地位及其影响也颇具新意，如他认为，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地位虽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较之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却是“未遑多让”的，而奠定他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当然只能是他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诗歌成就，只能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其成就和贡献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二、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三、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在探讨刘禹锡诗的影响时，萧瑞锋不但梳理了刘禹锡诗歌对中唐及以后中国历代诗人的影响，还将视野拓展到域外，从横向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刘禹锡诗对东瀛日本的影响，认为刘禹锡诗为日本的汉诗作者提供模拟的蓝本，从而最终肯定刘禹锡为“影响久远的一代’诗豪‘”。
刘禹锡民歌体诗研究 民歌体诗歌是刘禹锡诗歌作品中最为独特、最引人注目的创作成果，故也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除了前文所引述的专著、论文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述，七十年代以后，还有相当多的论文是专门研究刘禹锡民歌体诗歌的。较具代表性的有：陈祝义《学习民歌 革新诗体――读刘禹锡民歌体诗有感》、李申《刘禹锡与民歌》、陈思和的《试论刘禹锡的〈竹枝词〉》、蔡起福的《凄凉苦竹枝》、方心棣的《刘禹锡民歌体诗歌艺术初探》、邓小军的《刘禹锡的〈竹枝词〉、〈踏歌词〉研究》、萧瑞锋《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等。
其中陈祝义文认为，丰富的民间歌谣给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首先表现在敢于冲破旧诗格律的限制，标新立异，别创新格；口语入诗，是刘禹锡学习民歌，革新诗体的又一特色。另外，刘禹锡吸取了民歌“比兴”的长处，有时“托物取喻”，有时“借物发端”，有时也借助谐音、双关语。而且，“刘禹锡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地民歌新鲜活泼，爽朗明快，节奏明亮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李申文除了探讨了刘禹锡与民歌之间的关系，还对封建社会的诗评家贬抑刘禹锡学习民歌的行为表示不满。陈思和文则专论刘禹锡的《竹枝词》，称赞刘禹锡“第一个在作品中唱巴人之声，用巴人之语，咏巴人之事，在古典诗歌向民歌学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蔡起福文则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为主初步探讨了《竹枝词》的起源、内容、形式、影响，认为“’竹枝歌‘虽不是刘禹锡创，’竹枝‘两字入文人诗词，也不是从刘禹锡始，但采录改造竹枝之声辞，使之成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种诗体，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方心棣文对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的探讨更细致一些，文章认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既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华美；既有鲜明的地方情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是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文章还指出，刘禹锡民歌体诗具有以下特色：含蓄婉转、富有情韵；烘托与渲染；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神妙”之句；还很注意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悠扬婉转的情调。邓小军文则将《竹枝词》和《踏歌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竹枝》、《踏歌》在内容上的共同之点，是表现夔州地方特殊的民俗风土；其题材都是夔州之春，民间赛歌；主题为爱情，兼及客愁。在艺术上，两词都是民歌特色与诗人特色的一体化。其区别：《竹枝》的基本特征是民歌本位，而融入诗人特色；《踏歌》的基本特征是诗人本位，而融入民歌特色。文章又从抒情主人公形象、意象结构、情意结构、手法和风格等角度论述两词的基本特征：一、角色化之民歌与诗人之踏歌；二、意象结构的递进性；三、情意结构的多层性；四、电影式的艺术手法；五、巴歈融入唐音的风格。萧瑞锋文将刘禹锡的民歌乐府体诗的总体风貌概括为四个特征：一、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二、人情美与物态美的交汇；三、诗意与哲理的渗透；四雅声与俚歌的并存。并对这四个特征展开了具体深入的论证，提出了比较精辟的见解。
刘禹锡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的各种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从题材方面对刘禹锡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谈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诗》、萧瑞锋的《论刘禹锡的讽刺诗》、袁宗一的《论刘禹锡的咏史诗》、肖文苑的《刘禹锡的咏史诗》等。其中吴汝煜文对比了刘、白晚年酬唱之作，认为这些诗中，“白居易远出世情，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明哲保身，怡然自乐。刘禹锡则不能忘怀世情，通常是酒入愁肠，难消孤愤。”这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待分司闲官的态度，白是“知足常乐”，而刘则“出于无奈”，为“一再遭到挫折感到苦闷”。二、两人在对待老境的态度上虽然都“嗟叹老境的凄凉和可悲”，但白“失去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而刘 “对生活很热爱”，“激励老年人消除暮气，振作精神。”三、在烧丹和宗教信仰上，刘某些诗“闪耀着卓越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这是白所不及的。萧瑞锋文认为刘禹锡的讽刺诗，以其寓犀利于婉曲、化冷峻为幽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袁宗一文和肖文苑文都探讨了刘禹锡咏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肖文是从鉴赏的角度谈的，重点是谈艺术；袁文是从内容方面谈的，重点在于剖析刘禹锡咏史诗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两文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刘禹锡的咏史诗的诗情与哲理相结合这一重要特色。另外，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一书也分别探讨了刘禹锡的抒情诗、咏史诗。他认为，刘的抒情诗具有“风力遒劲”、“风义高伟”、“风神隽秀”等三个特征。刘的咏史诗内容上有四个特征：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慕前哲之高风，抒不屈之气节；赞先贤之伟业，言济世之雄心。形式上也有四个特征：气力雄健，气该今古；因意遣词，即小见大；即景骋情，妙造自然；章法多变，摇曳生姿。
从声律和体式方面研究刘禹锡诗歌的论文则主要有：师为公的《刘禹锡诗歌用韵考》、宋心昌的《论刘禹锡的古体诗》、宋心昌的《刘禹锡七绝论评》等。其中宋心昌前文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可分为五古和七古两大类。其五古主要学阮籍《咏怀》组诗，又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长篇五古为苏轼所效法。其七古成就较五古高，以学杜为主。作品中除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外，还擅长刻画各种舞物态，有的自寓身世之感。七古中的讽刺诗用笔灵活，善于变化。杂言在七古中也很有特色。文章最后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在中唐诗坛上虽然谈不上开宗立派，但由于笔力劲健，语意超迈，因此仍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宋心昌后文论述了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四个贡献：一、刘是第一个将怀古咏史纳入七绝中的诗人，他首开这方面的风气；扩大了七绝的题材；二、刘敢于在七绝中直接抒写男女恋情；三、刘的七绝“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有水到渠成”之妙；四、刘仿效民歌《竹枝词》等，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与前人的七绝大不相同。
刘禹锡诗歌作品考辨 高志忠的《刘禹锡诗文系年》是一部对刘禹锡诗文进行系年考证的专门著作，该书将刘禹锡创作活动分为三期：永贞前（公元805年）为一期，元和初（公元806年）至宝历末（公元826年）为第二期，大和（公元827 年）后为第三期。全书每系年一诗一文，皆胪列内证、外证、旁证，结论较为信实。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诗歌作品的问题进行了考辨，如卞孝萱的《〈刘禹锡集〉中疑难问题初探》、毛西旁的《刘禹锡诗注释中的一些年代错误》、戴传志的《刘禹锡朗州诗文考辨――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刘禹锡诗甄辨·续补》、陈建中《刘禹锡竹枝词写作地点考辨》、杨罗生《刘禹锡三首洞庭诗作系年考》等。另外，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旧籍中关于禹锡诗文的几个记载，作了一些补正，共涉及八个问题；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中也对刘禹锡大部分诗文作品进行了系年；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一文，则对卞著中的诗文系年之误进行了辨正，共论及刘禹锡诗文十七篇；吴在庆文还对前人都未系年的刘禹锡的诗歌作品共十四首进行系年考补。
刘禹锡的散文成就 专门对刘禹锡散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多，如吴汝煜的《论刘禹锡的散文》、戴传志的《略谈刘禹锡朗州散文》等。吴文主要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渊源与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刘禹锡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不比韩愈晚。他是与韩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提倡古文运动的道路上来的。刘禹锡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具有因小见大、巧丽渊博、富于卓识等特色。其他各体散文也多佳作。其文主要渊源于刘向与班固，而对宋代王安石、苏轼及明代刘基均产生过重要影响。戴传志文指出刘禹锡在朗州时期的散文“善用对话的形式来摹绘人物的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并通过典型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凝炼、清丽、词采优美，蕴含隽永”。所论大致符合刘禹锡朗州散文的具体情况，但文中举《陋室铭》为例似欠妥。
四、作品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刘禹锡作品的整理和版本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成果有唐兰的《刘宾客嘉话录校辑与辨伪》、屈守元的《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关于〈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一文的补正》、《记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刘禹锡诗文集》、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续补》（一）（二）等。
本世纪新整理出版的《刘禹锡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该书是为了适应当时“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需要而整理的新校本，系以清朱澂《结一庐賸余丛书》中的《刘宾客文集》作底本，参照影印宋绍兴本及《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等选本，进行校理出版的，然无校记。
二、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本书亦以《结一庐丛书》本为底本，以校两宋本，参以《全唐文》、《全唐诗》及《文苑英华》以下各选本，辑为校记。其笺证，或述作品之篇章结构、大旨，得诗人之用心；或释字词、典故，征引弘富，为深入研究刘禹锡及其文学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三、《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版。该书以民国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本为工作底本，以“董本”、“宋残本”、“明本”、“赵本”、“朱本”等五种版本为主要校本，还参校了其他二十种本子，有校记。
四、蒋维崧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该书的特色是对刘禹锡的大部分诗文作了编年，且按作年之先后编排作品。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选本，如吴钢、张天池选注的《刘禹锡诗文选注》、吴汝煜选注的《刘禹锡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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