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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时期诗歌的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加上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故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一百年来更产生了一批确有开拓的研究成果，使得大历诗歌研究整体上前进了一大步。
一、大历诗风及十才子诗歌综论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大历诗歌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综论等著作中，而且大多比较肤浅、简括。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论述大历诗人时只探讨了元结及其《箧中集》中诸诗人和顾况的诗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将大历、元和诗人放在一起论述，但较之胡适要细致和深入一些，他谓元结与后来的韩愈等人同属于“矫古的诗人”，将韦应物与后来的柳宗元、刘长卿、秦系等人划到一派，称之为“后期的田园诗人”，然后论述了“大历十才子的台阁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大历时期诗歌成就的评价似乎又稍高些，他说：“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的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则探讨得更细、更深，如她将大历诗人的作品分为三派：一派是与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如元结、顾况；一派是表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派，以韦应物为代表；一派以研练字句，工秀幽隽，借五七言律绝称长的小诗派，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她对大历诗人的总的看法是：“大历诗人不为不多，不过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转清扬纤绵秀丽如春鸟秋虫，幽花野草，令人可爱，但只能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
本世纪上半叶对大历诗人研究得最深入细致的，要数闻一多。他从纯文学的立场高度肯定了大历十才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大历十才子是唐代最享盛名的一批诗人”，并认为“他们的诗是齐梁风格而经张说所提倡改进过的，虽时髦而无俗气，境界趣味完全继承了张说这一派”，“从时间来说，盛唐中唐之相接也依此为联系，并远承谢康乐的传统不断，十才子的地位和价值也由此可见。”他进而指出，“十才子的诗有两大特点：（一）写的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二）写的伤感，使人读了真要下同情之泪，像读后来李后主的词一样。”而且探讨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末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虽然也多述及大历诗人，但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浮泛，且对十才子的评价也不太高。
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中唐大历前后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过渡状况”，而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半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仅钱起、卢纶的一些小诗艺术上尚有一定成就。”
再如，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大历时期“许多诗人走王维、孟浩然的道路，并没有继承李白、杜甫的优良传统。.........诗人们着重在山水田园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写，反映现实不多，囿限于较小较窄的境界中。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相对来说，刘大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评价则稍辩证些，他虽然也认为大历诗人“在作品的风格上，大致相同，没有分明的强烈的个性表现，所以都不能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但其中如钱起、李益，确也有些好的作品，我们是不得不注意的。”他又说：“在这一群人的作品里，虽说没有直接继承杜甫的精神，在诗歌方面再开拓再创造，追求更大的收获，但他们作诗的态度，都严肃认真。”
在此时的文学史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为深入。如他认为，大历时期“回想盛唐时代的盛况，自然有追慕旧观的愿望，于是表现为大历十才子等歌咏升平的诗风”，“大历时代追慕盛唐，却终于是有心无力”，接着从社会政治状况说明了当时的作家“很难从现实里加强自己对于梦想的信心”，只好走隐逸的道路的原因，但是作者又指出，“从另一方面说，这时期的隐逸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大历诗风的研究才比较系统、深入了，除了涌现出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专著――－即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这些成果又基本上集中在对大历十才子诗歌的综合探讨上。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研究大历诗歌的论文主要有：卞孝萱、乔长阜的《大历诗风浅探》、陈顺智的《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蒋寅的《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蒋寅的《时空意识与大历诗风的嬗变》等。
其中卞文首先将大历时期的诗人分成三类：一是钱起、郎士元、卢纶、司空曙、李端、韩翃、耿湋、吉中孚、苗发、崔峒、畅当、夏侯审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是刘长卿、李嘉祐、严维、朱放、秦系、皇甫曾、李秀兰（女）、章八元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一是以韦应物、顾况、戴叔伦、戎昱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或南或北。该文对大历诗歌总的看法是：“题材不够广泛，境界不够开阔，现实性不够强，从中很少看到当时社会的疮痍和统治者的荒淫，也很难听到民众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声音”，该文还评价了大历诗人在律诗创作上的得失：“从唐代律诗的发展角度看，开元、天宝时期律诗的句法、章法、声韵、格律，不如大历时期工整细密，但大历时期的律诗也有不及前者之处，思想意境一般显得不够高远，气势一般显得不够雄伟，语言一般显得不够自然浑成，风格一般显得纤小、卑弱。”
陈文把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归纳为战乱心理、自卑苦闷心理、茫然心理和孤独落寞心理四种，并逐一进行分析。文章还指出，当自觉的革新运动成为诗坛主流的时候，作为大历文学主流的低沉格调依靠孤独落寞这一社会心理作为载体而得以发展保留下来，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内在意脉之一。
蒋寅前文认为，色调的灰暗冷落、气质的清空幽寂、性态的轻淡虚静，就是大历诗人笔下的山水的风貌，也是他们对自然美的新发现。在和六朝诗人、王维的比较后，作者指出：“王维是写眼中的山水，而大历诗人则是写心中的山水。”
蒋寅后文首先指出，“大历诗是唐诗盛衰隆替的转折点，而其中时空意识的变化又是诗风嬗变的关键”，接着，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在“空间：外向与内向”一节中，作者指出：“盛唐诗人的心理倾向是外向的、辐射的，因此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历诗人，他们的心理倾向主要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空间感于是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幽微的向度。大历诗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内省的、体验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的背景下取思索。所以他们不仅很少宇宙意识，实际上也很少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时间：历史与现实”一节中，作者又认为：盛唐诗人“强烈的今昔对比使作品闪现出富于哲理意味的历史感和宇宙意识”，表现出一种“苍茫辽远的境界”；而大历诗人“总是立足于个人的观念来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时间流程，因此主体观照的基本点就不是历史的而是现时的，不是着眼于客观历时的动态存现，而是着眼于即时的静态呈现。”在“心态：理想与哲学之丧失”一节中，作者也指出：“除了心理倾向的由外转向内之外，大历诗人还失去了盛唐人的哲学意识”，“对他们来说既无功夫也无兴致像初盛唐人那样不时地对自然和人生展开渺远的哲学思索，现实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总之，这篇文章能从哲学的高度，以时空意识为着眼点，处处又与盛唐作比较，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嬗变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这一时期对大历十才子进行综合探讨的成果更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储仲君的《大历十才子创作活动探索》、储仲君《试论“大历十才子”的诗作》、陈庆惠《关于大历十才子的评价问题》、葛晓音的《诗变于盛衰之间――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丁放的《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金启华《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诗人的诗论纲》、刘国瑛《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王定璋的《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等。
其中，储仲君《探索》文同意《极玄集》的说法，“十才子”的名称是因为“唱和”产生的，并不是根据当时诗人成就高下加以遴选的结果。而且“十才子”并不是一个“游从习熟，唱和频仍”的诗人集团，经考证李端、吉中孚、卢纶、耿湋、司空曙、常衮、崔峒、夏侯审、钱起、韩翃都参加了郭暧家的宴集，而李端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其时约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储仲君《试论》文对十才子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现象提出异议，该文认为十才子的诗歌虽然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但“这群诗人并没有丧失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认识，对人民苦难有体察”，而且有“许多感慨身世、叹贫嗟卑的作品。他们虽然在某种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些应景的套话，但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沉沦下僚、或屡遭贬斥的处境愤愤不平”，还指出了十才子风格之差异：“耿湋的诗沉着苍凉，李端的诗清空明丽，司空曙看破世情，诗中总有一种悲愁抑郁之气，韩翃热衷富贵，积极于进取，诗中还残存着某些盛唐余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纶。他的心胸比较开阔，笔力也比较雄健。”
陈庆惠文认为，大历十才子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参与了近体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创作，并在扩大写景诗的描写对象，强调细腻描绘的表现手法，开拓送别诗的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注意辞藻和意境美的大历十才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维、杜甫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乃至婉约词之间的一个连结和启迪。
葛晓音文在大历诗歌与盛唐诗歌的深层次对比中探讨了大历十才子诗风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仅就’以闲雅为致‘的美学趣味而论，大历十才子离盛唐尚相去不远”，但“精神实质却大不相同”，认为“中兴好梦”是其诗“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风力内衰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至于诗歌内容，她认为即使在“少数触及现实的诗歌中，他们也很少正面剖视社会的疮痍，而是更多地注目于带有乱后残迹的月露风云”，山河破碎的现实“没有激起他们忠愤激烈的济世热情，只勾起了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作者还探讨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指出大历时四方多事，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饯送必须赋诗已成例行公事，韩翃、钱起所擅长的送别诗已成了为达官贵人的酒宴助兴的应酬工具。而且这类诗中的山水大都是诗人的悬想，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又没有真挚的离情别绪，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们既无独善之志，又无隐逸之实，诗中所称道的隐逸不过是“迹向尘中隐”，形迹稍离市朝，养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隐居，因此那些称道隐居的诗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洁脱俗的格调。在论及十才子诗歌艺术时，作者又指出，历来诗评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渐近收敛、淡静，皆尚清雅的一面，而无人论及他们的歌行古诗还有渐趋繁富、铺陈丽藻的另一面。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诗人思想感情趋于贫乏的结果。这些论述远较以前的有关论文深入。
丁放文认为，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情感，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是偏重于作较精细的心态描写；二、写山水，他们不像盛唐那样，多以雄伟奇险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的山水诗见长；三、在具体一书手法上，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
金启华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诗风上的“大同”和“小异”，认为“大历十才子是承前启后的，使后来诗人从反面吸取教训，从而创作产有个性的作品”。刘国瑛文从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探讨了十才子的诗心，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张力，认为“清”是十才子诗的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现。如钱起诗清秀中时露工秀，卢纶诗清气中多含健劲之类。
王定璋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大谢的山水诗与“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的相似之处，指出大谢对“大历十才子”山水诗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十才子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及其推崇，几乎随处可见直接借用谢灵运诗句、语汇、典故入诗，使谢作成为己作之内容；第二，大历十才子不仅从艺术形式上借鉴谢诗的审美经验，而且还极为巧妙地化用谢诗的意境，取法其艺术手法；第三，十才子受谢灵运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思想情趣和审美追求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从谢的身上汲取过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影响。论文还进一步指出：“与谢诗相较，’十才子‘之作倒像淡雅的泼墨写意画，虽然落笔疏淡遒劲，却也精工妍炼，审美客体只有朦胧的轮廓，倒也神韵自在，形象虽稍嫌模糊，可极诱发人的幽思，意象是很鲜活通脱的。谢诗表现的是带有主观感情的自然之景，但在物我关系上，处理得不够自然，显得生涩板滞。’十才子‘之山水诗在表现物我关系上，却较为融洽浑成。”
二、韦应物研究
近一百年来，在大历诗人中，人们对韦应物的研究可以说最为深入，所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生平研究 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韦应物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韦苏州应物年谱稿》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一篇韦应物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稍后，万曼又发表了《韦应物传》，也对韦应物一生的重大行事和仕历进行了梳理和考述。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界关于韦应物生平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廖仲安的《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等几篇文章创获较多。九十年代初，姜光斗发表《韦应物评传》，在参酌学界有关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韦应物的生平行事和思想演变描述得更为细致了。
综观本世纪学界对韦应物生平的探讨，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生卒年的考定：关于韦应物的生年，学术界小有分歧。闻一多的《唐诗大系》和薇园的《韦苏州年谱稿》都认为韦应物生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而万曼《韦应物传》和后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等著作均认为韦应物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于韦应物的卒年，薇园不能确考，而是疑韦应物曾在苏州刺史后任过婺州刺史，似曾活到八九十岁，未终老苏州。万曼也认为无法推断韦应物什么时候去世的。孙望认为，韦应物大概是在贞元七年任满罢职的，此后一直寄住在苏州的永定寺，大约不久（说得大胆些，也许是贞元九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791――792年）卒于苏州。
二、家世的考述：万曼在《韦应物传》第十二节中专论“韦应物的家世”，但所论有限，发明不太多。后来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开头虽然也述及其家世，同样也不够深入。相对而言，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对韦应物家世的考证，则显得详明的多。他据《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其他一些史料，将韦冲以下直到韦应物六代及韦应物以后四代子孙都作了排列和考述，为深入了解韦应物的家庭情况、家学影响，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后来，廖仲安在其《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中考证韦应物籍贯时，又在家世方面对傅璇琮文有所补充。
三、任洛阳丞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于广德永泰年间任洛阳丞，万曼《韦应物传》虽然未能确考韦应物何时赴洛阳丞任，但他认为韦“广德三年已在洛阳做洛阳丞。”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说：“大约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他就到洛阳谋到了县丞的职司”，其根据是韦集卷六中有《广德中洛阳作》。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考证〉的几件事》也认为韦应物到达洛阳丞任的时间是广德二年。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则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所载回纥兵入洛阳、肆行杀略，使洛阳遭到极大破坏的史实，再联系韦诗《广德中洛阳作》中的“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等描写，又因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七月壬子改元为广德，故进一步考订韦应物为洛阳丞，当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秋冬间。至于韦应物离任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谓韦应物罢洛阳丞后居同德精舍，大历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确定其年。万曼则认为韦应物任京兆功曹时在大历十二年。傅璇琮认为韦应物为京兆府功曹当在大历九年至十三年之间。孙望则认为韦应物在大历十年（公元755年）春夏间，就出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事了。
四、梁州之行和淮海之行的时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诗有云：“江汉曾为客”，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认为韦应物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33年）三十七岁时，曾客游江汉，而且考知其游江汉大约是经大散关、凤州至兴元（今汉中），然后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武昌一带。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梁川即梁州，诗中所说的“江汉”就是流经梁州境内的汉水，梁州之行当在大历七年至九年（公元722――744年）期间。至于淮海之行，孙望文说：大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秋天便作淮海之行了。这次东游淮海，一路经过淮阴、宝应等地，最后到了广陵。为时大约一年。
五、由江州刺史入为左司郎中的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贞元元年在江州，时追赴阙，改左司郎中。万曼《韦应物传》也认为贞元元年秋，韦应物到江州，任刺史；江州罢郡后，似乎曾赴京一次。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则认为，大约贞元元年初，正当韦应物调刺江州三年任满的时候，他奉召回到长安；韦应物这次回长安，就在尚书省为左司郎中。傅璇琮文通过缜密的考辨，认为韦应物是在贞元三年应召由江州赴京为左司郎中的。李良熔《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任》认为，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夏，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而是从江州刺史任上直接被召至京城任左司郎中的。
六、任苏州刺史的时间：关于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而是云在贞元元年后不久。万曼认为韦应物守苏州刺史的时间，大约在贞元四年七月以后到六七年间。孙望的看法与万曼相近，也认为贞元四年七月以前，韦应物不可能刺苏州，而贞元五年，应物已在苏州，大约贞元七年末或八年初，应物便任满罢官，寄居苏州的永定寺了。此后，傅璇琮观点也与万曼、孙望相近，惟考证更细。
七、其他问题：在一些小问题上，学界也有分歧，如韦应物入太学读书的时间，薇园、万曼、孙望、傅璇琮等人均认为在三卫落职之后，然廖仲安据唐代制度和韦应物诗中所叙，指出韦应物入太学当在为三卫之时，而不在三卫落职之后。玄宗西幸，他自三卫撤出，乾元元年，他又返京城，复入太学读书。又如，万曼认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前韦应物结婚，且地点是在长安，而非洛阳。孙望则认为，至德三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应物结婚，是年二十二岁。廖仲安则考定为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性格、思想和诗歌的思想性研究 卞敬业《唐代田园诗人――韦应物》是本世纪最早对韦应物其人其诗进行专门性探讨的论文，该文在述及韦应物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性时说：“韦苏州诗中多表现其恬退性情及爱民思想。”
薇园在其《韦苏州年谱稿·前记》中则云：“观其性情恬退，不慕荣利，而少年则豪侠不羁人也。......盖棺定论，非陶靖节一流人，不能位置。”
五十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韦应物诗歌持否定态度，谓其思想性不高，故把他归于反现实主义诗派中。此书出版后不久，夏静岩即撰文反对这种观点，他通过对韦应物诸多作品的具体分析，认为韦应物也有“一种充满着对人世有热爱的作品”，而且归隐后也参加农业劳动，作官时也得到人民的爱戴，有些作品“也反映了人民的情感和愿望”。
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则从发展的角度，分时期地论述了韦应物的性格、思想的变化。他认为，少年时期的韦应物充当了唐明皇的爪牙，“这是他一生中生活的最庸俗而思想也是最不光彩的时期”。韦应物在武功折节读书和在太学受学的时期，开始接受了儒家的教育，这对于他思想作风的转变有密切关系；当然此后也还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在洛阳丞期间，应物一方面怀着济世的抱负，然而位卑人微，无可施展；一方面又因个性傲岸，而在混浊的社会里到处碰壁：就在这重重的社会矛盾和人事摩擦下，逐渐转变成与世不协、消极退避，有时清静自持、故示高洁的韦应物。在三为刺史期间，他虽然有着同情人民之心、有着一番抱负，但却处处受挫，“佛道间杂的阴暗思想就应时而抬头了，而且即时表现为消极退让，遯世孤高的处世态度。”
汤擎民在其《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中着重谈韦应物的“社会政治诗”，认为“韦应物是关心国家大事和王朝安危，注意社会政治情况，敢于揭露其中的丑恶面，同时又能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把他的无比关心和同情，融注入’兴讽‘一类的诗篇。”
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根据韦应物诗作所反映出来的主导情绪，将韦应物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一、洛阳前后，自就读于太学到供职京兆府以前，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期；二、长安－滁州，自就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这是一个消沉失望的时期；三、江州－苏州，自出任江州刺史，到寓居永定寺，这是一个满足安逸的时期。
姜光斗的《韦应物评传》从总体上评价了韦应物的思想和诗歌的社会价值，他说：“韦应物是一位性格刚直、醇厚、关心民生疾苦、入世较深的诗人。在历任地方官任上，他能不时反躬自问，把目光注向社会底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生的疾苦。他的山水田园诗，有着较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农民的劬劳、希望和辛酸，表现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现实的不满。在中盛唐之交，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间，他的诗歌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比起同时代的’大历十才子‘来，现实性要强得多。”
诗歌艺术研究 本世纪以来，人们对韦应物诗歌艺术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卞敬业《唐代田园诗人――韦应物》是本世纪较早对韦应物诗歌进行较深入、细致探讨的论文，文章论韦应物在诗坛上的地位云：“苏州诗平易冲和，随在表现；而其真朴处，亦人不可及。”“盖苏州诗品清高，极为当时文人所推重。”论其各体的风格云：“盖苏州诗渊源于陶公，故以五言最为擅场，七言则较有逊色。五古气质闲妙，浑然天成，所谓朱丝素絃，一唱三叹。五律多简远，不作矜持语，而自然合拍。五绝则甚古澹，渐入化境矣。大抵韦诗多如行云流水，不著一字，神在阿堵之中，而情寄八方之表者也。”文章又谓“其言情真朴处似渊明，其写景清婉处则多似玄晖”，最后称韦应物 “为唐之陶潜”。
本世纪上半叶的各种文学史、唐诗论著虽然也都涉及到韦应物诗歌，但多简括，不太深入。其中只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见解较独特：“应物风格虽闲远，但与其说他近渊明，不如说他较近于孟浩然。真实的渊明的继人，应是王维而非应物。他和孟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来牵合拢来烘托自己的情绪。”
倒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种文学史对韦应物诗歌的分析和评价，有一些新意。如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在论韦应物田园诗时着眼于韦与王、孟的区别：“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寄托洁身自好、乐天知命的思想，而且还流露出对农民劳苦的关怀。如《观田家》......，这比王维《渭川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更接近劳动人民的感情，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又云其山水诗虽然“内容远离现实，趣味也过于孤寂。但艺术上却值得注意，诗中有人，语无虚设。虽然比不上陶诗那样醇淡浑厚，却能作到锤炼而近于自然。”又如，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韦应物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复杂”，“他的风格简洁，能用极少的句子包括很多的内容，有时平淡，有时浓丽”，“但是他也有豪迈愤激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韦应物诗歌研究才真正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高海夫的《中唐诗人韦应物》一文对韦诗风格有其独到的理解，认为前人所说的“澄淡精致”，“其实主要是指韦应物的个人抒情之作与流连光景之什而言的”，他的诗“在艺术上也不是一味的’澄淡精致‘，工巧秀丽的”，“有些作品的语言”以古朴平淡见长“，此外，”韦应物还写过一部分声情慷慨、意象豪放、风格劲健的作品。“此外，姜光斗等人的《韦诗初探》、汤擎民的《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也都指出，不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而着重从其作品的社会意义方面肯定了韦诗的成就。
稍后问世的储仲君的《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韦集中那些仿陶体诗作恰好不是他的风格特色的代表，而他的另一些寄赠酬答诗和游览闲居诗，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幽静景物之美的敏感，以及细腻而形象地加以表现的才能，而且全诗渗透了一种凄清寂寞之感，从而表现出对朋友的真切思念。又如《闲居赠友》、《月溪与幼遐君贶同游》等诗”表现的是韦应物自己寓居佛寺（善福寺）的闲散、清静的生活，而不是虚拟的田园生活，诗中流露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虚拟的高情逸趣，此乃其本色。“
廖仲安在其所著《韦应物评传》中更是认为：“韦应物对陶渊明的敬慕是无可怀疑的”，但韦应物效陶更多的是仿效其“风华清靡”的一面，韦应物从这一方面学陶，就与学谢灵运、谢眺很接近了。他的诗风达到流丽、尚未发展到富艳。
张天健《试论韦应物及其诗歌》也认为历代诗论家把韦应物视为高雅闲淡、只是宗谢摹陶的山水田园诗人，“不无偏颇”。文章指出，韦诗能多方揭露时弊，“善反诸己，省分知足”，关心民瘼。因此，韦应物不是出世的“幽人”，而是动荡现实中的“忧人”。文章把韦应物置于盛唐到中唐的时代转折过程中加以分析，既看到了盛唐时代给予他的鼓舞，又看到了中唐时代对他的影响，因此所论较为客观。
和前此诸文相比，胥云的《论韦应物诗歌的淡美风格》认为，韦应物的主要风格是淡美，它是理想与现实、用世与退隐的矛盾统一体，“淡”是这种矛盾的折射和显影，而儒家的仁政思想则是这种淡美风格内在生命力的底蕴。这种淡远冲和的诗歌美学风貌既有大历诗坛崇尚“高情远韵”这一普遍美学趣尚的影响，又显示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他摒弃了大历诸子嘲风弄月藻饰空虚的毛病，走风雅真淳之道，从而使其诗淡而真厚，风骨内蕴，形成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韦苏州体”。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有较深入的探讨，该书首先认为韦应物尽管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实际上他的诗中多兴讽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怀世事的人。”所以他的山水诗虽然“主要是返璞归真，体和自然”，“但也表现出正视现实的新趋向”，除了反映徭赋繁杂的诗歌以外，他的《观田家》还将田家苦引入了田园牧歌，“这首诗可以看作田园诗主旨从中唐开始大变的一个信号。”而且，韦应物田园诗有很多是作于出守地方州县时，他“实际上是以外郡为隐”，“这种郡斋或县斋中作的田园诗，大多将小谢宣城郡斋诗的表现方式和陶诗的田园风味相结合，为田园诗派增添了一种新的境界。”对于韦应物的山水诗，作者则强调了韦应物中的渲染“禅境”、“淡化仙境”的高度成就。该书最后总结说：“在大历诗歌风力衰退，敷词益工的形势下，韦应物继承盛唐诗人关怀现实、追求理想的传统，不仅创作了许多运用比兴言志述怀、批判时弊的诗歌，而且在山水田园诗中再现了陶诗的真趣，以及王孟诗派所追求的高尚纯洁的人格理想，这是他的诗歌高出于大历诗人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又在融合陶、孟、二谢表现艺术的基础上，接受大历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形成了高雅闲淡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淡化意象、寻求韵味、提炼仙境和禅境等方面，发展了王孟诗派的表现艺术，将盛唐山水田园诗优美清空的典型意境进一步引向萧散淡冷，反映了中唐的时代相和普遍的审美趣尚，因而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别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推重。”
另外，美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盛唐诗》对韦应物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看法，如他认为“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的许多最优秀的诗篇是有’毛病‘的盛唐诗，它们的美正体现于矛盾的不完美之中。”他还对传统的批评家们历来“主要倾心于韦应物的流畅风格和娴熟文体，以及’无声色臭味‘的宁静情调”表示异议，认为“韦应物诗的真正魅力应该是在于某些较纷乱烦扰的情绪，在于其融合了所失落事物清晰现象的失落感”。
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则视韦应物为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中一个卓异的个体”，并认为韦应物能“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他首先对韦应物的双重人格进行了探讨，认为他“在观念上志尚清虚，追慕淡泊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留恋爵禄，耽于物质享受。当然，韦应物诗中除了追求静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终逗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他还指出，“韦应物以他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和认同，自然地再现了陶诗的精神与风格，从而使陶诗的典型意义由生活的层面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他最后还着重论述了韦诗中“作为人生境界和艺术理想的散淡”，分析了韦应物异于大历一般诗人的特殊性。
作品考证和版本研究 傅璇琮先生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在考证韦应物生平的同时，对韦集中的一部分诗作作了编年工作。姜光斗等人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作者为韦应物考》认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非杜审言所作，该文通过对杜审言和韦应物生平的考辨和诗歌风格的比较，指出这首诗只能是韦应物所作。另外，李良熔的《读韦应物诗札记》也对韦《观田家》诗中的“西涧”和《寄李儋元锡》中的“李儋”、“元锡”作了考证，纠正了传统的说法。
对韦应物集版本版本流传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太多，除了万曼的《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中对之有较详细的介绍，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后亦附有前人藏书志中对于韦集的著录与记载。
三、大历时期中小诗人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李益、刘长卿、钱起、戴叔伦、卢纶、戎昱、李嘉祐、郎士元、李端、包佶、皇甫冉、张继等大历、贞元时期一些中小诗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李益研究 在大历、贞元时期的诗人中，李益对中晚唐的影响最大，也较突出地表现了大历诗风格上的两重性――既有盛唐的余韵也有中唐的先声。故近百年来，学界对他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李益研究”参考了赵以武《李益及其边塞诗研究综述》一文中的部分成果――编者按。〗
一、生平考证： 早在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就发表了《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对李益生平初步进行了探讨。七十年代以后，卞孝萱先后发表了《李益年谱稿》和《李益年谱稿补记》，对李益生平作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谭优学也相继发表了《卞著〈李益年谱稿〉之商榷》和《李益行年考》，观点与卞著多有不同。除此以外，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马仁可的《〈从军诗序〉考实》、王军的《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等也都对李益的生平行事作了考证。
综合以上各家的有关李益生平的考辨，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少年居住地。学界对李益的郡望凉州姑臧，均无异议，但对李益少时的居住地，则看法不同。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少时当家于郑州，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李益出生于姑臧，少时当亦成长与此。后来，卞孝萱先生又著文指出，李益“旧籍姑臧，家于成纪”，对其原来的说法作了修改。而王亦军的《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则从李益的远祖算起，直至李益，详加论证，其结论是：“李益本人亦是在山东（按指华山以东）出生并在山东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李益家住洛阳”，“从未去过姑臧”。这样，学界对于李益少居何处，就出现了郑州、姑臧、成纪、洛阳四种说法。
（二）、是否曾“东迁”、何时“东迁”：谭优学《行年考》认为，公元764年李益17岁以前，“离开凉州，迁入内地，家于洛阳”。卞孝萱《李益及其边塞诗》一文认为，公元762年至763年吐蕃入侵，家乡沦陷，李益东迁，“可能到郑州投靠李揆，也可能在嵩山脚下，颍水旁边的河南府登封县寓居”。王亦军《考》则指出，李益少时不在陇上，其《从军诗序》言“燕戎乱华”，说的是身遭安史之乱；而且“假设李益少时居陇上，是不可能迁入内地的”。
（三）、《从军诗序》之真伪：谭优学的《商榷》及《行年考》均认为，此序不见于《全唐文》等处，而“仅见”于张澍《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此序盖张澍据《（唐诗）纪事》作者计有功论李益之言而属缀成之”，“似非李益原作”。对此，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一文，列举了四条理由以证《从军诗序》“是完全可靠的”：（1）张澍本之前120年，有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其中就有此序，故非“仅见”；（2）张本是从席本经整理并重新排列而成，此序冠于集中在一起的47首“从军诗”之前，而非作伪；（3）宋以后李益的集子有两个版本系统，一名《李益集》，一名《李君虞集》，前一系统未收诗序，后一系统（如北图现藏的两个明抄本）有诗序；（4）《全唐诗》未收诗序，可能因成书仓促，仅用二年时间，属漏收。此外，马仁可的《〈从军诗序〉考实》，王亦军等的《李益集注·〈从军诗序〉真伪考》等，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从军诗序》的真实性，认为绝非出自张澍拼凑。
（四）、开始从军的时间：卞孝萱《年谱稿》认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益33岁时，入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府。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及王亦军等《李益集注·前言》均同卞说。而谭优学《行年考》因不相信《从军诗序》的真实性，故另找证据，定在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李益27岁时，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府。范之麟的《李益诗注·前言》从谭说。
（五）、“五在兵间”的时间：容肇祖《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定李益贞元初入刘济幕，贞元四年以前入韩游环邠宁幕。卞孝萱《年谱稿》认为，第一次为公元780年至781年，在朔方入崔宁幕府，第二次为公元782年入幽州朱滔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6年至787年入鄜坊论惟明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88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约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赵伯陶文，赞同此说。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第一次在公元774年至777年入鄜坊臧希让幕府，第二次我公元781年至782年入朔方李怀光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5年至789年入灵州杜希全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90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由于卞著与谭著出入较大，所以各自对李益从军诗的作年、作地的看法，也大不相同。王军《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的看法又与前两文不大相同，他认为第一次是公元777年至779年入鄜坊郭子喟幕府，第二次才是公元780年至781年入朔方崔宁幕府；李益从军曾两至朔方，另一次是在贞元初（公元785年或786年）入杜希全幕府。此文还对《同崔邠宁登鹳鹊楼》、《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二诗的系年，提出与卞、谭各不相同的看法。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认为，李益的首次从军入幕，当以“卞谱”所云“建中元年入崔宁幕”为是；建中二年七月崔宁被召回，李益罢幕；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李益贞元四年罢唐朝臣幕，入邠宁张献甫幕；贞元十二年张献甫卒，李益入幽州刘济幕。
（六）、“客游扬州”的时间：卞孝萱、谭优学均定在公元800年夏赴扬州，次年春客居扬州。上引王军文则认为，“李益南行至迟当开始于贞元十年（794）夏，次年春与刘禹锡会于扬州水馆”，“李益客游扬州应在入幽州幕府之前”。至于李益离开江南归北的情况，卞孝萱认为“约在贞元末年返长安”；谭优学则以为“似是以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离开扬州”，“乃北还洛阳而非长安”。王军文则指出，北归时间“至早在贞元十二年（796）以后。”
二、诗歌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只是在文学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涉及到李益的诗歌，故所论皆较肤浅，缺少深度。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是较早对李益的诗歌进行较详细分析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唐诗人中李益“可以说是最能继承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位能手”，在他的边塞诗中，表现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现了征人思乡的哀愁”。
二十年以后，华锋的《论李益的边塞诗》专论李益的边塞诗，认为李益的边塞诗“歌颂正义战争，就比以前高、岑等边塞诗歌颂战争，高出一筹。”他还将李益边塞诗分为三类，认为“李益的边塞诗及其用世思想，比盛唐的边塞诗人都有显著的超越”。
卞孝萱、乔长阜等的《李益和他的诗歌》也将李益的边塞诗分为三类：一、叙写边塞战争的实际，赞扬广大将士的报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反映并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并抨击唐政府守边失策和边将腐败无能；二、抒写诗人从军生活和壮烈情怀；三、描写边塞风光和日常生活。指出其中一、三两类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又指出李益曾“从个人恩怨出发，站到藩镇一边，表示对中央的不满，从当时唐朝总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认为“这是李益政治立场的缺点”。
此后，对李益边塞诗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赵伯陶的《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罗时进的《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祝德纯的《李益边塞诗格调新论》、吕庆端的《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等。其中吕庆端文认为，受时代精神和诗人审美心理的影响，李益的边塞诗在写景抒情时已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偏于较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诗人善于把握一时一地刹那间的感受，注重内心世界的倾诉，主观感受的描绘，在瞬间感受中捕捉诗意。”他还指出，李益的七言绝句具有清婉神秀的艺术风格，注重创造一种苍凉凄清的境界。龙建国的《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从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着眼，认为李益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写得深婉悱恻，韵味隽秀；写思恋之情的作品，写得含蓄雅丽，情景俱佳；咏古抒怀之作，无不沉著清丽。
三、作品考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李益作品所进行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其边塞诗的地名的注释和对《征人歌》、《早行》是的存佚的讨论。对于前一个问题，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边塞诗中的“受降城”即为“中受降城”，“盐州”为（今内蒙）“五原”。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受降城”为“西受降城”，而不在一般唐诗注本多注的灵州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雷震华的《李益诗中的受降城在哪里？》指出，“受降城”既非唐708年所筑“三受降城”，也不是今灵武县，而是唐回乐县，在今灵武西南，今回乐县东北18公里处，唐代为灵州治所。王晓核的《李益诗中的盐州在哪里？》指出，“盐州”在今陕西定边县，这里从西魏起，时叫盐州，时叫五原。关于《征人歌》和《早行》诗，长期以来，一些有影响的论著都断言已佚。吴庚舜《李益〈征人歌〉〈早行〉诗并未佚失》一文指出，两诗即一般选本标为《暖川》、《度破讷沙》二诗，由于传抄臆改或同诗异题，造成了后来的误会。
本世纪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八十年代以后就产生了三个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诗注》、王亦军、裴豫敏的《李益集注》、郝润华辑校的《李益诗歌集评》，三种本子各有千秋，为进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诗歌创作作了必要的资料上的准备。
除了万曼《唐集叙录·李君虞集》对李益集的流传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赵伯陶文和王亦军的《李益集注·附录》也有所涉及。
刘长卿研究 本世纪学界无论是对刘长卿的生平还是诗歌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生平考证。关于刘长卿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刘长卿事迹考辨》、郁贤皓的《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房日晰的《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张君宝的《刘长卿生年辩证――兼考其贬睦州之年》、邹志方《刘长卿与越中交游》、杨世明的《刘长卿行年考述》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考辨了刘长卿两次贬谪的时间和地点，认为第一次在肃宗时，至德三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某事而由苏州长洲尉被贬为潘州南巴尉，时节在春天；第二次是在代宗时，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733年――777年，因吴仲孺的诬害而由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时节在秋冬之际。其次，该文还考证了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的交友情况，并考证出其任随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大历十四年五月，其离开随州大约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间；而其卒年当在公元786年至公元791年之间，故刘长卿并非卒于随州刺史任上。再次，该文考证了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认为姚合《极玄集》所云刘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之说难以成立，刘当在天宝中登第，至于具体在哪一年，不可考，据此，文章还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以及后来一些文学史所定刘生于公元709年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在公元725年左右。文章最后还对籍贯、任长洲尉等几点作了补充研究，认为洛阳、襄阳一带可能是其早年的居住地。
房日晰文以刘长卿诗为据，论证刘的故乡是洛阳。作者还认为，从刘的诗集不能得出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在襄阳一带的结论。张君宝文否定了刘生于公元725年左右的说法，他说刘《送薛据宰涉县》诗作于长安，而薛据去涉县在开元二十二年，因此如据公元725年之说，则是年刘长卿仅八、九岁，不可能与薛据有交往。文章又据刘至德元年至上元元年间所作《松江独宿》、《新年作》等诗所云“一官成白首”、“老至居人下”等诗句，认为如至德元年刘长卿已五十岁，那么其生年当在公元706年。刘贬睦州司马之年，作者认为也不是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而只能在大历十年秋与十一年之间。杨世明文也对刘长卿一生的重要行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值得参考。
二、诗歌研究。人们对刘长卿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所反映的思想性的评价和艺术性的探讨。
如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将刘长卿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贬谪南巴是刘长卿创作的转折点，认为刘诗的内容“前期主要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感，反映边塞战争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性比较强。后期嗟叹老迈，寄情山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思想性比较弱。中期则主要是抒发迁谪之怨和离别之情，内容比较广泛，思想比较复杂”。他们还提出对“刘中期诗的内容，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房日晰《刘长卿诗的思想评价》则着重强调了刘长卿诗歌的积极思想意义，认为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此次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农村荒凉残破景象的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作者还认为，对刘“抒写自己对蒙诬受冤的激愤和抗争”的诗作，不能像过去一些评论家一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曲为之说”，认为它们具有“典型意义”，“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愤怒与不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刘长卿有一部分诗歌，写个人怀才不遇，恨无知音援引的苦闷，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呼声，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房日晰的《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认为刘诗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整赡流畅、淡净炼饰”，而他协调这一风格的方法有二：首先“充分利用诗歌结构和意象跳跃的特点，通过跳跃的诗句，使整赡的句子由于感情的迅速发展，读起来十分流畅”；其次“在一首诗中，既有极工的对偶句，又有结构自然，不讲字句对仗的流水对句，使整散协调、节奏流畅”。
杨世明的《简论刘长卿和他的诗》则把刘的一生仕历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介绍，大致勾勒了其思想性格和创作特色。他认为，刘长卿的诗歌风格是“清婉苍秀”。这一风格，“代表着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
相比较而言，陈顺智《刘长卿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刘长卿个性特征、反映大历时代审美风尚变化的，主要有三类意境：第一，为萧疏阔大的意境。“在这类意境中明显存在着盛唐诗境的痕迹，它保留沿袭了那阔大的外形轮廓，而抽掉其中热情感人的意绪、省级勃勃的自信和诚恳执著的人生态度，代之以冷落、寂寞、犹疑与苦闷，阔大的境界中失去昔日浑沌的气象、充实的内容，给人以淡薄、空疏之感。”第二，为氤氲缭绕的意境。“此种意境则因氤氲缭绕的气象而给人以隔膜之感。这种隔膜正是诗人对于社会环境的隔膜心理和孤独心理在力求与大化同体时的自然表现。”第三，为精细尖新的意境。这是他刻意精深地创造出来的巧句。“如果说刘诗尖新精细的意境打开了通向中唐诗风的门户，那么他的刻意精深则逗露出中晚唐诗歌主流的意脉。创造出来的巧句。”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刘诗上述三种意境在更为深层的结构上又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最后文章指出“刘诗意境的三种类型恰好揭示了盛唐向中唐的转变、收敛的内在趋势和逻辑过程”。
三、作品考订与文集研究。储仲君的《刘长卿诗歌名篇系年质疑》对前人所作刘诗系年多有辩证。佟培基的《刘长卿诗重出甄辨》对刘长卿诗集中与他人尤其是与皇甫冉诗重出的情况作了较细致的考辨。
赵万里的《刘随州集》，对刘长卿集的版本源流作了回顾，谓明抄本可存“宋本之涯略”，且将之与正德刊本对照，进行校勘，作了校记。日本国高桥良行的《刘长卿集传本考》追溯了刘长卿集自唐 至清各个朝代的编集、刊刻、流传情况，详述收藏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各种刘集版本，对研究刘长卿其人其诗都很有参考价值。对刘长卿诗集进行系统整理的新成果则有《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钱起研究 本世纪的钱起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钱起生平研究方面，而人们对钱起生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生重要行事和交游考辨上。
一、生平研究。傅璇琮《钱起考》是较早对钱起生平重要行事进行考辨的论文，该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钱起生于公元722年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钱起当生于公元710年左右；其次纠正了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的旧说，认为在天宝九载，而且座主是李暐而非李麟；文章还考知钱起曾为蓝田尉，曾与毕曜、苏端、戴叔伦、韩翃、卢纶、秦系、刘弯等人有交游。
陈庆惠《钱起和他的诗》一文否定了钱生于公元710年和722年两说，根据其《秋夜作》诗的情调认定此时诗人已经是三十五岁上下了，因而将钱的生年定在公元715年左右。至于其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曾定在公元780年左右，但作者认为“应在公元780年以后，具体年份尚不能确定”。
王勋成《钱起尉蓝田年月考辨》认为钱起任蓝田尉在乾元二年（公元859年）九月，罢尉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二三月间。
罗忼烈的《关于钱起〈湘灵鼓瑟〉诗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天宝九载、天宝十载进士第诗赋题和同年进士的考证，断定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座主为李麟，而且还辩证了《旧唐书》关于此时创作过程的一些错误记载。
稍后发表的马斗全《关于钱起的登第时间与座主》也认为傅璇琮《钱起考》中所说钱起天宝九载登第的说法仍须商榷，其结论是钱起天宝九载虽曾应试，但并未登第；次年即天宝十年再试，始及第；其座主亦非李暐，而是十年之主考官李麟。
王定璋《钱起交游考》、《钱起交游续考》两文对钱起诗中酬唱送别之作中的人名刘校书、李大夫、杜相公等人进行考证；其《钱起简谱》对钱起一生重要行事作了排比。
二、诗歌研究。陈庆惠的《钱起和他的诗》是较早对钱起及其诗歌进行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钱起“也有热切的功名心，但在擢第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的几乎十有八九是不遇的哀叹和失望”，“性格软弱，安于天命是钱起思想的基本方面，钱起思想的另一方面是追慕隐逸”。文章还认为钱起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有一些相似之处，有“怡淡自然的风致”；就诸体而言，擅长近体，尤精七律，其晚年诗歌在数量上是多产的，然成就却不如前期。王定璋的《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认为钱起诗歌“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练、简淡自然”。
吴企明《钱起、钱珝诗考辨》继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钱起诗”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诗史》按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之后对钱珝混入钱起集中的诗作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并指出了确为钱起的诗，对其中某些作品还作了系年。王定璋《〈钱考功集〉考辨》则将混入钱起诗集中的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白居易、杨居源等人的作品甄别出一些。颜邦逸的《〈钱考功集〉作者考辨》则对前引吴企明文提出商榷，吴文认为今存《钱考功集》中真正属于钱起的诗只有89首，其余80％以上都是钱珝等人之诗。本文则从《诗式》与《文镜秘府论》中所引钱起诗、钱起交游、钱氏家讳等方面重新进行考证，发现可确定为钱起作的诗歌共有201首之多，并从创作风格、习用手法等方面进一步考察，确定《钱考功集》基本上是钱起诗集。文章还根据钱起《送沈仲》诗，纠正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疑《全唐文》作者之一沈仲为沈仲昌的错误。另外，王定璋的《钱起部分诗歌系年考证》、《钱起部分诗歌系年》、《钱起诗歌系年续考》、《钱起诗歌系年考补》等都对钱起作品进行了系年。
戴叔伦研究 在八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篇简单介绍戴叔伦为官期间政治清明的小文章――莫乃群的《清明仁恕的戴叔伦》。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戴叔伦其人、其诗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生平与思想研究。傅璇琮的《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真伪考辨》是较早一篇全面研究和系统介绍戴叔伦生平事迹的论文，文章认为，戴叔伦生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卒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五月，将戴叔伦一生重要行事作了系年，还纠正了过去一些记载的错误，如《唐才子传》卷五记载，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延之，傅文则指出，其时戴已卒11年；文章还对张继、皇甫曾、陈羽等人与戴的交往作了一些考证。孔英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小议》也对戴贞元十六年进士的旧说进行了辩驳，认为戴叔伦根本不是进士出身。
蒋寅的《戴叔伦任东阳令考――兼谈〈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的新发现》，发现道光十二年刊《东阳县志》中有陆长源撰的《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作者还据此认为傅文定戴建中二年离东阳任不确，应在建中三年冬，离任则在四年初；此外本文还据此对戴在东阳令任上的政绩作了介绍。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则主要考察了戴叔伦的“家世与家风”、“师事萧颖士”、“避地寓饶州”、“未任新城令”、“牧抚州年月”、“抚州推问始末”等六个问题，都有助于对戴叔伦生平行事的进一步认识。
此后，蒋寅的《戴叔伦两居江西辩证》、熊飞的《戴叔伦交游考》、熊飞的《戴叔伦年谱简编》等也对戴叔伦生平及交游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八十年代中前期，学界曾对戴叔伦集中一组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讨论。
上引傅璇琮文认为，这一组诗为伪作，理由是：一、有关戴叔伦事迹的材料对此没有记载；二、戴在抚州政绩受到朝廷褒扬，不可能有被追赴抚州推问之事；三、诗中说作者三十年来一直淹留鄱阳，与戴叔伦的经历不符。
此文发表后不久，相继出现了好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如陶敏的《戴叔伦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及其他》、张赋生的《戴叔伦抚州对事及其辨对诗》、赵昌平的《戴叔伦作品真伪及有关行事商榷》以及上引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这几篇文章都引用了权德舆的《同陆太祝鸿渐崔法曹载华见萧侍御留后说得卫抚州报推事使张侍御回前刺史戴员外无事喜而有作三首》，指出其时确有戴抚州被推问一事。由于此戴抚州的行事、交游与戴叔伦相同，被推问者不可能是另一抚州刺史，只能是戴叔伦。蒋文还从这些诗作被《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选录的情况说明这些诗不可能是伪作。对于戴叔伦被推问的原因，陶、张、蒋三文均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戴在抚州作“均水法”，得罪了当地的豪强。《新唐书》及《墓志》未载此事是“为贤者讳”、“略而不书”，不足为怪。这几篇文章通过对抚州推问诗的的考辨，还纠正傅文中的一些错误，如关于戴任抚州刺史的时间，傅文原定在贞元元年至四年秋，陶、赵二文则考定其推问事发生在贞元三年岁末至四年春，而将其离任时间改定于贞元三年秋。张、蒋二文进一步提前至贞元二年秋。蒋文还考定戴莅抚州任在兴元元年。陶、张、蒋三文均纠正了傅文关于戴自抚州赴容州的结论，指出戴罢抚州后曾北返润州，陶文还考知戴罢抚州后在洪州郭北龙沙创有别墅，常陪李兼等游宴。另外，这几篇文章还对这次抚州推问的经过及推问诗所记戴生平行事作了一些考证。
三、诗歌创作研究。和生平研究相比，学界对戴叔伦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的探讨则要少得多。
上引傅璇琮文在论及戴叔伦生平的同时，对其诗作的社会意义和历时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在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中，戴叔伦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见长的”，他的《女耕田行》、《边城曲》、《屯田词》有着明显的“对当时处于苛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的劳动者的同情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作品大多“即事名篇”，采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可以看作是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体的先导”。
蒋寅的《论戴叔伦诗》是一篇对戴叔伦诗歌创作活动、艺术风格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将戴叔伦放在大历、贞元诗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戴叔伦虽然和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戎昱等人比较接近，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基，他是一个“儒者”、一个“写实型的诗人”，他“用理性的眼光看诗和把握生活，用白描的方式再现它，因此他的诗十分”朴实“，”闪耀着强烈的现实精神“，真实地记录了”世事的翻覆“，”展现了时代的面貌“。该文还从语义使用、意象使用和韵律形式三个方面对戴叔伦的五言律诗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总结出戴叔伦五律”温厚和平，流利多姿，于平易中见简炼，流利中见深沉的风格“ 。另外，该文还考察了戴叔伦其他体裁的诗歌作品，对戴叔伦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较高的评价。
四、作品考辨与文集整理。戴叔伦诗，《全唐诗》编为两卷，但其滥收误收情况之严重，在唐集中实属罕见。这种情况，胡震亨即已发现，徐鹏在其《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中也已论及，前引傅璇琮、陶敏、赵昌平等人也曾进行甄辨。此外，还有富寿逊《读唐诗随笔·戴叔伦集误收诗考订》、蒋寅《戴叔伦作品考订》都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蒋文还探讨了戴集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原因。
关于戴集的整理，蒋寅还有《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其《戴叔伦诗集校注》是目前整理得较好的一个校注本。
其他诗人研究 相对说来，人们对大历时期其他诗人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
一、卢纶：
关于卢纶的论文主要有：王达津《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卞孝萱、乔长阜《卢纶的生平和创作》、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卢纶任阌乡尉年》、储仲君《论卢纶的交游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蒋寅《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歌的影响》等数篇。
其中王文认为闻一多《唐诗大系》中谓卢纶生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的说法不确，卢纶当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文章还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和一部分诗个创作的时间都作了系年考证，是卢纶的第一个行年简谱。
傅璇琮文也对闻一多说提出异议，不过他认为卢纶应生于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或在此以前；然后傅文还对卢纶的先世作了一些考证；文章在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进行考证的同时，特别考察了他与吉中孚、苗发、夏侯审、崔峒等人的交往，对卢纶的一些诗歌也作了系年。卞
孝萱、乔长阜文是较早一篇对卢纶及其诗歌进行全面论述的论文。文章首先把卢纶一生分为读书避乱、宦海浮沉、从军佐幕三个时期，发现卢纶的创作水平在各个时期不平衡，呈马鞍形，其次认为卢纶的创作成就在”十才子“中最高，是”大历十才子之冠冕“。
陶敏文认为傅璇琮《卢纶考》中说卢纶赴阌乡尉任时间无考是不对的，他据《华岳志》卷四卢纶题名，认为卢纶是大历六年二月二日赴任的。
储仲君文从交游的角度，从社会交往的取向、方式、目的、效果等方面，考察社会生活对卢纶以及与他相似的大历诗人的思想、心理、艺术修养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章认为卢纶的交往侧重于政界，诗人朋友的圈子很小，其交往的人中，颇有些声名狼藉的人物，且很注重亲戚关系。这一类势利之较很难产生友情，也很难带来多少愉悦，相反，他往往会使人感到厌倦、感到屈辱。从以上情况看，大历时期以卢纶为代表的两京诗人，主要关心的不是诗歌创作，而是把诗歌看作猎取功名的工具：可以用来敲开进士试的大门；可以用来表露才华，赢得声名；可以用来应对酬酢，广交朋友；当然，也可以用来吟咏性情。这样的创作思想自然不可能不对卢纶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唱酬之风的兴盛，使得诗人去追求格律的工稳，字句的炼饰，诗意的尖新。可以说，这是诗的格律之所以能在大历时代完全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历诗人讲究体格、情韵、雅逸的原因之一。当然，其消极意义则更为明显。这篇文章角度新颖，切入准确，不但对卢纶诗歌风格的成因有较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进一步理解大历十才子诗共通的艺术精神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蒋寅文也对卢纶诗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批评了卢纶诗叹老嗟悲、自伤不遇、缺乏人生目的的消极倾向，然后又肯定了卢纶军事题材的作品，认为”卢纶对军旅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广泛熟悉，使他的军事题材作品能摆脱程式化，给人以写实的个性化色彩和新鲜感“。论文还肯定了卢纶的七律多倾向于写实、造语工切、长于抒情的特点。文章最后论述了卢纶诗对中唐诗人的影响，认为”卢纶作为前辈名家，其诗中浅俗的一面恰与时人的趣味（起码是宫廷）相符，是以为世人所接受，而《御览诗》的钦定性质反过来又使这浅俗之风更加炽盛。在这交相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历来为人忽视的卢纶与’元轻白俗‘的关系，看到卢纶与顾况类似的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他们同样是元和诗人风格上的前导，顾况预示了韩孟一派的趋势，而卢纶则成为元白一派的先声。“
刘初棠校注的《卢纶诗集校注》，是一部对卢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二、郎士元：
关于郎士元的论文只有刘初棠的《郎士元考》、马万辉的《郎士元生平考》等。其中刘文对《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的有关记载作了一些补充与辩证工作，结合郎士元的作品，大致勾勒了其生平仕历的轮廓，认为郎士元很可能卒于建中年间。
三、戎昱：
关于戎昱的有王达津的《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戎昱任虔州刺史年》、蒋寅的《戎昱的诗品与人品》等。
其中王文认为戎昱虽系荆南人，天宝中家在长安，且认为戎昱当生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曾于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避难移居陇西。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入蜀大历四年，以灃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大历八年，入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夔幕府。大历十二年，戎昱人侍御史。大历十三年，戎昱贬辰州刺史。可能于贞元元年，移虔州刺史。贞元七年（公元790年），移安南都护，或死于今年，享年五十六。
傅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戎昱生于公元740年的说法表示异议，谓其确切的生卒年未可考知；然后考证出戎昱在荆南卫伯玉幕府，当在大历四年之前，广德元年冬之后的数年间；所谓戎昱在江陵曾见到杜甫，甚至说他是杜甫所器重的后辈诗人，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大历初几年戎昱已在荆南节度使幕府；大历四年至五年四月间，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戎昱于此时已离开卫伯玉的荆南幕来到湖南，并受到崔瓘的器重；此外文章还纠正了几处旧籍记载之误；文章最后说戎昱当卒于公元798年以后，确切卒年不可考。陶敏文认为戎昱任虔州刺史当在贞元十二年。
上引王文、傅文都对戎昱的一些诗歌作品做了编年工作。
傅璇琮《戎昱考》开头曾对戎昱的诗歌做了一些评价，他认为是戎昱顺着当年杜甫写出”三吏“、”三别“的那条道路走，”又以沉痛的笔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苦难的人们“。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采用述论的方法，对戎昱一部分与现实联系较紧的诗篇逐首进行分析介绍。蒋寅《戎昱的诗品与人品》认为：“他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注着一股刚气，一种骨力，显出诗人多感激，重意气的豪侠性格。”“他的一些诗因直抒胸臆展现出诗人的自我形象而显得气体刚健，风力遒劲。那挺拔的形象、人格，在一味叹老嗟卑、委顿不振的大历诗中不啻鹤立鸡群，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戎昱是大历贞元之际胸襟最豪迈、气概最宏阔的诗人，然而同时也是功力最浅、技巧最粗疏的诗人，志大而不足起其词，乃至于诗到晚境也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风格，令人惋惜！”
四、李端：
关于李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端考》、杨振喜《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王定璋的《略论李端和他的诗歌》、蒋寅的《才子中的才子――李端》。
傅璇琮文对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中关于李端的一些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辨，初步考证了其一生的重大行事。杨振喜文对李端的一生和诗歌创作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
王定璋文对李端其人、其诗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探讨，文章首先对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中所说钱起妒忌李端的公案进行考辨，认为此事是无端编造的；且认为李端约生于天宝三、四年（公元744、745年）间，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公元743年）差近。文章还认为蒋寅《论戴叔伦的诗》中所说大历诗人“人生态度消极、冷漠......很少有渴求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和怀才不遇的愤懑，相反地，遁世隐逸却成为百唱不厌的主题”的见解是片面的，说李端颇有一些推原祸始之类的作品，他的一些反映战争加于人民的痛苦和对生产的破坏的诗歌写得沉痛深挚、感人肺腑。文章还指出，李端的一些古风歌行极有特色，其韵调的浏亮，气势的流走，情致的含蓄，遣词的自然，在中唐诗坛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可惜历代研究者似未注意；李端的七言律诗，构思缜密，属对工整，韵调谐美，气势浑然，意境独到。
蒋寅文对李端的诗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中才思最敏捷的诗人，诗风最接近钱起；李端虽然写过一些好诗，可是它们被大量的平庸之作所淹没。文章还对李端的生平作了一些简略的考证，认为李端约生于公元738年，卒于公元786年。
五、皇甫冉：
关于皇甫冉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皇甫冉皇甫曾考》、黄桥喜的《皇甫冉里居生平考辨》、储仲君《皇甫冉考论》、张瑞君《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对皇甫冉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应是丹阳人；然后对皇甫曾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些考证。至于皇甫冉的生平，傅文首先指出，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的皇甫冉生卒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均有问题，其生年当为公元716、717年，卒年当在公元769年、770年，享年五十四岁。由此可见，皇甫冉的生卒年只不过比杜甫晚几年，不应列入大历时期的诗人。文章还对皇甫冉一生重要事迹作了大略的考证。
黄桥喜文对皇甫冉里居和生卒年的歧说作了考辨。文章经过考辨，认为“皇甫冉的出生之地可能在潭州，籍贯或可定为潭州人，后来迁居润州丹阳，约在30岁之前，其应试落第东游的时间，当20岁以后。”其生卒年旧有四说：公元714年――公元767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公元716或717――公元769或770年，公元717年――公元770年，黄文对生卒年均作了考辨，其结论为“开元六年（718）至大历六年（771）”。
储仲君、张瑞君两文对皇甫冉的生平事迹也多有发明。
七、张继：
关于张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义敢的《张继诗考辨》、储仲君的《张继的行迹及其他》、朱奕的《“姑苏城外寒山寺”考说》等。
其中储仲君文考证出张继的卒年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秋，其任洪州转运留后的时间，当在大历五年至十一年之间，认为张继的后半生，是以他的全部精力致力于重建唐王朝经济秩序的。
八、李嘉祐：
关于李嘉祐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嘉祐考》、储仲君的《李嘉祐诗疑年》、张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
傅璇琮文对李嘉祐的籍贯、登第之年及其他一些事迹作了一些考辨。储仲君文对李嘉祐现存130余首诗逐首进行了考证，并分别归入“天宝十四载（755）以前”、“至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56――765）”、“永泰（765）以后”、“误收”、“存疑”数栏，对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考出了具体的写作年代。张瑞君文是对傅文的补证。
九、韩翃：
关于韩翃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该文就《柳氏传》与《本事诗》中的记载，对韩翃是否曾在侯希逸的淄青节度使任过职、所谓“事罢，闲居将十年”的情况、所谓“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的前后经过等几件事进行考辨。
十、耿湋：
关于耿湋的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耿湋未官大理司法》。
十一、司空曙：
关于司空曙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司空曙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司空曙何时贬长林丞》、《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常衮、卢纶、独孤及、钱起、司空曙唱和诗系年》。
十二、包佶：
关于包佶的则有蒋寅《诗人包佶行年考略》。
十三、畅诸、畅当：
关于畅诸、畅当的论文则有黄进德《畅诸与畅当》。
十四、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后还附有《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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