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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佺期、宋之问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诗人，历来受到各代诗评家的重视。本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因其所作多为宫廷之作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采取了贬抑或忽视的态度，故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远比研究初唐四杰、陈子昂的少得多，但是由于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研究观念的改变，人们对沈、宋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沈佺期生平研究
沈佺期生卒年研究 关于沈佺期的生卒年，学界有以下几种看法：（1）吴海林、李延沛编著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认为，沈佺期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开元二年（714），享年58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连波、查洪德校注的《沈佺期诗集校注》所附查编《沈佺期年谱》亦持此说；（2）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沈佺期约生于显庆元年，卒于开元四年（716）；（3）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认为沈佺期约生于公元650年（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公元714年（开元二年）；（4）刘开扬《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一文则认为，沈佺期约生于公元656年（高宗显庆元年），卒于713年（玄宗开元元年）。
沈佺期生平行事研究 本世纪关于沈佺期生平行迹研究的专题论文有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李云逸《沈佺期“考功受赇”考辨》、《沈佺期“配流岭表”考辨》、谭优学的《沈佺期行年考》、祝尚书《沈佺期行年考略》、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第一册）、陶敏《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第五册补正）、查洪德《沈佺期年谱》等。
马茂元首先考证了沈佺期考功受赇之事，认为《被弹》、《枉系》二首、《同狱者叹狱中无燕》、《移禁刑司》等诗，皆此时所作。“《新传》谓‘劾，未究’，《旧传》谓‘坐赃，配流岭表’，皆非也。”又考证出沈出狱后，复旧职，迁给事中。《新传》谓“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亦误。马先生认为，“盖佺期以阿附张易之，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与杜审言、宋之问等人同流岭表，与知贡受赇无关，《旧传》乃以坐赃事当之，谬矣。”
李云逸两文引证当时人记述，也考证出新、旧《唐书》关于沈佺期“考功受赇”、“坐赃配流岭表”的记载与事实不符。而且，后文在对“沈何时、以何种原因自台州返朝，从而最终结束其放逐南方的生涯”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否定了《新唐书》中的说法，认为沈佺期自台州返朝的原因，是遇赦，而不是什么“入计，得召见”的缘故，而时间则大约在神龙三年（707）正月。文章最后认为，“沈应即于神龙三年秋末或冬天返抵长安，任起居郎（据新旧书两传），复为朝官。”
谭文对沈佺期的考证大略如下：“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十三四岁时，隋父或游宦或商贾，居荆襄有年。曾溯大江，上三峡。......上元三年，第进士，释褐为协律郎。永隆中，不悉何故，抵罪系洛阳狱。出狱，贬台州录事参军，曾往温州乐城有诗。三年，召回，仍仕宦于洛阳。后转通事舍人。”尝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承旨预修《三教珠英》。“转官考功员外郎，典贡举，转给事中。长安四年，以‘考功受贿’，被劾下狱，囚絷数月，或宥未究。或已释或将释，会张柬之等党附易之，兼考功受贿，被长流驩州......神龙三年，承恩北归，为起居郎，寻兼修文馆直学士。”“睿宗继位，转中书舍人。玄宗立，迁佺期为太子少詹事，厚其禄养而置之散地，疑在是时。开元初卒。”
祝尚书文着重考查了沈佺期在武则天朝及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主要行事五条：第一，入狱时间考。作者据沈佺期《伤王学士》诗前序断定沈氏因考功受贿“下狱在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并指出，《旧唐书》本传谓其坐赃在任考功员外郎时，是错误的，其“入狱时已为给事中”。作者还据沈神龙年间所作《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诗中“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推知：“沈氏长安二年迁给事中”，再由此“上推五年，知其初任考功员外郎，是在圣历元年（698）”。该文考辨的第二个问题是：《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的真伪。作者认为，这两首诗“似可断定为误入沈集的伪作”。此说与上引谭文有异，谭文认为，此二首当是高宗永隆元年十月“自东都还京”时，沈氏在狱中所作，沈氏一生下狱两次，此为第一次。两说孰是？有待商榷。祝文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南流及北归的时限。前引马文定其被谪南行在神龙元年春末，而该文作者认为，马文“似误解了原诗”，“南流驩州不会途经褒城”的“七盘岭”；并据沈氏《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诗及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诗断定：“沈佺期由洛阳启程南行当在神龙元年正月下旬，至迟亦在仲春，非在春末。”作者又据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所录沈氏《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指出，神龙二年秋八月，沈氏已遇赦北归至潭州。该文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两《唐书·沈佺期》记事的得失，认为，《新传》大抵不误，《旧传》甚不可靠。该文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早年及晚年的行事。作者认为，沈氏生年无考，上元二年登第后十数年间，仕历亦不详。“其现存诗中，有《被试出塞》，盖作于入仕之初。”又《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谓“‘青嫌御史香’，或曾任御史之类。”他的晚年，仕途亨达，约在神龙二年秋末，由驩州赦归洛阳。神龙二年到三年间，曾官台州参军、起居郎。“后官至中书舍人、太子詹事，拜授时间无考”，约卒于开元二年。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中对沈氏一生中一些重要行事也作了笺证和考辨工作，如他认为：“长安为七○一──七○四年，则佺期在长安之前已预修《三教珠英》，《旧传》误。”而且，“久视元年（七○○）五月以前，沈佺期已任通事舍人之职，亦在长安之前，此亦为《旧传》之误。”作者又指出，“佺期当于大足元年冬（是年十月已改元为长安元年）由通事舍人迁为考功员外郎。长安二年（七○二）春，佺期即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佺期于长安二年迁给事中。”“佺期所谓受赇入狱，当在长安四年（七○四）。”“佺期因附会张昌宗而流于驩州，在中宗神龙元年（七○五）春初。”作者还考证出沈佺期北归之具体年月，他认为，“神龙二年（七○六）六月，佺期已北返行经端州。......神龙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归途经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陶敏《补正》为傅璇琮“佺期受赇入狱， 当在长安四年”补充了一条材料，同时也对傅文所说佺期卒于开元元年的结论提出商榷，考证出“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间，佺期犹在太府少卿任。据原笺引苏頲制，沈佺期后尚自太府少卿迁太子少詹事，故其卒必当在开元二年六月或稍后一二年中。闻一多定佺期开元四年卒，当以此。”
查洪德编的《沈佺期年谱》是目前较为详备的一个年谱，该谱认为，佺期为协律郎当在举进士（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之后，贬台州（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之前。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自台州返朝，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春拜通事舍人。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弹以考功受赇下狱。神龙元年二月，佺期以谄附二张罪名长流驩州。神龙二年三月遇赦，约五月北归。
沈佺期人品研究 本世纪绝大多数学者都对沈佺期的人品持否定态度，但是查洪德、杜海军《佺期之行未可非》则另立新说，他们认为，人们指责他的依据不外所谓“考功受赇”、“谄附二张”、“《回波》乞怜”三事，但这些依据本身都是有问题的。（一）“考功受赇”属冤狱，（二）“谄附二张”无确据，（三）“《回波》乞怜”非无行。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中就品行说，沈佺期不是高风亮节、令人景仰的伟人，但也决不是品格卑污的小人。用封建文人的道德尺度去衡量，沈佺期是无可厚非的。
二、宋之问生平研究
宋之问生卒年研究 宋之问的生卒年，学界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宋之问生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卒于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2）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宋之问约生于公元650年（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公元712年（玄宗先天元年）；（3）王达津《宋之问与〈灵隐寺〉诗》一文认为宋当生于高宗显庆五年（660），卒于景龙元年（710）。
宋之问生平行事研究 本世纪关于宋之问生平行事的研究成果较多：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龚延明《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傅璇琮《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宋之问》、王达津的《宋之问与〈灵隐寺〉诗》、昭民《宋之问“赐死”钦州考》、马斗全《宋之问的籍贯及〈渡汉江〉诗》、赵建莉《初唐诗人在广西》、谭优学《宋之问行年考》、王启兴《宋之问生平事迹考辨》、胡振龙《宋之问交游考略》、刘振娅《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辨》、杨墨秋《宋之问与崖口、五渡》、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及陶敏、陈尚君著《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等。
其中龚文认为宋之问可能在景龙三年前后游灵隐寺，与骆宾王相遇。而在龚文发表不久后问世的傅文则认为龚文在对宋之问的生年、骆宾王的下落、宋骆二人的关系的论述皆可商榷，傅文据《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之问进士及第年推断，宋之问的生年应在656年或之前，而不可能在此之后，龚文得出的宋之问生于671年的说法不可靠。文章在对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后，进而认为《本事诗》所载并不可靠，与宋之问行年、游历不符。文章最后还补充了宋之问的事迹若干，可资参考。王达津文所讨论的问题亦与上两文相同，他认为，《灵隐寺》一诗当归宋之问，是其作越州长史时所作，并谓宋“当时颇具豪情与游兴，宋集有《游法华寺》、《诣禹庙》、《游云门寺》、《宿云门寺》等诗”，“就诗的风格而论，也应属于宋之问”。
谭优学文于逐年考索之后，又撰《新传》加以综述。今略摘其要如下：弱冠第进士，曾奉使东至兖州，南涉襄汉，行役浔阳，此皆传所未言，推其诗得知。中宗复辟，之问及李峤、崔融、沈佺期、杜审言、阎朝隐、王无竞诸名士十八人，咸贬远恶各州参军事。神龙元年，之问经湖湘，度大庾岭前往贬所泷州。次年，张柬之等被摒于外，之问逃归洛阳。其弟之逊密告以自赎。不久，王同皎坐斩，之问、之逊乃复官于朝为卿思丞。景龙二年为修文馆直学士。之问以文辞显，中宗欲用之为中书舍人，以代王言掌纶诰。而帝妹太平公主忌之，发其典贡举受贿之劣迹，出为越州长史。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贬岭外钦州。之问乃于太极元年循汴水入淮，经广陵，循大江西去，至黄梅渡江至江州，溯灨水而上，越大庾，抵广府，溯西江，经梧州，北上桂管，晋见府主，再南去钦州，复返桂府盘桓。开元元年，玄宗使使赐之问自尽于桂州，得年62岁。昭民文则认为宋之问应赐死于钦州，而非桂州。
王启兴文就宋之问的籍贯、生年、仕宦、卒年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唐书》定宋之问为汾州人，即今山西汾阳县是正确的，《旧唐书》定为虢州弘农人是错误的。关于宋之问的仕历，作者认为，宋之问上元二年中进士后，“久未得官，直到武则天天授元年，才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天授元年秋至天授二年夏任教习艺馆，天授二年夏末或秋初改任洛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秋后至久视元年六月之间，任尚方监丞，“久视元年六月以后，宋之问依附张易之兄弟任左奉宸内供奉”，并“秉承武则天旨意参与修《三教珠英》。”中宗神龙元年，辨泷州，“神龙二年春即逃归洛阳。这时武三思专权，宋之问以告密之功而迁鸿胪主簿。”景龙二年，任考功员外郎，五月为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三年仲冬“贬为越州长史”，“景龙元年六月，由越州长史诏流钦州。”关于宋之问的卒年，作者认为，《旧唐书》本传及《酷吏传下·周利贞传》所载，玄宗即位后赐死是正确的，其时“当在公元712至713年之间”，“《新唐书》本传说宋之问为睿宗时赐死是错误的。”至于卒地，作者力主钦州说。同年发表的胡振龙文认真考证了与宋之问过从甚密的骆宾王、杨炯、陈子昂、沈佺期、杜审言、苏頲、田游岩、卢藏用、王无竞等二十五人，能紧紧抓住他们与宋之问的交往，突出诗文赠答的时限。
傅璇琮在其《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问》中则对宋之问的一生重大行事作了笺证，如他认为，宋之问于天授元年（690）直习艺馆后，又于万岁通天元年前后任洛州参军，并与陈子昂交友；宋被贬泷州，离开洛阳当在神龙元年二月；其授考功员外郎或在景龙二年秋冬，而典贡举当在景龙三年；其出为越州长史当在景龙三年冬末、四年春初之际；宋之卒当在先天中。在《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校正）中陈尚君引《诗渊》所存宋之问《初承旨言放归舟》后云，之问曾两贬岭南，景云中流岭南，后赐死，故此诗应为神龙间贬泷州，奉诏北归时所作，之问为得诏方归，于此可证；陶敏证宋之问佐越在景龙三年，又据宋之问原诗考知宋之卒地确为桂州。
三、沈、宋诗歌研究
本世纪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歌艺术的论文本来就较少，而专论沈佺期或宋之问诗歌的文章则更少，人们大多是将沈宋相提并论，且多则是在一些文学史、唐诗研究论著中涉及之。
本世纪上半叶 李维《诗史》对沈、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视，该书卷中有三章都是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对沈、宋诗歌的论述稍具体些，该书首先论及沈、宋于律诗成立之功，强调他们在官场上的应制倡导的机会的重要性，其次他分析了沈、宋的一些五律、七律作品，以说明其格律之严，但是，他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不高：“之问的诗，好的极少！集中格调比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又‘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类，确是没有几篇可鉴赏的。──大抵因为他的作品，七律全出应制，五律率多平浅，所以酿成这个结果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沈、宋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七言律的成立，并认为“他们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同时，该书还强调了他们对绝句、排律成立之功绩。对于他们诗歌创作实际，本书认为：“沈、宋的诗，自当以这种迁谪后所作的最工。应制诸什，非不精妙，却不尽是肺腑中流出的，故有灵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分析律诗成于沈宋之手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齐梁以来的酝酿，二是前人对对偶的讲求由来已久，三是出于帝王的熔陶。
闻一多在其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则强调沈、宋对盛唐诗歌的先导作用，他认为沈佺期的七律“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恢复了诗歌与语言之间正常的关系，“正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于宋之问，他则认为，“通常但知他的近体诗有名，其实古体诗也有好的，象五古《雨从箕山来》一首......可说是开了王右丞的先声。”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加以肯定，对他们的应制诗评价不太高，对他们遭贬以后的作品予以好评。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一文在论及沈宋诗歌时颇具己见，如，该书云：“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 ，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又如，“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亦非之问所能企及。......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刘开扬的《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对沈、宋的律诗和古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沈佺期写征戍的几首诗如《杂诗三首》之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都很精彩，其次如狱中的诗，流放过程中的诗，都有真实感情，还有一些乐府诗也较可取，但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就数量和内容说，比沈佺期的诗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而且，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对杜甫等后世大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杜甫对以往的诗人诚然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宋之问的诗似乎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还有，之问的长律《谒禹庙》已长达二十韵，佺期的《移禁司刑》更达二十四韵，对杜甫晚年写长律竟达百韵也有所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论沈、宋诗歌的文章，重要者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诗人名订讹》、师为公的《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刘振娅《宋之问诗歌创作总体认识初探》、王定璋《陈子昂与沈、宋》、查洪德《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等。
其中查文针对过去一些研究者批评“沈佺期的诗多宫廷应制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华美”的说法，指出他的应制诗37首，仅占22.5%（沈存诗共160首），与唐初其他诗人比较，“应制诗并不算多”。况且，他的应制诗有的质量不错，作者称赞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说它“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内容“也不像人们观念中的应制诗那样面目可憎”，“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作者将沈佺期的非应制诗分为沉郁的自述诗、深情的别离诗、矛盾的战争诗、雄奇的山水诗四方面加以详细论述，使读者第一次较清晰地看到沈诗的全貌。最后作者又从“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有力推动者”和“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诗人”三点说明沈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
本世纪未见有人对宋之问的诗歌作品进行系统整理，沈佺期作品的整理成果则有查洪德、连波的《沈佺期诗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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