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陈子昂研究

　　本世纪的陈子昂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对其生平、思想，还是对其诗歌、散文艺术、诗文革新主张及其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都远较前人深刻，下文将从陈子昂生平研究、思想研究、诗文革新主张研究、诗歌艺术研究、散文研究、作品整理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介。

　　一、陈子昂生平研究

　　陈子昂生卒年研究　 对陈子昂的生卒年，本世纪有以下几种颇具代表性观点：（1）本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皆认为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逝于武后圣历元年（698）。此后，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等，均继此说。（2）1934年，谭正璧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5年，罗庸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的《陈子昂年谱》，均认为陈子昂当生于公元661年，卒于公元702年。罗谱的根据是：赵儋《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云：“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据此，由中宗文明元年甲申（684），上推二十四年，为高宗龙朔元年辛酉（661），是为子昂生年。由龙朔元年辛酉，下推四十二年，为武氏长安二年壬寅（702），是为子昂卒年。此说问世以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均有学者响应。1961年3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的刘大杰的《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显然是从罗说。此后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陈子昂传”条、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等均从罗说。（3）1930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廷灿编著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说，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圣历初，年四十余。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姜亮夫编撰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定生年与梁廷灿同，岁数则以四十整计之，卒年是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4）彭庆生于八十年代初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对前此三说一一作了辩驳、否定，然后定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四十二。同年，韩理洲也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辨》一文，对以前三种说法同样作了辨析，但他认为陈子昂当生于公元658年，卒于公元699年。与彭说稍异。此后一年，吴明贤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辨》亦反对前三说，认为彭说和韩说近是，然其中亦有不少矛盾和疏漏，并进行了辨析。此文最后认为，陈子昂当死于久视元年（700），年四十二，以此上推四十二年，则是高宗显庆四年（659），此当为子昂生年。吴明贤后来又撰写了《陈子昂生卒年补证》予以补充论证。但是，在1986年，九嵏人《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对吴明贤《生卒年辨》一文提出异议。文章说，审《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卢藏用《纪信碑阴》原文，长安二年（702）七月“自减私俸”的是为纪信立碑的县令孔祖舜，“非撰碑人卢藏用”。但是，该文作者“竟张冠李戴，说什么卢藏用有了私俸”，断卢氏弃隐入仕在长安二年，由此进而断定陈子昂卒于久视元年（700），生于显庆四年（658）。又说，至于吴明贤写的《补证》一文“那就更是误而复误了”。
　　陈子昂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学界关于陈子昂生平行迹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早在1935年，罗庸就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了《陈子昂年谱》。该谱首先考证了陈子昂的世系、友人及时人相与过从者。其次，对子昂一生重要事迹及一些诗文作了编年。如，该谱据《陈子昂文集》补充了考进士落第、入仕前山栖学道、从乔知之北征、初任拾遗旋即被诬入狱等被两《唐书》本传及历代为子昂作传者所遗漏的重大行事。该谱面世后不久，岑仲勉于四十年代撰《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予以补充，该文考证了“子昂世系”、“子昂疑年”、“子昂及第年”、子昂文集中所涉人物和事迹若干条，最后对罗庸《年谱》中诗文编年作了八条补正。
　　进入六十年代，马茂元在其《读两〈唐书·文艺（苑）传》中对子昂本传中一些问题也作了很有意义的考辨和补正工作，如马先生认为，子昂死于冤狱并非如卢藏用《陈氏别传》、《新传》所云系县令段简谋财害命所致，而是遭受武攸宜政治迫害致死；《新、旧传》所载王适见子昂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云“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马先生谓此说致误之由是“刘昫撰史时，徒闻《感遇》之名，而实未见其诗，故摭拾《别传》之语，而漫以此当之耳。宋祁增减《旧传》以成文，或未之深究。独怪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全载《感遇》三十八篇，仍沿其失，殊令人不解。”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陈子昂生平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陈子昂年谱》继罗谱之后对陈子昂生平及其诗文编年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该谱认为，子昂于调露元年始入长安，年二十一；调露二年至洛阳，初试落第，年二十二；开耀二年举进士，年二十四；唐睿宗文明元年春，诣阙上书，擢麟台正字；天授二年秋，以继母忧解官返里；长寿三年居东都，守右拾遗，旋坐逆党陷狱；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以同州刺史建安郡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威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子昂以本官参谋；圣历元年秋，以父老，表解官归侍，诏带官取给而归；圣历三年，家居守制，县令段简罗织诬陷，收系狱中，忧愤而卒。在彭谱发表后不久，学界对陈子昂行事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1983年陆庆夫发表了《陈子昂的河西之行与唐代同城考辨》一文。陈子昂的河西之行及创作活动是研究者们忽视的一段经历，由于对唐代地理概念缺乏统一认识，从而影响到对陈子昂河西之行阶段所创作诗篇的理解。陆庆夫此文勾勒出陈子昂此行的概貌，解决了古今地名的异同问题，这对进一步研究陈子昂生平活动和理解陈子昂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都有帮助。同年，葛晓音发表了《关于陈子昂的死因》，该文认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的陈子昂系武三思陷害致死的说法值得商榷，作者通过分析陈子昂所写《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一文，发现其中有对武周革命不恭的内容，进而认为，陈子昂的死因更可能是段简陷害子昂根据陈子昂所写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文法”，以子昂诋毁武后，“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为名，勒逼财物，致使本来就哀毁羸疾的陈子昂不堪折磨而死。1985年也有两篇文章论及陈子昂的生平，即九嵏人的《子昂“游太学”考》和韩理洲的《陈子昂行事研究》，其中韩文专对陈子昂研究中某些传统意见提出异议。首先，韩文对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所谓陈“年十七、八未知书”，后“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等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措辞欠当，且有阙漏。作者援引陈本人著述，勾勒出其入仕前在四川时即关心时弊民瘼，不能以“未知书”概括其时诗人生活。其次，作者认为陈子昂晚年退隐后并无“诛讨武氏之文字”，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陈退隐后反对武周政权的说法。他认为，陈之遇害，并非由于他根本反对武周政权，而致使由于招致武周集团中个别权奸忌恨之结果。此后不久，韩理洲又撰写了《行年中的几个问题》，该文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1）入仕前已对社会有所考察；（2）首次应试不在游太学之次年；（3）文明元年中进士并释褐拜官；（4）初拜官应为秘书省正字；（5）以继母忧返蜀之年，文章认为此事当起于天授二年（691）初秋，迄于长寿二年（693）秋冬；（6）任右拾遗之年（长寿二年冬）。1988年王辉斌发表了《陈子昂死因新探》一文和上引葛晓音文一样，都认为前人所说陈子昂死于武三思诬陷致死的说法难以成立，基本同意卢藏用《别传》关于段简“附会文法”的说法，但他又认为，葛文说陈子昂乃是因其文章犯武后之大忌而为段简所害的观点也难以成立，以为陈子昂的死因，共由三个因素构成：一、因私撰《后史记》而为段简“附会文法”；二、“外迫苛政”；三、宿命论的危害。而三个因素中，又以第一个最为重要。文章认为卢藏用在《陈子昂别传》中交代得至为明白，而卢氏又是陈子昂生前挚友，所言定为可信。
　　另外，关于陈子昂生平研究的成果还有韩理洲的《陈子昂小传》、萧涤非、吴明贤著《陈子昂传》、韩理洲的《陈子昂评传》等。

　　二、陈子昂思想和政治品格研究

　　在初唐诗人中，陈子昂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由于他与武后关系前后不太一致，所以，本世纪许多学人都十分关注陈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品格，产生了许多成果。
　　陈子昂思想研究　 关于陈子昂的思想，闻一多有比较深入的论述。他认为，陈子昂的思想和性格首先是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从性格和生活态度来看，子昂和太白极近，用先秦学派思想来衡量他，可说是属于纵横家兼道家。太白平生景仰的不是那位战国的鲁仲连么？......因而他常想能用超人的力量为人排难解纷，进而至于求仙超世，既重功名，又尚清远，子昂和太白同出生于西蜀，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所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其次，他又从家世方面来探讨子昂思想和性格的来源，“说到道家气质，可说是他的家风。”“他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充满道教气味的家庭，便是读书环境也影响着他。”在和李白的比较中，他认为，“子昂早年是赌徒，又奉道教，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因为道教所持颇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不过拿他和太白比较，子昂还算稳重，这是由于一部儒家思想使他的生活态度有所限制，所以在他的诗里，我们还可见到他某些悲伤沉恸的地方。”最后，他对子昂的思想作了一个总结：“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
　　五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陈子昂的思想也有所论述，但不太细致。代表性的著作如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而且认为，“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八十年代，类似的探讨陈子昂思想的文章才更深入一些了。如韩理洲《生平和思想》一文就认为陈子昂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是不同的、变化的，如“青年陈子昂在遭遇科场挫折之后，虽身居山林，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并未放弃拯时济世的宏愿，他欲待时而出，仍然企慕着建功立业。”“关于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学术界有人依据他在《谏政理书》中曾有‘民本’、‘仁政’、‘德教’的言论，便断定其属儒家思想，似欠妥。从《上军国利害事》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安人’主张与黄老的清静无为是揉合在一起的。......陈子昂在强调德教、仁政的同时，又反复指出统治天下的关键在于‘能密静’、‘机静则福’。显然，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儒家思想和黄老之学二者兼而有之。”“出狱后的陈子昂颇爱黄老之言，......原先潜伏在脑海的隐逸思想，已经发展到将要付诸行动的时刻。”“六七九年东征遭受打击之后，陈子昂虽然从主要倾向来说，由积极进取转入了消极颓唐。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遗忘世事，在他的身上还残存着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扬善憎恶的火星。”
　　又如，冯良方的《陈子昂的天人合一思想四论》则专从其思想的哲学基础加以论述，认为“就三家思想而论，虽然他亦有咏禅之作，但更以儒、道二家为精研，并统一于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中，包括了自然宇宙观、社会政治观及人生观等主要内容。”另外，邓元煊的《略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理论》则认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有其独自的明显和不同于他人的发展历程。24岁中进士以前，是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他接受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崇儒、重道、好侠的家风代代相传，深深的影响着陈子昂，这一阶段较长时期地支配着他的行动的主要思想是纵横家思想，对其余各家学说的吸取直接影响的他此后的所作所为。从24岁中进士到40岁辞官还乡，是他的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既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有法家的富国强兵、耕战法治等思想因素，儒法两种思想交互作用着。在守丧期间，与晖上人的交游，更深化了他潜伏在脑海里的避世隐居思想，老庄哲学和释家思想又一度占据过主导地位。从40岁辞官到42岁惨死于狱中，是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老庄哲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文章最后认为，“简单地将他归入某家某家，显然是不恰当的。”
　　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认为，陈子昂在最后十年间，认真思考并吸收了道教思想，他对道教的认识主要本于茅山道派。《感遇》诗体现了茅山道派的天命说和循环论。陈子昂在用道教哲学解释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初唐四杰也曾苦苦思索过的“时”、“才”、“命”三者之间的关系，确认了士人用舍行藏的处世哲学。
　　韩云波的《陈子昂的侠气与初唐文学革命──兼论陈子昂对前代文化的集成和改造》论述陈子昂在初唐文学革命中担当重任时认为：“恰恰是由‘豪侠使气’和‘折节为学’的融合，带来对初唐风气一种崭新的改造，这才是他异于前人而取得成功的秘密。”作者认为，陈子昂的侠又不同于一般的侠，而是融合了道、墨、儒、纵横、阴阳诸家因素，在侠与隐中蕴藏着对现实社会政治参与欲望的侠，因而超越流辈，终成大器。作者还指出，陈子昂的“侠性气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敢于进取，躁于进取；第二是知恩图报的侠士心态。陈诗中有四种由侠而儒的阳刚内质，即用世之志、慷慨之气、阔大之貌、武毅之风，这些内质，使他的诗“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向上的人格力量，正是初唐一般诗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也只有陈子昂才能担当文学革新的重任”。
　　陈子昂政治品格研究　 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陈子昂政治品格的评价，故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的关注。本世纪以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少。
　　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版）认为，“（子昂）为神凤颂、明堂议，贡谀牝朝，诚所谓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者也。”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则认为，“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子昂忠于那一姓，而在于他在那段时期发表了怎么样的一些政治主张，在于这些主张是否符合于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综观子昂在武后朝所发表的许多言论，不能不承认：他中肯地揭发了当前政治上的许多弊害，指出了广大地区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不安定，要求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他具有政治的远见和热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怀这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不畏强暴，正直不阿，他不是苟合求荣的人物。”刘大杰针对封建社会的学者常常纠缠于子昂是不是武则天的党羽，是不是忠于李唐王朝的观点，鲜明地指出：“陈子昂十几年的政治生活，都在武则天掌权和称帝时代，前人讥为不忠，这种封建正统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武后称帝，他写过《上大周受命颂表》和《大周受命颂》四章，这是官场的应酬，算不得什么大污点。他既不是李唐宗室一派，也不是武后的忠臣。但是他刚果强毅，正直开明，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他的政治立场虽说终于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毕竟是封建阶级中具有清醒头脑、富于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古代那些封建正统观念的历史家和批评家们，说他谄媚武后、图取富贵、品格低劣的种种谰言，实际是对陈子昂的诽谤和诬陷。”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的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刘知渐也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诗人早年的拥护武氏和中年以后对武氏集团的不满，都表现了诗人的正直和进步”。刘国盈则认为“陈子昂无疑曾经想依附武则天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一种手段”，“陈子昂和武则天的关系，有庸俗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能“不加具体分析，根据封建的道德标准就骂陈子昂是‘真无忌惮之小人’和以卖身投靠为目的的捧陈子昂是‘忠心耿耿地为武则天服务的’，都是不对的。”郭预衡认为，子昂对于武周政权曾是抱有幻想的，因此“写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些颂辞，一方面表现出子昂“锐于进取，献颂希宠”，“也要看到，尽管子昂如此献颂，结果并未得到荣宠。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见解与那些御用文人毕竟不同。”
　　到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陈子昂人格和政治品格的文章，如郑临川的《略论陈子昂的政治态度》、陈贻焮的《陈子昂的人品与政治倾向》、曾平的《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及杜晓勤的《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等。
　　其中郑文认为，“他热爱大唐帝国和她的执政者，但他决不能容忍那些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种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错误决策措施，及时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克尽拾遗的言责，甘冒风险而不顾，以致被迫提前致仕，最后被武氏集团迫害致死。”
　　陈文则认为，“武则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指责陈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的。可是武后执政时的确有不少希宠干禄的小人，从陈子昂积极拥护武后建周称帝的表现看，也并不是毫无可非议之处，所以对于陈子昂人品，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曾文则认为，“陈子昂在政治上是较为幼稚的，在其呈献给武则天的《谏灵驾入京书》中，就暴露了这一致命弱点。”“作为一个庶族出身的普通知识分子，他既无政治经验、政治实力，也无上一代人的政治蔽护，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所以他非常希望武则天重用自己，并靠武氏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主张。但是武则天对子昂采取赏而不用的暧昧态度。子昂不能忍耐，于是便有了《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为永昌父老劝追尊忠孝王表》、《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等充满阿谀之词的颂扬文章。但因陈子昂历次上书所阐明的政治主张与武则天的统治需要背道而驰，所以他必然得不到武则天的赏识。......对武氏称帝，他在舆论上予以赞美，固然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另一方面，他对女性称帝问题的确不像正统文人那么大惊小怪。这还是因为陈子昂考虑的角度主要是国家和百姓，而不是哪个掌权的问题。”
　　杜文则认为，“陈子昂对武周政权之态度与其人格精神一样，都是由其家学中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所决定的。”该文指出其父陈元敬曾于永淳二年前后勉励子昂趁“贤圣生有萌芽”的政治情势实现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而且，“陈子昂后来的立身行事正是乃父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履践。”“首先，陈子昂在《感遇》其一诗中，用‘三统循环论’、‘五德终始说’进一步说明武周革命乃‘天道’使然，非人力所能左右，其理论本质是和乃父元敬的‘四百年贤圣遇合’说是相一致的。”“其次，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也将武后称为‘明主’、于‘非常之时’而生的‘非常之主’，而自己俨然是得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主’的‘非常之士’了，彼此遇合，将会产生出‘不朽’的‘千载之迹’来。”陈子昂在《谏政理书》中劝武后建明堂、立太学，和他在天授元年（690）进献《上大周受命颂表》、及《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都“是基于武氏乃贤圣之复生，武周革命乃顺天应人之举的认识。王士祯等人谓子昂此举‘谄诞不经’，是媚悦武后，也是因为他们不明陈家学中独特的历史观所致。”对于杜甫所说的“忠义”，该文认为，“无论是陈子昂还是杜甫，他们所说的‘忠义’，绝不等同于后人所说的‘忠君’，更不是忠于一朝一姓的‘愚忠’。......在陈子昂所处的文化氛围中，本来就不强调所谓的‘忠君’思想，而这种文化氛围实际上是战国士林遗风与魏晋以来豪族自守意识相结合的产物。陈子昂处于如此之时代，又受如此家学之影响，去拥武、颂周，也就十分自然，无丝毫对不起李唐王朝的地方了。”文章最终认为，“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谄武、媚武之‘宠嬖’，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然而由于其政治理想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一面，所以其人品和政治倾向也就值得肯定了。”

　　三、陈子昂文学研究

　　陈子昂文学主张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本世纪的学者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肯定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但也批评了其忽视形式的趋向。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均从正面肯定了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如郭绍虞说：“在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依旧存在的初唐，能于诗国首先竖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就是陈子昂”。林庚指出，陈子昂提出的“‘兴寄’就是要有政治寄托。‘风骨’也就是‘建安风骨’”。刘大杰指出，陈子昂“首先一般地批评了建安正始以后到武后时期几百年的形式主义文学的总倾向”，“肯定诗歌历史中的进步主流，指明风雅、汉魏、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和艺术成就，反映出他在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中所认识到的文学思想斗争的历史道路和正确观点。”他“特别提出‘风骨’、‘兴寄’两个特点，来说明进步诗歌的精神实质。”吴明贤认为，陈子昂提出的“风骨”包含“具体含义”和“时代概念”，前者“其实就是指‘端翔’的‘骨气’，即诗人骏爽飞腾的情志通过端直有力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来，达到感化教育人们的社会效果。”后者指“以倡导复古的形式鼓吹革新，本身就不易和诗坛进步的脚步合拍”，这“不能不影响到他文艺思想的彻底性”。尽管如此，子昂仍然是“杰出的唐诗改革的先驱，功绩不可磨灭”。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子昂并不忽视诗歌形式，周刚指出，陈子昂要求诗歌“音情顿挫”、“有金石声”，即已注意到诗歌的艺术形式。
　　第三种意见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秦绍培认为，《修竹篇序》“主要内容不外两点。即一，对南北朝诗歌的全盘否定。二，提倡‘汉魏风骨’”，而无视南北朝诗歌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很偏颇的。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只注意思想性而不重视艺术的发展，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是不值得赞扬的。刘石也认为，“陈子昂仍然恪守着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学观......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子昂并没有提出超乎前人的更新理论。”陈子昂作为革新武器的“言志”“在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只能是对文学的反动”。陈子昂力图扭转初唐文风，但他“矫枉，然而过正，同样偏离了文学发展的正确航线。”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从其他角度探讨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文学主张。如曹文佺把陈子昂和韩愈进行比较，认为“陈子昂所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与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都以反对齐梁文风为主旨，而且都以‘复古’的口号为手段。......其实这两个运动的背景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陈子昂和韩愈一派的思想基础也完全殊趣。”韩理洲针对聂文郁《王勃诗解》中所说王勃、陈子昂二人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实际上不算什么差别”、“实质仍是一样”，甚至认为陈子昂是王勃的继承者，他的文学主张，“和王绩，特别是王勃是衣钵相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认为两人都反对六朝以来浮艳颓靡的文风、诗风，力求改革诗文，开创新的局面，但两人在如何进行革新等重大问题，认识和主张都很不同。陈子昂显然高于隋至初唐其他人物的文学见解，对唐代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晓音的《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一文说，以前学术界认为陈子昂的风雅兴寄“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发挥其美刺讽谕的社会功用”，作者认为“陈子昂革新诗歌的主张与改革社会的理想自有其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没有把诗歌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美刺讽谕”，“而是认为汉魏风骨就是寄托拯世济时的人生理想”，“这就第一次从精神上将建安气骨和齐梁文风区别开来，把风雅比兴和建安精神统一起来，解决了四杰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她的《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修正了以前的一种流行看法（包括她自己在内），即以为陈子昂的理论“针对从上官体到‘文章四友’及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该文指出，陈子昂在“宫廷中也出于应制的需要作了一些‘金玉龙凤’的颂诗”，因为当时歌功颂德的应诏诗代表宫廷的正声，“显然不在他批判的视野之内”。又由于他回乡为段简所害，“没有赶上久视元年以后武则天宫廷的这种局面（指媚附张氏兄弟），所以他所批判的齐梁文风，也不包括‘文章四友’和沈宋，而主要是指上官仪以来，宫廷中和社会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的那种模仿齐梁、彩丽竞繁的诗风”。
　　陈子昂的文学成就及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曾毅《中国文学史》认为，“唐以前无古、律体之分。陈子昂特起于王、杨、沈、宋之间，以高雅冲淡之音，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后代因之，以古体之名以立。其《感遇》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开李、杜、韦、柳。其风节虽不足称，而振起文章雅正之功不可诬也。”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认为，“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射洪陈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唐初复古之功，当推伯玉无疑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在这一群诗人里（指初唐诗人）还不得不推陈子昂为一个异军突起者。子昂和刘希夷、乔知之皆非沈、宋所能牢笼，所能范围者，而子昂尤为杰出，齐梁风尚的转变在子昂的诗里已充分地透露出消息来。陈子展在其《唐宋文学史》中则认为，“初唐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富嘉谟、吴少微始以经典为本，称为‘富吴体’。到了燕许大手笔，可以说达到这一类文的最高峰了。子昂之文，不逊燕、许。所作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论事书疏则疎朴近古，无怪韩柳要推他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则指出：“齐梁的过于纤细的作风，在初唐仍然影响着诗坛。......因此，就有许多诗人开始批判了这一个现象，要求诗歌更有力地走向高峰去。这就是历史所称为的盛唐时期，代表这一个要求而大声疾呼的就是陈子昂。......他的高倡风骨，在这上升的时代中，就为诗坛揭开了新的序幕。陈子昂之后，就是唐代的开元、天宝时期，唐代社会上升到顶点，诗坛已成了大军云集的情况，无数为人传诵的诗篇，风起云涌般地出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将陈子昂和四杰比较着论述：“在初唐诗歌的历史上，四杰的创作是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意义的，但他们的作品，仍不能摆脱齐、梁旧风的影响。七世纪末期，在诗坛上成为有意识的觉醒，树立文学革新的旗帜的是陈子昂。陈子昂在唐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价值，一面由于他的优秀创作，同时是他首先提出反对六朝华靡虚弱的文风、追求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的口号，对于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他的作品和理论，在唐代的发展史上，起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作用。”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韩理洲《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则认为，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开关闯道的作用，就文学体裁而言，他力挽狂澜，决心恢复“音情顿挫”、“有金石声”的汉魏古音，并创作了掷地作响的五言古诗：也对五言律体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他与同时崛起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共同奠定了盛行有唐三百年的五律；其文章虽然还没有完全脱尽六朝骈文的气味，但是他的论事书疏在“论道匡君”的思想指导下，皆为针砭时弊而发，内容充实，磊落奇伟，犹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之遗风，已与浮泛雕琢的骈文又有了显著的差异，实为变骈为散的先声；陈子昂不但写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诗文，而且以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关心国家、同情人民的思想感召了后来的诗人，启发了他们的创作，促进了诗苑的繁荣。
　　徐文茂的《论陈子昂对唐代近体诗的贡献》一文则针对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陈子昂在繁荣唐代近体上的贡献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这一现状，着重论述了陈子昂对唐代近体诗的贡献：首先，他熔风骨、声律于一炉，为繁荣近体诗拨正了方向；还在于他以“音情顿挫”的正确原则来把握声调，在声律格式的探索和运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有力地影响了盛唐之音；此外，陈子昂在坚持艺术上追求拓展的同时，对原有诗律样式作适当的保留、变化而予以运用，也是有益于繁荣诗歌艺术的；他力创唐五言古风，从而在诗歌题材上分明了古律的样式，为近体的繁荣廓清了基础。
　　另外，佘正松的《论初盛唐边塞诗的发展和陈子昂的贡献》则将陈子昂放到初盛唐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作者认为，陈子昂现存诗120多首，而其中的30首边塞诗，无疑是他诗歌革新理论的最佳实践结果，同时，也代表了这阶段边塞诗的最高成就。陈子昂边塞诗中最富创见的，是突破了前人藩篱的以下内容：他的笔锋触及到了当时广大士卒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他的边塞诗悲壮苍凉，与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雄壮豪放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初唐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为确立盛唐之音雄放悲壮之美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八十年代末刘石等一些学者全盘否定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的现象，王运熙、吴承学撰文反驳，他们认为，“刘石君的文章在目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颇能代表一种学术风气，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接着，他们从（一）“汉魏风骨”理论对盛唐诗的贡献；（二）关于“兴寄”、“言志”理论；（三）陈子昂“否定艺术形式”吗？（四）陈子昂诗歌创作成就。与刘石进行商榷，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子昂诗歌艺术及重要作品研究　对于陈子昂的诗歌艺术及风格，本世纪学者，多有论述。如郑振铎《文学大纲》（1926年版）就认为，“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诗，为当时第一出现的重要的五言古诗，始扫艳丽之旧习，而趋于雅正劲练。......唐之诗歌虽因沈、宋而律诗以成立，然仍时时露清劲朴实之气氛者，子昂的独特作风实予以很大影响。”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初唐的末年，陈子昂、张九龄出，一扫华艳的诗风。子昂作《感遇》三十八首，九龄作《感遇》诗十二首，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亦云：“上官婉媚，沈、宋靡丽，四杰亦鲜高洁之体，苍劲之气，惟陈子昂厕身于四杰、沈、宋之间，而特立独行，不与同流，以高雅冲淡之气，清劲朴质之体，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焉。”王运熙的《陈子昂和他的作品》则认为，“《感遇诗》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登幽州台歌》是子昂诗歌的代表作品，它们都具有相当充实的内容，形式也非常质朴，有意识地摒弃了华丽的辞藻，这种风格在当时整个诗界是非常突出的。”
　　对于陈诗的渊源，人们的说法也不尽相同。郑振铎、杨启高、游国恩等人都沿袭传统说法，认为陈子昂的诗歌风格是受了阮籍等建安、正始诗人的影响，但是，王运熙则自抒己见，不同流俗，他认为：“从前的评论家往往指出《感遇诗》风格非常接近于阮籍的《咏怀诗》。......子昂自己也曾表明阮籍的《咏怀诗》是他所向往的。......我们认为《感遇诗》中不少作品和《咏怀诗》风格非常接近，二者都以隐约的词句，着重表现作者对于祸福无常的感叹和忧虑对于神仙和隐逸生活的赞美和追求，但子昂的生活经验要比阮籍更为丰富，他对于战争和边塞生活有实际的体验和观察，他非常注意和同情人民的苦难。因此，比起《咏怀诗》来，《感遇诗》所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一些，它的战斗性也更为强烈一些。像《苍苍丁零塞》、《丁亥岁云暮》那样的诗篇，我们是不能在《咏怀诗》中找到的。”
　　到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陈子昂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专题论文更多、也更深入了。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韩理洲的《陈子昂研究》一书中收集了他从八十年代以来所写的一些单篇论文，专论陈诗者达九篇，其中《陈诗的艺术特色与瑕疵》和《陈诗的渊源》两文较有参考价值。前者认为，在如何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陈子昂的诗歌表现了鲜明的个性：（一）格高气壮，声情激越；（二）存兴寄，蓄愤托讽；（三）洗华从朴，语言遒劲。但是，他的诗歌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首先，由于他身居朝阁的时间多，接触社会阶层的日月少，注意朝政问题多，了解各层人物少，他的诗在题材内容方面，虽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少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其次，偏重气质，对诗歌的形象性有所忽视。一些诗歌，演绎道、释哲理，宣扬天命术数，以抽象的议论代替了生动的描绘，枯燥无味；复次，语言锤炼不足，甚至有“词稍粗率”、“词烦意复”之嫌。另外，在改革中的陈诗，虽然已经基本摆脱了齐梁诗风的束缚，显示出了新的风貌，但也残存着旧诗风影响的痕迹，《上元夜效小庾体》、《晦日宴高氏林亭》、《洛城观酺应制》等诗，无论在题材内容或形式上都没有多大突破。陈子昂推崇建安诗歌，但对建安诗人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则有所忽视。他的诗除五古、五律及五绝外，无歌行、无七古，汉魏乐府和南北朝的民歌生动活泼的形式也无从闻见。这也使他的革新受到了局限。而后文则认为，陈子昂倾心追慕建安诗人，他学习借鉴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作品，创作了一些“风骨矫拔”的诗歌，但他的诗还没有达到建安的水平，而是把效法阮诗视为继承建安风骨的途径。另外，他继承了《诗经》、《楚辞》反映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优良传统和比兴手法；对晋宋以还的诗人也有所师法；有些诗篇也有化用六朝其他作家的痕迹。该文结尾特别指出，“前多年，一些著述为了说明陈诗艺术性不高的原因在于矫枉过正，没有学习六朝诗人的技巧，完全否定了他对六朝诗人的学习（包括对郭璞、陶渊明的学习），是不符合实际的。”
　　另外，1980年中国文联公司出版的《陈子昂研究论集》中也有一些专论陈诗的文章，如王定璋的《陈子昂与沈宋》、蒲友俊的《论陈子昂的蜀中诗》、童嘉新的《试论陈子昂的边塞诗》等。王文从文学观点、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等方面说明了陈子昂与沈宋的差异，但认为，他们在创作上的差异又不如他们在文艺理论主张那么大。文章在比较后指出，陈子昂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缺陷，且有贵古贱今趋向；而沈宋诗歌文词高华，韵调谐美，也不乏兴寄，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恰当的评价。蒲文则专论陈子昂在蜀中所作的诗歌作品，他认为，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幽居抒愤，玄观大化和偶吟山水。童文认为陈子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相当丰富，艺术上也颇有特色：首先，风格沉郁雄浑；其次，语言刚健质朴；其三，诗思纵横驰骋；其四，五古形式，突破拟题。
　　九十年代以后，陈子昂诗歌研究又有了一些突破，如谢建忠的《论陈子昂诗歌“兴寄”的情感和意象》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我国传统的比兴之说结合起来，融成自己的体系。文章认为，陈子昂运用兴寄有两个突出之点，其一是比较侧重于通篇比兴寄托，其二是除了批判现实的功利目的外，还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他把陈诗兴寄的感情波澜概括为“孤愤五蠹”和“孤愤遐吟”两个主要取向，前者或取自然景观，或取古代人事为事象来影射时弊，喻譬社会蛀虫和暗示环境气氛；后者托自然景象和古代人事之象寄寓自己忠直遭谗的深巨悲愤和理想幻灭的孤独情绪，后者社会美学意义和情感力度并不亚于前者。作者以兴寄最为集中的《感遇诗》38首为例，指出陈子昂运用了古代人事、自然和仙界三组意象群，“三组意象群的动态组合深刻显示了诗人情绪运动的消长起伏和审美活动的复杂过程。”房日晰的《陈子昂张九龄比较论》将陈和张的诗作进行比较，认为陈子昂强调诗要有兴寄，主要是对诗的内容的强调，而张九龄在注意诗歌表现充实内容的同时，“注意感情的艺术表达，向缘情方向转化”。陈诗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意不加新而词稍粗率”，而张诗“清丽淡雅，诗味渐趋醇美”，两人不仅艺术风格不同，而且是时代风气使然，应该说“陈子昂与张九龄在唐诗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完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
　　就陈子昂的具体作品而言，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其《感遇诗》和他在蓟丘所作的一系列古诗上。在八十年代初，韩理洲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陈子昂诗歌作品的论文：《〈感遇诗〉析疑》、《〈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正义──评〈诗比兴笺〉的笺释》、《〈晚次乐乡县〉和〈春夜别友人〉解析商榷》、《〈杨柳枝〉非陈子昂所作》等。有关的重要论文尚有蒋寅的《陈子昂〈杨柳枝〉证伪》、周啸天的《陈子昂〈感遇〉其三、其三十七写于何时》、羊玉祥的《陈子昂〈感遇诗〉审美情趣初探》、罗时进的《〈登幽州台歌〉献疑》等。
　　陈子昂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关于陈子昂作品的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鹏点校的《陈子昂集》，这是迄今最好的陈子昂全集本。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子昂诗注》，将陈子昂诗歌进行整理编年加注，后附《陈子昂年谱》，是陈氏诗集的第一个校注本。此外对陈子昂作品进行编年的文章则有韩理洲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补正》、韩理洲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考》、陈剑锋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韩理洲《对〈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一文的意见》等。有关陈子昂文集版本介绍研究的文章则有万曼的《陈伯玉文集叙录》、魏凯等撰的《陈伯玉集简介》、《陈伯玉集题解》、岳珍的《陈子昂集版本考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