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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文章四友”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之中李峤和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他们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文章四友生平研究
李峤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李峤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的《唐诗札丛·李峤生卒年辨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五册补正）等。马文认为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谓峤生于贞观十八年甲辰，卒于开元元年癸丑这一说法不对，李峤应生于贞观十九年，卒于开元二年。傅文首先考证了李氏世系，又对李峤一生一些重要行事作了辨证，如他认为李峤出为润州司马当在长寿元年（692）一月后，于长寿三年八月前已由润州入朝，后即为凤阁（中书）舍人，景云元年峤似未赴怀州任即致仕，峤之卒官当为庐州别驾。陈尚君对傅文作了一些补正，如他据1928年出土的李峤长子畅的墓志，考知李峤在万岁通天二年（697）一月时仍任凤阁舍人。
杜审言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杜审言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杜审言传”、傅璇琮的《杜审言考》、张清华的《杜审言评传》、王雄夫的《杜审言小传》、王永昌的《“峰州”考》、陈贻焮的《杜审言评传》、毛水清《杜审言四题》（上、下）、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杜审言》（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杜审言》（第五册）等。
其中马文考证了杜审言谪吉州的时间，他认为，审言离开东都时当圣历二年（公元644年）春，其还东都当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其卒年当在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盖在入修文馆不久，即以暴疾而死。另外，该文认为《新传》所载审言云“久压公等”之言，恐非其实。傅文认为，审言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当生于648年之前，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于646年，大致不差。该文还对审言一生重要行事和所作诗歌作品尽量作了考证和系年，涉及到审言与杜易简、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等人的关系，补考了杜审言永昌元年（689）前后曾在江阴任职，当由江阴入为洛阳丞，于698年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王雄夫小传在杜审言生平行事的叙述方面基本上与傅文相同，没有新意。陈贻焮文第一部分“‘恃才謇傲’的狂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杜审言的生平大略及其謇傲的性格，探讨了他遭时辈嫉妒的原因。毛水清的文章中的前两个问题是有关杜氏生平的，对杜审言等人何时称“文章四友”这一问题，该文的答案是在杜氏30岁前，地点在东都洛阳，原因是“由于共同倾附武则天和张氏兄弟的政治立场，又都擅长五言律诗”，后来这种齐名更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于杜审言贬吉州的原因，他补充了傅璇琮在《杜审言考》中的说法，认为“此次杜审言的吉州之贬，大约是由于（杜）支持复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反对武承嗣，因而触犯诸武兄弟的缘故。”
对于崔融的生平，傅璇琮在其《唐代诗人考略》曾作了一些考证，他认为，崔融应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卒于神龙二年（706）。文章还对崔融与当时著名诗人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的交往也作了考证，补充了崔氏早年的一些仕履经历。最后补充了他的家世。
至于苏味道的生平，本世纪未见有人进行新的考证。
二、文章四友诗歌研究
文革以前 本世纪大半时间内，人们多是在各种文学史、唐诗论著中论及文章四友的诗歌成就，专题论文要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出现。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苏、李所作，“今存者，类多应制之诗，未能窥其真性情。”谓：“在这几个人中，审言自是以天才独傲的。”云崔融“的诗咏从军者为多”，像《西征军行遇风》“颇具有异域的风趣，置在这个时代里，总算是别调”。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在论述“珠英学士”时也主要以“文章四友”为主，他认为，“李峤诗大半以自然现象和日常用品属题，──如日月江海牛羊笔墨之类──太无意味。惟《汾阴行》后段，慷慨悱恻，颇能动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也认为，“他们集中，五律最多，可知他们都是律诗运动中的重要推行者。李峤作律诗一百六十余首，偏于咏物，天文、地理、禽鱼、花草以及文具用品，无不咏到，成为唐代第一个咏物诗人，而其作品颇少情韵。他的七言《汾阴行》，为传诵人口之作，然统观全体，并不甚高。苏、李二人的诗，亦俱平庸。只有杜审言的作品，在四友中是较好的。”他认为，杜审言“集中五律占去大半，如《登襄阳城》、《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篇，可称佳作。七律很少，成就不高。他的七言绝诗，较有特色。......这种诗富有情感，表现得也还细密，比起他那些故作华丽的律诗来是好得多了。不过，我们在诗体的形成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便是五言排律，到了杜审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对文章四友颇多关注，他认为，杜审言晚年的诗虽然受过王绩的影响，却已进一步把它变为纯粹的唐代诗风。“他的诗现存三十多首，造诣已达盛唐境界。”“如果从诗的对仗工稳和通体匀称来说，杜固然远不如沈、宋，但他好诗的数量却驾乎沈宋而上，所以这批诗人中，除去王杨，杜审言还隐然有领袖群伦之概。”对于崔融，闻一多认为，“不以人废言而论，融的某些作品，亦有可传价值”，如五律《吴中好风景》“竟不像一首律诗，简直是从西洲曲化出，极为生动，颇带歌谣风味，是从古诗到律诗过渡期间的绝妙佳作”，五古《关山月》“尤见浑厚”，“无怪要令杜审言那末倾倒了”。
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崔融》对崔融诗歌也有一些论述，作者首先指出，“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是几乎不提崔融名字的，其实在初唐诗坛上，崔融应该有他的地位。”他认为，崔融“现存的诗数量虽然不多，但颇有一些好诗。......《文镜秘府论》论对类又引及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当即所谓‘盛谈四声，争吐病犯’的关于诗歌格律的著述。由此可见，崔融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还是诗歌理论家。”
文革以后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渐渐出现了一些专论“文章四友”诗歌成就的论文，重要者如马茂元《李峤咏物诗“杂咏”与“单题”名异而实同》、刘树勋《杜家诗学话渊源──谈杜审言》、徐定祥《关于杜审言诗歌的评价──兼与傅璇琮同志商榷》、王雄夫《读杜审言诗札记》、姜光斗等《论杜审言近体诗的历史地位》、张传曾的《谈〈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结构和语音形式美》、徐定祥《“文章四友”与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陈贻焮的《杜审言评传》、毛水清《杜审言四题》（下）、徐定祥《论李峤及其诗歌》、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诗〉谈起》等。
其中徐定祥《商榷》一文认为，杜审言的诗，正体现了初、盛唐接壤时期的特色。杜审言的诗以浑厚见长。与同时的沈、宋、苏、李相比，较少浮靡之气。文章也指出，杜审言还有工致细腻、清新流丽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描写优美恬静的自然景色的诗中。
姜光斗文首先指出，杜审言的近体诗占其全部存诗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五律二十七首，五排七首，七律三首，七绝三首，除五绝不存外，在这四种近体诗中都有严格合律的佳作，这是在初唐格律诗形成阶段非常突出的例子。至于他在近体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作者认为，约有以下数端：首先，杜审言是以全力创作近体诗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格律精严，诗风浑厚，足为后代模式。他在近体诗发展史上的地位，足以与四杰、沈宋比美而毫无逊色。在某些方面，还能超越数子而凌驾其上。其次，杜审言壮阔、雄浑的诗风促进了初唐诗歌的迅速转化，对于矫正六朝积习，改变采丽竞繁、萎弱绮靡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复次，杜审言的某些写作技巧，比如音情顿挫地组运偶对的手法，善于捕捉景物的典型特征加以逼真描绘的技巧，以及结构严密完整、字句工巧自然、设色富丽和谐等手法，均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
徐定祥《“文章四友”与盛唐边塞诗》则强调文章四友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四友现存诗作中，以边塞为题材或涉及边塞生活的，计杜有五首，崔、李各有六首，苏仅得二首，数量可说是微乎其微了，但它们却是四人存诗中最好的或较好的，在初唐边塞诗中，也称得上是颇有特色的佳篇。四杰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描写了边塞风光和边塞生活，反映了与边境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关系。在这方面，崔融首先值得注意。在他现存的十八首诗中，边塞之作占了三分之一，是四人中创作边塞诗最多的一个。崔融的《关山月》对苍茫辽阔的边塞风光作了高度概括，辞气劲健，风格苍老，情调雄浑悲凉，堪称初唐边塞诗的杰作，即使和盛唐的名篇佳制相比，也不见逊色。实际上，它正是盛唐边塞诗的先导。另外，崔融的边塞诗对边塞特殊风光和激烈征战生活的真切描绘，为初唐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是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王昌龄等的滥觞。文章针对文学史家对崔氏于七律开创之功多不提及的情况，特别详加论列，并谓崔氏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当不在沈杜之下。至于苏味道的边塞诗，也能把景物描写与军事活动结合起来，表明了诗人对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和平定边患的良好愿望，还是较有特色的。而杜审言和李峤的边塞诗则反映了唐廷与吐蕃之间友好交往的一面。李峤还有一些诗歌反映了唐廷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表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歌颂祖国的强盛统一，是“文章四友”边塞诗的又一重要方面。文章最后说，尽管它们在反映边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盛唐诗人，但其主要内容，也都是盛唐边塞诗的基本主题。至于在艺术表现，创作方法乃至艺术风格上对后人的影响，更是不容置疑的。
毛水清《四题》（下）有一部分涉及“杜审言是否是宫廷诗人”的问题，文章针对徐定祥《杜审言诗注·前言》所云“诗人身居宫廷时间不长，奉和应制之作只占现存作品总数的五分之一，故不能据此而遽定为宫廷诗人或御用文人”的观点，指出是否为宫廷诗人，“不能仅仅看现存应制诗的多寡，而应该主要看本人与宫廷（皇帝及其宠臣）的关系如何。即使是宫廷诗人，为人亦有良莠之分，诗歌创作成就也有大小的不同”，“我们说沈宋和文章四友是宫廷诗人，并不妨碍我们对杜审言的为人和诗歌创作成就作出较高的评价”。
徐定祥的《论李峤及其诗歌》一文对李峤诗歌艺术成就的评述较全面，她首先指出，李峤的那些咏物诗“就数量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可说是前无古人。这些篇什皆为五律，对偶精切，裁剪整齐，隶事用典，刻划精微”。其次，强调了李峤在五律及其他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李峤诗歌的艺术风格，作者认为，“前人多以典丽来概括”，实际上，这只符合应制诸作及咏物诗的情况。此外，李峤的诗还兼具雄浑、高古、幽丽、清新等特色。
葛晓音在其《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中也谈及“文章四友”，她认为李峤的咏物诗一百首“很可能是修《三教珠英》的副产品。苏味道”存诗不多，虽喜用‘金银花玉’一类当时流行的词采，却常与较疏散的意象结合，因而较为明丽开朗，没有过分秾艳和堆砌之感“。崔融，”拟古加写实，构成了他的基本风格“。”大体上仍是沿袭齐梁的模式。“”杜审言的新颖之处是在他已注意到物与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他的某些景物描写还注意到景物动态和意象、气氛的协调，力求真实地烘托出某种主要的感受“。他的七律《春日京中有怀》”虽用巧思，而神情圆畅，格调较高“，”是构思新鲜而气度高逸的一首佳作“。
另外葛晓音的《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一文认为，《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探究对偶声律之风的产物，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它采用大型组诗的形式，将唐初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咏物、用典、词汇、对偶等常用技巧融为一体，以基本定型的五律表现出来，给初学者提供了便于效仿的创作范式。这一诗体咏物类书的出现，标志着初唐律诗至此已成熟到了可以广为普及的程度。文章还认为，在初唐诗文作法类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李峤百咏》的出现，带有划分阶段的意义。总之，本文第一次将《李峤百咏》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揭示出来了，发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文章四友作品的整理，有徐定祥注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版，徐定祥注的《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二书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6月版。其中，《李峤诗注》对部分诗歌作品作了编年。另外，陈尚君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杜审言》指出，张庭芳的《李峤杂咏注》实际上未佚，今日本藏有三个系统之七种抄本，分别藏于庆应义塾、天理图书馆、阳明文库等处，对进一步整理李峤诗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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