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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初唐四杰研究成果很多，进展也较大，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新见迭出的论文，还涌现出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初唐四杰通论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论著中 。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认为初唐四杰”虽非律诗的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乃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他们的诗文，虽然上承六朝底遗风，依然不脱绮错的习惯，然而却是比较地波澜老成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则着重论述了四杰的白话化倾向：“四杰的诗，留传下来的很少，；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化的趋势。”此书认为，王勃的《九日》、《普安建阴题壁》两诗“都有王绩的家风”，卢照邻的《行路难》“几乎全是白话的长歌了。又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句子”都是俗歌的声口“。郑振铎也认为”‘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诗史》也把初唐四杰划归”继承齐梁的诗人“，并说他们的诗有四种特点：
一、七古的成立，”依我们观察，七古的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在他们以前，如王绩等，都没有七言诗留传下来，而四杰的杰作却大半是七言的。......这些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诗，却可代表七言诗的成熟期。“
二，五律的成立，”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
三，音调的婉媚，”四杰的诗的音节方面似乎更得力于六朝的新乐府。“
四，字句的秀丽，”四杰的诗的字句的秀丽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为最。“
最后，他们认为，四杰”在形式上继承齐梁新体诗而有所推进。在内容方面，也能够看出比宫体诗有所扩大。因此，他们成为初唐诗坛重要的作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四杰，她认为，”四杰于音节极为讲究，所以诗歌均富于音乐之美。“”四杰作品对音节的讲究“，有如下的几项：一、隔句押韵，二、多用钩句，三、骈句，此外，则字句秀丽。
相对说来，闻一多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比较深入，他在《四杰》一文中首先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与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沈静“；从友谊的集团看，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再从诗歌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使命的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的一种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这一段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末还经常被人们引用。
五六十年代 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初唐四杰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三四十年代人们主要强调初唐四杰对前此宫廷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将初唐四杰与南朝以来的宫廷诗人区分开来了，甚至把他们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着重论述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
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王、杨、卢、骆的作品，在当时的确起了进步的作用，他们改造和转变了南朝宫体诗的淫靡遗风，他们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在‘王勃集序’里曾作了很好的说明。“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给予四杰以新的评价：“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
在五十年代，对初唐四杰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刘开扬的《论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和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
刘文认为，“‘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文章还对闻一多将四杰分为两个集团的做法持异议，所以他是将四杰看作一个诗歌艺术比较统一的文学流派来论述的，“四杰诗和那以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诗不同的地方，即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词为贵’，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接着，文章分别从抒情诗、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马文则认为四杰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形式主义的影响，“四杰词采华赡，以缘情绮丽为宗，在主观上仍然是继承前期余响。可是客观现实的生活感受，已经冲破艳情空洞的内容，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马茂元在其另外一篇论文《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中也论及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缘情绮丽的诗风，和陈子昂那种指陈时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饰的风格也是各异其趣的。可是‘四杰’的继承六朝，并不是陈陈相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义。首先，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地位不同于宫廷贵族诗人，对社会矛盾，特别是他们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苦闷，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有所向往，有所愤慨和不平，因此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是加强了。同时，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谐和婉，却为他们所吸收，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乐府歌行在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力创作，也更加纯熟而渐趋于定型。”文章又特地指出，“过去的不少诗论家把‘四杰’和陈子昂截然对立起来，这样，就很难看清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由开创走向极盛时期的大途小径。有人又不适当的高抬‘四杰’，甚至用来压倒李、杜；也有人对‘四杰’的成就，一笔抹煞，把他们看作点染花草的无聊诗人，都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人们对四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此时对四杰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有钱伟康、沈惠乐的《‘四杰’与初唐诗歌》，侧重论述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肯定四杰等人“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功绩；对四杰与地域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有钱学文、何承朴的《初唐四杰与天府》；研究初唐四杰这一称号的有何林天的《初唐四杰之称始于何时》，文章认为此称号应始于高宗麟德二年，即公元655年；研究四杰人格的有任国绪的《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之人辨》。
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对四杰的整体研究则更加深入了。对四杰诗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有任国绪的《略论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邓碧清的《初唐“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新探》、周裕锴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递嬗轨迹》、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等。
任文在闻一多先生的“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分析了卢、骆的七言歌行，特别是其中代表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的内容艺术特征，并充分肯定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邓文针对有人说四杰“还没有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革新纲领，他们的创作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不能掀起一场摧陷廓清的革新运动”的观点，具体论述了四杰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推崇‘刚健’和‘骨气’的诗歌理论，指出：王、杨、卢、骆和陈子昂同是初唐诗歌革新的闯将，其功劳并不在陈之下；虽然四杰的呼号有不及陈氏响亮之处，却也不乏比之更为周详、更有远见卓识的地方。从创作实践上看，陈子昂走的是刚健质朴的路子，然而矫枉过正，缺少文采，形式单一，不能取众家之长。而四杰走的路子则雄浑浩阔，文质并重，稳步前进。其言志抒怀、歌唱游侠、田园边塞诸什，大都情真意切，形式多样，因而，对四杰的评价，既不可忽视其沾带齐梁余风的一面而扬之过高，又不可不顾其接近盛唐之音的一面而抑之太低。
周文着重从“王杨卢骆体”的艺术特征入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提出了颇具新见也颇为扎实的观点。作者指出：作为初唐歌行的代称，“王杨卢骆体”在当时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并对盛唐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具有和谐流转的音韵美；其二，词藻华丽，意象精美，色彩鲜艳；其三，对仗精工的骈偶结构；同时，顶针、蝉联、排比、双拟、回文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以及以赋为诗、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的使用，都有力的丰富了“王杨卢骆体”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深厚的时代审美心理内容，并作为共同的群体风格，而体现了时代的回声。因此，“王杨卢骆体”也许比“陈拾遗（子昂）体”更能展示时代的审美精神。在作者看来，“王杨卢骆体”鲜明的音乐性和骈偶化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时代对语言形式的高度格律化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汉民族在长期诗歌审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的对诗歌形式的“格式塔”（完形）需求的必然结果；而其富丽精美的词藻，更典型的反映了初唐的文化精神，因而，隐藏在初唐歌行一片珠光宝气之后的，不是偏安王朝沉湎的慰藉，而是鼎盛帝国的恢宏气度。也就是说，“王杨卢骆体”的秾丽词汇，不是对梁陈宫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生活的纪实。。至于其由多种修辞格组成的回环往复的情感结构的外化，亦即语言和感情在此是异质同态结构，语言形式中包蕴着情感内容。正因为此，所以“王杨卢骆体”尽管是风多于骨，文胜于质，但它终归是情辞相称的纯真的文学。最后，该文作者分析了“王杨卢骆体”自身的演进过程，勾划了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初唐歌行大体经历了由繁到简、由浓到淡、由用典到白描、由铺陈到含蓄、由感情外纵到感情内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显示出初唐的时代精神由官能的刺激、情绪的感伤到心灵的净化的演进，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类型的嬗递，即由所谓‘物感型’（ 物象压倒意识）向‘直觉型’（ 意识与物象融合）过渡”。这一嬗变有重大的意义，“就其纯美学价值来看，也许超过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及其‘兴寄’、‘风骨’之说，因为陈氏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则基于一种对意识与物象之间的审美关系直观然而深刻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因为，陈氏的诗学不过是古老的汉魏之音的遥远回响，虽风骨高华，却缺乏一种新的境界，而‘王杨卢骆体’的演进轨迹，确如此清晰地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歌声──盛唐之音的到来”。这种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且宏观规律的描述完全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实的钩稽上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富有成效的。
王锡九的《初唐七言古诗》是一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四杰七古的形式特点，指出了其“赋”法和以气势取胜、以阔大境界擅长以及对偶和入律诸点对整个唐诗的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四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而且还出现了几部对初唐四杰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如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等。
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他们对齐梁的浮靡文风持批判态度，但其“词旨华靡”，确又不脱齐梁旧习，关系显得比较复杂。葛晓音的《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对此详加论述。首先，她认为，这种情况应从四杰提出革新文学主张的背景去寻找。由于他们在理论观念上受南北朝以来正统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屈宋和建安，就不容易对齐梁文风形成正确的认识。贞观龙朔以来，有两种文场“变体”。一种绮媚轻艳以上官仪为代表，一种以许敬宗为代表。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被诬杀，许敬宗将淹雅清淡的文风变成典奥雅丽，穷极雕饰。王勃所反对的是上官体，所弘扬的是许敬宗所代表的宏博的文风。所以，“他的革新主张确是从宫廷内部斗争的现实出发，并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杨炯的创作也同样迎合了武后爱好祥瑞心理，偏执于雅颂正声。卢照邻的文学观与王勃有不同之处，但对王勃革新的主张和实践也是支持的，王勃那些宏丽的赋颂也合于他的理想“清规”。作者认为，四杰虽然将题材从宫廷扩大到江山、市井、沙塞，但实际上所向往的是讴歌“汉家之城阙风烟”之类，“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才是他们的愿望”，而前者“只是因为不能归于廊庙朝廷所激起的嗟叹，并不是对宫廷题材狭小视野的自觉批判”。
在九十年代初，对四杰山水诗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张明非和葛晓音。
张明非在其《略论初唐‘四杰’的山水诗》一文中认为，四杰的山水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谢灵运模山范水的特点，着力刻划江山形胜，四杰的这类诗取景丰富多彩，富有生机，他们在诗中所抒发的是不同于陶渊明或王绩的摆脱尘网回归自然的隐逸之乐，而是从观赏自然美景中获得的惬心快意。四杰融山水、田园为一体的这类诗歌，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2）在谢朓与阴铿、何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山水与行役、酬赠送别结合起来。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而且预示着诗歌开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3）用律诗写山水既是其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趋向。（4）表现手法虽未脱尽齐梁的辞采和雕琢，但已在创造意境方面显示出探索的努力和实绩。同前此山水诗相比，“四杰”山水诗意境更为阔大，也更其浑成。
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将四杰的山水诗放到“初唐山水诗的复变”过程中来考察。该文指出，王杨卢骆对山水诗的贡献，首先表现为革除梁陈以来写景单纯极貌写物、情致浮泛肤浅的通病，藉深化或开扩情意的容量来拓宽诗境。其次，四杰有部分山水诗绘景的技巧较齐梁有所提高，已开始注意到景物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并真切地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三，四杰诗受当时审美习惯的影响，取景角度比较单调，固然是其局限。但他们能利用这一点，选择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大量相近的意象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心境。这种作法使他们独具自己的“兴象”，向着建立诗人的个人艺术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高光复的《论初唐四杰与初唐文风》则专论四杰辞赋。四杰的赋，现存30余篇，作者认为从内容及风格看，“虽尚未脱尽六朝余风，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已经透露出盛世之音，表现出特定文学阶段的创作风貌”。首先是咏物写怀，更加表现出对抒写真实感情的注重；其次在思想感情上突出对建功立业的期待和渴望；再次反映的题材有所发展，一是边塞，二是游览，有了新的开拓。此外，该文还对四杰辞赋与当时辞赋与当时文学趋尚和各种文体的互相影响作了论述。
徐尚定的《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专论四杰诗歌的艺术渊源。历来评价初唐诗风，虽然指出它有革新的一面，但大都承认未脱“齐梁之体”，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因为晋宋齐与梁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四杰继承的基本上是东晋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他们是从‘选体’入手学习前此时代的诗歌艺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选学”曾显赫一时，初为私学，流行于江淮之间，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门官学，至四杰时代臻于成熟。四杰从小所受的教育即与“选学”有关，尤其是王勃“关系尤深”。四杰“宏博”之文学主张，与《文选》的宏丽具有审美内涵的一致性。四杰诗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也与萧统、刘勰关于“物色”的提出和重视有关，“四杰继承萧刘物色诗创作原则”。
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形成除了学术界常说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外，还受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文章在排比材料后指出，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趣，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初唐四杰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秉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文章还对四杰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委婉地流露出“以道自任”的寒士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四杰诗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主题，除了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大背景是南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小背景是高宗、武后时宫廷斗争频仍、新权贵朝不保夕的政治现状），也与四杰受《周易》的影响有关。
二、骆宾王研究
本世纪的骆宾王研究虽然比不上王勃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不但出现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开了骆宾王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出现好几本专著，如杨柳、骆祥发著的《骆宾王评传》、《骆宾王研究论文集》等。
骆宾王生平研究 关于骆宾王的生年，学界说法不一：（1）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中将骆宾王的生年定为公元640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以及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也都认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40年。（2）刘开扬在六十年代提出了新说，他推定骆宾王的生年应在公元638年左右（骆宾王在咸亨初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可为一证）。（3）傅璇琮在其《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定骆宾王的生年为公元630年。（4）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则说骆宾王生于公元622年。并引骆宾王的《上司列太常伯启》、《上吏部裴侍郎书》，说骆宾王于麟德元年是四十多岁，上元三年，骆宾王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因而认为闻一多、刘开扬二人的说法都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不符。文章在对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咸亨元年，骆宾王四十九岁，由此上溯四十九年是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六二二年。骆宾王便生于这一年。”（5）骆祥发《骆宾王生年考辨》则认为“四十九仍入”当指高宗封禅泰山后，宾王入朝应举，对策入选授奉礼郎事，时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故他说骆宾王应生于公元619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6）在骆祥发此文发表后不久，任国绪又发表了《关于“三十二余罢”与“四十九仍入”──考骆宾王生年兼与骆祥发商榷》，文章认为，“三十二余罢”的时间在654年，其时骆宾王的准确年龄为三十三岁，“四十九仍入”，事在670年，其时他四十九岁。从654年上推三十三年，或者从670年上推四十九年，骆宾王当生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此文论证过程虽然与上引杨恩成文不同，但结论一致，这是关于骆宾王生年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唯一相同的结论。（7）1990年，王增斌在其《骆宾王系年考》中又提出了新说，他认为骆宾王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其理由是：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并不像陈熙晋和其他人所说的是作于咸亨元年（670），而是作于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从诗中的“四十九仍入”一句结合宾王其他诗文，可以推知骆宾王四十九岁时是上元三年（676），由此上推四十九年，其生年大约为公元628年（贞观二年）。（8）张志烈在其《初唐四杰年谱》一书中则一反前此众说，自出新见，他认为对骆宾王说的“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卖臣”是用典，不能坐实了讲，骆宾王此时的实际年龄当在三十三到四十岁之间。作者引用了骆宾王的《上李少常伯启》、《上齐州张司马启》、《畴昔篇》、《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序》等材料，初步推断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
关于骆宾王生平事迹的考证，本世纪成果不少。但这些成果多产生于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本世纪前五十年内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各种唐诗研究论著对骆宾王的生平事迹多沿用旧说，少有发明。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闻一多编的《骆宾王年谱》。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骆宾王的年谱及一些关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考证的论文才多了起来。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以及骆祥发的《骆宾王的生年考辨》两文虽然主要考订了骆的生年问题，实际上对骆的一些生平事迹也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辨，如杨恩成认为人们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的说法中的“逃遁”和“落发为僧”两说均不可信，唯张鷟《朝野佥载》所云“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水而死”的说法较为可信。骆祥发则为骆宾王曲折的一生编写了一个简谱。1984年骆祥发又正式发表了一篇《骆宾王简谱》，使骆宾王的生平行踪有了大致的系年。1987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杨柳、骆祥发合著的《骆宾王评传》，此书前十章评述诗人的生活经历，其中前三章，作者考察了诗人的家世、生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与见闻，第四、五章，着重写骆宾王二十三岁左右入京应试落第返乡，二十七岁左右出仕，后又罢官，闲居齐鲁十二年。六、七、八、九章，写宾王四十九岁赴京对策中第，拜奉礼郎。不久，兼东台详正学士。五十二岁，从军西域；五十四岁，随军赴姚州平叛，留蜀两年。上元二年，为武功县主簿，迁侍御史。调露元年冬，入狱；来年秋八月遇赦出狱。开耀元年春，出使燕、齐，五月贬授临海丞。文明元年（684）九月，在扬州参与徐敬业兴兵反武则天事件，草《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十一月，兵败。第十章，着重考辨了骆宾王的下落。对此，前人曾有“伏诛”、“跳水而死”、“逃亡”三说，作者力主“逃亡”说，又订其约于垂拱三年（687）前后，客死南通。其《初唐四杰研究》一书虽然晚出，但观点并无大变化，故下文不再赘述。
继骆祥发之后，刘怀荣对骆宾王的生平又作了新的探索，且其看法多与骆祥发相左，如关于骆宾王任道王府属的时间，刘文定为显庆三年（658），骆祥发定为永徽二年（651），相差七年。刘文说：“我认为，骆宾王并不像骆祥发同志所说那样，罢官就去做道王府属，其间很长时间是在齐鲁度过的”。刘文还指出骆宾王虽有两次从军的经历，但晚年并无塞北之行，陈熙晋所引的《宿温城望军营》、《边夜有怀》是一种误解。刘文又认为骆宾王并没有与宋之问交往，现集中的宋五当为另一个人，宋之问的排行是十一。“宾王作诗之时，诗人宋之问还没有出生”。
与刘怀荣相比，王增斌的《骆宾王系年考》则更系统一些，其中也不乏新见。如，王文认为，骆宾王于贞观十一年（637）父卒后不久奉母寓居兖州之瑕丘县；约于贞观十八年前后（644）漫游两京；于贞观十九年，为豫州刺史道王府属；于永徽二年（651），离道王府入京任奉礼郎；疑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罢奉礼郎之职，随裴行俭从军西域；于高宗麟德元年（644）上书刘祥道，求表荐；疑于高宗乾封元年（666）任主簿之类微官（可能得刘祥道表荐）；于咸亨三年（672）从军姚州，征讨蒙俭的叛乱，前后露布皆宾王所草；于上元三年（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骆宾王四十九岁，在江南停留一月之数月后，在关内道京兆府武功主簿任上，本年四月一日，写《上吏部裴侍郎书》，后又写《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声名大震，可能此时被任为东台详正学士；高宗调露元年六月上书裴行俭，随裴行俭西征；等等。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于骆宾王的生平亦颇多己见，如此谱认为，骆宾王约在十岁（贞观十八年，644年）时随父母居博昌；约十五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时与博昌文士张学士、辟闾公等交往；约于十八岁（永徽三年，652年）时奉母居瑕丘，与县令韦某有文字交游；约二十岁（永徽五年，654年）由瑕丘赴京应举；约于永徽六年，落第，南归义乌；约于显庆三年（658）参选，为道王府属；约于麟德元年（664）道王薨后，出府，同年秋，为应岳牧举作准备，先上书司列太常伯右相刘祥道，希望援引，同时，又有《上李少常伯启》；约于乾封元年（666），应举及第，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约于咸亨三年（672），在姚州前线，作露布数篇；约于咸亨四年奉使西南，自本年至上元二年（675）秋返京，居留蜀地二年多；约于上元三年为武功主簿，裴行俭辟为书记，以母老为辞，因作《上吏部裴侍郎书》，寻调明堂主簿，作《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仪凤三年（678），为长安主簿，旋迁侍御史，被诬赃罪，下狱；约于调露二年（680），奉命出使蓬莱和海曲，夏除临海丞；等等。
骆宾王诗歌研究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对骆宾王诗歌艺术的研究多见于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中，但其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云：“宾王作诗之多，甚于王勃，且擅长篇，《帝京》《畴昔》之类，尤为举世所乐道。其《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的末段，煞是清丽”。苏雪林《唐诗概论》亦云：“他曾作《帝京篇》传诵于世，以五七言综错铺排如《两京》、《三都》而风流冶艳，活泼生动，不似汉赋板重，果属创体。”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云：“骆宾王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又说《畴昔篇》“无疑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足可以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列在同一型类中的。”“这样以五七言杂组成文的东西，诚是空前之作。当时的人，尝以他的《帝京篇》为绝唱，而不知《畴昔篇》之更远为弘伟。” 闻一多对骆宾王诗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宫体诗的自赎》里，他说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又说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写得比较像首诗”，“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骆宾王诗歌的认识亦颇独到：“古人虽多称道其《帝京》、《畴昔》诸篇，然其佳作，还是那几首小诗（如《在军登城楼》、《于易水送人）。寥寥二十个字，表现了积极的乐观精神以及怀古伤时的感慨。音调雄浑，气魄悲壮，同王勃那种描写自然景色和悠闲心情的作品比起来，风格是很不同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艺术更为成熟”，说“这首诗寄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宛转附物，怊怅切情。”“不愧是初唐律诗中风骨凝练的名作。”
最早一篇专论骆宾王诗歌的论文是马茂元的《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为重印〈骆临海集笺注〉作》。文章说，“四杰”之中，激昂、慷慨、爽朗、开阔的心情，以“骆宾王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他在思想情调上最能突破六朝藩篱的代表作品。”文章还认为，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作品”，“这种诗体，从六朝后期小赋变化而来，它吸收了六朝乐府中像《西洲曲》一类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格律；它的特点，在于音节和谐，言词流利，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在论及骆宾王的五言律体时，文章认为，骆宾王的五律虽比不上王、杨，“但其中却有个别的成功之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无端，若即若离的笔意，真正勾画出‘咽露哀蝉’的魂魄。这种境界，在王、杨两家集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第二篇对骆宾王诗歌艺术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出现在三十年后，这就是刘怀荣的《骆宾王诗歌的艺术创新及其内在矛盾》。文章提出了骆诗的“创新与不成熟，都是由他诗歌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的论点。他认为矛盾体现在，一是抒情与铺叙，二是抒情与骈俪。他认为铺叙和骈俪过多都影响抒情。
骆宾王文研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要谈起骆宾王的文，就都把目光集中到其《讨武曌檄文》上，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对骆宾王文的研究有所深入和拓宽。
马茂元、王松龄撰《骆宾王》就认为，骆宾王的“这篇檄文和他的所有文章一样，一概骈四俪六，在才华艳发、词采富丽之中，自有一种俊逸清新之气，无论是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与陈、隋以来那些堆花丽叶、拖泥带水、略无生气的骈体文是颇有区别的。”
马积高的《赋史》则主要论述了骆宾王的赋，他说，“宾王久困下位，曾因事下狱，又尝从军至塞上，生活经历较王勃丰富，故所作更多慷慨之音。其赋今唯存《萤火赋》、《荡子从军赋》两篇，然皆丽而不靡，劲而不直。《萤火赋》为在狱中作，与其《在狱咏蝉》诗意境有相似之处，而情调更为凄苦。《荡子从军赋》基本上是一首七言诗。......此赋以荡子和思妇并重，而荡子一方尤详，也写得虎虎有神，是现存赋中第一篇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成功之作。”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骆宾王的骈文大量用典，华艳中流露典重，气象宏阔，且有一股壮伟之气。......骆宾王的骈文，大抵承庾信而来，用典出神入化，富赡而圆融，技巧是很高的。”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将骆宾王的骈文放在齐梁以来骈文文风转变的过程中考察，他们认为：“骆宾王以及王勃、杨炯、卢照邻等擅长的骈文不是风行于齐、梁、陈、隋时代骈文的简单继承，而是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新文风的倡导有了革新和发展。它除了继承句式整齐、对偶工切、音韵铿锵等传统特点外，更注意隶事用典的雅切，语言的委婉传神，句式的错综变化，以及叙事、抒情、议论、写景多种手法的运用，以适应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的需要；而摒弃齐梁以来传统骈文的那种絺章绘句、雕琢铺排的文风。骆宾王的骈文开始透露文风改革酝酿阶段的新风气。例如以亲老为由，婉辞裴行俭辟聘入幕的《上吏部裴侍郎书》，写得意真调苦，情文并茂，堪与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与博昌父老书》运用大量四言短句，追忆畴昔游踪，抒情深沉恳挚；《自叙状》婉辞道李元庆的垂青提携，叙事简明，说理透彻；《对策文三道》议论风发，隶事雅切。这充分说明骆宾王在骈文方面的造诣以及革新文风方面的成就，决不是简单的六朝骈体文的继承而已。”该书还分析了骆宾王的代表作《讨武氏檄》，说此文“隶事贴切，用典精审，叙事、议论、说理、抒情，兼而有之，的确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又说骆宾王那些诗前的小序，“或叙述诗人人生游踪、家庭情况，或说明诗篇的创作动机和过程，或抒写事物盛衰变化、祸福倚伏的人生哲理，对于读者理解诗篇的寓意，起到了阐幽抉微的作用。表达形式虽用骈俪文体，但却写得纵肆酣恣，委婉多致，给予人神采飞扬、挥洒自如的感觉。”
三、卢照邻研究
卢照邻生平研究 卢照邻的生年不可确考，本世纪人们推论各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637年，即贞观十一年，但未见确凿之证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唐代诗歌》等均沿用其说；（2）苏雪林《唐诗概论》则定卢照邻约生于650年，即高宗永徽元年，亦未见依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子展《唐宋文学史》也持此说；（3）刘开扬在1957年发表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中第一次对卢照邻的生年进行了粗略考证，他认为卢照邻当生于635年，即贞观九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亦持此说；（4）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系为630年前后，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附录《初唐四杰年谱》沿用其说；（5）任国绪《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说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持此说；（6）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附录四《卢照邻年谱》则认为卢照邻当生于贞观六年（632）前后。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均未能确考卢照邻之生年，多为大致之推断。
关于卢照邻生平行迹，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卢照邻的一生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作者认为，卢照邻向王义方学习五经并不是显庆末，而是在早年于扬州学完苍雅后北返，到泗州涟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文章认为闻一多《四杰》一文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载显庆三年（闻氏误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诜等向孙思邈执师贽之礼一事是显然错误的，很可能是上元元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思邈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对于卢照邻的死，文章认为《旧唐书》说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卢照邻最少睿宗文明元年（684）还一息尚存，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在刘开扬之后对卢照邻生平行迹进行考证的是马茂元，他在六十年代所撰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卢照邻传》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辨析、考证工作，如他考证出卢照邻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间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当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出任新都尉；照邻去蜀，乃以佚满去官，非因病去也，且时在咸亨之初；离蜀之后照邻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不久就不幸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照邻当死于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其年岁当在六十左右。
1985年任国绪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作者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中有关卢照邻生平事迹的叙述，语焉不详，且多讹误疏漏。据《旧唐书》本传载，卢照邻任新都尉，以风疾去官。作者不同意此说。他援引有关材料，推定卢染风疾当在咸亨三年（672）中；作者还对卢照邻南下游学、授邓王府典签、出任新都尉，“横事被拘”下狱，最后自投颍水而死等一生重大事件的时间及有关情况进行了探索。任国绪后来还出版了《卢照邻集编年笺注》一书，此书后所附的《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以及他于1990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卢照邻年谱》，均与《新考》大同小异，故不赘引。
在任国绪此文发表后不久，祝尚书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商兑》，他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对卢氏行年稽考较详，大体已具，而任国绪《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则大都证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如卢氏《早度分水岭》有“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之语，《新考》谓“丁”为“丁巳”之省文；而祝文则征引文献，谓“丁年”为“丁壮之年”；又如卢氏《对蜀父老问》有“余自丰镐，归于五津，从王事也”数语，《新考》谓“归”应作“还归”、“返回”解，“如是，则照邻‘自丰镐’而‘归于五津’，当先由蜀中去丰镐，而后才自彼地还归蜀中。参以‘从王事也’之句，则照邻此行当系奉使出差”。而祝文则谓“以前曾到过蜀中，此次再游其地，如何又不可以言‘归’？将‘归’仅理解为一时之往返，并用以解文学作品，失于过拘”。而“《新考》将卢照邻为新都尉提前到显庆末，证据则主要凭一字之释，恐难令人信服”。祝文最后指出：“《新考》从卢照邻离新都尉后径赴洛阳的错误设论开始，或以一字一句之新解，或以史料牵合臆断，虽有解纷纠谬之美意，终难免步步失误。”
与此相反，李云逸的《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认为任国绪《新考》“尤多创见”，并提出新说。该文以“名字和家庭”、“与来济的交游”、“为邓王府属在寿州、襄州之年”、“何时始任新都尉”、“三度入蜀始末”、“与张柬之的交游”、“卧病于东龙门山之年”诸题分节论述，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据卢氏“余自丰镐，归于五津”诸语，将卢氏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定在总章二年（669）是错误的，因为“因事一度离开蜀地，事毕以后又回到蜀中，才能说‘归’。......所以任《考》认为卢照邻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当在总章二年之前，这是很有道理的。”接着，作者旁征博引，指出：卢照邻乾封元年七月已在蜀任；新都尉，始任的时间，不在麟德二年秋冬，便在乾封元年春夏。紧接着，作者考证了卢照邻第三次入蜀的时间，卧病于东龙门山的时间，并指出，他的卒年当在永淳元年前后，享年48岁左右，新旧《唐书》的记载皆系妄说，不足为据。
陈贻焮《卢照邻》一文在叙卢照邻生平梗概之后，补充考证了二事：一、文章认为，卢照邻“横事被拘”正是在为邓王府典签，甚为邓王所器重的那一时期，其“丁年游蜀道”，也正是因为此事，即使他当时得邓王解救幸免审判，恐怕也很难再在王府任事，只好远走高飞了；而且此番入蜀是去找事，并非赴新都尉任，他调新都尉当是以后的事。二、文章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引《对蜀父老问》大致推算出他的生年，良是，但谓“至本年始被任为新都尉”，则可商榷。该文认为，卢氏此番入蜀，当是奉使重来成都，并非赴新都尉任，他的《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还赴蜀中贻京邑游好》可为佐证。卢照邻得病离蜀不可能再来，可见他调新都尉当在此次奉使益州事毕之后。文章还认为，卢照邻第一次入蜀到得病离去前后约达二十年，其间种种事迹，如蜀中归田当在前期，与郭氏相好、重九同王勃诸公登玄武山唱和等等，当在后期。
葛晓音1989年发表《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文中对卢氏生平若干重大问题考证精细：首先是卢照邻为邓王府典签的问题，作者认为，卢照邻在贞观二十年至贞观二十一年间在梁州入邓王府，时为弱冠之年；其次，作者考证出卢氏于贞观十四年前在王义方的家乡泗州涟水从之学经学；文章还指出，卢照邻任新都尉应当是在乾封年间，而且当时还与张柬之有过诗篇往来；等等。文章最后对卢氏一生形迹作了一个综述：卢照邻的生年应在贞观元年（627）。他于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一年（647）初次入蜀游宦，未求得差事，便在梁州入了邓王府，拜典签。此后随邓王历涉黄、寿、襄、兖诸州。在兖州遭横事被拘，经友人救援，于麟德二年（665）贬为新都尉。乾封二年（667）秩满。总章元年（668）一度回京，去过绛州。总章二年（669）五月又从酆镐奉使归蜀，使命是宣扬天子的虞舜之功。此后便婆娑蜀中，放旷诗酒。咸亨二年春返洛，滞留两年后卧病长安，后迁阳翟具茨山下，直至自沉颍水而死。
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一书对卢照邻的生平和行迹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如他在此书第一编“初唐四杰行踪”第二章“卢照邻”中就分：一、门第、生年，二、少年时代，三、王府典签，四、宦游蜀中，五、羸卧荒山，六、自沉颍水等六个部分描述了卢照邻的生平行踪。书后所附《初唐四杰年谱》中对卢照邻的一生行迹的考订，也不无己见，如该谱认为，卢照邻于永徽元年（650）前后出为邓王府典签，是年卢氏约二十一岁；约于显庆元年（656）前后奉命出差，行迹大约经长安入蜀，再赴塞外；约于龙朔元年（661）或稍前离开邓王府；约于龙朔二年前后入蜀就任新都尉；于总章元年（663）因孤高自赏，为人所嫉，被构陷下狱，经友人救护得免；咸亨三年（672），卢照邻约四十三岁，留在长安，可能是病象渐露，所以向名医孙思邈求医问道，同时在秘书省著作局任职；上元二年（675），卢照邻病卧太白山，以服饵为事；约于仪凤二年（677）移居东龙门山；约于垂拱元年（685）卒，卢氏享年约五十六岁。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对卢照邻生平行迹的考订，亦多新说，如，他认为，卢氏约于贞观二十年（648），十三岁时，南下江淮，就曹宪学《苍》、《雅》；约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北上洹水，就学于王义方；于永徽三年（652）在长安参选，《长安古意》当作于本年冬或明年春尚居京城时；约于永徽四年为邓王府典签，供职寿州；约于显庆四年（659）于襄州与张柬之有交往；约于龙朔二年（662）春，随军至漠北，春末仍由河西返京；龙朔三年，在蜀，因横事被拘；麟德二年（665），为新都尉，此后六年均在新都尉任上；总章元年（668）春，奉使长安；咸亨二年（671）夏秋离蜀，北归京洛；咸亨三年，处太白山中；上元元年（674），客居东龙门山佛寺，服药疗养；永隆二年（681），卢照邻约四十八岁，移居具茨山，病笃，作《释疾文》，盖绝笔之辞，一二年后，自沉颍水而死。
卢照邻思想研究 本世纪对卢照邻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少，专题论文只有任国绪的《奉儒行道与崇儒信道》，该文对卢一生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具体的概括，指出，卢早年奉儒，追求政治建树，而长期沉居下僚又使他感到厌倦绝望，转向著述事业。而政治的失意，使他又不得不借助老庄哲学来排除内心的痛苦，维系精神的平衡，进而尊崇道教，炼丹服饵，求得长生。病情的加剧，使长生不能，于是又笃信佛法，幻想先成仙后成佛。三者都失败了，最终投于一潭颍水，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作者认为：“奉儒行道仍是卢照邻的政治、人格理想与价值判断的基本取向。在两篇绝笔之作《五悲》《释疾文》中，那种怀才不遇的强烈悲愤，怨天尤人式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适从反面说明了他对奉儒行道的耿耿于怀，孜孜以求。”
祝尚书在其《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思想，他认为卢照邻的思想是复杂的，儒、道、释三家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他早年热心仕进，以儒家思想为主，自入仕途，对未来满怀憧憬，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即使晚年病废而枯卧空山，他也没有忘却世事。卢照邻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恶疾所至，也是时代风气使然。慕仙求道，齐荣辱、等生死，成为他仕途失意和荒山卧病后的思想逋逃薮，他试图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卢照邻奉佛，主要是在卧病以后，实际上，卢照邻奉佛和学道一样，不过是在极度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是，无论是儒，还是道、佛，都不可能给病体垂危的卢照邻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后连天地都怀疑了，以自杀求得永恒的解脱了。
卢照邻诗歌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卢照邻诗歌研究除了闻一多外，少有系统、深入之论述，多为吉光片羽。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盛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说卢氏在这首诗的开头“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是这癫狂中有战慄堕落中有灵性。”“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这可以说是自唐代以来对卢照邻诗歌艺术的最高评价，影响深远。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唐诗论著对卢照邻诗歌的分析则比较具体了。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从诗人的出身来论述其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主要的是反映自己在政治上被压制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正表达了当时庶民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势力压制下的政治愿望。”“卢照邻的一生虽然很不得意，但在他的诗中看不到由于失意而趋向消极的情绪，相反的，他始终对生活抱着无限的信心。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信心正是这些出身于新兴庶民地主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生观。”卢照邻与南朝宫体诗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创作内容充实，感情健康，这是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他的诗中之所以带有宫体的遗迹，不是由于有意的学习，而是由于不自觉的受了传统力量的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幽忧是他生活的象征，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对卢照邻诗歌艺术分析得比较精细的还要数刘开扬和马茂元。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分析卢诗，如他分析卢照邻的《行路难》道：“这首诗的艺术手腕和语言运用比较巧妙、生动，它尽情阐发一个道理，以世事无常来论证封建统治者的权势不能久持。”再如他认为卢照邻的《昭君怨》“所表现的王昭君的情思的广度和深度是超过上官仪所写的同题诗的，后者写得整齐而较呆板，不如这诗具有健康活泼的气息。”
马茂元在其《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一文中则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篇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过去的作者（指《古意》和《拟古》一类）说来说去总不外男女爱恋，相似离别等。这篇通过作者自身的感受，借用汉代题材，描绘出当时首都长安现实生活的形形色色，而寄以无穷的感慨。这种写法，不仅别抒机杼，独具匠心，显示出作者气魄宏伟的创造力；而且它更具体地说明了套色诗风进入了推陈出新的转变阶段。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带有一种浓厚的时代色彩。”而“卢照邻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成功的作品，正由于他怀抱着沦落失意的心情，困居长安，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因而他对这些使人羡慕，使人愉快，令人惊叹，令人悲哀的复杂的生活现象才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对此诗具体分析时，作者也独抒己见，如他认为闻一多说此诗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是“蛇足”是“艺术的失败”这种说法，“颇有点使人难于理解”，“这里的‘扬子’，指汉朝的扬雄，是作者引以自况。‘一床书’，指文士冷淡的生涯。扬雄在长安时，仕宦不得意，闭门草‘太玄’，......这里代用其诗意，来影射作者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心情，是十分确切的。所有本篇前面景物的描写，......都是以春天为背景。这里的‘桂花’则是秋季的花。秋天是清冷的，春天是欢娱的，通过两种不同的季节气氛，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面貌。......在这四句里，作者以十分精练的语言，表现了异常丰富的内涵，用笔丝丝入扣，所谓‘蛇足’，所谓‘艺术上的失败’，真是玄之又玄，堕入不可知论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卢照邻诗歌的研究虽更细致、深入了，但专题论文极少。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笺注·前言》即是一篇比较好的研究卢照邻诗歌的论文，该文认为，卢照邻的诗歌首先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升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卢照邻的七言歌行《行路难》、《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后者，不仅唐太宗的《帝京篇》无法比拟，就是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都稍逊一筹，可以说是唐初诗中一篇划时代的力作；卢照邻的《刘生》、《紫骝马》、《陇头水》、《战城南》、《关山月》等，是一组边塞诗，这些诗，都沿用乐府旧题，但和六朝“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的形式主义乐府诗真有天壤之别，都写出了时代的新意；现存卢集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旅、赠答送别之作，这些诗如实地印下了使人大半生辗转宦游的足迹，集中抒发了诗人坎廪失志，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这类诗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生际遇与江山景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景中有情，景情交融的艺术境界；卢照邻还写了部分思乡怀友，想念亲人，歌咏田园生活的诗篇，表现了他对乡土亲友的真挚感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其次，在诗歌形式上，卢照邻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和骆宾王一起开创了初唐近体歌行；对五律、五言排律的创作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卢照邻的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他的诗很讲究构思、章法，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其次，善于用典；再次，具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感；再次，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最后卢照邻诗歌的语言也有多方面的特色，或通俗晓畅，或典丽凝重，形成清峻的风格。另外，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诗歌创作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分析了卢照邻的诗歌作品，该书指出，“现存卢照邻的诗近百首，近体诗有六十七首，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尤以五律、五排的数量最多，显出了他的爱好。......重声律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卢照邻用五言律写了不少乐府诗，在严格的格律中表现旧题材，有的也浑朴自然，保留着乐府情韵而时有新意。”“使卢照邻名传不朽的是他的歌行，所存五篇歌行几乎都是可以吟唱的佳篇，其中《长安古意》不仅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在卢照邻的作品中，感人最深的而独具特色的是他所写的几篇骚体文，这是王、杨、骆所没有的。”“这些骚体文虽以陈述个人的哀痛为基调，但也接触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揭示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情态。”
四、 王勃研究
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最被学术界关注的一位诗人，关于其生平和作品研究的成果也最多、最深入。
王勃生平研究 四杰中生卒年有确切记载的只有王勃，但是王勃《春思赋》和杨炯《王勃集序》说法不一，因此本世纪学界对王勃的生卒年也有异说：（1）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王勃生于649年，即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死于676年，高宗上元三年，享年二十八岁，后来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吴秾的《王勃的生卒年》也持此说。（2）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则认为杨炯《王勃集序》记载有误，王勃当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其反证有三：（刘祥道）见子安当在龙朔三年之后，若子安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十四岁时正当龙朔二年，不能见及刘祥道，是杨序前后矛盾，证一也；王勃《游玄武山庙序》有云：“吾之生二十载矣”，此序当即入蜀时所作，可知子安之二十岁必在总章二年或二年之后，若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二十岁当在总章元年，其时子安尚未入蜀，何得有在蜀之作？证二也；若从《春思赋》，则前两者合，从上元三年二十八岁之说，则三者无一相合，故弃彼取此。关于王勃卒年，刘汝霖则取仪凤元年（676）之说，认为王勃死于斯年八月，享年二十七岁。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阎崇璩的《王勃年谱》、岑仲勉的《王勃疑年》、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均持此说。（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王勃的生卒年定为公元647年──675年，享年二十九岁。苏雪林《唐诗概论》亦持此说。（4）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王勃生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卒于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是年二十九岁。（5）聂文郁的《王勃年谱》谓王勃永徽元年（650）生，上元二年（700）卒。何林天《论王勃》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文明元年（684），享年三十五岁。（6）姚乃文《王勃生卒年考辨──兼与何林天同志商榷》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仪凤二年（677），仍当为二十八岁。
本世纪关于王勃生平行迹的系统考订，始于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该谱认为，王勃于显庆五年（660）从曹道真学医；于龙朔三年（663）上书刘祥道自陈，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于麟德二年（665）被沛王征为侍读，奉教选《平台抄略》；总章元年（668）戏为《檄英王鸡文》，被斥；总章二年，自长安登程，观景物于蜀；咸亨二年（671）归京，参时选；咸亨四年，为虢州参军；上元元年（674）续祖父文中子书成；匿官奴曹达，惧事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上元二年（675）复旧职，弃官东归，往交趾省父，九月九日至洪州，作《滕王阁序》。四十年代阎崇璩又发表了《王勃年谱》，该谱认为，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王勃传》中的记载有所发明，如他认为王勃写《檄英王鸡文》之遭斥逐，当在总章元年之末或次年之初；至于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马茂元认为王定保《唐摭言》及蒋清翊注《王子安集》均误，《新唐书》、《唐才子传》言之有理。
到八十年代初，探讨王勃生平的成果开始多了起来，聂文郁的《王勃年谱》对王勃一生行事作了新的编年，如，再如周本淳的《童子·弱冠·他日──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熊美杰的《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吗？》、蔡德予的《也谈王勃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问题》等均对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的说法提出质疑，唯思路和结论与刘汝霖、马茂元相近，其中也有一些是重复劳动。
八、九十年代比较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有张志烈的《王勃杂考》 ，该文涉及到以下五个问题的考证：东吴之行的时间，认为王勃在任职沛王府修撰期间，曾于乾封二年到吴越一游；王勃和杨炯交游的情况，补充了《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等材料证明王杨之交谊；较详细地考证了檄鸡文事件的背景；对裴行俭评论之有无进行了考辨，认为此论完全有可能；认为《滕王阁序》当作于上元二年九月途经南昌时。这些问题的考证，从不同的方面补充了我们对王勃生平的认识。另外，王气中的《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兼论唐初的士风和文风》集中研究了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流连巴山蜀水，写景抒情；登高玄武，赋诗唱酬；是诗人短暂一生中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文章征引有关材料并结合王勃的诗文，进行了较有力的论述和考证，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任国绪的《王勃滕王阁序作于何年》虽然也是旧题重论，但他对“王勃十四岁时作”和“上元二年作”两说均提出异议，考得《滕王阁序》是王勃总章元年（668年）秋所写。此说虽不能说是定论，但对开展学术争鸣，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不无裨益。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除对王勃生卒年作了一些考辨外，还考查王勃应举及第的时间。作者审查了麟德元年王勃十五岁写的《上刘右相书》、麟德二年三月写的《乾元殿颂》及另一篇《上皇甫常伯启》，认为“王勃于麟德二年（665）以后才应举及第当无疑”，此前无及第受禄的痕迹。又据《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和《登科记考》载：龙朔三年无贡举；《记纂渊海》卷三七《科举》载：“乾封元年应幽素举及第一十三人”，作者认为，“王勃作为‘岩薮幽素之士’被刘祥道荐举在龙朔三年，而应幽素举及第则在后此三年的乾封元年。”王天海的《〈滕王阁序〉写于何时》虽然也是旧事重提，但与时人观点不一。他从排比史料入手，以内证为主，得出了王勃该文的写作时间当为龙朔二年（662）九月九日，时年14的结论，这就否定了28岁省亲途经南昌而作的说法。文中的自称“童子”和“三尺微命”，以及终军、宗悫的用典，与史书“六岁解属文”、“九岁读《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年十四，时誉斯归”相一致，有一定的说服力。关于王勃生平可资参考的成果还有王气中的《王勃传》及其《王勃年谱订补》。
王勃诗歌研究 自唐代以来，人们对王勃诗歌成就评价一直较高，但本世纪关于王勃诗歌研究的成果却不太多、也不太深入。
本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大多着眼于王勃在近体诗成立过程中的贡献，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即云：“他所作以五言为最多，且均是很成熟的律体”。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也认为，“（王）勃诗率多五律”，“七律虽然在那时没有发扬光大，正式成立，但他也有仿佛那样的篇什；如《咏滕王阁诗》便是”。胡云翼《唐诗研究》就说：“（王）勃的好诗往往在他的五绝中，《艺苑卮言》称其逼近乐府，信然。但因其作品专尚才华，便免不了雕刻粉饰，这在他的七律诗中看得出来。他仅有才华，而无气魄；加以少年殂落，未能尽量发洩才气，造诣便止于是了。”
相比较而言，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王勃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说：“四杰的离别、怀乡诗以王勃写得最好”，在四杰中王勃的诗受乐府影响最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勃的诗“内容虽然开拓得不够广，但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他在“七言、杂言体形式上也有所探索和创造”，他的“创作，初步实践了他诗歌革新的主张，他的优秀诗篇是有充沛的思想感情、真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有风有骨，摆脱了齐梁浮华补假的习气，显露唐诗的独特风貌。”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以创作而论，他的诗文在四杰中也是最有特色的。......有很多作品中透露出由于政治上不得意而发出的不平之鸣。” “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颇为壮健。......全诗也具有乐观的气氛。”“五绝如《山中》，此外如《寒夜思友三首》等，不只以写景见长，抒情也恳切真挚，能够打动人的心弦。”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了一些，但多为王勃一些名作的单篇赏析，专论王勃及其诗歌艺术的论文则寥寥可数。八十年代初，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城阙辅三秦”理解的争论。丘良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对当时多数诗歌选本、课本均释“城阙”为长安，“以为此诗为王勃在长安时作”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城阙”乃指“成都”，此诗应为王勃在虢州时作。不久，施蛰存、启功分别发表了《说“城阙辅三秦”》、《也谈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都认为，“城阙”非“长安”，而是“成都”，施文还认为，诗题中的“蜀州”，即是指以成都为首府的旧蜀郡，不会像某些注本说的“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蜀州”的“蜀州”，因为王勃卒于上元二年。李坦在《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献疑》、梁超然在《语文园地》1983年第6期发表了《城阙、宦游及其他──〈“城阙辅三秦”解〉质疑》均对丘良任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程亦军对此次讨论作了初步整理──《对“城阙辅三秦”的不同解释》。
刘道明的《论王勃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从王勃的生平事迹、诗歌思想和对诗风改革的贡献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说王诗“都反映了与宫体诗不同的内容”，“实现了题材和内容的突破”，其《铜雀妓》是“为吊古之作树立了典范”，《采莲曲》比之杜甫的“三吏”、“三别”也“丝毫无有逊色之处”，《滕王阁序》附诗“可称得上唐代七律走向成熟的一篇代表之作”等。这些评价似乎都嫌过高，尚有可商之处。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对王勃的诗歌艺术成就也有所评价，兹举要者如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就认为，王勃的一些小诗“抒发一时感兴，极少雕饰，虽然有的音律尚不和谐，但已经似后来的绝句。”“王勃的五言律诗不及沈、宋那样讲求声韵之美，时有坳句出现，可是他的诗没有那副板滞的应制诗的富贵气息，能自由地抒情写意，表达动人的情思。”王勃的“长篇七古如《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等，不仅在意境上有新的表现，而且形式活泼，富于变化。”“总的看来，王勃文词宏放，知识渊博，众体兼长。”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则主要论述了王勃在山水田园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该书认为“四杰中山水诗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笔下的景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芳春花柳，如《仲春郊外》、《郊兴》、《山居晚眺赠王道士》、《春日还郊》、《对酒春园作》、《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等，虽然取景不外乎鱼戏鸟乐、莺歌蝶舞、花光草露，但笔端却处处泄出活泼泼的生机，......只有充满青春热情的诗人，才有这样新鲜的想象。《羁春》、《林塘怀友》、《山扉夜坐》、《春庄》、《春园》、《林泉独饮》这组五言小诗，几乎全是抒写面对芳草落花醉酒伤春的情景，青山明月，清泉飞花，在各首诗里层见叠出，反复咏叹，没有细致的动态描绘，却因洋溢着诗人对春光的无限陶醉和眷恋，而在林塘山泉郊园的小天地内拓展出无边无际的春色。梁陈诗中虽已有一景百媚的风味，但境界阔狭之别，已显而易见。王勃写得比较多另一类景物是秋江夜月。如《临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别人四首》等诗中，霜天月色，江上风烟，笼罩这别浦离亭、津树寒渚，也弥漫在客子的寂寞的心头。手法与前一类诗同样简炼，均在凄凄别情中渲染出无处不在的秋意。”该书还认为，王勃的《山中》、《滕王阁诗》“以短小的篇幅表现阔大的境界和高远的气度，已为初盛唐山水诗指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
另外，还有专门研究王勃诗歌理论的论文，如姚敏杰的《王勃诗论刍论》也值得注意，
王勃文研究 和王勃诗歌研究相比，关于王勃文的研究成果稍多一些，然较有学术价值者亦寥寥。刘尚林的《骈文早衰而清音独远──读〈滕王阁序〉》主要从语言的警句和引用两种修辞技巧来分析这篇骈文的艺术成就，说明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原因。尤其是引用，又从突出暗引、巧用化引等几个方面结合情真意切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共30多处），颇具启发性。韩国学者白承锡写的《王勃〈春思赋〉和〈采莲赋〉论略》一文指出，王勃现存赋12篇，有10篇属于六朝抒情小赋式的作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春思赋》和《采莲赋》，前者240句计1463字，后者321句计1710字，“为初唐赋作中难得一见的长篇”。文章不仅考察了两赋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探讨了两赋的题旨意蕴和创作成就，而且论述了两赋在赋体文学演变史上的重要意义。指出两赋继承吸收了汉大赋和魏晋南北朝骈赋的传统技法，同时在艺术构造上作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增加了清新质朴的色调和刚劲有力的气势。《春思赋》引进五七言诗句占了八成以上，已经“形成了歌行体诗的意境”，而《采莲赋》则“在总体上保存了六朝四六骈赋遗风，但又较多的吸收了骚体赋的句法”，为唐赋的嬗变和革新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借鉴。此文可谓是王勃诗文研究中少有的佳作，值得注意。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散文史、骈文史以及赋史也多少涉及到王勃的散文作品。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认为，“王勃骈文杰作，主要是序。这些序中，写宴游赠别之作，往往情思真挚，心胸开阔。”他们还着重分析了王勃骈文的代表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说“这序在唐人中是以绚丽典重著称的。绚丽而完全摆脱了六朝骈文的细巧，气势奔放；修辞考究而流畅自然。全文结构谨严而又时而流动，展开诗一般的境界。”马积高的《赋史》对其赋分析较细，他认为，“王勃赋今存十一篇。《春思赋》、《采莲赋》都颇华艳；以七言诗句为主体，与萧绎、庾信等人的某些小赋相似，而铺张过之。......（《春思赋》）于艳丽之中，寓豪迈之气，与梁时宫体作者之一味描写春色骀荡者不同。......（《采莲赋》）又与萧纲、萧绎等人的立意也不同了。至其《涧底寒松》、《游庙山》、《江曲孤凫》、《慈竹》诸小赋，其中尤多磊落不平之气，文风亦较挺拔。”
王勃集整理 聂文郁的《王勃诗解》，撮王诗之精要，选五十八首，熔注、解、议于一炉，兼顾了普及及提高的双重任务，是适应当时广大读者学习、研究王勃诗歌的较好读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清人蒋清翊注的《王子安集注》，书前有校勘者汪贤度撰写的《前言》，对王勃其人及诗歌、注者蒋清翊作了一些交代，书后并附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日本庆云四年写本《王子安集》佚文二十三篇和《王子安集》校记，以及原发表于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月刊刘汝霖编撰的《王子安年谱》（个别地方加了按语）。故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本世纪王勃作品整理的最佳成果。
五、 杨炯研究
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杨炯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
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
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
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
杨炯诗歌研究 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 《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杨炯诗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杨炯“诗并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诗却写得不坏。这些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杨炯诗歌的成就评价较低：“其诗大半为律体。七言没有，五绝仅一首。可知他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形式，没有前三人范围的广泛；即就诗才而论，亦较平弱。”刘开扬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杨炯诗歌艺术的分析稍细一些：他认为，杨炯的《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说“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和《西陵峡》）是写景，也是咏史和抒情，他的《巫峡》诗可以说是一首写景和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的作品，......《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湾夜宿》相类。”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论杨炯颇多新见，他认为，“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体，就其总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可是分别开来看，则发展并不平衡，而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这首先表现在他是大力来写五言律的。现存”盈川集“中诗体比例的数字五言律占到一半以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既然称之为律诗，那必然要求其高度的格律化。杨炯所作，如”从军行“（略）格律是多么的谨严！对仗是多么的工稳！诗采是多么的精美！音调是多么的铿锵！......王勃和卢、骆集中，五言律虽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正规的典范。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四杰之中，杨炯是最为突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关于杨炯诗歌的专论，如杨恩成的《论初唐诗人杨炯》一文就是一篇对杨炯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该文认为杨炯的诗作“题材比较广泛，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上官仪等人丰富，形式上多是五言。”文章又认为，“作为唐诗开创时期的诗人，杨炯的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都不如王勃和骆宾王。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乐府旧题，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但他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更趋严整，在奠定五言律体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杨炯作品的整理成果有徐敏霞整理的《杨炯集》，书后附傅璇琮的《杨炯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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