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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顺治、康熙时期的社会及戏剧概况
1644 年，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建州女真族建立的国号先称大金（史称后金）后改为清的政权，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引导下入关，镇压了李自成起义军，取得了中央政权。清初几十年，民族矛盾激烈。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人民的反抗，曾发生了满族上层统治者对汉民实行的著名的大屠杀惨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恢复农业生产、笼络知识分子等政策，社会才渐趋稳定。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清初戏剧的如下特点：1。明末清初的戏剧家大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覆亡，对明季由政治腐败所导致的亡国之因有深切的体验；或者有的年辈稍晚的作家虽未亲历其时，但从明遗民那里接受了由受异族统治带来的不平衡心态，和由于清初统治者残酷镇压而产生的反感与不平。所以揭露明季黑暗、探讨明代覆灭原因，婉曲抒发故国之思、抒写兴亡之感，表现家国飘零的失落和惆怅等，就成了此时期剧作的主流。一批表现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戏剧接踵而出，如李玉的《清忠谱》、《万民安》《一捧雪》、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承接传统题材，以写爱情面孔出现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对国家兴亡衰乱原因的深切关注与思索，如洪升的《长生殿》等。吴伟业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悲凉感伤和惆怅更透露出了鲜明的时代气息。
2。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些专业或半专业戏曲家；前代丰厚的戏剧创作遗产和理论著述为这一时期的作家提供了经验教训和从理论上进一步升华的条件。所以这时期的一些剧作家大都不仅重视曲词，也意识到了戏剧本身的审美特性，考虑到了舞台艺术特点；理论著述方面也出现了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戏剧专著李渔的《闲情偶寄》。
第二节 李玉生平
李玉是明末清初之际重要的戏剧家，作品数量颇丰。他“以曲为史”，进一步在戏剧领域发挥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言必称天下的泱泱气度，沿着明代《鸣凤记》开辟的道路，更为纯熟地驾驭重大社会政治题材，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嫉恶如仇的品质。但这样一个著名戏剧家生平却难以考索，我们仅能据一些题署序跋和笔记的零星记载勾勒如下。
李玉，字玄玉，一作元玉，吴县（今苏州）人。约生于明万历末，卒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号一笠庵主人，苏门啸侣。据说他出身低微，本在明大学士申时行府中做过家人，①但此说有人提出质疑。因明代规定，娼优隶卒之家不许入仕，而李玉在明末曾中副榜②。对此，冯沅君先生认为：“。。① 焦循《剧说》卷四说：“元玉系申相国家人，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② 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仍中副车”。《吴县志》说李玉“明崇祯间举于乡，入清不再上公车。”由于明奴众多，他们主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又彼此不同，即在一家之中，每个奴仆与主人的关系也有出入，因而奴仆之间不免升沉悬殊，甚至于某些人从一般奴仆中分化出来。这类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摆脱奴仆的羁绊，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却已士大夫化。这类士大夫化的奴仆，还可能走着两条不同的立身处世的道路：一种是与封建官僚沅瀣一气，揽权纳贿，营私舞弊。。。另一种是以正派的封建士大夫为法，自负才学，要通过科举（当时所谓正路）取得官职；是非感比较强烈，拥护封建道德，景慕忠臣义士。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论，李玉应该是这方面的例子”（见《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总之，各种材料说明，李玉出身低微，富有才华，饱读诗书，曾很想走中国古代一般文人读书仕进的道路。虽然卑下的社会地位曾使他倍受压抑，抚“为申公子所抑”，后又“连厄于有司”，但最后到底在明末中了副榜举人。不过据记载，他入清之后，便“绝意仕进”了，而专心于戏剧创作，成了一名专业戏曲家。他把自己激荡的才情、满腔的愤郁，都倾注到作品中。“以十郎之才调，效耆卿之填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他与当时苏州剧坛上一些社会地位低微的沉郁下层的文人才士交游往还，切磋创作，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戏曲创作作家群——吴县（或苏州）作家群。
一般认为，李玉一生共有剧作三十三种，目前整本留传于世的计十九种，具体是：《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牛头山》、《太平钱》、《眉山秀》、《两须眉》、《清忠谱》、《千钟禄》、《万里圆》、《麒麟阁》、《意中人》、（即《意中缘》）、《风云会》、《七国记》、《昊天塔》、《五高风》、《连城璧》、《一品爵》。另外，存有散出的两种：《洛阳桥》、《埋轮亭》。有剧情梗概的六种：《双龙佩》、《万民安》、《千里舟》、《武当山》、《长生象》、《罗天醮》。
李玉精于音律曲学，张大复的《寒山堂南曲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他都曾协助编制。入清后，他又将徐于室和钮少雅合作的《北词九宫谱》原稿“参而订之”，编成了《北词广正谱》十八卷。正因为李玉如此博学多才，“上穷典雅，下渔稗乘，既富才情，又娴音律”，所以才能“词满天下”（引文见钱谦益《眉山秀题词》）。
第三节 李玉作品之一：批判恶浊世风的社会剧
《一捧雪》等明末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世风日下，对这种现象李玉深恶痛绝，写了不少剧予以揭露抨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捧雪》。
《一捧雪》写的是明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为夺得一只珍贵玉杯“一捧雪”而陷害莫怀古的故事。它所依据的主要是“伪画致祸”传说。据传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严世藩依势索要，王忬交假画应付，严知道后大怒。王忬终因此致祸被构陷而死①。李玉以此为据并参照其它资料写成了《一捧雪》剧。剧的大意是：嘉靖时，前宰相之子莫怀古受任左仆卿，为补官偕爱妾雪艳娘、老仆莫诚、及被他从困厄中救助出来的裱褙匠汤勤带着传家宝“一捧雪”玉杯，往京师投靠同年严世藩，并① 事见《明史纪事本未》《万历野获编》、《天水冰山录》等。各书记载稍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将汤勤推荐给严世藩裱褙字画。汤勤是个心地险恶的小人。为阿谀严世藩，他将“一捧雪”玉杯密泄给严，严世藩为把杯弄到手对莫怀古一再迫害，致使莫怀古的老仆莫诚、爱妾雪艳娘均为此而死；莫怀古本人也差点送掉性命，全家人亦妻离子散。直至严嵩势败后，方才夫妻父子团圆。
《一捧雪》剧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继王世贞《呜凤记》之后对明代官场腐败进行的又一次直接深刻的大揭露。据史载，嘉靖朝严嵩控制朝政期间，“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明史》）“入官视事，循例索取”（《明嘉靖实录》）。《一捧雪》剧多方揭露了这种“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丑恶：“遥遥华胄，簇簇名家”出身的莫怀古竟然公开与严世藩论价要官：“只要司空升我做个得道粮储都御史，我便向家中取来相送”。并且果真，莫怀古以一假玉杯换取了太常寺正卿的官；汤勤也因告密有功而得到左军都督府经历之职。其他官吏亦是如此升迁：剧本写右佥都御史何帮镇为充任广抚，送给严世藩八千两银子，严嫌少，说：“好个两广军门，值不得一万两银子？又短二千，罢了，让他罢！”总兵戴铣“逢虏倒戈，坐失辖境”，理应杀头，但送给严世藩赤金十筒、走盘珠一千颗、五色宝石二百粒、汉玉杯一只之后，不但死罪被一笔勾消，同时还保住了官位，等等。对这种恣意妄为、贿赂诛求现象作者深恶痛绝。但是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严氏父子个人品质的恶劣。剧中严世藩说：“父居相国，身为侍郎，富堪敌国，力可回天。文武臣僚尽供驱使，生杀予夺俱属操持。”即李玉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奸臣的一手遮天、欺君罔上造成的，而没有看到封建制度体制上的根源。
批判明季恶浊世风，亦是《一捧雪》剧的要旨。明季政治黑暗，必然导致世风恶薄、道德沦丧；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引起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一些变化。一些人为追营逐利而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对腐败政治造成的险世风也起了推波逐澜的作用。所以，当时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敲诈勒索、助纣为虐、恩将仇报等等屡见不鲜。对此，李玉在《一捧雪》剧中，通过汤勤这个中山狼形象，给予了有力的针砭批判。
汤勤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裱褙匠，是莫怀古把他从冻饿中救助出来。但他为了攀结权贵以飞黄腾达，先是见到严世藩便“跪门膝行叩头”，以后又以主人的“一捧雪”玉杯作为自己高升的筹码，为此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卖主人，甚至将救命恩人致于死地。对此，他却得意备至：“好一场大事，被我舌尖儿轻轻几句，脱卸去了。如今一搜搜将出来，区区不惟无罪，而且有功。这督府的官儿又好超升了。老莫老莫，我哪里顾得你死活哩？。。非咱欺瞒旧冏卿，只因奉承新阁老。”他寡廉鲜耻，莫诚代死后，他先是揭发人头是假；后来为了占有雪艳娘，又“轻翻舌底”，推倒原供，说人头是真，翻云覆雨，人格丧尽。如同没有嫖客就没有妓女一样，没有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无耻政客、高级奴才，严世藩之类的当道者也不能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汤勤形象不仅负载着作者对中山狼似的忘恩负义行为的批判，更渗透着他对明季恶浊险恶的世风和充斥着龌龊卑鄙政客的官场的鞭笞与痛恨。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正统封建文人，李玉在猛烈抨击社会黑暗面的同时，也表现了他自身道德观上愚昧腐朽的层面。这主要体现在雪艳娘和莫诚而主要是莫诚的形象上。
雪艳娘是莫怀古的侍妾。她不仅具有封建社会所要求妇女的“妇容”——美丽，“妇德”——贤淑，而且富有主见，侠肝义胆。在戚继光以莫诚之头冒充莫怀古被汤勤识破后，为了保全对莫怀古有恩的戚继光，她假意同意汤勤的无耻企求，诱使汤勤翻供，使戚继光摆脱了干系、生还复官，然后又在与汤成婚之夜杀死了汤，自己亦自刎而死。作者高度赞扬了雪艳娘身全仇报这一义举，借戚继光之口盛赞她远胜须眉，“千古犹生”。
莫诚是莫怀古的仆人。他对主人忠心耿耿、善良、机警、会识别人。他早就感到汤勤“言词谄谀、行藏奸诡”，提醒莫怀古“切宜远之”；他屡次替莫怀古解危求难。莫怀古酒醉后泄露了假杯秘密，他却冷静地说：“玉杯送与严爷了，哪里还有？”严世藩亲自带人去莫怀古处搜杯时，他机智地携杯掩藏起来；在严世藩派兵追捕的路上，他又寻机逃脱，于黑夜潜入戚继光军府，请求戚救助主人；在严世藩命戚继光杀掉莫怀古、众人都一筹莫展时，他又挺身而出，毅然代主受戮而死。
对于雪艳娘与莫诚的行为，如果说雪艳娘还可以说表现了为正义献身的高尚品节的话，莫诚的行为就不那么简单了。他对主人忠心耿耿以至最后献出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诚然有可以肯定之处；但作者为莫诚设计的指导思想不单单是纯朴的舍己为人，而主要是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奴隶道德。莫诚替死的原因是：“老爷承先老爷宗祧之重，况公子年幼，未列缙绅。老爷一身关系非小，只有小人世受豢养之恩，此身之外无可报效。”他认为这样做自己便可“万年名显”；不仅如此，作者还让莫诚的儿子文鹿替小主子莫昊去赴罪戍边。即莫诚亦即作者认为：主子是高贵的，奴仆是卑贱的；主子死了事关重大，奴才生命不值一钱，死了算不了什么；奴仆为主子效忠赴死是理所当然的、值得赞美和提倡；这是一条使奴才“万古流芳”的道路。显而易见，这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而强加给底层人民的价值观念。它暴露了李玉伦理价值观中落后的一面。
《一捧雪》外，《人兽关》、《永团圆》也属社会剧一类。它们与《一捧雪》都产生于李玉创作的早期，是著名的“一、人、永、占”中的前三部，《人兽关》写苏州桂薪对恩人施济忘恩负义、梅亲赖债，最后终得报应，妻子死后变犬的故事。《永团圆》叙富豪江纳势利投机，想毁掉长女与家道衰落的蔡文英婚约而最终落得搭上二女、人财两空的过程。这两部剧都以揭露明季险恶颓衰的世风为主旨，有的剧亦兼及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表现了作者对纲纪陵替、世风日下的世道的不满与痛恨。
总的说来，李玉的社会剧对现实的揭露针砭是比较深刻的。这种以揭露社会黑暗而为指归的作法显然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戏剧领域的自觉应用。但作者并没有认识到黑暗现象险世情产生的根源，只是企图用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去矫正不良的世风，甚至幻想借助宗教的因果报应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又不能不损害它的思想价值。
第四节 李玉作品之二：时事政治剧
《清忠谱》等李玉剧作中最值得注意亦是最成功的，是他与朱素臣、毕万后、叶雉斐等人合写的《清忠谱》。这是一部以明代真实历史为依据的时事剧，写的是明代天启六年（1626）苏州人民反对魏忠贤党徒、支持东林党人周顺昌而进行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市民斗争。此剧被收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剧本梗概如下：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垄断朝政，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被“削籍家居”，因与“钦犯”、被魏阉迫害的魏大中联姻和在魏忠贤生祠指奸骂像，被苏州巡抚毛一鹭上报魏忠贤，将周顺昌罗织罪名，矫诏逮捕。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义士知道后，动员全市百姓闹诏示威，冲进察院，殴杀了校尉。后来周顺昌被秘密押往京师，惨遭酷刑后被囊首害死。毛一鹭以“逆党聚众，抗提钦犯”为名，诬陷百姓造反，上疏朝廷，清旨屠城。颜佩韦等五义士为保全苏州全城百姓，挺身就戮。不久，熹宗去世，新帝登基，魏忠贤缢死。五义士被重新安葬，周顺昌亦被平反昭雪，受三代荣封。
《清忠谱》题材上具有开创性。把如火如荼的市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搬上舞台，李玉之前的戏剧中还未曾有过。这场市民运动标志着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手工业工人和市民政治上的觉醒。对此剧本以歌赞的态度加以描状，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清忠谱》真实地刻划了以颜佩韦为首的五个市井英雄形象。颜佩韦是一个“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读诗书，自守着孩提真性”的下层市民，他任侠好义，“不贪过手钱财，也不恋如花女色，单只是见弱兴怀，”“路见不平，即便拔刀相助。”“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说书人讲《说岳传》，听到韩世忠被奸臣陷害时，他拍桌怒嚷：“可恼可恼！童贯这魖狗，作恶异常！”“这等恶人，说他什么？”一脚踢倒了书案，闹散了书场。知魏阉派人捉拿周顺昌，他立即纠集周文元等几个侠义兄弟，带领苏州市民，掀起一场反奸逆运动；他头脑清醒，没有读书人的迂腐，在设法搭救周顺昌时，两个秀才要“拉了三学朋友，写一辩呈”，恳求毛一鹭，他一针见血地说：“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番拿问也是他的线索，怎肯出疏保留？”他率众包围了官府，痛打了魏忠贤的干儿义子。在官府要屠城报复的时刻，他又挺身而出，以自己之死换取了全城人的性命。作品生动地刻写了颜佩韦可歌可泣的英雄品格。后来《清忠谱》中的某些折子仍以《五人义》为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也说明了作者对这五位下层市民所倾注的感情和他们在作品中的地位。
剧中主角周顺昌是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士大夫形象。周顺昌是东林党人，他为政清廉、严于律己，身为吏部美官，家居富绕的苏州，但“居官多载，如洗空囊”；妻子儿女，“衣无重絮，食止菜羹”；招待客人，只有“水酒一壶，生腐一方”；造访朋友，翻山越岭，全靠步行。他忧国忧民，念念不忘帮助皇上“肃整朝纲”“扫清宫禁”，“奠安社稷”。他秉性刚正，嫉恶如仇，魏大中弹劾权珰被捕，别人避之犹恐不及，他却独往舟中探望，主动与之联姻；他去魏忠贤生祠，当着魏的爪牙，历数魏阉罪行。就捕之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在公堂上，他受尽酷刑，被敲掉牙齿，仍骂不绝口：“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咀奸肠”；被囊首害死之前，他发誓死后要化做厉鬼击杀奸贼，等等，表现了正直士大夫的凛凛正气和高尚节操。但同时，他恪守封建纲常，为官之时，表彰节义，为朱祖文之母造节妇牌坊；他对国君忠心耿耿，朝政混乱，无辜者受难，在他看来，也是“圣主当阳，权奸蔽日”，皇帝永远圣明；就捕时，他明知是魏珰假传圣旨，他却要“闻呼即赴”，说“君命难违”，毫不犹豫地束手就擒；他很怕群众起来斗争，唯恐会陷他于不义，一再劝阻百姓，并趁月夜无人之时偷偷上船去京师受审。。。总之，周顺昌既有拯世济时的抱负、忧国忧民的情怀，威武不屈的气节，洁身自好的品质，又有陈腐不堪的愚忠观念和封建道德。这种性格特点，固然是作者对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末东林党人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的典型概括①，但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因为迷信、依赖、忠于皇权，甘愿为皇权肝脑涂地，是他们共同恪守的封建伦理纲常。
李玉与《清忠谱》题材相似的剧作还有《万民安》，但剧本已佚，现仅存剧情梗概。据《曲海总目提要》载，此剧是“演葛成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州得安，故曰‘万民安’也。”即它亦是写历史上实有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明万历廿九年（1601）苏州人民在织工葛成领导下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斗争。如果说，《清忠谱》中颜佩韦等下层市民在剧中尚属配角的话，那么，《万民安》中的穷苦织工已经成了剧的主人公了。作者依据史实，描写了葛成卓越的领导才能、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操：他带领百姓罢市，打死税棍黄建节，火烧税衙；为保护全城市民，他又自请系狱，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还虚构了一些情节，赋予葛成更多美好品质：如济危扶困，对贫苦无告的邻居倾囊相赠；他品德端方，洁身自爱，拒不接受别人为报恩而送上门来的妻子等。使葛成形象更趋完美。
《清忠谱》、《万民安》描写具有时代感的重大政治事件——市民斗争，把下层人民当作歌赞的对象，这在前此剧坛是没有的，因此它们应在中国戏剧史上占一席重要位置。至于作品对市民斗争根源挖掘得不够、颜佩韦和葛成身上封建意识与市民意识并存、甚至前者还很浓厚等等，这固然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标准的原因，但恐怕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包括下层人民思想意识的实际情况——伴随着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新思想在延续千年的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完备的封建道德土壤上滋生，其意识不能不为传统的一切所限定和裹动。
李玉的《万里缘》、《千锺戮》也是以明代事件为题材的政治剧。
《万里缘》又作《万里圆》，写明清交替、社会动荡、干戈载道之际，苏州孝子黄向坚抛妻别子，独行万里，历时十年，前往云南寻找久绝音讯的父母的故事。剧本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剧中主人公黄向坚与李玉是同时同地人。黄向坚寻亲事，在顾公燮《消夏闲记》、归庄《黄孝子传》等文中有记载。黄向坚本人亦著有《寻亲纪程》、《滇还纪程》，记载寻亲经过。
《千忠戮》又作《千忠録》、《千鍾禄》，写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嫡孙建文帝位后，燕王朱棣为谋夺帝位，以“清君侧”、“靖难”为名，围攻京师金陵，对建文帝及其朝臣进行惨无人道的追捕屠戮事件。
《万里缘》、《千忠戮》与《清忠谱》、《万民安》一样，都取材于明代的真人真事。尽管各剧事件各异，主角社会地位高下不同，但却显示了作者这类剧的共同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感。详而言之，就是：1。以曲为史，倾向鲜明，具有敢于揭示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胆魄。
《清忠谱》、《万民安》把反权奸、反税监的市民斗争搬上舞台予以歌颂，已经表现了作者善于摄取具有史诗品格的事件作为题材、并从进步历史观予以评价的历史眼光和见识，《千忠戮》、《万里圆》进一步体现了这一① 据史载，明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升等被捕时都有数万群众截拦拒捕，他们都以君臣大义说服群众，主动就捕。李应升死前还说：“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高攀龙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诗自杀。
特色。单就题材看，《万里圆》并不重大。但是，作者以黄向坚万里寻亲的见闻及他家的遭际，再现了清军南下江南时的暴行。剧的第十出借一老兵之口说：“乙酉年闰六月。。清朝官府坐了苏州。那些百姓一个个投顺了就罢了吓；谁想湖内多烽起，城外也焚烧。。恼了清朝官府，。。发出兵马，不管好歹烧杀砍杀，惨不可言。。金阊外不分玉石淆，尽家资倾刻如风扫，好房廊烧得烟尘扰，满街衢杀得人如草。”另外，剧中写顺治九年时，苏州人民还用崇祯铜钱；黄向坚家被清廷稽查，“差役络绎，匍匐公庭”，最后“虽脱罗网”但已“家室荡然”。。等等。都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万里圆》写在文字狱严重的清初，许多地方不能过于直露。但即使如此披露，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
与《万里圆》对历史真实的揭露，主要表现反映民族矛盾不同，《千忠戮》反映的是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当然，作者是从封建正统的观点出发，站在建文帝立场上，写朱棣以“清君侧”、“靖难”之名，行夺权称帝之实，而对之予以贬抑。但同时，剧作也通过朱棣之口，说“齐泰、黄子澄日夕谗谮，连灭周、齐、代、氓诸王，看看削及孤家，故尔起兵靖难”，对这场权力之争的复杂性亦多少有所涉及。虽然剧中所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剧尾建文帝入朝自首，宣德帝以礼相待，建文在大内颐养天年等等），但它如实地描写了朱棣夺得皇帝宝座后，对建文臣子“斩的斩，剮的剮，一一处死。轻者合族全诛，最重者诛夷九族，俗呼为‘瓜蔓抄’。村里绝少人烟，昼夜惟闻鬼哭”；写投靠朱棣的陈瑛把首级装了几十车，运到各地示众等，都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暴虐。尤其是作者对方孝孺等忠臣义士的歌赞、对陈瑛等背主求荣的鞭笞，很易与明清之际的民族斗争发生联想。“你也曾立朝端，首领鸳行。食禄千锺，紫授金章。顿忘了圣主汪洋。到如今反颜事敌，你就转眼恩忘。。”这也不就是对詧颜事敌的吴三桂等人的指斥吗？
2。表现了具有较强的把历史转化为戏剧的艺术创造能力。
如《清忠谱》，是一部“事俱按史”、甚至被人称为“信史”的时事剧。它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如此人数众多、背景复杂、场面恢宏的市民斗争，作者却走笔从容，有条不紊。全剧紧紧围绕主要人物周顺昌命运展开戏剧冲突，选择了“缔姻”、“骂相”、“忠梦”、“叱勘”、“囊首”等出实写、细写，突出周的忠义；又穿插其他人尤其是五义士救援场子，既烘托了主要人物性格，使之趋于丰满；又正面描写了人民群众的侠义行为。只用二十五出，就把一场波澜壮阔的反权阉斗争层次分明地展示了出来。《千忠戮》亦是如此。朱棣几年的“靖难”战争，建文几十载的逃难生涯，总共也只用了二十五出，而且写得生动感人。主要原因也在于对史实剪裁得当、繁简安排比较适中。前五折就把事件缘起、时代背景、人物等全都交代清楚了，接着便进入主线建文逃难。朱棣一方，以陪衬穿插方式出之。总之，作者很有驾驭复杂题材和时空跨度大的政治事件的能力和技巧。
3。往往有一些具有悠远、悲壮的历史气韵的曲词，易于激起人们产生一种苍凉深沉的历史感。最突出的是《千忠戮·惨覩》中朱允炆装扮成和尚流亡途中唱的一支曲：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这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倾杯玉芙蓉］第五节 李玉作品之三：《占花魁》等婚姻爱情剧及其它剧作李玉的爱情婚姻剧有《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钱》、《千里舟》、《意中人》、《罗天醮》等。《占花魁》即“一、人、永、占”中的“占”，是李玉早期的作品。题材资料主要来源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并参考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冯梦龙《情史》等。剧本写北宋末年战乱中，由将门公子沦为卖油郎的秦种与由官宦人家小姐沦为青楼妓女的莘瑶琴之间的纯真爱情。秦种不嫌莘瑶琴烟花贱质，尊重莘瑶琴的人格，没有封建的贞操观念，通过不懈的追求，与莘结成了伉俪；莘瑶琴不慕荣华，不图富贵，追求“志诚君子”、“有情郎”而托身于卖油郎。这种注重真实感情而不计门第、身份的选择，是市民阶层中进步爱情观的体现；也表现了作者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但同时，作者改动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秦种父亲小说中是经纪人，剧中变成了朝廷贵官；莘瑶琴也被处理成原为官宦人家小姐；并且，最后作者让秦莘满门封荫、夫贵妻荣，又显得很庸俗。
《眉山秀》叙北宋著名词人秦少游与苏老泉女苏小妹、以及妓女文娟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据话本、笔记中有关记载铺写的一部喜剧。文辞雅丽，在当时很受推崇。
《千里舟》铺陈官宦子弟双渐与陷身青楼的苏小卿的爱情故事。状元及第后的双渐为追赶被茶商与鸨母设计骗走的苏小卿而一昼夜行船千里，因此叫《千里舟》。也是根据旧有故事改编的。
《意中人》写史弘与刘梦花私相倾慕、自定终身，并得到父母允诺，但却遭到权奸豪门的破坏，几经劫难后终于团圆的故事。
《罗天醮》讲龙履祥与门秀鸯曲折的婚姻经过。情节与《意中人》有类似处。但造成男女主角磨难的原因是秀鸯表兄戚维荣的嫌贫爱富，全剧亦以团圆告终。
《太平钱》写张老与文姑、韦固与韩休女的姻缘。张老为八十老翁，娶了十八岁的文姑，后二人一起飞升仙界，张老即张真人，文姑为紫华夫人。文姑之兄韦固受仙人长老梦中指点，得知自己未来之妻是某县某村一瞽目老妪所抱的刚满周岁的女婴，韦固按梦去寻，一怒之下刺伤女婴。二十年后韦固娶宰相韩休女，见女的鬓边有一疤痕，始知果为二十年前他所刺伤的女孩。此剧也是根据一些传奇小说等敷衍而成的，宣扬了婚姻前定的宿命思想和神道迷信观念。
以上诸剧，除《太平钱》外，基本倾向都是比较健康的。表现了作者对爱情婚姻的态度：肯定男女自相爱慕的自由恋爱，但让它父母之命统一起来（如《意中人》）；不反对一夫多妻制（如《眉山秀》《罗天醮》）。不过总的说来，仍没有摆脱古代才子佳人戏的俗套。
除前几节介绍过的之外，李玉还有一些用历史传说为题材改编的戏剧。
其中《长生像》讲包公为倪太守嫡子与妾子巧分遗产事；《七国记》敷陈孙膑与庞涓的传说；《五高风》写宋代忠臣文洪与奸相尤权的斗争；《埋轮亭》（李玉与朱佐朝合作）写东汉顺帝时御史张纲与“跋扈将军”梁冀的斗争；《牛头山》讲岳飞父子破敌勤王事；《昊天塔》歌颂杨家将的抵御外侮、精忠报国；《连城璧》铺写蔺相如完璧归赵故事；《麒麟阁》写秦琼等人的侠义性格及辅佐李世民建唐事情。《风云会》“演赵太祖收郑恩事”。以上这些历史题材作品，大都是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加以烛照。它们或影射明季恶浊世风（如《长生像》《七国记》）；或写奸臣的弄权误国、陷害忠良（如《埋轮亭》、《五高风》）；或借古申今，委曲地表达怀明的民族意识，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有为之作。
但是，李玉又具有封建正统观念和因循保守的陈旧思想，这使他的某些剧表现出腐朽落后乃至反动的东西。如《双龙佩》写明代的“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剧作美化了昏君明英宗和主和派，对抵御外辱有功的于谦和主战派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眉山秀》对王安石变法取仇视态度；《两须眉》、《武当山》及与朱良卿合编的《一品爵》都表现出对农民起义军的敌视。这些都说明了李玉思想及剧作的复杂性。
第六节 朱、叶时章等苏州派作家
在李玉周围，有一批作家，如朱、朱佐朝、叶时章、毕魏、张大复、丘园等，他们大都是吴县人，社会地位比较低微，彼此间有一定交往；有时还合作创作。人们称他们为“苏州派作家”或“吴县作家群”。这里介绍其中较为著名的几位。
这些作家中，朱最有名。朱，字素臣，吴县人。作剧十余种，现存《秦楼月》《翡翠园》、《未央天》、《聚宝盆》、《十五贯》等。此外，他还曾参与修订李玉主编的《清忠谱》。他的作品不少都取材于中、下层社会，语言流畅，情节跌宕。其中《十五贯》流传最广。《十五贯》又名《双熊梦》，事本于宋人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和“三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写淮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的两桩冤案。大意是：熊友蕙与童养媳三姑家为邻，老鼠将三姑家钗环衔到友蕙的书架上，将十五贯钱衔入鼠洞，又将友蕙准备药老鼠的烧饼叼到三姑家。三姑丈夫误食烧饼而死，邻家遂以钗环作为凭证，说友蕙与三姑私通，害死了三姑丈夫。县官过于执未经详察，凭主观推测便将友蕙和三姑判为死罪。无锡的屠户游葫芦饮酒荡尽家产，向亲戚借十五贯钱为本，欲重振家业。他酒醉中与养女苏戍娟开玩笑，说是卖她的身价钱。戍娟信以为真，便连夜逃往亲戚家。戍娟走后，赌徒娄阿鼠窜入游家偷钱，被游葫芦发觉，娄阿鼠杀死游葫芦后逃走。天亮后，邻居发觉游死，认为苏戍娟逃走与游葫芦之死有关，便去追赶。熊友蕙之兄熊友兰在外做船工，听乘客陶复朱说弟弟被判死刑，便当即背着陶复朱赠给他的十五贯钱回家，途中遇到迷路的苏戍娟，因是同路，二人便结伴而行。这时恰被前来追赶的邻居赶上。二人同被逮回。已调任无锡做法官的过于执又认为苏戍娟与友兰是通奸谋杀，卷钱而走，亦判以死刑。
问斩前，监斩官、新任苏州知府况钟感到其中有冤，便连夜请示巡抚周忱，以自身官职为质，请给半月时间复查此案。况钟在调查中，从淮安友蕙家鼠洞中发现了被鼠衔去的十五贯钱和药饼，弄清了友蕙案情原委；况钟又扮做测字先生微服私访，从娄阿鼠口中套出真情。于是友兰之案亦真相大白。此剧虽以圆满结局，但当时象况钟这样敢于伸张正义、无私无畏、为民请命的官员毕竟极少，而大多数是过于执周忱那样昏庸的官僚。所以，况钟形象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解放后对这出戏进行了改编，已成为流传甚广的优秀剧目。
朱佐朝，字良卿，吴县人，传为朱的弟弟。著有三十余种传奇，今存二十一种。代表作是《渔家乐》，写东汉末年渔家邬氏父女救助被奸臣梁冀追逐的清河王刘蒜，渔女邬飞霞刺杀刘冀，被刘蒜立为妃的故事。邬飞霞形象写得很动人。该剧的《端阳》《藏舟》、《相梁》、《刺梁》诸，后世一直盛演不衰。此外，朱佐朝的《艳云亭》传奇也较有名，此剧演萧凤韶女惜芬爱富有才华的洪绘，旋为奸相王钦若掠去，装疯乞食以避祸，备尝辛酸，最后洪绘与惜芬终成眷属事。其中并贯以萧凤韶与王钦若的政治斗争。
苏州派作家中另外值得提起的人物是张大复和叶时章。张大复，一名彝宣；字心期，一字星其。吴县人。有剧作三十余种，今传十余种。较著名者有《醉菩提》、《如是观》。前者演济公故事；后者又名《倒精忠》，“以姚茂良《精忠记》直叙岳飞之死，而秦桧受冥诛，未足快人意，乃作此以翻案。述飞叙大功，桧受显戮，一善一恶，当作如是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作者有意改写历史，显然融进了他的民族感情。一说此剧为明末吴作虹作，人多不信。
叶时章，字雉斐，一字美章，别号牧拙。曾参与修订李玉主编的《清忠谱》；并与朱佐朝、朱、丘园合作《四大庆》。叶稚斐剧作现知八种，存《琥珀匙》、《英雄概》两种。（另与人合作的《清忠谱》、《四大庆》亦存）其中，《琥珀匙》最有名。被收入郭汉城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
《琥珀匙》故事取材于明代流传于江南的翠翘故事。作者虽然参照了有关翠翘的史传、传说等资料，但对人物情节都作了重大改造。
全剧以书生胥埙和良家女子桃佛奴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示了明代社会一些主要层面。桃佛奴貌美，能诗善画，多才艺，邂逅书生胥埙后，两相爱慕，私订终身。由于父亲被贪官诬陷，吃了官司，她为救父而托妹代嫁，自卖其身为他之妾，却被骗入了妓院。她不惧威逼，立志卖诗画赎身，并将自身遭遇编成《苦节传》，请人叫卖，终于使事实披露于外，为束御史所知而得救，多方波折后，与胥埙团圆。
剧本对才高貌美、刚义贞烈的桃佛奴、风流倜傥与憨厚忠直兼具的胥埙都塑造得比较生动。在这二人的爱情经历中，亦体现了以往某些爱情剧常见的进步观点和局限：将私定终身与父母认可统一；赞美坚贞爱情、肯定一夫多妻。
《琥珀匙》的思想锋芒在于：作者在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官场黑暗腐败的同时，塑造了一个济困扶危、惩恶扬善的绿林豪侠形象——金髯翁。他拥兵海岛，南面称孤：“暂借天威佐圣王”，惩治邪恶，扶助清廉，见义勇为，在帮助桃佛奴脱离险境与胥生团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①思想是犀利、大胆的。在金髯翁身上，寄托了处于乱世的作者希望绿林中出现扭转乾坤、重整山河的英雄豪杰美好理① 清焦循《剧说》引《茧瓮新话》云：“《琥珀匙》。。中有句云：‘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为有司所恚，下狱几死。”但现存梨园钞本没有这两句话，只有“怪盗跖衣冠，沐猴廊庙，幸官评海岛存公道”等句，语义与“庙堂”句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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