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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高明的生平与创作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大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高明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父亲入元后都没有做官。高明早年在家乡读书，学问渊博，诗文词曲均工，且喜交当时名士。高明在年轻时也十分热衷于科举，并于元惠宗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后，始入仕途。曾任浙江处州录事、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位都不高。高明为人鲠直，作官清正而有才干。主张清明政治，能在强暴面前想方设法保护人民，释放无罪证的囚犯，因此人民曾为他立过纪念碑。高明也参加过“平乱”工作，因与主帅“论事不合”，没有多少作为。方国珍降元后，有意邀他做幕僚，高明力辞不从。不久即辞官旅居浙江宁波城南一个叫“栎社”的地方。闭门谢客，专心撰写《琵琶记》，并以词曲自娱。朱元璋攻破南京以后，曾征召高明出山去南京作官，他以老病推辞不出。大概在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病死在家中。
高明是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笃信封建孝道的文人。他写过南戏《闵子骞单衣记》。此剧虽已佚失，但从题目上一望便知，这是颂扬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二十四孝之一的孔门弟子闵子骞的；高明还写过《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五节妇》诗之类的作品。在处州做官时，他亲自出面为一个割肝为祖母治病的孝女陈妙贞请求旌表。可见高明受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熏陶之深。
另一方面，高明又是一个历尽仕途沧桑的文人。虽励志仕进，但终不得志，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耳闻目睹过不少官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事实，因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所不满。高明对封建的政治、官场生活感到厌倦，总想辞官归隐，过淡泊的生活。高明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他在《画虎》诗中写道：“山空月冷不可留，人间苛政皆尔俦。”指责了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又在《游宝积寺》诗中说：“逆旅往来林树下，纤歌远近彻云端。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这些出自笔端，写自心间的诗句，反映出他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可以说，高明是一位既存在满脑子封建伦理教条，又对人民、社会抱有深刻忧伤的文人。这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在他的杰作《琵琶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高明的著作，除《琵琶记》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等。另有诗文《柔克斋集》二十卷，原本已散佚。现在流传的是清人的辑本，仅存诗文50 余篇。
第二节 《琵琶记》主旨和人物形象
《琵琶记》主要是写青年书生蔡伯偕，博学多才，不图仕进，甘守清贫，力尽孝道。在父亲的逼迫下，辞别双亲和新婚两月的妻子赵五娘，赴京赶考，一举状元及第。皇帝封以议郎的官职，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以家中业已娶妻，且双亲年老，无人奉养为由，愿辞官、辞婚归家，未被应允。终于入赘牛府，做了京官。
伯喈一去，杳无音信。家乡陈留，灾荒连年。妻子五娘含辛茹苦，艰难地挑起瞻养公婆的重担。在天灾人祸中，公婆相继去世。（饿死）五娘罗裙包土，自筑坟莹，埋葬好公婆后，又身背二老遗像，手持琵琶，沿途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牛氏得知五娘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自愿居次，让五娘与伯喈重聚。伯喈准备辞官归里守墓，以赎为子不孝之罪。牛丞相改变昔日的态度，让女儿女婿回去守孝。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守墓，行孝三年。全剧在蔡氏满门旌表中结束。
蔡伯喈即蔡邕，东汉陈留郡人，著名的文学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蔡邕真是一个孝子。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性笃孝。母尝滞病三年，邕自非寒署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不知何故，这位在封建社会恪守孝道的人物，在民间传说和早期的南戏中竟成了背亲弃妇的人了。徐渭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记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还说它是“戏文之首”。演的就是蔡伯喈背亲弃妇，最后被暴雷震死的故事。书生负心背亲本是封建社会一大弊端。特别是科举制实行之后，一些出身寒门的文人，一旦高中，便“富易交，贵易妻”，攀附权门，忘恩负义。这种恶劣的行为，广大人民是十分痛恨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为雷震死，正是人民对这类无行文人的诅咒和谴责。不过，从蔡伯喈的生平、经历看，他似乎不是无行文人。民间传说中把他描绘成被雷震死的悲剧人物，有点不太公平。因此，很早就有人想替蔡伯喈翻案，改变他的形象，使他更接近历史、生活的原形一点。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唱）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可见，在南宋时期，民间艺人已广泛地用盲词说唱蔡中郎的故事了。蔡伯喈曾官拜左中郎将，后来就把《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附会到他身上。名字也由蔡二郎变成蔡中郎，再变而成蔡伯喈。陆游在诗中发出“死后是非谁管得”的喟叹，就是在为蔡伯喈鸣不平。徐渭直接把“（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说法，斥之为“里巷妄作。”（《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不平之意，更是溢于言表。高明的《琵琶记》，正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文艺（盲词）、宋元旧剧，以及为蔡伯喈翻案鸣不平等诗文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其主旨也是要为蔡伯喈鸣不平，替他翻案。这一点，明人黄溥言在《闲中古今录》中就已指出：高明“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我们认为，高明编创《琵琶记》的目的，除了为蔡伯喈辩护、翻案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封建的礼教和教化。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琵琶记》第一出中那首《水调歌头》词中写道：秋灯明翠幙，夜案览芸编（按指书籍）。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这里指戏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骅骝（指良马）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意思是说写作剧本要有利于风化，即用封建的道德标准去教化人们，否则将是徒劳无益的。看一本戏文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宣扬了“子孝与妻贤”的封建礼教，而不要仅仅着眼于它的形式。为此，高明在《琵琶记》中，才把原本是“背亲弃妇”的蔡伯喈，改写成“有情有义”者；把“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把“马踹赵五娘”，“雷震蔡伯喈”的悲剧结局，改写成“夫妻重聚”旌表满门的喜剧收场。
为了把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完整人物，作者在《琵琶记》中不得不通过颇多的封建说教和改动、编创一些重要关目来为蔡伯喈开脱罪名，替他编造“三不从”的情节。即蔡伯喈本想在家孝顺父母，无心于功名，但迫于严父的逼迫，不得已而赴京赶考的。这叫“辞试不从”；皇榜高中以后，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旨意，被迫入赘牛府，重婚名门贵媛；皇帝也赐以议郎的官职，被迫留滞京师，不能回家省亲，虽经再三要求，都被拒绝。这叫“辞婚、辞官不从”。辞试不从，当然无法在家奉养双亲，但他仍时常惦念着家中年迈的双亲；辞官不从，无法回家照顾父母，他们在家乡冻饿至死，责任在朝廷，不该归罪于蔡伯喈；辞婚不从，被迫入赘牛府。虽有娇妻美妾朝夕相伴，呼奴使婢，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但蔡伯喈非但没有休弃赵五娘，而是终日因思念她而愁眉不展。这样看来，正是由于蔡伯喈的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均被拒绝，这才造成他家亲死家破的悲剧。这样，蔡伯喈的形象便得到了重新塑造；由原来的“弃亲背妇”，“不忠不孝”，变成“有情有义”，“全忠全孝”了。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尽管作者在《琵琶记》中用了不少笔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试图“雪伯喈之耻”。但终于因为封建的说教过多和缺乏具体行动，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的怀念与悔恨上。加之作者过多的同情和谅解，回避和掩饰了某些应由蔡伯喈承担的责任，因而使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正如当代戏剧史家董每戡所说的那样：蔡伯喈“既不是一个忠于统治阶级的忠臣，敢于违丞相之命‘辞婚’，更敢于抗皇帝之旨‘辞官’；。。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对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更不是一个诚挚地爱发妻的义夫，虽然把它写成团圆，弃妻不顾的事实却仍然具在。”（见《琵琶记论》）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的形象却塑造得十分成功。在赵五娘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妇女善良、温柔、纯朴、坚贞、勤劳、刚强等等传统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赵五娘的性格又是在苦难的磨练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最初的赵五娘，只不过是一位“持杯自觉娇羞”的新婚少妇。作事小心谨慎，很少在公婆面前表示态度。丈夫入京赶考，她虽然很不乐意，但当着公婆的面又不好说别的，只能听从公公的安排。在即将和丈夫离别时，才将久积于心中的怨愤和担心和盘诉出。随着蔡伯喈的离家赴京，赵五娘的处境和性格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和其他少妇一样，日夜思念着离去的丈夫，盼望着书信归期。在对镜梳妆时，嗟叹自己“朱颜非故”，怕丈夫一旦高中，就“十里红楼，贪恋着人豪富”而停妻再娶。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她要以一个弱女子的身份支撑门户，奉养八十高龄的公婆。此时的赵五娘，已失去了昔日少妇的娇羞，不再为个人的得失而过多的烦脑担忧。而是全身心地奉养公婆，决心作一个“孝妇贤妻”。在家乡连遭饥荒的岁月里，她吃糠嚥菜，把粮食省给公婆吃；公婆误解她，她默默忍受；公婆死后，她不仅敢于抛头露面，卖发于长街短巷，而且背负公婆遗容，手持琵琶，不辞千里之遥，乞讨寻夫至京。赵五娘顶住了一场又场向她袭来的灾难；也从未向降临到她头上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命运低头。她勇于承担苦难，顽强地与不幸命运斗争，充分表现出赵五娘刚强而深沉的性格特征。不过，作者总想把赵五娘塑造成一个孝妇形象，因而在她进入牛府后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她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了妥协，调和了矛盾，最后以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赵五娘形象的艺术力量。
剧中的蔡公，是作者用来宣扬“全忠全孝”的人物。通过蔡公的口，作者阐明了对“孝”的内容、范畴等的看法：在家侍养父母，属于孝的范畴，但这只是“小孝”，或者说是孝的开始；追求立身，事君，显祖、扬名，这才是“大孝”，或称做孝的最终目的。为此，蔡公希望儿子抛开“小孝”，上京赴试，求取功名，以显祖扬名，成就其“事君、立身”的“大孝”。可是连蔡公也没有料到，儿子中状元后，不仅没有显祖扬名，反而造成了全家的苦难。几经磨难之后，蔡公后悔了，也可以说是觉醒了。懊悔当初不该逼迫儿子上京赶考，“把媳妇闷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黄泉路。”说明尽忠就不能尽孝；尽孝就不可能尽忠。从而否定了“全忠全孝”的说法。
剧中对张大公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也较为成功。他耿直尚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凡是赵五娘遇到困难或危难之事时，总是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持，从而增加了信心，使她在凄风苦雨艰难的岁月中才没有绝望。
《琵琶记》在完成其创作意图的同时，也有不少现实主义的描写。如通过对赵五娘苦难的描绘，揭示出元代末期乡间小村人民的生活和苦难。在“五娘请粮被抢”（十六出）中，描绘了一幅大灾之年，灾民们的悲惨情景：“肚又饥，眼又昏，家私没半分”，“子忍饥，妻忍寒，痛苦声，凭哀怨。”吃糠嚥菜，子哭儿啼，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地方恶吏、土豪劣绅，更是趁火打劫，巧取豪夺，鱼肉人民。他们暗偷明抢，为非作歹，致使百姓陷于毫无活路的境地。这些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第三节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琵琶记》被推崇为“南曲传奇之祖”。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为人们所称赞。在语言艺术上， 《琵琶记》是曲词、宾白俱佳。在宾白中时有妙文，但又不以雕章琢句为目的。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使用不同的语言。通俗而不粗鄙，生动而饶有风趣。如第三出《牛氏规奴》中男女仆人的对话；第七出《伯喈行路》中穷秀才们的对话；以及第十出中的公婆争吵；第十七出中媒婆的语言等等，都能做到文雅俚俗，通俗易懂，又十分切合人物的实际。至于曲词，更是于朴素自然之中而又“俊语如珠”。如《五娘吃糠》一出中的［孝顺歌］：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么，（唱）米在他方没寻处。（白）奴便是糠么，（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得公婆甘旨？赵五娘因糠难以下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了簸扬之苦；又以糠米作比，用米与糠的一贵一贱，活活地被簸扬作两处，比喻她与丈夫蔡伯喈的不同命运。用浅显的语言道出最深最苦的感情；触物伤情，倾诉出无边的哀怨。因之被前人誉之为神来之笔，全戏曲文之菁华。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的语言，则富丽堂皇，典雅庄重，十分切合这些人物的身份和气质。所以王国维说：“《琵琶》自铸伟词，其佳处殆兼南北之胜。”（《曲律》）《琵琶记》在结构形式的安排上也有独到的地方。主要采用以悲为主，悲喜交错，苦乐相替的格式。从蔡伯喈上京赴考开始，苦与乐，悲与欢交替出现；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一面是赵五娘和公婆在饥荒中苦苦挣扎的情境，一面则是蔡伯喈在京都“极富极贵”，喜庆豪华的场面；一边是赵五娘在家乡悬望征人，愁恨无限，一边是状元公在京华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思念；一边是丞相府安富尊荣的豪奢生活，一边是乡间小村子哭儿啼的悲惨图景；上一折写赵五娘“临妆感叹”，下一折写蔡伯喈“杏园春宴”；在“罗裙包土葬公婆”和背真容寻夫上路两折之间，插入一折中秋赏月，使场景不断变化，也使一苦一乐，一喜一悲，形成鲜明的对比。情节波澜起伏，曲折递进。直到五娘寻夫到京以后，两条线索又重新聚合。不仅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描绘内心的矛盾起了极好的作用，而且可以使观众眼观两处，心系一事，把紧张的精神状态，松弛一下。把观众从悲中解脱出来，给以思索品味的余地，然后再回到悲中去。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琵琶记》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剧中封建说教过多，往往成了作者思想意识的传声筒；篇幅过长，在故事情节发展上出现了某些明显的疏漏；剧中的某些片断也有铺锦列绣，骈俪过重的毛病，对后世传奇作者雕词琢句造成了不好影响。
由民间产生、发展起来的南戏，到“荆、刘、拜、杀”、《琵琶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成熟了。尤其是《琵琶记》的出现，更是元末明初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对后代戏曲创作和作家影响都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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