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王实甫的生平创作与《西厢记》的题材源流
《西厢记》是元代早期杂剧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的作者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关于王实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明初的贾仲明写了一首哀掉王实甫的曲，其中这样写道：“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还有翠红乡，都是当时妓女们和杂剧演员聚集的地方。可见王实甫也是一位经常出入瓦舍勾栏，歌场戏院的杂剧作家。他的《西厢记》杂剧，更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优秀之作。为此，有人推测王实甫的主要活动时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1307）与关汉卿同时而稍晚于关。另外，王实甫自己也写过［商调·集贤宾］（退隐）。从中得知他早年曾作过官，不得志，故在曲中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退隐时已年过六旬，儿女婚嫁之事已经完毕。过着衣食充裕，闲静舒适的生活。
除《西厢记》杂剧外，王实甫还写有《四丞相高会丽堂春》、《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十三种杂剧。《西厢记》、《丽堂春》、《破窑记》三种全存。另外《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二种各存一支曲文，其余俱已失传。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侍月西厢记》。其故事，最早见于中唐时期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主要叙述唐代贞元年间（公元800 年左右），书生张君瑞游于蒲州，寄居于普救寺中，与崔氏女莺莺邂垢相遇而爱恋。在张君瑞的百般追求下，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与之暗中结合。张君瑞功名心重，不愿为一女子误了自己的前程。不久便离蒲上京求取劝名，终于将莺莺遗弃。这篇小说，虽然在客观上也描写和揭示出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封建思想十分浓厚。不仅宣扬了男尊女卑，和女人祸水等封建意识，而且也为官僚文人随意玩弄妇女的无耻行为积极辩护开脱。“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宋时，《会真记》被收入《太平广记》中，不仅成为民间说唱的重要题材，而且在士大夫阶层和文人中广泛流传，并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北宋词人秦观、毛滂曾用“调笑转踏”的形式，写过莺莺月下私期和答书寄环（怀）段片；赵令畤（德麟），采用民间鼓子词的形式，一段散文一首歌词，有说有唱地把《会真记》写成十二首［商调·蝶恋花］《会真记》，不仅描述了崔、张爱情故事的全过程，而且在篇末表现出对莺莺的同情。同时对张君瑞的薄幸行为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删掉了元稹《会真记》中“女人祸水”、“始乱终弃”等封建思想的说教。南宋时，《会真记》的故事更出现在勾栏瓦舍之中。《莺莺六幺》、《红娘子》等名目在宋杂剧和金院本中均可看到。《张珙西厢记》的名目，在宋、元南戏中也已出现。可惜这些剧本均已失传。
金章宗时期（公元1190——1209）董解元把《会真记》的故事大加丰富，写成洋洋五万余言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从根本上改造了崔、张的爱情故事。《董西厢》无论从矛盾冲突、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以及结局等方面，都远远摆脱了《会真记》的窠臼，而更富于戏剧性，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所以，刘大杰说：“《董西厢》实为《王西厢》的底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张庚等更认为：如果没有《董西厢》，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厢记》杂剧。”（《中国戏曲通史》）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不仅把叙事体的说唱文学，改成了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官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而且使这一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上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使之成为元代四大爱情喜剧中最杰出的作品。①尽管以后以小说、戏曲或其它形式的续作、拟作纷纷出现，但都大大逊色于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二节 《西厢记》的矛盾冲突与人物形象
《西厢记》围绕着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从两条线索上展开了三对戏剧矛盾冲突：那就是老夫人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莺莺和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孙飞虎和老夫人一家、张生以及普救寺全体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
老夫人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以争取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的男女青年为一方，同以维护封建礼法，反对婚姻自主的老夫人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则是由于各自的身份、教养、性格和处境的不同，以及由于前一对矛盾的影响、制约，造成彼此之间的误会、猜度、怀疑等所引起的矛盾冲突。这两种矛盾冲突在全剧中交替发展，和逐渐解决的过程，不仅构成了波澜起伏、饶有情趣的故事情节，而且人物的性格、形象也随着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而逐渐鲜明、突出。
我们先看第一对矛盾冲突。
这一对矛盾冲突，从剧本第一本的“楔子”中就开始了。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崔老夫人，早在相国生前就已把女儿莺莺许配给了当朝尚书之子郑恒为妻。只是因为莺莺丧服未满，才未能完聚。作为一个母亲的老夫人也是疼爱女儿的。因此才有碰到好生困人的暮春天气，怕女儿闷怀了，让红娘陪着，去佛殿“闲散心耍一回去来”的措举。作为相国夫人，封建的家长、封建婚姻制度的维护者，她对莺莺的拘管又是十分严厉的。绝不许别的男人窥视莺莺。因此先叫红娘去看一看佛殿上没有人烧香时，才让女儿去散心。应该说，这个楔子是戏剧矛盾冲突的开端，冲突的双方便是老夫人和莺莺。从“惊艳”开始，这一对矛盾冲突便逐渐复杂和表面化了。莺莺、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张生为了莺莺，宁可放弃功名，不往京师去应举；莺莺也愿放弃相国小姐的显贵身份，和尚书名门的婚姻，心甘情愿地与没落书生相恋。这种门第悬殊的婚姻，是绝对不会得到重视家世利益的老夫人的许可的。因此，崔、张的爱情就只能是在封建家长的严厉拘管之下，或明或暗地进行和发展。如果不出现奇迹般的机遇的话，这种自愿结合的婚姻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果然，奇迹般的机遇来到了，那就是“孙飞虎事件”。流氓武夫孙飞虎，久已垂涎莺莺的貌美，于是领兵围困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不然就要将寺中三百余口僧俗人等尽行杀戮。这样，又产生了孙飞虎和崔家及普救寺僧俗三百余口的矛盾冲突。在这一矛盾冲突中，张生显示了智慧和① 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实甫的《西厢记》被后人称做元代四大爱情喜剧。
才能。在老夫人当众宣布：“但有退兵之策的。。断送莺莺与他为妻”之后，请来白马将军，杀退贼兵。这一措举，既满足了莺莺的心愿，也改变了红娘对张生的看法。这一偶然的事件，既促进了崔张爱情关系的合法化，也使他们和老夫人的矛盾冲突暂时得到了缓解。洞房花烛似乎已指日可待。崔张二人，更是满心欢喜地盼望这一天的早日来到。万万没有想到，在家庭内部有支配一切权力的老夫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却口是心非，背信弃义。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家世的利益，不惜牺牲女儿的爱情和终身的幸福，让莺莺拜张生为兄，以兄妹之礼相待，企图赖婚。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虽是莺莺、张生和其它人没有预料到的，但却是老夫人封建门第观念的具体表现，也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崔老夫人的赖婚，再一次激起了以老夫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与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矛盾冲突。二者在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老夫人的赖婚，张生只稍加质问就宣告失败；莺莺也只能把怨恨藏在内心。因为崔老夫人是以强大的封建婚姻制度作为后盾，这远非莺莺、张生微弱力量抗拒得了的。因此，这次的矛盾冲突，本身就具备着悲剧的性质。如果王实甫把《西厢记》的矛盾冲突写到此为止，即让老夫人的赖婚得以实现。通过崔张两人相爱而不能结合的故事，去揭露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也可以说是一部好的悲剧作品。但王实甫的理想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愿望呢？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反抗和斗争。莺莺、张生不仅要与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作斗争，还要与自身的封建意识，封建教养进行斗争。老夫人赖婚以后，在红娘的积极帮助与撮合下，莺莺逐渐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在与张生或明或暗的交往中，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而且不顾家长的反对，坚持自愿结合的婚姻。最后终于走向违反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私会偷期”道路。在当时，剧作家能如此大胆地处理这一对尖锐的矛盾冲突，毫无疑问是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家长制，甚至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极大冲击。这也正是《西厢记》高出于一般描写爱情作品的地方。
再看第二对矛盾冲突，即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三人不仅都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而且斗争目标一致。按理说不应有太多太大的矛盾冲突了。但由于各自的出身不同，教养各异；以及处境、性格上的差别等，因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也不时地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冲突。就拿莺莺来说吧。她从小就在老夫人的严厉管教之下，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教育和薰陶至深。加之又身为相国千金，每日间只能活动于相国府那个小天地里，身边还有一个小梅香（红娘）终日陪伴看管着。虽然她对这样的处境也有所不满，对自主的婚姻更有追求的愿望，但在真正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也会产生许多顾虑：一怕老夫人知道，受责备；二要小心翼翼地提防老夫人派给她的“影儿般不离身”的“行监坐守”人红娘。如果红娘是一个唯唯喏喏，不谙世事的傻丫环，莺莺的一些装神弄鬼的“做假”言行也不至于被识破，被戮穿。偏偏红娘又是一个聪明、机智、热情、泼辣，伶牙俐齿，乐于助人的丫环，在她还没有摸清红娘的态度之前，老夫人的阴影就一直在红娘身上再现。莺莺生怕自己的“不轨”行为被红娘发现告诉老夫人。因此，莺莺既要利用红娘又要欺骗红娘；三是怕自己和张生的私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于己不利。莺莺虽然也是喜欢张生的。通过隔墙酬韵、孙飞虎事件之后，更加深了了解。使他们之间的爱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张生毕竟还是一个无一官半职的士子，而又门不当，户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使他们之间很难结合在一起。更何况他们之间的这种私会，既违背了封建的道德标准，也绝对不会为社会舆论所容忍。一经发现，她就将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以上种种因素，必然会使莺莺、张生、红娘之间产生猜度、误会，从而引起矛盾冲突。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集中地表现在《闹简》、《赖简》等几折戏里。《闹简》（第三本第二折）是莺莺与红娘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莺莺从内心上讲是喜欢看张生的来信的；更希望从红娘口中得到老夫人赖婚以后张生的情况，但又生怕红娘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口不稳说出去。于是在红娘面前做出许多矫糅造作，令人难以捉摸的姿态来。作为莺莺形影不离的贴身丫环，对小姐的脾性儿当然是摸透了的。因此，当她从张生处带回简贴时才不直接交给小姐，就是“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而把它放在妆盒儿上。”看她见了说甚么。”果然，莺莺见了简贴后，一方面“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另一方面又变脸发作，责备红娘不该拿这样的简贴来戏弄她。并扬言要告诉老夫人去，“打下你箇小贱人下截来”。对莺莺小姐的这种装神弄鬼的“做假”行为，红娘是十分明白的。但她不急于马上去揭穿，而是故意地要戏弄一下做假的小姐。于是稍带埋怨的口气说：“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然后便转守为攻，说要拿这简贴儿去老夫人处自首，迫使莺莺说出：“我逗你耍来”的话。并千姐姐、万姐姐地央求红娘说出张生近日情况，终于吐露出了真意。这时，红娘才不无讽刺地戮穿莺莺小姐：“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虚伪。《赖简》（第三本第三折）也是莺莺、张生、红娘矛盾冲突集中表现的一场戏。本来是莺莺主动寄书与张生，邀请他前来私会的。但当张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翻脸不认账而加以拒绝，说出那番冠冕堂皇的话来，充分显示出莺莺的矛盾心理。对莺莺的突然赖简，书生气十足的的张生，除了惶恐不安之外，毫无办法。莺莺的赖简，不仅害苦了张生，她自己也吃尽了苦头，更使夹在中间的红娘左右为难。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是在彼此间的误会、猜度中引起的。这一对矛盾不是以一方的胜利，一方的失败而告终的。而是当彼此的误会消除，猜度释清之后，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然后同心协力，向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进行斗争，进而把主要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在红娘的大力帮助下，莺莺和张生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得到解决。通过“酬简”，两情得以相遂。然而他们的这一“叛逆”行动，又必然为封建礼教、道德所不容。于是主要矛盾冲突的双方，即以老夫人为一方，以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再次被激化了起来，继续推动剧情急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产生了《拷红》、《哭宴》（《长亭送别》）、《惊梦》等十分精彩的几折戏。
第三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
《西厢记》在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中，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的身份、教养和出身地位来。譬如莺莺和张生，他们都是贵族出身，但又都有父死家破的共同经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莺莺紧闭深闺，闲愁万种，无处倾诉；张生怀才不遇，“书剑飘零，游于四方”。正是有上述思想上，感情上的共同之处，才使他们能在佛殿上一见倾心，然后，就情意缠绵，难舍难分。
然而，莺莺在未遇张生之前却是一位幽静、深沉而又温柔的少女。相国独生女儿的地位和教养，以及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束，几乎使她只能成为一个和她母亲一样的贤妻良母。因为她父亲生前已将她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只因“父丧未满”才未成婚配。如果莺莺安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待服满父丧之后，乖乖地去做郑恒的夫人。生儿育女，了此一生。莺莺毕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家长的严格管束，只能禁锢她的身，却禁锢不住她那渴望自主爱情的心灵。”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不正是抒发了她久锢深闺之怨吗？正是有此思想基础，才会产生对张生一见倾心式的爱慕。甚至在红娘的伴随和催促之下，还要回头看张生一眼。这一细小的动作，就已显示出莺莺具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为。但莺莺与郑恒又已早有婚约，她要违抗母命，撇开郑恒而去另爱张生，必然是困难重重：上有老夫人的严厉管束和严酷的家法；下有红娘的朝夕相随，“行监坐守”。这些都是她必须小心谨慎，处处提防的。经过“隔墙酬韵”和“佛寺闹斋”之后，不仅加深了对张生的感情，同时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管束和红娘对她的监护了。特别是在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的内心更处于十分矛盾之中。既不满老夫人拆散他们指日可待的幸福婚姻，又惧怕老夫人严酷的家法而不敢行动；她有求于红娘，希望红娘为她传递书信和去问候张生的病情，又惧怕红娘口不稳说出去让老夫人或别人知道，处处事事提防着她，并进而在红娘面前做出许多“装模作样”的事来。对张生也是如此。本来是莺莺主动寄去约张生月夜私会的书简。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帐，把张生狠狠教训了一番。几经波折之后，莺莺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违背母命，违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动。不仅向张生书写了表示爱情的诗简，并自抱枕衾赴西厢私下成亲，实现了他们婚姻自主的理想愿望。
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既成事实以后，老夫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虽然同意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又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进而采取“明许暗赖”的手段，企图再次破坏这桩婚事。老夫人在许婚以后，立即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借口，逼迫张生赴京应试，用能否考取状元作为娶莺莺为妻的法码。既是对张生的刁难，也是对莺莺的严重威协。因为无论张生考取与否，对莺莺来说都可能是悲剧。因此，莺莺对老夫人的逼试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对功名富贵也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对张生的此次赴京更是忐忑不安。因此在“长亭送别”时，她才一再叮咛，再三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莺莺把功名富贵斥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把维护专一的爱情，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总之，《西厢记》中的莺莺，既是一位聪明机警，深沉不露的少女；又是一位蔑视功名，只重爱情的叛逆女性。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善意地嘲笑她与封建礼教斗争中所流露出的弱点，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她性格里深沉、谨慎的一面”。（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写得十分真实、生动、形象。
剧中的男主人公张生，跟莺莺的性格不尽相同。作者主要突出了他憨厚和对爱情的执着、专一的性格特点。游普救寺时，在佛殿上与莺莺邂垢相遇，就为她天姿国色般的美貌所倾倒而深深爱上了她。为了得到莺莺的爱情，他通过联吟、请兵、琴挑等各种方式以求赢得莺莺的好感；为了争取莺莺的爱情，他宁愿抛弃功名，不再上京赴考；为了争取莺莺的爱情，他被红娘白抢一顿而不气馁。为打听莺莺的消息，他可以向红娘下跪，向莺莺的简帖叩头；为了莺莺，他废寝忘餐，甚至身染沉疴，面容憔悴；老夫人的花言巧语没有使他上当；老夫人的打击欺骗没有使他动摇；中状元后，他没有“停妻再娶”，仍深深地爱着莺莺。张生对莺莺的爱情是那样地执着和专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片赤诚，一直没有改变。用莺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诚种”。
张生憨厚、诚挚、胸怀坦荡而又书生气十足。他把莺莺约他私会、成亲的书简内容原原本本地唸给红娘听；莺莺赖简时，他惶恐不安，无计可施。除自怨自艾之外，别无它法。红娘说他是个“银样腊枪头”式的人物，中看不中用，软弱得很。作为一介书生，张生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的确有软弱的一面。如在老夫人赖婚之后，他竟然想“寻个自尽”；莺莺赖简以后，他也说：“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眼见休也。则索回书房中纳闷去”。《西厢记》虽然在很多地方洗刷了元稹《会真记》、董解元《西厢记诸官调》中张生的浮薄性格和过多的轻狂、庸俗的表现，但仍存在着某些近似轻狂的举动。这不大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倾向。总之，张生这个人物，在莺莺的眼里是个“志诚种”；而在红娘的眼中，张生有时“酸溜溜螫得人牙疼”，是个文魔秀士，风欠酸丁”型的“傻角”。张生的形象，给剧作和舞台演出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现在，我们来看红娘。
红娘，是《西厢记》中又一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从身份地位上看，她只不过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处于下层社会的丫环。正是这种身份，使她有着一种受奴役、被压迫者的是非标准和正义感。她聪明伶俐，天真热情，心直口快而又乐于助人；她乐观、勇敢，并熟悉崔家这个封建家庭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她具有的聪明才智，在某些地方不仅胜过诗书满腹的莺莺和张生，而且还能折服老于世故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人物崔老夫人。红娘曾善意地嘲笑过张生的迁腐寒酸，常常不满张生那种书呆子气，俏皮地把张生比作重看不中用的“花木瓜”和“银样腊枪头”。说他是“傻角”、是“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但当纨袴子弟郑恒真把张生看作“穷酸饿醋”时，红娘又拚命为张生辩护。针锋相对地质问郑恒，痛快淋漓地责骂郑恒是“倚父兄仗势欺人”的“小人浊民”。充分表现出她是非分明和富于正义感。对莺莺也是这样。红娘善意地奚落莺莺小姐的矫揉造作和“做假”行为；揭露嘲讽莺莺的“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内心秘密。
红娘对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开始时并不太热心。张生第一次遇见红娘，并自作多情地进行一番介绍后，她用“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的冰冷言语抢白了他。对张生、莺莺的隔墙酬韵，红娘也“不做美”，不但态度显得比较冷淡，并且催促莺莺赶快离开。但当她逐渐看到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千方百计地干涉、破坏之后，便由同情转而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斗争。她不辞辛劳地为张生、莺莺传书递简，出谋划策，担尽风险而毫无个人打算；她帮助崔、张克服弱点，增加斗争勇气，促进他们的结合，完成“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夙愿。在老夫人发觉莺莺与张生的私自成亲之后，怒不可遏。莺莺和张生都惊慌失措的时候，红娘却从容镇定，不慌不乱，沉着应付。用她的聪明才智，伶俐的口才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替他们辩解。她对老夫人说：信者人之根本，。。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也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陈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巧妙地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得老夫人也不得不服输地说：“这小贱人也道得是。。。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认可了崔、张的婚事。《拷红》一折，本来是由老夫人审问红娘，实际上变成了红娘审问老夫人，并取得了胜利。从而使戏剧冲突发生了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所以，这折戏七百年来屡演不衰，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
红娘，在《董西厢》中还是个次要人物，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她却被塑造成另一主要人物了。全剧二十一套曲子，由红娘主唱的就达八套之多，还外加两个楔子，比莺莺、张生主唱的还多。可见作者对塑造红娘这一典型人物的重视，而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西厢记》之后，红娘就成了我国人民对那些热心于为男女牵线搭桥，乐于为婚姻奔忙者的代名词了。
至于处在莺莺、张生、红娘对立面的崔老夫人，应该说是《西厢记》里的反面人物了。但作者并没有把她概念化、脸谱化。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把她写成既复杂又真实，贯串全剧的人物之一。她“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尤其是在相国去世以后，她对女儿的管教和防范更加严厉。“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为了严防女儿有越轨的行径，她不仅不让莺莺潜出闺门，而且指派红娘“影儿般地不离身”地行监坐守。她既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又是一位封建礼教和相国家谱的坚决维护者。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老夫人是在她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怕辱没了相国家谱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答应不拘何人，“但有退兵之策的，。。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的。一旦情况好转，转危为安之后，她又反悔，硬要拆散她亲口许下的，也是莺莺追求的这段姻缘。在《赖婚》这折戏中，作者对老夫人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作了细致的描绘。作为一个母亲，老夫人不能不感激张生救了莺莺及她们全家。况且她又亲口许过婚，不能不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而感到有些内疚。所以，当张生愤而告辞时，她又让张生住下，留下了他。按理说，老夫人是想撕毁她亲口许下的这一婚约的。现在张生要远走他乡，不正是她希望得到的结果吗？然而老夫人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她在良心上产生了自责”，而完全是为她“相国夫人”的名誉地位着想的。所以后来在张生、莺莺已私自成亲的情况下，她又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朝取应去”，再次妄图拆散莺莺与张生的婚姻，以维护“相国家谱”的声誉。王实甫就是通过老夫人这个人物，去显示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和残酷的；同时也揭示出以“慈母”面目出现的封建家长冷酷、虚伪的真面目。
语言艺术王实甫的《西厢记》。可以说是一部抒情性很强，具有喜剧色彩的诗剧。
生动传神而又富于个性化和感情色彩，是《西厢记》的语言特征之一。
就拿剧中三个主要人物莺莺、张生、红娘来说吧，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都各自带有不同的抒情和感情色彩。莺莺的唱词和宾白，往往是情隐于衷，内热而外冷；诉闺怨隐而不露，叙相思婉约含蓄。充分表现出身出名门大家闺秀的聪慧端庄，深沉含蓄而又优雅的风度；张生的唱词和宾白，热情洋溢，表里如一，趋于外露。给人以一种爽朗、热烈的感觉；红娘的唱词、宾白，则具有犀利、俏皮、幽默、泼辣、活泼、明快的特点。充分表现出她勇敢、大胆而机智的性格特征。在《惊艳》、《闹简》、《赖简》、《酬简》、《拷红》等折中，都能看到、听到他们的声容笑貌，心理变化和感情起伏的状况。王实甫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用以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情景相杂，独具特色。如用“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描写久闭深闺的少女莺莺的伤春情绪和不满状态。又如：恨相见得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是张生上京赴考，莺莺与他送别时的一段唱词。作者紧紧抓莺莺当时复杂的心理状态，通过她对周围景物的观感，去揭示她内心的活动。既突出了莺莺的惆怅心情，又描摹了景物、酝酿了气氛。
谈到《西厢记》的语言特色，我们不能不佩服王实甫善于把民间口语、前人诗词中的优美词句融入曲辞中。既创出了新意，又做到了自然贴切。如长亭送别时，莺莺唱的那支［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作者用几个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景物，衬托出离人的情绪，一下子就把读者的心情引入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里。可以说句句是景，又句句是情，情景相生，构成十分优美的曲辞，一直为后人所赞赏。为此，后人还杜撰出王实甫写作至此，“思竭，扑地而死”的鬼话（见清梁廷丹《曲话》）。其实，王实甫是化用了北宋诗人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是化连波，波上寒烟翠。。。化作相思泪”等咏秋名句。只是把“叶”易为“花”，再与飞雁、霜林配合，组成一幅新的暮秋图。由于化用得十分自然、贴切，完全符合剧中离人的情境和心绪，也就成了优美的曲辞。其它如“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则是化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由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雨打梨花深闭门”一句，取自李重之［忆王孙·春词］，一字未改；“罗衣不奈五更寒”、“淡黄杨柳带栖鸦”二句，分别来自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词“罗衾不耐五更寒”，和宋代词人贺铸［浣溪沙］词“淡黄杨柳暗栖鸦”，只作上一点小小的改动。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民间口语、俗语的运用在《西厢记》中也十分普遍和出色。如红娘在《拷红》一折中驳斥老夫人时所唱的［圣药王］曲词就很典型：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完全是口语化的曲词。而“女大不中留”，更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口语、俗语，自然贴切。正是王实甫将这些雅语、口语、俗语交错地用于《西厢记》的曲辞中，宾白上，使这部作品词藻缤纷，艳丽典雅而又通俗流畅，深得读者的爱好。
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一部结构宏伟，而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的剧作。
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写成剧情平板单调，结构松散而兴味索然的作品。就是这部人物不多（主要人物不过三四位）、环境单调（限于普救寺的佛殿、花园、闺房、书斋）、主题单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戏，每一本，每一折都能赢得读者、观众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杂剧体制作了较大的革新和创造。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西厢记》改为五本二十一折。并应用其宏伟的结构，创造出曲折多变的戏剧冲突；用喜剧的表现手法处理具有悲剧性质的冲突。从而把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出色地表现出崔张爱情故事曲折复杂的过程。另外，元杂剧通常每折限于一人独唱到底。《西厢记》打破了这种限制，改为每折可由一人主唱，也可由多人对唱或轮唱。如第二本中的《寺警》一折由莺莺主唱；在《寺警》与《请宴》之间加进的《楔子》则由和尚惠明主唱；《请宴》一折，由红娘主唱；《赖婚》、《琴挑》两折由莺莺主唱。这里除了莺莺主唱外，其它角色如红娘、惠明和尚等都参加了唱。第四本《惊梦》一折就是由张生和莺莺对唱的。这种自由活泼、切合剧情要求的形式，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
由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自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一些文人的赞赏。元代著名的戏曲家白朴的《薰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光祖的《㑇梅香骗翰林风月》都是模仿《西厢记》之作。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是《王西厢》的改编本，内容也比较接近于原著，后来在舞台上逐渐取代了《王西厢》的地位。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戏剧、小说大都受到《王西厢》的影响。明代汤显祖所著《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其主角杜丽娘就曾为崔张的故事所感动而深深自叹。清代的曹雪芹，更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之口，称赞《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见《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可谓是《西厢记》的最好知音。解放后，京剧、越剧及其它地方剧种都有改编的《西厢记》整本或折子戏上演。剧作家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北京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越剧《西厢记》还曾赴苏联和东欧演出，也很受外国友人的欢迎。可见《西厢记》影响之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