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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及文学思想
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是汤显祖，他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伟大作家之一，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其家为书香门第，祖上四代有文名。他的祖父好道，父亲尚儒，皆给他以影响。汤显祖十二岁受业于古文家徐良傅，同年又从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学习。弱冠才华初露，隆庆四年(1570)，乡试中举，风采令世人倾慕。然此后他两次赴京会试，都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首辅张居正想让其子中榜，为遮蔽天下人耳日，使与汤显祖交往，让他们一同中第。汤显祖不从，结果又榜上无名。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又赴京春试，张居正次子懋修又来结纳，拒之，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汤显祖于次年会试考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又因为拒绝执政者申时行等人的结纳，放弃了考取庶吉士的机会，留京一年后到南京做了太常博士。南京是明初的首都，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成为留都，保留了—套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但这里并没有多少政务，因而成为清议的地方。汤显祖在南京十年。始终保持正直的节操，与早期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交往密切，对朝廷中重大的政治纷争，有鲜明的态度。万历十九年(1591)，他上《论辅臣科臣疏》，公然指出：“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直接批评了皇帝，揭露了辅臣和科臣种种行私专权的行径，由于触怒了当朝权贵，被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做典史。汤显祖深感现实的丑恶，愤然作诗道：“偶然弹剑一高歌，墙上当趋可奈何。”(《恸世》)；“伤心不向梁国老，白首湘江汉逐臣”(《侍宸殿赠益藩老内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此任职五年间，他兴教劝学、扶持农桑、抑制豪强、驱除虎害、宽置囚犯，“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邹迪光《临川汤显祖传》)，但汤显祖的善政并不为地方豪强和上级官吏所容。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皇帝借收矿税为名，派宦官四出搜刮民财，遂昌有金矿，自然难以幸免。汤显祖对此慨然写诗道：“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感事》)讽刺的锋芒直指皇帝。政治现实的黑暗，使汤显祖藉善政以补天的梦幻破灭了，于是弃官归乡。此后十八年里，他隐而自清，寄情戏剧创作，校刊古籍，编选自家文集，直到逝世。一生著述主要有《玉茗堂文集》十五卷、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今有钱南扬、徐朔方校点的《汤显祖集》。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思想界很活跃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思想上，他师承泰州学派，并受到李贽和佛学大师达观的深刻影响，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在政治上，则与东林党人对朝政的批评有一致处。他的文艺思想和当时崇尚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是一致的。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主张“以情格理”的“情至”观，强调“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复甘义麓》)。他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反对当时文人陈陈相因之文，主张作品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谓“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子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也”(《金竺山房诗序》)。他认为文章有无生气，全在作者之心，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序丘毛伯稿》)他还承认灵感，指出：“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合奇序》)
在戏曲方面，汤显祖强调重视文学性，不赞成拘泥于音韵格律，在《答吕姜山》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并、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在《答孙俟居》中又说：“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些表明汤显祖在艺术的整体上更注重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才情与个性，与因袭陈腐的创作习风大异其趣。汤显祖对戏曲的演出也颇精通，曾亲自指导艺人演出，为当地宜黄腔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总而言之，汤显祖以“言情”为核心的文学思想，是明后期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无论在戏曲界，还是在整个文坛，汤显祖都不愧是当时进步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主将，甚至是一代文学家的精神领袖。
第二节 传奇代表作《牡丹亭》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汤显祖戏剧创作的代表作，汤显祖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不仅如此，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也成为明代戏曲最杰出的代表。明代文学批评家沈德符《顾曲杂言》称：“《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诗人胡介祉也说：“汤临川先生所著传奇，文情兼美；其脍炙人口者，以《牡丹亭》为最。”（《格正还魂记词调序》）
《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故事内容有所依据，作者在《牡丹亭题词》中叙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女儿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传杜太守事”，指的是话本短篇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小说写南宋光宗时南雄太守杜宝的女儿丽娘游园归来，感梦而亡。她生前曾自画小影，死后为柳太守的儿子柳梦梅所得，柳日夜思慕，遂和丽娘鬼魂幽会，并禀告父母，发冢还魂成亲。李仲文、冯孝将儿女事见《法苑珠林》，二者均写男子梦与女魂幽会事。谈生事见《搜神记》、《列异传》，也是人鬼相恋的故事。《牡丹亭》正是取材于这些笔记和话本小说。剧情梗概，见第一出[汉宫春]词：
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阳。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复生的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在表现追求爱情自由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崇尚“真性情”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理学观念相对立的意识，并与王阳明心学有一定联系。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说明他正是要通过这个“情之所必有”的故事，驳斥理学家以“理之所必无”扼杀人们对生活的正常要求。他还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对“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汤显祖《青莲阁记》）现实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憧憬。因此，《牡丹亭》比同时代的任何一部爱情剧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光彩照人的形象，使之成为我国古代爱情文学中继崔莺莺之后出现的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杜丽娘生长在诗书传世的名门大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她即使在衣裙上绣上成双的花鸟，空闲时打会儿瞌睡，也会被视为违反家规，要受到家长的严厉呵斥。她被拘禁在闺阁中，思想也被束缚，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强烈地渴望冲出牢笼，自由生活。因此，当老师陈最良给她讲“子曰诗云”时，她没有一丝一毫兴趣。而在陈最良讲《关雎》篇所谓“后妃之德”时，却唤起了她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发出了“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怨叹。
第十出《惊梦》，是杜丽娘性格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杜丽娘由于《关雎》诗引起无限情思，想借游园来排遣内心的愁闷。不料，自然之春以其温柔、妩媚拨动了杜丽娘少女的心弦。她觉醒了，发现了自己女性的青春：“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醉扶归])但长期闺禁生活使她面对春天有更多的感叹。[皂罗袍]曲流露出她伤春的哀怨：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白)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杜丽娘因春感怀，充溢她少女之身的那种被自然之春挑起的春情，因受到抑制而炽热地燃烧，因此，—旦她“隐几而眠”，那不已的春情便将她引入一个从未经验的男女恋情世界之中。杜丽娘做了—个甜美而神秘的梦，在梦幻中她与自己钟情的青年男子欢会。杜丽娘的梦，是一个觉醒的青春女性的梦，是那个被封建礼教窒息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人性之光，同时也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幸福，只好在梦中创造，在梦中寻觅。
杜丽娘因情感梦，又因梦而惊。她的梦境即是她的心境。在梦境与现实的对比下，杜丽娘心中对理想的追求更加强烈。她热烈地向往着梦中的情景，便再次来到花园中寻找梦中人的踪迹；她大胆地倾述了自己对真情的强烈追求：“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第十二出《寻梦》)杜丽娘一往情深，为情而死。死前她自画小像放在太湖石下等待梦中的情人。“一灵未灭，泼残生堪转折”(第三十二出《冥誓》)，杜丽娘时而地府，时而人间，灵魂终于和柳梦梅结合。她又与胡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复生后，她不用媒婆的撮合，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作主和柳梦梅结婚。杜丽娘的形象给那个时代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以巨大鼓舞，同时流露了作家对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渴求。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现代性爱”的性质(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部分《家庭》)，这是比元代《西厢记》等爱情故事表现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更深刻的思想。
《牡丹亭》的艺术特色，首先在于充满浓厚的浪漫色彩，其主要表现为理想色彩非常强烈。汤显祖把杜丽娘作为理想化的“情至”的化身来描写，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奇幻情节，揭示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人的真性情的憧憬与追求。虽然这种冲击与追求带有受压抑的惆怅的感情色彩，但却表现得异常强烈。汤显祖是饱含着深情写作的。据焦循《剧说》载，汤显祖在写到剧中春香哭祭杜丽娘的情节时，竟“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牡丹亭》在情节结构上充满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冥判》、《魂游》、《回生》等情节，都是只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事物。梦本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杜丽娘梦遇柳梦梅只能是幻想的产物。鬼魂、地狱，本是宗教制造的世界，杜丽娘的鬼魂“随风游戏”，追随情人柳梦梅，以及“专掌惜玉怜香”的花神出现，则代表了一种美丽、庄严的本性。杜丽娘生前描绘真容，拾画者恰是生前梦中幽会的情人，而且又由于才子的痴情，与杜丽娘鬼魂相会，最终使她复生。作者的这一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正是《牡丹亭》戏剧结构的支柱。吕天成《曲品》说：“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可谓不刊之论。
《牡丹亭》的浪漫意趣还表现在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处处充满诗的意境。用写诗的手法写戏是我国古代许多戏曲家的共同特征，汤显祖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他采用抒情诗的手法，倾泻人物内心的感情。《惊梦》、《寻梦》、《闹殇》、《冥判》、《拾画》、《玩真》、《冥誓》等出的许多曲词，将抒情、写景、刻画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文采斐然，美不胜收，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如《惊梦》开始的两支曲子：
[绕地游]梦回莺转，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这抒情诗般的曲词，把深闺少女愁闷孤独的感情和顾影自怜的娇羞神态，与摇漾的春色融合为一体，意象表现得尽善尽美。这样的曲词，即使没有音乐，也仍然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正如王骥德评价的“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曲律》卷四)
总之，《牡丹亭》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王实甫《西厢记》交胜，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明代传奇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思想和人物引起无数青年男女的共鸣。据载当时有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事》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序》)；杭州女伶商小伶，因演《寻梦》出，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泪随声落，气绝而殒(焦循《剧说》卷六)；广陵女子冯小青读《牡丹亭》后，作绝句一首：“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未两年，幽愤而卒(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二引《花朝生笔记》)。在文学上，吴炳的《画中人》、洪昇的《长生殿》都从《牡丹亭》中吸取了许多养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留下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瑰丽篇章。至于戏曲演出舞台上，三百多年来一直回荡着《牡丹亭》的妙曲清音。在国外，也早有德、日、英译本流传，盛誉不衰。
第三节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
除《牡丹亭》外，汤显祖还写了《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汤显祖的书斋名玉茗堂，这四部传奇都有梦境的描写，故合称“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
《紫钗记》是根据作者早年写作的《紫箫记》改编而成的。《紫箫记》约作于万历五年(1577)至万历七年(1579)之间。作品取材于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仅仅是撷取原小说的人物，而与原作的精神迥异。作品敷衍“李益才人，玉孙爱女”的风流浪漫生活。李益随杜相国作参军，后荣归和霍小玉团圆，“因缘好，从前嫉妒，一笔勾销”。剧中写霍小玉元夜在华清宫观灯和李益走散，拾得杨贵妃的紫玉箫，所以剧名《紫箫记》。此剧是汤显祖与在南京的几个好友的集体创作。他在《紫钗记题词》中说：“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紫箫记》没有写完，从第一出[凤凰台上忆吹箫]曲所述剧情梗概看，还有许多故事情节没有出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记载说：“汤义仍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从现存《紫箫记》剧本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看，没有什么讽刺的痕迹。然而剧中插科打浑可能有“讥托”手笔，触动了当朝权贵。从文学方面看，关目平板，曲词宾白过于艳丽，缺少艺术价值。
《紫钗记》约写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对《紫箫记》作了较大的加工改写。作品以霍小玉所戴紫玉钗为重要关目，关合全剧情节。开始是“插钗新赏”，霍小玉戴上紫玉钗；后元夜坠钗，为李益所得，托媒求婚；李益与霍小玉成婚后，科举及第，权臣卢太尉怪李益于己不恭，使其出边，李与小玉分别。霍小玉在李益走后艰难为生，家境日落，“冻卖珠钗”，钗卖到卢太尉府，后碾转为李益得到；最后李益又将钗还给霍小玉，“剑合钗圆”。作品较集中地鞭挞了专权跋扈的卢太尉，歌颂了霍小玉对爱情的坚贞，同时刻画了黄衫客的侠义形象，也写出了李益性格的软弱。吕天成《曲品》评此剧说：“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绝技也。”不过，这部剧作，语言绮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场上之曲。
《南柯记》和《邯郸记》，先后写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和二十九年(1601)。此二剧，又被人们习惯上称作“后二梦”。
《南柯记》是一部反映社会政治和作者理想政治的剧作。其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内容写淳于棼落魄之时在扬州孝感寺问禅遇大槐安国金枝公主瑶芳择婿，后淳于棼醉梦中被召入大槐安国与瑶芳成婚。国王为防御檀萝国入侵。任命淳于棼为要地南柯郡太守。淳于棼受任，政绩卓著。他在城西筑一瑶台，使瑶芳居住。檀萝国四女子兵围瑶台，淳于棼发兵解围，瑶芳惊恐生病，国王召淳于棼还朝为左丞相，公主病死途中。淳于棼与瑶芳姐琼英、嫂灵芝夫人和仙姑上真人淫乱，右丞相段功借机谗言，淳于棼被送回乡。后淳于棼请禅师为亡父、瑶芳和大槐安国群蚁作福升天。淳于棼梦醒，被禅师点化为佛门弟子。作品曾描写了淳于棼的政绩，并以百姓议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孝白歌](众扮父老捧香上)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们鼓腹歌。你道俺，捧灵香，因甚么?
[前腔](众扮秀才捧香上)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因他俺切磋，他将俺琢磨。你道俺，捧灵香，因甚么?
[前腔](众扮村妇女捧香上)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家家老小和，家家男女多。你道俺，捧灵香，因甚么?
[前腔]（众扮商人捧香上)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你道俺，捧灵香，因甚么?，
这是汤显祖的仁政理想。作品也嘲讽了明代政治的黑暗，右丞相段功便是一个权奸的形象。淳于棼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国王的昏庸无道，贤愚不分。淳于棼被禁私室后，终于悟道：“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南柯记》也是言情之作，第一出中的[南柯子]曲说：“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这里所说的“情”，有淳于棼和瑶芳的爱情，也包括更广泛的世间人情。淳于棼集善情和恶情于一身，经历了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最后情尽解脱，反映了作者愤懑苦闷的心情。此剧的结构很严谨。近代戏曲批评家吴梅称赞《邯郸记》、《南柯记》“直截了当，无一泛语，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非张凤翼、梅禹金辈所及也”(《戏曲概论》)。
《邯郸记》以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为依据，但也吸收了元马致远《黄粱梦》杂剧的某些情节。剧品写吕洞宾买醉岳阳楼，看到邯郸地方有一道青气上升，便到邯郸度化卢生，使卢生经历了一枕黄粱梦，最后吕洞宾引其至仙境，与八仙相会。作品的主旨在于批评时政。主人公卢生梦中的一生，是大官僚丑恶的一生。他因入私宅，被富豪崔氏小姐招为夫婿，崔氏用钱资助他行贿权臣得中状元，当了翰林学士。荣归时节，他胆大妄为，伪造其妻诰命，被宇文融看破，贬官陕州，负责“开河凿石”。他乘机暗征人役，榨取百姓血汗，并贪天功为己有，铸铁牛以纪德。后又奉命征吐蕃，以施反间计得到成功。宇文融诬奏他接受贿赂卖国，使之流放广南崖州鬼门关。宇文融罪行暴露，卢生还朝做了二十年宰相，封赵国公。卢生八十余岁得病，在弥留之际，仍思身后加官赠谥，并为小儿子讨荫封。汤显祖对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辅臣多有不满，所以，他生动描绘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倾轧，生活上的荒淫，人格上的堕落，也刻画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对明代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南柯记》和《邯郸记》的结构很严谨，语言质实，赢得很高赞誉。王骥德评说：“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类，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谿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又说此二剧“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曲律》卷四)。
《邯郸记》和《南柯记》标志着汤显祖在创作上从爱情题材扩大到社会政治题材。从以梦写爱情到以梦写政治，这是汤显祖在戏剧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品艺术地表现出晚明社会的现实图景，寄寓着作家对社会及人生的更深刻的思索，同时还表现了一种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精神。因此，对两剧中人物出世的结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作者思想消极衰退的表现。这两部作品中的出世的思想，更多地受了宗教思想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作品的悲剧含量。汤显祖在为《南柯记》作的题词中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 在为《邯郸记》作的题词中说：“回首神仙，盖亦英雄之大致矣。” 又说：“所知者，知梦游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辩尔。”由此可知，汤显祖的一只脚在人世间的情感世界里，一只脚在佛境的迷惘困惑中，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性冲突，使作品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消极的成分。当然，即使如此，作品结局所表现出的对“恶情”泛滥的红尘的看破，也还是蕴涵了批判现实的进步意义。
汤显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文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义仍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他的一些小诗如《觐回宿龙潭》：
是岁春连雪，烟花思不堪。雨中双燕子，今夕是江南。
笔调轻快，饶有情致。七绝《恸世》：
偶然弹剑一高歌，墙上当趋可奈何？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雁弟亦无多。
诗中抒写出自感孤独的他对世事艰难的慨叹，颇有几分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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