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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僧取经传说和《西游记》的成书
明中叶以后，受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宗教题材的小说日盛。这些作品不少是在民间流传的有关故事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鲁迅称这类作品为神魔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中最优秀的作品首推吴承恩的《西游记》。
《西游记》叙述的是唐代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从唐僧取经传说在民间流传，到《西游记》成书，大约经过了九百多年的时间。玄奘(602～664)西行取经始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历十七载，经百余国，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余部。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琮撰《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其中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借以弘扬佛法，神化玄奘。唐代已有猴王的石刻，现保存于河南巩县石窟寺、福建泉州开元寺。据欧阳修《于役志》记载，五代时扬州孝先寺曾画有玄奘取经壁画。现敦煌榆林窟存有西夏初年玄奘取经的壁画，其中有持棒的猴行者形象。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一本名《大唐三藏取经记》)可能是“说经”话本，形式近似于寺院中“讲唱经文”的“俗讲”。它把一些神话故事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是西游故事见于文字的最早雏形。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送唐三藏西行。一路经过树人国、鬼子母国、女人国、沈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竺国、盘律国等，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告成。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宋元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均写西游故事，这些作品已失传。现存《西游记》杂剧，以敷演唐三藏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也是后来《西游记》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部杂剧，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
取经故事的基本定型是在元代。现存元代磁州窟的“唐僧取经枕”，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取经形象。现在能够见到的《西游记》平话的材料，主要得自两个方面：一是《水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字条，保存有“梦斩泾河龙”故事遗文，约一千二百余字，标题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二是时代相近的古代朝鲜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中保存的“车迟国斗圣”的遗文和八条有关注文。“车迟国斗圣”的梗概，与《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相似。八条有关注文，提到了西行的一些经历、孙悟空的来历和沙和尚、猪八戒等。由此可知，至迟在元末明初时已有一部名叫《西游记》的平话小说，其内容情节和后来百回本《西游记》十分接近，成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小说的基础。
现存《西游记》明刊本均未署作者，仅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鲁迅、胡适根据《淮安府志》的《艺文志·淮贤文目》著录有吴承恩《西游记》，确定《西游记》小说作者为吴承恩。世德堂本序文所说作者身份与吴承恩有相合之处：吴承恩曾补“荆府纪善”，荆府即荆王府，序文说作者可能是王府的门客；序作者“华阳洞主人”又可能是吴承恩的好友李春芳；《西游记》多淮语方言。所以，迄今学界多赞同鲁迅和胡适的观点，确认《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的曾祖父、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他父亲吴锐自六经诸子百家无不流览，但因家境穷困而继承了他外祖父的商店，经营彩缕文觳之类。吴承恩少时即以文鸣于淮，但中秀才后却“屡困场屋”(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岁贡生。他长期以卖文鬻字为生，其间只做过短期浙江长兴县丞。据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记，他曾补荆府纪善，近年淮安出土的吴承恩棺材挡板有“荆府纪善”字样，可以证明这是吴承恩的终衔。明代藩王府有纪善的官职，属王府长史司，为正八品，是“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谊大节，以诏王善”(《明史·职官志》)的官吏，实际是闲员，吴承恩是否赴任，不得而知。除《西游记》外，吴承恩还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今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修业辑校本，易名为《吴承恩诗文集》；此外有传奇小说集《禹鼎志》，原书已佚，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他在这篇序文中还说到自己的写作目的：“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攫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序文的自述，同样也有助于了解他创作《西游记》的旨趣。
《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完整刻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
第二节 《西游记》的神魔世界
《西游记》写唐僧取经的故事，和历史上玄奘取经的事迹有着完全的不同。《西游记》虽然有宗教的内容和色彩，但已被民间传唱和作家创作的内容所突破，展现出一个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具有神话寓言的性质。小说由孙悟空的故事开始，使之成为全书神魔世界中最突出的人物。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说：“唯那么古拙的《西游记》(指平话)，被吴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远在罗氏(罗贯中)改造《三国志演义》、冯氏(冯梦龙)改作《列国志传》以上。”吴承恩对唐僧西行故事的再创造决定了《西游记》的内容和思想的基本面貌。
《西游记》故事可分为三部分：前七回写孙悟空的来历；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写唐僧的来历和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结束写取经的全过程及东返成正果。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前七回最精彩的篇章。孙悟空出生于海中一座名山。这座山名花果山，在山顶上有一块仙石，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内育仙胞，产一石卵，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他发现水帘洞，自立美猴王，“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后又飘洋过海寻仙道，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拜须菩提祖师为师，学成七十二般变化，一觔斗十万八千里。师父赐名孙悟空。他回花果山后，剿了混世魔王；又闹龙宫，强取了大禹治水时测定江海深浅的神铁，即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又闹地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求得“不生不灭，与天地齐寿”的权利。龙王、阎王上告天廷，玉帝欲遣将擒拿，后听太白金星的话，前去招安，封他为“弼马温”。后来他识破骗局，又竖起“齐天大圣”的旗帜，玉帝被迫封允。他又闹了西王母的蟠桃会，把天兵天将打得四处逃散。最后玉帝调来二郎神，把他拿住，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他又蹬倒八卦炉，“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主无影无形”。孙悟空的行为动摇了天界的秩序，打破了佛神的尊严。他活泼机智，神通广大，天性自由，不甘忍受任何拘束。孙悟空的光彩形象再现了封建时代人民勇于反抗的自由精神。孙悟空后来被如来佛一手压在五行山下，他的失败象征性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
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写如来佛祖有三藏真经：《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要寻一个东土僧人来西天取经，传回东土。观音到东土访僧，魏征斩龙，唐太宗游地府，唐僧出世。这部分交待了取经的缘起，主要是起情节上的过渡作用，本身没有多少思想价值可言。
从第十三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斩妖除怪，历尽艰险，到西天成了“正果”，取得真经，传回东土。这部分是全书的主体，思想也与前面的部分有所不同。取经本身是宗教活动，但作品着意表现的是他们为取经而百折不回的精神。唐僧取经共历八十一难(取经前的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仇和取经后通天河遇险等五难也包括在内)，包括四十一个故事，绝大部分里有作怪的妖魔出现。这些妖魔，有的是幻化的自然力量，有的象征着邪恶的势力。孙悟空除妖斩怪，有保护唐僧顺利西行取经的一面，也有为民除害的一面。小说中常常提到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孙悟空借芭蕉扇灭火焰山的火，既是为了打通取经的道路，也是为了使百姓能“依时收种，得安生”。唐僧的形象在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的同时，已带有封建士人的气质。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乃至懦弱迂腐，有时是非不辨。他由原故事中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更多时是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是《西游记》与原故事的很大不同之处。
作为一部具有神话寓言性质的小说，《西游记》的神魔世界有不少是对人世间的直接反映。作品中所写的九个人间国度，大多是君昏臣佞，朝廷失政，百姓遭难。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权，“干扰政事，牵引群邪”(张翀《论时政疏》)，所以《西游记》中没写什么好道士，如写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西游记》的神魔世界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思想内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说：“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并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鲁迅的这些精辟论述比较合乎实际地指出了《西游记》的神魔世界所蕴涵的思想特征和社会意义。
第三节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最著名的神话小说。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是神话的繁荣时期，在这以后仍不断产生新的神话。封建社会的神话与宗教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明显带有作者的艺术加工。《西游记》的产生和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都有关系，但它不是宣传宗教的教义，而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经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艺术创作是浪漫主义的，充分发挥了神话小说想象的特点，写出了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
《西游记》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神话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他们既是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人，又有经过想象夸张而出现的种种神奇色彩；既有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特点，又有某些动物的特点。作品将他们的社会性与神话性、人性和动物性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了一起。
孙悟空本是天地化育的一个石猴，具有猴子的特征，他“毛脸雷公嘴”，罗圈腿，拐子步，始终是“沐猴而冠”的神情。他喜欢跳跃攀登，性情急躁，声容神态完全是一个猴子模样。但他勇敢、智慧，有正义感、斗争性强，这又是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他一个觔斗十万八千里，有七十二般变化，可以永生不死，极富于神话色彩。孙悟空聪明而可爱。他偷仙桃，闹天宫，称王花果山，上天入地，敢作敢为，甚至连“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七回）这种冒犯天威的话也直言不讳。他，犹如自由之神，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他是自由精神的化身。但被如来降服后的孙悟空，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精神基本离他而去，这不免有几分悲哀。孙悟空善于识别妖魔，不管其伪装变化如何，都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他一路上战胜了无数妖魔，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孙悟空虽皈依佛门，护唐僧取经，但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最后修成“正果”也还是“斗战胜佛”，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性格的主导一面。
猪八戒是天神受罚而错投了猪胎，所以也与生俱来的有了猪的贪吃懒散的特点，性情粗夯莽撞。他对自己尚有几分自信，曾用“粗柳簸萁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的常言为自己的长相解嘲。和孙悟空相比，猪八戒则更多地表现出“凡人”的特点。他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妖魔斗争也很勇敢，但同时他又贪馋好色，无心取经，遇到困难就打算散伙回家，虽然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个极可爱的形象。孙悟空给猪八戒起了个绰号叫“呆子”，殊不知“呆”只是猪八戒的外表，可爱才是他的内在。在他的可爱中，处处可见人性的光辉。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先人说是“食”与“色”。唐僧无欲，沙僧不争，孙悟空也很少食人间烟火，而猪八戒则不同，又贪吃，又好色，可谓“食”与“色”兼备。用先人的观点去看，只有猪八戒的人性是完整的。唯其完整，也就使他显得特别可爱。他前世因调戏嫦娥而被重罚投胎下界为猪身，但本性难移，未有丝毫悔改之意。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好色之心。因为好色，他不知受过多少奚落，吃过多少苦头，但始终是见“色”起“意”，本色不变。妖怪化为女身，诈言脚痛走不了山路，猪八戒二话不说将其背在身上。西行路上，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保证，但猪八戒却在暗中攒体己，为的是有朝一日回高老庄和他那未过门的媳妇过美满的夫妻生活。这些一向遭人揶揄的行为，若从人性的层面上看，到表现了猪八戒对女性的疼爱，尽管这种疼爱常常弄到人妖不分的地步，那也是因为猪八戒在感情上太投入了，心痴必令智昏，是可以理解的。他视佛门的清规戒律如耳旁风，受名“八戒”，却一戒不戒，我行我素，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脑子里经常做着娶媳妇的梦。他的七情六欲，不遮不掩，自然而生，自然而去。应该说，猪八戒的食色之欲，是人最本质不过的欲望。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这些欲望，几乎等同于没有了生命，而没有生命的东西，哪还会有可爱可言？猪八戒的可爱之处正在于他有这些欲望。在《西游记》中，哪里有猪八戒，哪里就有快乐。试想，如果没有可爱的猪八戒，唐僧的西行之路该是多么的寂寞和乏味，《西游记》还会如此有趣，如此令人爱不释手吗？在猪八戒的身上，涵蕴了人性的方方面面，其行为较多地表现出人性的要求，这与明后期文化对人欲的肯定的倾向不无某种联系。
此外，其他一些妖怪也多结合了原形动物的特点，写得活灵活现，千姿百态，如牛魔王、无底洞的老鼠精等。
《西游记》具有神话小说绚丽的色彩。作者驰骋神话小说的想象，赋予神魔世界迷人的幻境。如孙悟空居住的水帘洞内：
翠藓堆蓝，白云浮玉，光摇片片烟霞。虚窗静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龙珠倚挂，萦回满地奇葩。锅灶傍崖存火迹，樽罍靠案见肴渣。石座石床真可爱，石盆石碗更堪夸。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三点五点梅花。几树青松常带雨，浑然象个人家。
在势镇汪洋，威镇瑶海的花果山上，水帘洞又是别有洞天，美猴王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享乐天真。孙悟空拜师学艺的斜月三星洞是：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
这些景物既有现实生活依据，又有神异的色彩。神魔所使用的武器、法宝，也有着超自然的威力。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但可以缩小藏在耳朵眼儿里；牛魔王的芭蕉扇大可一丈二尺长，小可缩成一片杏叶噙在口里，扇一下，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猪八戒的钉钯，晃一晃也可以变成三十丈长的钯柄。其他如红孩儿的风火车、水泊的盂儿，以及具有魔力的净瓶、葫芦、金铃等，无不具有神奇的色彩。这些都凝结着作者非凡的艺术想象力。
《西游记》的风格是幽默诙谐的，它是一部幽默艺术的精品，充满喜剧艺术精神。胡适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有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把那神话‘人化’过了。”(《(西游记>考证》)《西游记》的幽默诙谐是有一定世情情调的，正如鲁迅所说：“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胡适《(西游记>考证》)，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如第七十九回写在比丘国，国丈要用唐僧的心肝为药引，孙悟空变作假唐僧剖心一段：
……假僧接刀在手，解开衣服，挺起胸膛，将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呼喇的响一声，把肚皮剖开，那里头就骨都都的滚出一堆心来。唬得文官失色，武将身麻。国丈在殿上见了道：“这是个多心的和尚。假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名利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
显然，作者在这里是借题发挥，针砭世态。又如第九十八回写佛祖手下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一段：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上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是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疤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
字里行间，不无对人情世故的针砭。
《西游记》的语言散韵相间，景物和神魔打斗的情形多用韵语，事件和情节的叙写则以散文语言为主。它的语言汲取了民间说唱和方言口语的精华。在人物对话中，有当时流行的官话，也不乏方言俗语，生动传神，富于个性化。
在《西游记》的影响下，出现了《封神演义》、《四游记》、《续西游记》等一批神魔小说，形成了明代小说史上神魔小说创作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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