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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其原因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自东汉后期形成的门阀士族制度，自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门阀制度，挑选人才主要看其门第出身，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使之在政治上得以确定，从而形成了一些豪门望族，在战乱中他们聚族以自保，举宗以避难，自成一个社会，广大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门阀世族，这样世族庄园经济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从而为世家大族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其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此外，门阀世族发展了自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并且由政治性的品藻演变成对品貌、风度、气质的欣赏，这些品评超越政治实用，带有审美评价的特点，不仅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而且给文学理论引入了很多重要的范畴概念，如“风骨”“神韵”等。
其次，儒家独尊地位的丧失与玄学的发展。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儒家正统思想的独尊地位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经学出现危机，士人开始关注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对宇宙本体的追问，从而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调和儒道的玄学，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玄学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关注宇宙与人生的本体性问题，而不关注现实生活。这一特性锻炼了士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培养了士人逍遥放达、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更多的从超出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另外，玄学关注的问题如“言意之辩”等本身就是文论问题，很多重要的文论母题和概念范畴都源于玄学。
最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如诗、赋、散文、小说都得到发展，而且抒情性大大增强，文辞华丽，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横空出世，或雄健，或悠远，或华美，或恬淡，充分运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创造出大量个性色彩突出的作品。文学创作的繁荣呼唤理论批评的指导，它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有待于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判断与总结。在解决在文学创造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杰出的文论家和文论专着，对后世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文章莫胜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至建安、黄初，题材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复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至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次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揭开一代文学批评序幕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其中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对文学价值的高度重视，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左传》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但主要指表现于言辞中的德教、政教而言，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激励士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从而“成一家言”，建“千载之功”，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曹丕还在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创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创作个性，文中提到“徐干时有齐气”、刘桢“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作品的风格差异是因为作家的气质不同，并且极力提倡刚健清新、遒劲有力的风格，显示着当时对文学风格的自觉追求。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指出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最后曹丕还对“文人相轻”的恶习提出了批评，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取正确客观的态度，“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也很有意义的。
除《典论·论文》之外，陆机的《文赋》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一篇文章。它的中心内容，是以作家自己的甘苦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其中如构思活动、灵感现象等，都是微妙而不容易把握的重大问题，作者都作了称得上深入细致的描述，表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文赋》还承接着曹丕文体分类之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文体之间的细致区别作了精当的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其中的“诗缘情”之说，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的影响尤为深远。《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关于创作过程的专论，尽管有过分强调形式技巧的偏向，但其对中国古典文论所作出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魏晋以后，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文人们也开始注意文章总集的编选，选家一般都很注意文体源流的考辩和作家作品的论述，借助文章的去取体现他们的文学观点，因此这些总集同样具有文学批评的价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萧统的《文选》。它保留了齐梁以前的大量作品，这些作品按照文体，以时间为序列分类别目，对于理顺各种文体的发展脉络，了解当时的文学观念有重要意义。萧统在《文选序》中说他的选录标准是“以能文为本”，必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入选作品应该文采华美、构思巧妙。按照这一标准，他没有选那些经、子、史类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反映出文学已经开始独立出来了。此外，这部书还选录了大量前人不重视的作品，如陶渊明诗和一些民歌作品。这些都使《文选》成为一部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优秀文学选本。
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第二节 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少时家贫，曾依随沙门僧十余年，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历代文学作品，“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梁初出仕，做过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又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为萧统所赏爱。后出家，法名慧地。刘勰三十岁后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大约经过五六年时间才完成这部著作。
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在《序志》中说得很清楚。他对当时的盲目追求浮华新奇的文坛风气不满，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章应该有益于教化，而当时的文坛却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中他还说，他在三十多岁时，“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表明刘勰是怀着扭转时弊，代圣人“树德建言”的崇高志向写作《文心雕龙》的。
全书十卷五十篇，分为四个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为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详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创作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通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与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不同，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作家进行创作时所面对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如经纬交织。《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各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整部书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像他《附会篇》说的：“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对于文学总的看法，他认为文学“与天地并生”，源起于道。他所说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最高观念。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都是对道合乎自然的反映；而作为“有心之器”的文章，也应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合乎“自然之道”。但“道心惟微”，它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圣人才能领会，圣人们“原道心”、“研神理”之后，就为人类写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经典，这就是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因此“道”全部体现在圣人用来设教的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书中。后人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要向这些书学习。他甚至认为五经是一切文体的源头：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因此判断一切文章的优劣高下，在其是否符合《五经》体现出来的“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刘勰提出“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的口号，对于纠正当时文坛形式主义的流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过分夸大了儒家经典的作用，对文学创作的阐释也流于神秘化倾向。
《文心雕龙》的第二部分是对文体论的阐述，包括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介绍了三十余种文体。正如《序志》中所言：“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在阐述各种文体时，是按照“文”和“笔”两大类分别叙述的。这里说的“文”和“笔”，主要说的是是否用韵。从《明诗》到《谐隐》讲的都是有韵之文；从《史传》到《书记》讲的则是无韵之笔。刘勰对各种文体分门别类，从它们的起源讲起，再论述其流变，进而解释每种文体名称的含义所在，并选出这类问题的代表作品加以评论说明，最后从总结该类文体创作中的规范大要和基本格式。整个论述条理分明，层层递进，对于认识并掌握诸种文体，大有裨益。对于各类作品的评论，独到深刻，尤见笔力。
第三部分是全书重点，主要是创作论的范畴，从《神思》到《总术》共计十九篇，全面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主张、方法和技巧，总结出一系列基本文学观念和创作规范。如《神思篇》论述创作构思过程，对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只有知识积淀足够深厚，生活阅历足够丰富，才能“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在《附会篇》中，阐述了文章应该文质并重不可偏废的观点：“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发的议论。
他还探讨了文章风格的问题，对于文章风格的差异及成因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气、学、习四个基本方面，之所以会形成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风格的不同，就是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这就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发展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把“气”的重要性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学形式修辞方面，他针对当时的时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比兴篇》里批评了自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文学修辞手法应该适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文心雕龙》中还总结了一些关于用典、对仗、声律等艺术技巧，不仅对指导当时文人创作，而且对我们欣赏古典作品也有大的帮助。
《文心雕龙》第四部分从《时序》到《程器》共五篇，主要谈论了文学批评问题。在《知音篇》里，他发展了曹丕的观点，反对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等的错误批评态度。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批评家本人也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只有批评家自己做到了博观，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真正客观公正。他又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即“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这些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深刻精微的文学理论巨著，在整个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是最完整系统的文论著作。它在理论上，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探索文学艺术的特点和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失偏颇，如对文学史上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如在《辨骚篇》中，他一方面对屈原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拘守“宗经”、“征圣”的尺度，对屈原作品中用神话故事大胆想象的地方，又有不正确的批评。《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寓言故事也斥为“踳驳之类”。他的文体论中，为了求全，甚至把和文学关系很远的注疏、谱籍、薄录等文体也收容进来，显得有些芜杂琐碎。同时，他对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和小说又几乎没有论述，偶尔提到一两句，也是抱轻视的态度，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缺点。
第三节 钟嵘《诗品》
钟嵘（约４６８—５１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钟嵘在仕途上并不得意，诗歌创作也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但在诗歌理论研究上，却成就巨大。他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一部贯穿古今的《诗品》，开创了我国诗歌评论的先河，大为后世所推崇。
《诗品》共三卷，可分为两部分：《诗品序》和正文。前者是对诗歌发展流变的一些总的看法，后者是运用这些原则具体品评诗人及其诗作。《诗品》共评论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东汉末年出现人物品评，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以品第论人，东晋南朝时期更是蔚然成风，这种风气更推广到艺术领域，谢赫有《古画品录》、庾肩吾有《书品》，还有《棋品》等一类著作，《诗品》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他自己在《诗品序》中就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钟嵘正是借用这种品评方法，来发表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对前代理论家的观点多有继承，有有很大创新发展，不乏真知灼见。
钟嵘一方面运用前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认为诗歌是有感而发，抒情而作，另一方面对“气”与“物”的关系，作了独到的解释：“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气”固然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也是由客观自然形态和现实生活而引发的。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
正是社会现实和自然景物“感人”才使诗人产生创作诗歌的冲动。这与《毛诗序》的“诗言志”是由区别的，他并不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而是“吟咏性情”，所以在谈到诗歌功用时只是说：“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也是当时文学意识觉醒的表现。
在诗歌创作技巧上钟嵘坚决反对用事用典和讲求声韵。魏晋南北朝时期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在钟嵘生活的齐梁两代尤为严重。当时的诗作大量地堆砌典故，使诗歌诘屈聱牙，意思晦涩，违背艺术的特征，使诗歌丧失自然本色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曾经指出，当时的诗歌创作由于滥用典故，致使“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针对这种弊病，钟嵘主张诗要顺乎自然，要有真情实感，认为“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诗歌艺术应当重在形象塑造，而不是用以炫耀博学。他还补充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借以说明好的诗歌应清新自然，描述所见所感即可。钟嵘反对齐梁时期的声律说，不是说诗歌不要韵律，而是反对以“四声八病”之类的清规戒律来束缚诗歌创作。他认为“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只要在音韵上自然上口即可，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些繁琐的格律，那样会造成“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恶果。钟嵘反对用典和声律，出发点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批评当时诗歌创作的时弊，这是正确的。
在诗歌创作及鉴赏上，钟嵘提出“滋味说”，反对当时诗歌好谈玄理，淡乎寡味的风气。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在他看来五言诗是文学作品中最有“滋味”的，而建安诗人的创作就符合“滋味”的标准，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点从他对曹植等人的高度赞赏就可以看出来。与他对艺术技巧的看法一致，钟嵘眼中优秀的诗歌，应该是那些感情真挚，形象鲜明，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作为一部评论诗歌的专着，特别是品评价的形式，要做到简要准确，是十分困难的，但钟嵘对各个诗人风格的概括和褒贬，大致上都能达到这一要求。如评价曹操时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价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都得其大端，基本上能准确概括其作品主要特征。诗歌艺术之微妙处，本不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论诗，往往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常能于一二句中得其深旨，例如评范云、丘迟诗时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十分重视“风力”与“骨气”。 例如称赞曹植诗“骨气奇高”，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评价陶渊明诗“协左思之风力”，极力倡导建安文学刚健清新的文风，对齐梁时期柔弱的诗风多有批评。钟嵘还特别重视诗歌的文采词藻，认为好的诗应该“润之以丹采”，能“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所以在分品中特别看重这一点，陆机被列为上品，就是因为他的诗作“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在评价列为上品的潘岳的诗时说：“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烂若舒锦，无处不佳。”再如他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说他“才高词盛，富艳难踪”。钟嵘还注意从诗歌的艺术构思方面去着眼，认为诗歌应该构思巧妙，不落俗套，他推崇曹植诗“奇高”，刘桢诗“爱奇”、“动多振绝”，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张华诗“兴托不奇”，陆机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他特别称赏作品中的奇言警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应该说钟嵘的评价与他在《诗序》中提出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在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同时，也深受其影响。这些都使他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在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些都深为后人垢病。但毕竟代表了他那一时期的审美趣味，用后人的观点加以衡量，难免有苛责之嫌。
《诗品》在评论诗人时还喜欢讲述其源流，出自何家。如说李陵“其源出於《楚辞》”，说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说阮籍“其源出於《小雅》”，说谢灵运“其源出於陈思，杂有景阳之体”等，大致不出于《诗经》《楚辞》，应当说这样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但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少数经典之下，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间难免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
《诗品》千百年来影响深远，特别是宋以后，更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清代《四库全书》有这样的评价：“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的确，除《文心雕龙》之外，尚少有诗评著作能达到《诗品》水平。后代各种诗话、词话大多是受到它的启发而作，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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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9页。
[2] 例如《古诗十九首》中的《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宴会，欢乐杂具陈。”可能就暗指着文人宴会时的歌唱，是即兴式的创作。
[3] 包括“赋”在内的士大夫“九能”之说，见《诗·卫风·定之方中》篇《毛传》。
[4] 此处所引各篇皆出自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
[5] 参见张宗原《论北朝民间“婚恋”歌辞》，《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11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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