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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代文学的繁荣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度给长期分裂和战乱的中国带来希望，但炀帝登基后荒淫无度，激起各地纷纷起义，短命的隋朝（581—618）在还未医治好战争创伤时，重新被战火吞灭。国柞衰剐文学衰，隋朝除个别作家作品外，文学无大可观者。
大唐帝国的涎生给小国文学带来新生命。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大唐文学则登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峰，也雄踞于当时的世界文坛。
唐诗可谓有唐一代之文学。唐诗的成就有多方面表现。
首先是作家作品众多。据《全唐诗》及补遗统计，有近两千四百位作家，五万二千多首诗，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更何况还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
其次是内容题材广泛。可以说各种社会现象、各种人生感情，亦即所有主客观的素材，皆可入诗，皆被写进，以至令后人有难乎为继之感。
具体而言，以下列几类内容表现得最为突出。
山水田园诗。这类诗虽创立于陶、谢，但陶诗多围绕个人生活而展开，写景成分较少，大小谢虽多写景，但模山范水，总体水平不高。唐人的山水诗多注入诗人的自我感情，写出精神与意趣；唐人的田园诗又往往能和表现民生相结合，显得更为深刻。
边塞诗。先秦无所谓边塞诗。汉代边事虽很频繁，但绝少边塞诗。六朝时有少量这类作品，但其中大部又属想象之词。宋以后，则又被爱国诗所代替，故唐代边塞诗可谓一枝独秀。宋人严羽说唐人好诗多在行役征戍，即包括边塞诗。唐代边塞诗还因时代不同而风格多样，概言之，盛唐雄壮浪漫，中晚唐悲凉深沉。
史诗。《诗经》中有《公刘》、《生民》等史诗，建安诗人也有一些堪称史诗的作品，但总的说，唐以前的这类作品不多．唐安史之乱前后涌现了大量的史诗。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元结的《贼退示官吏》、《春陵行》，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老杜的作品更堪称“诗史”。
民生诗，先秦至建安诗歌反映民生较为充实，两晋南北朝后这一题材显然减弱。唐以后，尤其是盛唐以后，又充实起来，老杜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写民生的不朽篇章，直至晚唐聂夷中、杜荀鹤仍有不少这类优秀作品。
其他如大量的咏怀诗、咏史诗，以及咏物诗、题画诗、论艺诗、论诗诗、民俗诗等，或填补前代空白，或超出前代水平，也都具有一定意义。
第三是形式体裁完备，诗至唐，各体皆备。不但有传统的古诗，包括乐府诗和歌行体诗，而且创建了律诗和律绝，亦即近体诗。律诗不但要求严格的字数以至句数，而且要求字句合乎平仄规律和对仗关系。这虽使作诗更难了，但也使诗更美了。
第四是风格流派众多。山水田园诗的优美，边塞诗的雄奇，李白的飘逸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浅切流畅，韩愈的奇崛横放，李商隐的典丽深曲，杜牧的圆转俊秀等，皆足以名家。还有沈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长庆体，张王乐府，韦柳，温李，以及李贺，贸岛、姚合等晚唐体，可谓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唐文一如唐诗，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全唐文》一千卷，收录了三千多人一万八千多篇文章，可谓名家辈出；名作时涌。宋初姚铉（唐文粹序》总结唐文之繁盛，调理唐文之线索曰：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说）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頲）维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颖士）李（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衮）杨（炎）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起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辅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诅也哉！纵观有唐一代文章，可以发现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富于变化，风格多样。从大方面看，唐代的骈文与古文处于不断消长变化之中。骈文在唐代一直沿用，尤其是官方应用文章更多用骈文。初盛唐时骈文尤盛，中唐时一度被古文的辉煌成就所掩，晚唐时又有复炽之势。唐代骈文与六朝相比，不再一味逞才尚华，显得更为通畅、灵活，生动、趋向散化，这和古文的影响分不开。古文从唐初起就时有著述，经过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大放异彩，掀起高潮。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古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的特点，又适当吸收骈文的华美整饬，口语的生动活泼，再加上作者自铸伟词，终于形成与骈文迥然有别的面貌。从具体作家来看，唐代文章家比宋代文章家个人风格更为鲜明，骈文中四杰之雄丽就和李商隐之华赡不同，张说之“雄辞逸气”就与苏颋之“宏丽”不同；古文中萧、李、元、梁的文章与韩柳不同，韩柳之间又明显不同，可谓人人自成一家。
二是更务实切用，贴近政治。即使是骈文，唐代也一改六朝以来“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倾向，多讥陈诛诤之作，这一特点从唐初的魏征，一直到中晚唐的陆贽，都得到体现，“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翰苑集》）。至于古文，发起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其议论朝政、讥陈时弊之强烈自然更胜于骈文。
唐代的小说也有长足的发展，这就是“传奇”的出现。它源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水平不高，带有明显的六朝志怪的余风，代表作有《古镜记）。中唐以后走向繁荣，志怪色彩逐渐减少，现实意义逐渐增强，内容涉及爱情、侠义、历史传说等。不但民间作品众多，很多知名文人如元稹、牛僧孺等也竞相创作，出现了《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情节委曲细腻，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叙事写人以散文为主，穿插诗歌韵文，雅俗共赏，深受欢迎。
唐代还兴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诗体——词。词原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演唱的诗歌。唐代音乐发达，在原有的中原“清乐”基础上，又吸取了“胡夷里巷”之曲，形成了“燕乐”。为了配合新曲演唱，就要填制新词，于是就产生了长短句形式的新诗体——词。它起自初唐，甚至可追溯到隋；定型于中唐；逐渐成熟于晚唐五代。最初流行于民间，在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石窟中可以找到许多民间词写卷；后扩展到文人，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都雅好填词。到晚唐五代出现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派”和以南唐君臣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花间派内容狭窄，不出花前月下；风格香软，不出“刻红剪翠”，封闭在“词为艳科”的藩篱之中，成就不高。南唐词最初也是娱宾遣兴之作，但南唐亡国后，李后主的作品抒情性明显增加，境界始大，逐渐向抒情诗靠拢，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原因（文学发展的客观因素）和自身原因（文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两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社会原因。
初唐时，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了较开明的政策，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都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并逐渐走向繁荣，有很多影响还延续到以后各期。
唐代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也随之得到发展，出现了所谓“贞观盛世”。杜甫在《忆昔》其二中描绘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盛唐时经济进一步发展，玄宗时又出现了“开（元）（天）宝盛世”，达到了繁荣的顶点。空前的国力给唐人以空前的魄力。人们常以“盛唐气象”来论定盛唐文学，而支持这恢宏气象的正是“开元之治”下的强大国力。
唐初在文化教育、选拔人才上也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唐废除了魏晋以来腐朽的门阀制度，只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新唐书·高俟传》），而官僚的来源主要依靠科举考试。“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胡震亨《唐音癸签》）为此，在中央和地方还大力兴办各级学校。这样，一些出身清贫、门第不高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就能通过科考跻身仕途，使官僚阶层和文人队伍的成分有了一定的改变，也使南北朝以来明显的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学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土壤。中下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比门阀贵族子弟更了解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他们步入文坛必然使文学创作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富有新鲜活力。再加上历代皇帝亲自提倡，如太宗设立文学，弘文两馆，招纳学士，带头赋诗，高宗、武后、玄宗，以至中晚唐的宪宗、穆宗、文宗也都有类似举措，大大刺激了社会对文学和文学家的尊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
初盛唐的思想界也很活跃。对传统的儒家仍很提倡，但又不把它定为一尊；又把老子李耳奉为鼻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因而对道家和道教又特别提倡；对方兴未艾的佛教也很鼓励，曾派玄奘等人赴印度取经，使大乘教和禅宗得到空前发展。因而初唐乃至有唐一代可谓儒释道三家并立，文化学术上也随之出现自由发展的局面，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纷纷并起，并行不悖。文人的思想也任其活跃，如李白的道家，杜甫的儒家，王维的佛家，都在诗文中得到尽情发挥。
初唐正处于蓬勃上升期，统治者充满自信，有较宽容的“容谏”气度，因而文禁较松，这对文人在作品中敢于批评政治、抨击时弊提供了秦汉以来封建社会中最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盛唐以后。因而很多唐代作家都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黑暗，揭露时弊，讽刺权贵，抨击腐败，“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洪迈《容斋随笔》），这也使文学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得以加强。
政治的统一，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大交流。南北朝时，“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地域性非常明显，唐初的大一统则为南北文学“各去所短，合其两长”（《隋书·文学传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开创了“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瑶《河岳英灵集》）的新局面。不但南北文化大交融，而且中外文化也大交融。音乐吸取外来音乐，发展为燕（宴）乐；舞蹈，吸取西域舞蹈，出现了剑器舞、胡旋舞等，绘画吸取外国的某些手法，出现了绚丽的敦煌壁画，造就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一大批著名画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交融，极大地提高了文人的艺术修养，对诗画结合、诗乐结合，以至文学意境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文学发展的自身原因和主观因素。
就最有代表性的文体诗歌而言，唐诗最感人的几个因素，诸如内容的空前充实，抒情性的强烈真挚，风格的多样和谐，形势的完备成熟，都和文学自身的发展相关，亦即和唐代诗人的主体因素相关。概而言之，历史给唐诗提供了最佳的表现时间和空间，而唐人又能够抓住这宝贵的历史机遇，从而赋予唐诗最丰富的美学底蕴。
如在内容方面，历史的机遇为唐诗留下了最丰富的表现空间，先秦诗歌，题材虽广泛，但数量少。两汉诗歌，只以表现家庭婚姻、社会问题的乐府诗为佳，其余内容较差。魏晋南北朝诗歌，只有建安七子、三曹父子以及陶渊明等人内容较广泛，其余较差。总而言之，唐以前的诗在内容方面尚留有大片空间，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尚处于较幼稚时期，表现力较差，如先秦；二是社会或过于动荡，如南北朝；或虽大一统而思想太专制，如两汉。
唐代则不然。丰富、生动、壮阔的社会生活，给诗人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给诗歌提供了最丰富的索材。前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辉煌的时期，后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动乱和危机的时期，反差之大，可谓空前。因而前期能给诗人提供最壮丽宏伟的素材，后期能给诗人提供最沉痛不幸的素材；前期给诗人提供对建功立业、人生价值大胆追求、热烈讴歌的一面，后期给诗人提供对社会历史、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省、深入思考的一面，而唐代诗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能够紧密地融于社会生活之中，去表现他们的各种感受。因而前期诗歌更注重表现人生，充满进取精神，后期诗歌更注重表现社会，充满忧患意识。总之，最壮丽，最令人向往、最浪漫的，以及最沉痛、最令人惊讶、最现实的社会巨变，都呈现在诗人面前，并且诗人们也能够很好地抓住这些机遇。而李杜之所以伟大，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正横跨在前后两期之间，所以才能写下那么多不朽诗篇。
又如在抒情方面，历史的机遇为唐诗提供了最无拘无束、最真切热烈的表现空间。这种机遇要靠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来提供。先秦时有此机遇，但诗歌尚处于幼年，感情还不够丰满，作品也少。两汉时高度大一统，独尊儒术，思想僵化，所以文人诗感情苍白，多抒发失意之感；乐府诗虽较发达，但多叙事而少抒情。六朝时大一统崩溃，思想趋于自由，但感情多向消极颓废的方向发展；东晋的玄言诗更是淡乎寡味；南朝的宫体诗更是畸型病态。宋代以后逐渐受“不近人情”的理学影响，元明清更发展为“理有者情必无”，诗歌的抒情色彩又有所减弱。而唐代恰逢最好机遇，因而唐诗就占据了最佳的抒情时间与空间。
唐代的政治比较开明，从来没有明显的以文字致罪的现象。甚至对宫闱嬖昵之情都敢于揭露，以至宋人感慨“今人不敢如此”。唐代思想活跃，儒、释，道以至游侠、纵横思想皆流行。可以说唐人思想之解放，思维之活跃，是超过历代的，他们既不受政治的迫害束缚，也不受道德伦理的范围限制，可以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大胆道出。唐诗的抒情性在前后期表现有所不同。前期，受强大国力的鼓舞，诗人的自信心很强，抒情时具有一股少年锐气，锋芒毕露，意之所向，无所不达，没有任何迂腐虚伪矫柔造作之嫌。中期受巨大变故影响，诗人发出的是真切的惊愕感，由衷的悲伤感。晚期受国力衰落的影响，只增加了悲凉深沉的色彩。表现不同，但都真实自然，不暇掩饰。
又如在风格方面，历史的机遇给唐诗在自然美与人工美相结合上留下了最和谐的空间。诗歌创作不外有两个因素：一是作者得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发，再让这种感发从胸中自然涌出，这就是所谓天籁自然之声；一是作者有了某种感受后，还要刻意地进行一些人力的安排锤炼，使其更加深刻生动，能确实作到这一点，也不失为好诗，这就需要人力才气的因素。前者属自然美，后者属艺术美，好诗往往是二者的结合。先秦《诗经》中的优秀诗篇多为天籁之声，人工的安排较为拙朴。六朝诗人，处于文学的自觉时代，特别注重人工的安排，但技巧不成熟，往往弄巧成拙，或显得古朴凝重有余，有篇无句；或显得笨拙晦涩，缺乏内在的情韵。宋以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倾向有所增加，更显得重人力而抑天然。只有唐诗能将这两方面完美地结合起来。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翰的《凉州词）、李白的《静夜思》、杜牧的《清明》等不胜枚举，都是天然的好诗，如几个平淡自然的音符就奏出最美的乐章。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律诗都以人工的精美著称。律绝如此，长篇古风歌行亦如此，李白的《蜀遭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多天籁之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多人力安排；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二者兼胜。中唐后，白居易等新乐府派以浅切平易著称，更重自然美；韩孟诗派以艰涩怪特著称，更重艺术美。虽然各有偏至，但从总体看，人力和天然两方面均得以充分发展，并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至于形式和体裁的完备和成熟，更直接得益于六朝以来的诗歌的发展。东汉末年五言诗已日臻于成熟，六朝时期一跃而“居文词之要”，七言诗也逐渐确立。齐梁时期，诗文讲究对偶、声律的风气渐兴，首先运用到五言诗上。经过多方的探索和尝试，诗人在篇制、对偶、声律的相互结合上，创作了很多有益的格式。有些篇章已相当完美。基本符合五言诗的格律。唐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使五言诗得到定型。成为一场完备的制度。与此同时，五绝、七绝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至于七言律诗，则大体是在五言律诗定型后，由唐人依照五言律诗的基本规律加以扩张后而形成的。除了近体诗的确立外，传统的古体诗在唐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尤其是七古，可以说到了唐代才真正兴盛起来。可以说古近体诗的全面发展，是唐诗全面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唐以前的诗表现力还不够丰富，艺术技巧尚不成熟，形势还不够完备，所以很多领域尚未写入诗中，很多汉语语言的特色还未能在诗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而写出的又往往板滞拙涩，缺乏情韵。宋以后的诗写作技巧高明多了，但很多内容，感情已被唐人捷足先登，表现得淋漓尽致，故尔只能或在形式上争奇斗胜，或撄脱不开因袭模仿而固步自封。而唐诗却左右逢源，享受到最佳的历史机遇，处于最和谐的境地，故尔达到其他各代难以企及的高度。
唐文的发展亦如此，先秦之文，《史记》之文，两汉政论之文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那时文学和史学、哲学不分。“文”和“笔”不分，纯粹的文学散文尚未出现。魏晋以后，“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骈文得到了大发展，表现了对语言美、艺术美的自觉追求。有些文章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学平，其开创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但很多文章还处于模仿阶段，存在种种不足。唐代最发达的“古文”就是为了改变六朝以来，“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鹗《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而兴起的。古文家们在解散骈体、革新文风方面吸取了很多先秦两汉的文章的优良传统。而对六朝以来的骈文，唐人也不轻易抛弃，对骈文的艺术形式，如对偶、声韵、句式的装饰方面，也多有借鉴。并把以前的大赋骈赋发展为更为整齐的律赋和更为灵活的“文赋”。刘熙载《艺概》卷一评韩愈曰“韩文起八代之衰，实属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这话可视为唐文善于吸收借鉴前代文章经验的总结。
第三节 唐代文学的发展与分期
历史上历有“三唐”之说，即把唐朝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但自明代高棅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之后，文学史家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现即以此为线索，概论一下唐诗的发展，并兼及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
初唐时，作家虽多，但不外两个系统。一是以继承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以来“以错综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一派，主要作家是唐太宗君臣，包括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等，他们的主要影响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大多是权贵近臣，文风华美，注重形式，台阁气很浓。但相对齐梁浮靡文风多少有些改进。如唐太宗君臣就曾明确提出反对浮靡文风与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但在创作实践上一时还很难扫清“梁陈宫掖之风”。在散文写作方面，虽仍以骈文为主，但也确实写出一些“词旨剀切，气势雄俊，与六朝骈文俪黄妃白者迥然殊途”（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的作品。二是继他们之后，以改革六朝文风为主的一派。主要作家有“四杰”和陈子昂等。他们虽然有继承六朝余绪、注重文章华美的一面，但内容较充实扩展，文风较厚重刚健，对六朝“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不良文风多有批判，主张诗歌应恢复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并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体裁样式，如律诗，进行了探求与创制，并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他们的骈文则更加体备法严，宏博瑰玮，正像《新唐书·陈子昂》本传所评：“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盛唐，随着本章第一节所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开放，文学进入全盛期，尤其是诗坛可谓全面繁荣，硕果累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高峰。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真正的边塞诗，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并雄踞历代之巅。大诗人李白、杜甫，更如日月经天，光照古今，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发展到极致。不但成为中国诗坛上超一流的巨匠，而且在世界诗坛上也享受盛誉。围绕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大批出色的诗人，真可谓“文质相炳焕，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其一）。盛唐诗人对埋想追求的自信与热情，对现实关怀的剀切与深刻，对时局的批判精神与对国家的责任感，对生活和生命价值不懈的探索和敏锐的体验，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随心所欲的运用与发挥，对真情实感毫不掩饰的抒发，构成了后人一致推崇的“盛唐气象”。此时的诗歌，风骨声律兼备，达到了“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境界，而尤以高亢、雄浑、豪壮、奔放、刚健、明朗为主要特色，而各个诗人又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可谓百花齐放。
这一时期的文章成就往往为诗名所掩，但身处盛世，仍有不可忽视的成就。正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评：“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頲）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而王维、元结的山水之文，李白杂学释道、向往任侠纵横之文，又使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更趋于多元化，为继续初唐文章的变革、促进中唐古文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盛唐的下限一般定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历年间，这时虽已走过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但很多重要作家尚未离开文坛，而此时的文学成就与之前是一脉相传、密不可分的，故其精神、意义、价值仍应属于盛唐。
开宝年间，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统治阶级日益骄横荒淫，再加之对外穷兵黩武，终于导致了为期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历之后，进入中唐时期。从此唐代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走向下坡。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田园荒芜，饿莩满野，正像杜甫在《忆昔》中所云：“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治不复存在，藩镇势力尾大不掉，时时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拼”（《新唐书·方镇表序》）。面对层出不穷的政治问题，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不已，逐渐形成了以李德裕、牛僧儒为首的“牛李党争”，彼此掣肘，相互倾轧，以至文宗尝感慨道，“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皇帝对大臣的猜忌，朝臣权力的分散，导致宦官专权。肃宗、代宗重用宦官，“倚为捍卫”，德宗又委以兵权；建左右神策军以分提禁兵，宪宗后，除敬宗外，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大权旁落到性命不保的地步。因而人称藩镇割据、朋党纷争、宦官擅权为中晚唐政治三大痼疾。再加之统治阶级日益腐败，最终导致黄巢起义和唐朝灭亡。
但中晚唐，特别是中唐，也并非一蹋糊涂。战后经济虽不能恢复到开宝盛世，但也获得相对的稳定。特别是南方，并未伤及元气，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仍相当繁荣。德宗时，又采纳杨炎的建议改租庸调为两税法，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社会矛盾。政治上，顺宗时，利用王伾、王叔文等进行永贞革新，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惩治贪官，释放宫女，薄赋轻徭，实行了一系列较好的政治措施。永贞革新虽很快就宣告失败，但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宪宗时出现了“元和中兴”，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藩镇，其余藩镇也表示要臣服中央。
矛盾重重但尚有希望的时代，正是改革的时代。文学亦如此。这正是中唐文学最显著的特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中唐文学改革的两大内容。虽然一在诗歌，一在散文；一以创“新” （乐府）为革新，一以复“古”（文）为革新，但二者的实质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摆正文与道关系，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倡形式为内容服务。在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带动下，中唐文学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面对大唐帝国迅速由盛及衰的事实，人们不能不深深陷入反思之中，因而初盛唐诗人对建功立业的热情讴歌不能不被中唐诗人济时拯世的冷峻思考所取代，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为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所取代，诗文的主流由表现人生转向表现社会，风格亦随之由热情激昂转向悲壮苍凉。
多变的时代必然引起文学的多变，这是中唐文学第二个显著特点。从总体而言，如果说初盛唐还是诗歌一枝独秀，那么中唐则是诗、文、小说、词全面发展。就诗歌而言，李杜的出现好像已臻极致，“千汇万状”，无所不包，尤其是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叙》），大有难乎为继的趋势，但中唐诗人仍能有所变化。概言之，形成不同派别，向不同方向深入发展。元结、顾况，古朴浑厚，成为介于杜甫与白居易新乐府的中间人物；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新乐府诗人以俗为美，主要向平易方向发展，形成浅切一派；韦应物、刘长卿等大历诗人及柳宗元，以清丽为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形成高雅闲淡一派；韩愈、盂郊、贾岛、李贺等人以排奡怪奇、生涩苦辛为美，开清苦奇僻一派；李益、卢纶、刘禹锡等则较多继承盛唐遗风，不失为雄豪一派。
就古文而言，先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梁肃、贾至等人导于前，同气相求，上下呼应，强调以道为本，以经为源，取法三代两汉，对追求声律对偶的时文痛加批判，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出现作好充分的准备，只可惜其创作较为枯燥，太重说教性而缺乏艺术性。至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并起，不仅更完备了古文理论，而且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古文。内容广泛，凡政论、史论、文论、传记、杂记、游记、寓言、抒情散文、诽谐小品，无所不包。观点深刻，气势宏伟，形象鲜明，形式活泼，风格多样，语言精炼，节奏铿锵，把古文创作推向高潮，并掩盖了盛行八代的骈文。与此同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以及韩门弟子樊宗师、皇甫湜、李翱等推波助澜，使散文创作更加繁荣。但骈文仍沿用不废，尤其是在奏议类的官方应用体中仍为主要形式，最著名的当推陆贽，其奏议“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及”（曾国藩《鸣原堂论文》）
随着晚唐社会的日益腐败，文学成就也每况愈下。只是晚唐前期的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取得较高的成就。李商隐的幽深工丽，杜牧的流转精美，在诗歌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之后文人多对时局不抱幻想，或归隐田园，或放情声色，诗文多充满消极避世的情凋，只有一些出身中下层的文人，如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能多少继承些注重现实的传统，写些反映国计民生的作品，但气魄与笔力皆无法与盛、中唐人相比，更不足以开宗立派，因而晚唐诗歌的总成就远不及中唐和盛唐。
就散文而言，韩门的传人孙樵等人，把在樊宗师等人身上已表现出的片面追求奇险的倾向推向极端，将古文引上狭小琐细，艰难生涩的道路，杜牧的古文虽雄奇超迈，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虽写过不少优秀小品，但成就都难与中唐各名家相并，古文的影响迅速减退，骈文又逐渐恢复了统治地位。李商隐为一大巨擘。不但继承了骈文的华美，而且“风骨独峻，流弊极少，轨辙易遵”（黄季刚《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为骈文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而小说和词的发展则展现了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特别是词，直接导源了宋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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