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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与发展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指的是不合大道、不可经世的浅薄琐屑之言。桓谭《新论》里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至此，“小说”成为一种文体，擅长这种文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列九流十家，小说家被附于最末位置，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把民间的奇闻轶事、故事传说看作小说，并从社会教化的视角肯定小说的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班固所列举的小说十五家，均已亡佚，并且他所谓的“小说”介于子书和史书之间。
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上古劳动人民的楼梯传说和远古神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因非一谁某之所独造，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与神话和传说。”在先秦典籍中记载和保存神话传说较多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又以《山海经》所保存的神话资料最多，且最能体现神话的原始面貌。《女娲补天》是古代神话中最瑰丽奇特的篇章，它曲折地表现了上古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乐观精神。《后羿射日》中“十日并出”当是上古时代一场大旱的投影；后羿射日的壮观画面，是抗旱斗争的艺术象征。《鲧禹治水》中，鲧是中国的普罗米休斯，也是一位为民众而献身的英雄。鲧的儿子禹带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他的形象中凝结着初民和大自然搏斗的经验与智慧，凝结着人类的美德和理想。另外，填海的精卫和追日的夸父，都曲折地反映了上古人类要与大自然一试高低的气魄和精神。总之，上古神话包含的奇特的想象、夸张的风格，对后世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从远古神话传说到小说的正式形成之间，有一个过度环节，这就是中国特别发达的史传文学。
我国古代有发达的史官文化，史学著作为数众多，内容丰富，包罗古代哲学、文学、地理、博物、政治、经济、外交、农医以至神话传说、灵怪异闻等。如《左传·昭公元年》就有高辛氏二子不合，上帝使之成为参、商二星的神话。《国语》则更多诬怪之语，如帝尧的儿子丹朱降临虢国，晋献公太子申生死后闹鬼等。把诡秘荒诞的神话传说与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熔于一炉，这是我国古代史书的特点。正因如此，古代史书才成为后代志怪小说的先导。同时，记载历史的史书大体上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先秦历史散文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对于人物事件已有比较生动的记述。《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历来为人所称道。其描述战争尤能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突出交战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特别重视双方主帅驾驭战争的能力。《左传》的这些描写战争的特点、叙事技巧对后世的小说影响较大。《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辩说之辞，其中不乏绘声绘色的叙事状人的文字。而《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等先秦诸子散文，也多是对孔子、孟子、庄子、晏子及其门徒生平言行的纪实，具有一定的传记文学色彩。到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以人系事”的纪传体例，更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通过复杂的事件来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包括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人物、用互见法全方位描写人物性格，设计极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等，这实际上是具备了叙事性文学的特征。这些都给魏晋小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史记》之后，伴随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的主要体例，一大批杂史杂传也逐渐兴起。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辑本）、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士传》、韩婴的《韩氏外传》和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这类作品类似正史中的传记却不像正史那么严谨，叙事也有史实根据，但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较大，大量采录奇闻轶事，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颇具小说意味，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取材历史的小说提供可借鉴效仿的榜样。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初具规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数量较多，内容也十分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大类，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也称“志人小说”。不过，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史传叙事文学的影响，仍然以史家的实录笔法来进行创作，没有充分发挥小说家主观创造性，不能自觉地把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去创作，这就大大地束缚了小说的发展。到了唐代，小说才真正走向自觉创作，获得与诗歌、辞赋等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整个社会宗教迷信盛行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自战国后期起，神仙方士之说就非常流行，秦皇、汉武到处祈求长生不死之灵方，更加促进了它的传播与发展，到东汉时期逐渐成为一种宗教——道教。西汉末年时，佛教便开始传入我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于中国大地上全面流行起来。佛道盛行，则神诡怪异也就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只书。”当时有些作品，直接就出自宗教徒之手，如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佛教徒王琰的《冥祥记》等。另外的文人作品如西晋武帝时期的中书令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东晋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等，虽不是直接的宗教宣传，但也都是相信“人鬼皆实有”；《搜神记》甚至要“发明神道之不诬”，迷信色彩已可窥见一斑。
这个时期志怪小说，据统计大约不下于八十种，但大部分已经在流传中亡佚，基本保存或保存少部分的还有三十余种。其中干宝的《搜神记》较为完整，影响最大，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
干宝，字令升，东晋新蔡（今河南蔡县）人。东晋史学家、文学家。生卒年不详。少时学习勤苦，以才学召为著作郎。因平杜弢有功，封关内侯。宝以著作郎领国史。因家贫，求补山阴令，升任始安太守。王导聘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书》二十卷，时称良史。又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还著有《春秋左义外传》，《周易》、《周官》注释性著作等凡数十篇以及杂文集等。
《晋书·干宝传》说：“（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死，母乃生推婢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见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此等不经之谈，只表明干宝对鬼神之事的迷信，是他写《搜神记》的思想基础。
《搜神记》的内容丰富。包括有各种神仙方士的呼风唤雨、变身隐形、盘中钓鱼、杖地种瓜等怪异之事，也有马化狐、马生角、人生角、一身而男女二体、虫食柳叶成文字等大量的异常现象，并且记述了这些异常现象预兆意义。下面故事，就是此类的代表：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敢举兵以向京师也。其后遂有七国之难。至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应也。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地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发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所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上述故事，仍然遵循的是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
《搜神记》中有妖魅鬼怪给人造成的恶作剧，因而令人恐惧，也有人对鬼怪妖魅的嘲弄和打击。《宋定伯》就是一个人捉弄鬼的故事。南阳宋定伯夜行遇鬼，他谎称自己也是鬼。同行数里后，鬼提出步行太累，建议轮流背负。鬼背定伯，觉得他太重，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宋定伯解释说：“我新死，故重耳。”巧妙地掩饰过去。渡河的时候，鬼没有一点声响，定伯却弄得水哗哗作响。又一次让鬼怀疑定伯是否真鬼。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蒙混过关。宋定伯与鬼闲聊，探听到鬼怕人唾的弱点。到达宛市时，他将鬼扔在地上，鬼化为一只羊，宋定伯唾了一口，使鬼不能再变化。最后是将羊卖了1500钱。整个故事洋溢着诙谐轻松的喜剧情调。
人能战胜鬼怪，是《搜神记》表达的主题之一。与《宋定伯》相比，《李寄》更能体现这一主题。东越闽中的山区，“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官吏们不想办法除去巨蟒，反而听信巫祝的话，强征少女去喂蛇以保其自身性命。多年来，已有九名十二三岁的无辜少女葬身蛇腹。少女李寄为保家人自愿前往，运用自己的姓名才智一举杀死了巨蟒，为地方除了一大祸害。其杀蟒一节，描写尤为精彩：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十米粢，用蜜麦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粢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创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起九女骷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懦，为蛇所食，甚可哀悯。”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文字中，一个思维灵敏、布置周密、善于抓住机会、果断机敏且勇敢无畏的少女形象就展现在读者眼前，她比宋定伯更富于同妖魅怪物斗争的精神。不愧是志怪小说中的翘楚之作。
《搜神记》中还有一些表现统治阶级残暴和人民反抗的作品，也是它具有积极意义的表现。如《干将莫邪》（三王墓）、《韩凭妻》、《东海孝妇》等。《三王墓》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复仇故事。刘向的《列士传》、《太平御览》卷三六四所引的《吴越春秋》佚文、曹丕的《列异传》和干宝的《搜神记》均有记载。其中以《搜神记》所叙最为详尽生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干将莫邪替楚王铸剑，三年辛苦才成功。干将知道楚王嫌其迟缓，必加害于己，就嘱咐当时已怀孕待产的妻子，把雄剑藏起，日后生的如是男孩，等他长大成人后为父报仇。楚王果然将干将杀害。干将的遗腹子赤比长大后，问明其父被害的经过，找到雄剑，日夜想着复仇。楚王梦见有人要找自己报仇，悬赏搜捕赤比。赤比逃往深山，遇见一位侠客。侠客表示只要赤比把自己的头和剑交给他，他可以替赤比报仇。赤比当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侠客入见楚王实施报仇计划的情节写得尤为震撼人心：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跃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之，王头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故事文字不多，然波澜迭起，动人心弦。楚王的残暴、赤比坚定的复仇意志、侠客的英雄虎胆及重信守诺的精神，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韩凭妻》的故事也是凄婉动人。宋康王垂涎其舍人韩凭之妻何氏美色，竟把韩凭抓起来罚做苦役，将何氏占为己有。何氏暗中捎信给丈夫，用诗句暗示殉情的决心。韩凭见信后自杀，何氏闻讯从高台跳下而死。死前留下遗言，希望能和韩凭同穴而葬。宋康王得知后恼羞成怒，故意把他们分葬两处，还说：“尔夫妇恩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谁知宋康王的毒计没有得逞，两人的坟墓上一夜之间便长出两棵相思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还有一对鸳鸯，栖在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人们说这一对鸳鸯，就是韩凭夫妇的精魂。韩凭夫妇用生命保卫自己的爱情，也讽刺了宋康王骄奢淫逸，卑鄙无耻的残暴行径。
《搜神记》所记的故事中，还有一类表现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即便是人鬼殊途也不言放弃。如《紫玉》、《崔少府墓》、《谈生》以及《驸马都尉》等，《紫玉》堪为此类代表作。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恋，无奈吴王不允，紫玉抑郁而死。韩重往吊紫玉，紫玉灵魂留重三日三夜，“尽夫妇礼”，临别，“取径寸明珠以送重”。表现出紫玉对爱情的执着，超越生死。
除《搜神记》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还有很多，兹简单介绍如下：
《列异传》，魏曹丕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杂传类小序说：“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此书宋时已散佚。
《博物志》，西晋张华撰。此书备载天地、日月、四方人物、昆虫草木，属于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十卷，《晋书》本传记为十篇。此书散佚甚多，今日所见已非原本。
《玄中记》，东晋郭璞撰。一题《郭氏玄中记》、《玄中要记》。其内容有方舆、动植、方术等方面的内容，较为丰富，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神仙传》，东晋葛洪撰。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与《神仙传自序》、《抱朴子外编自序》、《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相同。今本亦为十卷，但已非全帙。
《拾遗记》，东晋王嘉撰。一题《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拾遗记》十卷，前九卷记远古庖栖至东晋时之遗闻逸事。卷十记昆仑等九个仙山。所记大都为神话传说，属杂史体志怪小说。
《搜神后记》，旧题东晋陶潜撰。一题《续搜神记》。此书是谈鬼神、道灵异的志怪小说。施肥为陶潜撰，前人早有怀疑。它是干宝《搜神记》的续书，多虚诞怪妄之说，却也有一些故事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值得重视。如《白水素女》中谢端因恭谨而得到白水素女帮助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体现了人们对优良品行的褒奖。
《幽明录》，南朝宋刘义庆撰。一题《幽冥录》、《幽冥记》。此书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可与干宝《搜神记》相匹。其中《庞阿》、《卖胡粉女子》记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喜剧，《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则写了一个人神相恋的动人故事，对后代小说影响很大。
《齐谐记》，南朝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已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于吴均《续齐谐记》下云：“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记》，今不传。”
《续齐谐记》，梁吴均撰，仅十七条，多从旧书籍中取材。由于作者是著名的文学家，叙述故事、刻划人物均有较高的技巧。其中《屈原投汨罗》记端午节的由来；《阳羡鹅笼》的故事奇诡曲折，引人入胜。
《异苑》，南朝宋刘敬书撰，已佚，后人有辑录。记述从先秦到刘宋的各种怪异之事，尤以晋代事为多。共三百八十二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记述较简，描写粗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还没有进入自觉的状态，只是把奇人怪事当做事实记录下来。篇幅短小，个别篇外，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不注重人物的刻画。尽管如此，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空间。一些唐人传奇的故事就直接取自志怪小说，如《倩女离魂》脱胎于《幽明录》中的《庞阿》，《柳毅传》承袭《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取自《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等等。另外，魏晋志怪小说开了中国古代小说谈鬼道狐的先河，宋人洪迈《夷坚志》、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就是此类的发展。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兴盛与汉末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汉朝注重乡评里选，选拔人才采用察举的制度。汉末的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劭有所谓“汝南月旦评”，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一经品题，身价倍增。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故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子弟要仕进，也要学习名士的言行；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名士事迹的记录，梁武帝萧衍曾命殷芸作《小说》，由此可见此时志人小说的流行并非偶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数量不多，且大都已散佚。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其中的代表作。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南朝宋著名小说家。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原为长沙王刘道邻次子，后出继给临川王刘道规。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任侍中。以后历任丹阳尹、加尚书左仆射；荆州刺史、加都督。位终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南史》本传说：“（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谕、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引为佐吏国臣。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召集其门下文人，在《语林》、《郭子》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识鉴、品藻等36 门，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梁武帝时，刘孝标为它作注，引书400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大都已不多久，所以刘注颇为后人所重视。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名士的“教科书”。
名士必须思维敏捷、应答爽利、言辞隽永而意味深长，哲理精微而内容丰富。言语成为当时审视士人才华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以至有“三语掾”的美谈：“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文学》）再看下面的几则出自《言语》故事：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 ，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孔融以十岁之龄就凭自己的聪明见到“时有盛名”的李元礼并且巧妙到回答了他的诘问；对于陈韪的反讽可谓高妙至极，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令人拍案叫绝。邓艾援引典故回答晋文王的嘲笑，既体面有显出自己的学识渊博。满奋以吴牛自喻，贴切地解释了自己对着琉璃窗不舒服的原因，把自己从尴尬中解脱出来。
魏晋名士讲究“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雅量》中、就大写名士的雍容豁达。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的时候，突然得到丧子的噩耗，居然神色自若，继续下棋，同时用指甲拼命地掐手掌，以至流血染红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临刑以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东晋与前秦淝水鏖战，力量悬殊，情势危急。谢玄大败前秦的消息传来，谢安正在与人下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魏晋名士大多追求潇洒自如、任情恣性的生活情趣，不原被名教所束缚。刘伶纵酒放达，脱光衣服呆在屋里。别人见了不解，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任诞》）阮籍于母丧中仍饮酒食肉，司吏何曾认为这是有违风教的，并建议晋文王将其流放海外，而“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王子猷大雪之夜忽然想起好友戴安道，连夜冒雪赶去拜访，但刚到戴门前又折回家。外人奇之，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任诞》）可见其行事完全是凭兴之所至，不考虑外界因素。他们的举动都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西晋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贪财好利，骄奢淫逸，甚至卖官以自肥。于是上行下效，臣下从风而靡，官僚贵族无不巧取豪夺，劫掠商旅，聚敛无厌，一时之间形成以汰侈相尚的社会风气。《晋书·何曾传》：“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厨膳滋味，过与王者。”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世说新语·汰侈》中所记则更有甚者：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木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急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枝，如恺许比甚矣。恺怅然自失。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罗，以手擎饮食。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而去。王、石所未知作。
石崇与之斗富，有武帝为之做后盾的王恺居然落败。石崇故意打碎武帝送王恺的珊瑚树，“不足恨，今还卿”的话语中透出自视甚高、以自己富比皇家的自负。王济用人乳饲豚，来年皇帝都甚不平，西晋君臣聚敛贪财、穷奢极欲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世说新语》有的篇章则记述了比较有意义的片断。如《言语》“新亭对泣”中丞相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的豪言壮语；桓温入洛时“神州陆沉”的由衷感叹，都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爱国精神。《自新》篇中周处从“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的“三横”之首改过自新，为地方除害，“终为忠臣孝子”，这正合了“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的要义。
关于《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这是比较中肯的。不管是记言还是记行，都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世说新语》注重采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的不同，如《德行》篇“管宁割席”一节，通过管宁、华歆二人对待富贵利禄不同态度的描写，表现管宁淡薄名利的品格。《世说新语》描写人物注意生活中细节，抓取小片断、小镜头，抓住人物、情节的细微传神之处，略加渲染，就能突显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侧面。《忿狷》篇中蓝田侯王述吃鸡子的故事堪称经典：“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不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假思索的动作，生动地刻划出王蓝田急噪易怒的性格。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洁生动，隽永传神。叙事语言能抓住关键，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明白。如《俭啬》篇中：“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短短16个字，就把王戎自私吝啬的行为表露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中人物语言的设计符合人物的身份与个性，“克复神州”符合王导这位东晋三朝元老的身份，而“自杀伊家人，预卿何事”也只有生性残忍的王敦才可能出口。另外，《世说新语》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如“阿堵”、“登龙门”等，还提炼出许多含义隽永的文学语言，如“拾人牙慧”、“一忘情深”、“咄咄怪事”、“难兄难弟”等。正如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说：“读之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除了《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比较重要的还有《笑林》、《语林》、《郭子》、《俗说》、《小说》、《解颐》和《启颜录》。
《笑林》，魏邯郸淳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主要记载一些短小的讽刺性笑话，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十九条。
《语林》，东晋裴启撰。此书记录“汉魏以来言语应对之可称者”（《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在当时流行甚广，后渐散佚，《古小说钩沉》辑有一百多条。
《郭子》，东晋郭澄之撰。本书记述魏晋名士言谈轶事，文笔简洁隽永。原书早已亡佚，有辑本行世，《古小说钩沉》辑录五十一条。
《小说》，梁殷芸撰。本书是殷芸奉梁武帝之命，博采故书杂记撰成，所记主要是历代帝王及士大夫的逸闻轶事。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世说新语》对后代的影响最大，续书仿效之作蜂出。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代吴肃公的《明语林》等，都是对《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作《新世说》。同时，《世说新语》还给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三国演义》中的“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情节皆取自此书；而“周处除三害”、“弥衡击鼓骂曹”等戏曲，也是根据此书所记敷衍而来，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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