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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说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政局动荡，四分五裂，南北对峙，但在文学批评领域，却繁花似锦，成绩蜚然。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特殊地位，我们有必要对此期文学批评文献的繁荣及其背景进行一番说明。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与批评文献的繁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是古代文学批评观念的一个转型期。
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部规律上，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文学的功用、文学的源起，即便是涉及到文学的风格问题，也往往带有道德化色彩。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开始向文学的内部规律转换，研究诸如文体、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创作欣赏等问题。说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开始成熟的标志。
在对于文学学科的意识方面，此期的学者较之先秦两汉时期也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先秦两汉时期文人的学科意识可参见本书第二章《汉书》一节中的相关论述）。简而言之，在晋代，范晔的《后汉书》开始设置《文苑传》，较之《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更注意到了作家独立的身份，表明到了晋代，学者对文学的认识，不仅意识到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意识到其作者也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至南朝的宋，有关文学的学科意识更为明确，沈约在《宋书·隐逸传》”雷次宗“一条中记载宋文帝时设立的学校，有学生百余人，分置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个学科，其中文学学科由谢元负责，说明此时文学不仅在学科分类中独立了出来，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
在文献的方面，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文献呈现出了专门化的倾向。比如出现了专门的文学批评家；独立的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和论著；论著的形式既有总论，如《文心雕龙》，又有专论如曹丕《典论·论文》、钟嵘《诗品》；就涉及的领域而言，既有各种文体论、诗体论、作家作品论，也有艺术风格论、文学史论、创作论，鉴赏论等。
与先秦两汉相比，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在数量及形式上也极为繁盛。当时所涌现出的文学批评著作，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光是影响较大的就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
而有些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卷帙浩大，却又失传的有西晋挚虞的《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据《晋书·挚虞传》载，另《隋书·经籍志》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文章流别集》当是文章选本，《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总目提要》均以为它是总集的开始。据《晋书》本传所说，”论“与”志“大概是原附于集中，后又摘出单行，其中”志“是作者小传，”论“是文学专论。此书现有清严可均《全晋文》辑录十二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又补辑二条，现存全部十四条被全部收入郭绍虞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及郁沅等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
此外还有东晋李充的《翰林论》（隋时已失传，原书有文５４卷，当时只余论３卷，今仅存十条。）至于其他如书信、序文、以及保留在经、史、子、集部的散论也很多。这些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第一次大繁荣的时期，它所取得的成果对后世文学批评起了不小的影响。
如推究此期文学批评繁荣和转型的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士风等诸方面的原因。如就文学批评文献的角度而言，其中两个重要背景是需要提及的。
（二）、文学批评文献发展的背景
１、前代及当代文学发展对批评文献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献无论在批评内容还是在著述形式上，均比之前代有了突出的进展。但这一变化并非突如其来，它是东汉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及文学批评形式的一个自然延续，也是建立在东汉以来文学创作逐步自觉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至东汉，社会上能文之士日多，文人作品日渐繁盛。诸种文体齐备，颂、赞、铭、箴、碑、诔、哀、吊、论、连珠、章、表、奏、记（约共２２种）等新型文体大量涌现，再加上传统的诗、文、赋，使得与传统经史子不分的短小的文章开始脱颖而出。而东汉后期也开始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文章家，象范晔《后汉书·崔瑗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为弗及也。”而大文豪蔡邕更是擅长写各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中的许多篇都提及过他。当时还有一些专擅一种文体的作家，象《后汉书·胡广传》就说胡广章奏为“天下第一”，其他象应劭擅长驳议，崔实善写记，黄香长于笺，都说明东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态势。
由东汉开始出现的这股文学独立化的倾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演变为文学的自觉。作家作品大量涌现，勿庸赘述。
就文学批评而言，自汉以来也开始出现一些转型的苗头。象文体论，在两汉已开始有人涉猎，扬雄、王充均已不同程度地论述过诸如诏令、议对、赋、论等文体；对于文学（指纯文学）的地位，汉人也已开始重视，如本书第二章《论衡》一节指出王充在《佚文》、《超奇》两篇均肯定了文人的地位，曹丕能在《典论·论文》中讲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是这一趋势的自然结果。
２、学术史对文学批评文献的影响
在春秋时期，关于著述，已有“三不朽”之说，可见中国文人很早就开始重视个人立德建言。但在秦代以前，由于兵荒马乱，文人未惶暇及。可以提出的对后世大型专著能产生影响的只有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从西汉开始，文人的个人著述开始多了起来，象司马迁著《史记》，汉四家诗说，扬雄《法言》、《太玄》等。但总体来说，东汉前期以前，文人的写作多囿于注经或不脱离经书所言的范围，从桓谭、王充开始，对谶纬神学的思想和死守章句的学术风气已开始予以抨击，所以自东汉中期以后，学人中析理之风渐起。到东汉末，王充的《论衡》为蔡邕所喜，自江南（王充为会稽人）返北，众人皆以其谈论出色。此时思想已开始活跃，当时的人们曾受《论衡》影响，把学人分为俗儒与通人鸿儒，章句与立论两类，后者受人尊敬。于是自东汉中期以后，文人富有个人创见的著述开始多了起来。象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应邵的《风俗通义》、荀悦的《申鉴》、徐干的《中论》、王符的《潜夫论》等著名的作品，是其荦荦较著者。至于一般的士人爱好个人著书立说，在《后汉书》各传中，有关的记载比比皆是。象冯衍、班彪、班固、刘睦、李胜、苏顺、曹众、王逸、崔琦、赵壹、刘梁、侯瑾、蔡邕、孔融、曹大家等也有论文传世。所以自东汉开始，中国古代学术开始进入一个辉煌期，就是在王充倡导个人著述之前，就已蔚为大国：
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
自东汉中期以后，象上所引，个人著述更盛，且著述的规模庞大。在西汉杨雄，他的所作《法言》是仿《论语》的，《太玄》是仿《易经》的，体制不大。而从桓谭、王充之后，著作的体制渐弘，子书的结构及思想的建构逻辑性也愈来愈严密。这种情况，无疑在著作的写作上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著作的体制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象曹丕《典论》规模宏大，虽今已佚，但从目录上还是可见它当时的体制；《文心雕龙》洋洋五十篇巨著也不是平地青雷，虽然刘勰自己说《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敷衍《易》五十篇之数，实际上它也受了《吕氏春秋》以来，尤其是东汉至魏晋以来学术著作宏大结构启发和影响。因此，汉魏以来学术的发展，对个人著述起了示范和推进的作用。当时大部头的还有象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钟嵘的《诗品》，无论是在规模、还是体制上，都是在东汉以来文人著述风气影响的前提下加以创制的。
此外，佛教的传入中国对魏晋六朝的著书形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入华，传说甚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之有详尽考证。而佛经传译，据汤先生所说，则始自桓、灵之世，安世高、支谶来华，译出有关佛法。此后，华人亦有译经甚或著经者，汉献帝年间牟子作《理惑论》，推尊佛法，五、六十年后，佛法大行，至南朝而风气炽盛，杜牧曾有诗云“南朝六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是其写照。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文人及文学的关系所在多有，研究专著也汗牛充栋，如从佛经与文人著书的情形看，其中也有可注意者。早期诸子的著述，多由弟子记录其言行，所以不具有体系性，其中先秦时期惟《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汉代《新语》、《论衡》稍好，在体系上可看出作者的匠心。至佛经传入中国以后，其严密的体系给中国信奉佛学的学者以影响。所以在过往的《文心雕龙》研究中，有学者曾指出过佛经的体系给《文心雕龙》所带来的启发。比如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序志注》中指出刘勰“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析理明晰如此”，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认同。虽然佛经体系对《文心雕龙》著述体系的影响不是唯一的，但却是重要的一个来源。
自西汉以至东汉，人才的察举、推荐带来对人物品德才能的鉴识和品评的推行。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度虽造成世族与庶族的天地之隔，但同时也成为品鉴人才的一种机制。南朝梁出现了划时代的《诗品》，对历来五言诗作者进行分品评隲，分品论人，是在汉魏之际人物品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此前象陈群立九品，傅玄品才有九，刘邵《人物志》分人流之业为十二，是钟嵘分品论作家的先声。
因此，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此期文学批评文献的繁盛和各种体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学术史的发展与现状，对此期文学批评文献所起的具体的作用有三，一是启发了个人自觉的文学理论著述；二是在著述的规模上巨大而且逻辑严密；三是在体制上除了过去已有的论文的形式外，又增加了论说和分等品评两种形式。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的特点
此期文献的种类及形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文献的特点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下面从内容、形式、来源三方面对此期文献的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１、文献的体系性、思辩性、专门化得到加强
如上所述，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个人著书蔚成风气，而摆脱经注章句的束缚，在论著的内容及形式上强调个人独创，也表现出学风的一种转变。这种风气，为魏晋以来的文学批评著作带来了新的局面。
一是出现了带创新色彩的体系严密的文学批评著作，象《文心雕龙》、《诗品》，一为文学总论，一为五言诗论，虽所论内容不同，但在体例上都具有结构完整，构思缜密，体系性强的特点。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所谓“体大虑周”、“笼罩群言”，指出了《文心雕龙》的庞大而又严密的体系性。《诗品》的“思深而意远”，能“深从六艺溯流别”，一方面指其探讨的问题深入，一方面由诗体上溯到《诗经》的六艺，从体制上探寻五言诗的来龙去脉，也显示出其体系性。而体系性的出现，正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
二是此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思辩性方面得到加强。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历来的研究者都指出其缺乏思辩性，指其是一种印象式的点评。在先秦两汉时期，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多用一些陈述的语句对文学创作进行规范或指陈其艺术特征，缺乏思辩。而缺乏思辩，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对理论及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到了魏晋六朝，随着哲学思想的活跃和发展，形而上的思辩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渐渐开始显现。陆机的《文赋》，首次对创作上“非知之难，能之难”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将重点放在“文之用心”的方面，对创作过程的感物、灵感、通塞、构思、选词造句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说《文赋》是以赋体的形式去进行文学研究，但仍然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逻辑的思辩能力。这种建立在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剖肌解理式的研究，使《文赋》体现出了一种思辩性。这种情况，在刘勰《文心雕龙》中也有较突出的表现。虽说其后的古代文学批评在思辩性的方面又归沉寂，但更因此可以见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在思辩方面的特点。平心而论，就文学批评而言，其学科的性质决定思辩性是其基本的质素。思辩性强，表明了该门学科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并不以思辩见长，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具有了它的文献价值。
三是文学批评的专门化倾向。如前所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往往依附于经学、子学或是史学，虽然汉代以来，这种情况渐有改变，但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至魏晋六朝，文学及文学批评受到人们专门的关注，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此期的批评文献，从《典论·论文》开始，独立的文学批评文章和著作逐渐增多，有些学者，毕生从事学问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文学研究方面，象曹丕、陆机、挚虞、刘勰、钟嵘，留下来的著作，多数是和文学批评有关的。对于此期文献的专门化倾向，后代的学者也有所注意，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几次指出《文心雕龙》和《诗品》为“专门名家”、“专门著述”、“专家之初意”，可见章学诚非常注意两书与前此的文学批评文献形成的鲜明对比。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的专门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在学有专攻的文章、论著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史书及子书中，作者撰写的一些独立成篇的批评文献也比前代增多，其中有些在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文献，比如崔瑗的《南阳文学官志》（一名《南阳文学颂》）、王粲的《荆州文学记官志》、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颜氏家训·文章》，均是散见于史书及子书中的相对独立的文学批评文献。这一情况自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和文人对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
２、文献形式多样化。
此期文学批评文献在著述形式方面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进展，魏晋以前，常见的文学批评文献形式有诗句（如《诗经》、《楚辞》）、序文（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序》、《毛诗序》）、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疏注（如《毛诗》、《孟子章句》）、选本（如《楚辞章句》）目录书（《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作家传记（如《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等）以及经史子诸书中的论文片断。这些文献，大多不是专论，而是寄生于其他形式中的批评文献。
从曹魏开始，这一局面开始改变，除了原有的文献形式外，又逐步增加了文学批评专著，文学批评论文等重要的文献形式。概述此期批评文献的形式及其代表性著作计有：
一、专著：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已佚）、刘勰《文心雕龙》、任昉《文章缘起》（一名《文章始》，存佚文）、钟嵘《诗品》。
二、论文：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裴子野《雕虫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三、序文：左思《三都赋序》、傅玄《连珠序》、《七谟序》、萧统《陶渊明集序》、《文选序》、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四、书信：曹植《与杨德祖书》、吴质《答东阿王书》、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萧纲《与湘东王书》。
五、作家传记：萧统《陶渊明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宋书·颜延之传》、《南齐书·文学传》、《梁书·文学传》、《陈书·文学传》。
六、选本：挚虞《文章流别集》（已佚）、萧统《昭明文选》。
七、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裴松之《三国志注》。
从上列七项文献形式来看，其中较前代明显不同也最富文献价值的是此期出现的专著类及论文类，这些文献，大多是专门化的文献，有些著作如《文心雕龙》及《诗品》是划时代的，而且后继乏人。此外，有些文献形式虽然前代也有，但此期的文献价值及理论意义显然更高。比如序文类，几乎全是作品专论，与以往文史哲不分的局面有了很大不同。再比如传记类，是从文学的角度为作家立传，而非过往那种身份意识不强的人物传记。这些情况表明，此期文学批评文献一方面形式多样化，另一方面文献的文学价值也更高。
３、文献来源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大致有七种来源：
一是个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
二是作家别集中的单篇文学批评专论，如《阮步兵集》中的《乐论》、《陆士衡文集》中的《文赋》等。
三是总集、类书或作家别集中收录的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专文、序文、书信，如阮瑀的《文质论》（见《艺文类聚》）、李充《翰林论》（见严可均辑《全晋文》）萧统《文选序》（见《文选》）、傅玄《连珠序》（见《艺文类聚》）、江淹《杂体诗序》（见《江文通文集》）、陆云的《与兄平原书》（见《陆士龙文集》）等。
四是各类疏注中引用的文学批评材料，如《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裴松之注引《与扬德祖书》、《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序》等。
五是在传统经学中依存的文献，如魏王弼的《周易注》、魏何晏的《论语集解》、魏王肃的《毛诗注》、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其中解释到经文中与文艺相关的部分即为此期经学中的文献。
六是在史书中依存的文献，如《晋书·王羲之传》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宋书·颜延之传》、《宋书·范晔传》引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南齐书·文学传》、《梁书·文学传》、《陈书·文学传》等。
七是子书中依存的文献，如魏徐干的《中论》、晋葛洪的《抱朴子》、北朝刘昼的《刘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均有若干有关文学或文艺的言论。
八是子部小说类的书中依存的文献，如南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均有不少文献。
九是后世类书中辑录的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如收录在《北堂书钞》中的曹植的《与丁敬礼书》、收录在《太平御览》中的傅玄《七谟序》、《艺文类聚》收录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等。有关类书中的相关文献，郁沅等人编的《魏晋南北朝文论选》搜集了一部分，但主要是从《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中爬梳出来的，唐以后的其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中也数量不等地存在若干文献，可以参考。
与前代相比，此期的文献有了比较专门的论著和论文，这些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文献，除了这些之外，是保存于其他著作中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专文、序文、书信等，也可视为基本的文献，而其他诸如小说及类书中所保留的文献则可视为参考文献。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此期文献的真伪问题不象前期那么突出，但这种情况多少还是有一些，比如原署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现今多数人以为是晋葛洪所作，但也有人不同意，对这一类的书，在使用时要多加注意。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鸟瞰
此期的文献约可分为三期，分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三个时期中，以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成就最高，三国和两晋次之。
三国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期，由于蜀吴两国尚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献，所以现存文献中较集中又具代表性的是曹魏集团成员的著述。下面就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分而述之：
王粲曾著有《荆州文学记官志》，与东汉崔瑗的《南阳文学官志》是同类型的文章，两篇文章现均只有收录在《艺文类聚》中的佚文。从佚文看，所论对象包括了文学在内，又旁涉礼乐教化，虽然篇名冠以“文学官志”，实际上并不是专论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但王粲此文中提出“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给予文学以较高的地位，可视作曹丕《典论·论文》的先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典论》原有五卷，至宋而全书亡，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中收有若干佚文，完整的仅存《论文》一篇。曹丕喜著书，据《三国志·魏书》本传所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典论》写成后，曹丕曾以绢素书成一部赠孙权，又以纸写一部送张昭，可见他对此书较为得意。魏明帝时又诏令勒石立于太庙之外，倍享荣光。《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意义重大，此前的文献，专论文学者鲜有独立成篇者，如《毛诗序》；能独立成篇者又往往不是专论文学，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王充《艺增》等；惟有曹丕的《论文》，既独立成篇，又是专论文学者，所以其文献价值就很高。《与吴质书》是曹操另一篇较重要的论及作家操守及创作的书信，可与《典论·论文》一篇参看。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是一篇有关文学鉴赏论的批评文献，杨德祖即杨修，为曹植好友，后被曹操所杀。此文提出的“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的主张，可与东汉桓谭《新论》中的有关论述（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新论》条）相参看。另曹植尚有《与丁敬礼书》，信中谈到创作的愉悦，在诸家所论中也富有新意，该文收录在《北堂书钞》卷一百三。
徐干的《中论》是一部子书，有二十篇，甚受曹丕赞赏，谓其“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中《艺纪》一篇论“艺”与“德”的关系，它发展了先秦儒家有关“文质”的看法，盖“文质”只指作品本身的内容与形式，而“艺”与“德”则扩大到了“艺”（含诗、乐、舞、书画等）与作者的“德”（品德）的关系。可视作儒家诗论在汉末魏初的代表之一。
除曹魏集团及七子的著述外，此期在经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书籍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产生影响，也可视作文学批评的参考文献。王弼的《周易注》是曹魏时期新经学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庄》释《易》，与汉代以来的《易》学有明显的不同。此书的思想开启了魏晋玄学的门户，导致了清谈的风尚。书中《周易略例·明象》一篇对文学批评比较重要，此文虽不是专论文学艺术的，其核心是辨析“意”、“象”、“言”三者的关系，主张“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象”，在方法论上对魏晋六朝及后代文艺产生深远影响。
经学外，在子部著作中，刘邵的《人物志》也值得注意，它在文学批评文献中的意义与王弼的《周易注》相类，其内容虽与文学批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中表述的有关人物品鉴的理论及术语，对此后文学批评产生影响，所以也可视作与文学批评史有关的文献。比如卷中《八观》一篇论说品鉴人物要从八个方面入手，对《文心雕龙》所论“六观”之说有启示作用；又此篇谈到“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其中“骨直气清”与“气清力劲”，与《文心雕龙》所论“风骨”一辞也有相近之处。
魏晋之际，司马氏渐渐掌握了统治权，其作为世家豪门，在思想上提倡名教纲常，所以汉魏以来不守纲常的思想受到冲击，儒学重又抬头。因此魏晋之际的思想呈现较复杂状态，一方面是汉魏以来玄学道家思想在文人中仍深有影响，一方面传统儒教又被统治者所提倡，但统治者所提倡的儒教名理纲常，尚不能一下子取代在文人中较有市场的老庄玄学思想。这种社会思潮的特点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批评理论，呈现出儒道并行而玄学道家思想又略占上风的局面。阮籍的《乐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正是此期儒道并行的社会思潮的反映。阮籍的《乐论》为魏晋之际一篇重要的音乐文献，在这篇文献中表现出了儒道两家乐论思想合流的倾向。此前荀子的《乐论》，《礼记》的《乐记》均为正统的儒家思想，至阮籍《乐论》，则表露出道家思想的苗头。比如他在文中借刘子对孔子论乐的疑问，尝试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家乐论，认为音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是“自然之道”，所以阮籍虽肯定儒家有关音乐的政教作用，但却是从“自然之道”的角度去予以阐释，表现出儒道思想合流的倾向。这一苗头，是汉末魏初以来道家思想及玄学渐占上风的结果，也为此后《文心雕龙·原道》篇讲“自然之道”进行了铺垫。所以此文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是此期一篇重要的乐论文献，与阮籍的《乐论》相比，此篇的道家思想更为突出，它对传统儒家（嵇康称之为“俗儒”）的“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进行了辩驳，认为音乐与诗不同，因为声音本身并无哀乐之分，文中举例说，当宾客满堂，丝竹并奏，有人欢喜，有人哀愁，并非音乐本身“进哀于彼，导乐于此”，而是因为“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所以“乐非增哀之具也”。嵇康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儒家将音乐与政教挂起钩来，所以极力说明音乐的声调并无哀乐之分，哀乐情感的产生在于听者的内心。这一主张，在区分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与以声音为载体音乐方面，在分析艺术鉴赏过程中的心理因素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将音声与政教风俗完全隔绝开来，不仅其辩难时常捉襟见肘，理论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无论如何，这是魏晋之际一篇很有特点的文献。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文学批评虽无大的建树，但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现存文献来看，两晋涉足于文学批评的作家，关注较多的是在具体的诗文体制的辨析，探讨诗、赋及其他派生的文学形式的抒情性特点、诗文的创作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具体而微的东西。其中较为重要的如西晋傅玄对“连珠”、“七体”的研究，杜预对《左传》五种写作体例的剖析，陆机对创作过程及各体文学特征的论述，挚虞《文章流别集》对各体文学体制的探源溯流，都显示出此期的批评家较多地关注文学文本自身的一些特性。这样的研究焦点，应该说是从三国向南北朝文学批评的鼎盛期的一个过渡，它对各类文学形式内部特征的研究，为其后南北朝出现的文学批评巨著蓄积了能量。
傅玄的《傅子》一书原有一百四十篇，至宋亡佚，现有清严可均辑《傅子》五卷。现存《傅子》佚文中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是两篇研究文体的文章，一是《连珠序》，二是《七谟序》，两篇序文对“连珠体”和“七体”的其来龙去脉及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扼要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序文在研究方法及叙述体例上对刘勰的文体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文字较简，该书主要对《左氏传》中的文字及句义进行疏讲，难读的字为之注音，间或注解史实及典章制度。此书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主要在其序文，该文对《春秋》经文及《左传》中的文字义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春秋》具有“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种义例。其中所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五种方法，无论其是否真正为《春秋》笔法，都对后世的诗文写作具有指导意义。
陆机的《文赋》是西晋最有名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献。这是一篇用赋体写成的文学批评文献，以赋状物，乃赋之本色，但以赋论文，就是陆机的首创了。它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意义在于首次对文学创作过程和创作的“意”与“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将前此出现的主要文学作品的体制分为十体，又对各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用简洁的语言进行了概括，成为此后论及这些文体体制特征的不易之论。《文赋》有关文学创作的灵感及想象方面的论述，给刘勰《文心雕龙》以极大启发。关于此文写作的时间历来有争议，有二十岁与四十岁左右两种主要的歧说，现今的学者同意后者的较多，但也无定论。此文是两晋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
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也是一组值得注意的文学批评文献，收在《陆士龙文集》中。陆云是陆机的弟弟，在写给他哥哥的三十五封信中，涉及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见解可与陆机《文赋》相参看。比如陆云在信中两次提及“深情至文”、“深情远旨”，适可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语相对应。此外，信中屡屡提及“清妙”、“清新”、“清绝”、“清美”等语，参照《文赋》，亦可见其时文风之趣尚。总之，陆云虽未提出系统的理论，但作为《文赋》的参考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明确地以“流别”标目，研究文体发展变化的著作，从其片断佚文中，可见他对诸体文学注重研探其渊源流别，比如对“颂”体，从其源起，直到汉人所写的多篇颂中，指出其变化及与古颂之区别。其他诸如对赋、七、箴等文体，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溯流别”的工作，可以说，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在方法上是钟嵘《诗品》的先声。现今学者一般认为，《文章流别志、论》是附在《文章流别集》中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如从整体看，《文章流别集》既有选文，又有作者小传，又有文体研究及作家评论，这种三合一的编制形式，也为后世选家所采用，而挚虞是其中最早的一位。此前王逸的《楚辞章句》有选文，有作者小传，但在评论的方面就不够系统，比如《离骚》篇前面有小序介绍作者，后面的叙文进行评论，但篇后有小序仅限于《离骚》及《天问》两篇，而且序文中对于文体的流变则基本没有涉及，这样与挚虞在体例上有意识地安排“集”、“志”、“论”三种形式，而且对各体文学进行溯流别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大概是这篇文献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文章流别论》中的理论问题，当然也不能忽视。
《翰林论》本应是此期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它原有文五十四卷，论三卷，除了没有“志”以外，基本体制仿《文章流别集》。可惜全书已散失，《翰林论》也仅剩佚文十余条。散见在《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太平御览》等书中，严可均《全晋文》将其佚文大部收入。从现存佚文的内容看，有论文体的，有论作家作品的，其中有些语句论作品，形式与此后的《世说新语》及《诗品》相类，佚文中有若干条材料采用喻体式批评，值得留意。
此期唯一一部值得提出的子部著作是葛洪的《抱朴子》，《抱朴子》一书有内、外篇，其中《内篇》有二十卷，主要是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等内容，是现存完整的神仙家言，但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意义不大。《外篇》有五十卷，详论人世，与《内篇》相结合，一谈仙，一论儒，互为表里。葛洪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外篇的《钧世》、《尚博》、《辞义》、《喻蔽》等篇，又严可均辑《全晋文》中收录有若干佚文，其中也有一些与文学有关，可参看。葛洪的文学批评代表了东晋时期坚守儒家思想的一派，他虽然信奉道教，曾在罗浮山炼丹，但又对魏晋以来的玄学风气不满，所以在其《外篇》中力主儒家名教纲常。他的文学批评也与之相适应，强调“立言贵于助教”等。从葛洪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的复杂性，在两晋儒家思想渐近式微的情况下，可以从《抱朴子》中读到儒家色彩浓厚的文学理论。当然，葛洪的文学思想也并非是对儒家正统诗论的亦步亦趋，他在文与德、古与今等范畴中所持的观念是与传统儒家不一样的。《抱朴子》中的文艺思想较为复杂，是东晋时期一家很有特点的批评文献。
南北朝时期虽山河破裂，但南朝几个小朝廷偏安一隅，再加上统治区内经济发达，帝王喜爱《风》、《骚》，文人也有了暇裕，所以文事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起色，对各体文学的研究和相关的文学批评也能够承接三国两晋时期已有的基础，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使得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最为成熟，成果最多，质量也最高。下面择要对其特色逐一进行点评：
范晔的《后汉书》及《宋书》中收录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是此期值得首先提出的两部（篇）文献，《后汉书》收录大量东汉时期文人著述，又特设《文苑传》记载文人事迹，其居功至伟，本书第二章《后汉书》一条已有所论。此处需重点说明的是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这封书信由篇名即知系范晔在狱中写给其甥侄的信，信中以长者的身份教导后辈如何作诗撰文，间或谈到音乐的问题，其中包含的文艺思想如说诗文乃“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云云，对后世深具影响，颇可参考。
《世说新语》是此期一部有特色的文学批评文献，撰者刘义庆乃南宋宗室，为长沙王刘道邻次子，袭封临川王。刘义庆好文学，招纳文学之士。所编《世说新语》一书多记汉、晋间名士言行故事，其中大量士人的清谈玄言反映了当时的学风及社会风尚。此书也保存了一些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献，比如记录了当时士人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文人的片断评语，这些均能反映汉、晋之间的文学风尚及文学理论观念。此书由刘孝标作注，对原书进行了补缺和纠谬的工作，一些已亡佚的晋代典籍赖刘孝标注文而得以知晓，一些片断的文字也成为记录这些亡佚典籍弥足珍贵的文献，因此受到刘知几等人的很高评价。
《陶徵士诔并序》是颜延之为纪念陶渊明所写的一篇诔文，最早见于《文选》。诔文前有小序，对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及《归园田居》、《归去来辞》等作品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是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评价陶渊明的文字。因陶诗的独特风味，其在宋以前一直未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所以颜延之的这篇诔文便有了文献意义。颜与陶本为好友，交往甚多，所以由颜写第一篇评论的文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颜虽不以评论家名世，但除了这篇《陶徵士诔并序》外，在《文选》及严可均辑《全宋文》中，还有若干论及六艺以及汉、晋间文人作品的材料，郁沅《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辑录，可参看。
《与从弟僧绰书》（《宋书》王微传）是南朝宋王微写给其弟王绰的一封信，文字虽不长，但其中一句“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却在批评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和其后《文选》的选编及钟嵘《诗品》对“味”及怨思的注重相参照，是了解此期审美思潮的一个重要座标。
《文心雕龙》是此期文学批评当之无愧的一个高峰，撰者刘勰一生横跨宋、齐、梁三代，曾作过一些小官，与昭明太子萧统相熟，晚年出家为僧。《文心雕龙》一书作于齐代，共有五十篇，结构宏大，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包括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史论，作家作品论、各体文学论、文学批评论以及有关诗文的谋篇布局、选词定篇的修辞技法等多方面的内容。《文心雕龙》的写作一方面基于其自身立德建言的需要，另一方面选择文学理论作为写作的对象，又是基于对前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满足。但《文心雕龙》一书对前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吸取也是明显的。此书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
《宋书·谢灵运传论》是梁沈约在《宋书》中为谢灵运写的传记中的一段，萧统《文选》卷五十史论部分首次从《谢灵运传》中摘出，题名为《宋书谢灵运传论》。此文据李善注乃沈约为谢作传，因谢为文士，故在篇末特别写一节来论文。这篇文字，虽题名为《宋书谢灵运传论》，实际上是一篇一型的文学史，文章对周以来直至南朝宋代的作家作品及社会风尚，学术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精采的论述，可视为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及《明诗》诸篇的先声，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沈约另外还有一些论文的片断之语存于《艺文类聚》、《文镜秘府论》等书中。
《文章缘起》，梁任昉作，题为“文章”，实包含诗、赋、诏、策、表、书、启、牋、论、令、奏记、駮（驳）、议、弹文、荐、教等八十四种文体，该书虽在文体分类上有诸多芜累乃至不清的地方，但在记载由先秦至晋代的作家作品及各种诗文体制方面有一定意义，是研究文体史的重要文献。此书原名《文章始》，至唐已佚，目前传本被认为是唐张绩所补。
《文选》，梁萧统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以前的总集或诗或骚，到《文选》有了诗文合集。《文选》在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学批评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批评方面，一是此书在编选体例上表现出了一定的选文标准，这一标准实际上也代表了一定的文学观念；另外，此书所载萧统序言及书中收集的一些前代诗文，是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文献。而且，在其后的李善注及五臣注中，也都保存了一定的批评材料。这些，都决定了《文选》是一部不容忽视的文学批评文献。
《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子显撰。此文系《南齐书·文学传》末尾一段文学总论，此文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论的重点不同，它主要论述作者对诗文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间或评论自曹魏至南朝的一些作家作品，与《谢灵运传论》主要叙述文学发展史不大一样。此文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是对曹丕以来的一组文学批评文献进行了一番简略的评价，说明他注意到了文学批评这一现象。
《诗品》，梁钟嵘撰。《诗品》与《文心雕龙》齐名，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著作的双子星座。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面，两书各有擅场，概而言之，《文心雕龙》长于文学总论，《诗品》则长于品评诗艺。关于两书的特点，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精采的阐述。《诗品》不仅在对五言诗的研究方面令人瞩目，其分品论人的体制和溯流别的方法也是一种崭新的思路，深受后人的赞赏。
《金楼子》，梁萧绎撰，此书的中的《立言》及书前萧绎的自序值得注意。萧绎在此书中表现出的思想似以儒家为主，比如强调立言有本，重视文学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在文质观上注重文而有质等，均是儒家传统诗论的核心。但萧绎活动在梁代文风绮靡的时期，其兄萧纲又是一个不重儒术的人，为文讲求“放荡”，所以萧绎的文学思想有所折衷，在书中除了表现出儒家思想色彩之外，也有另外一面，比如他不一概反对流连哀思、宫徵靡曼之文，只不过他认为抒情之文与实用之笔有所不同罢了，既反映出萧绎注意到“文”与“笔”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文学特征是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所以，此书应视为南朝后期一部比较重要的文献。
《颜氏家训》，是此期唯一出自北朝的文学批评著作。其作者颜之推，原为南人，梁灭入北齐，齐灭又入北周，隋开皇中又被召为文学。此书原为一部家学之书，文学是其中一部分内容。颜生于梁末，生活于北朝，所以对南朝士风颇有不满，此书中不少有关文学的论述均是有感而发，比如对文人操守的问题，对文风趋末弃本的问题，都是对南朝文人及文风的批评，此书所代表的思想是北人的思想，也是由南北朝过渡到隋唐的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
以上是对南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文献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除上述外，南朝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和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书信序文，梁裴子野的《雕虫论》（《通典》）、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梁书·庾良吾传》、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昭明太子文集》弁首）等，也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批评观念。尤其是裴子野，他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的曾孙，为《史记》作集解的裴骃的孙子，其文学思想在梁代属于较为保守的一家，与萧纲等人有明显不同，阅读两者的文献，可以了解南朝两种不同的文学主张。此外，题为《刘子》的著作也引起人们注意，此书的作者众说纷纭，主要的有刘昼说，刘勰说，刘孝标说等，但以刘昼说较占上风。此书原并不大为学者重视，自今人林其锬等将此书做了集校出版，并认为是刘勰所作之后，才又引起学者注意和争论。此书是一部类似于汉人子书的著作，其中有若干篇涉及到诗、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还有部分文献涉及到审美观念的问题，作为批评文献，也有可参考的价值。
二、专门文学批评文献
由于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进入到一个专门化的时期，所以我们辟出这一节，主要叙列一些基本的专门文献，而象《文心雕龙》及《诗品》两部重要著作，我们再列专节进行介绍。所以这一节主要是一些单篇的文学批评文献的集锦。
《典论·论文》，魏曹丕撰。萧统《文选》李善注卷五十二，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北堂书钞》卷一百辑佚《典论》佚文；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八《典论》；郁沅《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文乃曹丕所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写成于建安末年，据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按语：“谨案《隋志》儒家《典论》五卷，魏文帝撰。旧新《唐志》同。......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世所习见，仅裴注之帝《自叙》，及《文选》之《论文》而已。”今存严可均辑《典论》佚文一卷，其中《论文》一篇辑自《北堂书钞》，非全文。
曹丕有《魏文帝集》，但原集已亡，今有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魏文帝集》十卷附一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魏文帝集》二卷传世。另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中收曹丕文一百六十余篇，较完备。除《论文》外，《全三国文》尚辑录有《典论·自叙》，《与吴质书》、《与王朗书》等，可与《典论·论文》相参照。《三国志》有传。
与前此的文学批评论文多是就一部书或某一文体发论不同，《典论·论文》是一篇文学批评的总论。其中涉及的文学批评观念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和原则。曹丕指出了过去文学批评存在的两种不良倾向：１、“贵远贱今，向声背实”；２、“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二是提出了“文气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曹丕的“气”，一指作家的才情气质，二指贯穿于作品中的与作家气质相通的艺术风格。曹丕认为“气”分清浊两体，是先天性的。三是文体论，文中曹丕将前此的若干文体分为四科八体，诗、赋两体外，其余多是应用文字。曹丕对八体的文体特征均一一予以指出，并认为八种文体是本同而末异。前人论文，只重本，轻视末，曹丕以为本同而末异，开启了重视六经之外的包括诗、赋在内的各体诗文的路向。四是文学价值论，曹丕提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虽然他所说的文学包括了诏策、奏表、盟誓、檄文、封禅文等在内，但诗、赋等纯文学也因此搭上便车，成为“经国之大业”。
《与杨德祖书》，魏曹植撰。初见于《三国志·魏书》卷１９之《陈思王传》裴松之注引，后收于《文选》卷４２；曹植文集众多，《四库提要》对旧注本有详说，其中较通行的有明人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陈思王集》十卷附一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陈思王集》二卷；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曹植虽未撰写过文学批评专著，但此文在文学鉴赏学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它提出“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的主张，可与东汉桓谭《新论》中的有关论述（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新论》条）相参看，桓文认为文学鉴赏必须建立在对文本的广泛阅读之上，而曹植则认为要做一个批评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作家。另曹植尚有《与丁敬礼书》，信中谈到创作的愉悦，在诸家所论中也富有新意，该文收录在《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又《与吴季重书》谈到读吴文“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亦为谈论作品之鉴赏。郁沅《魏晋南北朝文论选》收录此信。
《文质论》，东汉阮瑀、应瑒各撰一篇。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２２人部六·质文引；另阮文见《全后汉文》卷九十三，应文见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四十二。
阮瑀有辑本《阮元瑜集》。应瑒有辑本《应德琏集》。
两篇文章均系片断，所以其完整的主张难以藉此论定。仅就现存文字来看，二人的主旨不同，一般认为应文是回应阮文的，但在应文中，并未见明确的回应文字。是否属相互辩难的篇目，尚难以遽定。阮文认为“文虚质实”，一为可观，一为可用，语词之间似以质为重。应文则认为“二政代序，有文有质”，赞赏“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似以文为重。从现存文字看，两篇所论，并非纯论文学，而着重于山川地理自然之文及陶唐成周人文之文，这一角度虽非论文学，但却与文学大有关系，一者因为自孔子以来，古人所谈文质，既指自然之文质，也指人文之文质，其中人文之文质就包括了文学的文质在内。二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篇、《通变》篇及《情采》篇，均涉及二义。所以从阮、应二文，亦可看出其渊源流变，是有关文质问题的重要文献。
《乐论》，魏阮籍撰。原文散见于《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十四；《初学记》卷十五；《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二、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九；明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阮步兵集》辑录全部佚文；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六十四辑录全部佚文。
阮籍《乐论》之前的两部论述音乐的著作，一为战国荀子的《乐论》，二为西汉《礼记·乐记》，两部乐论均属于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战国末年吕不韦等编著的《吕氏春秋》，有《适音》、《大乐》、《古乐》、《音初》、《侈乐》等多篇论述古乐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篇目表现出的是儒家思想，如《适音》、《古乐》、《音初》等，有的篇章如《大乐》等却有道家思想的痕迹。阮籍此篇《乐论》也表现出了儒道杂糅的特点，与《吕氏春秋》不同的是，《乐论》是个人著作，代表的是阮籍的音乐思想，而《吕氏春秋》一书是杂著，每一篇的作者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吕著中篇与篇之间表现出的儒家与道家思想还是分得清楚的。这就意味着，阮籍的《乐论》才真正体现了儒道杂糅的特点。《乐论》一方面接受了儒家的乐教思想，孔子曾经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阮籍在文中也认为“礼废则乐无所立”，并认为音乐要合乎“礼”。此外，阮籍还接受儒家关于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并认为音乐有教化的功能等，都说明《乐论》有浓厚的儒教痕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此文除儒家外，还有道家思想的印记。比如文中曾借刘子对孔子论乐的疑问，尝试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家乐论，认为音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是“自然之道”，这与《吕氏春秋》的《大乐》一篇所讲的内容相类。所以阮籍虽肯定儒家有关音乐的政教作用，但却是从“自然之道”的角度去予以阐释，表现出儒道思想合流的倾向。这一苗头，是汉末魏初以来道家思想及玄学在士人当中渐占上风的结果，也为此后《文心雕龙·原道》篇讲“自然之道”进行了铺垫。所以此文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
《声无哀乐论》，魏嵇康撰，收在《嵇中散集》中。《嵇中散集》原有十五卷，至宋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时已仅存十卷，今存明黄省曾校，嘉靖乙酉南星精舍刊本系翻宋本；另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嵇中散集》一卷，四库全书本；今人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
此文有关文艺批评的理论包括：一、区分诗与乐。这一点较为重要，古时诗乐舞合一，是故此前儒家论诗论乐是一回事。但一方面诗与乐毕竟有所不同，二来自战国以后，诗与乐渐次分离，所以在理论上区分诗、乐很有必要。二、诗与乐感人的媒介不同。文中说；“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前句是就音乐说，后句是就诗句说。此种分别较为合理。三、声音本身无哀乐之分，感动人心主要在于听者的主观情感。文中举例说，当宾客满堂，丝竹并奏，有人欢喜，有人哀愁，并非音乐本身“进哀于彼，导乐于此”，而是因为“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所以“乐非增哀之具也”。嵇康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儒家将音乐与政教挂起钩来，所以极力说明音乐的声调并无哀乐之分，哀乐情感的产生在于听者的内心。这一主张，在区分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与以声音为载体音乐方面，在分析艺术鉴赏过程中的心理因素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将音声与政教风俗完全隔绝开来，不仅使其文中的驳难时常捉襟见肘，理论上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无论如何，这是魏晋之际一篇很有特点的文献。
《连珠序》、《七谟序》，西晋傅玄撰。因傅玄《傅子》原著至宋已不完整，故此两文现最早见于《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清严可均《全晋文》辑录有《傅子》佚文五卷。近人叶德辉辑并撰订讹《傅子》三卷附订讹一卷，有观古堂所著书本。
傅玄曾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数十万言。又著有乐府，明人辑为《傅鹑觚集》。
《连珠序》及《七谟序》在文体研究方面卓有意义。其方法大致是推究体制的来源、发展，从体名研究其文体的特点，再论述该文体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傅玄的这一文体研究方法，与挚虞、李充等人的文体研究，均可视作刘勰《文心雕龙》中文体研究的先驱（详可参阅拙文《从傅玄到刘勰--关于二者的文体研究方法论》，《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二期）。
《文赋》，西晋陆机撰。此文初见于《文选》；另收录在陆氏别集中，有宋徐民赡辑《晋二俊文集》本《陆士衡集》十卷，四部备要本；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陆平原集》二卷，四库全书本；今人金涛声点校本《陆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文赋》的注本有两类，一是可参考收录此文的历代《文选》注本（见后）；二是可参考《文赋》的专注。今人有关《文赋》的主要注本有：许文雨《陆机文赋》，见许氏《文论讲疏》，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李全佳《陆机〈文赋〉义证》，《中山学报》二卷二期；程千帆《文赋》，见程氏《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此书分校勘、集注、释义三部分，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解析文义，均属集大成之作。
关于此文的写作年代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源自杜甫《醉酒行》：“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之”认为《文赋》乃陆机二十岁时所作，但反对者认为“文赋”二字系泛指，并非专指《文赋》，且无其他佐证。另一种说法认为《文赋》大概作于陆机四十岁左右的时间，此说以逯钦立为代表，他在《〈文赋〉撰出年代考》（《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根据陆云的《与兄平原书》第八中所说《文赋》乃与《叹逝赋》（《感逝赋》）同时之作，而《叹逝赋序》中说其写此赋时“年方四十”，可见与《叹逝赋》同时之作的《文赋》也当是写于陆机四十岁左右。此说较为可信，近来的学者也多接受这一看法，但也不能算是定论。
《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讨论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文献，全篇用赋体写成，虽因此受到一定限制，但仍是迄今为止古代文学批评文献中对文学创作研究最为深入的一部文献。该文写作的意图在于论述作文的“用心”，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一）、论创作的起因，陆机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景物和四季的变迁对作者情感的触发；二是在阅读作品时产生触动。（二）、分析写作构思时的思维特征和写作过程，文中表述为五个阶段，一是对自然或对作品产生触动，这是创作的起始。二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罄澄心以凝虑，眇众虑而为言”，在产生了触动之后，要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对涌现于心中的种种意象进行辨别思考。三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亦即经过辨别思考后，调动思维进行想象，使其驰骋于广阔的空间和无垠的时间。四是论述在想象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情感与客观形象，其言曰：“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五是如何安排文辞，陆说分两个方面，既要吸取前人语言精华，所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又要注意别出心裁，陈言务去，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五个阶段，就是陆机所描述的文学构思的全过程。（三）、论文人个性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即“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四）、分文体为十，并兼论各种文体的风格，即“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将文体划分为十种，是对曹丕四科八体的文体分类的发展；对各体特点及文风的描述，也切合其实际；“诗缘情而绮靡”的提法，对后世有极大影响，也标志着一个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五）、论文章的作用，陆机从两方面理解这一问题，一是从大的方面讲，他认为文章可以“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亦即文章有资助文武之政及政治教化的功能；二是从作家个人来说，他认为文章是一种乐事，所谓“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
除了这五个主要方面外，《文赋》还涉及了其他文章写作的问题，比如文章的结构，裁剪、音韵、辞采、灵感的开塞、意与笔的矛盾等，这些都是前人未曾留意过的，因而此篇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是非常之高的。
《文章流别论》，西晋挚虞撰。今存佚文十二条，见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七；许文雨《文论讲疏》，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另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挚太常集》一卷。
据《晋书·挚虞传》，挚虞有《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另《隋书·经籍志》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其中《文章流别集》当是文章选本， “论”与“志”大概是原附于《文章流别集》中，在当时及其后也可能曾单行过，所以《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刘师培曾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蒐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一般人据刘师培的说法，以为其中的“志”是作者小传，“论”是文学专论。此书现有清严可均《全晋文》辑录十二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补辑二条，现存全部十四条被全部收入郭绍虞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及郁沅等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
关于《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以为它是总集的开始：“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四库提要》也持此意，认为总集“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所说比《隋志》还要明确。
《文章流别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章第四小节所论，此不赘。《文章流别论》现虽仅存佚文十四条，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内容，约而言之，其要有二；一、总论诗文的价值，认为它可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二、论各体文学的源起，特征及代表作家作品，共计有颂、赋、书、七、箴、诔、解嘲、碑、谶等。三、严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论原则，并以此去评价诗文的成就。四、对赋体的论述较为深入，表现在一方面能够正确评价赋史的渊流及其发展，对屈贾之骚赋给予最高评价；另一方面又能指出赋体的特点在于“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又分析古诗之赋是“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则是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从而肯定古诗之赋，而批评今人之赋“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的毛病。这些思想，都表现出比较正统的儒家观念，对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赋的分析有一定的启发。五、对诗体形式的研究有所深入，比如指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等多种体制，对各体章句的变化也能一一进行胪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注意到诗体形式的一家。
《翰林论》，东晋李充撰。全书已失，现存佚文十余条，散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严可均辑《全晋文》，收录在卷五十三。另见许文雨《文论讲疏》，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郁沅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
此书据《隋志》：“《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其中梁五十四卷，不明。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述略》引他人意见，以为《翰林论》三卷为评论，五十四卷可能名《翰林》，专收作品，体制和挚虞《文章流别集》相类似，可备一说。
李充在任大著作郎时，对典籍的分类感兴趣。据《隋志》记载，曹魏时，秘书监荀勖曾著《新经》，最早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后来李充即在《新经》的基础上，对荀勖的“四部”分法进行了改造，将原归在丙部的《史记》划归乙部，遂成后世“四部”定法，即以《五经》为甲部，以《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这是甲、乙、丙、丁，亦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最早定型之作。此后，宋文帝时谢灵运、齐永明时谢朏、梁任昉等人编四部目录，均沿用李充所编订的经史子集四部法。除《翰林论》外，李充曾注《尚书》，还撰有《周易旨》、《释庄论》等，另有文集二十二卷，均亡佚。
现存《翰林论》佚文十余条，数目虽然不多，但简短有致，其中若干条目词风颇类《世说》，如“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又：“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这些简短的批评，均辩丽可喜，开创喻体批评先河，为此后《世说新语》及《诗品》所仿效。此外，还有论文体的，如“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美文矣（《全晋文》为”若嵇康之论文矣“，今据《太平御览》本改）”又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还有论作家作品的，如“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成为后世了解应璩诗的重要材料。
《宋书·谢灵运传论》，梁沈约撰。此文出自《宋书》，《文选》收入。
沈约曾著《宋书》、《四声谱》、《晋书》、《齐纪》、《宋文章志》等著作多种，除《宋书》一百卷外，均佚失，诗文有辑本《沈隐侯集》。
据《宋书》自序，此书动笔于齐永明五年（４８７年）春，成于六年（４８８年）二月，故此文亦当成于此时。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论文，作者从传说中的虞夏时期写起，一直写到刘宋时期。在体例上，先将文学史划分为几个阶段，计有虞夏时期、周至汉末建安年间、西晋元康至刘宋。如跨度较大的，如周至汉末，还指出其“文体三变”，对于此期文学与其他学科有特别关系者，也予以指出，如“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显示出其视野较宽。而对每一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也能针对其特点进行点评。此文作为早期的文学史论，可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参看。
《文章缘起》，梁任昉撰。学海类编本。
此书据《隋志》，其原名为《文章始》一卷，且注其已亡，其后新旧《唐书》子部杂家类均著有《文章始》一卷，题为任昉撰，张绩补。《四库提要》以为此书在隋已亡，今本乃张绩所补。
任昉与沈约齐名，时人有“沈诗任笔”之称。曾有文章三十三卷，并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五百二十二卷，均亡。《文选》载任策问、表、书、弹事、笺等文章数篇，今存明张溥辑本《任彦升集》，学海类编本《文章缘起》。
此书题为“文章缘起”，实包含诗、赋、诏、策、表、书、启、牋、论、令、奏记、駮（驳）、议、弹文、荐、教等八十四种文体。宋王得臣《麈史》曾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契约，凡八十五题，可谓博矣！”该书虽在文体分类上有诸多芜累乃至不清的地方，但在记载由先秦至晋代的作家作品及各种诗文体制方面有一定意义，是研究文体史的重要文献。
《雕虫论》，梁裴子野撰。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三。
此文系佚文，据严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三注，此文原载《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名《雕虫论》；《通典》卷十六入“选举四”，名《选举论》，无序。严可均辑此文又以《雕虫论》为名，凡《文苑英华》与《通典》文字不同的地方，择一从之。郁沅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有校记。
裴子野为文典重，取法于古，不尚丽靡，与时文相异。裴承续祖业，但因其时沈约已有《宋书》传世，复撰《宋略》二十卷。《宋略》外，裴尚有其他著述多种，均亡。今存若干诗赋，分见于《艺文类聚》及《文苑英华》等书。
《雕虫论》一文的思想较正统，有崇古贱今的倾向。文中重要的文学观念有：一、以《诗》六义为本，以战国楚《骚》以下诗赋辞章为枝叶。二、认为六艺与吟咏情性相对立，视文人诗赋为“淫文破典”。三、诗应具有彰显君子之志，劝善惩恶。
《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十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萧子显曾著史书多种，今存《南齐书》五十九卷。
此文系《南齐书·文学传》末尾一段文学总论，此文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论的重点不同，它主要论述作者对诗文的看法。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有：一、文学是情性与心灵的外现。文章的开篇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二、对前代文学批评进行品评。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洽）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情抱，共为权衡。”这是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史史学的材料。三、论文学创作中“神思”的作用。如“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四、提出文学的发展观。“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与《文心雕龙》讲通变可以参看。五、论当今文学之三体，亦即三种风格。
以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单篇的，也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文学批评文献，其中有些是专文，有些摘自于其他专书，有些则属于佚文。魏晋南北朝的专门文学批评文献当然远不止这些，饶宗颐先生曾撰《六朝文论摭佚》（载１９６２年《大陆》杂志第２５卷第３期），一文，除现存佚文如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翰林论》外，文章从传世文献中又辑得此期散佚书目多种，计《文检》六卷、傅祗《文章驳论》、荀勗《杂录文章家集叙》十卷、郭象《碑论》十二篇、顾恺之《晋文章记》、张防《四代文章记》一卷、张眎《摘句》、颜延之《庭诰》、王微《鸿宝》、陆厥《文纬》、张率《文衡》十五卷、明克《让文类》四卷、徐纥《文笔驳论》十卷、《文章义府》三十卷、杜正藏《文轨》二十卷等１５种专书。可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仅在史志书目及其他文献中为人所提及。
三、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南齐刘勰撰。
无论是在魏晋南北朝还是在整个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都可算作一个重量级的著作。因此，对此书的介绍，除了一般的文献方面的问题外，还将稍稍涉及一些有关这部书的研究情况，以使读者对这部重要著作能有一个较之其他文献更为深入一些的了解。
（一）、关于作者
刘勰（465－521），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生于南徐州南东莞郡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祖父刘灵真，南朝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其他事迹不详。梁武帝天监初，刘勰起家奉朝请，后继任中军临川王萧宏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等。做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与梁太子萧统相熟，并为其所重。晚年出家为僧，改为慧地，不到一年即去世。据《梁书》本传载，刘勰因家贫一生未婚娶。《梁书》、《南史》有传。
现据穆克宏编《刘勰年谱》，将刘勰生平中的重要事迹胪列于后：
齐永明二年（４８４），刘勰二十岁。投靠高僧僧祐，在定林寺帮助僧祐搜集、整理佛经。（事见《高僧传·僧祐传》、《梁书·刘勰传》）
齐建武二年（４９５），刘勰三十一岁。夜梦手捧红漆礼器，随孔子向南走，决定撰写《文心雕龙》。（事见《文心雕龙·序志》）
齐中兴元年（５０１），刘勰三十七岁。《文心雕龙》写完，得沈约好评。（事见《梁书·刘勰传》
齐中兴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５０２），刘勰三十八岁。起家奉朝请。（事见《梁书·刘勰传》）
梁天监三年（５０４），刘勰四十岁。任中军临川王萧宏记室。（事见《梁书·刘勰传》，《梁书·临川王宏传》）
梁天监七年（５０８），刘勰四十四岁。梁武帝命僧旻于定林寺编《众经要抄》，刘勰参与此事。（事见《续高僧传·释宝唱传》、《续高僧传·释僧旻传》）
梁天监八年（５１０），刘勰四十五岁。刘勰任车骑仓曹军。（事见《梁书·刘勰传》）
梁天监九年（５１１），刘勰四十六岁。刘勰任太末令，有政绩。（事见《梁书·刘勰传》）
梁天监十一年（５１２），刘勰四十八岁。刘勰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事见《梁书·南康王绩传》）
梁天监十五年（５１５），刘勰五十二岁。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事见《高僧传·释僧护传》）
梁天监十七年（５１８），刘勰五十四岁。五月，僧祐卒，刘勰为撰碑文。（事见《高僧传·释僧祐传》）；八月，刘勰因上表言二郊飨荐与七庙同应改用水果，有功，迁任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事见《梁书·刘勰传》）；昭明太子萧统爱好文学，喜与刘勰交往。（事见（《梁书·刘勰传》、《梁书·昭明太子传》）
梁天监十八年（５１９），刘勰五十五岁。刘勰奉梁武帝之命，与沙门慧震于定林寺修纂佛经。（事见《梁书·刘勰传》）
梁武帝普通元年（５２０），刘勰五十六岁。刘勰完成佛经整理，上表要求出家，梁武帝准。是年在定林寺变服为僧，改名慧地。（事见《梁书·刘勰传》）
梁武帝普通二年（５２１），刘勰五十七岁。刘勰卒。（事见《梁书·刘勰传》。
刘勰的其他年谱资料：
杨明照撰《〈梁书·刘勰传〉笺注》，收在作者《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牟世金撰《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版。
（二）、《文心雕龙》的文献来源
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献来源，首先要确定此书的写作年代。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以前颇有争议，主要有成于齐末说，与成于梁说。近年学界对此的看法渐趋一致，即认为成书于南齐末年。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是南齐说较早、论证也较周密的一位，他说：
《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录，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民。东昏（指皇太子宝卷，称东昏侯）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通义堂文集》卷十四）
《文心雕龙》一书体系庞大，因此其思想及文献来源也驳杂。
在思想方面，一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讲他写作《文心雕龙》是要“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又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程器》篇认为“摛文必在纬军国”，在“论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当中，《宗圣》与《宗经》两篇，均以儒家思想为支柱。
二是佛家著作，影响其著书之形式。观刘勰一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故五十年代以来，先后有学者指出《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其中影响甚大者为香港饶宗颐先生始撰于１９５２年，又经十余年的修订，最后定名为《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一文（《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１９６２），文中饶先生从“刘勰据佛家之‘神’以说明文学创作之源泉”、“《文心雕龙》的思辩方式与印度逻辑有关”、“刘勰以佛学之知识解说文学上之问题”等三方面论说《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在学界影响较大。其后还有不少内地及港台学者从这一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详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一书中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先生、吉林李淼先生的相关介绍。但凭实而论，在《文心雕龙》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除个别字词外，作为整体的佛家思想却较少。在这个方面，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序志注》中的意见较为稳妥，王运熙先生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也采纳了范著中的意见，认为《文心雕龙》一书“全书体系之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所说甚是。
三是古文经学及当时盛行之玄学。魏晋以来，经学夹杂新经学，亦即王弼注《易》、郭象注《庄》的新方法，所以至南朝，古文经学与新经学均有市场。《文心雕龙·序志篇》篇中表达对汉代古文经学家的崇敬，但对王弼注《易》，也认为“要约明畅，可为式矣”，而且全书引述《易》、《老》、《庄》之言颇多，论文所主之“自然”与“自然之道”，也都说明《文心雕龙》，来自于玄学的文献也颇多。所以全书既有古文经学的印记，也有玄学的成份。
四是前代子书形式对《文心雕龙》结构的影响。战国以前的子书一般是没有篇题的，象《论语》、《老子》一类的书是没有题目的，唯《墨子》是一个奇怪的例外。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先秦子书中的篇题，基本上是战国以后的学者整理古籍时加上去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子书以篇为单位，篇各有题的形式基本固定了下来，其后中国古代传统的子书基本上均是这样一种形式，从战国时期的《庄》、《孟》、《荀》到汉代的《淮南子》、《论衡》及其他子书均采用这种以专题分篇，以分论合为总论的著书形式，成为中国子书传统的著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晚期秦国的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该书除《序意篇》外，其他各篇在形式上均以纪来统篇，比如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是一组相近的文章，其有十二篇，八览也是一组相近的文章，共有八篇，其余以次类推；这种归类分篇的组织形式，与其后史书的体例也较为一致。《文心雕龙》一书虽未标明“纪”、“览”、“论”一类的名目，但从《序志》篇及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看，它是遵循着这种将同一类或相近的文章归在一组的形式。因此，《吕氏春秋》一类的著作，应是《文心雕龙》著书形式的来源之一。
五是前代文学批评文献。在《序志篇》中，刘勰提及的前代文学批评家及批评著作有：“魏文述典”（指曹丕《典论》）、“陈思序书”（指曹植《七启序》、《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与丁敬礼书》等）、“应瑒文论”（《文质论》等）、“陆机《文赋》”、“仲洽《流别》”（挚虞《文章流别集》）、“弘范《翰林》”（李充《翰林论》）、“君山公干之徒”（桓谭、刘桢）、“吉甫士龙之辈”（应贞、陆云）。刘勰在文中虽对上述批评家提出种种批评，但实际上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其中不少批评家的理论素材予以吸取，比如陆机《文赋》的基本思想被采入《神思》、《养气》诸篇，挚虞《文章流别集》中对诸体的分类，《志、论》之中论各体诗文的体制规格，也往往被《文心雕龙》所采取。至于《典论·论文》中对文章价值的肯定，对诸种文体风格的指陈，均可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见到其踪影。所以《文心雕龙》一书对前代文献，也颇有采取。
（三）、《文心雕龙》的编纂体例及内容
刘勰在《序志》篇中，曾明言其全书的体例：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从上述可见，全书五十篇，分前后两部分，前二十五篇为上篇，是论文的纲领；后二十五篇为下篇，系论文之细目。其中上篇的前五篇又为论文的关键，说明文章的宗旨和原则。
如以现代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的体例进行分类，大致可以作如下区分：一、序言（《序志篇》）、二、文学总论（《原道》以下五篇）、三、各体文学论（《明诗》以下二十篇、四、写作方法论（《神思》以下十九篇）、五、杂论（《时序》以下五篇，分别论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自然、文学与作家才能、文学批评论）。
如对五十篇内容进行解析，各篇所论大致如下：
⒈原道、征圣（即验证于圣人）、宗经三位一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形容宗经乃“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三者为根本。
⒉《辨骚》、《正纬》则因二者虽与经文有不合，但辞采富丽，可取材以为用。
⒊《明诗》至《书记》为文体论，前１０篇为有韵之文，后１０篇为无韵之笔。体例为“原始以表末”（述源流）；“释名以章义”（解释名称性质）；“选文以定篇”（评述作家作品）；“敷理以举统”（指陈体制风格及要求）。
⒋《神思》至《总术》为创作论或曰写作方法论。
《神思》讲创作构思、想象问题。
《体性》、《风骨》、《通变》、《定势》讲风格问题。其中《体性》为作家与风格的关系；《风骨》倡导明朗刚健的文风；《通变》讲历代文风变化；《定势》讲文体与风格。
《情采》、《熔裁》，前者谈感情与文采，后者谈先设情、酌事，后措辞。
《声律》至《指瑕》为修辞部分。
《养气》、《附会》、《总术》，为照应前边，补充构思、谋篇问题。
⒌《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杂论，分别讲文学与时代、文学与自然、文学与作家才能、文学批评论。
⒍《序志》为总序。
《文心雕龙》五部分的体例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既有文学本体论，又有文学创作论、文体论、文学史论、鉴赏论等，各体例之间相互补充，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严密的体系性。
《文心雕龙》的编纂体例，一方面受到佛典的一些影响，一方面与战国以来子书的体例有更为直接的关系。王运熙《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指出：
《文心》是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结构比较严密的学术著作。这种比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当是受到我国古代子史等专书的启发与影响。例如《吕氏春秋》，全书除《序意》（自序）外，共二十六篇，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又分为春夏秋冬四小部分，每小部分又分成《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等，秩序井然。又如《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结构也颇严密，以后纪传体史书均受其影响。《文心》一书的组织结构，正是继承了这类学术著作的传统。......另一方面，刘勰博通佛教典籍，不少佛典的规模体系，往往比较宏大严密，《文心》当也受其启发影响。范文澜说《文心》“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析理明晰若此。”（《文心雕龙·序志注》），这看法是有道理的。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体例此后没有得到沿续。
（四）、《文心雕龙》的影响及后人的评价
１、历代书目著录情况：
在官修史书中，《文心雕龙》最早见著于《隋书·经籍志》，题为《文心雕龙》十卷，归在集部。其后在五代刘昫的《旧唐书·经籍志》中依旧归入集部，在宋代宋祁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归入集部文史类、元脱脱的《宋史·艺文志》著录：“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心雕龙》注本，归在集部文史类。其后官修史书的书目中不再有此书的著录，其中《元史》无《经籍志》或《艺文志》，《明史》及《清史稿》中也未著录此书。大概因为明清两代史书以记载当世著作为主，所以对前代著作便予省略。
除官修史书中的目录记载外，在其他目录书中，《文心雕龙》也时见著录。
宋《崇文总目》集部文史类：“《文心雕龙》十卷”。
宋《四库阙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亦有著录，归在文史类。
宋《郡斋读书志》集部别集类上：“《文心雕龙》”注云：“右晋刘勰撰，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以赞。”
宋陈振孙《直振斋书录解题》著录《文心雕龙》十卷，集部文史类。此书的价值之一在于首创“解题”一体，“解题”不同一般藏书目录可以只记书名，它还要介绍作者生平，撮举每书的大意，品题其得失，考辨讹误，辨章学术渊流，并对版本、款式、版刻、得书经过等也加以记载。此后如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提要》、《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等书均采用此法。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集部诗文评类著录刘勰《文心雕龙》十卷，解题云此书从元至正乙未至明万历年间刻版情形，并云“《隐秀》一篇均之阙如也，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始为完书。”（立按：对钱功甫所称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四百字事，《四库提要》指“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认为其补文不可靠。《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二十邵懿辰引《绣谷亭书录》则认为补文是真实可信的，其文云：“内《隐秀》一篇，脱数百字，元至正未嘉禾刊本已然，明弘治至万历各刻皆缺如也。自钱功甫得华山宋刊本，始为补录，后归钱牧斋。及谢兆中校刊时，假于虞山，秘不肯与，故有明诸公皆不见此篇之全。近吴中何心友得钱遵王家藏冯己苍手校本，此篇缺者在焉，何屺瞻著为跋语，于时稍稍流传于世。”认为补文并非为明人所为，可信。今人詹锳有《〈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一文，认为《隐秀》篇的全文钱谦益、朱郁仪、梅庆生、徐火勃 父子、冯舒、胡夏客诸人均见到过，如《隐秀》篇补文有假不可能瞒过那么多人。其后《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发表杨明照（《〈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王达津（《论〈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等人的文章，对詹说持否定态度，有说服力，现有关补文的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隐秀》篇的补文系明人所为，不可靠。）
清《四库总目提要》著录《文心雕龙》十卷，归入集部诗文评类。其中有两条提要，有参考价值，录之如下：
《文心雕龙》十卷。......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盖后人所分。又据《时序》篇中所言，此书实成于齐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亦后人追题也。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
《文心雕龙辑注》十卷，国朝黄叔琳撰。......考《宋史*艺文志》，有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其书不传。明梅庆生注，粗具梗概，多所未备。叔琳因其旧本，重为删补，以成此编。其讹脱字句，皆据诸家较本改正。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惟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然较之梅注，则详备多矣。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梅庆生注释《文心雕龙》十卷，归在集部文史类。
清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集类有校宋本《文心雕龙》十卷，并记其校刻流传。
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元版集部载《文心雕龙》一函八册，吴人杨凤缮写，元赵孟頫、虞集等递藏。
清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载《文心雕龙》，并记：“胡夏客曰：‘《隐秀篇》旧脱四百余字，余家藏宋本独完，丁丑冬复得昆山张诞嘉氏雅芑缄寄家藏钞本为校定数字，以贻之朋好。”云云。
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集部诗文评类著录三种，分别是明本豫章梅庆生音注《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撰；国朝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十卷；国朝张松撰《文心雕龙辑注》十卷。《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还有解题将此书的序跋及流传情况进行简要的说明。
２、影响及评价
饶宗颐先生曾撰《〈文心雕龙〉探原》（《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１９６２）一文，文章对《文心雕龙》在六朝时期的地位有这样一个估价：
《文心》一书，梁时已不甚为时流所称；即唐宋之世，亦复如是。迹其原因，盖南北文论之作，非复一家。......而彦和于齐兴之际，混迹缁流，亦非真能负时誉者也。
而对此前两晋之《文章流别集》及《翰林论》则推扬备至：
虽然，《流别》、《翰林》之书，今已散亡，惟此五十篇，巍然灵光，扬榷六代之文，舍此罔由津逮，于是人矜为瑰宝，家奉作准绳，此书遂与萧《选》同为文苑之邓林，如泰华之并峙矣。
诚如饶先生所说，《文心雕龙》一书在唐宋以前不太为人注目，但也非毫无踪迹，前引唐宋时期书目的著录，可知此书一直在流传，不象有的书，面世未几就已亡佚，说明其在士流之中依然有其一定地位。此外，唐宋时期也有一些通人大儒对此书有过评语，其较著者如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言谈之间，颇有肯定。另宋孙光宪《白莲集序》中亦云：
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
黄庭坚在《与王立之》（《山谷尺牍》）也告诫王立之说：
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这些著名的人物，均在《文心雕龙》尚未受到更广泛关注的情况下，慧眼独具，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明代以后，随着刻书业的进步，《文心雕龙》得到较广泛的传播，现存各类刻本数十种即说明了明清两代《文心雕龙》受欢迎的程度。明清时期对《文心雕龙》的评语也多见于刻本中的序跋，兹录有代表性之数则，以见一斑：
元至正本钱惟善序：
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日趋于异端，圣人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徵，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呼！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其立论井井有条不紊，文虽靡而说正，其旨不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衷，莫非六经之绪余尔。
明弘治刻本冯允中序：
梁通事舍人刘勰撰《文心雕龙》四十九篇，论文章法备矣。......学者如不欲为文则已，如欲为文，舍是莫之能焉。盖作者之指南，艺林之关键，大可以施庙堂资制作，小可以舒情写物，信乎其为书之奇也。
明徐火勃 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叶联芳书乐应奎本序：
梁彦和氏著兹编为凡四十有九，自《书记》以下，则文之名品；《神思》以下，则文之情度，所谓“纲领明，毛目显”是已。
明万历张之象刻本张之象序：
今览其书，采摭百氏，经纬六合，溯维初之道，阐大圣之德，振发幽微，剖析渊奥；及所论撰，则又操舍出入，抑扬顿挫，语虽合璧，而意若贯珠。纲举目张，枝分派别，假譬取家，变化不穷。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自非博极群书，妙述玄理，顿司精诣，天解神授，其孰能与于此耶？
清黄叔琳辑注本黄叔琳序：
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扶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舍此而别求津逮者。
这些序言，有的是对《文心》一书的总体评价，有的对其篇章结构进行剖析，有的评其理论特点，有的指其思想系统。可以看出，虽然序跋中的这些评析尚不够系统，但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文心雕龙》一书的特点与价值。
明清时期，除了刻本中的序跋外，还有些评点式的文字及见于其他诗文论著中的文字，对《文心雕龙》进行品评，亦可见其在明清两代愈来愈受重视的情形。
明人对《文心雕龙》进行评点的主要有三家，即杨慎、曹学佺、钟惺。杨慎评点本有多种，他评点时特别用了五色笔，以显其不同的义例。杨批主要侧重在辞藻方面。曹批本是在梅庆生刊印的杨慎批点本的基础上做的补批，称作“参评”，共有四十八条，侧重在文字章法方面。曹批本前的序文较有特点，他从整体上剖析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内在联系，指出：“上廿五篇，铨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而古今短长，时错综焉。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徵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宗经》诎纬，存乎风雅；《诠赋》及余，穷乎变通。良工苦心，可得而言。”曹氏以五篇“文之枢纽”为线索，试图勾勒出《文心雕龙》一书的整体结构，用意是很好的。钟惺本的评点有七十四条之多，但多系一般赞语，较浮泛。
清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还有一些散见在诗文杂著中，如影响较大的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
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笔，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渊微莫识。尔其徵家法，正体裁，等才情，标风会，内篇以叙其体，外篇以究其用，统二千年之汗牛充栋，归五十首之掐肾擢肝，捶字选和，屡参解悟；宗经正纬，备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议论也。
按士衡《文赋》一篇，引而不发，旨趣跃如。彦和则探幽索隐，究神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英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自陈隋下迄五代，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柢于此。
另一有名的论语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所讲的：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非后世诗话家所能喻也。
（五）、版本及注本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林其锬、陈凤金集校，《中华文史论丛》抽印本（１９８８）。是书乃唐人草书，今残卷藏伦敦博物馆之东方图书室。详情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９月版）中《文心雕龙》叙录一节。
《文心雕龙》十卷，元至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７６３页有详文介绍该书情况）此为海内仅存之最早刻本，《隐秀篇》、《序志篇》已有缺文。
明清间还有其他一些版本，简述如下：
《文心雕龙》十卷，明弘治十七年冯允中刻活字本，分四册。
《文心雕龙》十卷，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汪一元刻本，清吴翌凤校并清冯舒校跋。
《文心雕龙》十卷，徐火勃 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
《文心雕龙》十卷，嘉靖二十二年佘诲刻本，是书已将《序志》缺文补入。
《文心雕龙》十卷，万历七年张之象本，《隐秀》及《序志》篇文字均不全。
《文心雕龙》十卷，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商务《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根据此本。
《文心雕龙》十卷，何允中《汉魏丛书》本，刻于万历二十年；梅庆生音注本，刻于万历三十七年南昌。
《合刻五家言文心雕龙文言》十卷，题梁刘勰撰，明杨慎、曹学佺评，明末刻合刻五家言本，佚名录明钱允治跋。
《文心雕龙训故》十卷，王惟俭训诂本，刻于万历三十九年。
《文心雕龙》十卷，明天启二年梅庆生重修音注本。
《文心雕龙》十卷，天启二年曹批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首列曹学佺《文心雕龙序》，每篇并加曹学佺眉批。
《文心雕龙》十卷，天启七年谢恒抄、冯舒校本。
《文心雕龙》十卷，沈岩临何焯校本，分三册。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十卷，抱青阁刻本。
《文心雕龙》十卷，黄叔琳注纪昀评本，原刻为道光十三年（１８８３）两广节署朱墨套印，亦有四部备要及其他多种翻刻本。杨明照云：“刊误正讹，征事数典，皆优于王氏（惟俭）训诂（指《文心雕龙训故》）、梅氏（庆生）音注（见《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远甚，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也。”
余者可参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书首之《文心雕龙版本叙录》。
近人及今人注本：
《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２年９月出版。共三十一篇，附录骆鸿凯《物色》札记一篇。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９月出版。是书以黄叔琳校本为依据，参考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谭献校本、铃木虎雄《校勘记》、赵万里校《唐人残写本》、孙蜀丞校《唐人残写本》等，原名《文心雕龙讲疏》，后改为《文心雕龙注》。书前附有铃木虎雄《校勘记》，此书注释详备，并选录了许多有关的资料，免去读者许多翻检之劳。但范引文虽有篇名，但时与原文有出入。
《文心雕龙校释》，刘永济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２年７月第一版。此书的校不算完备，释义部分论刘勰大旨，颇可参考。
《文心雕龙校证》，王利器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８月第一版。是书有校有笺，而主要是校，校勘用书有二十七种，比类其文字异同，终而定是非。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一版。是书对脱简、漏字继作勘误；又对征事数典予以解难；附录内容丰富，有著录、品评、采摭、因习、引证、考订、序跋、版本、别著等九部分。
《文心雕龙义证》，詹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第一版。是书带有会注性质，最早的材料用了宋人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的注文，此外象明人梅庆生的《音注》、王惟俭的《训诂》也予采纳。辛亥以来，在大学里讲《文心》的始于刘师培，黄侃继之。后又有范氏《注》，是书对这些引文都加以录用，并按原著校改。另对当代名家之作也广泛采纳，包括台湾、香港、日本学者的成果亦均有涉猎。全书又有集解的特点，对文义的解释颇为重视。
关于台湾情况可参阅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关于日本情况可参阅齐鲁书社《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
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一书全面记录了《文心雕龙》现代以来的研究状况，并兼及古代及海外的一些情况。全书有综述，有摘要，也有目录，较为完备。
四、诗品
《诗品》三卷，梁钟嵘撰。
《诗品》在魏晋六朝堪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此书专门研究汉以来五言诗及其作者，钟嵘为其定品第，溯源流，是汉自南朝梁五言诗的源流史。
（一）、关于作者
钟嵘（约471－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关于钟嵘的生年，史书未载，现主要有公元466年（段熙仲说）、468年（王达津说）、469年（谢文学说）、471年（张伯伟说）三种，嵘出身士族（用曹旭、张伯伟说），为晋侍中钟雅的七世孙，其高祖、曾祖、祖父分任颍川太守、魏永安太守、襄城太守。父蹈，齐中军参军，嵘有兄、弟各一，并好学有思理。齐永明中为国子生，由卫将军领国子祭酒王俭举为本州秀才，起家任齐南康王萧子琳侍郎，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县令。齐末，任司徒府参军。入梁后，先后任临川王萧宏参军、衡阳王萧元简及晋安王萧纲记室，世称“钟记室”。《梁书》、《南史》有传。今人曹旭《诗品研究》、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中均附有钟嵘年表。
关于《诗品》的成书时间，钟嵘自己及《梁书》、《南史》均无记载。从《诗品序》：“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查阅《诗品》所论诗人，以沈约为卒年最晚之人。又《南史·钟嵘传》：“及约卒（在天监１２年，公元５１３年），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可知《诗品》当撰于沈约卒后的天监１３年或稍后的三、四年间，系钟嵘晚年著作。
（二）、《诗品》的思想背景与文献来源
南朝时期，文人的思想较为驳杂，未有一统，凡儒、玄、佛家思想均有流行，而又以佛家在南朝影响最盛。但若就钟嵘而言，其思想受佛家者甚少，而受玄学及儒学影响较为明显。
先说玄学在《诗品》中的印记。与众周知，玄学有《老》、《庄》、《易》三大议题，乃魏晋以降诸如王弼、何晏、向秀、郭象诸人用新的思想及方法对《老》、《庄》、《易》所做的新的阐释。钟嵘虽在《诗品序》中批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但除了反对在诗中逞理语之外，他对“三玄”还是有所浸染。玄学的思想与方法在《诗品》中可在两个方面见出，一是《易》学在《诗品》中的印记。《梁书》及《南史》本传都曾记载钟嵘“与兄岏、弟玙并好学，有思理”，有思理，当指其善于推理及运用逻辑思考，这是与一般文人多是“善文”不同的地方。钟嵘的“有思理”，表现在《诗品》中，就是章学诚曾指出的“《诗品》思深而意远”，这是章氏所指出的《诗品》与《文心》不同的地方。那么，因“有思理”而引致“《诗品》思深而意远”的特点源自何处呢？我们注意到，《梁书》及《南史》本传在指其“有思理”的同时，亦均载其“明《周易》”。显然，钟嵘之“有思理”与《诗品》之“思深而意远”，与钟嵘“明《周易》”有极大的关系。张伯伟君的《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本）认为钟嵘所习者即有王弼一家之《易》学，并指出《诗品》将自汉迄梁的“三十六家一一溯其渊源，纳入了《诗经》（主要是《国风》）和《楚辞》两大系统，构造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构造，得力于《周易》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王弼所倡导、发挥的’以寡统众‘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很好地说明了《诗品》与王弼《易》学的关系。《诗品》与《易》的关系还表现在其分三品论人的体制方面，曹旭先生在其《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上编四中分析了《诗品》所论诗人人数及分三品论人与《易》数的关系，可参看。其次是玄学家《老》、《庄》之学在《诗品》中的印记。《老》、《庄》本来就以“自然”及“自然之道”立身，玄学家如王弼、郭象诸人又对之进行了发挥。《诗品》主张“自然英旨”，反对用事，强调“直寻”，与道家所重视的“自然”和“自然之道”是完全一致的。玄学家在“自然”的基础上，又突出了形神超越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与钟嵘反对拘于声病，牵于隶事用典相一致。我们注意到，钟嵘的祖上如钟繇、钟会均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如钟繇有《老子训》，见于《三国志·钟会母传》并《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另传钟繇尚有《草书老子》；而钟会则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见著于《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道论》二十篇，见《三国志》本传引。从其祖上对《老子》的钦服中，也可看出钟嵘与玄学的渊源。
再说儒学在《诗品》中的印记。钟嵘对儒家诗论素来所强调的教化功能虽然未有太多的认同，但对儒家尤其是汉儒诗论中有关“物感”的创作理论则有所摄取。比如在《诗品序》中论诗的创作缘起时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一提法，与荀子以来汉代的若干儒家著作的提法是一致的，比如《毛诗序》、《礼记·乐记》，还有《春秋繁露》、《淮南子》等均持同一看法。
除了上述的思想背景外，钟嵘与齐梁时期的重要文人如王俭、谢眺、王融、刘绘等人也有过接触，其间谈诗论律，《诗品》中屡有提及，他们的诗学思想，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也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钟嵘。此外，从前代批评史文献文献来看，《诗品序》曾批评过其中不少的论著，但在批评的同时，钟嵘对其也有吸取的成分。所以，《诗品》一书的文献及思想来源是多元的。
与《文心雕龙》一样，《诗品序》中也对前此的文学批评文献有一个基本估价：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序中的这段话，论旨较偏重于批评前此论文的方法，而不在于理论的方面。其所指出的这些批评著作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只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二是义在论文，曾无品第。钟嵘如此评价前代著作，主要还是为了显示其《诗品》优胜于前人的地方。所以，钟嵘一方面指出前代著作的不足，另一方面对前人著作中的理论和对作家的评价还是时有采纳。兹举数例：
上引《诗品序》中，钟氏最赞赏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此书现仅存佚文数则，钟嵘称其“详而博赡”，可见其内容原是相当丰富的，而从其“就谈文体”而言，又可见其对文体的特征及流变给予了较多关注，钟嵘稍感遗憾的是此书未能显示优劣。如仅就现存佚文看，《文章流别论》也有一些批评的苗头为钟嵘所重视，比如佚文“《书》云”一条，对古来诗体从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等诗句的字数去进行划分，这是现存文献中所见最早的。虽然挚虞仍以四言为诗体之正，但他对三言、四言、五言诸体的划分，显示了某种诗体的意识，为钟嵘专论五言诗奠定了客观条件。其次，挚虞论诸种文体如诗、七、铭、诔、哀辞等，每段文字均能溯其源流，这对钟嵘《诗品》溯流别一法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此外，在张伯伟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本）一书中，有专节论到《诗品》与《翰林论》、《世说新语》、谢灵运、颜延之《庭诰》、陆厥、谢眺、钟宪、江淹、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作家作品以及批评著作与《诗品》之关系，资料翔实，论证可靠，可参看。
（三）、《诗品》的编纂体例及内容
《诗品》，一名《诗评》，对此异名，学者大致有两种意见，一为《诗品》为本名，《诗评》为后起之名；一为《诗评》为本名，《诗品》乃后起之名；三为一书同时有二名。诸种意见中，曹旭《诗品研究》从《诗品》最初的著录及相关文献入手，认定此书早期以《诗评》为本名，以《诗品》为后起之名的说法较有说服力。
《诗品》的体例现通行本为总序一篇，上品一卷，中品一卷，下品一卷。
但据学者考证，现通行本并非原貌，原貌应为一序两论，再加上、中、下三品。亦即现通行本的总序实乃清人何文焕在编《历代诗话》的时候将原序及原列于上品后、中品后的两篇论合在一起而成，这就造成了现通行本的序文前后不连贯的现象。
张伯伟认为，《诗品》原本一序两论加正文的结构形式是源自于《汉书·艺文志》：“《汉志》自’昔仲尼没而微言绝‘至’以备篇籍‘，为此志之总序，其下分叙’六略‘，每略之下又有论。《诗品》效之，则卷首列总序，上、中二品后又载附论。形成一种由上而下，由少及多的多层次结构。《诗品》或本其意而变之。”此意见可参考。
此外，分品论人的形式也有渊源。在《诗品序》中曾有“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语，可见《诗品》分品论述历代五言诗人，是受到“九品论人”与“《七略》裁士”的影响。“九品论人”，即《汉书·古今人表》对古今人物“列九等之序”；“《七略》裁士”指刘歆所著《七略》对历代文人著述分为七类进行介绍。这种分等分类的做法，对《诗品》的体例有直接的启发作用。此外，汉魏以来，察举及九品中正制度造成的对人物的分等品鉴，也影响到其他的人文学科及其他文化门类。从《隋书·经籍志》及《法书要录》的记载来看，在《诗品》前后，有多种以“品”命名的书籍：《海内士品》、《古画品》、《书品》、《棋品》、《棋品叙略》、《建元永明棋品》、《天监棋品》、《围棋品》等，其中如《古画品》分画家为六品，钟嵘后的庚肩吾《书品》分书家为三品，三品之种又分三等。还有一些不以“品”名，但有“品”之实的著作，如梁阮孝绪的《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尘表，为下篇。”（《南史·阮孝绪传》）这些均反映出《诗品》分品论人的背景和渊源。
《诗品》以上、中、下三品分论汉至梁五言诗作者１２３（关于《诗品》品评诗人的人数，历代有１０３人、１２２人、１２３人等不同说法，现通行本均作１２３人，但有人认为“应璩”一人两出，分见于魏及晋，故从１２３中减一位成１２２人，但又有人认为其中魏应璩应为“应旸”，详可参阅曹旭《诗品研究·诗品丛考》中的相关论述）位，又分３６家予以分别品评。其所选论的作家都是已故的，所谓“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三品之中，上品１１人，中品３９人，下品７２人。其为何选取这样数目的诗人来评论，曹旭《诗品研究》以为与《易》中的神秘数字有关，可略备一说。
《诗品》总的批评原则是显优劣，定品第，溯流别。即从体制风格方面论其优劣，从其风力丹采方面定其品第，从其师承、拟诗对象等方面溯其流别。这些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领域，确实具有开创风气的作用，因为此前的批评确如钟嵘所说，没有集中地有意识地显优劣、定品第、溯流别的专门著述。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溯流别的方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之所以对《诗品》有极高的评价，盖因其表露出的历史与科学的意识。虽然钟嵘出自某家之说受到历代学者的不少批评，但作为一种方法而言，还是值得提倡的。所以章氏云其能够“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又说：“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前此的著述中虽然象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了文学“史”的意识，但毕竟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学批评著作，而且无论从规模或写作意识上，都没有《诗品》具有这么突出的历史意识。
除上述总的批评原则外，《诗品》还广泛采用了喻体批评法及摘句法，喻体批评的运用可推源至汉魏时期的人物品鉴，用自然物比拟人的品行风貌，用在文学批评方面，大致要到晋代，李充著《翰林论》，其佚文中有“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一句，已是比较典型的喻体批评。此后在南朝宋的《世说新语》中，这一方法就被广泛使用了。摘句法起源也较早，有学者推溯到春秋时期的断章赋《诗》。文学批评中的摘句批评虽不一定非要推至上古，但起码在晋代引起人们的兴趣（如陆机《文赋》提出“警策”一说，左思《三都赋序》已间中在文中引用前人赋句），至刘宋间已形成一定风气。如《南齐书·丘灵鞠传》记载：“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阁，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又《南齐书·文学传论》载：“张眎摘句褒贬”，说明张专事于摘句之法。至《世说》，摘句也较多见。《诗品》中的喻体批评及摘句批评均是在前代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又代表了南朝此类批评的高峰。
《诗品》的批评理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论诗的创作缘起（《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一段）；二、论诗歌的价值和作用（《诗品序》“故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及“诗可以群，可以怨”数句）；三、论五言诗体的特性（《诗品序》“夫四言”一段）；四、主“自然英旨”的诗歌创作论（《诗品序》“至乎吟咏性情”一段）；五、滋味说（《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一段）；六、重视怨思（《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一段及上品曹植条等）；七、论前代文学批评（《诗品序》“陆机《文赋》”一段）。
（四）、《诗品》的影响及后人的评价
１、 历代书目及其他文献著录情况
《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
《旧唐书·经籍志》未载。
《新唐书·艺文志》：“钟嵘《诗评》三卷。”
《宋史·艺文志》：“钟嵘《诗评》一卷。”
《四库总目提要》：“《诗品》三卷，梁钟嵘撰。......嵘学通《周易》，词藻兼长。所评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实为１２３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
以上为官修目录中著录的情况。见于私人目录及其他书籍中的记载还有：
《梁书·钟嵘传》：“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
《文镜秘府论》（日遍照金刚）引隋人刘善经《四声指归》（一名《四声论》）：“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
《南史·丘迟传》：“时有钟嵘，著《诗评》云’范云婉转轻便，如流风迴雪。‘”
《南阳公集序》（卢照邻）：“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
《元和姓纂》（林宝）：“嵘撰《诗评》三卷。”
《崇文总目》（王尧臣等）文史类：“钟嵘《诗品》三卷。”
《中兴馆阁书目》（陈骙）集部文史类：“《诗评》一卷。”
《玉海》（王应麟）：“钟嵘《诗评》一卷。”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章如愚）：“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诗品》。”
《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文史类：“《诗品》三卷。案《隋书·经籍志》有《诗评》三卷，注云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艺文志》俱作《诗评》，《宋志》讹一卷。”
《遂初堂书目》（尤袤）文史类：“梁钟嵘《诗评》。”
《文献通考·经籍志》（马端临）文史类：“《诗品》三卷。”
《文渊阁书目》（杨士奇）：“《诗品》三卷。”
《国史·经籍志》（焦竑）：“《诗品》三卷。”
《晁氏宝文堂书目》（晁瑮）：“《诗品》三卷。”
《百川书志》（高儒）：“《诗品》三卷。”
《古今书刻》（周弘祖）：“《诗品》三卷。”
《荛圃藏书题识》（黄丕烈）：“钟嵘《诗品》三卷。”
《孙氏祠堂书目》：“《诗品》三卷，梁钟嵘撰。”
丛书中收录《诗品》的有（部分）：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全录）、《玉海》（节录）、《通志》（节录）、《说郛》（节录）、《顾氏文房小说》（全录）、《吟窗杂录》（节录）、《夷门广牍》（全录）、《广汉魏丛书》（全录）、《格致丛书》（节录）、《词府灵蛇》（全录）、《续百川学海》（全录）、《津逮秘书》（全录）、《梁文纪》（全录）、《历代诗话》（全录）。
２、 影响及评价
从上述书目著录及丛书所收《诗品》的情况看，从隋代开始，《诗品》便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比较而言，在《文心》与《诗品》的流传过程中，论及到《诗品》的人远比论到《文心雕龙》的人多。
就现有文献来看，史书中最早论及《诗品》的是《梁书》，诗文评著作中最早引用《诗品》的是隋代刘善经的《四声指归》（此书在《隋志》中归在小学类），文人序跋中最早评论《诗品》的是唐初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
从朝代而言，唐宋时期论及《诗品》的人远不如明清以后，显示出《诗品》在明代以后方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兹摘录数段有代表性的评语，以窥一斑：
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眺之诗末句多骞，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嵘徒见其口吻之为工，不知调和之有术，譬如刻木为鸢，抟风远飏，见其抑扬天路，骞翥烟霞，感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尔之巧思也。
隋刘善经《四声指归》，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
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
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卢照邻集》，中华书局本。
评曰：客有问予谢公此二句优劣奚若？余因引梁征远将军记室钟嵘评为“隐秀”之语，且钟生既非诗人，安可辄议？
唐皎然《诗式》：“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条，《历代诗话》本。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钟嵘《诗品》论之最详，其略云：“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余每爱此言简切，明白易晓，但观者未尝留意耳。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本。
梁钟嵘作《诗评》，掎摭本根，总核华实，收昭明之所遗，可谓至矣。
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四库本。
古之论诗者，有钟嵘《诗品》，又有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诗，中华书局排印本。
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钟氏体裁虽具，不出二书范围。至品或上中倒置，词则雅俚错陈，非萧、刘比也。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钟参军汉魏六朝《诗品》三卷，为品诗之祖，世不概见。
明杨五川沈氏繁露堂本《诗品》跋语。
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古今说诗者无虑数百家，然实悟者少，疑似者多。钟嵘述源流而恒谬，高棅序正变而屡淆，予甚惑焉。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仲伟为梁记室参军，一时颇号知言。采辑汉魏以来诗家一百有二十人，釐为上、中、下三品，实诗话之伐山也。大略以曹刘为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又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或轩或轾，宋人诗话数十家，罕见其严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专工一体，后来争相祖述，故云某出于某也。至若靖节先生诗，自写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拟，乃谓其出于应璩，不知何据？岂以靖节《述酒》诸篇，悼国伤时，仿佛《百一》诗托刺在位遗意耶？
明毛晋《津逮秘书》本《诗品》跋语。
钟嵘《诗品》为千古评诗之祖，而记室之诗不传，岂善评诗者反不能诗乎？
清陈仅《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本。
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桢卿《谈艺录》。
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清诗话本。
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师承，为例各殊。
清《四库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序，中华书局影印本。
嵘学通《周易》，词藻兼长。所品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孙按，此未知所据何本），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近时王士祯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王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齐和帝之讳，入以字行，实无他故。
清《四库总目提要》“《诗品》三卷”条，中华书局影印本。
自《梁书·钟嵘传》首评《诗品》以来，历代都有一些学者论及此书，总体来看，隋、唐两代较少，除个别篇目，大多只是一般绍介性质，评价不算高，批评意见反倒不少。至宋，诗文评著作中涉及此书的渐多，尤其是《诗人玉屑》及《竹庄诗话》，引用《诗品》原句甚多，而此期其他诗话、笔记中谈及或引《诗品》的计有《石林诗话》、《岁寒堂诗话》、《西溪丛话》、《苕溪渔隐丛话》、《宾退录》、《野客丛书》等。从宋人的言论看，对其序文中论及的诗歌的一般言论较为赞赏，而对钟嵘将陶诗列在中品不满，这大概也是与陶诗在宋代较为吃香有关。至明代，刻书及出版业的兴旺，使《诗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因而此期诗文评及其他论著中论及《诗品》的数不胜数，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一书中专有“钟嵘《诗品》集评”一章，可参看。从此期的评论来看，大多数的评语均较公允，一方面能指出其理论价值，一方面对其品第及溯流别的不妥也能予以辨别。《诗品》在明代的影响，除了从当时众多的诗文评著作、各种《诗品》版本之外，据曹旭《诗品研究》，明代的丛书、丛刻征引《诗品序》、录其评语的也很多。如冯惟讷的《诗纪》、王圻的《稗史汇编》、解缙等辑的《永乐大典》、潘基庆的《古逸书》、陈仁锡的《诗品会函》、董斯张的《广博物志》、俞允文的《名贤诗评》等，或全录，或录其片断，见出《诗品》在明代流播的情况。在清代，文人对《诗品》的价值已有较充分的认识，对其优劣长短持论也较公允，比如对其地位多有肯定之辞，或认为《诗品》是千古诗话之祖，或将之与《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这类批评巨著相提并论，使之成为极少数重量级的论诗巨著。此外，对各家品第，一方面引用其持论精准的部分，一方面也指出其谬讹的部分，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反映出此期文学批评观念的成熟。清代丛书多，丛刻也多，收有《诗品》足本或节本的有明本清刻的《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朱琰的《学诗津逮》、何文焕的《历代诗话》、《四库全书》、王谟的《增订汉魏丛书》、严可均辑的《全梁文》许印芳的《诗法萃编》......，均收录了《诗品》，可见此书在清代流传之广。
（五）、主要版本与注本
据曹旭《〈诗品〉版本叙录》，计得《诗品》版本五十种，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
元刊《山堂群书考索》本，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诗品》载卷二十二《前集·文章门·评诗类》。此书不分卷，以“上品序”为全书总序，“中品序”及“下品序”均置于中品、下品之前，有“序曰”字样。此为现存最早的《诗品》版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有影印本。
明退翁书院钞本。此为明正德元年（1506）退翁书院钞本，也系目前所见最早的单行本。序与《山堂群书考索》本不同，不分总序与分序。全部序文共分三段，分置三品之前，无“序曰”字样。卷末有黄丕烈跋语。此本抄写中多有笔误，大多已改正。
明沈氏繁露堂本，明吴郡沈与文辑。封面有张蓉镜题：“宋椠钟嵘诗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云：“此为《诗品》传世最古刻本，镌工精整，是正、嘉间风气。”此本序亦同退翁本，分三段，分列三品之前。
《广汉魏丛书》本，明何允中辑。此本内容及款式与退翁本大致相同，惟卷首有“诗品总评”，下录王世贞及明人闵文振《兰庄诗话》评语，较有特点。此书序亦分三段，置三品之前。
《格致丛书》本，明胡文焕辑。卷首标明胡文焕校，未知是否现存较早的校本。此本序及正文均有删节。
《天都阁藏书》本，明程胤兆辑。此本在目录中所列被评诗人均注明诗人朝代、职衔、姓名，每人占一行，较有特点；此外，目录及卷末有“目录毕”、“诗品卷下毕”字样，形式上比诸本更完整。
《梁文纪》本，明梅鼎祚辑。此本为明崇祯己卯（1639）刊本，《诗品》收入卷十三，卷首录钟嵘《上齐明帝书》及《上言武帝》二文，后录《诗品》。此本于钟嵘名下有简略注释介绍，有校语。是现存较早的可见校语的注本。
《古今图书集成》本，清蒋廷锡等奉敕纂辑。此丛书之“理学汇编文学典第一百九十卷诗部总论一”收录《诗品》，接在《文心雕龙·明诗》篇后。序分三段，置三品之前。
二家诗品本，日本元文四年（1739）正月“浪华冈田群玉堂”刊本，日人中西淡渊校订。此本乃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合刻，卷首有石之清《二家诗品》序，序后有二家小传，录《梁书·钟嵘传》。卷末录湖南毛晋跋，当从毛晋《津逮》本而来。
《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本。此本序文的形式既不同于《山堂考索》本，也不同于退翁本等，而是将原三序合为一序，置于卷首，但属臆改无根据。现陈延杰、古直、许文雨等通行本即采用此种形式，均系延用《历代诗话》本的形式。
《诗法萃编》本，清许印芳辑，收入《云南丛书·集部》卷９４之《诗法萃编》卷四。此本序仍分三段，置三品之前。部分序及标题下有许氏按语，末附“诗品总评”，录《南史》、《兰庄诗话》、王世贞、王士祯等人评语，另有许氏论《诗品》中王言与乐府跋文一篇，颇可参考。
以上列历代有代表性的《诗品》版本十一种，如欲了解更多的版本情况，可参考曹旭《〈诗品〉版本叙录》一文。
《诗品》研究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进入一个兴盛期，重要的注本计有：
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文化学社１９２６年版。
陈延杰《诗品注》，开明书店１９２７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补订本。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１９２８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隅楼丛书》第四种。
许文雨《诗品释》（《钟嵘诗品讲疏》），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９年版，中正书局１９３７年版。
叶长青《诗品集释》，上海华通书局１９３３年版。
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原刊１９３２年《说文月刊》第五卷第一、二合期；１９３７年补正稿刊于《学原》杂志第三卷第三、四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１９９２年版。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诗品》研究类的著作近年较重要的有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修订本。
五、子部、集部中的批评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文献除了专论文学的著作和单篇论文外，还有一些材料散见于子部、史部与集部的若干著作当中。这些文献，有的虽未独立成篇，但也属专论文学的片断；有的虽不属专门论述文学问题的，但或曾对文学或文学批评产生过影响，或有资于文学批评，也可视为与文学批评相关的文献，所以我们将这部分刊载了类似文献的书籍附列于后，以资不时之需。
《人物志》三卷，魏刘邵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刊本；四库全书本。
此书明刊本题魏散骑常侍刘邵撰，凉儒林祭酒刘昞注。他本或题作刘劭撰，《四库总目提要》云：“刘邵撰，......别本或作刘劭、或作刘邵。此书末有宋庠跋云：’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案字书，此二训外别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义。......《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扬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所辨精核，今从之。”四库全书采撰者为刘邵，实则刘邵、刘劭同人而异名。另注者刘昞，历事三主，只题凉儒林祭酒也不准确。
此书三卷十二篇，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十六篇，疑传写之误。
刘邵曾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作成《皇览》一书，又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魏废帝时，专从事于执经讲学，撰《人物志》、《法论》等。
《人物志》三卷十二篇，计上卷《九徵》、《体别》、《流业》、《材理》，中卷《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下卷《七缪》、《效难》、《释争》，首尾完具。《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全书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悉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然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所言甚是。此书主要论述如何由人的形质观察其才性，对人性、才能及形质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它反映了汉末魏初人物品鉴的趋势，开启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此书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其中表达了一定的审美意识，比如《九徵》篇讲到“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说明至味生于平淡，与魏初玄学思想有一致之处；二是书中有关人物品鉴的理论及术语，对此后文学批评产生影响，所以也可视作与文学批评史有关的文献。比如卷中《八观》一篇论说品鉴人物要从八个方面入手，对《文心雕龙》论述鉴别文体的“六观”之说有启示作用；又此篇谈到“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其中“骨直气清”与“气清力劲”，与《文心雕龙》所论“风骨”一辞也有相近之处。此书有关文学批评及美学方面的论述尚不止于这些，仍具有进一步研讨的价值。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东晋葛洪撰。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
是书《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卷数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少一卷。其后诸书目所载也纷纭错互，犹如乱丝。
是书内篇论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纯为道家之言。外篇五十卷，详论时政得失，世事臧否。《四库总目提要》云其外篇：“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表现出此书内、外篇的内容以内神仙而外儒术为特征，而其中有些论点亦表现出儒道杂糅之特点。
此书所载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材料主要见于外篇。其思想主要包括：一、论古之子书与今之文章的关系（《钧世》、《喻蔽》），其中表现出作者今胜于古的文学进化思想；二、论经与子、德行与文章的关系（《尚博》），表现出作者文德并重，并充分肯定“文”的价值的思想；三、文学鉴赏论（《辞义》），作者认为情见乎辞，五色文章各有其美，不必“称善如一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有杨明照先生的《抱朴子外篇校笺》，足资利用。
《世说新语》三卷，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是书《南史》记为十卷，今所传唐写残卷亦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八卷，《崇文总目》载为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为三卷，与今本合，可见此书宋代开始有三卷、十卷两种版本。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起于刘向，其书已亡，故刘义庆是书名《世说新书》，宋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此书时尚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世说新语》。
此书共分三十六门，记汉、晋间人物的言行和故事，其中又以三国、两晋时期的名士为主，大量的清谈玄学如实地反映了当代的学风和社会风尚。此书由梁刘孝标注，刘知己《史通》卷十七《杂说》云：“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又说：“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刘注所采用的方法类似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援引大量资料对原书进行了补缺纠谬的工作。高似孙《纬略》对刘注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代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２１５《经籍考》引），由于刘注引用了前代大量正史之外的书，许多已亡佚的晋代古籍赖以保存至今。
《世说新语》在文学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小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二是在文学批评方面，《世说新语》虽不是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却保留了三国两晋时期的一些文学批评文献。郁沅等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从中选入２０条，包含了其中部分重要的文学批评资料。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选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则辑录了有关文、诗、书、画等方面的批评资料共三类７５条，两书相较，郁编较略，而北大本则较宽。总体而言，《世说新语》中的文学批评文献比较多地的内容约有两个方面，一是记录三国两晋时期一些文人的逸事；二是记载时人对作家、作品的意见。较多地集中在“言语”、“文学”、“品藻”、“赏誉”、“容止”等门中，“排调”、“任诞”中也有一些。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貌及对文学艺术的意见。
《金楼子》六卷（一作一卷），梁萧绎撰。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是书《隋书·经籍志》、旧新《唐志》、《宋史·艺文志》著录皆为十卷，约在明初散失。今本乃四库全书编纂者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
萧绎有经、史、子类多种著述，对儒、道、佛三家典籍均有涉猎。今仅存辑本《金楼子》六卷及《梁元帝集》。
《金楼子》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集中在《立言》一篇。其主要的思想有两方面，一是有关文学的本质论，认为诗歌应当“叙情志，敦风俗”，具有儒家诗论色彩；二是有关文学的风格论，认为诗歌应该“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富，省而不繁，文而有质”，这种中庸的观念，也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三是文体特征论，认为文与学，文与笔各不相同，“文”（即诗赋等纯文学）应具有叙情志，情灵摇荡，流连哀思的情感特征、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的韵律特征、绮縠纷披的语词特征。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南朝文风的理论代表。除《金楼子·立言》外，萧绎还有其他一些有关文学的意见，散见在《广弘明集》、《艺文类聚》等书中，郁沅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辑录若干篇，可与《立言》相参看。
《刘子》（又名《新论》、《刘子新论》等）十卷，北齐刘昼（一说刘勰）撰。四库全书本；林其锬、陈凤金集校题刘勰撰《刘子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关于此书的作者，一直以来有争议。最早著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其文云：“梁有《刘子》十卷”，并注“亡”。其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梁刘勰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艺文类·诸子》则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的序，作北齐刘昼撰。《宋史·艺文志》亦作刘昼。郑樵《通志略》则列之儒术，云三卷，梁刘勰撰。自明以来的刊本，既有题刘勰者，也有题刘昼者，大抵主刘勰者仍《唐志》，主刘昼者引袁序及陈振孙、晁公武以及《宋志》，但以题刘昼者为多。近人有代表性的一为余嘉锡，主刘昼说，一为王重民，主刘勰说。今人林其锬等作《刘子集校》，附《刘子作者考辨》一文，力主刘子即刘勰。而杨明照、周振甫则仍主刘昼说。对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今从主流派意见，暂作北齐刘昼作。
关于此书所属学派，历代著录不一，多数列在杂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列于儒术，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于道家，《四库总目提要》则谓此书“乃归心道教”，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音高僧传》则引为佛门。可见其确属杂家。此书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农事、风俗、文艺等各个领域，其中的思想既有道家的成分，也有儒家甚至是佛家的成分。对此书的成就，有人给予较高评价，据林其锬《刘子集校》引蒋以化《刻〈刘子〉引》：“《刘子》咀英吐华，成一家言，其大旨不谬于圣人。”明清谨轩蓝格钞本《新论叙目》：“其文隽彩警拔，殆齐梁之挺秀也。”，但也有人认为“此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无甚高论。”（上书引吉府刻《二十家子书〈刘子〉序》），而且“辞颇俗薄”。从《刘子》原文看，思想上确无甚高论，就其文辞而言，也与《文心雕龙》有雅俗丽质之隔。
此书论述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主要见于《殊好》、《正赏》、《言苑》等篇，论述的议题主要是在文艺鉴赏方面。他上述文章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赏理论，比如论述到审美的主观与客观标准问题，赏与评的对象及界限问题，并对之进行了理论的说明，与以往的鉴赏学多是记录鉴赏经验有较大不同。
《颜氏家训》二卷，隋颜之推撰。四库全书本；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此书多题为北齐颜之推撰，象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库总目提要》均写此书撰于北齐，误。余嘉锡先生考订是书作于开皇九年（５８９）平陈汉后，较可信。是书在《隋志》中失载，唐、宋时均著录为七卷，明本始分二卷，卷数虽不同，都是二十篇。
此书名“家训”，即陈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用以告诫子孙。书中内容广泛，谈齐、梁间事较多，为避时忌而讳言北周及隋政事。书中对南北朝后期南北士族异同，治学为人的方法，乃至语言、杂艺，均有精彩记载。
此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多见于《序致》、《文章》、《涉务》、《音辞》诸篇，论述的理论主要有：一、对古今文人轻薄任性，忽于操持的批评，表现出正统的儒家思想，但其对文人品行的重视，倡导人品与文品的一致，却是有价值的。二、批评当时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文风。但对俪偶藻饰，并不一概反对，表现出文质合一的倾向。三、论述文章风格，以刚健有力的“逸气”为尚。四、论南北古今音声不同，有助于声律学的发展。《颜氏家训》中的文学思想在南北朝属折衷一派，与刘勰的思想较为一致。
《昭明文选》六十卷，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影印胡克家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标点本。六臣注，四部丛刊本。
关于此书的编者，署名虽仅有萧统一人，但学者多认为参与编辑此书的不止于此。较宽的说法认为包括了昭明太子年幼时入宫的十位学士（屈守元、穆克宏）。此外，刘勰对《文选》的编纂曾产生过影响也为不少学者所认同。被指曾参与此事的文人还有何逊、陆倕、刘孝绰、王筠等人。但何逊为多数学者否定，穆克宏、刘跃进两位认为刘孝绰当为此书的主要编选者，兹从之。姑不论编者具体有何人，萧统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不止于刘孝绰也是可以肯定的。
萧统曾编有《文章英华》、《正序》等书，均亡。
刘孝绰原有文集十四卷，散失，有辑本存世。
此书原为三十卷，见萧统《文选序》。《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为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唐高宗时李善作注后，始分为六十卷。李善注引用诸经传训诂和诸子之类达一百余种，诸史、别传、谱牒等有四百种，又引诏、表、笺、启、杂文等八百余篇。其所引之书现大多散佚，故在文献学上有很高价值。李注有两个特点，一是主通训诂，不作句解；二是广引经史，以广见闻。唐玄宗时，工部侍郎吕延祚认为“李善注惟引事不说意义”，遂召集五人（吕延济、刘良、张诜、吕问、李周翰）为《文选》重新作注，世称“五臣注”。“五臣注”的特点依吕延祚的说法是：“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进五臣集注文选表》）亦即此书在疏通义理的方面有胜场。但学者多认为李注在资料及训诂方面远胜过“五臣注”，《四库总目提要·六臣注文选》条对二注之优劣有较详尽说明。
是书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选序》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念；二是通过其对各种文章的鉴别分类，见出其对各体文学的认识。下面综而论之：
是书所选，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迄于梁代，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分为三十九类。这是对前此文体分类的一个新发展，从曹丕的四类八体、陆机的十体，到刘勰《文心》的三十四体（不含子类），再到梁任昉《文章缘起》的八十四体（含子类），表明从魏晋以来文人对文体的分类有愈分愈繁的倾向。《文选》的文体分类与《文心雕龙》较接近，不计子类，仅母类就有三十九种，即：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每类下又分子类，其中赋分十五子类：
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
诗分二十三：
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
《文选》的分类反映了编选者对文体特性的探索，在对各种文体的归类方面，稍有异处，即归为一类，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此期文人有了较强的文体意识，但分类的过于繁琐，也说明了文体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期，还不成熟。
《文选》的选录标准依萧统《文选序》的说法是“事归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也表现出相类的观念；“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曾参与《文选》编纂工作的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也说过：“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综合来看，诗文的抒情性、辞藻以及风格的典正中和，是《文选》编纂者所重视的。在入选的体裁中，以诗歌类最多，有４３４篇，杂文次之，有２１９篇，辞赋类９９篇。其中杂文一项虽然所占篇幅不小，但如考虑到其子类众多，从比例上也就比不上辞赋类了。在入选的一百三十余位作家中，以陆机的作品入选最多，有７６篇，其他选录在十篇以上的依次为谢灵运（４１）、曹植（３９）、江淹（３５）、颜延之（２７）、谢眺（２３）、潘岳（２２）、任昉（２１）、鲍照（２０）、阮籍（１９）、沈约（１８）、左思（１５）、王粲（１４）［此据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中的数据］。从其入选的作品数量多寡来看，编者较欣赏的作家是善抒情，有文采，风格又相对典雅庄重的一类。
《文选》在总集的编纂方面，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古代总集编纂史上，最早出现的是辑录某一体制的专集，比如《诗经》、《楚辞》，分别是“诗”、和“楚辞”类的总集。包含诗、楚辞、赋、杂文等各种文体在内的总集则始自于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后叙”：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序”亦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马，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蘩芜，使莠稗咸除，菁华并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
自《文章流别集》创始“分题编录”的形式后，历代总集仍之。现挚著已佚，《文选》早期总集中即执牛耳，并对后世总集的编纂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总集的编纂形式，对隋唐以后类书的编纂，也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这种著作形式的存在，对文人的写作和批评的观念，应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值得我们探究。
在以往的《文选》研究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方面，比较多关注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意研究《文选》与《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关系，日人清水凯夫曾著文研讨《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分韵文与散文两篇（载《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户田浩晓先生著《从神思到沈思--〈文心雕龙〉及〈文选〉》（载《汉学杂志》１４期，１９７７），大矢根文次郎著《关于〈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的一两个问题》（载《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研究》１１期，１９６２）；国内学者也有一些此类的文章，如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载郭氏《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莫砺锋《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辑），吴林伯《〈文心雕龙〉与〈文选〉》（载《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５期），马积高《〈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中对“文”的看法的比较》（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等。二是注意研究《文选》自身体现出的文学思想，如袁行霈《从〈昭明文选〉所选诗歌看萧统的文学思想》（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李嘉言《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载《文学评论》１９６１年第２期），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载《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版），日人清水凯夫又撰《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小尾郊一《昭明太子的文学观--以〈文选·序〉为中心》（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等。有关《文选》的文学批评研究论著及论文，可参阅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上下，《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二书。
六、其他辅助参考文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文献已如上述。此外，还有若干书籍或仍保留有部分批评文献，或有资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对于这部分书籍，也应该有所了解并给予重视。以下分史书、类书、总集三类列出其中重要的书目，一般只注明其作者、年代及常见版本，扼要叙其相关内容，给有需要的读者以索骥之线索，其他内容不再赘述。
（一）、类书类
《四库总目提要》“类书类序”：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勗《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摭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
《北堂书钞》十九部一百六十卷，隋虞世南撰。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此书原题唐虞世南撰。虞世南，隋唐间人，《北堂书钞》一书系完成于虞任隋秘书郎（北堂是秘书省后堂，故名）时。现存本非完帙，由明人删改增补过，原书可能于宋代亡佚。此书保留不少古书资料，可资查阅。
《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奉敕撰。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排印本，附人名、书名、篇名索引。
是书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目。部、目之后排列相关文献，文献排列的顺序为先“事”后“文”。据其自序，这一排列方式是综合了前此的《文章流别集》、《文选》只录文，而《皇览》直书其事而采用的这种先“事”后“文”的方式。其中“乐部”、“杂文”部中辑录有古代音乐、经史、诗赋等方面的资料。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标点本，附索引一册，含“事对”索引、“引书”索引。
此书成书于唐玄宗时期，系官修书，用途在于方便玄宗及皇子写诗作文时引用古代事类。全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目，内容取材于经史、诸子、诗赋及部分唐初作品。书中摘引的前代诗文部分较有参考价值。
《太平御览》一千卷，宋李昉等奉敕撰。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宋刊本。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太平御览引得》（１９３５），分“篇目”引得和“书名”引得两部分。
此书编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八年，初名《太平编类》，书成之后，传说太宗日览一卷，一年后读毕，故改名为《太平御览》。书分五十五门，四千五百五十八个子目。是书征引浩博，据洪迈《容斋随笔》，其引用书目达一千六百九十种。
（二）、史书类
魏晋六朝史书，虽不属专门的文学批评，其中却保留了若干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献，郁沅、张明高《六朝诗话钩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的大部分文献均由《晋书》及南北朝诸史中辑出，虽然其中有些条目失之过宽，但也有助于了解此期文学批评的状况。兹将此期史书书目扼要列出，以备不时之需。
《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标点本。
是书分《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在体例上无表和志。全书纪事的优点是简洁，但同时也成为一个缺点，即记录事件过于简略，对此期的典章制度如九品中正制等重要的文献往往只言片语，后人不得其详。在文学批评方面，是书为此期的若干作家立传，也辑录了一些有名的文章，可作参考。缺点是在体例上没有设“志”，故对此期文化艺术方面的记载就略缺。元人郝经作《续后汉书》九十卷，因觉陈寿《三国志》无志，乃作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八录，但因不是当时人所作，故文献价值不高。
刘宋时期，文帝以《三国志》载事过于简略，便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裴注引书一百六十种，对原书４６８篇中的４０７篇都作了注。裴注补充了原书遗漏或简略的地方，并参考诸家之说，对原书一些误谬也作了更正，其注文博采众说，字数甚至多过原书，功莫大焉。
《三国志》中载有若干包括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及刘劭等有名文人的传记，对于了解此期的文学状况有一定帮助。
《晋书》一百三十卷，题唐太宗御撰。中华书局标点本。
是书虽题唐太宗御撰，实际则是唐人集体编写，参加者有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敬播等约二十余人。唐前曾有“十八家晋书”，但大多分叙西晋、东晋之事，不完整。惟南齐人臧荣绪编撰的《晋书》一百一十卷，有本纪、志、列传等，相对较为完整，故唐太宗命史臣修《晋书》便以臧本为底本。书中的《宣帝本纪》、《武帝本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中的“论”为唐太宗亲作。成书后名《新晋书》，后以他本陆续亡佚，便用了《晋书》之名。
全书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十篇）、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此书列传部分载有陆机、陆云、潘岳、张载、刘琨、挚虞等人的专传，《隐逸传》中载有陶渊明的传记，《文苑传》中载左思等人的传记，均为有用的文献。此外，《乐志》上下的两段序文也是重要的音乐及文学批评文献。还有，此书记载了不少两晋的社会习俗及士人言行，旁及诙谐故事与神怪，其中有些文献采自《世说新语》及晋人的文集，有资于文学研究。
《宋书》一百卷，梁沈约撰。中华书局标点本。
此书虽题曰梁沈约撰，实际上沈约完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刘宋虽只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但非常注重修史，沈约之前就由著作郎何承天受诏撰《宋书》，完成纪、传、志等部分，后又陆续有他人补写。齐武帝时沈约又受诏撰《宋书》，便在前书的基础上，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此书，沈约的工作，主要是修补前书，并续撰刘宋后十余年的史事。计为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八篇），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
此书中的《谢灵运传》为沈约所写，是一篇著名的文学批评文献，有关它的内容已见前述。此外，此书的《乐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志序》），收录了大量汉魏以来诸如《东门行》、《陌上桑》之类的诗歌，并有简要题解，是重要的文学史文献。列传中的刘宋时期的文人传记，涉及到传主的作品和生平，也是可资利用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文献。但沈约有强烈的门第士庶观念，有些文人如鲍照，沈约不为其立专传，只将其事附列在刘义庆的传中。
《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标点本。
萧齐有国仅二十余年，较之刘宋更短。是书撰于梁初，据《隋志》著录，此前已有一些南齐旧史，如《齐纪》、《齐史》之类，萧子显撰《南齐书》，应对之有所借鉴。此书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八篇），列传四十卷，合共五十九卷。
《南齐书》的志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篇，没有食货、刑法、艺文、律历等志。在列传中特设《文学传》，是在《后汉书》、《晋书》的《文苑传》之后又一新的体例。《文学传》中的《丘灵鞠传》记载了丘灵鞠（著名文人丘迟之父）曾著《江左文章录》，并有文集传世，是一则有用的资料。但总体来说，《文学传》入选的传主有不少并不是纯文学作家，显示出其文学的概念与今仍有不同，如祖冲之也列在文学传，并详细介绍其算法。对其他多数传主有关诗文写作则少有涉及，显然其文学包容仍广，不限于纯文学。但其篇末的“论”则是有名的文学批评文献，《王融》、《谢眺传》等也有可资参考者。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等奉敕撰。中华书局标点本。
二书虽撰自唐代，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却取自此前旧出的诸种梁、陈之史。梁武帝时沈约已撰有《梁史》，其他见于《隋志》的还有十六、七种。陈史此前也有成篇，《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曾记此前陈史修撰情况。唐太宗贞观三年姚思廉及魏征受诏同撰梁、陈二史，姚便兼采前代史书，删益博综，撰成二书，其中魏征大概写过若干论赞。
《梁书》的《沈约传》、《江淹传》、《昭明太子传》、《范云》等个人专传及《儒林传》、《文学传》中均有部分与文学批评相关的资料。《陈书》中的《徐陵传》、《江总传》、《儒林传》、《文学传》均有一些可资参考的文献，但因《陈书》卷帙少，直接的批评资料也相对较少，但除前述外，其所记梁陈之际社会风貌，也有肋于了解此期文学与批评的背景。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标点本。
二书的编纂是因为李延寿的父亲嫌南北朝诸国史碎乱，且多重复，因此有了撰一部南北朝通史的念头，事未毕而死。李延寿承父志，前后经十六年始成。通史分《南史》、《北史》二部，始刘宋，凡八代，合一百八十卷。
《南史》有《儒林传》及《文学传》，可以参考。《文学传》与《梁书》一样，撰刘勰、钟嵘、吴均等著名文人的传记，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文学传》沿袭《宋书》旧例，缺刘宋部分文学传，受到后人批评（见《四库总目提要·南史》）。《北史》中的文学批评文献不多，大概与北朝文化不及南朝有关。
（三）文集类
《西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明梅鼎祚编。四库全书本。
是书乃明人梅鼎祚所编《文纪》之一部分，梅鼎祚以冯惟讷编《诗纪》为诗总集，便编辑这套《文纪》以与冯惟讷的《诗纪》相配。全书于《西晋文纪》之前，尚有三种，《皇霸文纪》，收上古以迄于秦；《西汉文纪》，以《史》、《汉》为主，杂采他书，为西汉一朝之文；《东汉文纪》，亦以正史为主，杂采子史小说，为东汉一朝之文。于《陈文纪》之后，又有《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释文纪》四种。《四库总目提要·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提要云：“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于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于一编。”将此书的意义及价值进行了扼要的说明。
下面主要绍介西晋至南朝陈的五部《文纪》：
《西晋文纪》二十卷。是书辑录西晋一代之文，对当时典故风俗，多有记录。收录之文虽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有繁芜割裂之嫌，但集内多采诗赋之序，亦足资参考。
《宋文纪》十八卷。是书收集之文，上承魏晋清隽之体，下启齐梁缄丽之风，实文质升降之关键。故《四库总目提要》说：“观鼎祚所录，可以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故焉。”
《南齐文纪》十卷。是书的编纂，有时代、体例、注释及编排方面的诸多谬误，《四库总目提要》有例释。但全书兼收一代之文，尤其一些单篇散见的文字，如《沈约答陆厥书》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梁文纪》十四卷。是书的内容多“取自《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辑录及考证也较精核。对其中所选录的文章，《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是书所收文章，除了文学史方面的意义外，有些篇目还是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材料。
《陈文纪》八卷。是书虽然辑录的是陈代文章，但有些作者横跨陈、隋两代，梅氏将作于隋的文章也编入此书，遭人诟病。但由此书，可见南朝文风源流始末，对于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来说，也不为无功。
《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影印本。
是书乃严氏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的一部分，关于此书编者的情况可参考本书第二章，此不赘述。据编者在全书《总叙》中说，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秋开始，历时二十七年始完成。全书共收有名字的作者３４９７人。其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六部文集共收录２４１７人，作品５６５卷。
以上六部断代文集的使用价值要高于明人梅鼎祚的《文纪》，编者虽采用《文纪》的断代编辑方法，但条例严密，对类书、杂记、碑版金石，乃至释藏等，无论是否片言只语，均加收录，其搜集的齐备，远超过梅氏一书，而错漏却少于梅书。缺点是有些资料未注明来源。
此书最有价值的是其辑佚的部分，比如《全晋文》中辑录的傅玄的《七谟序》、《连珠序》，《全齐文》中收录的北齐杨遵彦的《文德论》，均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而此书采自正史的部分因有更完善的校本在，所以价值不大。
另此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可查阅篇目及作者，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
（四）、近人搜集整理类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六朝诗话钩沉》，张明高、郁沅编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柯庆明、曾永义编辑，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１册，郭绍虞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册，贾文昭、程自信编，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穆克宏、郭丹编，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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