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概况
秦始皇立国后，采取中央集权制，焚书坑儒，又禁止私学，再加上治国仅有十余年的时间，所以秦代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学批评文献。
汉兴，虽高祖不重儒业文治，并蔑视《诗》、《书》，戏弄儒士，但自武帝开始，对文士及文教颇为重视，一改文、景之前的颓势，学术及辞章之学均为人所重，一时成彬彬之盛。大约算起来，从武帝时期直至汉末，产生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和文人，对后代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如哲学领域的董仲舒、王充，史学领域的司马迁、班固，文学领域的枚乘、司马相如，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小毛公、王逸，文字学领域的扬雄、许慎，目录学领域的刘向、刘歆父子，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至于其他学者，虽说成就略逊，但也各有著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曾著书立说，并或多或少地涉足于文艺及文学批评，留下了有关汉代文学批评的文献。
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一方面延续了先秦文学批评所开创的路向，一方面又有新的拓展。从此期的文献资料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文献范围扩大，资料增多。在先秦文学批评文献中，最丰富的批评文献集中在经书及子书中，当然有些经书实际上或属于史部，或属于集部，但在传统目录分类中它们是归于经书的，如《左传》应归史部，《诗经》应归集部。但到了两汉，一方面经书、子书中依然保持较多文学批评文献，比如经类的《三礼》、四家《诗》、《春秋繁露》、《史记》（按：由于汉代目录学尚属草创时期，从《七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史记》均附于六艺的《春秋》类之下）、子类的《新语》、《淮南子》、《盐铁论》、《说苑》、《新序》、《法言》《新论》、《论衡》、《潜夫论》、《风俗通义》等，均较先秦有更丰富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资料。另一方面，史书中的文献也呈现增多的趋势，比如《汉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就远较《国语》多。此期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汉代独有的纬书中也存在若干批评材料，这些材料虽不算多，但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产生了较直接的影响，也应引起重视。二是此期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献。由于汉代《诗经》学发达，有了专门的研究《诗经》的文献，虽说这些文献仍是从经典的角度去研究《诗经》，但毕竟是第一次专门对一部纯文学类的作品进行研究。战国时期的荀子写了《乐论》，是一篇相对独立的有关文艺批评的文献，但《乐论》毕竟不是专门谈文学的，而只有到了四家《诗》，才有了专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一情况，体现了汉代文学批评文献范围扩大的特点。
二、《诗经》学、《楚辞》学的专门文献，在体例上确立了中国古代总集、选本及评注的基本格式。现存《毛诗》，基本以篇前的序言、正文和篇末的注文构成，王逸的《楚辞章句》，也是由总序、小序、正文、注文四部分组成。这一体例，成为此后集部评注类诗文集最常用的编纂形式。此外，文学总集的编选，分类，往往包含着编选着对文学的看法和对某一作家，某类作品的评价，所以从《毛诗》、《楚辞章句》之后，文学的总集、别集及其他选本，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两汉目录学是此期新生的一种文学批评文献。传统目录学，依章学诚的意见，主要的功能一方面是著录图书，存一代文献之目；另一方面，它还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所以从刘向的《七录》、刘歆的《七略》，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对图书的分类眼光，往往包含着一定的学科意识和对文学这一门类的看法，其中对某些文体的著录，也反映出编者的文体观念。所以象目录学著作这样的学术载体，在汉代也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学批评史文献。此外，这类著述不仅是间接的批评史文献，它也是直接的批评史材料，如在刘歆的《七略》中，也有对文学直接发表意见的文字，在班固的《艺文志》中，也有对《诗经》、《楚辞》的批评意见。
四、单篇文献增多。从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始，有了单篇的政论文章，而此前，没有单篇文献传世。到西汉初，文人撰写单篇政论文已成风气，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均是有名的专题性政论文。单篇文献的出现，为单篇的文学批评文章出现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单篇的批评文献有两种情况，一在单篇政论文中，已可见文学批评的踪影。比如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均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观念；二是可相对独立成篇有关文学批评的序文，如扬雄的《甘泉赋序》、《羽猎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郑玄的《诗谱序》等；这种以序文进行文学批评的形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重要的文献形式之一。
五、私人撰述增多。先秦时期的著作，多为集体编撰，或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作者不断增删而累积形成。到了两汉时期，一方面是私家修史的风气较浓，象《史记》、《汉书》、这样有名的史书均由私人完成。二是学者一改春秋时期学者述而不作的作风，除专注于章句之学的儒生外，如王充所说的“鸿儒”一类的著文者逐渐多起来，所以两汉时期富于个人风格的专门之学及专家之著便远较先秦时期多。这样的情形，给文学批评文献带来了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比如象《论衡》的著书形式，对其后曹丕的《典论》有直接影响；东汉时期的一些咏物小赋，对陆机的《文赋》有文体的启发意义；这些，都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文献的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两汉的文学批评文献，大致有五种来源及类型：
一是章句评注式的文学研究文献，如《毛诗》、《韩诗外传》；
二是各种序文形式的文献，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扬雄的《甘泉赋序》、孔安国的《尚书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
三是目录学类的文献，如《汉书·艺文志》；
四是存在于经书中的文献，如《礼记》的《经解》、《春秋繁露》的《玉杯》、《同类相动》等；
五是依附于诸子书中的文献，如《淮南子》中的《原道训》、《精神训》，《说苑》、《新序》中的杂说；
六是史书中的相关文献，如《史记》屈原列传对屈原的评述、《晋书·卫桓传》收录的东汉崔瑗的《草书势》等；
七是存于总集、别集及辑录于类书中的完整或不完整的相关文献，如《古文苑》中收录的东汉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是一则有关崔瑗对张衡评价的材料、收录在《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中的文论片断等。这些湮没在总、别集及各种类书中的批评史材料近年受到学者的重视，张少康先生的《先秦两汉文论选》对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爬梳，是对两汉时期这一类文献搜集的极大贡献。
两汉时期的批评文献较先秦时期丰富，同时也较为驳杂，需要进行必要的梳理，分清哪些是基本的文献，哪些是可以参考的文献，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文献。
在西汉初，武帝之前的文献有《周礼》、《礼记》和《仪礼》，这三部礼制方面的著作，是由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所发现的，据《汉书》本传，刘德发现的这批古书计有《周官》（即《周礼》）、《尚书》、《礼》（即《仪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但学者认为《周礼》中所记的周代礼制与实际有很多不合，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刘德及其门下儒生整理加工过，可能还有部分内容是由他们自撰的。比如《乐记》一篇，明显与荀子《乐论》雷同，当是由刘德与门生新撰的篇目。尽管如此，在《周礼》和《礼记》中还是保留了一些先秦至汉初的文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了对早期诗、乐、舞及绘画的一些看法，是汉以前有关上述文艺形式的基本理论和文献。尽管此书的内容有些可能写于武帝时期，但因更多的材料记录的是周代的内容，所以我们将之放在前面。《仪礼》一书多记录礼制的基本仪式和规范，基本没有与文学批评相关的内容。
武帝前的文献还有两部子书较为重要，一是陆贾的《新语》，陆贾曾助汉高祖打天下，文帝时也做过官，是两朝元老。他的《新语》据说是写于高祖时期，起因是高祖不重视儒生及儒学，陆贾为使高祖改变态度，多次在刘邦面前称述《诗》、《书》，引致高祖不耐烦，便要他著论秦何以失天下，他自己何以得天下，以及古来成败兴废之理。陆贾便一篇篇写来，呈于刘邦，刘读后称善，左右亦俱呼万岁，故号曰《新语》。从这一记载来看，陆此书的下限当在汉高祖时期。《新语》的文艺观系儒家系统，主张仁义为本，反对淫辞。另一部书是《淮南子》，与《新语》不同，《淮南子》是一部集体撰述的著作，由文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主持，由其门下食客幕僚编纂。此书由于出自多人之手，且属编纂性质，所以思想较为驳杂，儒、法、道、阴阳等家思想均有，但从全书看，道家思想所占的比重似乎更大些。其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也以道家色彩较浓厚。反映出汉初道家思想传播的情况。
武帝前的文献还有两部《诗经》学著作，一是《韩诗外传》，二是《毛诗》。
《韩诗外传》乃燕人韩婴所作，依《汉书·儒林传》，韩婴活动于文、景二世，曾为《诗》学博士，《儒林传》称其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但《内传》不存，今仅存外传。《外传》一书多杂引先秦古事古语，用以证《诗》，但所引证的内容与《诗》本义并不相符，故其说诗的路数颇类春秋断章赋诗，咸非本义的作法。因此，《外传》一书对《诗》解说的部分不可信，但从中透露的文学观则反映了汉初文艺思想的一个方面，是值得研究的文学批评文献。
《毛诗》乃汉初毛亨毛苌所作，从《毛诗》由河间献王得之的情况看，《毛诗》一书虽未如其他三家诗那样被立为学官，但其成书也应在武帝之前。《毛诗》大小序及注文的基本思想上承荀子《乐论》的基本架构，是儒家文艺思想在汉代的一个总结。
武帝时期的文献重要的也有两种，一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二是司马迁的《史记》。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公羊学家，《春秋繁露》一书本是衍说《春秋》的，但《四库总目》说它是“《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亦即与《春秋》经文并无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依傍《公羊春秋》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据《汉书·董仲舒传》，除《春秋繁露》外，董还写过《闻举》、《玉杯》等数十篇东西，但今本《春秋繁露》中收录了这些原本独立成篇的文字，可见《繁露》一书是经后人整理过的。董仲舒虽标榜儒家，但《春秋繁露》的思想并非纯正的儒家，其中还有不少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它通过对天象的推演，将灾异报应等迷信学说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将传统儒学神学化，并因此受到汉武帝的推崇。此书中的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代表了武帝时期官方的文艺思想，对其后汉代的文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是此期另一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史记》本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中的《太史公自序》及《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或自叙创作缘由，或品评作家，是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
武帝之后，从昭帝到西汉末的成、哀二帝时期重要的批评文献有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说苑》、《新序》及其他单篇的文献，还有扬雄《法言》等。桓宽的《盐铁论》是一部记录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一次有关盐铁问题的讨论的著作，由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进行对话。对话之中，有若干篇目涉及了双方对文艺的看法，可视作当时两种文艺思想的交锋。刘向是一个古籍整理专家和目录学家，他曾整理了不少汉以前的典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承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留下的著述也不少，虽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献，但在他的专著《说苑》、《新序》及其他单篇文献中，对文学思想及文学批评也广有涉猎，他活动于宣、成二世，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所以文艺观也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刘向的思想表现出由武帝时期的谶纬神学向先秦传统儒学回归的倾向。扬雄为西汉末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及语言学家。他属古文学派，所以对董仲舒今文经学中的一些荒诞不经的学说并不认同，他在《法言》中的《吾子》、《寡见》诸文中坚守儒家传统审美观，坚持折衷圣人和遵循法度的思想，可视作西汉末年以古文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复兴。
在西汉末年，还有一批纬书，计《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论语纬》八类，而每一类又有书若干种。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其中《诗纬》有三种，《乐纬》也有三种，而《尚书纬》及《春秋纬》则多达十几二十种。纬书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是成、哀之前，有认为是成、哀时期，无论如何，这类著作是董仲舒谶纬神学的影响下的产物，无论成书在何时，其代表的思想应该早于成、哀之世。目前的纬书多属辑佚，因原书至唐就已亡佚。纬书虽荒诞不经，但其思想对魏晋六朝文人还是有影响，比如《诗纬》中说：“诗者，持也”，就为刘勰所接受，此外，《诗纬》、《乐纬》中的片断文字将诗、乐的部分组织结构与社会架构及人体的某些部位相联系，对魏晋时期以人体为喻的艺术风格学有直接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在各类纬书中还是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在文艺领域更是如此。
东汉初期，桓谭的《新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批评文献。他生活在东汉光武帝时期，是一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他反对谶纬之学，重视独创之作，善文章，但其思想与汉代官方思想有极大差距，曾受到光武帝斥责，也几乎因此而丧命。《新论》共有二十九篇，但全书已散失，目前仅在隋唐以后的几部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群书治要》中留有片断材料，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有桓谭《新论》佚文上中下三卷，是目前收集桓谭著作最全的一种。桓谭在文艺思想方面能自备一说，比如他对儒家所排斥的“郑卫之音”持肯定态度，这一点倒是跟西汉桓宽《盐铁论》中记载的意见相一致。另外他认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并与其后韩愈、欧阳修所持“穷而后工”的思想形成一条清晰的理论脉胳。《新论》一书的批判精神与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给其后的王充有直接影响。
王充生于光武帝时期，卒于和帝时期。从光武帝到和帝，共历四代。王充出身贫寒，少聪慧，师事班固之父班彪，博学而不守章句，有独立创新精神。所著书目除有名的《论衡》外，尚有《政务》、《讥俗》、《备乏》、《禁酒》、《养性》等五种，但均已失传，今仅存《论衡》八十五篇，此书据说原有一百多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二十九卷，未言篇数。现存的八十五篇中，《招致篇》有目无辞，故实存八十四篇。《论衡》一书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材料较多，象《书虚篇》、《语增篇》、《艺增篇》、《超奇篇》、《对作篇》等均有不少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王充的文艺思想是东汉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
《汉书》是东汉中期史家文学批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班固的生活年代与王充相近，只不过他比王充短命，生得比王充晚，死得却比王充早，但前后只差几年的时间。《汉书》比之《史记》在文学批评上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一是《汉书》保留了更多的文学文献；其二是《礼乐志》、《地理志》、《艺文志》三种体例中也保留了不少和文艺相关或有助于了解文学批评的文献；其三是《汉书》所论及到的古代作家比《史记》要多许多。这些都决定了《汉书》作为史家文学批评文献的重要性。班固除了《汉书》外，还有若干篇单篇的序文，论及了学术及楚辞，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东汉末期较重要的子部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有王符的《潜夫论》。王符的生平与其著作的书名一样，较为隐约不彰，原因在于他耿介的性格导致仕途不利，用“潜夫”二字作书名，也可见其激愤。范晔《后汉书》本传对王符其人其书有较细致的记述。《潜夫论》虽侧重于社会批判，但也涉及了对文化及文艺的看法，其思想与王充较为接近，有较鲜明的儒学色彩。
《楚辞章句》，由东汉末年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王逸所作，这部书不仅是最早的一部《楚辞》注本，而且其内容及著书的体例对此后《楚辞》研究及文集编纂都有示范的作用。
东汉末年最后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是应劭的《风俗通义》，应劭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东汉末年，晚年曾投靠袁绍。《风俗通义》一书广泛涉猎了汉代社会生活内容，提供了不少两汉社会生活状况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献，其中序文对地域风俗与文艺风格的关系，论述得较有新意，《愆礼》、《过誉》等篇记载东汉名士的言行，对《世说新语》一书有启发作用；此外，该书还对汉代的乐器及乐声的情况有所记载，这些都与文学批评有关，是汉末重要的批评文献。
除上述较为集中的书目外，两汉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单篇文字涉及到文学批评，比如象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孔安国、刘歆、扬雄、傅玄、傅毅、张衡、崔瑗、赵岐、蔡邕等人均有一些论文之语，这些文献，有些出自于作者的别集。有些由于散佚，只留存在其他的文献之中。这些材料，有些经过现代学者的整理收集，如张少康的《先秦两汉文论选》，蒐集了不少过去不为人知的材料。但有些则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在晋陈寿的《三国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以及一批类书如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也还有一些未曾被人注意到的批评文献。
二、 经部文学批评文献
两汉经部的文献，实际上大多是对先秦典籍的研究资料，比如对《诗》、《书》、《三礼》、《春秋》、《周易》等经书的研究，成为汉代经学文献。其中和文学批评相关的，计有《周礼》、《礼记》、《毛诗》、《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几种。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十三经注疏本。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搜集了不少材料对其进行校审辨订，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中华书局版。
此书在武帝时始见，故多有人怀疑。且其官制有些并非为春秋以前所有，而是战国官制，故有人怀疑其为伪造，但清人汪中有《周官征文》，举六证说明此书先秦已有，王国维也赞同汪中说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所以《周礼》一书先秦时已有是无疑问的，但汉人如刘德等参照战国文献对之又加以补撰也有可能，所以现在通行本的《周礼》从成书年代说是在汉代中前期，但内中的文献却可分作春秋、战国两部分。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篇目如《地官》、《春官》等均反映的是春秋时的观念和礼制。
《周礼》中涉及的文艺文献主要集中在《地官》及《春官》两篇，内容约有两类，一是记录周代文化及艺术教育的门类，如“六德”、“六行”、“六艺”等。二是记录了鼓师、舞师、乐师等艺人的工作内容及各艺术形式的特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周代礼乐文化与周人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
《礼记》（《小戴礼》或《小戴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十三经注疏本。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六十一卷，该书对《礼记》四十七篇（《大学》、《中庸》二篇除外）均作有题解，更博采宋元以来各家之说对郑注孔疏进行补充和修订，内容详实，资料丰富，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此书内容记录了以周王朝为主的秦汉以前的典章、名物、制度及天子以下各等级的冠、昏、祭、燕、享、朝、聘等礼仪，也含有部分汉代文献。其中《大学》、《中庸》二篇因在宋代被朱熹选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或《四子》，而名声大著。汉初时《礼记》共有１３１篇，戴德取其中８５篇为《大戴礼》，其侄子戴圣取４９篇为《小戴礼》。《大戴礼》一直未受到重视，《小戴礼》则自郑玄作注，唐孔颖达作疏后，一直流传至今，《大戴礼》虽未亡佚，但受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小戴礼》。
《礼记》的内容应经过汉儒的修订，其中于文学批评意义重大的《乐记》一篇，文字显然与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非常相象，故很有可能是由汉儒采用荀子《乐论》原文又稍加修订而成。但此文究由何人完成尚不得知，《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似是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所编，但《礼记》一书由戴圣所编订，没有他的参与似也说不过去，另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沈约曾说“《乐记》取公孙尼子”，意谓此文乃战国人公孙尼子所写，近人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也取此说。但《公孙尼子》一书现存仅有马国翰辑佚本，并无足以和《乐记》相比勘的文字，而荀子的《乐论》则是有文字可证，另从《乐记》的文字与《毛诗大序》的意旨相合来看，它取自于荀子《乐论》，又经汉儒编订的可能更大一些，至于编者，可能是刘德，也可能是戴圣。《乐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荀子《乐论》，《吕氏春秋》、《周礼》等先秦文献大概也是汉儒所注意采用的。今本《乐记》由《乐象》、《乐化》、《乐施》、《乐情》等十一篇组成，而刘向《别录》著录有二十三篇，可能后来遗失了十二篇。
《礼记》一书中涉及文艺批评的文献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提出诗、乐与人心感物的关系（《乐记·乐本》。按：物感说是汉人的发明，它源于董仲舒天人合一论及五德始终说，汉代不少文献典籍都涉及过物感的问题，除《乐记》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对人心感物的问题都有所涉猎。但就艺术创作中的物感问题，还是以《乐记》中的资料比较集中，也比较切合艺术创作。自《乐记》后，在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中，从物感的角度解释艺术创作成为一个共识，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都曾用物感来说明文艺创作的前期过程）；二、提出诗、乐的教化功能（《乐记·乐本》、《乐记·乐论》、《乐记·乐施》、《乐记·乐化》）；三、提出诗、乐与自然物及社会事物的对应关系，此点明显是董仲舒阴阳五行神学说的翻版（《乐记·乐论》、《乐记·乐礼》、《乐记·乐言》、《乐记·乐象》）；四、论文艺情感真实性的重要（《乐记·乐本》、《乐记·乐化》、《表记》）；五、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经解》）；六、记录诗、书、礼、乐、舞在周代礼制中的作用及运作情况（《乐记·乐施》、《乐记·魏文侯》、《乐记·宾牟贾》、《乐记·乐情》、《礼器》、《学记》、《王制》、《文王世子》）；七、论述了诗、乐、礼、舞四者的关系（《孔子闲居》、《仲尼燕居》、《乐记·乐化》）；八、论述了诗、乐与人的性格性情的关系（《乐记·乐化》、《子贡》）。
《毛诗》，《毛诗注疏》二十卷，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漱芳斋本。
此书相传为西汉初毛亨、毛苌研究《诗经》的注本，该注本通诂训，标兴体（刘勰语），《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东汉时郑众、马融、郑玄等人均冶《毛诗》，郑玄曾作《毛诗传笺》，对《毛传》未讲明或阙疑未解的字义进行疏通讲解，并参照吸收了其他三家诗的诗义，使《毛诗》的诗义更明豁。至唐，孔颖达在毛注郑笺的基础上作《毛诗正义》七十卷，此书由孔颖达统领，实际的作者有王德韶、齐威、赵乾叶、贾普曜等人。《正义》是对《郑笺》的疏释，主要的工作依然是训诂、文字校正及疏通字义。由于《毛诗正义》列入《五经》，故此后成为官方用书。前人的研究著作中，以清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较好。
《毛诗》作者依郑玄《诗谱》及《汉书·艺文志》，或曰毛公，或曰大毛公、小毛公，现在学界多认为大毛公为汉代鲁国人毛亨，小毛公为赵国人毛苌。据说大毛公《诗》学受自子夏一派，曾作《毛诗故训传》，并将之传授给毛苌，后河间献王刘德得之。此外，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及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也均认为《毛诗》作者当为毛亨及毛苌。与《毛传》作者相对有较统一的意见相比，关于《诗序》的作者，自汉以来就聚讼纷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沈重说谓；“按郑（玄）《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又引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卫宏）所作。”现存残篇郑玄《诗谱》中未见有关于《诗序》作者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又谓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学，因作《毛诗序》。至宋程颐、清王引之，又提出《大序》乃孔子所作。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旧说，《四库提要》及清人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载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对之进行过梳理，可参考。考《诗序》内容，时有重复，所以自明人章如愚《山堂考索》以来，尤其是当代学者多认为《诗序》并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作者是西汉初年的经生无疑，前人或说孔子，或说子夏，无非是想借圣人以壮其声势而已。至于卫宏，也许做过编订的工作。
《毛诗》的体例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序文，二是正文，三是传文。《诗经》首篇《关雎》前的序文历来学者习惯上将之分为两部分，从开篇“《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小序，接下来从“风，风也”至篇末为大序。此种分法是采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所记录的分法：“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小序所讲主要是《关雎》一诗的义旨，大序则是对《诗》及诗学的总论。《毛诗》说诗，涉及到史实的，多依据《左传》，有关典章的，多用《周礼》，关于训诂的，多与《尔雅》相同。其传文较平实，与今文家多讲微言大义，尊信纬书有显著区别。
《毛诗》与文学批评相关的文献有三部分，分别是《诗大序》、《诗小序》和传文。
《诗大序》提出了三条诗学原则，一是强调诗的美刺作用；二是强调诗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三是提出在“发乎情，止乎礼义”基础上的“主文谲谏”的创作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先秦以来儒家诗学理论的总结和发挥，其价值不亚于《礼记·乐记》，影响甚为深远。
《诗小序》的文献意义在于它对诗本事及诗背景的记录方面，这是《诗经》研究者有意识地对诗歌创作缘起的探究，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具体实践，在文学研究的方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毛诗》的传文，其撰写者原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文学研究，而是传释经（诗）文，以使与《诗经》产生的年代相隔久远的汉人能够通过疏通文字诂训，更好地理解“经义”。但汉代儒生对《诗经》的传疏，客观上是对诗歌文本的解析，历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为文学批评的文献价值开掘得还不够，实际上，《毛诗诂训传》开创了诗歌文本研究的方向，它结合诗序，通过对诗句的字词义的疏通解讲，来确定诗义的做法，对后世文学研究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此后有关诗文总集选本的章句传疏，都是在《毛诗》的开拓下，沿着《毛诗》的基本体例去进行的。《毛诗》的大序论诗学原则、小序记述具体的诗本事及概括题义、传文则通过文字的疏通去印证诗义，三部分相互呼应，有着内在的逻辑。这样一种体例，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作品文本研究的一个范例。
《诗谱》二卷，汉郑玄撰，宋欧阳修《诗谱补亡》一卷，四部丛刊三编本。
此书全本已亡，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郑玄《诗谱》残篇中的序置于卷首，至宋欧阳修搜辑整理，仍然残缺。
此书主要是根据《毛诗序》风雅正变的说法，对三百篇世次进行排列，列举了各首作品前后的世次，说明诗的先后时代及个别作者，偶尔也涉及作诗的缘由。在《诗谱序》中，郑玄说明了他排列各诗的世次，主要是依据《史记》的年表，所谓“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诗谱序》）由郑玄的这段话，可知其《诗谱》在方法上是采用“以史证诗”的办法，在体例上是采用世次系年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通过这一形式，能知诗歌发展的历史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虽说郑玄在制订谱序的时候，有时所引材料系捕风捉影，有时显得牵强附会，所编世次也不一定准确，但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观念上，应该说郑玄的初衷是好的，这一方法，今天的学者仍然在采用。此外，《诗谱》在著述体例上作为诗歌系年的初祖，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四库全书本；《诗外传》十卷，四部丛刊本；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版。
此书属西汉今文学派的著作，西汉是经今文学派盛行的时期，《毛诗》最初并未被立为学官，相反今文学派的《鲁诗》、《齐诗》和《韩诗》均先后被立为学官。《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三家诗到了东汉就开始衰落了，其中《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寿命较长，由汉至北宋，均见著录。《隋书·经籍志》说：“《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新唐书·艺文志》时也仍见著录，大抵北宋时尚存，到南宋即告亡佚。《韩诗》原分内、外传，亡佚的是《内传》部分，《韩诗外传》部分现存十卷。《韩诗内传》整部虽亡佚，但在其他典籍中仍存有部分佚文，清王先谦辑录三家诗成《诗三家义集疏》，其中有《韩诗》的部分材料，可参看，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韩诗外传》与今文家的其他两家诗一样，不大顾及《诗》的原意，其内容基本上是引《诗》证事，讲一段故事，引若干《诗》句作为佐证，与《诗经》的内容却无大关系。《韩诗外传》对《诗经》本身的研究虽无大的价值，但在引《诗》证史的过程中，还是表达了一定的文艺思想，虽只言片语，也有若干可资借鉴者。约而言之，其要有三，一、论自然之同声相应、物类相感与音乐相合的现象（卷一第１６章“古者天子左五钟”；按：西汉有不少文字言及同类相感、同宫相动等一类的怪异现象，这种现象并不一定真正存在，但反映出汉初阴阳五行神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印记）；二、论“有声无声”（一卷第２３章）；三、论“智者乐水”与“仁者乐山”（卷三第２５章、卷三第２６章）；四、论情中言外（卷四第３１章、卷七第２６章）；五、论《诗》之语（卷五第１章论《关雎》、卷八第９章论《黍离》、《晨风》）。《韩诗外传》中的文艺思想比较驳杂，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和体系，其缘由一个可能是《韩诗外传》的作者不止韩婴一人，第二个可能是作者受到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所致。
《春秋繁露》，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皇清经解续编本。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今存十七卷八十二篇，经过后人整理。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起家，关于《春秋繁露》的内容，《汉书·董仲舒传》指其“说《春秋》事得失”，但实际上书中所论多与《春秋》无关，是作者依托于《春秋》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四库提要》说《春秋繁露》一书实是：“《尚书大传》、《诗外传》一类”，也说明了《春秋繁露》一书的性质。董仲舒除《春秋繁露》外，本来还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诸篇，现在这些篇目俱见于今本《春秋繁露》，可见是后人将之并入。
《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与其哲学思想相一致，主要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基础上的“同类相动”（《同类相动》）及“中和之美”（《循天之道》）等思想。董仲舒在阐发其思想的时候，经常打着孔子或先秦儒家经典的旗号，实际上他引述原话时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偷换概念。比如董仲舒所讲的“中和”，先后引过《诗经》、《孟子》中的话，但实际上只是用来佐证他自己关于天地、道德、圣人的看法。当然，董仲舒也继承了孔子的一些理论，比如《玉杯》篇讲述了志与物，质与文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即是。此外，董仲舒文艺思想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有他记录了春秋以来有关“六艺”的传统说法，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精华》），这一提法，是对春秋“六艺”使用情况的真实记录，也对后世有关文艺鉴赏方面的理论产生影响。
纬书类，明孙瑴《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纬书类》、黄奭《黄氏逸书考·通纬》诸书中均有辑本。
纬书是经部中的一个怪胎，是汉人以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等思想来解释传统儒家经典的书。其本身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后世正统儒家也以其荒诞不经而对其抛弃。南齐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一篇《正纬》，可见其在儒者心目中的印象。纬书的产生年代，据《后汉书·张衡传》和《文心雕龙·正纬》，是在西汉晚期的哀帝与平帝时期。纬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纬书十三种，其中重要的有《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春秋灾异》十五卷。但纬书至唐代已亡佚，现仅存一些在古书中所引及的片断，被收集在上述诸种辑佚著作中。
纬书虽是谶纬神学的产物，本身荒诞不经，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尤其是有关文学批评的方面，其中不少提法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有所影响。比如《诗纬·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经《文心雕龙》引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纬书中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观点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见过的，比如《诗纬》中讲“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将文学创作过程分析得非常细致。此外，纬书对音乐也有不少的论述，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三、 史部文学批评文献
两汉史部的文学批评文献，最为重要的是《史记》和《汉书》，此外，还有荀悦的《汉纪》三十卷、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题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范晔的《后汉书》等。这些史部著作，有些是汉人的著述，有些是晋及南朝时人的著作，但文献是属于汉代的，比如象南朝宋的范晔所撰《后汉书》，在史书体例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学术分类的情形，而在人物传记中，《后汉书》也大量收录了文人著述，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至于《汉纪》、《后汉纪》及《东观汉记》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史记》注本中最有影响的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上述三个注本合称“三家注”，中华书局点校本收录了这三家注。三家注中的《史记集解》重在释义，注文中广泛采用各种典籍及前人旧说；《史记索隐》音义并重，注意采摭旧注；《史记正义》是集大成之作，各种资料均较详备。另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较补》搜罗材料丰富，也较重要。《史记》的研究资料以清人的著作较有成就，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是其中最丰成果者。今人陈直的《史记新证》侧重用考古材料对《史记》进行诠释考订，也足资考证。有关《史记》的工具书类的著作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可查《史记》词句；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有《史记人名索引》，可查人物。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体例共分五种，分别是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其中于文学关系最著者是“列传”部分，开创了中国传纪文学的先河；于学术关系最著者是“书”的部分，“书”这种体例是一种系统记述古代典章制度的体裁，是一种学术分类史，《史记》初创此体例后，《汉书》又沿用，只不过将“书”的名字改为“志”，此后，“志”就成为中国古代一种专门的学术史类的体制。
《史记》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比较丰富，撮其要约有四类，一是作家作品论，见于各人物列传，其中较重要的有《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等；二是对古代学术及文艺发展史的记载，如《五帝本纪》叙其撰写传说中古史的缘由和原则、《周本纪》记录周诗之作与周道之兴的关系、《高祖本纪》记刘邦《大风歌》、《十二诸侯年表》记乱世起而刺诗兴、又记《春秋》、《左传》、《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的成书情况、《孔子世家》记《诗经》成书情况、《太史公自序》综论“六艺”等；三是创作论，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发愤著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著名书信《报任安书》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对后世“诗可以怨”的理论有较大影响；四是论礼、乐的社会作用，见于《礼书》和《乐书》，这部分的观点多采自《荀子》一书。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的注本以唐初颜师古的注较杰出，颜注的形式为集注，先将前人旧注及各家异说详细引证，然后再断以己意，有的地方是自己重新作注。清末王先谦又作补注，主是是将清代学者考订《汉书》的文字汇集起来，但述而不下断语。颜、王两家注各有千秋，为《汉书》的通行本。中华书局校点本即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内含颜注。此外，清沈钦韩有《两汉书疏证》，周寿昌有《汉书注校补》也可参考。《汉书》的研究著作，以钱大昭《汉书辨疑》、王念孙《读书杂志》、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今人陈直《汉书新证》为代表，其中陈直《汉书新证》与其《史记新证》一样，均注重文物资料的引用。有关《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可查词句，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的《汉书人名索引》可查《汉书》中的人名。另中华书局有《汉书地名索引》，可查《汉书》中出现的地名。
《汉书》的体例基本沿用《史记》，但又作了调整。一是改“书”为“志”，就内容来说，《汉书》的“志”不仅名称进行了更改，而且更系统，又增加了食货、刑法、地理、艺文等志，其中《艺文志》为后世目录学初祖，贡献巨大。二是“世家”一体，《汉书》予以取消，并入“列传”。此外，《史记》为通史，《汉书》则为断代史，此一体例为后来的官史所遵循。
《汉书》在文学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贡献，一是《汉书》在文学之士的传记中收录了汉人大量的文、赋，《史记》中本有此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载《天子游猎赋》，但《史记》所载的数量比较小，《汉书》除了保存《史记》原传中收录的赋以外，在其他传记中又增补了不少。比如《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贾谊传》中载《鵩鸟赋》及《治安策》、《晁错传》中载《贤良策》，《邹阳传》中载《狱中上书》、《扬雄传》中载《反离骚》等，其中有些文章或赋，如不经《汉书》收录，佚失的可能性很大。二是《汉书》的《地理志》记载了各地的风俗，对于汉乃至先秦文学研究均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礼乐志》则对了解汉代礼制及音乐发展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汉书》创始的《艺文志》著录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类著作，虽然其内容系由刘歆《七略》删要而成，但对于了解此期文学现状及汉人对文学的学科意识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论语》曾记载春秋时期和学科的建制，如《先进》曾记载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说明孔门众弟子在四科中各有擅长。《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文”也较接近《先进》篇所说的“言语”及“文学”，虽说《论语》所说的“言语”、“文学”、“文”与今天“文学的概念尚有不少距离，但表明孔子已有了学科的分科意识。到了汉代，班固承接刘向父子的基本设计，在《艺文志》中分七略介绍典籍，其中文学类名以”诗赋略“，显然比先秦时期以”文“、”文学“包容文史哲要具体而准确，反映了汉人对文学的认识已比较接近于现代的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不仅在目录学中具有意义，它同时也是很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献。但《艺文志·诗赋略》在具体的体例及编排上还有一些受人质疑的地方，比如以赋在前，诗在后，受到章学诚批评，认为如此则不能见出诗赋前后发展的线索，再比如将赋分四类，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未有文字说明，等等。《汉书·艺文志》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对此文也有不少研究性著作，其中重要的如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四库全书本)、清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中华书局《文史通义校注》本附），近人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均可以参考。《汉书》是了解西汉及此前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汉书》中的文学批评文献，约有三类较重要的内容。一、作家作品论（《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王褒传》、《扬雄传》、《地理志》等）；二、文学与社会风俗论（《地理志》）；三、音乐史及音乐评论（《礼乐志》、《律历志》）；四、赋论（《扬雄传》、《艺文志》、《司马相如传》、《枚皋传》等）；五、早期文学发展史论（《艺文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条对春秋、战国至汉代《诗》、《骚》、赋三体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可视作一篇小型的文学史论）。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晔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此书有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纪“和”传“由范晔撰写，”志“由司马彪补撰。南朝梁的刘昭在给范晔《后汉书》作注时，把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志“这一部分抽出也作了注，补入《后汉书》，但在宋以前，虽然出现过合编本，但两书更多的情况下是单行。自宋真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始由国子监孙奭奏请合刻，于是形成今天这样的合刻本。由于《后汉书》成书的特别情况，后人稍不留意，就容易忽略其作者问题，比如将”志“也当作是范晔所作。《后汉书》的注本以唐李贤、张大安等人的注为通行本，”志“的注用南朝梁刘昭注。清人惠栋作《后汉书补注》，王先谦作《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点校本是以南宋绍兴本为底本的，系合刻本。
此书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约有三类，一、保存一些东汉文人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也如《汉书》，大量抄录奏疏及文章，对作家的生平及著述也有详略不同的介绍，比如《文苑传》所载傅毅的资料中就有关于傅毅所作各体文学的篇目数量及文集的情况，这些都有资于后世的文学研究；二、对东汉文人的经学与文学研究也有若干重要的记录，比如《儒林传》所载卫宏传毛诗，赵晔、薛汉传韩诗等；三、”传“的部分对于文学而言有一重要的创新就是特别设立了《文苑传》，专门叙述擅长诗赋的作家，其中有傅毅、王逸、赵壹等２２人的文学传记。《后汉书》对诗赋家传记的处理，凡属成就及影响大，而且涉足领域更广的，如张衡、马融、蔡邕等就设专传。而对专攻诗赋的纯文人，就归入《文苑传》。《文苑传》的体例不同于《儒林传》，《儒林传》是专以经学儒术著称的人物。《文苑传》的设立，说明自南朝开始，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其意义重大。此书没有撰《艺文志》，后人如清钱大昭曾有《补续汉书艺文志》，虽不是当时原作，但材料均来源于旧籍，故仍可作有关东汉的参考文献。《后汉书》是了解东汉时期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以上是史部较基本的文学批评文献，这部分文献除了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及记录一代文学发展状况以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倾向。比如目录学的建立，对后世诗文评一类批评著作的著录，有着重要的作用；各部著作中涉及文艺及文学批评的篇幅显然较之先秦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史记》与《汉书》虽然尚未设《文苑传》，但已然对作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史记》设《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并用较大的篇幅论述其创作。至《汉书》除保留《史记》原有的汉代作家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专传外，更立枚乘、扬雄、王褒等在文学史上有名文人的传记，收录他们的文、赋，说明此期的史家已较多地注意到诗赋独特的文体个性及诗赋作家的地位。到了《后汉书》所设置的《文苑传》，其背景正是由西汉以来各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史记》和《汉书》给予了它们更多的关注，才使诗赋一类的文体及诗赋作家逐步地受到重视，这样，到了《后汉书》，就自然地为文学家单独言传。虽然《后汉书》写作年代较后，《文苑传》的设立从体例上更多地表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但它是汉代以来史部著作对文学一门逐步加深认识的一个必然结果。此外，就《后汉书》本身的内容来看，它记录的东汉时期的文学状况，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献。汉代史部著作除三种基本文献外，还有象荀悦的《汉纪》三十卷、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题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等，尤其是后者，《后汉书》从中取资颇多，亦有可注意的。
四、 子部文学批评文献
此期的子书在内容和体制上均较驳杂，有的是个人专著，如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有的是多人著述的合集，如《淮南子》；有的是对前代文献的集纂，如刘向的《说苑》、《新序》等。汉代子书中有关文艺及文学批评的文献也呈现出增多的现象，而且在个别子书中，已有了单篇专题论文的体制，象《论衡》中的《语增篇》、《书虚篇》等，在一个固定的篇目里就写作中的某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论说，虽说还不止于纯文学，而且也不够集中，但毕竟有了这种单篇文论的萌芽，它与先秦时期的那种依存于某部著作中的序文的形式是不同的，显示出了文学批评论文的一种独立的倾向。
《新语》二卷，今本十二篇，题西汉陆贾撰。龙溪精舍丛书唐晏校本为古代最好的本子，王利器《新语校注》为今人最好的本子，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的真伪曾有争议，张心澂《伪书通考》及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认为此书全部系后人伪造。现多数人认为此书有陆贾的原作，也有后人的搀杂，比如《道基》篇讲天地相承，气感相应一类的道理即是武帝后的思想文献，而崇”尚德“，抑”尚刑“的思想则属汉初思想，这就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认真地辨别。从全书看，基本可视作西汉文献。详可参阅《中国伪书大观》，江西教育出版社版。
对《新语》一书，清人严可均曾说：汉代”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可见此书所反映的是西汉初期儒家思想，严氏所谓其最纯最早，当是指其比武帝时期的董仲舒的伪儒学更纯正。在文学批评方面，《新语》中也有若干文献，一是他坚持儒者以仁义为本的思想，认为”《诗》以仁义存亡“，反对郑卫之音，反对”雕文刻镂“（（《道基》、《怀虑》）；二是反对贵古贱今（《术事》）；三是主张情志与言辞的合一，但又不绝对地否定”雕琢文彩“（《慎微》）。
《淮南子》，一名《淮南鸿烈》，西汉刘安等撰，东汉高诱注本《淮南鸿烈解》，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成于西汉文、景时期，淮南王刘安及门客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晋昌八人，及大山、小山诸徒共同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本乃原书的内篇二十一篇。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又糅合儒、法、阴阳五行诸家思想，所以一般认为系杂家著作。
《淮南子》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多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先秦道家在艺术批评方面的理论并不直接，《淮南子》则将先秦道家的基本精神用在对文艺的具体批评上，是道家思想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其中有些思想对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此书有关文艺批评的内容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有无相生、虚实相形的艺术创作观（《原道训》、《说林训》、《泰族训》）；二、物类相应、同声相和的自然观（《览冥训》）；三、论音乐与社会风俗的关系（《主术训》）；四、审美主体决定下的审美相对论（《齐俗训》、《说山训》、《说林训》、《人间训》）；五、《诗》乃”发于词，本于情“（《泰族训》）。
《盐铁论》十卷（一本十二卷），六十篇，西汉桓宽撰。清张敦仁撰《盐铁论》十卷附考证一卷，有诸子集成本、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主要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朝廷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记录，此次会议由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一方，以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围绕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平准均输等问题进行辩论。《盐铁论》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桓宽所整理的此次会议记录（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二是桓宽又进行了一定的”推衍“和”增广“，增写了对此次会议的谈论（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三是最后一篇的序文。全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与会议的形式相吻合。
《盐铁论》虽主要谈的是财经问题，但也涉及了不少论辩双方对文艺的看法，是了解此期有代表性的两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功利性较强，凡文学艺术，只取有用于世者，其思想近于法家和墨家。其主要理论包括：一、重质轻文，要在有用（《相刺》、《殊路》）；二、以素璞为美（《殊路》）；三、反对道古害今（《遵道》）；四、肯定郑卫之音乐于耳（《相刺》）。以贤良文学一方的言论较近于传统儒家，比如重视道德语言的修养，文质并重等。
《说苑》，原书二十卷，题汉刘向撰，有四部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此书乃古代历史故事的汇编，内容大致分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故事，体例为以篇带章，每一篇前先有总说，然后分章叙述故事，故事后再加以按语，按语的思想多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原本有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约成书于鸿泰四年（前１７年）。但对此书的真伪一直颇有异见，《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均为二十卷，到北宋《崇文总目》，官书所存仅剩五篇，后经曾巩从民间得十五篇，进行补缀校正，复成二十篇。所以今本《说苑》乃经曾巩整理过的本子，其中可能有一些内容是原书没有而经曾巩从他书中辑录而来。此外，近人罗根泽对《说苑》是否真为刘向所编著也提出过疑问。所以对此书中的材料，可基本视为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但对其作者却应慎重待之。
刘向成帝时为光禄大夫，曾校阅群书，写成《别录》，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其分类方法被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所采用，成为早期目录学著作的开山之作。刘向除已失传的《别录》外，还有一些如《说苑》、《新序》、《列女传》、《高士传》、《世说》等题名为他的著作。
《说苑》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在形式上颇有类于《晏子春秋》及《韩诗外传》一类的著作，均是以假托的单篇人物故事为主，间中引《诗》，篇末或附以议论。在内容方面，《说苑》所涉及的文学批评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诗是情感内积外发的表现（《贵德》”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条、《尊贤》”哀公问于孔子“条）；二、音乐以悲为美（《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条）；三、对”六艺“特征的说明（《奉使》”《春秋》之辞“条）；四、有关”乐山乐水“的比德说（《杂言》”子贡问曰“条、”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条、”玉有六美“条）；五、文质并重的形式论（《修文》”商者“条、”触情从欲“条）；六、音乐曲调与人品的关系（《修文》”子路鼓瑟“条）。
《新序》，原书三十卷，题汉刘向撰。今书十卷，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翻宋刊本。
此书乃刘向编辑的一部”抄录古史“的书，原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三十卷，缺佚后经北宋曾巩校定为十卷。今本十卷，分别是《杂事》五卷，《刺奢》、《节士》、《义勇》各一卷，《善谋》上、下两卷。此书内容主要记载了从舜、禹至战国、秦、汉间的史实，其中又以春秋史事居多，汉代材料较少。其材料多取资于百家传记，其内容与《春秋》、《国策》及《史记》多有重合出入。对于此书的作者，自唐以来就有争议，多认为此书非刘向所撰，或系误题撰人，或系后人伪托。详见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出版社）及《中国伪书大观》（江西教育出版社）。
《新序》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材料不如《说苑》多，但也有一些有特点的材料，如《杂事》篇”钟子期夜闻磬声者而悲“条论音乐之动听在演奏者的心而不在其手；二、记载诗本事，如《节士》篇分记《二子乘舟》、屈原《渔父》诗的本事。这些材料多取自《左传》、《史记》等书。
《法言》十三卷，晋李轨注，有诸子集成本；宋司马光《法言集注》十卷，四库全书本；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袐、司马光注《纂图互注扬子法言》，俗称”五臣注“，六子全书本；清汪荣宝《法言义疏》（原名《法言疏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体制仿《论语》，据《汉书》本传记载，扬雄见战国诸子诋毁孔子学说，司马迁撰《史记》亦不以孔子思想为据，时人又常常以此向扬雄请教，故模仿《论语》的形式甚至语气，一问一答，汇编成书，称作《法言》。全书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对道家思想，自言仅取其言道德者。
《法言》一书中有比较多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论赋（《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条、”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条、）；二、论雅正与淫僻（《吾子》”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条）、《寡见》”或曰’君子听声乎‘“条）；三、论文与质的关系（《吾子》”或问’君子尚辞乎？‘“条、《寡见》”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条、《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条）；四、论自然之美（《问道》”或问’天‘“条）；五、论人品与文品（《问神》”或问’圣人之作事‘“条）；六、论”六艺“的文体特征（《寡见》”或问’《五经》有辩乎？‘“条）。
《新论》一卷，清孙冯翼辑，四部备要本。
此书已佚，现存辑本，辑佚本还有清严可均的《全后汉文》，与清孙冯翼本略有不同，可校参。据《后汉书·桓谭传》，”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视善焉。“二十九篇中的《琴道》一篇桓谭未写完，由明帝命班固续成之。
桓谭自言其写作《新论》是受了陆贾《新语》及刘向《新序》的启发，他重视自创的思想颇受其后王充好评。
《新论》现存虽为辑佚本，但其中仍有不少文学批评文献。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继承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求辅》”贾谊不左迁失志“条）；二、论创作不能”精思太剧“（《祛蔽》”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条）；三、论文学创作与鉴赏应以多读为基础（《道赋》”杨子云攻于赋“条、”余素好文“条、”君大素晓习万剑之名“条）；四、反对尊古贱今、贵闻贱见（《闵友》”王公子问“条，此论可与《典论·论文》相参。另《汉书·扬雄传赞》亦有相似语）。
《论衡》三十卷，东汉王充撰，今本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目无辞，实际八十四篇。四库全书本、诸子集成本；清俞樾《论衡平议补录》，中华书局排印本；刘盼遂《论衡集解》三十卷，附录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此书在王充死后五、六十年就逐渐流传开来，《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二十九卷，从《旧唐书·经籍志》开始著录为三十卷。北宋进士杨文昌曾将当时的通行本与史馆所藏本对照合校，并为之作序刊刻，是现在已知较早的校刊本。此书在体例上虽分为三十卷，但除最后一篇《自纪》为作者自传及自叙外，其他篇目在卷次的安排上，似乎并未按照内容进行严格区分。此书的内容以”疾虚妄“为主旨，系统地剖析西汉以来”天人感应“、”五德始终“等谶纬神学的虚妄，崇尚实学，范晔《后汉书》本传说：“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其思想在古代思想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衡》虽不专门论述文学，但其中的文艺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东汉时期一家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著作。其文艺思想与他的思想体系相吻合，在东汉谶纬神学泛滥之际，以强调真实性为原则。其文艺观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提倡“真美”，反对谲诡失实之书（《书虚篇》、《对作篇》）；二、反对语言的夸饰不实（《语增篇》、《艺增篇》、《对作篇》）；三、剖析诗文用语的修辞性（《艺增篇》）；四、区分儒生、通人、文人与鸿儒，提倡文人的独创性（《超奇篇》、《佚文篇》）；五、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超奇篇》）；六、肯定文人的地位（《超奇篇》“文章之人，滋茂汉朝”、《佚文篇》“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七、反对贵古贱今（《齐世篇》、《案书篇》）；八、论文学与国君、国运的关系（《佚文》“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九、论“观文以知情”（《佚文篇》）；十、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书解篇》）。
《潜夫论》十卷，东汉王符撰，四库全书本；《潜夫论笺校正》，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此书共三十六篇，体例仿《论衡》，各篇分论作者对政治、经济的看法，间及汉代社会风俗，最后一篇《叙录》为序言。
王符生平由于耿介独行，无升迁机会，遂“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潜夫论》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不多，其思想传承扬雄、王充等人，可视作东汉晚期儒学诗论的延续。书中论及文艺的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修身以学为本（《讃学》）；二、论“六艺”的作用（《讃学》）；三、论诗赋的作用及文体特征（《务本》）；四、艺术当以实用为先（《贡实》）。
《风俗通义》（一名《风俗通》）十卷，东汉应劭撰，四部丛刊本；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原三十卷，现存十卷，属杂家类著作，从三皇五帝直至汉代的自然景观、社会风俗、典章制度、乐器、祭祀、神怪等，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涉及的内容以汉代为主，对于了解汉代社会风俗有帮助。比如《乐器》篇记述各种乐器的作者和形制，是古代乐器史的重要文献。《山泽》篇对山林河泽的记述，是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怪神》篇记载的神异灵怪，对《搜神记》有直接影响。
《风俗通义》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主要有三：一、论诗与社会风俗、风俗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序》）；二、诗乐能动天地、感鬼神（《声音》）；三、论五音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及感化作用（《声音》）。
以上是子部基本的文学批评文献，除上述外，两汉诸子著作中有些佚文见辑于后人的总集、类书或史书中，如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人严可均的《全汉文》、《全后汉文》、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等人的《初学记》、宋李昉等人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人的《册府元龟》中，都有一些相关的文学批评文献。
五、 集部文学批评文献
由于汉代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进步，文字书写及文献保存等诸方面的条件也在改善，汉代散行的单篇文献较之先秦时期有了很大改观，见之于集部中的文学批评文献渐渐增多。著作的类型，有纯文学研究的专著，也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序文，还有一些是夹杂在某些其他门类的专著中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献，虽然分量还不算多，但在文学批评的著述形式上，无疑比先秦时期更加多样化，也对其后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成熟准备了条件。由于此期集部的文献除少数外，尚较为碎乱，所以专著以外，采用总述的形式。
《楚辞章句》十七卷，东汉王逸注，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四部备要排印汲古阁本；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排印本。
此书约成书于汉安帝元初年（117年左右）中（用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说），是以西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十六卷作底本，收录屈原作品十卷二十五篇（含《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宋玉作品二卷二篇，景差（或言屈原）作品一卷一篇，贾谊作品一卷一篇，淮南小山作品一卷一篇，东方朔作品一卷七篇，严忌作品一卷一篇，王褒作品一卷一篇（组诗，含九篇），刘向作品一卷一篇（组诗，含九篇），王逸作品一卷一篇（组诗，含九篇）。《楚辞章句》的体例仿《毛诗》，每篇前面均有序文，惟《离骚》、《天问》两篇前后各有一篇序。序文的内容一般以作者、写作时间、题意及写作意图为顺序。正文之后为注解，注解之法亦仿汉人，即先注解文字，然后诠释大意，引证史事，有歧义时先列举众说，再定以己意。
由于《诗经》在汉代以后被归为经部，所以《四库总目提要》就以这部汇集了由战国至汉代楚辞作品的集子为总集的开始。
《楚辞章句》在批评史的文献体制和批评形式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汉人注经，有“故”、“故训”、“解诂”、“传”等多种名目，“故”、“故训”与“解诂”多用以通文字音韵，“传”则重在阐发经文大意，并参照典章制度、史事名物，以疏通经文的背景及经义。所谓“章句”一法，则兼具疏通文字音韵与阐发大意二者，有时还视情形串解文句，在解读文本上更有优胜之处。如现存赵岐的《孟子章句》及《楚辞章句》二者均是如此，《孟子》一书在汉代时尚未被列入经，所以这两部章句之书，均是经学章句之法在子书及诗集研究方面的扩展。《楚辞章句》的著述形式，上接《毛诗》，以序、文本、传注（个别篇章如《离骚》等甚至前后都有叙文）三者合一的形式，奠定了古代集部著作较为典型的著作形式。而从解读文本的方面来说，《楚辞章句》除文字训诂以外，在文义的疏通方面做得更为细致，为此后集部著作的传释起了示范的作用。其后《文选》学中的不少著作，也多取这种体例。
《楚辞章句》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有三，一是序文部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评价比较中肯。汉代对屈作的批评大致有两派意见，一派以西汉时期的刘安、司马迁为代表，肯定屈作的怨刺精神；一派是以东汉时期的班固、扬雄为代表，他们对屈原怨刺君王、愤怼沈江则持否定态度。王逸在《离骚章句》前后两篇叙中基本上继承了刘安、司马迁二人的观点，对班固、扬雄指责屈原进行了辩护，《离骚叙》一方面对《诗经》以来“怨主刺上”的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认为屈原的怨刺并非如班固所说是“露才扬己”，而是能以忠正为高，危言以存国，优游婉顺，称赞《离骚》是百世无匹之作。二是序文部分对屈作的艺术进行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其比兴象征手法进行了剖析，对此后刘勰《文心雕龙》论“骚体”有较突出的影响，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三是《楚辞章句》一书对楚辞作品的研究，一般包括了作者、写作时间、题意、写作意图、文字释义等诸方面的内容，完全涵盖了文本研究的多方面因素。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作品的注本，而且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究的一个基本架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零六卷，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影印本。
此两种书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一部分，该书是为前接清嘉庆年间的《全唐文》而编纂的，从上古至隋共十五集，七百四十六卷。其中《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零六卷。此书主要收集当时尚能见到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原已失传的史论、子书中的辑佚，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书在辑佚及编排上优劣互见，“全”是其长处，个别地方的失察是其短处，中华版的《出版说明》对之有较详细的叙述，可参看。
此两种书中保存不少两汉时期的单篇文章、赋及史部子部中残缺的片文，有些重要人物的文章和赋中也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可与子部或史部中个人的专著进行比勘对照，比如收在《全汉文》第四十二卷的王褒的《四子讲德论》中就有关于他对诗乐的看法，在《全汉文》第五十三卷中收录的扬雄的《解难》一文，就有关于“大味必淡”等具有道家美学色彩的论述。这些材料，有些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颇可留意。
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曾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可藉此查找篇目及作者。
以上是集部中较为基本的文献，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一些后人编辑的此期文人的别集也可参考。这些文集虽不属专门的文学批评资料，但也有可以利用的部分。
后人所编汉代文人别集，以明人张溥所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较著名。张溥，明末复社领袖，有《七录斋诗文合集》传世，另编有《元文类删》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关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四库提要》云：“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于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于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于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对这套卷帙浩繁的文集的评价，《四库提要》一方面指其“务得贪多，失于限断”，另一方面也肯定其“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要不可谓之无功也。”张氏编纂的这套文集，搜罗宏富，并以文隶人，以人隶代，方便了后世的读者。
除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外，还有明人梅鼎祚编辑的《西汉文纪》二十四卷及《东汉文纪》三十二卷。两书也是辑录本，材料多来自于两汉的正史、杂史以及诸子书。在学术界，这两种书的影响不大，人们不大利用它。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两书所选取的篇目，相当的部分有成书；二是两书在考订方面有所欠缺。但两书并非全无用处，《四库提要》在论及二书的情况时说，《西汉文纪》真伪杂糅，有炫博之嫌，但对收录《史》、《汉》及其他诸子之文，较之他本，还是能“参校是非”，故云“三代以下，文章莫盛于西汉，西汉莫备于此编，所以《西汉文纪》一书还是足资参考的。相较之下，《东汉文纪》在审订方面就略差一些，因东汉以来，各种杂史纷出，该书在收编时以”全“为务，故时有失察。所以，在使用这些集子的时候，要注意其真伪、误收、失考及文字错漏的地方。
在这些文集中，除诗赋外，均有一些单篇散行的文章，其中不乏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材料，现将汉代部分的书名及版本列于后，便于查找。
《贾长沙集》一卷，汉贾谊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光绪信述堂翻刻；四库全书本。
《司马文园集》一卷，汉司马相如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司马相如集校注》，汉司马相如撰，金国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董膠西集》一卷，汉董仲舒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光绪信述堂翻刻；四库全书本。
《汉刘中垒集》一卷，汉刘向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汉刘子骏集》一卷，汉刘歆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王谏议集》一卷，汉王褒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扬侍郎集》一卷，汉扬雄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扬子云集》六卷，汉扬雄撰，四库全书本。
《扬雄集校注》，汉扬雄撰，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班兰台集》一卷，汉班固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光绪信述堂翻刻；四库全书本。
《东汉崔亭伯集》一卷，汉崔駰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张河间集》二卷，汉张衡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张衡诗文集校注》，汉张衡撰，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东汉王叔师集》一卷，汉王逸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蔡中郎集》二卷，汉蔡邕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同上。
《蔡中郎集》六卷，汉蔡邕撰，四库全书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汉蔡邕撰，四部丛刊本。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明张溥撰，殷孟伦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西汉文纪》，明梅鼎祚辑，四库全书本。
《东汉文纪》，明梅鼎祚辑，四库全书本。
两汉文学批评文献已如上，其中分专节予以介绍的是基本文献，而集部最后所列的部分可作为参考文献。
今人对两汉文学批评文献的整理也始于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１９３４）及王焕镳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１９３６），二者不同的是在体例上李华卿选编本仅为文选，无作者介绍和解题；王焕镳编选本则有作者小传、解题及简单的注。在时间断限上，李编本由先秦《论语》选起，而王编本则由汉代《毛诗序》选起。在选编内容上，王编本较重视文章理论，故书中所选多为文章论，诗词理论方面的篇目较少。许文雨《文论讲疏》一书以精解著称，两汉有王充《论衡》，但所选讲的篇目太少。其后较有影响的选本要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以郭绍虞先生选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为代表，其他还有一些选本，情况略同于第一章所介绍的先秦文献整理，可参阅该节内容。
需要补充的是台湾国立编译馆于１９７８年选编了一套大型的古代文学理论资料汇编，从两汉选起，直至清代，其中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为第一卷，由柯庆明、曾永义编辑，台湾成文出版社印行。该书的份量较大，可与张少康等主编之《先秦两汉文论选》相比美，但不设作者小传，选文也以节录为主，优点是较为精粹，缺点是难见全貌。但就目前资料整理的情况来看，此书仍不失为一种搜罗较全，校审精核的参考书。
较有代表性的资料选还有：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册，贾文昭、程自信编，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