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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如古文诗词一类的旧体文学都步入总结的阶段，惟有小说正保有壮健的生命，显示着光辉的前途。虽在那一个朴学全盛、注重经典考据的学术空气里，小说仍表现着突出的成就，使现实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由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三大作家的作品，替清代文坛增加了不少光彩。到了晚清，小说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更趋於繁荣，在当时虽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品，但在数量上，展开了前此未有的热烈场面。在那短短的期间里，创作翻译，竟达数百种以上。
○一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谈到清朝的小说，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作家便是蒲松龄。
蒲松龄（一六四○～一七一五），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天资聪明，知识渊博，有深厚的学问。赋性朴厚，笃於交游，以文章风节著称於时。但科场不利，到七十一岁，才补岁贡生。他一生不遇，在家教书为业，著作甚多。除小说、俗曲以外，有文集、诗集、词集及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作。蒲松龄在中国文学界得享盛名者，是由於他的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共十六卷，凡四百馀篇。
聊斋志异的内容大都是描写妖狐神鬼的奇形怪事。但作者文笔简炼，条理井然，所写虽说都是神鬼妖魔，然都懂得人情世故。化为美女，无不贤淑多情；幻作男人，也都诚厚有体。阴间实胜阳世，妖界远过凡人。由于它所反映的现实性极为强烈，所以比从前任何的志怪书大不相同。它是用唐人传奇之笔墨，写人世阴阳之怪异。读者置身於鬼妖之间，不觉可怕，反觉可亲。如以文笔古炼，可作散文的范本，因此大为知识阶层所爱好。相传王士祯激赏此书，欲以重金购之而不可得，声誉益高。作者在聊斋自志中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移。”作者这样欢喜搜神谈鬼，并不是他对於神鬼真的有了信仰，从而表扬其因果报应之说，实际他是有所为而为的。他在自志里又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自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如此，亦足悲矣。”可知作者的著书目的，是借鬼神世界，反映、影射人间生活和社会现实，而加以批判、揭露，来发泄自己的悲愤的。蒲松龄生於明朝末叶，成长於清代初期。他虽是世代书香，到了他的时候，已经家道衰落，生活很为清苦。科场不利，上进无门，走了一生穷秀才的道路，只能在乡村教书为业。正因为他穷困的遭遇和在农村长期的生活，与劳动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和丰富的生活实践，他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体会人民的苦痛，他的创作，便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巴同情人民的感情。在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短篇，是暴露封建政治制度的黑暗，和攻击那些贪官污吏剥削人民、压榨人民的罪行的。席方平一篇，非常有力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封建官吏和司法制度的腐朽本质。官吏豪绅，互相勾结，见钱眼开，穷人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而主平本人则誓死不肯向恶势力屈服，反映出被压迫人民向封建恶势力的反抗精神。
写的虽是阴间，实际即是人世的隐寓。“城隍、郡司，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职居下列，而尽瘁者不辞折腰；即或势逼大僚，而有志者亦应强项。乃上下其鹰鸷之手，即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夫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作者借着二郎巧妙的一个短篇。它通过封建帝王玩弄蟋蟀的故事，使得官吏差役们，兴师动众，到处搜括，逼得人民家破人亡，全文充满着被压迫者的悲惨历史。惜结局虚弱，削弱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再如侠女、红玉、商三官、田七郎、窦氏、崔猛、仇大娘、王者、石清虚等篇，直接或是间接地揭发贪官、污吏、恶霸、豪绅们的鱼肉人民的种种罪行，在某些篇里，还刻划了除暴锄奸的侠客义士的形象。
在另外一些短篇里，描写了妖怪精灵和人恋爱的故事。在这些幻想的离奇故事中，表露出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意志。婴宁、阿宝、香玉诸篇，都写得很动人。作者创造江城、吕无病、锦瑟诸作里，也写出了悍妇妒女的形象。还有一些故事，揭发了科场的弊病巴士子的丑态，也有些描写劳动人民辛勤朴实的品质，和民间艺人的优秀杂技的篇章。书中的题材，非常广泛，瑰奇曲折，精光四射，富於吸引读者的力量。
聊斋志异是一部描写神鬼妖怪的小说，作者有丰富的想像，美丽的文笔，巧妙的组织，多样的题材；大部分的优秀短篇，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的，而具有暗中讽刺社会、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
但因为书中所写的大都是妖鬼的故事，因而也夹杂了一些宿命的思想和迷信的色彩。
性质与聊斋相近者，还有袁枚的新齐谐（初名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尹似村（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管世灏的影谈，冯起凤的昔柳摭谈，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作，但成就俱在聊斋之下。性质与聊上近而风格稍有不同者，为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一七二四～一八○五），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学问广博，总纂四库全书，一生精力，倾注於四库总目提要，故其他的著述不多。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内容虽亦属志怪，但与聊斋那种专尚辞华、铺张扬万之文笔与态度，是极不同的。在姑妄听之卷前言中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妾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风教。”可见作者的旨趣，是想排除唐人传奇之浮豹，而想追踪晋、宋人的质朴。一时风行文坛，竟与聊斋争席，风气为之一变。文中时有讽刺道学家的苛言高论之处，尤为此书一个特色。
后来如许元仲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诸书，其体式大力中与阅微草堂笔记相近。
醒世姻缘传 蒲松龄除聊斋志异以外，相传还写过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原题西周王辑著。书中的事迹，是写明朝英宗到宪宗时代的一个家庭的故事。二百多年来，对於作者的年代与真正的姓名，极少有人注意。
杨复吉（一七四七～一八二○）的梦兰琐笔云：“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厥。乾隆乙酉、丙戍，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令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昭代业书癸集）鲍以文（廷博）是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的人，来源似乎可信。并且饱以文又是杨复吉的朋友，梦寺琐事的记载，也不是道听涂说的了。再从聊斋志异、醒世姻缘和许多鼓子词中，证以故事情节、土语方言和作者地域，亦无不相合。（但也有人怀疑此说，颇难肯定，暂从梦兰琐笔。）
醒世姻缘传这部大规模的小说，铺叙一个两世的恶姻缘的果报，尤其着重写出几个悍妇的真面目。作者用尽了淋漓酣畅的笔墨，描写那夫妇冤家几乎是不近人情的种种事态。故事是很简单的，说前生的晁源射死了一只狐，并且把狐皮剥了。他宠爱他的妾珍哥，虐待其妻计氏，因此计氏被逼日缢而死。到了今生，晁源生为狄希陈，死狐生为他的妻薛素姐，计氏生为他的妾童寄姐。於是冤冤相报，素姐、寄姐两人，对狄希陈虐待得惨无人道。狄的父母，也被她们气死了。她们虐待丈夫的方法，说来真有些奇怪。有时把丈夫绑在床脚上，用大针刺他；有时关起门来，用棒椎痛打六百四十棒，打得只剩了一丝油气；有时晚上不许上床，把他绑在一条小板橙上，一动就毒打；有时关在牢监里，故意饿他；有时把鲜红的炭火倒在丈夫的衣领里，让他的背部烧得焦烂，几乎烧死。最奇怪的，狄希陈这一个男子汉，生来就是怕老婆的，看见她们，不仅不敢反抗，只是发抖听命而已。在这种痛苦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来了一位叫胡无医的高僧，向狄生指出前生今世的因果：“这是你前世种下的深仇，今世做了你的浑家，叫你无处可逃，才好报复得茁实。如要解冤释恨，除非倚仗佛法，方可忏罪消灭。”狄希陈听了他的话，念了一万遍金刚经，果然销除了冤业。在这一连串可怕的故事里，男人们读了，真有点毛耸然。世上怕老婆的男子固然不少，世上的悍妇泼妇固然也很多，怕得这麽厉害，妒得泼得这麽毒辣的。如狄希陈、薛素姐、童寄姐之流，无论走遍中外，真要算是空前绝后了。这故事的发展，自然是不近人情的，思想也是非常腐旧的。他一心一意的要用因果报应在来说明人生不可抵抗的命运哲学。书中的引起里说：
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那夫妻之中，就如勃项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
唯一的解救这因果报应的方法，便是倚仗佛法，忏罪消灭。使这一部大规模的醒世姻缘传，表现出封建社会中极其落后的迷信思想，完全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而无法自拔了。但他所描写的范围非常广阔，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在不少章节里，对於黑暗现实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形成积极的一面。如旧家庭的矛盾，婆媳夫妇间的葛藤，以及地主官吏的残暴和严重灾荒下农村人民的悲惨生活，都写得真实而又动人。我们读醒世姻缘传时，首先要批判它的落后思想，同时又要注意它在社会内容上的一些真实反映。
醒世姻缘传在文字技巧上是相当成功的。白话文写得颇为漂亮，细致深刻，新鲜而没有套语。善於描写人物的个性，尤长於变态心理的表现。同是悍妇，薛素姐是薛素姐，童寄姐是童寄姐，晁源、狄希陈同是糊涂虫，各有各人的糊涂方式。书中的几位老太太、几位老头子，都写得活灵活现，表现出语言的特色。
蒲松龄的鼓词 蒲松龄除了柳庆志异与醒世姻缘传以外，还写了十几部长长短短的鼓词。这些鼓词最大的特色，完全用的是白话韵文，演成通俗的曲子，这给予散曲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现存的作品，有十多种。
一、穷汉词
二、后夜叉
三、墙头记
四、增补幸€曲DD五、蓬莱宴
六、寒森曲
七、慈悲曲
八、姑妇曲
九、翻魇殃
十、富贵神仙
十一、禳妒咒
十二、磨难曲
十三、丑后巴
十四、快曲
上面的曲本，除禳妒咒一种为戏剧体之外，其馀各种都是鼓词。这些鼓词有的叙故事，有的写感想，是一种与道情、弹词相近的东西，和着鼓音唱起来，必悦耳可听，而又文字通俗，老妪可解，实在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中有好多篇是根据聊斋志异的篇目改编的。如磨难曲是演张鸿渐的故事而成，但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思想性也较为强烈了。这些鼓词，当日究竟演唱过没有，就无从知道了。
用纯粹的白话写曲，蒲松龄要算是成功的。他一扫那装腔作势的典雅的语气，用自然的语言，自然的音调，绘声绘影地把人物的个性姿态表现出来，诙谐讽刺，兼而有之，给予曲体文学一种新空气新生命。如禳妒咒（此篇即演聊斋的江城故事）中装妓的一节，写江城责其丈夫嫖妓云：
暇蟆曲 哄我自家日日受孤单，你可给人家夜夜做心肝。（强人呀）仔说我不好，仔说我不贤。不看你那般，只看这般，没人打骂，你就上天。（强人呀）
你那床上吱吱呀呀，好不喜欢！
过来，跟了我去，不许你在没人处胡做。
我只是要你合我在那个过罢，我可又不曾叫你下油锅。（强人呀）俺漫去搜罗，你漫去快活，今日弄出这个，明日弄出那个，这样可恨，气杀阎罗。（强人呀）俺也叫人家“哥哥呀哥哥”，你心如何？
写得这麽直率，这麽天真，又这麽自然活泼。蒲松龄不仅善用文言体写短篇小说，还长於用白话体写长篇小说，他不仅工诗诗，更长於写俗曲。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形式、风格也是多方面的。
○二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是中国极其优秀的讽刺文学的古典作家，他的儒林外史，不仅是十八世纪中国小说界的杰出作，而且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不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国的白话小说，是在唐、宋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广大市民阶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由艺人的口头创作，演成话本，再由话本进为章回小说。到了明朝，章回小说在艺术上得到了高度的成就，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这些巨大的古典作品。明代末年，由於李卓吾、袁宏道、冯梦龙这些人对於小说的鼓吹与提倡，大大地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价值。到了十八世纪，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另一种新的面貌和精神。三国演义、水浒一类的古典巨著，无论故事内容和语言方面，大都是在几百年来人民创作的基础上，在民间流传的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再由某一个作家或是前后几个作家予以创造性的加工，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步一步提高起来的。因此这些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表现了相当浓厚的群众性与集体性。对於这样的作品，我们还只能认识它们的整体价值。十八世纪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产生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一个作家完整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表现出一个作家巨大的独创精神。他们写出了他们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以及自己的生活特征与思想面貌。一个作家的创作力量与创作态度，非常明确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血肉联系。我们都知道，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内容，不是在民间流传过组织过的历史故事与神话故事，而是吴敬梓、曹雪芹独创出来的；它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是逐步提高的。而是吴敬梓、曹雪芹个人的天才的创造。就在语言的铸与人物描写的手法上，也呈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在这些地方，说明了十八世纪的小说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有显著不同的特色和精神。
△一
吴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样，出身於大官僚地主家庭，到了后期同样遭受极其穷困的境遇。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是一位理学大家，为东南学者宗师。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由编修做到侍读。祖父吴旦死得很早，但其伯叔祖吴、吴晟，一为榜眼、一为进士。他父亲吴霖起是一个拔贡，做过赣榆县的教谕，人品高尚，对於富贵功名看惯了，不以为奇，一心一意要在学问上安身立命。做教谕诗，捐资兴学，教育子弟，后来不得意，辞官回家，不久便死了。吴敬梓自己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移家赋），“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儒林外史中语）。吴敬梓就在这样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就在这样一个八股世家里教养出来的。但是他不仅有很高的智慧，并且刻苦读书，在青年时代，他对於学问辞章都有了深厚的基础。程晋芳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文木先生傅）在文木山房集里，我们还可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后来他的学问愈广博，对那些浅薄无聊的八股文，更是看得一钱不值；思想愈深闳，对那些封建时代的进士翰林的科举功名，更觉得虚伪无味。於是他便从煊赫一时的八股世家里解放出来，从那大官僚地主家庭里解放出来；自二十岁中秀才后，就不去考举人进士，不去求民求名，一心一意地研究学问，一心一意地从事文学创作，追求他自己理想的生活，正如他所说“要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祖上傅下来的田地银子，他在短期内都花得精光，生活陷入极端的穷困。他有钱的时候，有人利用他，欺骗他；等他一旦穷了，都来责骂他，嘲笑他，使他在家庭中社会上遭到极大的冷待。他在儒林外史里，借着高老先生的口，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把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三十四回）
这里的天长杜仪，正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这样真实的写出自己“像讨饭的一般”的面影来，不仅没有半点惭羞之色，在字里行间，还对这种面影洋溢着喜爱和欣赏的感情，在这里正表现出这一位世家子弟思想的解放和人生观的转变。那位高老先生算是痛快地骂了他一顿，然而他的特色，他的人生价值，正在这里。所以迟衡山听了，就对别人说道：“方才高老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杜仪），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其实吴敬梓并不是什麽奇怪的人，而只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逆子，科举制度的版徒而已。在封建社会里，像迟衡山一类能认识他的人自然是少数，多的是高老先生一类的假道学，臧三爷、张俊民、王胡子、伊昭一类的骗子。所以吴敬梓说：“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减字木兰花）他处在那样一个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社会里，给他的报酬，必然是饥饿与贫穷，必然是世俗的无耻的诬蔑。吴敬梓开始痛恨他本县的风俗浇薄，人心不正，於是迁家到南京去，不料南京的社会一样使他失望。伊昭骂他说：“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而今弄穷了，在南京躲着，专好扯谎骗钱，他最没有品行。”（三十六回）这是当日知识分子给吴敬梓的侮辱。其实，扯谎骗钱的最没有品行的并不是吴敬梓，恰懊是伊昭自己。后来他的生活愈来愈穷困，冬天没有火，同朋友们在城外跑路，谓之“暖足”；卖了旧书去买米，有时候弄不到钱，就两天饿着不吃饭。但是他仍然刻苦读书，从事创作。“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穷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这一段文字，把吴敬梓晚年的穷困，写得极其真实动人，今日读了，还感着无限的同情与感慨。一位这样大的作家，社会上对他冷淡无情，结果是穷死在扬州，连殡殓的费用，还靠穷朋友来料理，这是封建社会的罪恶。在金兆燕甲戍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於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的长诗里，哀痛地写出了这位天才文人最悲惨的结局。其中有云：“踉跄至君前，瞪目无一词。左右为余言，顷刻事太奇：流澌，圭匕不及投，撒手在片时。幼子哭床头，痛苦遭鞭笞。作书与两兄，血泪纷淋漓。......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一笑看凌€，横江天四垂。”从这里，使我们看到了吴敬梓在逝世之前，还是不脱那种豪逸洒脱的性格，也使我们看到他在客地凄惊、与世长逝时的惨淡情状。金兆燕是第一个刻儒林外史的人，他另有一首寄吴文木先生七古，对吴氏晚年的思想与生活也写得很详尽。
吴敬梓毕竟是一个非常的人，他绝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向科举投降，向旧社会屈服。他能在帝人不能忍受的穷困里，丝毫不怨恨不后悔，反面更坚强更稳固起来，把握自己的生命与精力，发挥创作的热情，挥舞着他那锋利无比的讽刺的刀剑，刻划他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和观察到的丑恶社会，在那艰苦的生活的搏斗中，完成了他的杰作儒林外史。在两百多年前，在那八股社会里，吴敬梓选择了白话小说的体裁，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作为向旧社会斗争的武器，正显出他的文学思想的进步。他对於白话文学价值的重视，绝非当代那些正统派的文学家和卫道派的理学家所能了解所能想像的。连他的好朋友程晋芳尚且感慨地说：“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怀人诗）在封建时代以小说传名，本来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到了今天，人人都知道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同水浒、红楼一样，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二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是巧妙地运用了讽刺文学的手法，向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与吃人的礼教，作了无情的抨击与揭露。在古国古代儒家所鼓吹的温柔敦厚的文学思想传统里，讽刺文学是比较不容易发展的。诸子的寓言中，唐代的传奇中，元、明的戏曲中，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及其他作品中，虽说也流露出一点讽刺的光辉，但那光辉比较淡薄。到了儒林外史，吴敬梓才以嘻笑怒骂淋漓酣畅的文笔，以其观察社会的锐利透彻的眼光，向旧时代的道德，向旧时代不合理的制度以及种醉心利禄虚伪无耻的人们，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嘲笑与鞭打。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树立起来古典讽刺文学的丰碑。
吴敬梓的时代，是清帝国的封建统治最巩固的时代，也是科举力量最万害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开始是运用大屠杀和文字狱来残酷地压迫汉人，后来又利用科举功名来引诱汉人。这双管斋下的政策，对於封建统治政权的巩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到了吴敬梓时代，汉人的反清斗争，如狂风扫过了海面一样，已入了静止的状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大师们所传播的民族思想的影子，是愈来愈淡薄了。新起的知识分子，忘了前一辈血腥的馀痛，都把科举功名看作唯一的出路，把他们有用的生命，全部埋葬在八股文里面。所谓“十年窗下，一举成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与安眠药。不管你怎样，只要你一旦进了学中了举，“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着背子斗米来的，也有促两只鸡来的”，甚至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第三回）所以胡屠户说：举人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再进一步就做大官发大财，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所谓“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正是这些人做官发财的哲学。
这种不要真才实学的考试制度，实际是巩固封建统治势力的重要基石。吴敬梓出身於八股世家，想要走科举功名的路，真是探囊取材，易如反掌，然而吴敬梓绝不这样做。他认识到八股文，决不是考选人才的办法，只是皇帝的愚民政策，是困死人才的毒计，是统制思想的武器。但几百年来，科举制度不仅是封建王朝的盛典，社会上都把它看作是无上的光荣，在广大人民中造成根深蒂固的虚荣的心理。只有进学、中举、点翰林，才是人生的理想，才是升官发财显亲扬名的道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马二先生的口，以半认真半嘲笑的态度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斋、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
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这段文字，表面是推崇举业，其实是讽刺举业，这便是吴敬梓讽世文学的技巧。他因为痛恨这种恶制度，因此他决心不从科举里求功名，决心要摧毁那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朋友中愈是会做八股文的他就愈加讨厌。程晋芳说他：
“嫉时文士如旧，其尤工者则尤嫉之。”封建明代的知识分子自然很难了解他这种进步的思想。也就因为无人了解他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更觉得高超可贵，必然成为黑暗王国的一点光辉。所以他说：“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他把周进、范进的形象写得那麽鲜明，不仅充满着恨，同时也充满着怜悯。他的目的是要青年们研究真学问，造就真人才。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他借着王冕的口批评八股文说：“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读书人不讲学问不讲品格，两眼只望着功名利禄，自然什麽寡廉鲜耻的事都会做得出来。顾炎武说秀才们“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和字书偏旁”，又说八股文的毒害，过於秦始皇的焚书，这并不是夸张之辞。
吴敬梓生长在那样的家庭，生长在那样的时代，对於科举社会的种种丑态与罪恶，见得多看得透，正如鲁迅所说：“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在儒林外史中用辛辣讽刺的戈矛，生动而又真实地涂出了无数颜色鲜明的漫画，在那些画面上，交织着秀才、贡生、举人、翰林、斗方名士、八股选家、扬州监商、官吏乡绅各种人物的脸谱，这些丑态百出的人物，通过艺术形象的表现，成为封建社会形形色色的图卷。这些人物，彼此之间互相联系，错综复杂，构成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巩固封建统治势力的核心。吴敬梓的勇敢与进步，就在於他发挥了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的精神，向八股文宣战，向封建社会的核心进攻，并且得到一定的战绩。
讽刺文学的任务。要通过典型的形象和特点，深刻而无情地抓住并揭露现实中一切反面的现象，予以高度的概括。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创造出许多鲜明的典型形象，对腐旧、虚伪、落后的事物，进行了讽刺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教育意义。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能体会到周进、范进、汤知县、严贡生、胡屠户、王举人、张乡绅、牛布衣、匡超人、杨执中、权勿用这一群人物的形象是刻划得多麽鲜明生动。通过这些形象，真的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於封建社会，对於一切旧的虚伪的落后的事物，采取憎恨的不调和的态度。吴敬梓的爱与憎，在儒林外史里表现得非常分明。他处处同情那些弱者和穷苦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大官僚、假名士、大监商以及科举老爷们，都成为他憎恨的讽刺的对象。由於他能明确地认清自己的笔锋所指的对象，所以他的讽刺文学的锋芒，才能深入地刺进那些卑鄙无耻之徒的灵魂深处，才能把那些丑恶的讽刺对象，毫无隐瞒地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就在这里闪动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和笔力的犀利。讽刺作家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描写得愈真实愈深刻，他作品的效果和教育意义就愈有力量。摧毁垂死的腐朽的东西，发扬新的生机，新的力量，是讽刺作家的主要任务。
吴敬梓不仅刻划了许多鲜明概括的反面典型，也表露出一些正面形象。由於历史的限制，这些正面形象没有在儒林外史中占到主要的地位。但他也写出了王冕、沈琼枝、倪老爹、荆元、于老者这些自食其力不畏强暴的有品格有志气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今天自然不能符合我们的理想，但在二百多年前的旧时代，都是被人轻视践踏的，然而是可敬可爱的人物。吴敬梓给他们以无限的敬意与同情，使读者体会到讽刺的创作者的人生理想。在闲斋老人的序文里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体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里不仅说明了吴敬梓的写作态度，同时也说明了儒林外史的主要内容。
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全面地嘲笑了那些不学无术的装模作样的知识分子，并且对於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第四回写范进中举以后，死了母亲，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那言谈举动，真实得细腻绝伦。第五回写王秀才议立偏旁，因为得了二百银子，就抬出三网五常一大套道理来骗人。第四十八回写王三姑娘的殉节，更是深刻地描绘出礼教权威与内心苦痛的矛盾。在这些有笑有泪的文字里，各种人物的性情心术，一一活跃纸上，如见其肺腑。吴敬梓在这里把那些旧礼教旧道德的表皮一层一层地剥开，让那些丑恶的渣子显露在读者的眼前，使我们明了封建文化的本质，加强我们对於旧礼教旧道德的愤恨。
△三
其次，吴敬梓对於妇女的见解，也值得我们重视。沈琼枝是一个独断独行的女子，因为不愿作妾，逃到南京去卖文为生。旧社会对她的观念，必然是轻视她。
迟衡山说：“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书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不带淫气；若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又不带贱气。”沈琼枝自己哀痛地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封建社会男人眼里的女子，就是这样可怜的地位。但是吴敬梓完全不同，他借着少卿的口说：“监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四十一回）这不仅骂了监商，提高了沈琼枝的身价，更重要提还从侧面击中了热中功名的士大夫的要害。以监商起家的宋为富，娶妾是娶惯了的，这次碰见了沈琼枝不肯屈服，他愤怒地红着脸道：“我们富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都像这麽淘气起来，这日子还过得？”这种无赖的口吻，是多麽卑鄙无耻。在那哀哀无告的旧社会里，敬重和支援沈琼枝的就只有吴敬梓一人，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人情，而是正义、而是对旧制度恶势力的强烈的反抗。因此吴敬梓坚决地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觉得夫妇的和爱，便是人生的幸福，快乐的家庭。
季苇萧劝少卿娶妾时，少卿回答说：“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第三十四回）
吴敬梓的妻子虽死得很早，但也俩的感情是非常纯厚的。
吴敬梓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有科学的冷静的头脑，在儒林外史里，一扫过去小说中那些神鬼的荒诞，玄虚缥缈的奇谈以及因果轮回的迷信。他所描写的所表现的全是现实的事件，贯通全书的脉胳，无一不是我们耳闻目见的实际的日常生活。没有过分的夸张，没有超人的奇迹。如洪道士的炼金，张铁臂的欺世，在作者的笔下都露出了原形，加以无情的谴责。对於风水的邪说，作者尤为痛恨。在第四十四回里，写到“讲风水迁坟墓”的事，他发表了“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的激烈议论。在这一方面所表现的，中国古代其他的小说都是比不上它。
吴敬梓的反科举、反礼教、反迷信，并且从各个角度上，批判上封建社会文化的虚伪和腐朽，都表现出他进步的思想内容。正因为他具有这样进步的思想基础，才能使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而取得了讽刺文学的巨大成就。但儒林外史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主要表现在：他把希望寄於古代的“纯儒”，眼光向往着几千年的空中楼阁，不是革新，而是恋旧。读书中的第三十七回，令人感到陈腐不堪，就在这里又表现出他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
儒林外史的语言，基本上是普遍的口语，修辞造句，简炼纯净，而又时杂冷隽，更有助于它的表达能力，而有时又表现出富於机智、幽默的特色。他有时候用成语、谚语、歇后语、文言语等等，在刻划人物的性格上，都是恰到好处的。
钱玄同说：“水浒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是国语的文学，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的国语读本之一。”
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儒林外史，结构似不严密。正如鲁迅所说：“惟全书无主，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过去通行的版本都是五十六回本，但据金和跋云：“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妾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可见五十六回这一回是后人妄加的了。至于同治年间的六十一的后五回，那更是不可靠的了。
○三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的红楼梦，不单是十八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杰作，它同诗经、屈赋、史记、李、杜诗歌、关、王杂剧和水浒、儒林外史这些优秀作品，在中国三千年来的古典文学历史上，形成绵延不断的文学的高峰；由於它们在艺术上优秀的成就，高度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和风格，成为民族文学中珍贵、光辉的遗产。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红楼梦深入了社会的各阶层，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尤其是对於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它具有高度的感染效果。伟大悲剧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多方面地吸引着读者们的心灵。有的寄以同情，有的加以谴责；在旧社会里，於是产生了各派的“红迷”、“红学”的穿凿附会以及道学家的曲解。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说此书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说此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大学、中庸之书，主旨是要阐明“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由於这些附会和曲解，长期地掩蔽了这一伟大作品的文学本质，忽略了它反映时代和客观现实的真实精神。“五四”以后，经过许多人的研究考证，我们知道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简单的生活历史，因此，对於这一部书才有进一步的认识。但在文学价值的批评上，还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部单纯描写三角恋爱的才子佳人的小说，这观点是错误的。
△一
曹雪芹（约一七一五左右～一七六三），名г，字梦阮，号芹圃、芹溪，原籍河北（？）。大约在明朝末年，他的祖先迁居东北，入了满洲籍，所以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后来他的祖先随清兵入关，得到宫廷的宠幸，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红楼梦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
（第五回）又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第十三回）这里说的是贾家，也就是暗示曹家。在康熙的整个年代，是曹家“富贵荣华”的极盛时期。
由康熙二年到雍正六年，在这六十几年中，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到他的伯父曹、父亲曹ぽ，世袭了江宁织造将近六十年之久，有时还兼任苏州织造和两淮监政。
江宁织造是内务府的肥缺，也是皇帝的近幸。他们一面替皇帝采办宫廷的衣服装饰及日常用品。同时又是皇帝的耳目。官阶虽不很高，实际是一个最有势最有钱的要职。曹玺、曹寅、曹、曹ぽ祖孙四人，做了将近六十年这样的官，曹家便成为一个标准的剥削世家，成为官僚大地主。他们用剥削来的大量金钱，收买土地庄园，建造华丽的房屋，千方百计地讲究吃，千方百计地讲究穿。曹家这一种奢侈无比的物质生活，后来就成为曹雪芹描写贾家贵族生活的物质基础。
康熙死了以后，继位的是雍正，雍正的帝位，是用阴谋残酷的手段夺取来的。
因此他继位以后，为了要树立自己的威权，特别要打击他父亲的亲信，曹家正是他要打击的一个对象。雍正六年，曹家被抄，曹雪芹的父亲曹ぽ也被削职，於是这“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的煊赫一时的剥削世家，就衰败下来，到了次年，曹ぽ终於离开住了几十的金陵，迁居到北京去，以后一直住在北京。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他家藏书非常丰富，善本书就有三千多种。曹寅附庸风雅，结交当日名士，如陈其年、朱彝尊、尤侗、姜宸英辈，都是曹家的座上客。生长在那样家庭里的子弟们，本来很容易堕落腐化，一无所成。然而曹雪芹不是这样，他刻苦读书，爱好文艺。在那样的环境里，尽量地吸取精神上的粮食，培养他学问的根底和文学的才能。他耳闻目见以及薰陶感染的，是旧时代的文艺空气和奢侈荒淫的物质生活。他的一生，经历着曹家由荣华而至於衰败的过程。这一位世家子弟，到了晚期，遭受到极其穷困的生活境遇。
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
（敦敏赠曹雪芹）
满径蓬蒿老人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
敦敏、敦诚兄弟是曹雪芹的好朋友，都是满族人。在他俩的集子里，还保存一些关於曹雪芹的史料。在上面这些诗句里，可以看出曹雪芹晚期生活的穷困。
房屋破败，全家吃粥，酒钱也付不出，靠卖画来贴补家用。“寒衣噎酸齑，雪夜围破毡”，正是他晚期生活的写照。他的朋友劝他在贫穷中坚持著书，这书就是红楼梦。一七六二年秋天，曹雪芹的爱儿病死了，他非常伤感，得了病，几月后终於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死了，年龄不到五十岁。关於曹雪芹的生年，现在尚无法确知。至于卒年，则有两说：一说主张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即公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理由是甲戍本红楼梦第一回眉批里，有这样的话：“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见曹雪芹是卒于壬午除夕的。一说主张卒于癸未除夕，理由是懋斋诗钞中有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首五律，在此诗的前面第三首古刹小憩下，旁注“癸未”二字，而懋斋诗钞是按年编次的，所以确定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也有作于癸未，可见癸未那年，雪芹还在；再则根据敦诚挽曹雪芹诗，题曰“甲申”，则雪芹应卒于癸未。但因懋斋诗钞本是残本，又经过剪贴，次序可能凌乱，而甲戍本虽只有十六回，却是大家公认的，比较接近于雪芹的稿本，这一条“壬午除夕”的脂批，证据因而也比较直接有力。我是相信壬午说的。如果从壬午说，再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伤芹溪居士一诗所注，“年未五旬而卒”，推测雪芹存年为四十八九岁，则他的生年当在公元一七一五年左右。至于敦诚挽诗中的“四十年华”云云，可能有误，我认为张宜泉的诗注较为可信。
对於曹雪芹的家世和生活有了简明的认识，在红楼梦这一伟大作品的分析和了解上，将有很大的帮助。曹雪芹是以悲愤、回忆和批判的心情，以丰富的生活实践，来描写一个贵族家庭兴衰的历史。“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於国於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这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其中可能暗寓着一点曹雪芹的影子。
在这词里，一面是谴责，更重要的是在悲愤和批判的情绪中，更深一层地体会到那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并也透露出封建家族对於青年子弟的腐蚀与毒化的愤恨。曹雪芹在他衰败破落的穷困的晚年，在生活上在情感上逐步离开了往日的阶级地位，用他的血和泪，用他整个的生命，用他锋利、艺术的文笔，创造出光辉无比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通过贾、王、薛几大家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内外活动，官廷贵族的勾结与矛盾，各种男女恋爱的葛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琐事，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封建家庭衰败历史的图卷。红楼梦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地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而主要的是建筑在揭露封建制度与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上。由於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的大团圆的形式，而创造了崇高的悲剧的美学价值。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专就结构的完整与布局的细密上说，很少有其他的作品能比得上红楼梦。
△二
红楼梦的巨大成就，是在这家谱式的小说里，大胆地揭露了君权时代外戚贵族的荒淫腐朽的生活，指出他们种种虚伪、欺诈、贪心、腐朽、压迫和剥削以及心灵与道德的堕落。它不单指出了那一家族的必然崩溃与死亡，同时也暗示出那一家族所属的阶级所属的社会的必然崩溃死亡。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能出於空虚相像的描写，绝不能出於概念化的说明，必得在生活上有丰富的体验，细微深入的观察，通过高度的语言表现能力和优美的艺术技巧，才能生动地忠实地描绘那一家族的本质和各种人物的真实形象来。要真能熟悉那一阶级的生活，要对於那一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有真正的体会，才能写出那一阶级的真实来。曹雪芹恰懊有这种才质，他不仅有高度的文学修养，而且有深厚的贵族家庭的生活基础；因此他笔下出现的“贾府”，是既真实而又具体地展开在读者的眼前。封建家族的生活方式、各种人物的言语举动，以及房屋设备饮食衣服各种方面，都写得具体而又生动，几乎使读者为之迷眩。如果读者们只注意这种表面的华丽生活，而忽略了在经济方面支持这一家族的农民生活的穷困，那是错误的。读者必须知道，为了贾家的贪婪与剥削，许多人家弄得倾家荡产，许多人家出卖儿女，许多少男少女，成为“贾府”的家奴与丫头。贾家的经济来源，一面是支用公款，一面剥削农民，再就是敲诈和放高利贷。第十六回赵嬷嬷说：“别讲银子成了粪土，恁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粪土一般的银子，堆山积海的物资，虽说来自宫廷，实际都是人民的血汗。再在第五十三回里，描写黑山村的佃户乌庄头到贾家来纳租的一幕，曹雪芹用极其真实的笔，描绘出一幅剥削农民的现实的图画。在那里写出来的，仅黑山村一处庄园而已，像那一类的庄园，贾家还不知道有多少。在那个大荒年里，农民正穷困得无衣无食，而乌庄头送来的是米一千担，柴炭三万三千斤，乾虾二百斤，熊掌二十对，鹿舌牛舌各五十条，海参五十斤，鸡鸭鹅六百只，各种猪一百只，各着羊八大只......又卖去粱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等等。乌庄头一面叩头，一面哀诉年成不好。而贾珍看了大不满意，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麽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叫我别过年了。”“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正是地主的经济哲学，也就是他们剥削思想的口供。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贾家那一套穷奢极欲的穿吃享用，实际都是劳动人民的脂膏。被剥削的和那些负债的穷户们，因为无法满足地主的欲望，受不住压迫，结果是有的变卖产业，有的出卖自己的女儿。那些女孩子们无法反抗，只能怨恨自己的奴才命。
宝玉有一次看见了袭人的妹妹生得漂亮，想把她接到家里来，袭人听了冷笑道：
“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这话说得多麽伤心和沉痛。我们读红楼梦时，如果只注意十二金钗之类的热闹场面，甚至於羡慕袭人、平儿那些丫头们的穿戴饮食，而不去注意她们精神上的苦痛和悲惨的奴才境遇以及封建官僚地主剥削的罪恶，那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试想，金钏、晴雯、鸳鸯、尤二姐、尤三姐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们，全都成为贾家那一批色鬼荒唐的牺牲品，全成为封建社会的殉葬人。曹雪芹描写她们的时候，用着非常同情的文笔，在极其丑恶的现实上，点染出她们纯洁的心灵。使读者对於封建社会和地主官僚的恶德，感到无比的愤恨。
对贾家那一批昏庸顽固的官僚，骄奢淫佚的纨子弟们，曹雪芹毫不容情地用各样颜色的油彩，勾画出他们虚伪、邪恶、阴险和腐烂的脸谱来，生动而具体的形象，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在贾家出入的那些锦衣玉食的“哥儿小姐”们，绝大部分是醉生梦死看不见阳光的幽灵似的影子。他们的人生，都飘浮在水面上，没有根，没有力，没有血肉。他们不知道一粒米一尺布的艰苦来源，不知道耕牛犁锄的功用，有钱有势，养尊处优，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有的是“今日会酒，明日观花，聚赌嫖娼，无所不至”；有的是“勾通官府，包揽词讼，强奸民女，重利盘剥”。贾琏夫妇、贾珍父子是这类人物的典型。曹雪芹对於他们，用了最现实的笔法和痛恨的心情，真是写得笔墨酣畅，血泪淋漓。正如焦大所说：“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麽不知道？咱们胳膊折断了往袖子里藏。”红楼梦的作者借了焦大的口，骂尽了贾家的一切。曹雪芹在这部家谱式的小说里，这样深刻细微地描写了君权时代贵族家庭兴衰变化的历史，进而暗示出封建社会崩溃的必然性，这就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巨大胜利。正因为他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叛徒，正因为他具有反封建文化反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他有现实主义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读者们都能明确地体会到，红楼梦是一篇史诗，是一篇封建社会和贵族地主灭亡的史诗。
红楼梦的作者，一再声明他不批评政治，他这种态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曹雪芹时代，是有名的文字狱时代。封建帝王正用严厉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来压制当代的爱国知识分子。康、雍、乾三朝，大小文字狱接连不断，死人之多，牵涉面之广，是过去历史上所少见的。曹雪芹虽是旗籍，对於清朝统治者这种可怕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是不能不顾虑，不能不小心翼翼的。他在红楼梦中虽没有“干涉朝廷”，虽没有明目张胆地指摘最高统治当局，但他非常巧妙地通过“贾府”那一家族的社会关系人事关系，侧面地对於封建政治的黑暗腐朽，作了真实的反映。贾雨村那一个谄媚求荣贪赃枉法的官僚，在他的身上，作者赋予了非常深刻的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典型意义。因为他善於找门路找机会，终於通过林如海、贾政的人事关系，飞黄腾达，加官进禄，做起大官来。开始他经验不足，还有点缩手缩脚的。后来胆子愈大，良心愈黑。对於权贵的谄媚，是奴才相；对於人民的压迫，是阎王相；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来，由冯渊、石头呆子两案件，就可见一斑了。
凤姐是一位管家奶奶，胆大手辣，脸酸心硬，“少说着只怕有一万个心眼子。”
她不仅掌握着贾家的人事经济大权，她的魔手，依靠着她家的权势，还伸展到社会各方面去。她自己坦白地说过：“说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如此大胆，自然什麽可怕的坏事丑事还做不出来？在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一回里，集中的表现了这个“凤辣子”的无所不为的狠毒手段。为了三千两银子，就拆散了美满姻缘，害死了两条人命。在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里，作者以经济的笔墨。就从黛玉的最初印象中，写出了王熙凤在八面玲珑中那种可怕的威风：“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在这里，作者虽还没有说出这个人就是凤姐，但读者立刻可以意会到：不是凤姐又是谁？这种威风，这种气派，只能是凤姐的。
她既不是贾母的，也不是探春的，又不是王夫人的。像水浒传一样，红楼梦作者在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段上，确是达到了人各一面、人各一心的高度境界。
红楼梦的作者虽一再声明不干涉政治，他是这样巧妙的，通过那一家族的复杂社会关系，从侧面来反映封建政治的腐朽本质，来反映贵族豪门同地方官僚互相勾结、为非作歹、谋财害命的种种罪行。在封建社会里，贾雨村、€光一类的官僚，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贾赦、凤姐一类的权贵，也不单是贾家才有，在所有的大官僚家庭里，同样存在着大小不同的贾赦和凤姐。他们的普遍性愈强，就愈能反映出封建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这些生动深刻的描写，在红楼梦的倾向性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
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曹雪芹生长於雍正、乾隆年间，这是清帝国政治的最盛期，也是开始衰微、没落的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经过了二千多年的长流，到这时候，一面放射出烂势的幽光，同时正面临着衰颓、崩溃的前夜。
红楼梦这一伟大的作品，就出现在这一转捩的时代。曹雪芹以深厚的学问与丰富的常识，把封建社会长期积素起来的文化知识，几乎包罗无遗地一齐安插在红楼梦里：经学、史学、诸子哲学、散文、骈文、诗赋、词曲、平话、戏文、绘画、书法、八股、对联、诗谜、酒令、佛教、道教、星相、医卜、礼节、仪式、饮食、服装以及各种风俗习惯，他都懂得透彻，写得真实。他执笔写红楼梦时，年纪很轻，他的生活经验有如此丰富，学问修养有如此精深，语言文字有如此锋利纯洁，真令人感到无限的惊奇与赞叹。在他的笔下，写出了封建社会的妖形怪状，写出了封建文化腐烂的本质，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青年男女们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悲惨命运。
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然绝不是一点一滴地记载着自己的家世和历史。曹雪芹是以自己的家世和生活体验为基础，加以社会上耳闻目见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经过细心的观察和体会，再经过剪裁和创造而写成了这部杰作。红楼梦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以曹家为底子，但创造完成以后，贾家便成为封建时代贵族家庭的典型，它概括了无数封建贵族家庭的特性、本质和命运。就在这里，形成了红楼梦基础的深厚与代表性的广阔以及文学价值的巨大。我们绝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虑骚的忏悔录，绝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曹雪芹真实的自传。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首先是在於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和善於分析、表现家族内部的矛盾，善於描写人物的典型性格。由於那些大小矛盾的激烈冲击，加速地促成那个家族的灭亡。在那里，母子、父子、夫妇、兄弟、姊妹、妻妾、主仆、丫头与丫头，无处不显示着矛盾与冲突。演成无数的葛藤，无数的对立，围绕着纠缠着那一家族的各种人物，有的是追求功名，有的是维护名教，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争权夺势，有的是争情夺爱，真是千头万绪，曲折回旋，曹雪芹都把它们安排得条理分明，描写得入情入理，在这些矛盾和对立中，势必演成自相残杀的激烈斗争。正如探春所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七十四回）自杀自灭是每一个封建家族的必然现象，自杀得愈是厉害，也就自灭得愈快。曹雪芹在这方面的描写，得到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的结构上说，在这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贾宝玉追求婚姻的自由和性格的解放，对於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反抗。在贾家里，作为封建秩序与封建道德的代表的是贾政，因此贾政与贾玉，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的，而演成好几次剧烈的冲突。他们父子的冲哭，正象征着封建秩序封建道德同一个求解放求自由的灵魂的冲突。贾宝玉生活在那个前呼后拥花团锦簇的大观园里，他始终是孤独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时时在寻求解放，想飞到园子外边的天地里去。在两百年前，他找不着道路，找不着方向，他感到的只是窒息和空虚。他有时到佛经里去求安慰，有时又以庄子里去求解脱，那一些旧时代的残骸巴虚无的阴影，毕竟不能医治这位青年的苦闷。贾政骂他的儿子为“逆子”，不错，宝玉的思想自然还没有完全越过旧时代的范畴，但在贾家和贾政的眼里，他确是一个逆子。在他的行为和思想中，确实隐伏着一股对封建社会反叛的精神力量。他反对代表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父亲，他轻视他那些霸道荒淫的哥哥嫂嫂，他看不起科举功名，他说做八股文是禄蠹，是庸俗无耻，他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大观园里，他的唯一的知己就是林黛玉。因此，他全心全意地想夺取林黛玉的爱情。他虽说把那块封在头上的实际是封建婚姻的象征的“宝玉”，几次摔到地上，想用力去砸碎它，然而是砸不碎，大家包围他防护他，结果那块玉仍然是套在他的颈上。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於他的封建家庭，确实打过几次冲锋，结果是无法战胜那恶劣的环境，无法跳过那重重的陷阱，终於受了满身的伤。最后在失恋、苦痛、绝望的过程中，走上了逃避的出家的道路。他用了这条道路，对於封建社会的富贵功名、伦理观念和其他的一切，作了消极的否定。在封建时代里，一个关在金丝笼子里的软弱无能的不安於现状的贵族知识分子，是不容易找到其他的更好的道路的。正因如此，在贾宝玉的身上，还存在着软弱的甚至某些庸俗的阶级局限；在全书中，也时时渗杂一些虚无、悲观的因素。
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正是封建社会的悲剧。林黛玉有极高的智慧和纯洁的心灵。她表面是一身冰冷，心中包藏着一般的热情。她将她整个的生命和幸福，都寄在贾宝玉的身上。她全心全意地想夺取贾宝玉的爱情，正如贾宝玉全心全意地想夺取她的爱情一样。但是封建时代的旧道德旧礼教，在他俩之间，筑成一道铜墙铁壁，使他们永远不能成就。屈服於旧道德旧礼教的权威之下的林黛玉，虽有火一般的热情，从来不敢明白地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一直到死，没有正面说出一句爱宝玉的话。在旧时代里，多少青年女子，都只能在忧郁、叹息和病魔中，慢慢地理葬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林黛玉也就是这样地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者，痛苦而又愤恨地死在满目凄凉的潇湘馆里。
在人物性格形象的刻划上，红楼梦的成就，是非凡的。深刻生动的典型形象，是艺术的高度概括，是艺术的集中表现，是作者在丰富生活的体验中，根据实际生活的客观规律性，在许多人的身上，选择、综合最本质最特征的东西，加以千锤百炼而创造出来的。典型要反映本质，又要具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典型性愈高，艺术的力量就愈强烈，思想倾向与教育意义也就愈深广。我们今天一提到哈姆雷特、浮士德、欧根．奥涅金、奥勃洛莫夫这些名字，他们的思想形象与生活面貌，立刻就涌现在我们的眼前。红楼梦在典型人物的创造上，尤其在妇女形象的创造上，有非常优秀的成就。曹雪芹的天才表现，不单在於创造了深刻的典型，而是在於在同一阶级出身的人物中，在同性别同教养的同年龄的青年男女中，塑造了多样性的性格明朗的艺术形象。曹雪芹的刻划人物，不单是抽象地涂抹外形，概念地表白思想，而是曲曲折折地通过多样化的具有性格特征和艺术魅力的语言，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的精神活动，而又同外部的社会环境，发生密切联系，显示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过程，深入到生活现象的本质。这些典型人物，永远活在读者的头脑里。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探春、晴雯、尤三姐、刘姥姥这些名字上，代表着一定的思想意义，凝结着鲜明的人物特性，百多年来成为广大人民口头上的代名词。红楼梦的描写人物，比水浒更要细致深刻。水浒写的是那些起义的英雄好汉，用的是粗线条作风，大刀阔斧地写。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形象，龙虎一般地永远驰骋在读者的心中。红楼梦的主要对象是金陵十二钗，他用的是工笔，是水磨工夫，精雕细琢，刻划人微，有时着彩色，有时用水墨。不仅是细心地从他们的语言、态度、情感上去描写他们的性格和形象，还要从他们的环境细节方面去衬托他们的性格和形象。一草一木，一茶一酒，一衣一履，一诗一词，都配合得非常妥贴，使他们的性格和形象，格外显明鲜明。秦可卿的卧房布置，决不是林黛玉的卧房布置；潇湘馆的自然环境，决不是稻香村的自然环境；王熙凤的穿戴，决不是薛宝钗的穿戴。曹雪芹在这方面，经过千辛万苦的经营，一笔不苟地将人物的性格和形象，通过日常琐事，真如浮雕一般地在字里行间突现出来，都是眉目分明，形象如画，给读者以非常明确的印象。如贾母的姑息，王夫人的平庸，贾赦的腐朽淫欲，贾政的顽固迂腐，王熙凤的奸险阴毒，黛玉的高傲敏感，宝玉的叛逆精神，宝钗的沉着谨慎，湘€的潇洒，探春的练，秦可卿的风治，晴雯的崛强，平儿的机警，袭人的深沉，鸳鸯的真洁，尤二姐的懦弱，尤三姐的坚强，贾珍、贾琏的荒唐腐败，焦大的憨直粗豪，刘姥姥的老於世故人情，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和手法，一一写出他们不同的性格、面貌和嗜好。他们一开口一走路，便显出个性分明的形象。尤其是宝玉、黛玉那一对娇弱的身体，伤感的性格，聪明的头脑，美丽的面容，反旧追新的激情，极其惨痛的悲剧的命运，形成为旧社会男女恋爱的典范，赢得无数读者的共感和同情。曹雪芹这种优秀的写生技巧，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运用极准确极精炼的语言，无论叙事抒情，都达到了高度的表现能力。
曹雪芹死时，红楼梦写定的只有八十回。后面大约有三十回，已写了不少，尚未整理，可惜那些稿件都散失了。我们现在所读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的，他很可能看到过一些散失在外面的后三十回的零稿。高鹗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乾隆进士，曾官翰林院侍读。因为张问陶船山诗钞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自注中，曾说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系高氏所补，所以后人才知道这一件事。他以极大的同情与了解，大体上没有违背作者的愿意，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后四十回的文字虽不如前八十回的优美，“沐天恩延世泽”，虽减少了悲剧美的效果，但高鹗的文学成就，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如第九十六回至第九十八回，写黛玉从傻大姐的口里得知宝玉将娶宝钗的消息后，一连串情绪的起伏变化，都极精彩。接下来写黛玉焚稿、发病，虽着墨不多，然而悲凉的气氛却透过纸背，令人感到极大的同情。“岁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这个时候，黛玉从南边带来的丫鬟雪雁已经给打发走了，在黛玉身边的，只有紫鹃、探春和李纨。
冷冷清清，举目无亲。黛玉叫道的六个字中，不知道有多少苦痛，多少怨恨。这些地方，不但显示了高鹗的才情与功力，而且对於红楼梦全书的形成，也作出了贡献。至於后来那一批续红楼梦的人，比起高鹗来，那相差就太远了。
○四 镜花缘及其他
李汝珍与镜花缘 李汝珍（约一七六三～约一八三○），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他生性豪爽，不喜时文，故於科举功名，一无成就。只在河南任过县丞。精通音韵，性善杂学。著有音铿一书，颇为读者所重。李汝珍的时代，正是清朝汉学全盛时期，故镜花缘一书，深受此时代学术思想的影响。在其小说中，大卖弄其经学考据及小学的成绩。他自己觉得这样写作，可以解人睡魔，令人喷饭。实际，读者所感到的，只有沉闷乾枯，有些地方，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写小说。前半部文学价值较高，后半部就弱多了。
镜花缘一百回，以女皇武则天为背景，写百花获谴，降为才女，百人会试赴宴的故事，并写秀才唐敖遨游海外，多遇奇人怪物，后食灵草，遂成神仙，最后以文芸起兵、武家崩败作结。末回后段云：“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可知现在的一百回，只是前半部，并非全璧。作者自己承认是以文字为游戏，所以镜花缘中，实感的生活少，空想的成分多，缺少真实的血肉，比起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那样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作品，那价值是很不同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提出了中国旧社会一向轻视的妇女问题。数千年来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失去了一切权利的中国女子，除了给予礼教上、精神上的压迫以外，同时还给予肉体上缠足一类的非人道的迫害。镜花缘作者有见於此，主张女子应和男人有同样的待遇，受同等的教育，解放肉体上的压迫，而参加一切同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同时他对於封建社会的文化生活，也深表不满，他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他的理想是永远无法现实的，故另创一个世界，那就是唐敖、林之洋所游历的国外，如君子国、女儿国、黑齿国一类的理想世界，来实现他的新社会、新人生、新男女以及新制度。书中的故事情节和文学描写，也都以这一部分较为精采。诙谐讽刺，兼而有之。他在书中尽力宣扬女子的才学，伸张女权，现实男女平等的新天地，给妇女以高度的同情，他明知道在那一个旧时代，这种理想是空虚的，因此以水中月、镜中花来比他的乌托邦，而作为这一作品的题名了。
镜花缘以外，以小说夸学问者，有夏敬渠之野叟曝言。以小说见辞章者，有屠绅之蝉史，陈球之燕出外史。
夏敬渠（一七○五～一七八七），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诸生。
学识广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他以才学自负，而一生落拓。於是屏绝上进，发愤著书。除了经史馀论、全史约编及学古编、浣玉直诗文集等以外，还写了一百五十四回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其内容正如凡例所言：“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真是包罗万家，无所不谈。人物以文素臣为主。他被写成是一个文武双全、才学盖世的人。自命兵儒，尊奉名教，宗正学，击异端。
经过患难后，得到宠遇。书中宣扬封建礼教，反映出贪图富贵功名的腐朽思想。
文白夹杂，语言也很平凡。鲁迅评云：“可知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抵社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残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为‘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
屠绅（一七四四～一八○一），字贤书，号笏严，江阴人。天资敏慧，二十成进士。为文喜古涩，力拟古体，义旨沉晦，作者颇以此自矜。蝉史二十卷，即作者於小说中勉用硬语而成诘屈之古文，欲以表彰其才学之美。书中言桑生海行堕水得救，乃投甘鼎合力平苗之故事为主，妖奇百出，实为神魔小说之末流。中又时杂淫秽，故作风流，颇染明末艳体小说之恶习。全书欲以辞章耀世，文采并不高。作者另有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亦志怪之作。
陈球字蕴斋，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善画，工四六文。燕山外史八卷，即以骈体文写成者。小说不宜於古文，尤不宜於骈体，其失败自不待言。作者独出心裁，欲以此耀其词华，并且很得意的说：“史体从无以四六为文，自我作古”，其用意可知，此书写窦绳组和李爱姑的婚姻故事，宣扬封建婚姻制度。并对唐赛儿的农民起义，横加歪曲。
在野叟曝言、镜花缘问世中间，又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八十回。百川为乾隆年间人，生平不详。书中写冷于冰因被严嵩夺去解元，於是绝意仕进，决心修道，又收弟子温如玉、金不换等故事。但全书头绪纷繁，结构很不严密，而且颇多神怪和秽亵的描写。宣传了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书中虽也写严嵩父子、赵文华等的专权辱国，然粗拙浅率，流於一般。冷于冰被描写得法术无穷，神通广大，因而在性格上就缺乏真实感，比较写得成功的是温如玉，但其生动处又集中在嫖妓受骗的堕落生活上。观其序文，似又为戏诫而作，而又受到神魔小说的影响。因此显得事介幻实之间，笔杂儒道之说，只是在明、清的这一类作品中，还显得有些想象力而已。
此外，还有要带提起的，是清人的几部拟话本小说集，较著者有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话，杜纲的娱目醒心编。这三部作品，在语言方面，大体上还乾净洗炼，就思想价值说，则以豆棚话较胜。书中有几篇以古代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但意在言外，作者实欲借题发挥以讽喻当时现实。如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其嘲讽假清高者的用意极为明显。中云：“只见人家门首，俱供着香花灯烛，门上都写贴顺民二字。......仔细从旁打听，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见新天子的。”这些人，或是去献策，或是求起用，或是求保举贤良方正，结果连得奴齐也心动了。豆棚话共十二则，刻於乾隆年间，撰写的时代自更早，作者可能是借此讥责降清的那些官僚文士，但这时正是文纲森严之时，也可算是有胆量的小说作者了。娱自醒心编多宣扬封建的伦常和报应，序言中也明言“无不处处引人於忠孝节义之路”，“於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故内容也极少可取之处了。
○五 侠义小说
儒林外史、红楼梦及那些夸才学耀辞章的长篇小说，最能流行於文士阶层，但普遍民众所嗜好者，是那些“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的侠义和公案的故事，和文体通俗的平话式的市民文学。清朝的平话小说，流行较广的，是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这些作品，故事曲折，富於波澜，绘声状物，情景逼真，可供说书人讲述。如三侠五义为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可知石玉昆乃当日的说书人。儿女英雄传亦为作者拟说书人的口吻所写，与平话无异。鲁迅说：“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馀年而再兴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集）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作者是文康，姓费莫，字铁仙，笔名燕北人，满洲镶红旗人。他有一个极阔的家世，他的祖先和他自己都做过大官。马从善序云：
“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氵存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因病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受家世馀阴，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遂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於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观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於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其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生平和作书的意旨。
出身贵族，晚年落拓，在聊以自慰的情况下，执笔写书，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没落心情。文康的经历，与曹雪芹颇为相近。所不同者，曹雪芹是写贵族家庭衰败的历史，有反封建制度的思想内容，而儿女英雄传是写一个“作善降祥”
的家庭的发达史，而实际是想藉此来美化和歌颂封建制度的道德和文化。他们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文康的思想，恰懊代表对一个快要过去的时代的名教的眷恋与荣华的憧憬。因此在这里所出现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封建道德的典型。
他笔下的理想英雄十三妹，也不过是一个飞詹走壁、身敌万夫的女侠客，后来同於安公子结了婚，便成为一个安份、贤淑的少奶奶，同张金凤两人不妒不忌的合事一夫，成为男性中心封建社会里理想的女性。夫荣妻贵，二女一夫，怪力乱神，科场报以及升官发财等等腐旧的思想，贯通了这书的全部。但书中某些章节，也反映出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现实，和科举制度的流弊。前半部中，十三妹的性格也还写得有动人的侠义的特征，到了后半部，人物和故事，都变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了。作品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漂亮的口语，通俗流利的文笔，绘声状物，生动活泼，得到当日读者的喜爱。后人有一续再续的，那文章就差远了。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共一百二十回。为石玉昆述，出於光绪初年。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咸丰间说书人，此书想即为说话的底本，而又据龙图公案编排的。书中初述宋真宗时刘妃之猫换太子，继述包公断案，后以包公忠诚之行，感化豪侠，於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以及五鼠等一律投诚受职，人民大安。书前猫换太子及包公断案的小部分，虽稍加穿插与组织，但多因袭前人，到了三侠、五鼠的故事，才写得活跃生动。最重要的，前面杂着许多怪力乱神的描写，到了后边，把鬼话变成人话，怪鼠奇物，一律成为侠客义士的传奇，而写得虎虎有生气。鲁迅云：“其中人物之见於史者，惟包拯、八王等数人；故事亦多非实用，五鼠虽明人之龙图公案及西洋记皆载及，而并云物怪，与此之为义士者不同，宗藩谋反，仁宗时实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而影响附会之矣。至於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於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於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於说部中露头角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
此书出版后十年，为俞樾所见，叹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称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重编七侠五义序）但以第一回猫换太子为不经，於是“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作第一回。再以书中已有四侠，复加艾虎、智化及沈仲元，共为七侠，因改名为七侠五义，序而传之，盛行於江、浙之间，於是三侠五义便很少人注意了。
由於本书来自民间，作者比较接近人民的生活，所以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有所暴露，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表示同情。书中所写包公，虽着墨不多，但写得很突出；像他那样不畏豪强、廉洁正直的清官，在暗无大日、人民生命财产全无保障的旧社会里，是人民理想的人物，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同时书中的那些侠客义士，也都是人民喜爱的反豪强恶霸、除暴安良的人物，作者歌颂了这些形象，对於赵爵、郭槐、庞吉、花冲那些反面人物，则加以诛伐，爱憎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
三侠五义的故事情节，善於组织，也善於变化，能吸引读者的趣味。一个大故事，夹着许多小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连不断地发展下去。书中各种人物的精神态度，同广大市民的思想感情贯通联系，可见作者生活实践的丰富，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鲁迅说此书“为市井细民写心”，确实不错。书中语言，非常生动，善於叙事写人。问竹主人序中说：“虽系演义之词，理浅文租，然叙事叙人皆能刻划尽致，接缝斗荀，亦俱巧妙无痕。能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如白玉堂、蒋平、艾虎、欧阳春和赵虎这些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
但书中却有不少地方，表现着封建道德的落后思想，还有一些因果报应的说教。
侠义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文字又通俗流畅，很能得到民众的欢迎。
所以这一类的小说，当日出世的很多。除小五义、续小五义之外，尚有永庆平、七剑十三侠、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以及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大抵面目可憎，结构松懈，凡侠皆神鬼出没，全为超人。所谓“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着必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这是当日一般侠义小说及公案小说共同的思想。三侠五义中的侠客，本来也有侠气少而官气多的缺点，到了施公案、彭公案中的侠客，品节则卑劣不堪了，他们大多出身於绿林，但一经官府的利诱，就俯首贴耳，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忠，成为十足的帮凶，以出卖、告密为唯一能事，原来的一点侠义精神已完全澌灭了。至於写作技巧，又皆拙劣粗陋，甚至文句不通，实际只是粗具故事的轮廓，谈不上什麽文学作用了。
○六 倡优小说
如以平话的侠义小说为民众所爱好，那以妓院伶人为题材的倡优小说，正好为地主官僚、商人、士子所欢迎。由於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入，促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许多都市畸形地繁荣起来，戏院倡楼的荒淫故事，便成为小说作者的新材料。於是倡优体迹，顿成新篇。如品花宝铿、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书，正是这一类的作品。文格不高，并时杂秽语，有害人心；但通过这些作品，也可看出当日城市有产者腐朽的生活状态和妓女艺人们的悲苦命运。
△品花宝铿
品花宝铿六十回，陈森所作。陈字少逸，道铫间江苏常洲人。久寓北京，出入戏院，尤熟悉名伶故事。因以见闻，写成此书，刊於咸丰二年。书中叙述名伶名士的风流韵事，而以名旦杜琴言与名士梅子玉为骨。同性相恋，显得丑态百出。作品虽也描写了富贵家子弟的糜烂生活，由於作者不是从批判的而是从欣赏的态度出发，反於把丑恶美化了，对於读者起了毒化作用。
△花月痕
花月痕十六卷，题眠鹤主人编次，实魏子安（一八一九～一八七四）作。
魏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年二十馀举乡试，曾客川、陕十馀年，著述另有咄咄录等。书中叙述韦痴珠、韩荷生与妓女秋痕、采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痴珠、秋痕落拓而死，荷生一帆风顺，封侯赐爵，采秋封为一品夫人。其布局以升沉荣枯相对照，而强调各人的命运，文字务求缠绵，言语多带哀怨，诗词短简，满书皆是。
大概作者自以诗词为其专长，藉此以夸才学，泄愁恨。盖作者因科举不利，漫游四方，落拓无聊，以此自况。痴珠、荷生的结局，正是作者理想中的穷达二面，反映出封建文人追求富贵功名的幻想和怀才不遇、自伤寥落的感情。此书品不甚高，然在品花宝铿之上。再有青楼梦六十四回，题慕真山人作，实即俞吟香，名达，江苏长洲人。青楼梦全书以金挹香狎妓生活为中心，所写不外为“才子多情，落拓游北里，佳人有意，巨眼识英豪”一套，而其文笔风格，亦极卑弱。
△海上花列传
妓女的生活，在旧社会的文学中本是现实的题材，但前人所作，并不是从同情妓女的命运出发，大都出於自我陶醉的轻薄态度。用苏州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则略有不同，艺术成就也略高。作者为花也怜侬，真姓名是韩邦庆（一八五六～一八九四），字子€，号太仙，江苏松江人。因科举屡试不利，遂淡於功名，移居上海为申报作论说。喜作狎游，所有笔墨之资，尽北里。经验既富，观察较密，而其文笔也颇犀利。此书为一合传体，为许多故事的集合，然其组织与穿插，颇费心机。作者自己也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书中那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穿插，前后事实夹叙的藏闪，从结构上讲，是较为紧密的。海上花列传本来各人有各人的故事，经作者加以组织，弄成一个有机体的总故事，在那里同时进行发展。虽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主，其中很灵活地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办，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诸人的故事。因为作者要使得这些故事联合紧密，用两个善於牵线的人物洪善卿与齐韵叟，因此，一切都能联系起来了。
但书中存在着很多不健康的庸俗的内容，带来不良的影响。
其次，作者也很用力於人物个性的描写。他在另一条例言中说：“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与彼此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付之处，即是矛盾。一曰无卦漏，写一人而无结局，卦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卦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言说部。”这是经验之谈。无雷同、无矛盾，确是描写人物应当注意而又极难做到满意的地方。不雷同即能个性分明，跃然纸上；不矛盾，始能性格一致，而形成人物、事件的统一性。在中国过去的小说界，像作者这样自觉的注意到创作小说的技术，实在是难得的。他善於运用苏州语描写人物性情和事物细节，有些地方，颇有绘声绘影之胜，表现了方言文学的特色。鲁迅许其“平淡而近自然。”
因而海上花列传的地位，在其同流之上。清代末年，此类小说所出甚多，如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李宝嘉的海天鸿雪记，漱六山房的九尾龟等，都是以吴语写妓院生活，除海天鸿雪记写作的态度较为严肃以外，其馀的都鄙俗不堪。但在这些作品中，也反映出由於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中国几个大都市造成畸形的繁华与妓院的发达，使许多巨贾官僚，都向妓院中过其腐烂生活，同时也反映出农村经济穷困破产，许多青年女子沦为妓女的悲剧。这样的经济背景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在海天鸿雪记的卷首云：“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於徵逐者。”
作者虽在表面看到一些上海当日的腐败现象，虽在书中也暴露了一些官商资产阶级的荒淫生活，但由於认识上的限制，还不能揭露那种罪恶的历史环境的本质，故思想意义不大。这类小说如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等作，已入清末，由於内容略同，就归於此节了。
○七 清末的小说
△清末小说的繁荣
清朝最后二十年的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是一个极其繁荣的时期。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收录这一时期的作品，翻译与创作，共五百多种，而实际更在这数目之上。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小说能造成这种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原因：“第一，当然是由於印刷事业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画的困难，由於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产生。第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是清朝屡挫於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爱国。”（阿英晚清小说史）他所说的是正确的，我还想在这里稍稍加以补充。
清代末年，因上海及各大商埠的新闻事业的兴起，小说增加了需要。有识之士，认识小说的社会影响，出来创办小说杂志，出版小说书藉。也有的因小说可以卖钱，把它作为一种职业。在这种相互影响的环境下，作者兴起，小说就更加繁荣起来。如梁启超办的新小说杂志，除了梁氏自创的作品以外，吴沃尧的重要作品，如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都在这刊物上连载。李宝嘉创办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他自己的文明小史、活地狱诸作及刘鹗的老残游记，都发表於此。吴沃尧也办过月月小说，登载着自著有两晋演义和劫馀灰。曾朴也办过小说林，有名的孽海花就发表在这刊物上。这一类的杂志，当日还有不少，可见盛极一时的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日一些知识分子对於小说的社会功用及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认识，而加以积极鼓吹和提倡，对於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从前大都把小说看作是消闲的读物，到了这时，有识之士，都能深一层地认识小说的意义，知道小说可为鼓吹爱国、抨击现实、转移风气、开导民心的有效工具，并且先后发表论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表达改革小说的迫切要求。这类论文发表得较早的，是光绪二十三年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为严复、夏曾佑，刊於天津国闻报上。在这篇长文里，先通过中外史事，论述最能打动人心者为英雄与爱情。“英雄之为人所不能忘，既已若此。若夫男女之感，若绝无与乎英雄，然而其事实与英雄相倚以俱生，而动浪万殊，深根亡极，则更较英雄而过之”。“明乎此理，则於斯二者之间，有人作为可骇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於一时，而流传於后世，亦至常之理，而无足怪矣”。但善於记述英雄与爱情故事而能感动人心的，小说远在历史之上，因为小说语言通俗，重在描写，并且可以虚构，情节动人。故“曹、刘、诸葛，传於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於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於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於宋史”。正因如此，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出於经史之上，并能起感染人心，转移风俗的作用。文章最后提到欧、美、日本，在开化之时，都得到小说的帮助，说明他们的刊印小说，旨在“使民开化”，并认为具有“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用锋利的文笔，从社会、政治、人生的各种意义，阐明了小说改革的重要性。
他一开始就强调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到这样高的地位。
他认为人们爱看小说之原因有二：一为满足理想，一为认识现实，前者为理想派小说，后者为现实派小说，故“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他又从熏、浸、刺、提四字说明小说给予读者的四种力量。熏为熏陶，浸为感染，刺为刺激，提为移情。“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小说既有这样巨大的社会力量，於是他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都是小说所起的作用。“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因此，他在最后大声疾呼地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不知道先有腐败政治腐败思想的根源，而后再有小说中的种种意识的反映，而把中国腐败的原因，归咎於小说，这完全是以果为因，以末为本，正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但他重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迫切要求小说的改革，这在当时还是很有意义的。他这种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正和诗界革命的理论一样，是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反映，是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的。但在清代末年，确能启发人心，对於小说的发展繁荣，很有影响。梁氏还有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用意大略相同。另外，如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王先生（锺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忧患馀生的官场现形记序，吴沃尧的杂说等，都是当日讨论小说比较重要的文章。在评论小说的文学价值而分析其艺术特点，在当日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王氏以严肃的态度，和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评论和分析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第一章为了生及美术之概观。他认为生活之本质，“欲而已矣”。欲望无穷，其苦痛亦无穷，“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将此三者集中表现於艺术，便成为美。“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他认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於观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觉自己之苦痛”。他指出：后者的解脱，是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而不是宗教的、平和的，“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第三章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他认为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入世的，乐天的，“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享，非是而欲食阅者之心，难矣”。
而红楼梦与此相反，以动人的悲剧结构，表现了美学上的巨大价值。红楼梦是一部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书，与一切喜剧相反，成为彻头彻尾之悲剧，“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第四章为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为馀论。这样详细地评论小说的长文章，在他以前还没有见过。红楼梦出版以后，风行一世，过去不少人研究过，也有不少人批评过，像他这样具体讨论的文章，在他以前也没有见过。他这篇文章，由於深受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文学的影响，表现了唯心论的思想，对红楼梦的价值作了错误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消极性；但比起封建时代的文学理论来，得到了新的发展，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来说，它表现出新的水平。其他如人间词话的论词，宋元戏曲考的论剧，也是一面存在着消极性，一面表现着发展性，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庚子前后，已到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各种侵略力量，如潮一般的涌进来，袭击着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从鸦片战争以至联军入京几十年来外患的加紧压迫，造成了国内政忆的空前动摇巴民族的严重危机。当日的封建政权，更加骄者淫多，苟敛横徵，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深化，知识分子新旧思想上的冲突，外国人的横暴，人民的穷困，这些社会上政治上的种种形态，一齐映入小说家的耳目。如立宪党革命党的活动，买办阶级的荒淫，官吏的剥削贪污，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反封建等等，都成为小说家的好题材。
并且那些作者都意识的以小说作为工具，对於政治社会的黑暗面，加以暴露和抨击。在技巧上讲，有些作品还比较粗糙，但那种暴露现实谴责世俗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要说的，在这时期，不仅创作小说发达，翻译小说的数量更在创作之上，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界的一个特色。说到西洋小说的译印，乾隆时代已经有过，或是根据圣经故事，或是根据西洋作品的内容，改造一番，当为己作，算不得翻译，并且为数也极少。大规模的翻译，在中日战争以后。在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虽宣扬了外国小说的重要性，但他自己在这方面并无什麽成就，成绩较大的是林纾。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侯人。光绪举人。任教京师大学堂。早年曾参加过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林氏虽不懂西文，但经劳人口译以后，再以古文笔调，转译了不少欧、美名家的作品。在辛亥革命以前，他译成的大概在五十种以上，其总数多至一百七十馀种。当日也还有不少从事翻译的人，不过成绩都比不上林纾。这些翻译作品，对於当时的小说界，也起了很大的影响。
上面所说的，一面固然是晚清小说繁荣的历史原因，同时也就显示出当日小说的特质。无论其内容精神和作者态度，清末的小说都与从前是不同了。同社会现实联系更紧，政治性更强，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当日小说数量之富，作者之多，欲一一介绍，势所不能，仅选出代表作家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数家论之。
△李宝嘉
李宝嘉（一八六七～一九○七），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
因科举不利，仅得生员，一生遂从事新闻事业。先后办过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及绣像小说，因此有大量创作和发表小说的机会。所作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以及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等书，其他用笔名者尚多，其中以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为其代表作。
从题材方面说，清末小说以暴露官场丑态者为多。写得较好而又流行较广的是官场现形记。全书预定一百二十回，只成六十回，连缀许多官场中的笑语趣闻及其种种贪污丑态的故事而成。书前序说：“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官场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於是他“以含蓄蕴藉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又在书中说：“这不像本教科书，倒像部封神传、西游记，妖魔鬼怪，一齐都有。”作者写书的宗旨及其内容，由此可以想见。这是一本具有强烈暴露性的小说，故鲁迅以“谴责”名之。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末的政治腐败到了什麽程度，大官小吏卑鄙龌龊昏聩糊涂到了什麽程度，在他笔下刻划出来的这一套脸谱，真是牛鬼蛇神，无奇不有，可算是一部官场百丑图的漫画集。由於作者的实践生活不够丰富，在描写某些方面，有过於夸张的地方，但对清末腐败政治的不满和揭露，对封建官吏的痛恨与谴责，是很猛烈的。文字流利生动，增加吸引读者的力量。
文明小史，也是非常广泛地描写出那些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面貌。官僚们对於洋人的畏惧与谄媚，假维新党的投机与欺骗，洋商教士们的仗势横行，以及洋失的酗酒伤人、侮辱妇女，读者人士对於西洋“文明”的无知，以及善良民众的天真幼稚，绘声绘影，真是交织着一幅色彩分明的图画。但在揭露假维新的同时，否定革命斗争，表现了保守立场。在反映清末时代特徵这一点上，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具有同样的特色。
李伯元虽是不满当日的官僚政治而想有所改革，不赞成民主革命。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潜移默化”。书中借姚老先生的口说明他的态度：“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在这里，可以看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态度。
△吴沃尧
吴沃尧（一八六六～一九一○），字趼人，因住居佛山，故别署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二十馀岁至上海，卖文为生，又曾编月小说，以杂志与报纸相终始。
所作小说极多，有痛史、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电术奇谈、恨海、劫馀灰、新石头记、两晋演义等书，而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九命奇冤较有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一百零八回，连载於梁启超主办之新小说。全书以九死一生者为主角，描写此人二十年来在社会上所闻所见的奇形怪事，范围极为广泛。对於政治、社会的暴露与谴责，与李伯元的态度相同。作者经验丰富，见闻广阔，而其文笔生动畅达，故此书出世，深厚读者的欢迎。他说他二十年来所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书中所写的怪现状，就是这些东西的面目。他对那些荒淫腐化、剥削贪污的官僚形象，作了广泛的描写，同时对那些唯利是图、奴颜婢膝、附庸风雅、吟风弄月的买办洋奴和洋场才子的典型人物也以锋利的笔墨，挖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反映出清王朝总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在结构上，正如官场现形记一样，也是用的儒林外史的形式。“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於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由於作者反对民主革命，企图改良主义延长封建社会的寿命，书中人物又多以封建道德为标准，表现出很大的局限。
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初亦发表於新小说，演述雍正年间发生於广东的一件大命案。他根据旧小说安和先生所著的梁天来警富奇书而加以改作。用较好的布局，动人的描写，曲折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动人的作品。作者在第一回里说：“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
...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大案子，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得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可见作者是借历史上的公案，加以新的内容，来攻击当日黑暗地狱中的贪官污吏的。书中用倒装的叙述方法，把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有机地连贯起来，这与儒林外史的形式不同，似乎是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此外，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以庚子事变为全书题材，在情节的安排，结构的处理上都很紧凑明快。书中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虽很不正确，但他利用弹词的形式，来反映当日国家重大的政治生活，一破才子佳人式的俗套，确是发挥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时代产物。
△刘鹗
刘鹗（一八五七～一九○九），字铁€，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
曾官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刘氏留心欧、美的科学，提倡修铁路，开矿产，主张利用外资，开发富源。八国联国侵入北京时，向联军用低价购太仓粟赈济贫民。
事后以私售仓粟罪戍新疆，病死戍所。他的学问博而杂，理学、佛道、金石、文字，以及医算占卜等等，都有造就。诗文也写得很不壤。一生著作颇富，小说仅老残游记一种，而竟以此传名。其后人刘大绅云：“老残游记一书，为先君一时兴到笔墨。初无若何计划宗旨，亦无组织结构，当时不过日写数纸，赠诸友人，不意发表后，数经转折，竟尔风行。”（关於老残游记）虽说是一时节兴之作，作者并非全无主旨，其自序云：“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
有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作者的态度与心情，由此可见。他所要写的，是着重於国家社会的观感，而了不可挽回的残局，对於黑暗的官僚政治和国势的危急，表示深切的不满。他主张要挽救危亡，唯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才有希望。这是他的改良的政治主张。
老残为书中主人，述其行医各地，由其所见所闻，描写当日政治民生社会的实况。着重之点，在指出那些酷吏清官的伤财害命的政治实质。他说过：“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自撰评语）这里所说的清官，正是那些表面以清廉为名，实际是用血腥手段，残民以逞，上邀高级统治者的宠幸，得以钓名沽誉、升官发财的酷吏。老残游记通过酷吏玉贤、刚弼的主要“政绩”，暴露出清代末年官僚政治的黑暗残暴和广大民众的惨痛生活。“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在这些沉痛的题诗里，真实地揭发了封建统治集团和所谓清官的本质，以及作者对於他们的不满。因此，作者的政治观点虽是落后了，但老残游记在这一方面仍然显示出一定的现实意义。
老残游记因为游记式的记事体，结构不很紧严，但在描写上表现了优美的技巧。文字清洁简炼，流利圆熟，在描写人物个性、山光水色时，能一扫陈语滥调，独出心裁，而非清末一般小说所能及。如写刚弼的性格，大明湖的风景、白妞、黑妞的说书，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高坠店的掌柜，翠环的悲史，吴二浪子的赌博，逸€的身世，都是较为生动的好文字，因为这些，增加了老残游记的价值。老残游记初编二十回，先发表於绣像小说，续登於天津日日新闻，后合刊成为单行本。又二编六回，於一九三五年由良女图画公司印成单行本。尚有第七回至第九回，已收入新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中。二编作於一九○六～一九○七年间，亦载於天津日日新闻，据说曾写至十四回。但今所能见到的就只有上述几回了。刘大绅云：“良友所印，系因从弟剪存者只有六卷，故据以为断耳。”（关於老残游记）但二编的内实不及初编。至於坊间刊行之四十回本，那后二十回是伪造的。
△曾朴
曾朴（一八七二～一九三五），字孟朴，别署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光绪间举人，曾入两江总督端方之幕。清末创办小说林书社，编辑新学书籍。辛亥革命后曾入政界，并与军阀合流。曾氏精通法文，著作及翻译小说甚多，其中以孽海花较著。孽海花原定六十回，写至二十回而止，至一九二七年，加以改作，成为真美真善店刊行之三十回本。三十回以后，又有五回曾刊在真美善杂志上，收入新版的孽海花中。此书以名妓传彩€、状元洪钧为主，较广的描写了清末三年间的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作者自己说：“这书主的意义，祗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在这一时期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们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关於孽海花的历史、社会的意义，作者说得颇为明白。但是全书并没有写完，并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三十年历史的描写。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人物上，后半比较重要的几幕，都没有写到，因此不能展示当代社会的全貌，也就不能看到全书的精神。
本书前五、六回为金松岑原作，作者曾加以修改。此书和其他小说不同，书中人物大都有所影射。如金雯青为洪钧，传彩€为赛金花，丁雨汀为丁汝昌，何太真为吴大，唐常肃为康有为，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本书前二十回，於一九○五年在小说林社出版，较有进步内容，由於曾朴晚年政治思想日趋落后、反动，故其修改之三十回本，除了在语言技巧上有所提高外，其中较为进步的思想部份，大都加以删削，失去了原作的特色。并且原刊本现在很难看到，读者很少知道这种情况下。
作者很熟悉清末的政治情况，他以金雯青、傅彩€的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当时官僚、名士和封建文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当日社会的风俗习尚，这些人表面都很“高雅斯文”，而其灵魂无不腐朽卑鄙；同时对清末政治的腐败和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活动，也有所揭露和讽刺，特别对李鸿章对外屈膝求和的行为，作了强烈的抨击。书中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对光绪皇帝仍抱有很大的幻想，也没有反映出当日人民反帝的斗争，在作品里面还存在相当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清末小说，自以上述数家之作较有代表性。但另外还有几部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也值得我们注意，这里且作一简单的介绍，作为本章的结果。
首先要提到的是蘧园的负曝谈，共三十回。蘧园原名欧阳氵金，官巨元，苏州人，别名茂苑惜秋生，曾助李伯元编过报刊。光绪末殁。全书所写以小僚和维新人物为主，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色相。作者善於描叙细节而尚不流於琐屑，特别是写北京的风习部分，较能显其长处，如第九回写门鹌鹑，第二十一回写军机生活等节。
苦社会，作者不详。此书用双回目，实只有十四回。全书写晚清华侨在殖民主义者迫害下所遭受的悲惨经历，颇为生动，特别是写美国在排华运动中的种种罪行，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虽只有六万馀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内容。漱石生在序言中说：“而自二十回以后，几於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这话也正是有感而发的。书中的主人公一共是三个，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遭遇又都很不幸。其中阮通甫带着家眷离乡去国，但一上船就被毒打，因此人还未到外国，就受伤而死了。作者在描写紧张的场面时，而又常露沉痛的词锋，如写阮通甫临死时一段颇有感染力，所以技巧也还成熟。
忧患馀生的邻女语，十二回。书中写庚子事变时，镇江人金不磨在北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此外又得之於尼姑、妓女、旅店婆子的口述，故史邻女语。全书反映了那个时代官吏、士兵的庸懦横蛮，人民到处受人的混乱局面。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语言的流利不及前二书，而且前后两部分采用不同的写法，在体裁上也显得不调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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