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台湾文学的基本性质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的文学即台湾文学，自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台湾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区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局部。它与整个中国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整体的有机部分。虽然由于自然、社会等层面的阻隔，以及台湾在历史际遇、政治境遇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使得台湾文学呈现出较大陆文学不同的内涵和形态，然而这并不妨碍台湾文学的基本性质。
我们今天所谓的“台湾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是有时限性的，其时限性是指从台湾被割让、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开始，直到今天处于与大陆相异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质的文学。日据之前的台湾文学根本就不必要独列出来，因为那时台湾的古代文学讲的就是大陆的古代文学，即使是今天，台湾所讲的古典文学仍然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如果将来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走向一致，那时台湾文学又将融入“中国文学”的大一统中。台湾文学就像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在遇到沙洲阻挡时分出一股极小的水流，在绕过沙洲之后，又将汇入主河道。所以当台湾同大陆的文学性质相一致时，“台湾文学”
这一概念将成为“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我们研究它时也是作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股文学支流来研究。台湾新文学史家陈少廷在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一书的第七章《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就这样论述道：“很明显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因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而永远结束了。台湾新文学本就源自中国的文学，台湾回归祖国，自然就再没有’台湾文学‘可言了。”（参见古继堂：《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都是确定无疑的。
从地缘上讲：在远古时代，台湾位于东海的大陆架上，本与大陆连为一体。大约在两亿二千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海中隆起一座岛屿，那便是台湾。那时华中、华南地区还是一片汪洋，随着时间的推移，至中生代时，华中、华南形成了大陆，台湾从地脉上与大陆相连。在冰河期又数度与华南相接，其间有大批华南动物和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古人类，经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近年来，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左镇人”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古人类，有专家推测他们就是由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台湾考古发现的石器、骨器、陶器等，也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古遗物相似，其中一些已鉴定确认是从我国大陆华南地区传去的。凡此种种皆说明台湾自古就与大陆血脉相连，渊源深远。
从人种血统上看：从一万多年前，台湾最后一次断离大陆成为岛屿开始，一直到汉人大量移民台湾为止，居住在台湾岛的人种，无论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长滨人和左镇人，还是新石器时代的山地土著种族或平地土著种族，追根溯源，大多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属于中国南部大陆的古越族。所以就台湾人来说，只有先来后到之别，而无主宾之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地区。
从历史上讲，关于台湾的记载最早见诸文字的是《三国志。吴志》：“黄龙二年（230 年），（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即台湾）……”此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派使者或武将抚慰或征讨台湾。台湾与大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基本上是中国的附属，只是未正式列入中国版图而已。公元1297年，宋把澎湖列岛划入中国版图，并派兵驻扎。从宋元开始，随着福建开发日臻完成，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泉州港兴起后，海外贸易兴盛，沿海居民东流台湾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当时国内统治暴虐，战火纷飞，动乱连连，大批老百姓移民台湾定居。明朝万历年间，公文上正式使用“台湾”之名。1661年，郑成功赶走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在那里垦荒，开辟了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对台湾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83年，清政府进军澎湖，增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895年台湾正式建省。但1895 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利，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窃取之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台湾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归祖国。所有这些文献和历史记录，无一不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文学本身来看：台湾文学有两个渊源，一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思潮。明朝遗老沈光文被认为是台湾第一位诗人，他不愿做清朝的顺民，1662年飘泊至台湾，受到郑成功的礼遇。他组织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诗社”。台湾第一位散文家是郁永和，他的传世之作是《稗海纪游》。台湾第一本写实小说是《台湾外纪》。而台湾的新文学则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台湾评论家林曙光在评述台湾新文学时说：“本质上它始终追求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倾向，也可以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流的一个光荣传统与灿烂历史的支流。”（《台湾的作家》，载《文艺春秋》第七卷第四期。）由此说来，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从文学的载体语言文字上说，台湾方言就是由大陆入台的移民携带而去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台湾的文字是汉字，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文言文或白话文。总之，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同文同种，同是描写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是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精神，台湾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
台湾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不仅是大陆学者的共识，也是海峡彼岸作家和学者的共识。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从台湾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根据考古资料，自远及近地进行研究论证指出，不论是在地缘、血缘还是在亲缘、史缘关系上，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他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写道：“拥有几达六十年历史的台湾文学，一直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脱离过民族文学的立场，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觉得骄傲自负。
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叶石涛：《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中国论坛》，1981年第5 期。）台湾另一著名作家陈映真则更为明白清楚地指出：“台湾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之一环。”（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乡土文学论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96页。）
二 台湾文学的特点
台湾是个以汉族移民为主发展起来、并受过多种不同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社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台湾文学具有某些与大陆文学稍异的个性，显出其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地域性和强烈的兼蓄性等特点。
（一）鲜明的民族性。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五四”、三十年代乃至当代文学，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传统，这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针砭社会时弊，反对外来侵略，表现和歌颂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感情。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继承了其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传统，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拥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大陆文学更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而台湾文学更突出民族主义精神、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这是因为从明朝开始，台湾就不断受到异族殖民主义的侵略，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台湾人民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心向祖国，与异族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尤其是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全方位殖民统治之下，政治上的高压威逼，经济上的残酷榨取，文化上的强行同化，从反面激发了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民族文化的自卫。在民族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下，台湾新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表现台湾人民备受殖民主义者欺凌和封建压迫剥削的痛苦，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些无不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由于民族的血缘关系使长期孤悬海外与祖国分离的台湾人民对故土产生深深的怀念之情，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浓浓的“乡愁”。这“乡愁”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更是历史的。而当历史处于异族侵略，民族分裂的年代，它往往表现为“孤儿”兼“弃儿”的尴尬心境，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孤儿意识”。
（二）突出的地域性。我们所指的地域性既指台湾文学浓郁的乡土色彩，又指传统文化在这儿经历的本土化过程。台湾是一个岛屿，山林茂密，高山矗立，河流湍急，土地肥沃，居住着汉族、平埔族、山地族等多种民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形成独特的岛情风俗。台湾岛上渔民很多，乡土小说家王拓的创作就经常以小渔村的生活为题材，还有岛民生活中的“薯”和“笠”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台湾文学的地域色彩不仅表现在自然风俗的民族习俗的描写中，同时也表现在人物的语言、思想、个性、气质、性格的描写之中。另外，台湾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发展，定居社会的形成，使原来移民携带过来的中原文化在台湾的播迁中开始本土化，形成其与母体文化不尽相同的地域属性。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台湾虽然保持着我国的民族传统，但外来的文化，也在建筑、村落、语言、音乐、宗教、风俗等方面留下了它的痕迹，这些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都使台湾文学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
（三）强烈的兼蓄性。台湾文学兼容并蓄了包括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多种风格特点。“五四”以后台湾文学主要受大陆文学的影响，从大陆文学中不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台湾新文学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源于祖国大陆新文学。而冲出封建桎梏的“五四”新文学，向外界借鉴，用以疗救中国社会瘤疾的文学武器主要还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苏俄革命现实主义。台湾前辈作家通过母体文学，将西方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等当做自己的学习对象。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说汉族、读汉书、用汉文，强行使用日文。台湾相当一部分老中年作家多受过日本殖民教育，对日本文学非常熟悉，因而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和运用日本文学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技巧。台湾光复以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惊魂未定，政治危机感严重困扰着他们，他们切断台湾与大陆文化思想上的联系，加强对文艺的控制，文学青年只有向西方文学寻求滋补。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思潮随着美援的进入也大量涌入，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台湾文学中，中西文学表现艺术熔为一炉，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特征。当代作家白先勇主张吸取欧美现代文学的精华，在创作中广泛运用心理的、潜意识的、色彩的、音乐的、现代的、感觉的描写，却不脱离社会现实。而享有盛誉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用朴实、通俗的语言描写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这些作家将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化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营养，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台湾文学突出的兼蓄性是与其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地联系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