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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算起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是台湾文学的第一阶段--现代文学阶段，因其全程都在日据时期内，故又称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以光复作为界碑往后为第二阶段，称当代台湾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五四运动前后的孕育期；1923至1926年的摇篮期；1926至1937年的成熟期；1937至1945年的低潮期。
当代台湾文学大致可分为：光复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的过渡期；五十年代前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一 台湾文学的孕育期（五四运动前后）
台湾早在二十世纪以前，就有了诗歌。追溯其深长的历史渊源，不仅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郑成功建立政权后，清代文人官员的吟咏唱和，还可远溯到台岛最初的原住民的歌谣创作。当然那时的台湾文学是同大陆文学一体的，毋须特别提出。真正台湾文学的独列，应从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导致它在中国文学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算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使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从此，台湾同胞开始了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探索。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刚好为了急于寻求民族解放路的台湾同胞指出了明确而美好的方向，台湾思想文化界的先驱决定紧跟“五四”历史步伐，用新思想发起启蒙运动。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1919年秋，一批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大陆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马伯援、吴有容等，为响应“五四”号召，取“同声相应”之意，成立“应声会”。这年末，日本又出现了“启发会”。会员互相交换有关促进台湾社会改革的意见。但以上两个团体都因组织不健全，成员不多，不久即宣告解散。1920年1月，在蔡惠如的号召组织下，成立“新民会”。林献堂、蔡惠如分别任正、副会长，会员有一百多人。“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会员们为谋求台湾同胞的幸福，争取民族自治、自决与自主的权利，深入开展社会政治改革活动。为了联络同志，启发民智，该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份启蒙刊物，此外他们还致力于谋求同祖国的联络与合作。该会在唤醒民族意识，反对专制统治，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在岛上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要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组织。民主主义战士蒋渭水牵头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协会推举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自任专务理事。“文协”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政治组织。该组织拥有会员一千零三十二人，网罗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主干。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是改革台湾社会，灌输民族思想，唤醒民族意识，以摆脱殖民统治，进入文化抗日的新阶段。为贯彻其宗旨，该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各地设立报刊杂志阅览室，陈列台湾和大陆的各地报纸杂志；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演讲，涉及内容广泛，有台湾历史、中国文学、日本经济、通俗法律、西洋通史、新闻学、社会学等；他们还组织文化剧团到各地演出，激起民众的批评和斗争意识。台湾文化协会实际上已成为推动全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23年4 月15日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这是一个综合性文化刊物，它原属《台湾》杂志（前身为《台湾青年》的增刊）。该刊的办刊宗旨是：“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导学界的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家庭与学校……启发台湾的文化。”《台湾民报》成为提倡、推动和普及白话文的坚强阵地。该报从创刊起就积极介绍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指导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曾全文转载。对它的历史功绩，叶荣钟曾做过如下表述：“第一白话文的输入与应用是其最大功绩之一。第二因为台湾民报的努力，台湾的知识分子与五四以后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文化才能连接，而发生影响与鼓励作用。”（李南衡主编：《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集》［上］，第220、226-227 页。）
在台湾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1922年。早期的白话文学作品多用日文写成，模仿多于创造，而且新文学作品数量稀少。诗歌方面最早出现的是追风用日文创作的《诗的模仿》四首，这是新诗最早的尝试，包括《赞美蕃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花开之前》，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年发表的新诗还有施文杞运用中文白话写成的送别诗《送林耕余君随江校长渡南洋》。小说方面有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姐妹们》、无知的《神秘的自治岛》、柳裳君的《犬羊祸》、施文杞的《台娘悲史》、杨云萍的《月下》等不多的几篇。其中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引人注目，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作者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台湾彰化二林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该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台湾姑娘桂花爱上留日学生清风并由家长做主订下婚约，谁知清风已有恋人，要求同桂花解除婚约，桂花经过痛苦的婚变，燃起自救救人的思想，东渡日本留学。小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婚姻制度给青年心灵造成的莫大伤害。《神秘的自治岛》以寓言的方式揭示民族悲剧问题的症结。以上诸篇作品在艺术技巧上尚处于尝试阶段，但都有面向社会人生的写实作风，在主题上也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
二 台湾文学的摇篮期（1923-1926 ）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
从二十年代初起，一些有识之士就撰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当时，《台湾青年》就刊发了三篇此类文章。第一篇是陈 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文学与职务》；第二篇是甘文芳发表于第三卷三号的《实社会与文学》；再有就是第四卷第一期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这三篇文章是最早提出改革旧文学取用白话文的文章，但因文章只是零散发表，以议论和感想居多，很少触及新文学的具体问题，尚未形成体系，因而没有引发强烈反响。不过他们引发了文化界对白话文学的酝酿与关注，可以说是替白话文呐喊的先声。
1923年1 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呈聪和黄朝琴分别撰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发表于《台湾》杂志上。这两篇文章是他们在回祖国考察，对祖国大陆新文学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写就的。他们想借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经验推动台湾社会改革。以此为转折，台湾新文学开始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取得联系，并展开热烈的活动。
1924年4 月21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文章以犀利的言辞对台湾文坛上舞文弄墨的旧文人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同年11月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旧文界的新人发起猛攻，斥责他们“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还埋没了许多有学问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这样直接而又尖锐的抨击打响了向旧文学发起进攻的第一枪，迫使旧文学界仓皇应战。台湾旧诗坛老将连雅堂在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借为林小眉的《台湾咏史》作跋之机，攻击新文学：“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又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字可废，汉字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针对连雅堂的谬论，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还击，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表示要“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而“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先把诗界的妖魔打杀”。
张我军这种“赶尽杀绝”，必“先除之而后快”的气概招来更多反对者的围攻。自此，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派，以郑军我、蕉麓、赤嵌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为代表，利用旧文学阵地《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攻击谩骂新文学。新文学派以张我军、赖和、杨云萍、蔡孝乾等人为代表，将《台湾民报》作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赖和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杨云萍的《无题录》、张我军的《随感录》九篇等。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新旧文学论争，新旧文学的利与弊一目了然，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加速了旧文学的灭亡，新文学显示出必然的勃勃生机。尤其是1925年以后，新文学运动由理论主张转向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家，新文学创作因而开始初具规模。
最早显出实绩的是新诗，张我军这名文坛骁将，既是活跃的理论家，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1924年8 月，杨云萍发表《这是什么声》，1925年赖和发表《觉悟下的牺牲》，这都是当时诗坛很有影响的作品。由杨云萍和江梦笔创办的《人人》文学杂志在第二期（1925.
12）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主要有杨云萍的《夜雨》、《无题》、《泉水》；纵横的《乞孩》、《小诗二首》；鹤瘦的《我早手软了》；肖梅的《唐棣梅》；郑岭秋的《我的儿》；启文的《夜哭》；梨生的《小疑》；泽生的《思念郎》、《海滨白骨》；崇五的《误认》、《旅愁》；杨华的《小诗》、《黑潮集》；虚谷的《卖花》等，这些诗作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诅咒黑暗的社会，揭露虚伪的人生，抒发对爱情的追求，讴歌光明和胜利，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诗作大都主题单纯、集中；语言鲜明泼辣，格调清新流畅。
新文学创作中小说的成绩最为突出。具有纪念性的作品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庶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这些小说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有“台湾新文学之父”之称的赖和的小说拉开了新小说创作的序幕。赖和与张我军，杨云萍并称为台湾新文学初期的“三杰”。此外还有一些新人新作问世，如天游生的《黄莺》、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
与此同时，散文与戏剧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演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戏剧，对现代戏剧却寥若晨星，现在可见到的只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绝裾》。散文方面，赖和的《无题》和蒋渭水的《狱中日记》堪称代表作，前者还是公认的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可纪念的白话散文，文字清新、朴实。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际遇和心声，主要有以下特点：1在内容上都是揭露帝国主义统治暴行和封建制度对人们的摧残，歌颂被奴役被压迫人民的英勇斗争，充盈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2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继承并借鉴了中国大陆文学的经验，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叙事、状物、抒情中夹入议论，评价生活，干预生活，还经常使用嘲讽象征技法。3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台湾台北到板桥镇人，1902年生。笔名一郎、迷生、大胜、老童生、忆等。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心乡，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
张我军不仅是活跃的理论家，且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他的新诗与白话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同以往迥然相异。《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最重要的文学实践，这是他本人，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该诗集共收入他写于1924年3月到1925年春的抒情诗五十五首。 《沉寂》、《对月狂歌》、《春意》、《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这本诗集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在诗中诗人记叙了他在北平及由北平返回台湾一年多时间里的爱情悲欢。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目前所保留的只有三篇：《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它们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张相联系，互相映照，相得益彰。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台湾沦为殖民地时期的抗日志士，在台湾文坛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台湾的“鲁迅”。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先”，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1894年4月25日生于台湾新化。1917年，赖和到厦门博爱医院工作。其间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深感启蒙民众之重要，遂产生了忧民忧国的思想，1919年赖和返回台湾，他一面行医，一面写作，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当选为理事，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在早期新文学运动的新旧文学之争中，他坚定地与张我军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猛烈批判旧文学；先后发表《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谨复某老先生》等文，具体阐述新文学的必要性，并提出自己的文学建设主张。他还把这些思想和主张落实到文学创作之中，为新文学运动注入强大的生命力。他主编过《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文艺栏”，担任过《南音》、《台湾新文学》的编辑，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功绩卓著。优秀的小说作家杨逵，便是仰仗他的提携脱颖而出的。赖和因坚持抗日爱国的行动而两次入狱，狱中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出狱不久便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赖和的白话文作品主要有小说十四篇，如：《斗闹热》、《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善讼人的故事》、《赴了春宴回来》等，新诗《觉悟下的牺牲》等十一首，另外还有散文随笔、杂感等十三篇。
赖和主张“文学是社会的缩影”，并将之付诸于创作实践。《不如意的过年》讲述的是大年前夕，查大人因收到的礼物“意外的少”，结果怒火难抑，便到民间去寻事；因找不到对象，只好抓住一个小孩喝斥打骂，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小说抓取查大人在“过年”这一特定时间向一个柔弱无知小孩滥施淫威的为，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手法，集中刻画了查大人横行霸道，残忍跋扈的野蛮嘴脸和丑恶灵魂，揭露了名义上维护治安，实际上为非作歹的统治者的罪恶。《一杆“称仔”》是赖和早期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一位“勤劳、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秦得参，在巡警无中生有的百般欺凌下发出“人不像个人，畜牲，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的苦叹。这位企图用忍耐和克制来求取起码温饱的硬汉终于无路可走，走上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的道路。作品通过描写官逼民反的现实来唤醒被压迫者的斗志，充满反奴役、反压迫的抗争精神。
此外，赖和在作品中对文人也给予了特别关注。《棋盘边》、《赴了春宴回来》、《一个同志的批信》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面对民族灾难深重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
赖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情节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锁链似地展开，人物的性格随着情节的深入逐渐丰满起来，并善于运用象征、嘲讽、夸张、对比、夹叙夹议、抒情状物等传统小说表现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充满浓郁的乡土色彩。
赖和的诗作同样鲜明地贯彻着他的文学主张，“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实社会急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奏响着”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发表于1925年12月。1925年10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对新化二林爆发的抗议日本制糖社盘剥农民的运动进行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台的”二林事件“。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并加以副标题”寄二林事件的战友“，诗篇描述在殖民者压迫下的台湾人民的悲苦生活，歌颂了弱者的觉醒和抗争。赖和的新诗创作篇篇都是植根于台湾的现实之中，他的诗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奔向抗日战场。
杨云萍是台湾文坛开始文学创作较早的一员。杨云萍本名杨友濂，1906年生于台湾士林，笔名云萍、云萍生。他出生于宿儒家庭，古典文学素养很高，二十岁那年赴日本进修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师从菊池宽、川端康成等人，在此之前，他就开始了新文学创作。
杨云萍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来到祖国大陆，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爱读中国的新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和社会写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代表作品主要有：《光临》、《黄昏的蔗园》、《秋菊的半生》等篇目。《光临》这篇小说才一千多字，近似散文小品，情节简单，仅只截取傍晚时分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保正林通灵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自己的上司（日本警官）来赴家宴，结果希望落空，以此来嘲讽那些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故事虽短小，但结构完整紧凑，人物性格突出，颇为灵动活脱。《黄昏的蔗园》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组织”制糖会社“对台湾蔗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被压迫者的觉醒。
杨云萍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代表作有诗集《山河》。这部诗集感情与理性交融，虽则写实，却能从深远的历史蕴含中寻求一定的象征，即便是抒情，也从看似普遍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吐露，沉郁且悠长。
三 台湾文学的成熟期（1926-1937 ）
这十年是台湾新文学盛况空前的发展阶段，被称为”黄金的十年“。在此期间文学活动异常活跃：各种文学主张纷纷出台；不同的文艺组织团体竞相亮相；各种各样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作家队伍不断巩固壮大，大量优秀的作品纷纷问世，台湾文学此时进入了其鼎盛时期。
二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已告分裂，193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取缔。1928年台湾共产党和民众党建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正当政治运动蓬勃发展时，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大肆镇压逮捕革命群众。经过1931年的全岛性大检举，大逮捕，台湾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民族民主运动转向低潮。台湾新文学从它一诞生就肩负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现代文学运动已取得合法地位，而革命运动遭受重挫的情形下，抗日爱国志士自然地把精力转移到文学运动上来，利用文学这一合法武器展开斗争，促使台湾新文学承担着更多的使命。
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在正视文学界的不足之后，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主张得到郭秋生的积极响应，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湾新闻》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湾语文字化“的观点，同年8 月又撰文《建设台湾话文》重申上文观点，强调要把台湾话文、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结合起来。黄石辉、郭秋生二人”文艺要面向大众“的主张是积极的，但对台湾话文的提倡却显得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发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
在新文学的萌生期里，台湾文艺园地极少，偶尔有若干小型刊物问世，但影响不大而且存在时间很短。台湾新文学的成长几乎完全由《台湾民报》独家担当。1927年8月1 日，《台湾民报》由东京迁入台湾，改旬刊为周刊，1930年3 月更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 月改为日刊。在它迁台以后，扩大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每期文艺专栏都可发表一或两篇新文学作品。即使是这样，作品数量仍然很有限，满足不了新的文学形势要求。本时期，文艺社团和文艺杂志纷纷创办，独立性的文学刊物大量创刊，为作家的培养和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更多园地。1931年秋，一批台湾岛内文学界人士赖和、郭秋生、叶荣钟、吴春霖、黄
城、许文达等十二人组成”南音社“。第二年元旦，创办文艺杂志《南音》半月刊，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创刊宗旨是”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肩负两种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艺普遍化、群众化，第二是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还鼓励作家创作，以期‘有所贡献于我台湾的思想、文艺的进展’。“该刊发行十二期后停刊，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著，发表了一批乡土色彩浓厚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赤子的《擦皮鞋》等；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等，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932年3月20日，台湾旅日文学青年苏维熊、魏上春、张文环、吴鸿秋、巫永福、黄波堂、王白渊等人，在东京成立”台湾艺术研究会“，以”图台湾文学及艺术的向上的目的“。次年7月15日正式推出专业文学刊物《福尔摩沙》，该刊仅发行三期，研究会便自行解散，汇入后起的”台湾文艺联盟“。因该会创办人都是留学生，善用新方法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1933年10月，黄得时、朱点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通过了组织章程，章程明确提出该会”以谋台湾文艺的健全的发达为目的“，选举郭秋生为干事长。1934年7月15日，该会文艺刊物《先发部队》创刊，发刊词论述了文艺担负的重大任务和目前台湾新闻学的”荒凉景象“，指出现在应走的方向是”从散漫趋向集约，由自然发生期的行为改为有意识的建设行动“，并号召大家”现在出发“，”动起手来“，表现出汹涌澎湃的激情和锐意进取的气概。该刊第一期推出”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缉，1935年1月发行的第二期更名为《第一线》，推出《台湾民间故事》特缉，随即便告停刊。三十年代初，一批带有无产阶级文艺性质的刊物也相继创办，如《伍人报》、《洪水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晓钟》、《现代生活》、《明日》、《赤道》等，这些刊物多以激励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反抗意识为其思想基础，给新文学以热情支持扶助，可惜都遭到殖民当局的查禁。
随着台湾文学运动的日趋活跃，一部分文学界人士深深感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文学组织来进一步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经过三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1934年5月6 日在台中市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这是文艺界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岛性的文艺社团--台湾文艺联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提案和联盟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推举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壁、张深切五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长为张深切。至此，台湾新文学作家结束了各自为战的历史，逐渐形成抗日爱国作家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台湾文艺联盟”以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为宗旨。正如赖明弘所说：“文艺联盟成立后，台湾知识分子已有了精神支柱，有了发表作品的舞台，更以文联为中心，文艺同路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由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确立了文学运动的第一步，起到领导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文联团结了作家，团结了知识分子，更熔化所有反封建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于一炉，展开了提高文学和文化水准的工作，并确保了台湾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对异民族表示了坚毅不移的抵抗，所以我敢说这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重大表现，其所留下的足迹是有历史性的。”（赖明弘：《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1954年12月10日）\
：“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以后，其会刊《台湾文艺》于1934年11月创刊发行。这是日据时期台湾寿命最长，作家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杂志。该杂志主编张深切，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主张，坚持文学面向大众，“希望把本杂志办到能够深入识字阶级的大众里头去”，体现了该杂志务在求实，追求民主，面向大众的精神。《台湾文艺》不仅重视对文学实践的身体力行，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在该杂志中都能得以发表，如小说、诗歌、剧本、随笔、评论、学术论著等；还对文艺理论和批评也予以相当重视。该刊于1936年8月28日停刊，共出十五期，这在当时政治高压、经济困难等因素困扰的情形下，已属难得。
同期，台湾文学界还出现了一个与《台湾文艺》并驾齐驱，并在《台湾文艺》停办后，独立支撑起台湾新文学运动大厦的文学杂志--《台湾新文学》。这是由杨逵、叶陶自筹资金主办的文学月刊。该刊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台湾一流作家，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表现了高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由于殖民当局下令废止中文杂志，该刊于1937年6月1 5 日被迫停办，共发行十四期。《台湾新文学》和《台湾文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园地中的两朵艳丽奇葩。
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首先归功于一支支创作新军的突起。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除部分前期作家如赖和、杨守愚、虚谷、杨华等；新的作家又相继涌现，有杨逵、朱点人、王锦江、愁洞、秋生、毓文、林克夫、马木枥、张庆堂、赖贤颖、吴天尝、巫永福等。在新诗方面较有影响的是杨华、王白渊、陈奇云、吴坤煌、梦湘、董佑峰、黄衍辉及“盐分地带”的主要成员郭水潭、吴新荣、徐清吉、王登山、庄培初、林精
（林芳年），还有风车诗社的同仁杨炽昌、林永修、李张瑞、张良典等。这批作家和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台湾新文学花繁锦簇的局面。
这个时期，因客观形势的需求，文学执着于群众化路线，贴近社会现实，因而题材得到扩展，新的主题也不断涌现，文学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多样性。有揭露日本统治者及其走狗阴险狡猾、残暴凶顽本质的作品，如赖和的《不如意的过年》、《惹事》，朱点人的《安息之日》，蔡愁洞的《理想乡》、《夺锦标》，陈虚谷的《放炮》、《他发财了》；有反映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的，如朱点人的《岛都》、《秋信》，杨逵的《送报夫》，赖和的《丰作》、《善讼人的故事》，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有描述爱情和婚姻的种种形态的，如翁闹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音乐钟》，朱点人的《无花果》，吴天尝的《蕾》，马木枥的《私奔》，黄得时的《橄榄》；还有表现社会生活人间百态的作品，朱点人就是一位善于绘制众生百态的丹青妙手。此间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也多姿多彩，有想为妇女扬眉吐气干番事业的少女月云（王诗琅《青春》），有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忍气吞声遭人猥亵的鸳鸯（杨守愚《鸳鸯》），有温顺柔弱，命运悲惨的童养媳（杨华的《薄命》），还有在钱权面前低声下气，献媚讨好，对妓女刻薄狠毒，毫不体恤的娼楼鸨母（王诗琅《老婊头》）等。
杨逵，台湾新文学史上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压不垮、打不倒的硬汉精神。杨逵，1905年10月18日出生于台湾台南县新化镇农家，原名杨贵，笔名有杨建文等。少年时期他就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和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震动，使其整个生平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
杨逵是“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常务委员，还是“台湾文化协会”的议长。他一生都坚持抗日爱国运动，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斗争，他先后被日本人逮捕十余次，从不屈服。杨逵担任过台湾文学的日文编辑，还和妻子一起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翻译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将鲁迅的《阿Q
正传》翻译成日文到台湾出版。1985年3 月12日，杨逵病逝于台中市。跟赖和一样，杨逵也是一个文坛多面手。他的主要小说作品结集为《鹅妈妈出嫁》，散文作品结集为《羊头集》出版，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扑灭天狗》等。
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现日据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尤其注重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他被称为“文坛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
《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作。这篇小说用日文写成，完成于1932年，是他在东京工读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就是它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血泪控诉。
作者借助杨君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一个真理：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苦民众应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观念的国际主义的主张，在三十年代初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继《送报夫》之后，杨逵还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罪恶，歌颂劳动人民高尚情操，鼓励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如《水牛》、《归农之日》、《模范村》等。《模范村》通过一个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样板”农村--泰平乡，勾勒出台湾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貌，反映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凄惨命运，从而揭示了当时台湾农村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品将台湾同胞反帝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光关不住》是杨逵在国民党监狱中创作的，这是他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台湾光复前夕，日本侵略者强征学生兵服劳役，修筑工事。一个娃娃兵在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玫瑰，他躲过日本军事教官的监视，把花带回营房，后又托人带给他的姐姐。这棵在水泥罅隙中生长的玫瑰，居然开出了艳丽的花朵。该作后来改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被收入台湾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抗争直至获取胜利的宝贵战斗精神。小说借在水泥块下生长的一株玫瑰花，喻示了台湾新一代人民纯真而崇高的情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纵观杨逵的创造，我们会发现，他将坚定的理想主义与逼真的写实手法这一互为矛盾的因素融为一体，构成崭新的写实风格，形成他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不失个人独特艺术魅力的创作特色。
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杨逵立足于生活真实，注意细节描写，将人物性格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放在社会生活的实践运动中，使主人公的形象具有真实可信的立足点，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送报夫》中的主人公杨君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事实的教育下，以合情合理的必然逻辑发展下去的。在小说结构上，杨逵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送报夫》以双线交织推进的结构方法，一是东京生活，一是通过回忆、书信来展示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描写，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借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串结起来。《鹅妈妈出嫁》的结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它将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通过“我”用所谓“共存共荣”的思想线索贯穿起来。小说共分九节，却不是两个故事各占几节，平分秋色，而是尽量避免平铺直叙，用“扣子”似的悬念穿插起来，引人入胜。杨逵还善用强烈、辛辣的讽刺手法。《模范村》中的“模范村”，可谓日本殖民者推行“共存共荣”的典范。然而在这个“共存共荣”的村里，有人因欠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有因交不起房屋修缮费而投河自尽的，这就是广大穷苦百姓的“荣”！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辛辣鲜明的政治讽刺。
吕赫若，本名吕石堆，1914年出生，台湾丰源潭子校粟林村人。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后来到东京学习音乐。返台后，当过教师和编辑。光复后参与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和出版协会的工作，同时，全身投入革命斗争，“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51年不幸牺牲。吕赫若的创作始于1934年，他的处女作《山川草木》发表于是年出版的《台湾文艺》创刊号上，成名作《牛车》刊登在1935年东京的《文学评论》上。1943 年他的短篇小说《财子寿》获首届台湾文学奖。1944年出版小说集《清秋》。1946年至19 47 年间，创作了《改姓名》、《一个奖》、《月光光》、《冬夜》四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少量的诗歌和评论。吕赫若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以家庭纷争和悲剧为反映社会的聚焦点，揭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苦难生活，透视人性的弱点。《牛车》讲述了一个催人落泪的殖民统治下的人生悲剧。贫苦农民杨添丁原本靠一辆牛车养家糊口，在日本的汽车、自行车进入台湾后，他失业了。万般无奈之下，妻子只有出卖肉体，但仍无法养活一家人。杨添丁因赶车打瞌睡被警察发现，辱骂、殴打、罚款接踵而至。为了交罚款，他铤而走险偷鹅，结果被抓，落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作品同时还反映出高压下农民的觉醒与抗争。吕赫若的另一篇作品《财子寿》，是暴露封建地主家庭罪恶和人性弱点的力作。小说主人公周海文既吝啬又好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财子寿”--多财，多子，多寿。作品入木三分地将封建毒汁浸泡出的周海文的人性劣根暴露出来。吕赫若四十年代后期创作的小说，主要取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在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悲惨境遇，《改姓名》和《一个奖》写台湾民众的反抗“皇民化运动”揭示了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人民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民族矛盾。发表于1947年2月的小说《冬夜》，是吕赫若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的小说，取材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1946年冬的台湾现实生活背景。
作品通过暗娼杨彩凤在一个冬天的午夜至黎明前几小时里的所见所遇所忆所感，披露了“二。二八”前夕台湾岛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小说在细致入微地刻画主人公杨彩凤复杂心态的过程中，深刻地表现台湾人民对当时政治高压的愤懑，寄托了他们对自由和明媚的春光的向往。这篇小说不同于作者以前的作品，它揭示了阶级矛盾成为台湾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就在《冬夜》发表后没几天，台北便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二。二八”起义。
吕赫若的小说讲究技巧，结构完整合理，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生动，具有深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朱点人，原名朱石峰，1903年生于台北市，有台湾新文学“麒麟儿”之称，他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台湾文艺协会”的发起人之一，1947年因参加“二。二八”起义英勇牺牲。他自幼醉心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共留下十余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岛都》、《脱颖》、《纪念树》、《秋信》、《蝉》、《无花果》、《安息之日》等。
朱点人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长期的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活使他对台湾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抨击殖民当局的暴政和愚民政策，鞭挞汉奸走狗奴颜婢膝的丑态，歌颂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暴精神是他创作的重要内容。小说《岛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它展示了日据时期，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封建迷信坑害穷苦百姓，搜敛钱财的社会现象。小说主人公史明之父史蓁，在K
寺落成盛典后因交不起“捐款”，忍痛卖了小儿抵捐，后因过度思儿精神失常，投水身亡。史明小小年纪就认识到世态炎凉，社会的冷酷。他一直苦苦寻求穷苦人悲剧的原因。在苦难的磨炼下，在世界性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殖民者与官商、豪绅的互相勾结，盘剥人民正是导致工人“愈勤苦愈贫困”的根源，觉醒了的史明挺身而出，组织团体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次又一次的被捕都不曾使他退却，文章结尾是史明获释后踪迹不明，“有人说他是钻到地下去运动了”，暗示着斗争还在继续。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史明这样一个觉醒了的大无畏的民族主义战士。
朱点人也擅长用嘲讽的笔法抨击、鞭挞反面人物。《脱颖》主人公陈三贵是个做梦都想当日本人的民族败类，一心想往上爬。苦心钻营的三贵终于梦想成真，被犬养主任收为养子并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改姓为“犬养”，自称“犬养三贵”，衣食住行无一不是日本式的“三脚仔”，还自鸣得意。当昔日的朋友再见面时，他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改姓，一再申明“我是犬养！”朋友意味深长地念着她的姓：“唔，犬养的，”一语双关。作者用犀利的笔锋巧妙而含蓄地痛斥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无耻之徒。朱点人小说创作的另一类重要题材是反映异性间的复杂情感，描绘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内心的矛盾、痛苦和哀伤。《无花果》写的是少年苦哥单恋的经过和美梦的破灭。小说用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笔墨简洁朴素，却把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表现得惟妙惟肖。
杨守愚，台湾彰化人，原名杨松茂，笔名有守愚、村老、静香轩主人、洋、翔、Y 等。杨守愚是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兴起后的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多，取材广泛，从社会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描绘暗无天日的时代的人生悲剧。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骄横跋扈、制糖会社的横征暴敛、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小商小贩的辛苦劳顿、贫苦农民的绝望挣扎、下层妇女的含冤受辱等等，都在他的表现之列。《十字街头》写小摊贩的不幸遭遇。日警大人杀气腾腾地四处抓捕流动摊贩，搞得人心惶惶，凡碰到的人不幸被踢了担子，倒了东西，还得坐牢：“小百姓的冤，还有什么可诉吗？”《升租》、《移溪》、《凶年不免于死亡》写的是悲苦无告的农民在沉重的地租和捐税的压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谁害了她》、《女丐》、《鸳鸯》把目光投向下层盆苦妇女，他们不仅经济上忍受剥削，还得面对人身的凌辱，她们最终的命运不是走向绝路以死抗争便是被社会吞噬，在那样的时代，有多少人能逃脱这样的恶运呢？杨守愚的小说主题鲜明集中，始终站在广大的被剥削、被损害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作品大多采用写实手法，从人物生活背景、故事发生经过到结局无一不是生活的真实显现，其中也有反讽、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只是一种穿插，故作品整体出现平实沉郁的特色。
杨守愚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新诗，他的新诗不论是选取题材，还是采用的表现手法，都与小说创作是一致的，题材是批判或控诉性的，手法是写实白描的，这有助于突出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遭遇，把人间苦难真实地表现出来，便于表达作者激愤的感情。他较著名的诗作有：《我做梦》、《一个恐怖的早晨》、《孤苦的孩子》、《女性悲曲》、《长工歌》、《洗衣妇》、《车夫》等。
四 台湾文学的低潮期（1937-1945 ）
1937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了在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加强对台的军事统治，其后又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禁用汉文，强令使用日文，汉文学校、汉文杂志、汉人姓氏、汉人传统习俗等一切中国文化都在消灭之列。作为文学载体的汉语言文字被禁用，文学发表阵地被铲除，新文学运动遭受惨重打击，新文学运动落入低谷。
处心积虑的殖民当局为把台湾新文学纳入“皇民化”的轨道，打着纯艺术旗号组成“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刊物《文艺台湾》。这份杂志刚开始还能吸引部分台湾作家，后来因日渐显出其“皇民文学”的殖民色彩而受到冷落。为适应殖民当局加强推进皇民化运动的形势需要，该协会自行解散，原班人马组成隶属“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目的是“努力宣扬皇国文化”，鼓吹“皇民文学”，并发行机关刊物--《文艺台湾》。这里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是为配合“圣战”，宣传“圣战”而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的部分作家因不满《文艺台湾》的殖民化色彩退出该协会，另行筹办文学社团和杂志。以张文环为首的一批作家，像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并创办季刊《台湾文学》杂志。因为汉文被禁用，所以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作品都是用日文写成。《台湾文学》始终贯彻着现实主义原则，力求反映台湾民众在殖民者皇民化运动下的苦闷和抵抗，刻画战争时期台湾民众苦难的岁月，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台湾文学》一出现就与《文艺台湾》相抗衡，在持续三年，发行十一期之后被迫中止。《台湾文学》的存在对于台湾新文学在残酷环境中的延续功不可没。此外，1941年发行的《民俗台湾》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爱国作家们都以不同方式的创作与“皇民文学”相对抗。他们或者采取合法的形式与条件，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文学刊物，开展新文学活动（如“启文社”的作家）；或者以日本人把持的“台湾文艺家协会”的名义作掩护，表面上避开尖锐敏感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生活，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反殖民统治、反皇民化的斗争意志；或者甘于默默无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一长篇巨著便是在不可能发表的情况下完成的。
不管殖民当局采取怎样严密的方式控制，都无法完全扼杀新文学作品的生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受时局影响，作家反映社会生活的题材受到限制，因而也呈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创作特色，如以饱蘸血泪的笔触表现对殖民统治的愤怒和抗争，倾向于描写台湾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情，转向人物内心世界和自然界，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在小说方面，龙瑛宗的作品以其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抒情气氛浓烈而著称。
龙瑛宗是日据时期重要作家之一。他在光复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夕影》、《黑少女》、《白鬼》、《赵夫人的戏台》、《村姑》、《邂逅》等二十四篇，此外还有文学批评集《孤独的蠹鱼》。龙瑛宗是从知识分子阶层出来的，其与殖民者的统治机构曾有种种联系，所以他的小说在表现台湾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经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照角度，隐晦地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抵抗情绪。此外，还写有随笔集《女性的素描》。龙瑛宗本期的创作侧重反映知识分子和妇女的悲惨遭遇。《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陈有三高中毕业后考进街役场当助理会计，他怀着美好的理想，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学习。可是，他的周遭环境是这样龌龊，一连串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化为泡影，最后只有在绝望中放弃自己的追求，在酒的麻醉中沉迷颓废下去。小说着重描写了他的忧伤、苦闷、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小说中对环境--污秽腐朽小镇的描写，使人产生一种紧张的窒息感。人们不难从中看出造成知识分子病态心理和行为的时代和社会根源，意识到殖民统治的罪恶。
张文环是本期一位有着顽强民族意识的作家。他在本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山茶花》，短篇小说《辣韭罐》、《艺旦之家》、《夜猿》、《哭泣的女人》等。辍笔三十余年后，他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地上爬的人》。张文环的创作始终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以写实的手法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反映家庭和社会情状，对弱小无助的人们的不幸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自私自利的人性弱点作了无情剖露。其代表作《艺旦之家》中的主人公采云是一个善良又懦弱的女子。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被卖给别人当养女。到十六岁时，贪财的养母为了一对金手镯和几百元钱卖掉了她。无情的摧残使她几次放弃生活的希望，后来在杂货店工作时结识了廖清泉，两人相恋；然而廖知道她被蹂躏的秘密后又抛弃了她。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她决心拜师学艺，终成名旦。二十一岁时她又结识了一家杂货店的少东家杨秋成，杨要采云辞去艺旦的职业嫁给他。可是养母的种种阻挠使他们的婚姻遥遥无期，当她发现自己怀了杨的孩子而二人又无法结合时，只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自杀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她跳入了冰冷的江水中。作品以平静的口气娓娓道来，读后却令人感到凄怆，对这样一个饱尝屈辱与蹂躏的女子禁不住掬一把同情之泪，同情中能隐隐感到作者无声的呐喊。\；吴浊流是继赖和、杨逵之后又一位台湾现代文坛不朽的作家。他本名吴建田，号饶
，1900年6 月2 日生，台湾省新竹县新埔镇人。吴浊流出生于富有民族气节的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反叛性格。1916年考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师范部，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1941年，吴浊流回到大陆，先后到南京、上海，他看到的旧中国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则肆意妄为的凄惨景状，这一切使吴浊流既伤感又失望。1942年3月，他又回到台湾。返台以后，吴浊流先后担任《日日新报》、《台湾新报》、《新生报》、《民报》等报记者，大同工业职业学校训导主任，机器工业同业会专员等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关心台湾文坛。1964年，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文学界的不景气深感不满，为振兴台湾新文学，他倾尽自己全部积蓄，创办《台湾文艺》杂志。
1969年，他又变卖田产，利用退休金创办“吴浊流文学奖”。1976年10月7日，吴浊流病逝于台湾。
吴浊流早年的文学活动是从写汉诗开始的，而真正登上台湾文坛是以1936年3 月处女作《水朋》的发表为标志。自此，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小说，长篇有：《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等；中篇和短篇主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陈大人》、《糖扦仔》、《先生妈》、《路迢迢》等，此外，还有大量游记、文学评论和杂感。吴浊流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数十年饱经历史沧桑的血和泪的郁结。他在《吴浊流选集》自序里这样说：“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现在选出十九篇付梓。若将此十九篇连串起来，日据时代及光复后的社会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响不消说，同时，社会的歪风畸形怪相也可以窥见的，所以亦可作为本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吧。”（吴浊流：《吴浊流选集。自序》，参见公仲、汪义生著《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因此，他又被称为是“记录历史的人”。
吴浊流的小说创作以台湾光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代表作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陈大人》、《先生妈》、《亚细亚的孤儿》等，这些小说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台湾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为背景，描写殖民当局及其奴才走狗对台湾同胞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台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命运；后期代表作品有：《波茨坦科长》、《铜臭》、《狡猿》、《三八泪》、《老姜更辣》等，主要以战后台湾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种种世态人情，揭露为官者的凶狠、狡诈、腐化，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面人物形象。吴浊流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前期。
吴浊流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无情揭露卖身求荣、充当殖民者走狗奴才的无耻之徒的丑恶行径。
《先生妈》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政治讽刺精品。钱新发处处迎合侵略者的心意，在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不仅自己“率先躬行”，尽心尽力，还强迫母亲也这样做。这种彻头彻尾的数典忘祖的奴才行径，遭到母亲强有力的反对。她拒绝学日本话，见日本客人，把儿子准备的和服用菜刀砍得稀烂。她说：“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面子去见祖宗。”作者在文章中采用鲜明的对比映衬手法，使母子截然不同的性格显现出来，流露出对爱钱如命，丧尽人格，奴性十足的民族败类的痛恨愤怒之情，歌颂了先生妈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台湾同胞，永葆民族气节、正直、刚毅的精神。
《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所产生的一部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一部雄壮的叙事诗”。这部作品动笔于1943 年，1945年光复前夕杀青。成书时恰好是日本侵占下台湾最为黑暗的时期。这部书是吴浊流冒着生命危险，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的。他住室的对面就是台北警察署宿舍，为了防备特务警察，他总是写好两三页，就藏在厨房的炭笼底下，有了一些数目就移到乡下老家去。
小说以胡太明一生的艰辛坎坷经历为主线，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水下的污泥渣滓一一搅露出来，将日本、中国的各阶层的各色人物串集起来，形成一幅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浮世绘。
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观察社会，为历史作证，使该书成为台湾殖民地社会的一面镜子。吴浊流曾自题诗道：“数篇小故事，真伪都难辨，莫作荒唐语，有心问世间。”他是有意识地用文学纪录史实寻求教训。因此，他自认为他的作品“带有历史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的一个断面”。他在书中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忠实地纪录下了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实行的血腥军事侵略和种种民族压迫。如果《亚细亚的孤儿》仅只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具有社会历史价值，那它还称不上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它更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位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从妥协、彷徨到觉醒、抗争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宣扬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主人公胡太明生长在台湾，后留学日本，曾三次返回大陆。这三地就是他的全部活动空间，他的一生就是在这三度空间内，流离颠沛。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耳闻目睹的事实冲击，他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转变，毅然走上反抗的道路。
胡太明所经历的由幻想到苦闷、到彷徨、觉醒、反抗的思想历程其实正是作家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概括和总结。他们内心深处的“孤儿意识”正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遭受着殖民统治，他们一方面为日人所歧视，一方面又不为祖国信任。他们想摆脱困境，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吴浊流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逼真地描绘了他们的这种两难处境；并启发台湾民众，在日帝的铁蹄下，只有克服“孤儿意识”，认同祖国投身到抗日大潮中去，才能真正找到解放自己的出路。所以，胡太明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吴浊流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传统，多以日据时代或光复初期的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揭露台湾社会中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病态现象和丑恶人生，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些作品构思巧妙，人物描写独特，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最为突出的，还要数讽刺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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