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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朝社会与文学概述
从刘裕代晋建立刘宋起至隋文帝灭陈止，前后17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总的特点是南北对峙，政权更迭频繁，尤其是南方（宋39年，齐23年，梁55年，陈33年）；另外，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
自从晋室南渡，东晋建立，南北基本上就处于分裂的局面，但在东晋时，其政权虽偏于南方一隅，却还相对统一，而北方则处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因而南北尚未形成对峙。约在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北魏的太武帝拓拔焘陆续消灭了北燕、北宋，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时才正式形成，离这时距刘裕代晋不过十余年，所以说把刘宋建国作为南北朝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这一时期，北方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在文化上要落后于原来中原的汉族政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较低下、落后。在占领北方后，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与中原汉族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因此，北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要落后于此时的南方政权，因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文学可说是荒芜的，很少有有成就的作家，其中著名者不过温子升、邢劭、魏收数人。而南方则不同，不但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文学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因此，我们讲南北朝文学，主要以南朝文学为主。那么，南朝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的，又有什么特点呢？
从社会背景来看，南朝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呈现繁荣的局面。晋室南渡前，南方尚未得尽力开发，而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汉族的南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加以南方自然环境优越，所以至南北朝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荆、扬二州，成为南朝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南下士族，广占山林美田，使得庄园经济大大发展。如陈郡谢氏南下后的始宁庄园，会稽孔氏的永兴庄园，此外，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虽不一定影响文学的质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一定关系。
2、南朝社会的矛盾复杂。其主要者，一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二是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初有刘裕诸子之争，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两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虽然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肯放弃其经济、政治上的特权，皇族与士族仍然存在着矛盾。这时的皇族多出身于寒族，他们登上皇位后，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压制、削弱甚至打击的手段，但同时他们仍然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皇室与世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朝开国皇帝多武人出身，高门世族鄙视武人，但在政治上又不得不表示拥护捧场，皇帝需要高门这一社会基础，一方面给予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又在政治上加以限制，因此，世族与皇帝既有矛盾，又互相利用，这些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与思想，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3、儒、佛、玄三家思想进一步合流。东晋以来，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里唯我独尊的局面有所变化，但有关玄谈佛理的清淡还在继续。尽管玄谈的盛说不能和东晋相比，但其形式则仍被保留了一段时期。儒学在南朝被重新提倡，官学之外，私家讲授儒学也相当普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儒、玄、文、史四馆，这说明儒在南朝重又振兴。佛教在南朝有了很大发展，南朝帝王奉佛者极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寺之多，是佛教兴盛的标志之一，而帝王中，佞佛最著如梁武帝，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文人中也有不少喜佛的，如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等都有与僧人交往的记录。因此，自东晋以来，儒、佛、玄三者合流的倾向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玄言、佛理在经历东晋玄言诗的时代后，到了这一时期，则以更加和谐的姿态在文学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溶着无迹的程度。
南朝文学的特点：
（1）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其原因是南朝帝王多喜欢文学，他们常招纳文士，进行文咏，因而形成不少的文人集团。如刘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叔宝等，都在邸府招集文士，对形成吟咏之盛的文学创作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帝王的倡导，也有助于社会上文学风气的形成。南朝时期，家族、父子、兄弟以文学见长者很多，即与这种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2）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新题材、新风格不断出现，诗歌上，刘宋时期山水诗涌现，“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齐时出现永明体，开始了对声律的追求，语言上开始追求简省，剔除宋诗的板滞晦涩，如沈约提出作诗“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梁陈题材又转向宫体，写后宫妇女生活等。散文创作上。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
（3）文学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缘情”。作家在创作上普遍重视“性情”、“缘情”，强调吟咏性情。“缘性”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倾向，特别是萧纲、萧绎，提出“文章须放荡”要“情灵摇荡”等。在这些主张下，作家更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词采之美与抒情色彩，为在文学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4）这一时期的南朝文学也带来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格局比较狭小，作品中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慷慨有力的情感力量相对较弱，作家对雄奇壮阔的美学境界创造显得不够，造成了“气格卑弱”的弊病。
二、南朝诗人
（一）晋宋之际诗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诗歌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玄言向山水的潜衍。这一特点，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刘勰等人均有论列，而以刘勰所论最为简骇精当，其《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刘勰这一段话，不仅论述了这一时期诗风的转变，而且指出了诗风转变后的特点。那么，在晋宋之交，从玄言转向山水的原因何在？大体而言，这种转变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哲学思潮、士人心理以及文审美情趣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从哲学思潮来看，西晋以来作为社会思想主潮的玄学，其巨大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渐渐转入低潮，我们知道，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玄、佛出现合流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一些僧人如支谶、支谦等常将佛理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并出现了一些颇有修养的谈客，如慧远、竺道潜、支遁等，但总的来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命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这一时期既使精通玄学的高僧，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故而此时尽管谈玄作为士阶层的文化传统可能还有遗存，但象两晋时期那样热烈的如醉如狂的理论追索的态度却大大淡化了。因此，就玄学思想的影响来说，较前已大大消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界除玄学、佛学外，儒学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因而，思想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思想界的这一变化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但把士人从玄虚的人生思索中重又带回现实人生，同时也使诗歌从玄言哲理中渐渐摆脱出来，因此，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和思想界的这一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士人心态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权力阶层士庶地位的变化，士人的心态也与两晋时期有所不同。两晋是典型的门阀社会，门阀士族处于权力的中心。这些门阀士族尽管占据着高位，但他们都保持一种“不以物务婴心”的态度。他们崇尚闲逸，鄙视“俗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以从容的姿态，沉溺于玄学的玄思妙想中。两晋玄风独振，实即与士族的这种习尚有关。但是，刘宋建立以后，由于刘裕及其一些功臣，大都出自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使他们不能再忍受士族的歧视。因此，在刘宋政权建立后，他们便从政治上给予世家大族以一定的打击与压抑。《宋书·武帝本纪》载：“
：“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高祖悉诛之。”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由此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自然会引起他们心态上的变化。他们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单纯地谈玄说道，沉溺于玄虚之中，而必然会更多地产生人生的感慨，这也就使得谈玄之风逐渐地淡化，并进而影响到诗歌的风貌。
第三，审美情趣的变化。自东晋始，文人欣赏山水之美的趣味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当时名士的生活情趣。如孙绰、许询、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慧远等游历庐山，王羲之等兰亭高会等，都反映出文士赏游山水的情趣。但欣赏山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趣味与爱好，是盛行于晋宋之交。据《宋书·隐逸传》所载，当时不少隐士都以喜爱山水而著称。画家宗炳则是“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庄园，这些庄园不是建在风景绝佳之地，便是在园中构筑佳丽山水，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到诗歌创作。
第四，诗歌本身的演变。玄言诗的内容主要以阐发老庄玄理（或佛理-东晋后期）为主，但是，不论是老庄 或是佛理，往往都和自然山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老庄崇尚自然，佛理讲究虚无与空静，这些玄理的体悟 ，常常需要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相结合，因此，玄言诗发展到后期，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些山水的成份。这样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玄言向山水的递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庄老告退”之后，山水诗便代之而兴了。
（二）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陈郡阳夏谢氏，自晋室面渡以后，其家族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左右政局的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作为东晋时期北来世族的冠冕，这一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出现过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宰相谢安，指挥东晋军队于淝水一战南昌苻秦百万大军的谢玄等，在文学上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谢庄、谢混、谢惠连、谢道藴以文学才能见誉当时，堪称是“谢家之玉树”。而谢灵运则是谢氏家族中出现的最杰出的诗人。
1、生平与性格
谢灵运（385-433）出生于谢氏家鼎盛之时，其祖父乃晋车骑将军谢玄。父名瑍，生而不惠，早卒，而灵运却十分颖悟，因而颇为玄所喜爱，对亲旧说：“我乃生瑍，瑍那得灵运。”灵运出生不久，即寄养于钱塘杜明师的道馆，至年十五才回建康，故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十八岁时，袭爵康乐公，所以又称为谢康乐。
谢灵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与易代之际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性格个性密切相关的。谢氏家族为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但是，在东晋义熙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力量日趋壮大，并渐成代晋之势。此时门阀内部出现了拥刘与反刘两派，谢灵运是反对刘裕而拥护另一北府兵将领刘毅的。在刘毅为刘裕击败后，谢灵运虽被刘裕优礼，但在内心却不免被疑忌。刘裕篡晋后，其爵位由公降为侯，在表面的优礼下，却并未委他以实际政务。而灵运自认为是名门之后，又颇有才能，应参机要，故而常怀愤不平。刘裕死后，长子义符即位，是为少帝。而谢灵运则与庐陵王义真交好，因而在少帝即位后，他被加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由于内心愤激不平，所以到永嘉后不理政事，肆意遨游，《宋书·谢灵运传》云其在永嘉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月。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年后，即称病离职，回老家始宁经营庄园，并四处游览，写作诗文。后宋文帝即位，征召他入都，授秘书监，命修《晋书》，而他则不满足于文学侍从的地位，每每称疾不到朝，唯以修治园林，出郭游览为务。《本传》称其是“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因被弹劾而免官，再度回到始宁老家。在始宁，他一仍故态，游山玩水。他发明了一种木屐，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齿，人称“谢公屐”。而他每次出游，又常常奴仆众多，惊动县邑。史载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百人。临川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他又恃才傲物，会稽太守孟顗礼佛诚恳，灵运讥讽说：“丈夫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从此与顗失和，顗表他意存不轨，他只好入都上书辩解，文帝徙其为临川内史。可是至郡后，游赏山水，不异永嘉，又为人所弹劾捉拿，他兴兵拒绝，被执后降死，徙广州，又以谋逆罪被杀，卒年四十九。
就个性来看，谢灵运实际是一个坦率任性、狂傲不羁的人。他自恃高门，在晋宋易代之际，以未见重用而常怀不平。特别是新起的刘裕，原来是谢氏门下的“老兵”“劲卒”，要让他去附依被他这个阶层一贯所鄙视的武人，自然更是他所难以甘心。于是他便表现出“为性偏激，多愆礼度”的特点。他一生实际上一直处于热衷于竟进和失志的愤慨中。他自恃高才，不肯小就，因而屡被征用，却屡不尽责。然而又不甘于寂寞。于是便进退失据，在魏阙则念江湖，在江湖则怀魏阙，内心的矛盾，只好借游玩水来消解。他的诗歌创作实与他这种心态与个性相联。遨游山水，寻求解脱，影响于他的诗歌创作，就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2、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谢灵运的诗歌今存100余首，其中大部分是山水诗。而这些山水诗绝大部分作于宋文帝永初三年（422）出守永嘉至元嘉十年（433）去世这十年间。诗中所描绘的大都是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色，而大量的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山水描写正是他为中国诗歌所做出要贡献。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精工富艳的风格。谢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意象密集，对偶句多，语言深奥典雅，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富艳精工的风格。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与他“富目辄书”的表现方式有关的，他习惯运用移换形之法，将其所见收入诗中，对景物作全景式的铺陈，而为了充分展现其所见到的景物，便不得不借助于铺陈排比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他繁富累赘的特点。钟嵘曾批评他的诗“颇以繁芜为累。”这种特点，也有人称之为“以赋法入诗”也即把赋的铺陈之法，用于诗歌创作。胡适即云：“谢灵运......受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更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意义。”（见《白话文学史》）
（2）细腻的景物刻划。谢诗虽就整体而言颇有雕琢繁芜之累，但就描写刻划自然美而言，却常给人生动细腻之感。《南史·颜延之传》载云：“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这里以“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评谢诗，主要即指其写景之生动清新。对谢灵运而言，其诗在写景上，主要表现为对声色的追求。沈德潜《古诗源》云：“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而对于声色的表现，则是他山水诗在景物描写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于色的表现，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去屯”（《入彭蠡湖》）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两种色调，构成一幅素净柔和的图画。作者没有涂抹万紫千红，只用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抓住春天那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再如“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以绿、红两各色调对比，色彩明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对于声的描绘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写大夜深沉，鸟鸣声，落叶声格外清越，正反衬出无声的静态。这种对声色的描绘，反映出诗歌创作上的一种新的趋向，对后代诗人创作是颇有影响的。就此而言，谢诗可说是诗歌创作的新时代的开创者。
（3）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诗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拖着的一个玄言的尾巴。所以近人黄节云：“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它给人读诗带来一种单调之感，因而也被看作是谢诗的一种弊病。至于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因，实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由于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当他政治失意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瞩耳流目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故而在他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善融合，形成一种完整浑然的意境，诗中这种结构模式正是这种山水审美意识的反映。正如李泽厚所说：“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的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就并没有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所以“主客体在这里仍然是对峙着的。”如果将谢诗与陶诗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楚。
（三）鲍照与乐府七言诗
1、鲍照的生平
照字明远，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祖籍上党，后迁东海（今山东苍山、郯城？）。与谢灵运不同，他的生平事迹现存的史料材料较少，史书中有关他的传记均较简略，主要见于《宋书》卷五十一（附于“宗室传”），《南史》卷十三（附于《临川王刘道真传》）。齐虞炎《鲍照集序》记述他的生平比较概括，云：“（照）家世贫贱，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薨，始兴王濬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又转为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余。”这是对他生平较为详细的资料。明张溥叹息说：“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服官年月，差可凭者，虞散骑奉敕一序耳！”鲍照的出身是比较低微的，他的文章中，自称是“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北州衰论，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这种出身，在当时是颇受轻视的。但他在年青时，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约二十岁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南史·本传》载其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没没而不闻者，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因得刘义庆的赏识，攫为国侍郎，此约在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时。他在刘义庆的幕下历六年，至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死，才离职，在家一度闲居，后又在始兴王刘濬幕下任侍郎，孝武帝时任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孝武帝大明五年，他在临海王刘子顼任前刑狱参军（后世因称鲍参军），明帝初，江外诸王拒命叛乱，刘子顼失败，鲍照死于乱军之中。
2、鲍照的创作
鲍照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诗歌、辞赋、骈文都有佳作，在元嘉时，与谢灵运、延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但是，由于他的出身、地位与生活经历不同，他与谢灵运的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时候，他则以乐府诗创作闻名于诗坛。《宋史》和《南史》都提到他“尝为乐府诗，文甚遒丽”。他今存诗约200余首，其中乐府诗约有80余首。这类诗歌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就内容来看，他的乐府诗约有二端，一是描写边塞战争与戍卒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征夫、思妇的思想感情与生活，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等，作品语言朴素，感情愤激不平。风格上近于汉魏乐府的特色。二是表现个人仕途失意的愤懑、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的。这类诗往往写得慷慨悲凉，感情炽烈奔放，流露出作者在门阀制度压抑下的强烈的愤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这一倾向。鲍照诗歌的这些内容，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作品中又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就当时的诗人而言，还没有一个诗人象他这样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并且在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方面达到这样的深度，因而，他也就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鲍照的影响不仅在于作品的内容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诗歌艺术上。他的诗歌：（1）体裁比较全面，有古诗、乐府、五言、杂言、七言；（2）风格独特：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沧》说当时文章分为三派，鲍照是其中之一，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尤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3）他的七言乐府尤具有创造性，七言乐府诗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在鲍照以前，七言诗虽有完整之作，如曹丕的《燕歌行》，但是一则曹丕后作者还较少，且为大家所轻视，西晋时傅玄作七言诗，还说七言是“体小而俗”，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作七言，被颜延之讥为“委巷中歌谣”，在七言为当时人所轻视的时候，鲍照独大力作此类诗，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二是他的七言诗打破了原来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的缺点，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形成具有新创特点的七言歌行。这种七言形式，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注重气骨，命意奇警，崇尚奔放美，与诗人激荡不平的情感相统一，因而极富于创造性。自他以后，七言诗的创作才开始为南朝诗人所运用，并且这种形式对后来李白的诗歌创作颇有影响。
鲍照的创作除诗歌外，赋与文也有佳作，赋的代表是《芜城赋》，文的代表是《登大雪岸与妹书》。
（四）永明体与沈约、谢眺
1、 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讲究声律与对偶，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诗体。自魏晋以来，中国的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同时文人沈约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关于四声问题。汉语声调何以分四声？四声何以发现于齐永明间？四声与五音之关系？是学术界颇为瞩目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一文可以参看。（2）关于八病，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所以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3）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的意义：（1）由于讲求了诗歌的韵律美，这就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2）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样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这样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谢眺、王融、周顒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这里就沈约与谢眺作一介绍。
2、沈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出身于世居江东的世族，但早年因遇家难而流寓孤贫，乃发愤向学，四十岁以前，在仕途上颇坎坷，四十岁以后，则比较顺畅。他年寿既长，官位又高，因此，在齐梁之际，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而在文学上，他的一些主张与创作实践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值得注意有以下几点：第一，他是永明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南史·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第二，他较早地论及了“情”、“文”、“质”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体现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一个总纲。第三，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文“三易”说，此说见载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其中云：“沈隐侯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所谓“易见事”，就是指隶事用典必须明白晓畅，“易识字”是反对用生涩僻奥的字词以争奇炫博，当然也是对创作的合理要求。所谓“易诵读”，则主要指声律的和谐。他称赞谢眺的诗歌，指出“好诗圆美流传如弹丸”，就是因为体现了他所提出的“三易”的主张。沈约提出为文“三易”的主张，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僻涩晦奥之风，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的。
沈约自己的创作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由于他注重格律，所以逐渐走向近体，由于他强调为文“三易”，诗风以自然工丽为主。对于沈约诗，古今褒贬不一，钟嵘谓其“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大体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所谓“经纶”，指典重堂皇的庙堂应制诗，这类作品，本来不易做好，沈约的这种诗歌，确实写得质木枯燥。“清怨”是指其作品一方面具有清新之气，另一方面又往往透露出一种感伤哀怨的情调。沈约成功之作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以反映对现实不满、抒写友谊、描摹山水为内容的作品写得最出色。如《别范安成》、《伤谢眺》二诗。前者曰：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诗中写少年和老年不同时期在离别时的不同心境，把人的这种普遍而又复杂难言的感情表达得如此平易而又感人。
后者曰：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霸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文中哀伤谢眺含冤而死，对谢眺的文才、人品都有很高的评价，是一篇有感情、有义愤、有见解的作品。
3、 谢眺（464-499）
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谢灵运同宗，出身于世家大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母为宋长城公主。由于他与谢灵运都以山水诗的创作见长，为示区别，世称“大小谢”。又因他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所以又有谢宣城、谢吏部之称。谢眺与谢灵运一样，也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他早年凭借家世，才华与优美风姿，深为帝王宗室所喜爱，但亦因此而卷入到了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宣城王萧鸾（明帝）辅政时，他亦颇受重用，因此，当他的岳父王敬则密谋起兵造反时，他曾因告发有功，而升任尚书吏部郎。而在萧鸾死后，由于在齐东昏侯废立之际，得罪了萧遥光，最后被萧遥光收捕入狱，害死于狱中，卒年36岁。就谢眺而言，对禄位的留恋，对仕途的忧惧和对明帝的感激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他的悲剧也由此而来。明张溥曾把谢灵运与谢眺的死作了比较说：“呜呼！康乐、宣城，其死等尔。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笑也。一死轻重，尤贵得所哉！”
谢眺的诗歌创作今存170余首，其最新注本为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他的诗歌创作最为出色，其中以在建康和出任宣城太守时为创作最旺盛时期。其特点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的诗大体上承大谢，结构为写景加抒情与说理，不少作品从遣辞到谋篇都有取法谢灵运的痕迹，但他与大谢不同的是，大谢诗歌中的玄言说理成分到他的诗已基本消失。他的诗每篇以十二--十六句为基本格局，前四句或六句写景，中二句由景过渡到言情，后半篇抒情。这种结构形式为齐梁诗人所普遍模仿，几成定格。
第二，他的诗风清新明丽，格调明净潇散，从而改变了大谢诗的那种繁富典重的风格。由于他的诗写得省净，常将景物描写与其所抒之情结合起来，做到情景情景交融，因而给人以灵秀清新之美。所以清人沈德潜云：“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冷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另有一段深情妙理。”
第三，他的诗在语言上音律谐适，流畅自然，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特点，与永明体新诗在声韵上的要求有关。《南史·王筠传》引其语云：“好诗圆靖流转如弹丸”，可见追求圆美流早，是他的一种自觉追求。
第四，他的诗歌与谢灵运一样，也存在着“有句无篇”的缺点。其中不少诗中，写景句往往警绝，但往往涌与全篇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完善的整体境界来。所以钟嵘评他说：“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善自发端，而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大致指出了其缺陷所在。
-（五）宫体诗与梁陈其他诗人
1、宫体诗
（1）宫体诗的形成
宫体诗是继齐永明体之后在梁陈诗坛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与齐梁以来诗歌创作上出现的艳情化、娱乐化的创作趋向有关，而在梁陈两代这种诗风发展到极致，形成了宫体诗风。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至陈代末年过七十年中，是宫体诗风兴起，并在诗坛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宫体诗的出现，与梁简文帝萧纲有关。《梁书·简文帝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但真正的开创者实为徐摛和庾肩吾，因为他们二人是萧纲的文学侍从兼启蒙老师，徐庾二人在天监八年（509）入萧纲府，其时正是萧纲“七岁有诗癖”之年，至萧纲入东宫为太子，因而有了宫体诗这一名称。
（2）宫体诗的特点
古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梁书》的作者姚察在《梁书·徐摛传》中认为是指“不拘旧体”的“新变”诗体，在《庾肩吾传》他说：“齐永明体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指萧纲立为太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从这里的论述看，姚察认为宫体诗是在永明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诗体。到了唐代，人们对于宫体诗的认识，已开始注重其内容与风格，魏征《隋书·经籍志》云：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在唐人眼中，宫体实际就是写艳情内容的诗歌。就上述论述看，姚察由梁入陈，又由陈入隋，他的理解应该较为直接与准确，但宫体诗中也确有不少艳情题材的作品，所以，如何界定宫体诗，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第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第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就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的诗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3）宫体诗产生的原因
宫体诗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起，影响于诗坛十分深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何在？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诗人求新求变的意识有关。宫体是永明新变后的又一次新变，前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即可说明他是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新。此外，萧纲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曾有”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的慨叹。第二是与帝王的提倡有关。宫体主要在梁陈两代较为兴盛，而就创作而言，大体是以宫廷为中心的，梁陈两代的帝王组织与倡导，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趣味，都对宫体诗的风靡盛行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三是民歌的影响。南朝的乐府民歌几乎全是男女言情之作，南朝文士多喜拟作乐府，而以梁武帝萧衍及简文帝萧纲父子拟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宫体诗中描写艳情内容的诗歌与他们模拟南明乐府中的情歌是不无关系的，但是宫体诗的作者主要表现为对南朝民歌中不健康成份的过分追求新猎异，因而就使得宫体诗带艳乃至淫靡的色彩。
（4）关于宫体诗的评价
宫体诗过去一起是备受批评与指责的对象，对宫体诗以科学的评价，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宫体诗的创作来看，它在内容与风格上，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在内容上，它以咏物、游宴、登临、艳情等题材为主。其中咏物、游宴、登临这些题材内容，往往流于琐屑，且作家常是以娱乐的心态从事创作的，因而从中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与对人生的积极追求，甚至看不到诗人的个性，在艳情题材中，他们对女性的描写，往往着眼于妇女的容貌、体态、服饰等，也即在他们的笔下，女性不是作为爱情的对象，而是作为欣赏的对象，因而这就使得这一部分作品显得格调不高，甚而卑靡、淫秽荡之嫌。从风格上，宫体诗以秾丽为特色，但由于人品中缺乏充实的内容与有生气的情感，这就使秾丽的风格由于先天的贫血而显得浮艳、卑弱。但是，尽管宫体诗有以上的缺陷，其在艺术上也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注意的。这首先表现为它巩固了永明体以来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定型的律诗已相去不远，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其次，它在描写上的细腻精巧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如：
游子久不返，妾身当何依！日移孤影动，羞睹燕双飞。
--萧纲《金闺思》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萧纲《夜望草飞雁》
客行祗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萧纲《春江曲》
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
--萧纲《折杨柳》
宫体诗的作家，数量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纲以及徐庾父子。另外，徐陵曾编有《玉台新咏》一书，收诗八百余首，是一部专收描写妇女为内容的诗歌总集。
2、江淹、吴均、何逊与阴铿
这几位诗人是梁陈时期内容较健康，风格较清新，不同于宫体诗风的作家。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在宋时为建平王镇军参军，入齐为御史中丞，又出为宣城太守，梁时为散骑常侍，迁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日宪。江淹早年诗极精工，晚年诗思减退。《诗品》载有一则故事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究“江郎才尽”之因，实与其晚年官位渐高，生活范围趋于狭小有关。江淹早年为诗以对仗精切，诗思生新著称，多有佳句，如“凉草散萤色，衰树敛蝉声”（《卧疾怨别刘长史》）“白露溢金瑟，清风荡玉琴”（《清思诗》）等，但江淹最擅长的是模拟古人的诗，他在诗中能够通过体会诗人的心境、风格而加以表现，因而其模拟之作逼肖其模拟的对象。其《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自汉至宋三十个诗人的代表作，是他这类诗的代表。其中模仿陶渊明之作，长期混杂于陶集，连苏轼这样喜陶诗的诗人也未能分辨出。另外还有《郊阮公诗十五首》，模拟阮籍，不仅在风格上接近阮籍，同时在表现阮籍身仕乱朝的矛盾痛苦中，也寄托了他的身世之感，是他的杰作。
吴均（467-520），字叔庠，吴郡故鄣（今浙江安吉县西北）人，是一位出身寒贱却又好学有才的诗人，其诗甚得沈约称赏，在当时文坛上较有影响。他的诗的特点是清拔有古气，时人仿效他的文体，称为“吴均体”。其中《赠王桂阳》一首最能见出他的风格特点：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弱干可摧残，纤茎易陵忽。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诗中以松自比，借松明志，说自己地位虽低，但志气很高，虽被摧残，但不甘埋没，一朝得志高升，还要做一番大事业。写得颇见刚健之气。此外他的一首《山中杂诗》之一“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写山居幽静，也颇为出色。沈德潜谓“四句写景，自成一格。”
何逊与阴铿均以善写行旅送别和水上风光见长，他们诗歌在构思与音韵上都颇用苦功，这对后来唐人颇有影响，尤其是对杜甫的影响更大。杜甫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们。如“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又如“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等等。
何逊的《咏早梅》诗，借梅花的坚贞品格表现自己的清高思想，是南朝咏梅诗中较出色的一首。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即提到了何逊的这首诗。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阴铿在题材上与何逊有相似之处，但在构思新隽、色彩明丽、声调响亮以及意境的阔远上，又与何逊稍有不同。他的《晚出新亭》一诗是写得出色的一首。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浩荡的大江，遥夜的戍鼓，浑茫的云气，劲拔的寒松和诗人的心境相映衬，构成了一种苍凉浑茫的境界。沈德潜曾说这首诗格调“俊逸”、“高亮”，有唐人五律的气魄。
三、南北文风的交融与庾信、王褒
1、南北文风的交融
在中国文学中，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区的文学风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南北文学的不同。比如先秦时期《诗经》与楚辞就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是南北文学差异的最早的体现。而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方政治上的对峙与分裂，文学上南北分途发展，其差异就更为明显。这一时期，南方文学一直比较繁荣，其清绮文风也一直为北人所向慕。北方则由于一直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文化较为落后，文学的发展相对滞缓。有影响的作家相对较少，北魏时的温子昇、由魏入齐邢邵以及同时的魏收，尽管有“北地三才”之称，但创作也基本上以学南为主。《北齐书·魏收传》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不过，北方文学中所具有的质朴、刚健的特点也是南方文学所缺少的，南北方的文风在政治对峙的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有相互交融的趋势。特别是庾信、王褒等南朝作家入北以后的创作，将南方文风的华美与北方文风的苍凉浑朴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南北之长的新风貌，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后来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总体上，南北文风的交流，并不是在庾信、王褒以后才开始。在整个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与对峙，并没有造成南北文化交流的阻绝，南北交流可以说一直通过不同的途径在进行。大体而言，南北交流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书籍的流通。在晋室南渡以后，北方经十六国时期毁灭性的动荡，文化遭到严重的摧残，图籍几乎丧失殆尽。据史载“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而这一时期南方则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上士族喜欢藏书，因而南方的藏书量大大超过北方。由于北方图籍缺少，在北魏孝文帝时，曾有向南方借书之举。《隋书·经籍志》记载，“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而在北周宇文泰攻伐江陵时，曾将一批图书随江陵战俘一起押运至长安。因此，南朝书籍流入北方，对北人文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是南北方使者的互聘。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政治上是对峙的，但是双方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完全中断，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也常常互派使节。据一些学者研究，当时这些使节的使命，很少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目的。他们最普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显示使者们门地之高贵，以标榜朝廷得士之盛，展现人物的言谈风采，以炫耀国家文教之兴。因此，双方在选择使节时往往注重门第、才学、口辩，而受聘国派出接待来使的接待者，也相应地一定是门第与才学口才最出色者。双方在馆中置酒高会，席间往返辩驳，谈锋陡起，以机智取胜；同时也常常赋诗作文，互相观摩。《南史·王融传》曾记载永明九年，北魏房景高出使南齐，问主客王融说：“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出示之。这说明当时北方学者对南朝文人创作的关心，南朝的新作一出，北朝即风闻其事，借出使之机要求观摩欣赏。除了这种直接的观摩外，双方的使者也常将对方名家之作带回去流传，比如北方作家温子子昇的作品曾实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受到梁武帝的称赞，云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邢邵的名声传到南方后，被称为“北间第一才子”。徐陵出使北魏时，魏收曾将其作品托除陵带回南方以广流传，等等。这些都说明，伴随着双方外交使节的互聘，双方在文学创作上也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观摩，这对于南北文风的交融，也是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在对峙与战乱中，双方人才的流徙与迁转。南北双方政治对峙，因而也常常发生相互间的攻伐战争。在历次战乱中，不少文人也会因种种原因投奔敌对的一方。比如梁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颜子推、萧祗等人就奔入东魏。江陵陷落之后，王褒、王克、殷不害等被掳入西魏，庾信则在此前被西魏扣留北方，等等。这些文士由于战乱而被迫流徙迁转，自然也会对文风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影响。
2、庾信
（1）生平概况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东晋初“永嘉之乱”，迁居金陵。他的父亲庾肩吾，也是梁代著名的作家。父子二人均以诗文才能受到梁简文帝萧纲的依重，出入宫禁，成为当时著名的宫廷作家，与他们同时的另一对父子作家徐摛、徐陵，也备受萧纲的宠信。由于这两对父子作家，都富有文才，写作的诗文在风格上都以绮艳著称，因而号称为“徐庾体”。
庾信的一生，大致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42岁奉命出使西魏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庾信早年以聪敏、博学而著称。十五岁时，被选为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侍读。昭明太子死后，萧纲被立为太子，他又作了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由于他容仪过人，“接对有才辩”，因此，他的前期在仕途上可说颇为得意。梁武帝很赏识他，常委以外交重任。大同十一年（545），他曾奉命出使魏，和东魏的文人有过接触，据载他曾与东魏的文讨论过古代辞赋问题，《周书》本传说是“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可见他的出使为他在北方也赢得了声誉。从东魏返梁后，他被任命领建康令，但是，悲剧也就在此时发生。梁武帝太清二年（547）十月，侯景攻到建康城下，萧纲派庾信率领宫中文武三千余人守卫，庾信弃军逃入城中，次年，台城被攻陷，他逃奔江陵，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死于战乱中。到江陵后，他辅佐梁元帝萧绎。因为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等战役时，曾借用西魏兵力，因而引起了西魏执政者宇文泰并吞南方的野心，于是，在承圣三年（554）四月，萧绎便派他出使西魏。可是当他到长安尚未完成使命，西魏就已于九月派兵进攻江陵，十二月，江陵陷落，萧绎被杀，他从此就被留在北方，屈仕敌国。西魏为北周所代后，他又出仕北周，不论是西魏还是北周，统治者对他的才华都很赏识，给予较高的待遇。北周时他曾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尽管晚年他的官位很高，但屈仕敌国的羞愧以及对故乡故国的思念，却使他的内心极为痛苦，这种情感使他晚年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2）庾信的诗歌
庾信是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的诗人，其诗今存320首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由于庚信在前期完全是一位文学侍臣，因此，就今存的少量的作品看，大体体现了梁代宫体诗风的一些特点，其内容多奉和应景，不出花鸟风月，淳酒美人，诗风绮丽轻冶。但也有个别诗表现出清新才思。如《奉和山池》：“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余山气，云归带雨余。”颇能体现出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真正能够代表庾信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由于生活和心境的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前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概括地说：“乡关之思”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内容，而在艺术风貌上，他将南朝讲究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用来描写雄壮肃杀的战争气氛，萧疏开阔的北方景色，浑朴质实的边地生活，从而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形成了刚健豪放、苍凉悲壮的风格。
关于庾信诗歌的“乡关之思”，最早见于《周书》本传。云：“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具体而言，“乡关之思”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亡国之痛，二是羁旅之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庾后期内心矛盾与痛苦的中心，而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感情的则是他的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诗，虽非一时之作，但其主旨则有相似处，大体围绕自伤身世，思念和哀悼梁代亡国的内容来展开。而艺术上的俊逸劲健，浑成苍凉，更是他晚年诗风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咏怀诗》二十七首，是将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和深沉真切的感情相结合而形成的融合南北文风的代表性作品。
除了《拟咏怀》二十七首外，庾信后期的创作在体裁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这类诗以强烈的感情构成深挚动人的艺术境界，其风致已非常接近唐人的五言绝句，如《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再如《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这些诗情感的深厚与表达的含蓄蕴藉，是同时代人很少能达到的，因此，庾信对五绝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他前期创作的七言诗中的一些作品如《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等，从句法、章法、对仗等看，也可看作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因此，从庾信的创作来看，他是一位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对南北文风的交流与融合作出贡献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对唐代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诗人。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云：“庾子山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庾子山《燕行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都说明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 王褒（约513-576）
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他出身名族，梁元帝登帝位后，他因旧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陷落后，他被俘虏带至北方。在北方，他以门第和才华受到重视，先仕西魏，后又仕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一起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据说后来周陈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乡，但唯独不许王褒、庚信还乡，故而二人终老北方。从总体看王褒的成就不及庚信，也缺乏鲜明的风格。其最出色的作品是《渡河北》一诗，写他入北以后的羁旅之悲和乡关之思，有较真挚的情感。其诗云：
愁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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