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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后，最终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侵。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开始了东晋的历史。东晋历104年，就文学而言，玄言诗的盛行是这一时期的基特征。只有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改变了文坛的面貌。
一、玄言诗及其流行的原因
所谓玄言诗是指东晋时期以诗歌的形式阐述玄佛哲理的诗歌。这种诗歌大都抽象枯燥、缺乏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流行近百年的创作倾向，且有大量的作家，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孙绰与许洵。
东晋诗坛玄言诗流行，究其原因是与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及玄学清淡的盛大行有关。
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的政权。在东晋建立之初，那些初过江的中原士族，由于弃家别土，仓皇南奔，确曾产生过强烈的国破家亡的悲痛，他们也曾力图找出国破家亡的原因，而崇尚玄虚清淡曾被认为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王衍在被石勒俘后曾叹息：“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石勒传》）桓温也曾慨然叹息：“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但是，待到他们在政权巩固，偏安的局面形成以后，文人的心态则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山水清秀美丽，文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逐渐产生了偏安的心态，他们既无力恢复中原，便在新环境下追求一种宁静、闲逸的生活与脱俗潇洒风神。于是西晋时期在士人盛行一时的玄学清淡风气，在东晋便又一次盛行开来。当时的朝廷重臣甚至包括帝王，都以崇尚玄虚清淡相高。其中王导、庾亮、谢安等都是玄学清淡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清淡的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导在都城建康曾召集多人“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可以看出他们玄谈的热情，而当时参加者，皆一时俊彦与朝中要员。这都可说明东晋时期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遍于朝野士林。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但是，这一时期的玄学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随着江南佛教理论的传播，有许多重要的僧人也多与士人交往，形成了玄释合流的倾向，玄学中增加了佛理的内容。而不论是玄学还是佛理，都具有较强的思辩色彩，当文士们在生活中以谈论佛理玄理作为表现他们的高雅情趣时，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东晋玄言诗的兴盛的根本原因即在此。
二、陶渊明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
--朱光潜《陶渊明》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优秀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古文学研究中也是最受著目的研究热点。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陶渊明的作品受到众多的学者的重视，而近百年来，陶渊明的研究已成了专门学问，形成了与“红学”、“杜学”等可并称的“陶学”。
（一）陶渊明生平与思想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为东晋初名臣陶侃。陶侃以军功而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在东晋是地位显赫的人物。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所以陶家自陶侃起，仕宦已历三世，算得上是一个有地位的贵族。但是，值得注意，陶侃尽管地位较高，但他毕竟和王、谢等门阀士族不同，他的出身较寒微（晋陶母祝发待宾），而且出身少数民族，因而他在当时仍然是被那些高级士族所轻视的，比如温峤曾骂他是“奚狗”，《晋书·本传》说他“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到了陶渊明这一代，由于父亲早亡，家世已经中衰了。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首先有几个热点问题，先提出来，供有兴趣的同学进一步探讨。
一是关于名字。陶渊明有两篇文章，一是《晋故征西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是《祭程氏妹文》，文中均自称渊明。陶同时之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并序》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陶渊明名字似无大问题，但到沈约的《宋书·陶渊明传》则载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开始出现了歧异。萧统的《陶渊明传》载：“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名与字已混淆不清。《南史·陶潜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深明当时避讳，改“渊”为“深”。梁启超认为：“渊明必先生名无疑”，故颜《诔》直书为：“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他认为“潜”是陶渊明的小名。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之问题》则主张：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
二是关于陶渊明年龄。这也是至今争论不休而未成论的问题。大致有这几处看法：一种说是63岁。见沈约《宋书·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持此说后代不乏其人。现在一般的文学史与作品选，都取此说。但此说被质疑的是颜《诔》止作“春秋”若干，无确切之记载，又一处说“年在中身”，“中身”二字出身《尚书·无逸》“文王受命中身”，据《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依次推论，似与卒63岁尚有距离。第二种说法是76岁。此说根据是陶《游叙川》“开岁倏五十”据自序，其时辛丑（401）陶渊明五十岁，至元嘉四年（427）终，得七十六岁。清人黄璋、今人袁行霈持此说。第三种说法是56岁，梁启超先生主此说，提出八条例证。而游国恩先生则逐条驳斥。第四种说法则是52岁，古直的《年谱》持此论。第五种说法则是60岁左右，认为在未得新证据前，陶之生年尚无法考矣。
三是关于折腰五斗问题。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对后代文影响极大，但是“五斗米”如何解释？后人也是颇有歧义的。目前最通行的解释是，五斗米是薪俸微薄的代称。比如孟浩然诗即有“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句，所用即此意。后来人们根据记载推算，晋时的县令每日的禄米正好是五斗，所以五斗米指的是县令一日的禄米。由此，五斗米成为禄薄的代称。但是历史学家缪钺则认为，五斗米是诗人每月的食量，与东晋时县令官俸绝无涉。而史书所载士大夫每月食量恰是五斗米左右，因此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解为“我不能为求一饱之饭故折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五斗米指的是五斗米教。逯钦立先生即持这种观点。他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说：“陶渊明’不为五斗料折腰‘这件事，长期以来为后人所推崇，认为’五斗米‘是官俸，’不为折腰‘是不向督邮低头，把陶渊明看作是对抗权贵的典型人物。”他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他认为陶渊明第一次仁为江州祭酒是在太元十八年，他的上司江州刺史是王凝之，而王凝之是一个门论著世族出身的五斗米道徒。陶渊明之所以不久解职辞官，其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屑于向王凝之这个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因此，他认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解作：“我过去不能对五斗米首下腰鞠躬，今天还能诚诚恳恳地侍候乡里小人？”
这三种说法，从目前来看，第一种说法比较为大家所接受。
现在我们接着来谈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的一生，简单地说，可以分为闲居、出仕、隐居三个阶段。所谓闲居即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之前。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目前材料较少。陶渊明的初次出仕是在他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出仕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可能与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早年抱负有关。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往往是一个淡薄名利的隐士，这大体上不错，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最起码早年的陶渊明曾颇有壮志，他的《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而他的《拟古》则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表现一种任侠的精神。第二，与亲老家贫有关。这一点他诗文中并不讳言：“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饮酒》）说自己是由于生活困难，年近而立，不得已而出仕的。但这次出仕时间并不长，不久即以不堪吏职而辞职，后来江州又召他为主薄，他也未就任。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约在他三十五岁时，这次出仕是到江陵，担任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是一个有野心的军阀，他占据长江中上游，对晋室虎视眈眈，图谋篡夺。陶渊明至江州后，可能看到桓玄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对于他企图篡弑的丑剧也很憎晋憎恶，于是又产生了归隐之念，恰好在他三十七岁这一年，他的母亲去逝，按古代丁忧规矩，陶渊明便辞职回家了，守丧三年。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出在他四十岁时。这次出仕先任镇将军刘裕的参军。但是他的心情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关幻想与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很可能他与刘裕仍然合不来，所以第二年改官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年，他又以“耕植不足以自给”，求任彭泽令。但到了十一月，就以“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官。从此以后，陶渊明再未出仕，从四十一岁起辞官至去逝，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陶渊明研究中，过去在许多问题有争议，但是从总体上看，那些问题往往是一些琐碎的枝节问题。现在看来，要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陶渊明的性格与思想。
关于陶渊明的性格，近百年来学术界有许多观点，其中一个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陶渊明的仕与隐的问题。从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内心经过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而最终选择了隐居的。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经过徘徊而最终坚定了隐居的决心？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还是个人性格的原因？对此，《晋书·陶渊明传》强调的是陶渊明的政治立场，谓陶渊明“自以为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从陶渊明的创作自刘裕篡晋后，不署年号仅署甲子来看，我们当然不排除陶渊明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会产生志士的慷慨，但是，就总体来看，决定陶渊明最终走向隐居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生活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的性格与思想有关。
陶渊明的性格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任真”，其思想的特点即是“自然”。“任真”也就是反对虚伪矫饰。在《归去来舍》中，他谈到辞官时说：“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曾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他的《五柳先生传》借五柳先生夫子自道写自己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宋书》本传：“潜不解音声，而蓄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侯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莲社高贤传》载：“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忽攒眉而去。”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任真”的性格。这种“任真”的性格使他往往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冲突。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当时的世风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鲜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官场是重礼法的，上下等级森严，彼此委曲周旋，而东晋时期，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与矫饰，这对尚真的陶渊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当他对这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的绝望之后，自然就选择了一条通过归隐田园以洁身自好的道路。因此，从总体上看，陶渊明的归隐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的原因，是其自然的质性和矫厉的官场生活无法适应的结果，是主客观不能调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的结果。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现实社会的种种虚伪与他的天性冲突时，他能够做到宁固穷而不改其节操，处贫贱而能心境怡然，在田园归隐的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他在《杂诗》中写到：“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心灵苦闷与追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成为后人所难以企及的范型。朱熹曾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陶靖节身集〉引》）其实，陶渊明的这一点，不仅晋宋时期的文人无人做到，即后代的文人也很少象他那样能够超越仕与隐的矛盾。唐代的诗僧灵澈有诗云：“相逢尽到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正道出了自古以来官僚文人在仕与隐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正由于后代文人很难做到真正摆脱名利的束缚，所以陶渊明才成了后人心中高风亮节的象征。
那么，陶渊明的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与陶渊明的所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关于陶渊明的思想，1945年陈寅恪先生曾有《陶渊明之思想清淡的关系》一文，他通过对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诗的分析，指出陶渊明的思想在继承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而发展的“新自然说”，（1）“新自然说”的要旨在于“委运任化”，也即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逯钦立先生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也通过《形影神》的分析，认为陶渊明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总的来看，崇尚自然确实是陶渊明思想的重要特点。自然的观念不仅决定他的为人，而且也影响了他诗文的风格。因此，了解陶渊明的思想与性格是研究陶渊明作品的基础。
（二）陶渊明的作品
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一百二十五首，文七篇，辞赋二篇。他的辞赋与散文均写得很出色，《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均是其中的代表作。他的《归去来兮辞》，欧阳修曾称道说：“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的赋中还有一篇，有些争议，这就是《闲情赋》。萧统评论说：“白壁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以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苏轼反对萧统说：“幽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东坡题拔》卷二）此后，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了不少分歧。现在看这部作品，可使我们从中了解陶渊明人格及文格的丰富性。这是一篇写爱情的赋，其中写到：“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等，反映了陶渊明生活与情感上的另一面，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陶渊明。
陶渊明的作品集，后代研究笺释的传本不少，其中最早者为宋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有拜经楼丛书本），其次有元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笺释详细的则有清陶澍的《陶靖节先生集》十卷（有四部备要本）。今人注本则有逯钦立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版）、王瑶的《陶渊明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唐满先的《陶渊明集笺注》（198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最能代表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是他的诗歌。他的一百二十五首诗歌，按照题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如有的分为二类者，田园诗、咏怀诗，有的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或者如教科书，分为五类，田园、咏怀、咏史、行役、赠答。但若概括一些，大致而可用田园、咏史咏怀两类来代表，其中，田园诗的价值最大。陶诗的艺术特点，大致可有以下几方面：
1、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自然，绝去雕饰。在他的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似在不经意间如实道来。苏轼说他是“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朱熹说他的诗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陶潜、谢眺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这些评语都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平淡自然。
但是陶渊明的诗虽平淡却不枯淡，而是韵味隽永。原因在于写诗时有深厚、热烈的情感，而且能做到造语精到。如《郭主簿》诗中有一句“中夏贮清阴”中的“贮”字，写出夏日的清凉可掬。《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用“亦”字，却物我情融，耐人寻味，所以苏轼曾评价说“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得十分中肯。金代元好问也评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曦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大都是抒情作品，他把自己的感情象一股泉水渗透于景物描写中，从而使情与景得到了有机的统一。陶渊明的写景，决不是纯客观地刻画景物，片面地追求形似，而是着重总体意象的把握，把感情融于景物之中，从而把人带入到诗中的境界中去。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个特点与后来谢灵运的诗形成了对比。谢诗重句，陶诗重意，谢诗雕琢，陶诗天成。所以方东树《昭味詹言》中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陶渊明诗不仅情景结合，有意境，而且还有哲理色彩。他常常用生活中朴素的语言，说明生活中的哲理，这使他的诗既有情趣，又富有理趣。比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气变吾时易，不眠知夕永”等等，这些诗句，均言浅而意深，意味隽永。
3、豪迈雄健：诗风的另一侧面
陶渊明的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但是他仍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式”。1935年，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论及艺术境界时说：“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象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批评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后来鲁迅又说：“陶渊明......除了论客们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草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未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正是一个。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因此，我们在谈到陶渊明诗的风格时，除了平淡自然外，还要注意其豪迈雄健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陶诗的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咏史咏怀诗中。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激，因而风格偏于豪放。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他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茅坤说：“及读《咏三良》《咏荆轲》《士不遇赋》，其中多呜咽感慨之旨。”都说明了这一点。清代龚自珍一首诗评得好：“陶潜酷似卧龙豪，浔阳万古松菊高。莫谓诗人兢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
（三）陶渊明诗歌的地位与影响
陶渊明是东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但他在当时却是默默无闻的，他的文学更是如此，人们甚至并不将他当作一位诗人与作家，在他死后，他的好友颜延之作了一篇诔文即《陶征士诔》，其中所称赞的是他清高的人格，而对他的诗并未充分肯定。在他死后六十年，沈约作《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对其文学成就也不重视，但称其人“真率”。齐时刘勰著《文心雕龙》，评论了历代诗人，竟无一字涉及陶渊明。梁钟嵘《诗品》，仅置渊明于中品，在潘、陆之下。第一个重视陶渊明及其文学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不仅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而且给予了很高评价，云：“有疑陶渊明焉。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引！”到了唐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普遍地承认。至宋、清两代，则出现了两次研究陶诗的高潮。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两方面而言之。其一是他的人格，其二是他的诗歌艺术。
就人格而言，在于他蔑视富贵，不与黑暗污浊之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以积极的影响。后代的进步作家往往从他身上找到精神的寄托。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的“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是无法忍受而“转忆陶潜归来”等。
就诗歌言约有三。第一，他打破了玄言诗统治诗坛局面。第二，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道路。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样多的诗歌来歌咏农村的田园生活。他将自己新颖的思想、人格和田园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此田园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第三，他创造了一种平淡自然而又韵隽永的风格，后代不少诗人都将陶诗做为一种范式加以模仿，出现了不少“拟陶”“和陶”的作品，如白居易有《效陶体诗》十六首，宋代的苏式和陶诗则有109首。在风格上唐代不少诗人都受其沾沔，如王绩得其疏放，王维得其清清腴，韦应物得其冲和，柳宗元得其峻法，白居易得其率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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