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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情小說，就是以“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爲主要特點的一類小說。小說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從晚明批評界開始流行的“世情書”的概念來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後內容世俗化、語言通俗化的一類小說。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起，學術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說（或稱人情小說）專指描寫世俗人情的長篇。于是，魯迅稱之爲“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之後，明清兩代的世情小說，或著重寫情愛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糾紛，或廣闊地描繪社會生活，或專注于譏刺儒林、官場、青樓，內容豐富，色彩斑斕。
第一節 《金瓶梅》的創作時代及其作者
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 成書的時代 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的成書，與“四大奇書”中的另外三種不同，幷沒有經過一個世代積累的過程。第一次透露世上存在《金瓶梅》這樣一部小說的信息，見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給董其昌的信。袁宏道在信中問：“《金瓶梅》從何得來？”袁宏道的弟弟中道也曾回憶董其昌對他說過：“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袁中道《游居柿錄》）沈德符聽說後，一時間猶“恨未得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據當時這些廣聞博識的文人的口氣，可知這部小說剛剛成書不久。在現存的《金瓶梅詞話》中存在著的一些話本故事、時曲小調等，也衹是作爲“鑲嵌”在作家獨立構思的藍圖上的個別片段，它們不是《金瓶梅》的雛型作品，也不能證明此前曾經有過一部雛型作品。事實上，至今也未見一個《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節曾經“世代”流傳過。至于小說中留有的說唱藝術的痕迹，有的是由于“鑲嵌”所致，也有的是因爲模仿所成。這和書中行文時有粗疏、錯亂等等，都難以作爲累積型集體創作的證據。《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白話長篇小說。
《金瓶梅》成于何時？萬歷中後期開始傳說它作于嘉靖年間，但從本世紀30年代起，人們陸續發現小說寫到了萬歷年間的一些故實，故一般研究者認爲它成于萬歷前中期，即在董其昌、袁宏道等人看到抄本前不久。這個時代，官商結合，商業經濟繁榮，市民階層正在崛起，人們在兩極分化中，受到金錢和權勢的猛烈衝擊，價值觀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奢華淫逸之風也迅即彌漫了整個社會。《金瓶梅》即反映了這樣一個時代，也衹有這樣的一個時代才能産生這樣的一部小說。
關于《金瓶梅》的作者，現在還是一個謎。《金瓶梅詞話》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稱“蘭陵笑笑生作”。古稱“蘭陵”之地有二：一爲今山東嶧縣，另一爲今江蘇武進縣，現在尚難考定何者爲是。同時代的《花營錦陣》之中，也有署名“笑笑生”的一首《魚游春水》，但不知兩個“笑笑生”是否爲一人。萬歷間人談及該書的作者時，有的說是被“陸都督炳誣奏”者（屠本畯《山林經濟籍》），也有的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有的說是“紹興老儒”（袁中道《游居柿錄》），也有的說是“金吾戚裏”門客（謝肇淛《金瓶梅跋》），都語焉不詳。後世學者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考，特別是近年來，有王世貞作、李開先作、賈三近作。屠隆作、湯顯祖作、王稚登作等多種說法，但都缺乏確鑿的佐證。
《金瓶梅》成書後最初以抄本流傳。今見最早的刊本是萬歷丁已（1617）年署刊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人稱“詞活本”或“萬歷本”。崇禎年間有《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問世，人稱“崇禎本”。一般認爲此本是詞話本的評改本，即將詞話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飾後再加評點和圖像刊行。清康熙年間，張竹坡以崇禎本爲底本，將正文的個別文字修改後另作詳細評點，以《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第一奇書》之名行世，人稱“第一奇書本”或“張評本”。民國十五年（1926）又有存寶齋排印的《真本金瓶梅》（後改稱《古本金瓶梅》）出版。此書將張評本中的穢筆全部删改，第一次以“潔本”的面貌問世而暢銷一時。根據以上情況，最接近原作的應是詞話本。詞話本中以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和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分別于1963年4月和1978年4月影印的本子爲最佳，通行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5月排印的删節本。
第二節 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畫
由一家而寫及天下國家 從暴露社會的矛盾走向剖視扭曲的人性 《金瓶梅》的悲劇性 關于性描寫的問題
《金瓶梅》的書名，乃是由小說中的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開頭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節而演化開來，寫潘金蓮與西門慶皆未被武松殺死，潘氏遂嫁西門爲妾。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主要寫西門慶的暴發暴亡和以金、瓶爲主的妻妾間的爭寵妒恨。最後21回，是寫衆妾流散，一片“樹倒湖猻散”的衰敗景象。全書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繪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現實的。
《金瓶梅》看來是寫西門一家的日常瑣事，但正如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說的那樣：“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全縣。不但如此，小說還通過苗青害主，賄賂蔡京，結交蔡狀元，迎請宋巡按，庭參太尉，朝見皇上等一系列故事，從西門一家而寫及了”天下國家“。在這裏，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無不使之衆相畢露；其社會政治之黑暗，經濟之腐敗，人心之險惡，道德之淪喪，-一使人洞若觀火。《金瓶梅》寫世情，真是達到了魯迅所說的”著此一家，即駡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的境地。
顯然，《金瓶梅》寫世情不在于一般的描摹，而是著意在暴露。它的暴露，不但有廣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聯繫中把矛頭集中到封建的統治集團和新興的商人勢力，從而觸到了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因而顯得具有相當的深度。小說的主人公西門慶，本是一個小商人，他憑著”近來發迹有錢“，靠勾結衙門，不法經商，拼命斂財，財越積越多；又憑藉金錢來賄賂官場，打通關節，官越攀越高。于是，他在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世界裏，肆無忌憚地淫人妻女，貪贓枉法，殺人害命，無惡不作，卻又能步步高昇，稱霸一方。從這裏可以看到，被金錢銹蝕了的封建官僚機器已經徹底腐爛了。作者曾經用十分明確的語言指出，當時”風俗頽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就是因爲”奸臣當道“；而奸臣之所以能當道，就是因爲他們得到了皇上的”寵信“（第一回、第三十回）。西門慶從蔡京手中買來的一紙”理刑副千戶“的”告身札付“，就是由”朝廷欽賜“給蔡京的（第三十回）。曾御史彈劾西門慶”貪肆不職“的罪狀條條確鑿，卻由于西門慶”打點“了蔡京，結果一道聖旨下來，曾御史受到了處罰，西門慶則得到了嘉獎（第四十八回）。于此可見，這個社會腐敗勢力的總後臺就是皇帝，而這個皇帝本身就”朝歡暮樂“、”愛色貪杯“。他爲了滿足一己之私欲，營建艮岳，搞得”官吏倒懸，民不聊生“（第六十五回）。在封建專制社會裏，將暴露社會黑暗的焦點集中到以皇帝爲首的最高統治集團身上，可謂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更何況《金瓶梅》時代的明神宗，就是一個以終年不見朝臣，日處深宮荒淫，”行政之事可無，斂財之事無奇不有“（孟森《明清史講義》）而出名的皇帝。這就不難理解當時的讀者讀了這部小說之後，認爲它就是在”指斥時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了。
假如說小說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抨擊的話，那麽對于新興的商人勢力則抱著一種頗爲複雜的態度來加以暴露。作者在傳統的道德觀念和”重農抑商“思想的支配下，總體上是將西門慶作爲新興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寫成一個罪惡累累、欲壑難填、不得好死的惡棍。但與此同時，在新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覺地把這個不顧傳統道德、破壞封建秩序、蔑視朝廷法規、不信因果報應而一味瘋狂地追求金錢和女人、盡情地享受人世快樂的商人，寫得那樣精明强幹。他不僅靠勾結官府，非法買賣而獲利，而且也憑著有膽有識，善于經營而賺錢，就在短短的五六年間，從一爿生藥鋪起家，竟擁有瞭解當鋪、絨綫鋪、緞子鋪、綢絹鋪等五家商號，”外邊江湖上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有數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第六十九回），已成家資巨萬的豪商。他財大氣粗，地方上的巡按、御史、內相、太監等等紛紛前來屈尊俯就；出身于書香門第，”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處房子“的秀才不得不受雇于這個不通文墨的商人（第五十六回）；饒有家財的孟玉樓改嫁時，不要”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的舉人，卻認爲西門慶”象個男子漢“（第七回）；”走下坡車兒“的向皇親只以三十兩銀子的低價，就向炙手可熱的西門慶質當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風，外加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第四十五回）；出身于”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之家的林太太，也心甘情願去填補這個”軒昂出衆“的大官人的欲壑（第六十九回）。無情的現實已證明：象徵著農本的、封建的勢力正在走向沒落，而新興的商人正憑著誘人的金錢，獲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西門慶宣布：“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顯然，作者在寫西門慶這個醜惡的强者時，半是詛咒，半是欣羡，以至寫他的結局時，一會兒讓他轉世成孝哥，以示“西門豪橫難存嗣”；一會兒又讓他去東京“托生富戶”，不離富貴（第一百回）。這種情節上的明顯錯亂，生動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價值取向正在轉變過程中的作者，最終還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難以用一定的標準去評判新興的商人。
然而，西門慶這個中國16世紀的商人正當興旺發達的時候，卻因恣意縱欲，很快地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同時也斷送了自己的事業。作者在這裏把一把冰冷的解剖刀指向了人性的弱點。“食、色，性也”，人生對于財的追求和色的衝動，本是一種自然的本能。小說的第七回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而兩性間的“滋味”，更常常被形容爲“美快不可言”。作者對于財色，幷非一味加以否定。對于女性的壓抑和苦悶，也表現了一定的同情。這與晚明“好貨好色”的人性思潮是合拍的。但與此同時，作者又以冷峻的筆觸、客觀的描寫表明了假如僅僅以一種原始的動物本能，腐朽的感官享受，乃至無限膨脹的佔有欲去向禁欲主義挑戰，其結果衹能是理性的淹沒，人性的扭曲，乃至自身的毀滅。西門慶的貪財好色就完全建築在摧殘他人人性和戕害自身生命的基礎之上。他對人欲的貪求已異化爲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毀滅。不但如此，小說中的金、瓶、梅等諸多女性，似乎也都被社會的規範、封閉的家庭、單調的生活擠壓得衹知道人生最低層次的追求。扭曲了的人性，使她們將肉欲變成了生命的原動力。她們以此去撞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在撞擊中自己也步入了邪惡。她們在爭風吃醋、勾心鬥角的漩渦中變得心狠手辣，乃至謀害人命，而最後一個個因這樣或那樣的貪“淫”而葬送了年輕的生命。這就使《金瓶梅》幷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勸懲層次上的戒貪、戒淫，而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告誡人們：獸性畢竟不等于人性。
清人張潮說過：“《金瓶梅》是一部哀書。”（《幽夢影》）它的悲劇意義，不僅僅在于表現了封建專制社會由于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貪贓枉法和資本勢力的衝擊而日暮途窮；也不僅僅在于寫到了窮人們度日如年，賣兒鬻女，過著“把孩子賣了，衹要四兩銀子”（第三十七回）的悲慘生活；而且也在于揭示了中國16世紀商人的艱難崛起，及其在新的經濟關係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不得不與腐朽的封建勢力相勾結的醜態；也在于客觀地表明瞭晚明涌動著的人性思潮，當還沒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衝擊傳統禁欲主義的時候，人的覺醒往往以人欲放縱的醜陋形式出現，而人欲的放縱和人性的壓抑一樣，都在毀滅著人的自身價值。腐朽的當然在走向死亡，新興的同樣也前途渺茫。整個《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哀，感到窒息。
面對著這樣一個悲劇世界，作者常常用色空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來進行解釋。但這部小說最受人詬病的是書中存在著大量的性行爲的描寫，以至長期被一些人視爲“淫書”。在晚明肯定人欲的思潮中，人們普遍不以談房闈之事爲耻，赤裸裸的性描寫可見諸各類出版物中。《金瓶梅》中有些性描寫雖然與暴露社會黑暗，刻畫人物性格，開展故事情節有一定關係，但毋庸諱言，其中有不少顯得筆墨游離，文字粗鄙，情趣低級，有腐蝕讀者心靈的作用，特別不宜青少年閱讀。這也就影響了它的價值和流傳。
第三節 白話長篇小說發展的里程碑
寄意于時俗 從歌頌到暴露 人物性格的立體化 網狀結構 妙在家常口頭語
《金瓶梅》作爲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白話長篇小說，在藝術上雖有諸多粗疏之處，但它在許多方面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金瓶梅》在創作上最顯著的特點，早就被欣欣子序的第一句話指出來了，這就是“寄意于時俗”。所謂“時俗”，就是當代的世俗社會。長篇小說的題材從來源于歷史或神話，到取材于當代現實的社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轉變。而《金瓶梅》所描寫的現實，主要又不是朝代興衰、英雄爭霸等大事，而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瑣事；人物也不是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而是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小說將視角轉向普普通通的社會、瑣瑣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就在心理上與廣大讀者拉近了距離，給人以一種身臨其境、親睹親聞之感。這標志著我國的小說藝術進入了一個更加貼近現實、面向人生的新階段。
與題材的轉變有關，作品的立意也有變化。以前的《三國》、《水滸》、《西遊》等長篇小說，雖也寫到一些反面的角色作爲陪襯，但總的立意在歌頌，熱情歌頌了一些明君賢臣和英雄豪杰，直接宣揚了某種理想和精神。《金瓶梅》則著意在暴露。它用冷靜、客觀的筆觸，描繪了人間的假、醜、惡。與之相適應的是，廣泛而成熟地運用了“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幷寫兩面，使之相形”（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等諷刺手法，在作者不加斷語的情況下，是非立見。比如第三十三回寫韓道國剛當西門慶的夥計，就在街上洋洋得意地吹大牛，說與西門慶“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云云。最妙的是，這個甘心讓老婆與西門慶通奸，幷關照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的傢伙，竟不知羞耻地吹噓說與西門慶“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正，立心不苟。......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說得正熱鬧，忽見一人慌慌張張前來報告他老婆與人通奸被當場抓住，拴到鋪裏要解官了。作者在這裏一無貶語，但這個無耻小人的醜惡面目暴露無遺。《金瓶梅》的這種立意和筆法，在後世的《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小說中有所繼承和發展。
《金瓶梅》比之《三國》、《水滸》等從“說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說，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邁進了新的一步。這首先表現在小說描寫的重心開始從講故事向寫人物轉移。小說中的故事從傳奇趨向平凡；節奏放慢，在相對穩定的時空環境和叙事角度中精雕細刻一些人物的心理和細節。寫李瓶兒病危、死亡到出葬，竟用了兩回半近三萬字的篇幅，僅臨終一段就寫了一萬餘字，把西門慶、李瓶兒及衆妻妾等的感情世界刻畫得細緻入微。小說中寫了不少平淡無奇的瑣事，與情節的開展沒有多大關係，衹是爲了寫心，爲了刻畫性格。例如第八回寫潘金蓮久等西門慶不來，心中沒好氣，一會兒要洗澡，一會兒又睡覺，一會兒打相思卦，一會兒又要吃角兒；當發現角地兒了一個時，就將氣出在迎兒身上，痛打了她二三十鞭子；放她起來後，又叫她打扇；打了一回扇，又用尖指甲在她臉上掐了兩道血口子。如此這般，刻畫了潘金蓮“無情無緒”的心境和狠毒暴戾的性格。像這類“閑筆”，在以前的長篇小說中是比較少見的。《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另一大進步是注意多色調、立體化地刻畫人物的性格。以往長篇小說中的人物性格一般是單色調、特徵化的。這就是以某種性格特徵爲核心，其他諸多的性格元素衹是用同一色調、在同一方向上加以補充。即使如曹操的“奸”與“雄”，也不是相反的兩種色調。“雄”衹是“奸”的强化劑，使他成爲一個“奸絕”。所以，正如魯迅所說，《三國演義》“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西遊記》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色調塑造了猪八戒這一形象，是一個新的開端。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樣有惡有善，色彩斑駁。例如奴才來旺的妻子宋惠蓮，長得俏麗、聰慧，但又淺薄、淫蕩，貪錢財，愛虛榮。當西門慶與她勾搭上以後，她一心想爬上“第七個老婆”的位子，以至教唆主子打發她丈夫“馬不停蹄”地“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但當發覺來旺遭陷害，自己被欺騙時，她覺得愧對丈夫，也愧對自己。這個“辣菜根子”也發作了，大駡西門慶：“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人們勸她說：“守著主子，强如守著奴才。”但一顆被驚醒了的正直的良心使她不能忘記曾經在貧賤生活中與丈夫建立起來的一段真情。她上吊了，帶著强烈的悲憤和羞慚離開了這個吃人的世界。即使如寫西門慶，也幷沒有將這個“混賬惡人”簡單化。吳典恩借錢，他在借據上把“每月行利五分”抹去，說日後“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第三十一回）；常時節交不上房租，麻做一團，後來尋下房子衹要三十五兩銀子，他卻拿出一封五十兩，說是剩下的可開個小本鋪兒，“月間撰的幾錢銀子兒，勾他兩口兒盤攪過來”（第六十回）。這多少有點市民所贊頌的“仗義疏財，救人貧難”（第五十六回）的精神。李瓶兒臨死時，潘道士特別告誡：“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可是，他不忍相舍，“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厮守著，和他說句話兒”。瓶兒死後，他抱著身下有血漬的尸體哭得死去活來，口口聲聲叫：“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著做什麽！”（第六十二回）應該說，這個“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第十九回），在這時不無一點真情。建立這種感情的基礎當然幷不純正，但作品所表現的這種感情的發展是合理的、真實的。西門慶畢竟不是一個惡魔，而是一個惡人，是一個用不同色調描繪出來的活生生的人。
《金瓶梅》從說話體小說向閱讀型小說的過渡，也反映在從綫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的轉變上。以往的長篇小說，往往是用一條綫將一個個故事貫穿而成，每一個故事又大都是以時間爲序縱向直綫推進，且有相對的獨立性。《金瓶梅》則從複雜的生活出發，全書幷不是以單綫發展，每一故事在直綫推進時又常將時間順序打破，作橫向穿插以拓展空間，這樣，縱橫交錯，形成了一種網狀的結構。從全書來看，總的是寫西門慶一家的興衰，其中以西門慶爲中心，形成一條主綫，與此相幷行的如金蓮、瓶兒、春梅等故事又都可以單獨連成一綫，它們在一個家庭內矛盾糾葛、聯成一體。這個家庭又與市井、商場、官府等橫向相連。于是使全書組成一個意脉相連、渾然一體的生活之網。再從局部來看，如第十四回至第十九回，主幹情節是寫李瓶兒與西門慶偷情至娶嫁，但在這個故事縱向推進的過程中，橫向穿插進許多既與主幹情節相關而又可獨立于外的人物和事件，如李瓶兒爲潘金蓮拜夀，吳月娘爲瓶兒做生日，西門慶梳籠李桂姐，楊戳被參，陳洪充軍，陳經濟帶大姐來避禍，以及西門慶派來保去東京行賄等等，各色人物和故事相互交叉，相互制約，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多彩，十分自然，既千頭萬緒，又渾然一體。
《金瓶梅》的語言，多用“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在口語化、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中國古代的小說，從文言到白話是一大轉折。在長篇小說的發展中，《三國志演義》還是半文半白，《水滸傳》、《西遊記》在語言的通俗化、個性化方面前進了一大步，但基本上還是一種經過加工的說書體語言。《金瓶梅》是文人創作的寫俗人俗事的小說，與之相適應的是在語言俚俗上下功夫，用的“衹是家常口頭語，說來偏妙”（張竹坡第二十八回批語）。小說又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活、諺語、歇後語。俏皮話等等，熔鑄成了“一篇市井的文字”（張竹坡《金瓶梅讀法》）。有時寫得平淡無奇，有時顯得汪洋恣肆，如第八十六回寫王婆揭金蓮的老底時說：
你休稀裏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裏撒奸，兩頭白麵，說長幷道短，我手裏使不得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
這一連串的俗諺，像連珠炮似的打出，把一個“呆裏撒奸”、“養漢當飯”的潘金蓮的嘴臉揭露無遺，又活畫出了一個伶牙俐齒、老辣凶悍的媒婆形象。《金瓶梅》的語言，是在富有地方色彩的家常口頭語上提煉出來的文學語言。它雖然幷未淘盡套話，汰除蕪雜，時有生僻、粗鄙之病，但總的風貌是俚俗而不失文采，鋪張而又能摹神。它不但是刻畫人物“面目各異”的形象的有力工具，而且也給整部作品帶來了濃郁的俗世情味和鮮明的時代特徵。以後《儒林外史》、《紅樓夢》刻意用“京白”來將口語淨化，《醒世姻緣傳》、《海上花列傳》之類則重在方言上下功夫，都是在不同角度上受了《金瓶梅》的影響。
第四節 《金瓶梅》的續書及其影響
《續金瓶梅》等續書 《金瓶梅》奠定了世情小說發展的基礎 《金瓶梅》在國外
《金瓶梅》最早的續書名《玉嬌李》（或作《玉嬌麗》）。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載，此書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中郎知其梗概：“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回不爽。”沈德符曾見首卷，謂“穢黷百端，背倫滅理。......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張無咎《批評北宋三遂平妖傳叙》云：“《玉嬌麗》、《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奏雅，《水滸》之亞。”此書早佚，與後來的《玉嬌梨》幷非一書。
明末遺民丁耀亢作《續金瓶梅》，借吳月娘與孝哥的悲歡離合及金、瓶、梅等人轉世後的故事，大寫北宋亡國、金人南犯的軍國大事，“意在刺新朝而泄黍離之恨”（平步青《霞外據屑》卷九），故丁耀亢以此而罹禍下獄。然此書過多的因果說教和不時穿插的穢筆，削弱了小說的思想意義，也使整部作品結構鬆散。康熙年間，有人將其中有礙于清朝當局的內容和枯燥無味的說教汰除殆盡，又在情節上稍作整合，幷改易了書中人物的名字，以《隔簾花影》之名面世，也被目爲“淫詞小說”而遭禁。民國初年，孫靜庵又將《續金瓶梅》重新删改，在藝術手法上參考了《隔簾花影》，在政治思想上保留了所有觸犯清政府的違禁之語，以迎合資産階級民族革命的思潮，書名《金屋夢》。此外還有《三續金瓶梅》、《新金瓶梅》、《續新金瓶梅》等，都是一些粗製濫造的惡札。
《金瓶梅》對後世的影響，主要不在于有幾部續書，或爲其他文學樣式提供了素材，而是爲以後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占壓倒優勢的世情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把我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劃成了兩個階段。以後的世情小說主要有兩大流派，一派是以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爲題材來描摹世態的，另一派是以社會生活爲題材、用譏刺筆法來暴露社會黑暗的。前者如《玉嬌梨》、《平山冷燕》、《醒世姻緣傳》、《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以《紅樓夢》爲代表；後者如《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以《儒林外史》爲代表。它們都這樣或那樣地表現爲“深得《金瓶》閫奧”（《紅樓夢》庚辰本第十三回脂批），與《金瓶梅》之間有著明顯的繼承和發展的關係。當然，《金瓶梅》對一些淫邪的艶情小說的泛濫，也有推波助瀾的不良影響。
《金瓶梅》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在西方，最早在1853年法國出現了節譯本。日本在1831至1847年就出版了由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馬琴改編的《草雙紙新編金瓶梅》（草雙紙即江戶時代插畫通俗小說）。現在的外文譯本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蘭、俄、匈牙利、捷、南斯拉夫、日、朝、越、蒙等文種。美、法、日等大百科全書都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爲“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作者對各種人物完全用寫實的手段，排除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傳奇式的寫法，爲《紅樓夢》、《醒世姻緣傳》等描寫現實的小說開闢了道路”。有的美國學人曾經這樣評價《金瓶梅》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範圍之廣，情節之複雜，人物刻畫之細緻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中國小說在質的方面，憑著上述兩部名著，足可以同歐洲小說幷駕齊驅，爭一日之短長。”法國著名學者艾瓊伯在爲法譯本作序時，高度肯定小說“巨大的文學價值”，同時也承認它是一部“社會文獻”。正像30年代中國的鄭振鐸感嘆“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强地生存著”（《談〈金瓶梅詞話〉》，1933年7月《文學》創刊號）一樣，他也“憂心忡忡地從《金瓶梅》中讀到了我們西方社會道德的演變”。與其他幾部明代小說相比，“在西方翻譯家和學者那裏，《金瓶梅》的翻譯、研究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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