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統一全國，結束了二百七十餘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隋朝只維持了不到30年。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關隴貴族集團的代表人物李淵、李世民在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戰爭中起兵太原。翌年五月，李淵即帝位于長安，改國號曰唐，幷先後平定了其他武裝力量，于武德七年（624）統一了全國。唐代成爲我國歷史上政治軍事强大、文化經濟繁榮的一個朝代。後人把强盛繁榮的唐代，與漢代幷列，稱爲“漢唐盛世”。
魏晋南北朝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的藝術特質得到充分的發展，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爲唐代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從永嘉南渡開始的漫長歲月裏，文學一直在南北分裂的局面中發展，帶著明顯的地域色彩，有待納入統一的進程之中。唐人的貢獻，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學的基礎上，合南北文學之兩長，創造了有唐一代輝煌的文學。
以安史之亂爲分水嶺，唐代文學可以分爲前後兩期。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文學，屬于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後期下啓兩宋文學，屬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第一節 開放的文化環境與唐代文學的繁榮
國力的强大與中外文化的交融 士人的人生信仰、文化的繁榮對文學的影響
唐代文學的繁榮，與唐代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打敗突厥，原屬東突厥的各屬國，歸屬唐朝，推尊唐太宗爲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勢力强大的突厥而成爲東亞盟主。貞觀八年（634）大敗吐谷渾，貞觀十四年（640）平定高昌，高宗顯慶二年（657）打敗西突厥。唐朝勢力之强大，延續一百餘年，直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而達到高峰。天可汗的實際存在，達百二十餘年之久｛對於天可汗的性質，學界有不同看法。它是最高宗主權的稱號，還是一個正式的政治體制，尚難論定。參看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唐代文化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李樹桐《唐代四裔賓服的文化因素》，《唐史研究》，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版；汪籛《唐太宗與貞觀之治》，求實出版社1981年版；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四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唐朝建立不久，經濟就從隋末的大破壞中恢復過來，幷迅速得到發展，至天寶中上昇達于頂點｛隋末因戰爭的大破壞，經濟凋弊。貞觀初，經濟開始恢復，逐漸走向繁榮。“四年，斗米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賚糧。民物蕃息”（《新唐書·食貨志》一）。“又頻致稔，米斗四五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賚糧，而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旅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卷一）。“（天寶五載）是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書·食貨志》一）。｝。國力的强大，爲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極爲有利的環境。
唐朝的立國者，對外來文化採取兼容的政策。去華夷之防，容納外來的思想與文化。唐太宗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貞觀二十一年五月條）太宗這種一視華夷的思想，爲他的後繼者所繼承，直到玄宗朝，李華還說：“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李華《壽州刺史廳壁記》）從國家政權到生活方式，都體現了這種華夷如一的思想。
唐代建立者一視華夷的心態，與他們的出身有關。李氏爲鮮卑化的漢人｛高祖之母獨孤氏、太宗之母紇陵氏、皇后長孫氏，都是鮮卑族人。陳寅恪《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對此有詳細論述，見其《唐代政治史述略稿》（手寫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這個家族不僅有著鮮卑血統，而且長期居住北邊，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北朝漢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進程。唐代統治集團的這種思想傾向，安史之亂以後有所改變，嚴華夷之防的思想，在韓愈的維護道統的主張之後，有所抬頭。但是道統論的提倡，對于宋以後的正統思想的重新主導思想領域和內斂心態的形成，可能起先導作用，而對于中唐以後的整個社會生活，卻幷無實際的影響。中外文化的交融幷未稍衰。整個唐代，廣泛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文學藝術到生活趣味、風俗習慣，都可以看到這種影響。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旅往來，宗教的傳播，西域各族、各國的生活習俗、文化也廣泛的影響著長安、洛陽、揚州等大都會、南北絲綢之路沿綫地區，以及像廣州這樣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這些地區，從飲食、衣著、樂舞到生活趣味，均雜取中西｛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16頁。｝。唐人婚俗，也頗受北朝鮮卑婚俗的影響。敦煌發現的寫本書儀殘卷，記載唐代民間婚禮的主要儀式在女家舉行。這都是與中原固有習俗不同的｛李樹桐《唐代婦女的婚姻》，《唐史研究》，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版；呂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唐代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男女較爲平等。婦女在行爲上也較不受約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這種較爲開放的風氣，對于文學題材的拓廣，文學趣味、文學風格的多樣化，都有重要的意義。
唐代士人對人生普遍持一種積極的、進取的態度。國力日漸强大，爲士人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較之前代有更多途徑。開科取士，唐沿隋舊，而更加發展成熟。唐代開科，分常選與制舉。常選有秀才、明經等12科，其中明經又分爲七；制舉的確切數目已難瞭解，但據唐宋人的記載，當有八九十種之多｛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科舉之外，尚有多種入仕途徑，如入地方節鎮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徑，爲寒門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一批較接近廣闊社會生活的寒門士人進入文壇，使文學離開宮廷的狹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關山與塞漠，這對文學的發展也是意義重大的。由于國力强大，唐代士人有著更爲恢宏的胸懷、氣度、抱負與强烈的進取精神。他們中的不少人，自信與狂傲，往往集于一身。《舊唐書·王翰傳》說王翰“神氣豪邁，......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陳子昂也有同樣的氣概：“方謁明天子，清宴奉良籌。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歸從海上鷗。”（《答洛陽主人》李白更是這樣一位自視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呂望、謝安，要立蓋世之功，然後像范蠡那樣，功成身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QSXU]兔何足言”（《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適、岑參、王昌齡、祖咏等，無不如此。“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騏麟閣，入朝明光宮”（高適《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岑參《銀磧山西館》）“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祖咏《望薊門》）。杜甫也要“致君堯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亂後，雖有所變化，漸至晚唐而漸見纖弱，但積極入世的總趨勢幷未改變。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學上來，便是文學（特別是詩）中的昂揚情調。
唐人恢宏的胸懷氣度與對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態，創造了有利于文化繁榮的環境。史學、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都有很大的發展。
唐初設立史館，出于以史爲鑒的目的，修《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史。後又以太宗禦撰的名義修《晋書》和以私修官審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豐富的修史經驗，不久便有劉知幾的《史通》出來，廣泛地論述史學問題，反映了一種求實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與文學潮流的發展同步。初唐的文學潮流，逐步的向著反僞飾、求真情的方向發展，幷從此一步步地擺脫南朝文風的影響。史學上的求實與文學上的求真，同是崇實思潮的産物。史家對于文學問題的論述，更直接影響著文學的走向，如《隋書·文學傳論》、《北齊書·文苑傳贊》、《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和各史中的作家傳、傳論中精彩的文學見解，與初唐詩風朝著合南北文學之兩長，旨深、調遠、辭巧，聲律風骨兼備的方向發展不無關係。
唐代繪畫、書法、雕塑的繁榮，也影響到文學。我國書法，至晋而風韻標舉，臻于化境。此後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漸合南北之兩長，然法未大變。唐人始大變法度。初唐書法名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孫過庭諸人，如羣星彙聚，形成我國書法史的又一高峰。他們雖仍以二王爲法，但已漸趨求變。顔真卿出，一變晋人之神韻入于法度之中，結體端莊，用筆厚重，而遒麗自在其中，終于拓展了我國書法發展的一條新途徑。最能傳神地體現唐代士人昂揚精神風貌的，是張旭和懷素草書，兩人均每于醉後走筆狂書，龍蛇游走而莫測其神妙。賀知章“每興酣命筆，忽有好外，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能到”（竇蒙《述書賦》）。書法中的這種自由縱恣的氣象，與盛唐詩人、特別是李白歌詩的精神風貌，甚爲相似。唐代繪畫，在我國繪畫史上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此期繪畫已分科。人物畫家有閻立本、尉遲乙僧、吳道子、張萱、周肪、韓滉等。吳道子也擅長山水畫，而韓滉也以畫牛馳名後世。山水畫家如李思訓、王維、張璪、鄭虔等人，都是我國繪畫史上名聲喧赫的人物。花鳥動物畫家如曹霸、韓幹、韋偃的馬，邊鸞的花鳥，也都名盛一時。唐代壁畫最盛，畫于宅院、寺廟、道觀、殿宇、公庭、驛廨。吳道子一生，對壁畫貢獻至巨。他畫在兩都寺觀墻壁的就有四百餘間。當時畫壁畫者不僅有繪畫名家，也有工匠，且數量巨大。武宗滅法時，天下寺廟、招提、蘭若四萬四千餘所，多有壁畫，而毀于滅法之中；殘存者數量仍甚可觀，僅成都大聖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畫8524間｛參見黃苗子《古美術雜記》，香港大光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唐代佛教藝術的高度成就，還可從各地現今遺存的佛教壁畫和佛教造像中看到｛參見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集》中關於莫高窟藝術的論述，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書法、繪畫、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響著文學，我們從唐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唐人咏畫、題畫詩，《全唐詩》中著錄有189首。許多重要詩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齡、岑參、高適、王維都有題畫、咏畫詩。在唐代，詩畫的融通有了更大的發展。畫論詩論交融滲透、相互影響，繪畫不僅成爲詩的題材，也影響詩的藝術表現技巧。唐詩中色彩表現的豐富細膩，意境的畫意，傳神的技巧，都與繪畫藝術的高度發展有著這樣那樣的關係｛參見陳華昌《唐代詩與畫的相關性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音樂和舞蹈的繁榮，與文學發展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唐代，燕樂的發展産生了一種詩歌的新形式：詞。燕樂用詩于歌唱，從絕句開始，後來才因調填詞｛參見丘瓊蓀《燕樂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版。｝。其實，古體當時也可用于歌唱｛李賀《花游曲序》：“寒食日，諸王妓游。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游曲》，與妓彈唱。”詩爲五古，可證。見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卷三，《李賀詩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頁。｝。詩與樂，向來關係密切，而這種關係，在唐代更加發展。有人統計，《樂府詩集》中2239首樂府詩，合樂的占1754首。《唐詩紀事》所記1150詩家中，詩作與音樂有關的，共200家。《全唐文》中有關音樂之作有241篇（見楊旻瑋《唐代音樂文化之研究》）。《全唐詩》中涉及樂舞的就更多了。這些作品對樂聲與舞容的精妙描寫，充分說明唐代樂舞的高度繁榮爲唐詩表現領域的拓展，帶來了十分深刻的影響。
第二節 漫游、入幕、讀書山林之風、貶謫與唐文學
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風 幕府生活與文學 唐人讀書山林的風氣 貶謫生活對于文學的影響
唐代士人開闊的胸懷、恢宏的氣度、積極進取的精神，影響到唐文學的風貌。他們的生活，也與唐代文學的發展有關。其中最重要的是漫游、讀書山林之風、入幕和貶謫生活對于文學的影響。
東晋之後，山水游賞常反映到詩文中來。但從山水游賞擴大到漫游，幷且成爲一時風尚，則是到唐代才開始的。唐代士人，在入仕之前，多有漫游的經歷。漫游的處所，一是名山大川，一是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游歷，反映了唐代詩人對于自然美的嚮往，“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李白《初下荊門》）。凡佳山水，必有詩人足迹。蘇南、浙西至匡廬、洞庭一綫，有中國最秀美的山水，尤其是剡中與洞庭，更是許多詩人留連忘返的處所。山水游賞，開闊視野，親近自然，陶冶了情趣，提高了山水審美的能力，促進了唐代山水田園詩的發展。給山水田園詩帶來了一種清水芙蓉的美。唐代的山水田園詩，不論不同的詩人有著怎樣不同的風格，親切傳神地表現自然的美卻是相同的。
漫游名山大川，除了山水游賞之外，可能還與神仙道教信仰有關。“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唐代的不少重要士人，都有神仙信仰。名山訪道，成爲一種時尚。這種風氣也在唐詩中留下了印記。
漫游的又一重要去處是邊塞。邊塞詩是唐詩的一個重要題材。唐人寫邊塞詩，不一定到過邊塞。但優秀的邊塞詩，則多是到過邊塞的詩人的作品。到過邊塞的詩人，一是入節鎮幕府；一是邊塞漫游。前者如高適、岑參、李益；後者如王昌齡｛關於王昌齡是否到過邊塞，學界一直未能論定。1987年傅璇琮、李珍華撰《王昌齡事跡新探》，此一問題纔得以解決。見傅著《唐詩論學叢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李白、王之渙等人。邊塞漫游爲唐詩帶來慷慨壯大的氣勢情調和壯美的境界。
漫游還有一個去處，是通都大邑，如長安、洛陽、揚州、金陵等地。這是當時最爲繁華的都市。歌吹宴飲，任俠使氣，幹謁投贈，結交友朋。這也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的題材，豐富了唐文學的表現領域。
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徑很多，科舉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徑。不少士人，都有過幕府生活的經歷，王翰、高適、王維、李白、岑參、杜甫、蕭穎士、李華、梁肅、元結都曾在幕府生活過。中唐以後，入幕更是許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經歷。杜牧在幕府十年，這段時間的生活，成了他一生憶念的內容，深深地滲入到他的詩中。李商隱的仕途，主要就在幕府，據不完全統計，中唐以後，曾入幕的重要作家，爲數當在70人以上｛參見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幕府宴飲，樂伎唱詩，唱和送別，戎幕閑談，對于詩的創作和詞的産生，對于小說的發展，都有影響。
唐人生活中另一對文學的發展産生影響的，就是讀書山林的風氣。唐代的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隱居山林，或寄宿寺廟、道觀以讀書。陳子昂曾讀書于金華山的玉京觀；李白出夔門之前，隱于大匡山讀書；岑參十五隱于嵩陽；劉長卿少曾讀書嵩山；曾讀書嵩山的，還有孟郊、崔曙、張謂、張諲等；顔真卿未仕時，讀書講學常在福山；李端、杜牧、溫庭筠、杜荀鶴、李中都曾讀書廬山；閻防、薛據、許稷曾讀書于終南山；徐商讀書中條山中；符載等數人讀書青城山；李紳讀書于無錫惠山寺；等等｛參見嚴耕望《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下冊），1959年10月出版。｝。唐代寒門士人得以應舉，他們讀書的一條途徑，就是寺廟、道觀。唐代寺廟經濟發達，可爲貧寒的士人提供免費的膳食與住宿。且又藏書豐富，爲士人讀書提供方便。讀書山中，不僅讀經史，也作詩賦｛李騭《題惠山寺序》：“太和五年四月，肄業於惠山寺。居三歲，其所諷念：《左氏春秋》、《詩》、《易》，及司馬遷、班固史，屈原《離騷》、莊周、韓非、書記，及著歌詩數百篇。”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上冊，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39頁。｝。山林的清幽環境，對于士人情趣的陶冶，審美趣味的走向，都會有影響。讀書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時期，這種影響，常常隨其終身，在他們的詩中反映出來。唐詩中那種清幽明秀格調，與此有關。
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後文人的貶謫生活，也豐富了唐文學，使唐文學從生活面到情調意境，都呈現出更爲豐富多彩的面貌。文人貶謫而形諸歌吟，自屈原而後，歷代不斷；但唐前未見有唐人如此多而且如此好的貶謫作品。李白貶夜郎途中，王昌齡龍標之貶，劉長卿的兩次貶謫，都有很好的詩。貶謫的悲憤不平，孤獨寂寞，凄楚憂傷，和對于生命的執著，對于理想的追求，構成了貶謫文學豐富多樣的內涵。這樣豐富多樣的內涵，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元和詩人的貶謫作品中｛參見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諸人都有這方面非常優秀的作品。
漫游、讀書山林、入幕與貶謫生活，從不同的層面豐富了唐文學的內涵，構成了唐文學多彩的情思格調。
第三節 佛、道二家對唐文學的影響
唐代儒、釋、道的融合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道家、道教對文學的影響
唐代近三百年間，思想取兼容的態度。以儒爲主，兼取百家。唐初修《五經正義》，已含有統一儒學解釋權之意｛《隋書·儒林傳序》：“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尊鄭氏。”《舊唐書·儒學傳序》：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可見《五經正義》之編纂目的，在於統一儒學的解釋。《新唐書·孔穎達傳》說，《五經正義》包貫異家爲詳博，修成之後，曾加增損。同傳又稱：穎達“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可見，他兼取南北經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從立國之本說，儒學是基礎。而在思想領域，則是儒、釋、道幷存。唐王室以老子爲祖先，莊子、列子、文子都被封爲真人。《老子》、《莊子》、《列子》、《文子》被列爲經，開元年間更設道舉科，四子列入考試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譯經，玄宗既親注《孝經》，又親注《道德經》和《金剛經》，頒行天下，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證。三家都捲入政爭之中，政治地位時有起伏，而思想地位則始終平等。儒、釋、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說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點。
在政權運作（如法律依據、社會結構與社會倫理等）方面，在人材選拔與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堯舜，建功立業，持儒家入世的進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會思潮、生活情趣與生活方式方面，則就時時雜入釋、道。這些方面的影響，極大地影響了唐文學的發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天臺、三論、法相、華嚴、禪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國化方面，都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禪宗尤其如此，它已經深深契入中國文化之中。佛教對于唐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來。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績、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孟浩然、王維、岑參、常建、李頎、杜甫、李白、韋應物、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李賀、許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吳融、黃滔、韓偓、杜荀鶴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響的印記。有的在詩中直接講佛理，如“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孟浩然《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昄依”（李頎《宿瑩公禪房聞梵》）。“有起皆有滅，無暌不暫同”（白居易《觀幻》）。有的表現的是一種禪趣，一點禪機，如“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王維《酬張少府》）。“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別業》）。禪宗講體的自性，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藉著具體的物象，來表現難以言傳的一點禪機。這是一種更深層的影響，也是一種更爲重要的影響。它給唐詩帶來一種新的品質。唐詩中空寂的境界，明淨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蘊，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佛教對于唐文學的積極的影響。
佛教對唐文學的更爲直接的影響，是唐代出現了大量的詩僧。清人編《全唐詩》，收僧人詩作者113人，詩2783首。這些僧人的詩，有佛教義理詩、勸善詩、偈頌，但更多的是一般篇咏，如游歷、與士人交往、贈答等等。僧詩中較爲重要的有王梵志詩、寒山詩。王梵志詩今存390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此採項楚說，見其《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寫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層的貧困與不幸；表現佛教思想的，大體勸人爲善。語言通俗，當時似廣泛流傳民間。寒山詩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寫、求仙學道和佛教內容。其中表現禪機禪趣的詩，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除僧詩外，士人與佛教的廣泛聯繫，與僧人的廣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詩中。《全唐詩》中有此類詩2273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詩》總數的百分之十點三。就是說，十首唐詩中就有一首與佛教有關。
佛教在唐代的廣泛影響。直接拓廣了文學的體裁。俗講與變文，就是這時出現的新文體。這種文體的主要特徵，在便于講唱，內容爲佛經，而形式則與當時的民間說話一樣，帶著通俗文學的性質。
道家和道教對唐文學也産生廣泛的影響。道家思想對于唐代文人來說，主要是使他們返歸自然，生一份對于自然的親和力。唐人寫了許多以《逍遙游》爲母題的賦，但都把大鵬作爲抒發壯偉氣概、表現巨大抱負的形象。他們離開了莊子物我兩忘、萬物齊一的根本精神，于無爲中求有爲，從無爲走向進取。道教對于唐人人生信仰的影響更大些。這主要表現在神仙思想的影響上，唐代作家如王勃、盧照鄰、陳子昂、宋之問、張九齡、李頎、王昌齡、岑參、白居易、李商隱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詩裏有許多神仙世界的描寫，李白筆下的泰山、天姥山、蓮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賀筆下五彩斑斕的神仙世界，李商隱筆下的聖女、嫦娥、龍宮貝闕的形象，都是道教影響的顯例。連以寫實著稱的白居易，也在《長恨歌》的結尾幻想了一個神仙世界。神仙思想還極大地豐富了唐傳奇的想像力，使其情節更富于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單獨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響的。他們大多儒釋道的思想都有，衹是成分多少，或隱或顯的問題。儒家思想的影響，給唐文學帶來了進取的精神，佛教的影響豐富了唐詩的心境表現，道教的影響則豐富了唐詩的想像。對于唐文學的發展來說，它們都有積極的作用。
第四節 唐代文學的風貌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唐代文學的繁榮 唐詩的發展軌迹 唐代散文的文體文風革新新文體的出現與繁榮 唐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唐代是這樣一個朝代：它曾經是我國歷史上最爲輝煌的一個時期，一百多年的開拓發展，國力的强盛，經濟的繁榮，思想的兼容幷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創造了對文化發展極爲有利的環境；盛世造就的士人的進取精神、開闊胸懷、恢宏氣度，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創造力，也給文學帶來了昂揚的精神風貌，創造了被後代一再稱道的盛唐氣象。同時，它也經歷過安史之亂這樣一場空前戰禍，在士人面前展開了殺戳破壞、顛沛流離、災難深重的生活。大繁榮與大破壞都經歷過了，然後是力圖中興而始終未能的振作。這樣豐富的生活幷不是每一個朝代都有的。多樣多彩的生活，爲文學的發展準備了豐厚的土壤，爲文學家提供了極爲豐富的題材，擴大了他們的視野，給了他們激情，讓他們不得不歌吟。
但這衹是唐文學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文學發展自身說，唐文學的繁榮乃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晋南北朝，它的藝術特質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它已經朝著獨立成科的道路迅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它逐步與學術分離，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覺地追求審美。自內容言，重個人情懷的抒發，無論是表現玄理還是抒情，都是爲了抒發個人情懷，發展到極端時，甚至由抒情走向娛樂。自形式言，辭采聲律之美的追求，表現技巧的創新，創作過程的體認，包括對于想像、靈感、言意、形神的感知與把握，都已經有了驚人的進展。駢體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極致，同時也暴露了它的弱點。詩歌的聲律形式已具雛形，將要影響我國千餘年的一種新的詩歌體式已經呼之欲出。表現領域的擴大和表現技巧的豐富，促進了文章體裁（文類）的變化與擴展。原有的多種文體的寫作目的與寫作規範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文體不斷出現。僅劉勰《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就有81種，雖然其中包含有大量應用文體，幷不屬于文學的範圍，但文學體裁的多樣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都說明，魏晋南北朝文學已經爲我國文學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好了一切準備。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唐人迎來了一個詩的輝煌時代，吸取了駢文的成就，摒棄了它的弱點，進行了文體文風改革。從文學發展自身說，沒有魏晋南北朝文學，就沒有唐文學的繁榮。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爲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衆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參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唐代出現的杰出詩人數量之多，爲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9頁。｝。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準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臺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了兩個工作，一是把四聲二元化，一是解決了粘式律的問題，從律句律聯到構成律篇，擺脫永明詩人種種病犯說的束縛，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爲唐詩繁榮的到來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殷璠《河嶽英靈集敘》：“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把山水田園的靜謐明秀的美表現得讓人心馳神往。出現了邊塞詩人高適、岑參，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情慷慨。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雲流水而又變幻莫測，情則滾滾滔滔，美如清水芙蓉。後人對此期唐詩，有許多的評論，概括的說就是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迹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正當唐詩發展到它的高峰的時候，唐代社會也從它繁榮的頂峰走向動亂與衰敗。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755）冬，安祿山反于范陽，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席捲北方半個中國，經百餘年積累起來的社會繁榮毀于一旦。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代表這一時期的最偉大的詩人，就是詩聖杜甫。他直面這場歷經八年的大戰亂，以動地的歌吟，表現戰火中的人間災難、生民血泪。把强烈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手法中，以叙事手法寫時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于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曆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仿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煉字的影響，更加怪變，怪怪奇奇，甚至以醜爲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詩那樣高的水平上，在盛極難繼的局面中，以他們的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在這一片詩的退潮中，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
唐代文學的繁榮，除詩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唐詩的發展變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過諷諫說和主功利的詩歌主張之外，總的趨勢，是朝著詩歌自身藝術特質的探討、發揮與完善的方向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有社會生活的誘因，但表現方法、表現技巧的不同，不同藝術趣味的追求，則更多的是詩歌自身的原因。初唐律詩的逐步走向成熟，盛唐詩歌意境創造的完美，盛極難繼之後中唐詩人的革新，晚唐李商隱對于詩歌表現技巧所能達到的神妙幽微境界的探討，都出自詩歌自身發展的需要，幷非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但是散文的發展與詩的發展不同，它的新變，主要是出于政治功利的動機。
開元、天寶盛世詩已經完全褪盡南朝詩風的影響，達到藝術的頂峰，而散文的文體文風的有意識的改革才開始。唐初近百年間，奏疏章表雖已多有散體，但駢體仍占主要地位。天寶後期，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出來提倡古文，明確提出本乎道、以五經爲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但他們重政教之用的主張，幷未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而是帶著空言明道的性質。到了韓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體文風改革與貞元、元和間的政治革新聯繫在一起，成爲儒學復興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聲勢，散體才取代駢體，佔據文壇。這就是後人所稱道的“古文運動”。
韓愈、柳宗元在散文文體文風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從空言明道走向參預政治，參預現實生活，爲散文的表現領域開出一片廣闊天地。這就使它不僅在文體上，而且在文風上與六朝駢文區別開來。二是它雖言復古而實爲創新。它不僅吸收秦漢各家散體文之所長，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駢文的成就。“韓、柳文實乃寓駢于散，寓散于駢；方散方駢，方駢方散；即駢即散，即散即駢”｛顧隨《詩文叢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頁。｝。極大地豐富了散文的藝術表現技巧，把散文的創作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韓、柳之後，散體文的寫作走向低潮。晚唐雖仍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犀利的雜文，但駢體又重新得到發展。這其中的原因甚爲複雜。因古文的提倡與政治改革聯繫過于緊密，政治改革的失敗，古文也便隨之低落。又由于韓門弟子過于追求險怪，古文的寫作路子越來越窄，這也阻礙了它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新的讀者羣的出現有了新的需要；而文學自身的發展也提供了可能，于是出現了新的文體。唐代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說和雜史雜傳的基礎上，誕生了傳奇小說。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布道化俗，出現了俗講和變文。而由于燕樂的盛行，燕飲歌吹的需要，出現了一種新的詩歌體式──詞。傳奇、變文、詞，是唐文學中的新體裁，是唐文學在文體上的新發展。
傳奇小說的出現，從文體內部說，是六朝志怪和雜史雜傳演變發展的産物；從基礎說，則是現實生活中娛樂的需要。宴飲之餘、幕府之暇、途路無聊、友朋夜話，各征異說，共爲戲談，劇談說話，成一時風氣。加之俗講、轉變盛行的影響，遂使六朝已有的小說雛形充分發展，演變而爲傳奇。傳奇小說異于六朝小說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魯迅所說的“始有意爲小說”。二是它一般有較爲完整的情節結構。三是它有較爲完整的人物塑造。唐傳奇題材多樣化；富于人生情趣；以史傳筆法叙述虛構故事，既同于史傳，又異于史傳；散體文言，時插入詩賦，與散文的發展，與詩歌的發展，都有著微妙的聯繫。它與詩歌的發展不同步，唐詩的高峰在開元、天寶之際，此時傳奇初興。傳奇的興盛期在中唐，和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體文一樣，在晚唐逐漸衰落。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文言小說作爲一種文體的成熟。
唐代出現的又一影響深遠的新文體是詞。這一新文體的出現，主要因于娛樂的需要。詞隨燕樂起，選詩配樂、依調填辭，都爲了歌唱。它最初來自民間，俗曲歌舞、酒令著辭，用于日常宴飲、歌樓伎館。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發展，詞也得以迅速興起，文人加入詞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詞在西蜀和南唐得到高度繁榮。西蜀《花間》詞人綺靡側艶，視野不離男女情愛，目的無非歡娛消遣。南唐詞人拓大了詞的境界，轉向內心纏綿情致的抒寫。特別是南唐後主李煜，亡國之後的詞作，把詞這一善于表現綿邈情懷的文體，發揮得淋漓盡致。把它推向了很高的藝術境界。
唐代文學是我國封建社會上昇到高峰幷由高峰開始下降時期的産物。從總的風貌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更內斂。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說，它是藝術經驗充分積累之後的一次大繁榮，又爲文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出新的領域，爲下一次的繁榮作了準備。唐詩吸收了它之前詩歌藝術的一切經驗，更加發揚創造，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峰。唐詩是難以模仿，無法代替的。在唐代完成的律詩，成了我國後來詩歌發展的主要體式。唐代的偉大詩人如李白、杜甫，幾乎成了我國詩歌的代名詞。唐代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爲後來宋代的作家所發揚，深遠地影響著我國後來散文的發展。唐傳奇使我國的文言小說走向成熟，也在人情味、情節構造、人物塑造上影響著宋代的話本小說。晚唐五代詞的成就，則是詞這種重要文體在以後得以發展的很好的開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