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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幅員遼闊，本來就易于出現文化的地域性差異，政權的分立，民族因素的介入，更進一步導致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自東晋以後，南北政權持續對峙。表現在文學上，一方面是南方清綺的文風極盛，幷對滯後的北方文學産生較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北方文學質樸的氣質在南北接觸的過程中，也顯示了某種優勢。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詩人，他飽嘗分裂時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卻結出“窮南北之勝”（倪璠《注釋庾集題辭》）的文學碩果。他的文學成就，昭示著南北文風融合的前景。
第一節 北朝文化與文學
北魏孝文帝與北朝文壇的復蘇 仿古與趨新：西魏、北周文壇概況
自西晋滅亡，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隨之南移。北方文學在十六國與北魏前期極度衰微，《魏書·文苑傳序》概括爲：“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北朝文學的復蘇與興盛，與少數民族政權接受漢族文化的進程是同步的。北方各地接受南方文學影響的先後與程度則有所不同。
北朝文壇的復興，實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後。在此之前，“稍僭華風”的太武帝時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創作｛崔浩（380？~450），字伯淵，清河東武城（今山東武城）人。仕北魏任給事秘書、著作郎、博士祭酒、相州刺史、左光祿大夫、太常卿、司徒等職。襲父爵白馬公，後進爵東郡公。以修國史忤旨，遭夷族。今存文九篇。《魏書》、《北史》有傳。 高允（390~487），字伯恭，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性好文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任北魏任中書博士、中書令、太常卿、散騎常侍等職。文成、獻文帝時，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卒後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高令公集》。今存詩四首，文13篇。《魏書》、《北史》有傳。｝，使荒蕪的文壇顯現轉機，他們堪稱北朝文學的先驅｛參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第十八章第二節《北朝文學的發展和分期》。｝。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遷都洛陽後，厲行漢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續。《隋書·文學傳序》指出：“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洛陽文學的繁盛，與孝文帝等最高統治者篤好斯文、提倡文教有關。《魏書·文苑傳序》指出：“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艶，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這裏對孝文帝雖不無溢美，卻透露了當時文風崇尚漢魏的基本傾向。無論是常景寄寓心志的《贊四君詩》四首｛常景（？~550），字永昌，河內溫（今屬河南）人。北魏時官至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東魏時加儀同三司。博學多通，雅好文章。所著文集數百餘篇，多亡佚。曾擬劉琨《扶風歌》12首，已佚。今存詩4首，文5篇（其中一篇已殘）。《魏書》、《北史》有傳。｝，還是陽固的《刺讒詩》、《疾幸詩》｛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今天津薊縣）人。仕北魏任給事中、侍御史、尚書考功郎。卒後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原有集，已散佚。今存詩2首，文3篇（其中一篇已殘）。《魏書》、《北史》有傳。｝，或是盧元明意主刺世的《劇鼠賦》等｛盧元明，字幼章，範陽涿（今河北涿州）人。北魏末年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東魏初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原有集，已散佚。今存詩1首（殘句），文1篇。《魏書》、《北史》有傳。｝，都表現出立意諷喻、情詞典正的特點。
在“文雅大盛”的風氣下，開始出現值得稱道的文學名家或名著。北魏出類拔萃的文人是溫子昇｛溫子昇（495~547），字鵬舉，太原（今屬山西）人。晉大將軍溫嶠之後。家於濟陰冤句（今山東荷澤西南）。北魏時任南主客郎中、侍讀兼舍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等職，東魏時任大將軍府咨議參軍等職。因被懷疑預知元瑾等謀亂，下獄死。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溫侍讀集》。今存詩11首，文27篇。《魏書》、《北史》有傳。｝，曾被梁武帝譽爲“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魏書》本傳）。他的文章傳世較多，擅長于碑版之文，行文多用排比對偶，雕飾而不浮艶，近于東漢文章的風格｛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溫子昇長於碑版，敘事簡直，得張（衡）、蔡（邕）之遺規。”見《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頁。｝。他也善于寫詩，在藝術上最爲成熟的是《搗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凉。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滿城的月光與遠近遞響的杵聲，交織成極有情感容量的圖景，李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子夜吳歌》）的妙句，或許是化用其意而來。全詩情景交融，聲調協暢，難怪沈德潜評之爲“直是唐人”（《古詩源》卷十四）
北魏分裂爲東西魏後不久，東魏爲北齊所替代，西魏爲北周所替代，雙方在文化的發展上形成一定的差異。以鄴都爲中心的東魏與北齊政權，佔據的是北魏時代文化最爲發達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人文薈萃，因而文學領先于位居關隴的西魏與北周。其標志是聚集了一批文人才士，北齊後主高緯立文林館爲一時盛事｛文林館對於探求詩藝無疑有所推動。《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文林館詩府》八卷，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還提到文林館組織撰寫《續文章流別》一書，可見既有屬於實際創作的活動，也有屬於文學批評的工作。｝。活躍于北齊文壇的文士中，有一部分來自南方，其中以顔之推、蕭愨最著名｛顏之推（531~591？），字介，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初仕梁，爲湘東王常侍。元帝即位，遷散騎常侍。後奔齊，歷任黃門侍郎、平原太守。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一生著書甚多，有《顏氏家訓》、《集靈記》、《冤魂志》。原有集，已佚。今存詩5首，文3篇（包括家訓序）。《北齊書》、《北史》有傳。 蕭慤（生卒年不詳）， 字仁祖，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人。梁朝宗室上黃侯蕭曄之子。天保中入北齊，武平中任太子洗馬。後主時，任齊州錄事參軍，待詔文林館。後歷周入隋，任記室參軍。原有集，已佚。今存詩17首。《北齊書》有傳。｝。顔之推因西魏攻陷江陵而被擄至關中，後歷砥柱之險東奔北齊，其直接動機是寄希望于北齊處理南北關係的政策而能返梁，而從他一生對待北齊的態度中又可看出他對北齊這個高層次文化區域的依戀｛參見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第33頁。｝。他的文學觀見于其《顔氏家訓·文章篇》，在南北審美旨趣交流碰撞的過程中，持折衷的態度。蕭愨的代表作是《秋思》：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北方本土文士的脫穎而出。由魏入齊的邢邵｛邢邵（496~561？），字子才，河間鄚（今河北任丘東北）人。初仕於魏，歷任著作佐郎、中書侍郎等職。北齊時官至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邢特進集》。今存詩8首，文29篇。《魏書》、《北齊書》、《北史》有傳。｝，與溫子昇同爲文士之冠，世稱“溫邢”；子升卒後，又與魏收幷稱“邢魏”｛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州）人。初仕北魏，爲太學博士，後遷散騎侍郎，兼修國史。東魏時，爲中書侍郎，轉秘書監。北齊時，官至尚書右僕射，授特進。以文才知名，與溫子昇、邢邵並稱“北地三才”。撰有《魏書》一百三十卷。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魏特進集》。今存詩16首（包括殘句），文14篇。《北齊書》、《北史》有傳。｝。由于南方文學對北方影響力的擴大，北地才士開始自覺仿效南朝名家。據《顔氏家訓·文章篇》記載，“邢（邵）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愛幕任昉而毀沈約”，邢、魏兩人之間發生的任沈優劣之爭，使得“鄴下紛紜，各有朋黨”。《北齊書·魏收傳》亦載魏邢二人互譏事：“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由此可見他們學習南朝文學的情況。邢邵《蕭仁祖集序》中指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顔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晋，情賞猶自不諧；江南江北，意制本應相詭。”承認文學的進化，肯定地域的差異。如此正面聲稱趨新立異，反映出他的特識。因爲求新，所以對南朝風尚仿效心切；因爲求異，所以仿效時有選擇性。邢邵代表了北齊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變的共同趨向。他的《思公子》言短情長，風格近于齊梁：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顔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而他的《冬日傷志篇》則剛健樸茂，有魏晋的風調：
昔時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驅瑪瑙勒，夕銜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臺。繁花夙昔改，衰病一時來。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終風激檐宇，餘雪滿條枚。遨遊昔宛洛，踟蹰今草萊。時事方去矣，撫己獨傷懷。
撫今追昔，寄慨遙深。南朝人曾稱他爲“北間第一才士”（《北史》本傳），這與他的作品內涵較深、表現力較豐富有關。魏收頗有文才，工于詩賦。他曾說：“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其賦作已佚，而存世的詩篇多仿效南朝風格，如《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箸下成行。
作者對閨怨這一南朝流行的題材，寫得旖旎輕婉，富于修飾性，顯示出詩歌語言的造詣。但作者對這位春閨思婦的刻劃，仍有平面化與一般化之感，未能達到齊梁詩人同類題材的上乘水準。
西魏建都長安，佔據關隴地區。這個政權所憑藉的人才與地利，遠在東魏之下。爲了與東魏、梁朝抗衡，西魏政權的實際操縱者宇文泰在推行政治、經濟等改革的同時，也注意文風的改革。據《周書·蘇綽傳》載：“自有晋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蘇綽撰寫的《大誥》｛蘇綽（498~546），字令綽，京兆武功（今屬陝西）人。官至西魏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他盡其智能，協助宇文泰改革時政，曾制計賬、戶籍之法，又作《六條詔書》。今存文2篇。《周書》、《北史》有傳。｝，文體完全模仿《尚書》。這種文體的推行，是宇文氏政權關隴文化本位政策的産物｛宇文泰的關隴文化本位政策，其要義在於“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在文化精神上自成系統。參見《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黃山書社1987年4月版，第316~317頁。｝。關中是周朝的發源地，宇文泰托古改制時，利用這層地緣關係，採用周官古制，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反映在文學觀上，就是提倡去華存樸，師法上古。《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指出：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晋，憲章虞夏”。這與宇文泰的政治構想中“擯落魏晋，憲章古昔”（《周公·文帝紀論》）的主張是一致的。此後，隋代李諤上疏請求端正文體，唐代陳子昂乃至韓、柳的復古主張，都可以從蘇綽那裏追溯發端。
《大誥》的頒行，是有關西魏文壇風尚的一件大事。其實際效果，史書所記不同，或曰“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周書·蘇綽傳》）；或曰“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北史·文苑傳》），反映出西魏文壇受政治、地域及時風等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統治者的提倡與關隴地區質樸的民風相結合｛《隋書·地理志》記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爲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強......；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楡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又記梁州“漢中之人，質樸無文”等。｝，會産生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大誥》一味模仿《尚書》的文體，有違文學語言的發展規律，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滯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遷入關｛王褒（511？~574？），字子淵，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仕梁任太子舍人等職，襲爵南昌縣侯。梁元帝即位，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右僕射。西魏攻陷江陵後，北入長安，任西魏、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小司空。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王司空集》。今存詩48首，文26篇。《周書》、《北史》有傳。｝，成爲北周文壇的主力，齊梁文風也隨之北傳。
北周接受南朝文學的影響，首先是在皇族之內。宇文泰長子宇文毓（明帝，557～560在位）、第四子宇文邕（武帝，560～578在位）都雅好文學，庾信、王褒等人深受禮遇。據《周書·王褒傳》載，明帝之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而《周書·明帝紀》所載武成元年（559）後的詔書，已不依《大誥》之體。明帝本人的《過舊宮詩》，有“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等對偶工麗之句，可見文風已有明顯改變。自明帝立麟趾殿，組織學者校編經史羣書，庾信、王褒、宗懍、蕭捴、蕭大圜、顔之儀等南人都參與其事｛參與麟趾殿而有姓名可考者，共13人。其中韋孝寬和楊寬是北朝武將，其餘11人都是江陵陷落後來到北方的文人學士。這個比例可以說明南朝學者對北周學術傳統影響之大。參見（美）丁愛博《北朝的帝國學術機構》，邢丙譯，《海外中國學專輯》，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1986年3月第1版，第133~140頁。｝，發揮所長；武帝作《象經》，命王褒爲之作注，“引據該洽，甚見稱賞”（《周書·王褒傳》），可見南朝文士博涉羣書的學養在關中也起了作用。影響所及，宇文泰第七子趙王招“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艶”；宇文泰幼子滕王逌“少好經史，解屬文”（《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這表明北周本土文學開始接上魏晋以來在江左發展的軌迹。由于庾信和王褒文才卓越，兩人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北遷的文士。
王褒入北以後，以撰寫應用性的駢文而著名，尤其是武帝“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册，皆令褒具草”（《周書》本傳），而傾吐個人心情的篇翰則不如庾信豐富。不過，王褒也寫下頗具抒情性的詩文，如《渡河北》：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詩境闊大，情調沉鬰。再如《贈周處士》中“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與周弘讓書》中“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等句，向南方故人傾訴羈旅異鄉的憂懼和南歸無望的感傷，筆力厚重，情辭相稱。
第二節 南北文風的交融
政治對峙與文化多元 南北文風交融的途徑
就文學發展的不平衡狀況而言，是南方優越，北方滯後。這與文學人才的分布有關。永嘉之亂以後，北方人口大規模流徙，其中流向南方的最多，流向東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這是構成南北各方文化實力懸殊的基本因素。當時有識之士對各地優異人才的出現，深爲敏感，例如蘇綽的從兄蘇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周書·蘇亮傳》）可以感到區域之間抗衡意識的濃厚。而在南北各政權之間，隨著對峙形勢的進一步形成，文化方面的競爭更加明顯。奠定北齊政權的高歡曾對“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感到憂慮（《北齊書·杜弼傳》），而憂慮也是一種重視。可見南北文化彼此都構成一定的激勵與影響。
儘管北方漢化的少數民族政權沒有斷絕漢文化的傳統，甚至以得漢文化正統自居，但適應各自政權的需要，對漢文化的選擇利用不盡相同，這就導致各個政權在文化上的差異。北魏遷都洛陽後的禮樂政刑措施，採自漢魏以及西晋制度甚多；在審美心理與文章氣格上，也崇尚漢魏或西晋，《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表述爲“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而奠定北周統治地位的宇文泰，“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于鼎峙之日”（《周書·蘇綽傳論》），他所樹爲榜樣而加以發揚光大的，是周朝的禮治。
政權的對峙幷未造成文化的隔絕，這一時期南北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交流仍然是廣泛而深刻的。《北史·文苑傳》概括地指出：“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是南北文風差異的基本情況｛《顏氏家訓·文章篇》記載：“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復可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範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對王籍詩的不同評價，頗能說明南北審美觀及文風之差異。｝。不過，在南北之間，通過使臣往來等途徑，導致人才交流與書籍交流，幷逐漸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融。
南北使臣的外交活動，在融通南北文學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宋、齊與北魏時期，南方使臣入北後較易受到北人的稱美，北方使臣南來時羡慕南方文化；而在梁、陳與東魏、北齊時期，南北使臣彼此各有爭鋒，北人的才學漸與南人抗衡｛參見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第十一章“南北使者的文學相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01~202頁。｝。《北史·李諧傳》記載梁武帝蕭衍會見東魏使臣李諧等人後，對手下臣僚感嘆道：“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已經變輕視爲重視。《北史·薛道衡傳》載：“陳使傅縡聘（北）齊，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可見外交場合也有詩文酬酢。除了這種直接的詩歌贈和，使臣往往還帶回對方名家的作品，如北方溫子昇的作品被南方使者張皋抄回南方，梁武帝看後大爲贊賞（《魏書·溫子昇傳》）。陶淵明集有北齊陽休之本，這也是南朝文學傳入北朝幷受到重視的一個有力證明｛據陽休之《陶潛集序錄》，他贊賞蕭統的八卷本“編次有體，次第可尋”。按史載陽休之於北魏末年隨賀拔勝奔梁，天平二年（535）返歸東魏（《北齊書》本傳），其時距蕭統歿僅四年。他所知見陶集，或爲親抵建康時所獲。｝。
從中國歷史上看，列國使臣的職能，主要表現爲才辯與文學修養。相對來說，在風雲變幻、利害衝突之際，使臣的辯才顯得更重要。而在謀求交好、互觀風俗之時，使臣的文學修養能帶來特殊效果。在南北朝後期，作爲一種風氣，具備文雅之才已成爲南北使臣人選的必要素養。《北史·李諧傳》記載東魏與蕭梁之間“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雙方纔俊之士的直接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學上的相互學習與競爭。
因割據政權之間的戰事而羈留使者，擄掠人材，或由于受到政治傾軋而逃奔敵國，這種楚材晋用方式，在客觀上也造成南北之間的交流。前後入北的南人，較有詩才的有奔至後秦的韓延之，至北魏的王肅、蕭琮，至東魏的蕭祗，至北齊的荀仲舉等。徐陵出使東魏，因侯景之亂而羈留鄴城達七年之久，從裴讓之《公館宴酬南使徐陵詩》可知他與當地人有詩酒應酬。西魏與北周所佔據的關隴一帶，本來在學術和文藝方面較爲落後，但正如《周書·藝術傳》所說：“及克定鄢郢，俊異畢集。”南方的許多才士以及著作流入關中，加速了南朝文學的北傳｛西魏大將軍於謹率眾攻陷江陵後，俘獲甚多，他手下的一位謀略之士唐瑾“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史載唐瑾次子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周書·唐瑾傳》），可見深受南朝文風的濡染，這恐怕與其父獲書不無關係。｝。江陵陷落後歸于西魏朝廷之書，其中就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周書·蕭大圜傳》），這些集部新書的傳入，對于關中文壇應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在南北接觸中作用更大的，還是遷入北方的文士。宇文氏政權注意任用南人，不惜强留｛如劉璠請求與梁宗室蕭循一同返國，但“太祖不許”，衹放行蕭循，原因在於宇文氏看重劉氏，認爲“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周書·劉璠傳》）。｝。庾信、王褒被强留北方，終身未歸，這是分裂時代才有的特殊人生。不過，如此刻骨銘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長的文學碩果，似乎是歷史給予的一種補償。
第三節 庾信文章老更成
前期詩藝的養成 鄉關之思的內容與表現 承前啓後的地位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歲出使西魏幷從此流寓北方爲標志，可分爲前後兩期。他的南朝度過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國最爲安定的階段，他的《哀江南賦》中描述爲“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庾信在文壇上脫穎而出，始于蕭綱立爲太子時的東宮抄撰學士任。《周書·庾信傳》載：
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幷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幷綺艶，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所謂“徐庾體”，是指徐、庾父子置身東宮時所作的風格綺艶流麗的詩文，就其文學淵源而言，是沿著永明體講究聲律、詞藻的方向，進一步“轉拘聲韻，彌尚麗靡”（《梁書·庾肩吾傳》）。
庾信前期的詩文，有供君王消遣娛樂的性質，思想內容輕淺單薄。他在梁時的作品，特別是19至36歲在東宮任職期間的詩賦，主要是奉和、應制之作，題材基本上不出花鳥風月、醇酒美人、歌聲舞影、閨房器物的範圍。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鴛鴦賦》等題，屬于蕭綱率領周圍文人同題共作的篇章｛據現存資料，庾信與東宮文學集團其他成員同題共作之詩16篇，賦四題，銘二題，具體篇目詳（日）清水凱夫《庾信文學》，見《六朝文學論文集》，韓基國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74~275頁。｝。這種富于游藝氣氛的創作活動，要求作者適應宮廷的趣味，在應酬捷對中顯露個人的學養與文才。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加上“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周書》本傳），使他很快獲得與徐陵齊名的稱譽。
但是，宮廷文學侍臣的角色，不易表達個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圖》一詩，與蕭綱《望同泰寺浮圖》相唱和，詩中所表白的對佛教的傾心，其實是著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應據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簡單判斷｛參見（日）興膳宏《初唐詩人與宗教》，曹虹等譯，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95年2月第1版，第330頁。｝。這一情形，也適用于同時的其他東宮文學侍從。
由于蕭綱等人力主新變，影響所及，促使當時的創作爭奇鬥巧，打破陳規，開啓了唐詩、律賦發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創作，在這方面頗有貢獻，如《烏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落泪，到頭啼烏恒夜啼。
這首詩七言八句，聲調鏗鏘，已基本符合律詩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詩的體制，不但篇幅變長以便鋪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變逐句押韻爲數句一轉韻。他早期對詩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視，明代楊慎指出：“庾信之詩，爲梁之冠冕，啓唐之先鞭。”（《昇庵詩話》卷三）清代劉熙載也指出：“庾子山《燕歌行》開初唐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藝概·詩概》）
庾信在梁朝積累起來的文學經驗，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經營，還包括美感內容上的體認。蕭繹說：“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金樓子·立言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連哀思”的審美趣味，以綺艶之辭抒哀怨之情。庾信後期的生活經歷，使這種美學追求得到充分實現的土壤，從而達到高于同時代人的藝術境界。
沉醉于50年太平景象的梁朝政權，因侯景之亂而瀕于破碎。梁元帝試圖在江陵復振，卻很快毀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長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歸，歷仕西魏及北周，先後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等職。據《周書》本傳記載，他“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他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蘊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充滿深切的情感，筆調勁健蒼凉，藝術上也更爲成熟。杜甫在《戲爲六絕句》中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又在《咏懷古迹》中評論其“暮年詩賦動江關”，正是指他後期作品的這種特色。
感傷時變、魂牽故國，是其“鄉關之思”的一個重要方面。庾信遭逢亡國之變，內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代人傷往》其二），這種滄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識到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之間，如同“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擬連珠》其十九）。因此，他在抒發個人的亡國之痛時，也能以悲憫的筆觸，反映人民的苦難，幷歸咎于當權者內部的傾軋與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歸，魂牽夢繞于故國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風景：“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望渭水》）忽見檳榔，也會勾起思鄉的惆悵：“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忽見檳榔》）接到南方故人的來信，更禁不住悲慨萬端：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泪，開君萬里書。（《寄王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稱贊庾信北遷以後的作品“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爲渾成的高超藝術。
嘆恨羈旅、憂嗟身世，是其“鄉關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雖然他北遷以後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舊國”（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但內心深處感到無異于“倡家遭强聘，質子值仍留”（《擬咏懷》其三），責備自己的羈留爲“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謹贈司寇淮南公》）。他的羈旅之恨與憂生之嗟是交織在一起的。他以“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擬咏懷》其一）的意象致概于個人生存的軟弱。庾信自謂晚年所作《哀江南賦》“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關於《哀江南賦》的創作年代，陳寅恪《讀哀江南賦》推定爲公元578年庾信65歲時所作。見《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10~211頁。魯同群《庾信入北仕歷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提出新說，定爲公元557年作。見《文史》第19輯，第146~147頁。茲仍從前說。｝，倪璠作注解時藉以發揮道：“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注釋庾集題辭》）可謂深契庾信後期文學的精神特質。他的《擬咏懷》二十七首，以五言組詩的體制，從多種角度抒發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懷》組詩的抒情傳統，尤稱杰作。如其七：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胡笳落泪曲，羌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泪損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顔無復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
這裏借流落胡地、心念漢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隱恨與南歸的渴望，真摯感人。又如其十八：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琴聲遍屋裏，書卷滿床頭。雖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能不憂？
作者的憂思，不衹是仕途不達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爲國建勛的失志之慟，因而無法給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脫的餘地。此詩中“殘月”四句寫景，句式巧拙相間，且能投射詩人獨有的心境，可見詩人精切渾成的筆力。
由南入北的經歷，使庾信的藝術造詣達到“窮南北之勝”的高度，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典型的意義。庾信汲取了齊梁文學聲律、對偶等修飾辭技巧，幷接受了北朝文學的渾灝勁健之風，從而開拓和豐富了審美意境，爲唐代新的詩風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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