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晋建立後一百年間，詩壇幾乎被玄言詩佔據著。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展的脉絡中斷了，玄言成分的過度膨脹，使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注疏｛關於玄言詩的全面評價，見本書第二章“兩晉詩壇”。｝。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歌藝術的脉絡重新接上，幷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充滿生機的因素。陶詩沿襲魏晋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志著古樸的歌詩所能達到的高度。陶淵明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昇爲一種美的至境；將玄言詩注疏老莊所表達的玄理，改爲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幷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題材。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淡、質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爲後世的士大夫築了一個“巢”，一個精神的家園。一方面可以掩護他們與虛僞、醜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們得以休息和逃避。他們對陶淵明的强烈認同感，使陶淵明成爲一個永不令人生厭的話題。
第一節 陶淵明的人生道路與思想性格
以辭彭澤令爲界的前期與後期 仕與隱的選擇 貧與富的交戰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 魏晋風流的代表
陶淵明（365？～427）｛陶淵明的卒年，在顏延之《陶征士誄》中有明確記載，爲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向無異義。關於其享我，《陶征士誄》衹說“春秋若干”，而無明確記載。與此相關，其生年也就成了問題。沈約《宋書·陶潛傳》說：“享年六十有三”，歷來多采此說；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王瑤、逯欽立及各種教科書均采此說（逯原采古直52歲說，後改從63歲說）。但早在宋朝張縯就提出質疑，認爲如果按陶淵明本人的《游斜川》推算，應是76歲，見其就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所作的《辨證》。民國年間，梁啟超、古直根據其作品考證，分別主張享年五十六和五十二。梁說見其《陶淵明》一書所附《陶淵明年譜》，商務印書館1923年出版。古說見其《陶靖節年譜》，中華書局1935年《層冰堂五種》本。目前贊成梁說的，中國大陸有李文初（見其《陶淵明論略》，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臺灣有李辰冬（見其《陶淵明評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第3版）、方祖燊（見其《陶潛詩箋注校正論評》，臺北臺灣書店1988年版）等。朱自清認爲陶淵明的享年“衹可姑存然疑而已”，見其《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外還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重申76歲說，並對各家之說有所辨析，見《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又名潜，字元亮｛關於陶淵明的名字，記載不同。顏延之《陶征士誄》稱：“有晉征士尋陽陶淵明。”沈約《宋書·隱逸傳》稱：“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蕭統《陶淵明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佚名氏《蓮禮高賢傳》稱：“陶潛字淵明。”《南史·隱逸傳》稱：“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晉書·隱逸傳》稱：“陶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爲“小人”｛見《晉書·陶侃傳》，中華書局1974年排印本，第1769頁。｝，又被視爲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爲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關於陶淵明入桓玄幕的動機及其與桓玄的關係，張芝《陶淵明傳論》一書有詳細考證，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晋。陶淵明便又産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爲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晋王朝帶來一綫希望。于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關於陶淵明任鎮軍參軍一事，一說不是任劉裕的參軍，而是任劉牢之的參軍，時間也略早，詳見吳仁傑《陶靖節年譜》、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今人亦有從之者。但劉牢之並未做過鎮軍將軍，此說不可信。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有詳細考辨。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頁。｝，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爲：“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爲。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潜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于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關於陶淵明的隱逸論述甚多，如王瑤《論希企隱逸之風》（原刊於《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後收入《中古文人生活》一書，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出版。又收入《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張芝《論陶淵明的政治態度》（見其《陶淵明傳論》，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逯欽立《讀陶管見·歸隱與躬耕自資》（原載《吉林師大學報》1964年第1期，收入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吳雲整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日）石川忠久《陶淵明 時代》第二章《陶淵明 歸田》、第三章《隱士陶淵明》（日本東京研文1994年出版）。｝。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綫。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爲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幷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晋朝末年曾征他爲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潜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爲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顔延之爲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晋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幷爲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僞還不能肯定。
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37處｛朱自清《陶詩的深度》根據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統計，“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8頁。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說陶淵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處用力處都在儒學”。對陶淵明的品格，他在肯定陶淵明沖遠高潔之外，又強調陶淵明是“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見其《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7頁。｝。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贊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朱自清《陶詩的深度》曰：“‘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原注：參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602至604頁。｝。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70篇用了《老》、《莊》的典故，共77處之多；魏晋玄學對他也有影響｛關於引用《老》、《莊》的次數，據（日）大矢根文次郎《陶淵明研究》第一篇第四章《陶淵明 思想》，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67年出版，第134頁。關於玄學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可參看袁行霈《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見《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但他幷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脚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脚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係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幷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一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關於陶淵明對佛教的態度，陳寅恪說：“蓋其生平保持陶氏世傳之天師道信仰，雖服膺儒術，而不歸命釋迦矣。”見其《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45年刊印，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08~205頁。逯欽立《〈形影神〉詩與東晉之佛道思想》一文就《形影神》詩論曰：此詩乃反對慧遠的報應說和形盡神不滅說。見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朱光潛說：“淵明是一位絕頂聰明底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見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見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此外淵明的詩裏不但提到‘冥報’而且談到‘空無’（‘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我並不敢因此斷定淵明有意地援引佛說，我衹是說明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中可能有一點佛家學說的種子。”見其《詩論》第十三章，正中書局1948年初版，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朱光潛全集》第3卷第254頁。｝。在不懼怕死亡這一點上，他和一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待死亡，與佛教之嚮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麽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爲什麽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爲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咏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顔回、黔婁、袁安、榮啓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爲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幷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顔。”（《咏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爲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咏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幷沒有喪失其爲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于《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爲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裏，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願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願望，“神”以自然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觀裏的衝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關於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新月書店1928年出版）、容肇祖《魏晉的自然主義》（1996年東方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刊本編校再版）、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均有論述。此處大意據袁行霈《陶淵明的哲學思考》一文，《國學研究》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僞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衹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衹好求救于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裏，但作爲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陶淵明的思想與性格具有復雜性，對此前人多有論述，已如上引。此外，朱光潛在《陶淵明》一文中說：“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衝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於達到了調和靜穆。”（《詩論》，見《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卷第256頁）魯迅說：“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衞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題未定草》六，見其《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魯迅全集》第6卷第336頁）“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爲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題未定草》七，同上第344頁）（日）岡村繁《陶淵明--世俗與超俗》則強調了他在超然背後隱藏著的利害得失之心（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4年出版）。｝。
陶淵明是魏晋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風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爲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見《宋書·陶潛傳》、蕭統《陶淵明傳》。｝。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晋風流的杰出代表｛參見馮友蘭《論風流》（《三松堂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頁）；袁行霈《陶淵明與魏晉風流》（《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71~597頁，《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轉載，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
第二節 陶淵明的田園詩及其他
陶詩題材的分類 中國文學的新題材：田園詩 咏懷詩與咏史詩對前人的繼承與發展 行役詩中表現的苦悶 贈答詩中表現的深情
陶詩的題材主要可以分爲五類：田園詩、咏懷詩、咏史詩行、役詩、贈答詩｛關於陶詩題材內容的分類，廖仲安大致分爲咏懷詩和田園詩兩類，見其《陶淵明》，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第67頁。鍾優民分爲咏懷、田園、哲理三類，見其《陶淵明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82~194頁。｝。
田園詩和山水詩往往幷稱，但這是兩類不同的題材。田園詩會寫到農村的風景，但其主體是寫農村的生活、農夫和農耕。山水詩則主要是寫自然風景，寫詩人主體對山水客體的審美，往往和行旅聯繫在一起。陶淵明的詩嚴格地講衹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詩，他寫得多的是田園詩。田園詩是他爲中國文學增添的一種新的題材，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爲內容，幷真切地寫出躬耕之甘苦，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園詩有的是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讀書、或與朋友談心，或與家人團聚，或盥濯于檐下，或採菊于東籬，以及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日見茁壯的桑麻，無不化爲美妙的詩歌。如“山滌餘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寫山村的早晨，晨霧漸漸消失，南風使新苗長上了翅膀。“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一）。寫鄰居和自己一起談史論文的情形，那種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鶏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後感到無比愉悅。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村、近煙、鶏鳴、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這一切經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一遠一近，“狗吠深巷中，鶏鳴桑樹顛”以動寫靜，簡直達到了化境。
他的田園詩有的著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這是其田園詩最有特點的部分，也是最爲可貴的部分。《詩經》中有農事詩，那是農夫們一邊勞動一邊唱的歌。至于士大夫親身參加農耕，幷用詩寫出農耕體驗的，陶淵明是第一位。陶淵明之後的田園詩真正寫自己勞動生活的也不多見。《歸園田居》其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是一個從仕途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切實感受，帶月荷鋤、夕露沾衣，實景實情生動逼真。而在農耕生活的描寫背後，隱然含有農耕與爲官兩種生活的對比，以及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寫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顔。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陶淵明認爲，衣食是人生之道的開端，不勞動什麽都談不到。詩裏寫到勞動的艱辛，寫到一天勞動之後回家休息時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寫出農民普遍的感受。“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寫出一個從仕途歸隱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園詩是寫自己的窮困和農村的雕敝。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鶏鳴，及晨願烏遷。”《歸園田居》其四：“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通過這些詩可以隱約地看到，在戰亂和災害之中農村的面貌。
咏懷詩和咏史詩內容有相近之處，咏史也是咏懷，不過是借史實爲媒介而已。他的咏懷詩有些是以組詩的形式寫成的，如《飲酒》、《擬古》、《雜詩》。他的咏史詩所咏的對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荊軻，以及《咏貧士》所寫的古代貧士；《讀山海經》也可歸入這一類。這些咏懷、咏史之作，明顯地繼承了阮籍、左思詩歌的傳統，又有陶淵明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圍繞著出仕與歸隱這個中心，表現自己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對自己生平的回顧，如《飲酒》其十九；有對社會的抨擊，如《飲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憤，如《咏荊軻》。從《雜詩》其二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憂憤是深而且廣的：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
這首詩寫一個不眠的秋夜，用環境的清冷襯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獨，又以時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騁的悲凄，是陶淵明咏懷詩中的代表作。
陶淵明的行役詩都是他宦游期間的作品｛“行役”一詞取自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悲嘆行役的辛苦，表達對仕宦的厭倦，反復訴說對田園的思念和歸隱的決心。悲嘆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詩共同的內容，後兩者則是陶淵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後來這兩種情緒就越强烈｛可參看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收入《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灣幼師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出版；王國瓔《陶詩中的宦遊之嘆》，《文學遺產》1995年第6期。｝。那種失去自由的無奈之感，成爲這類詩的基調。試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乙已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陶淵明的贈答詩頗能見其對友人的敦厚之情。贈答是古已有之的傳統題材，傳爲蘇李贈答的詩歌以叙離情見長，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以抒幽憤著名，劉楨的《贈從弟》表現了高潔的品格，嵇康的《贈秀才入軍》展示了灑脫的情趣。陶淵明的贈答詩又有他自己的特點：以其真摯的感情、家常的內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熱也不冷淡的語調，爲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長者的形象。如：“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雲》）“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與殷晋安別》）《答龐參軍》是其贈答詩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帷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迹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詩裏有歡聚的回顧，有離別的傷感，也有殷勤的叮嚀，語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類題材之外，陶淵明還有一些以發揮哲理爲主要內容的作品，如《形影神》、《連雨獨飲》，《擬挽歌辭》也可以歸入這一類。這類詩可以視爲玄言詩，但與東晋流行的玄言詩有所不同，幷非“柱下之旨歸，漆園之義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而是將生活中的體驗提煉到哲學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門閥，陶詩中有的寫到宗族關係或對兒子加以訓誡，如《命子》、《責子》、《贈長沙公》等，可見陶淵明也還是重視家族的榮譽和門第的｛《命子》詩，《冊府元龜》作《訓子》，歷數自陶唐以來陶家祖先的業績，于陶侃尤詳。｝。
第三節 陶詩藝術及其淵源
自然：陶詩的總體藝術特徵 日常生活的詩化 情景事理的渾融 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 陶詩的藝術淵源
自然，不僅是陶淵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徵。他作詩不存祈譽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觸就訴諸筆墨，既無矯情也不矯飾。他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又說：“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飲酒序》）由此可見他的創作態度。陶詩的聲吻和節奏，舒緩而沉穩，給人以藹如之感。陶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了他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詩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衹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黃徹所說：“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恐心=石}溪詩話》卷五）｛王叔岷承襲鍾嶸之說又加以擴充，將陶詩分成四類：質直、風力、華靡、溫厚，前三者就其五言詩而言，第四就其四言詩而言。（見其《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刊行，第546頁。）孫靜用真、淳、樸概括陶詩藝術風格，見其《真、淳、樸--陶淵明的美學觀及其藝術風格》一文，《光明日報》1983年3月22日。李華將陶詩的特色概括爲真、大、遠、深，見其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前言》，巴蜀書社1988年出版。｝
陶詩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種開創，就是將日常生活詩化，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的意義和久而彌淳的詩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陸機等等都著重于關乎國家政治的題材，陶淵明著重寫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話寫家常事，寫得詩意盎然。
具體地說，陶詩的藝術物色可以概括爲：
一、情、景、事、理的渾融。陶淵明描寫景物幷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透過人人可見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高于世人之情，寫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詩重在寫心，寫那種與景物融而爲一的、對人生了悟明徹的心境。他無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麽似與不似，衹是寫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詩發乎事，源乎景，緣乎情，而以理爲統攝。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伴隨他鋤草歸來的月亮，依依昇起的炊煙，不嫌他門庭荒蕪重返舊巢的春燕，在中夏貯滿了清陰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壺中的濁酒，以及在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青松、秋菊、孤雲、飛鳥，都已不是尋常的事物，它們既是客觀的又是體現了詩人主觀感情與個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前四句講了“心”與“地”也就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係，衹要“心遠”，不管在什麽地方都不會受塵俗喧囂的干擾。“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一舉首，心與山悠然相會，自身仿佛與南山融爲一體了。那日夕的山氣、歸還的飛鳥，在自己心裏構成一片美妙的風景，其中蘊藏著人生的真諦。這種心與境的瞬間感應，以及通向無限的愉悅，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學千金譜》所說：“籬有菊則採之，採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王漁洋秘本、朱燮增釋《古學千金譜》卷十八，清乾隆五十五年治怒齋刊本。｝《擬挽歌辭》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渾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首詩先寫親友爲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楊”烘托出悲凉的氣氛。然後說人皆有死，誰也不能避免，而一個人的死去對活著的人來說幷無太大的影響，不必過于執著。最後兩句以理語作結，統攝了全詩。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這個困惑被陶淵明勘破了。
陶詩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學說教，而是在生活中親自體驗到的，其中包涵著生活的情趣。陶詩表現了他對宇宙、歷史和人生的認識，是探求其奧秘和意義的結晶，而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樣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語言表現的，取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如：“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其一）“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雜詩》其二）“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一）“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飲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籲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飲酒》其八）這些詩句言淺意深，富有啓示性。清人潘德輿說陶淵明“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養一齋詩話》），是中肯之論。
二、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前人往往用“平淡樸素”概括陶詩的風格，然而陶詩不僅僅是平淡，陶詩的好處是在平淡中見警策；陶詩不僅僅是樸素，陶詩的好處是在樸素中見綺麗。陶詩所描寫的對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鶏犬、豆苗、桑麻、窮巷、荊扉，而且一切如實說來，沒有什麽奇特之處。然而一經詩人筆觸，往往出現警策。陶詩很少用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衹是白描，朴樸素素。如：“種豆南山下”，“今日天氣佳”，“青松在東園”，“秋菊有佳色”，“悲風愛靜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話。然而，平淡之中可見綺麗。又如《擬古》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潜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來了，燕子雙雙回到自己的草廬。一年來自己的門庭日見荒蕪，但仍然堅持著貧窮的隱居生活。有些朋友幷不理解自己的態度，一再勸說出仕。可是燕子卻翩翩而來，絲毫也不嫌棄它們的舊巢以及自己這個貧士。似乎燕子在問詩人：我的心是堅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樣堅定嗎？這首詩好像一個美麗的童話，淺顯平淡卻有奇趣。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例如：“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其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兩個“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尋味。又如：“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鶏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歸園田居》其五）一條山澗、一隻鶏、一根荊薪，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經詩人點化便有了生活情趣，顯示出他對鄰人的親切，以及農村淳樸的風俗。“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淡的十個字便寫出了雪的輕柔之美。關于陶詩的這個特點，蘇軾概括爲“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與蘇轍書》），十分精闢｛朱光潛對蘇軾的話有詳細的發揮：“陶詩的特點在平、淡、枯、質，又在奇、美、腴、綺。這兩組恰恰相反的性質如何能調和在一起呢？把它們調和在一起，正是陶詩的奇跡；......陶詩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不綺，因爲它恰到好處，適得其中；也正因爲這個緣故，它一眼看去，卻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亦綺。”見《詩論》，《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卷第265頁。｝。
陶詩的語言不是未經錘煉的，衹是不露痕迹，顯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問所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例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擲”字、“貯”字，這三個動詞都是常見的，看似平淡卻很精彩，不可更易。
關于陶詩的藝術淵源，鍾嶸《詩品》曰：“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其後多有反對此說的，今人則多表示贊同。從今存應璩詩以及關于應璩的傳記資料看來，他與陶淵明很不一樣，與其說陶詩源于應璩，不如說源于漢、魏、晋諸賢，應璩一人不足以籠罩他。如果一定要說得具體些，可以說陶詩源于《古詩》，又紹阮籍之遺音而協左思之風力。魏晋詩歌在他那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參見袁行霈《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說辨析》，《國學研究》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第四節 陶淵明的散文與辭賦
《五柳先生傳》中的自我形象 《歸去來兮辭》與文學中的回歸主題 《桃花源記》的理想模式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于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實不下于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傳》衹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贊語，卻爲自己留下一篇神情畢現的傳記。《晋書·陶潜傳》曰：“潜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在陶淵明之前，司馬遷寫過《自序》，王充寫過《自紀》，但那分別是《史記》和《論衡》的自序，帶有自傳性質而已。阮籍寫過《大人先生傳》，雖然借著大人先生表現了自己的志趣，但幷不是自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取正史紀傳體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叙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的首創。此後，王績的《五斗先生傳》、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都是深受其影響的。《五柳先生傳》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極其簡潔的筆墨表達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劃出一條與世俗的界限，從而塑造了一個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爲寄托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所寫歸途的情景，抵家後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來年春天耕種的情景，都是想像之辭，于逼真的想像中更可看出詩人對自由的嚮往。文中不乏華彩的段落，跌蕩的節奏，舒暢的聲吻，將詩人欣喜欲狂的情狀呈現于讀者面前。對于後人來說，一切的回歸，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著這篇文章來抒發，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歐陽修說：“晋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雖未必是嚴謹的評論，但此文之高妙實在是難以倫比的。
《桃花源記》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處，描寫了一個美好的世外仙界｛參見葛兆光《從出世間到人世間》，《文學史》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5頁。｝。不過應當强調的是，陶淵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處：在那裏生活著的其實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羣避難的人，而不是神仙，衹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們的和平、寧靜、幸福，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取得的。古代的許多仙話，描繪的是長生和財寶，桃花源裏既沒有長生也沒有財寶，衹有一片農耕的景象。陶淵明歸隱之初想到的還衹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經不限于個人，而想到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人民的幸福。陶淵明邁出這一步與多年的躬耕和貧困的生活體驗有關。雖然桃花源衹是空想，但能提出這個空想是十分可貴的｛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認爲：它不僅是寓意之文也是紀實之文：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其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其紀實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其寓意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加以點綴而成，《擬古》其二可以互相參證。原載《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1936年出版，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
第五節 陶淵明的典型意義
詩人陶淵明的被發現 士大夫的精神家園 不爲五斗米折腰 酒與菊
陶淵明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爲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顏延之《陶征士誄》盛贊其人品，而對其文學衹有一句評論曰：“文取指達。”鍾嶸《詩品》將他列入中品。｝。蕭統是第一位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蕭統《陶淵明集序》曰：“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見《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到了宋朝，特別是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才真正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朱熹對陶淵明贊頌備至，如：“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賄。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見陶澍《靖節先生集》附錄“諸家評陶匯集”）“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明刊本）南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是現存最早的注本。他據韓駒對《述酒》詩的評論，詳加考釋，認爲此詩是爲劉裕篡晉而作。此說影響很大。｝，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幷獲得了世界的聲譽｛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展開了對陶淵明的大討論，有一種意見認爲陶淵明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無論在當代還是對後代都起著引人走向消極道路的促退作用；有人則對他抱肯定態度。經過討論，對陶淵明抱肯定態度的占了上風。《文學遺產》編輯部將這次討論中的重要論文編成《陶淵明討論集》，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關於陶淵明在國外的影響，據不完全的統計，其作品有日、韓、俄、德、英、法、捷克等文字的譯本或選本，另有大量研究論著。｝。
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幷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爲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韋鳳娟《論陶淵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一文認爲，屈原代表了載道文化，陶淵明代表了閑情文化。陶淵明所代表的這種文化模式深刻地契合了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封建士大夫獨特的文化心理。宋元以來成爲他們的認同對象，備受推崇。見《文學遺產》1994年第2期，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由于陶淵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爲他的象徵。古代文人愛酒的不少，但能識酒中之深味的，從飲酒中體悟人生真諦的，陶淵明是爲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關於魏晉文人與酒之關係，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有精辟的論述，見《而已集》。王瑤《文人與酒》曰：“所謂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種在冥想中超脫現實世界的幻覺。”見其《中古文學史論》。｝，酒和陶淵明的生活及其文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阮籍飲酒有以醉逃禍和借酒澆愁的意味，陶淵明則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陶淵明寫菊其實幷不多，一共六處，但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兩句詩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國文學裏象徵著高情遠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徵陶淵明的還有“孤雲”：“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咏貧士》其一）陶淵明生前是孤獨的，他的詩歌是一個孤獨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輝在他死後才逐漸放射出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夢李白》其二），杜甫的這兩句詩用在陶淵明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