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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晋詩壇上承建安、正始，下啓南朝，呈現出一種過渡的狀態。西晋與東晋又各有特點，西晋詩壇以陸機、潘岳爲代表，講究形式，描寫繁復，辭采華麗，詩風繁縟。左思的《咏史》詩，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當時獨樹一幟。郭璞的《游仙詩》借游仙寫其坎壈之懷，文采富艶。東晋詩壇被玄風籠罩，以王羲之、孫綽、許詢爲代表的玄言詩人，作品缺少詩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雖在當時被視爲正宗，卻無生命力。東晋末年的偉大詩人陶淵明，開創了描寫田園生活的風氣，成爲魏晋古樸詩風的集大成者。
第一節 陸機、潘岳與太康詩風
政治漩渦中詩人們的浮沉 逞才成爲創作的目標 繁縟：太康詩風的特徵
陸機、潘岳是西晋詩壇的代表｛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出身士族，祖遜，父抗，皆三國吳重臣。少時曾任吳牙門將，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讀。太康十年（289）左右，與弟雲同至洛陽，爲著名詩人張華所愛重，名動一時，時稱“二陸”。歷仕爲太子洗馬、著作郎、中書郎等職，後成都王薦爲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馬穎舉兵伐長沙王，以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敗受譖，爲穎所殺。原有集，已佚。南宋徐民瞻得遺文十卷，與陸雲集合刻爲《晉二俊文集》，明代陸無大據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陸士衡集》。中華書局刊有點校本《陸機集》。今存詩107首，文127篇（包括殘篇）。《晉書》有傳。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陽中牟（今屬河南）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神童。曾任河陽令、著作郎、散騎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等職。諂事貴戚賈謐，預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趙王倫專政，中書令孫秀誣其謀反，族誅。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潘黃門集》。今存詩18首，《悼亡詩》三首爲其代表作；另存文61篇。《晉書》有傳。｝，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潘爲代表的西晋詩風｛鍾嶸《詩品序》：“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即舉張協、張載、張亢兄弟，陸機、陸雲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作爲西晉詩壇之代表人物。《詩品序》又云：“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太康體”，注云：“晉年號，左思、潘岳、三張、二陸諸公之詩。”《宋書·謝靈運傳論》則云：“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元康（晉惠帝年號，291~299）也可視爲西晉詩壇的代稱。｝。
晋武帝司馬炎代魏之後不久，天下重歸于一統。當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晋書·武帝紀》），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比三國紛爭時有較大發展。士人們重新燃起從政熱情，願爲新朝效力，陸機、陸雲自吳入洛，就是一個例證。原曹魏政權中的文人，轉投司馬氏政權者，爲數更多。統治集團爲鞏固政權的需要，也盡力拉攏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內部矛盾十分複雜，文人們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幾經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劇。
張華因爲支持武帝伐吳得到封賞，確立了他此後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陸機兄弟太康間入洛陽，經張華延譽，得到任用。後來，張華被武帝岳父權臣楊駿所忌，不得參與朝政。惠帝時，賈謐專權，當時文人多投其門下，潘岳、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琨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稱｛《晉書·賈謐傳》：“謐好學，有才思。既爲（賈）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潘岳與石崇爭事賈謐，構陷湣懷太子，尤爲人詬病。此後，政治矛盾日趨白熱化，戰爭一觸即發。對于這種情形，詩人們雖有所認識，卻未能急流勇退。張華晚年，其子勸其退位，不從，說要“靜以待之，以候天命”（《晋書·張華傳》）。潘岳得勢時，其母勸他要“知足”，“而岳終不能改”（《晋書·潘岳傳》）。顧榮、戴若思看到天下將亂，勸陸機還吳，陸機不從（《晋書·陸機傳》）。這種處世態度，導致了詩人們在“八王之亂”中多被殺戮的悲劇命運。永康元年（300）趙王司馬倫廢賈後，誅賈謐，拉攏張華參與其事，張華拒絕，被殺。潘岳、石崇、歐陽建等人亦于同年爲趙王倫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馬穎等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率20萬大軍爲前鋒，兵敗受讒，被司馬穎殺害。“八王之亂”本無是非可言，陸、潘等詩人爲之喪命，是混亂年代造成的悲劇，也是他們熱衷功名的後果。
西晋詩人多以才華自負，他們努力馳騁文思，以展現自己的才華。陸機《文賦》說“辭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爲了逞才，他們對當時最能表現才華的辭賦都十分重視｛陸機今存賦近五十篇，《文賦》、《豪士賦》等皆負重名。潘岳的賦，《文選》收錄八篇，《秋興賦》、《閑居賦》、《寡婦賦》等皆爲名篇。左思的《三都賦》，亦負盛名。｝，辭賦創作既爲他們帶來巨大的聲譽，又使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而他們的文才，也的確十分突出｛如張華見到陸機、陸雲兄弟，驚嘆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他還說陸機爲文，“才”患“太多”（《世說新語》劉注引《續文章志》）。鍾嶸說：“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品上》）劉勰稱陸機“才優”（《文心雕龍·熔裁》）。其他詩人亦以才見稱，如“左思奇才”（《文心雕龍·才略》）；張載“有才華”（《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鍾嶸《詩品上》）；潘尼“有清才”（《文選》注引《文章志》）；夏侯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名亞潘岳”（《世說新語·文學》引《文士傳》）；成公綏“少有俊才”（《文選·嘯賦》注引臧榮緒《晉書》）。｝。
由于時代的原因，潘、陸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出阮籍那種寄托遙深的作品，他們的努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進步，幷表現出繁縟的詩風。
摹擬《詩經》、漢樂府和《古詩》，成爲當時的風氣。陸機的《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寺》八章、《與弟清河雲詩》十章，潘岳的《關中詩》十六章、《北芒送別王世胄詩》五章等，均爲四言體的名篇，這些詩學習《詩經》，但文辭趨向華美。在《樂府詩集》的《相和歌辭》中，大多數曲調都有陸機的擬作。其中陸機的其他樂府詩也往往成爲後來擬作同題樂府詩的樣本｛參見曹道衡《陸機的思想及其詩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第1期。｝。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擬《古詩十九首》的，在內容上皆沿襲原題，格調上變樸素爲文雅，顯示出詩歌文人化的傾向，其總體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陸機有時能够擬得維妙維肖，有些地方還另有特色，已屬難能可貴，所以鍾嶸《詩品序》將陸機擬古也列爲“五言之警策”。
在詩歌技巧方面，陸機、潘岳諸人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與漢魏古詩不同的藝術風貌：繁縟。正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實，陸機在《文賦》中已經强調了這一點：“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綉，凄若繁弦。”這幾句話正好可以用來評價他自己的詩風。“繁縟”，本指繁密而華茂，後用以比喻文采過人｛曹植《七啟》：“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寫寶劍被裝飾得五彩斑斕，非常華麗。《文心雕龍·體性》：文體有八，五曰繁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指出繁縟爲詩文風格之一，其特點是文采華麗，枝葉眾多。｝。分而言之，繁，指描寫繁復、詳盡，不避繁瑣。縟，指色彩華麗。《說文》曰：“縟，繁彩也。”《晋書·夏侯湛潘岳張載傳論》說：夏侯湛“時標麗藻”，“縟彩雕煥”；“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岳實含章，藻思抑揚”；“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指出潘、陸、夏侯湛、張載、張協等人詩歌繁縟的特徵。
與漢魏古詩相比，太康詩風“繁縟”的特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語言由樸素古直趨向華麗藻飾
陸機的《擬古詩》，可以爲華麗藻飾的代表。試舉《古詩·西北有高樓》與陸機擬作比較如下：
△古詩·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擬西北有高樓 陸機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伫立望日昃，躑躅再三嘆。不怨伫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這兩首詩內容相同，每兩句所描繪的具體情景相似，結構也一致。可是風格有樸素與華麗之別。陸機、潘岳其他的詩作，以及張華的《情詩》、《輕薄篇》、《美女篇》等，與此類似。
二、描寫由簡單趨向繁復
試以《猛虎行》爲例，《猛虎行》古辭爲：“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爲誰驕。”魏文帝、明帝的擬作也很簡單（見《樂府詩集》卷三十一），陸機的擬作大大地豐富了原作的內容，文辭委婉曲折，而以繁復取勝：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雲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這首詩寫自己在外行役的經歷，雖然壯志難酬，仍不改“耿介”之懷。情、理結合自然，描寫景物細緻而生動，是陸詩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詩》三首，其一寫喪妻後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俯仰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仿佛，翰墨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詩中叙亡妻葬後，自己準備赴任時的所見所感，筆觸細膩，低徊哀婉。其二、其三雖然描寫的具體情景有所變化，但總的意思與第一首相近，顯得重復。所以，清人陳祚明說：“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筆，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所嫌筆端繁冗，不能裁節，有遜樂府古詩含蘊不盡之妙耳。”（《採菽堂古詩選》卷十一）
三、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
例如陸機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詩》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鶏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伫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岩，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這兩首詩寫自己被召入洛時留戀家鄉之情和前途未卜的憂慮。除首尾之外，幾乎都是偶句。其駢偶化的程度不但爲漢詩所未見，而且也大大超過了曹植、王粲的詩作。另如陸機的《招隱》詩、《悲哉行》及一些擬古詩也多偶句。潘岳的《金穀集作詩》、《河陽縣作詩》二首、《在懷縣作詩》二首以及張協的《雜詩》等，也大量運用偶句。陸、潘諸人爲了加强詩歌鋪陳排比的描寫功能，將辭賦的句式用于詩歌，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他們詩中山水描寫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寫山姿水態，爲謝靈運、謝朓諸人的山水詩起了先導的作用。
總之，追求華辭麗藻、描寫繁復詳盡及大量運用排偶，是太康詩風“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現。從文學發展的規律來看，由質樸到華麗，由簡單到繁復，是必然的趨勢。正如蕭統所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選序》）陸、潘發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
第二節 左思與劉琨
咏史詩的淵源與特徵 寒士的不平與抗爭 典以怨的詩風與建安風骨的再現劉琨的詩
左思曾以《三都賦》名震京都｛左思生卒年不可確考，此處用劉文忠說，見其《左思評傳》（收入山東教育出版社《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屬山東）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醜口訥而博學能文。《晉書》本傳謂其構思十年，寫成《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泰始八年（272）左右，曾任秘書郎。惠帝時依附賈謐，爲“二十四友”之一。謐被誅，乃退隱，專攻典籍。晚年舉家遷冀州，數年後病終。原有集，已佚，後人輯有《左太沖集》。今存賦兩篇，詩14首。《晉書》有傳。｝，但奠定其文學地位的，卻是其《咏史》詩八首｛《文心雕龍·才略》曰：“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咏史》。”謝靈運則曰：“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鍾嶸《詩品》引）鍾嶸《詩品》將左思列在上品，足見其地位之高。｝。
以“咏史”爲詩題，始于東漢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詩，直書史實，鍾嶸評爲“質木無文”（《詩品序》）。曹魏時，王粲、阮瑀有《咏史詩》，曹植有《三良詩》，與左思同時的張協也有《咏史》詩。
左思的咏史詩，既受前人的影響，又有一定創新。明代胡應麟說：“太沖《咏史》，景純《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八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社，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詩藪》外編卷二）對咏史詩的流變及左思《咏史詩》的價值，概括得相當準確。清人何焯則認爲左思的《咏史》詩是變體：“咏史者不過美其事而咏嘆之，隱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自攄胸臆，乃又其變。”（《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從咏史詩的發展先後順序來看，以“隱括本傳”者爲正體，以“自抒胸臆”者爲“變體”，幷不爲錯，然而左思之“變體”，成就遠遠超過了前人的正體｛劉學鍇將魏晉南北朝的咏史詩分爲三類：一類以歌咏歷史人物的品行事跡爲主，又有偏於抒情議論和偏於敘事兩種，前者以王粲等咏三良爲代表，後者如左延年、傅玄的《秦女休行》等；一類以歌詠歷史事件爲主，如阮籍《咏懷·駕言發魏都》等；一類系借咏史以抒懷，左思《咏史》八首爲其代表。以上三類，簡括是咏人、咏事、咏懷。見劉學鍇《李商隱咏史詩的主要特徵及其對古代咏史詩的發展》，載《文學遺產》1993年第1期。｝。
左思《咏史》詩的內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對士族的蔑視與抗爭。西晋時，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很難進入政權中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晋書·劉毅傳》）。左思出身寒微，雖然爲文“辭藻壯麗”，卻無進身之階。大約在左思20歲時，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納爲美人，左思全家遷往洛陽，不久，他被任命爲秘書郎。但畢竟出身寒門，終不被重用。在門閥制度的重壓下，他壯志難酬，寫了《咏史》八首以抒懷。其中有的表達對門閥制度的不滿及對豪右的蔑視；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價值；有的慨嘆寒士生活的困頓。如其二：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世胄佔據高位，寒士屈沉下僚，這是門閥制度造成的，幷且由來已久。第七首慨嘆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四位賢才的厄運。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寫他們未遇時，有窮困致死、身填溝壑之憂，感嘆：“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這是對古代門閥制度的控訴。
《咏史》其四前半極寫王侯貴族的豪奢生活，後半寫辭賦家揚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後的不朽聲譽，以反襯貴族之速朽。其六云：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舉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詩中贊揚了荊軻、高漸離等卑賤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達了對豪門權貴的蔑視。作于平吳之前的第一首云：“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爲國立功，但其終極目標卻是“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第三首借著贊揚段幹木和魯仲連，肯定寒士能爲國排憂解難，又不圖封賞，歌頌他們視功名富貴如浮雲的態度。最能表現左思氣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這首詩先寫宮延和王侯第宅之豪華，接下來用“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將前面的渲染一筆抹倒，對功名富貴表示了極度的鄙棄。他說自己只願作一位像許由那樣的高士。此詩末尾“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句，是這組詩中的最强音。
鍾嶸《詩品》置左思于上品，評其詩曰：“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他的詩多引史實，故曰“典”。借古諷今，對現實政治持批評態度，故曰“怨”。而借古諷今又能做到深刻恰當，故曰“精切”。他的詩能起到諷諭作用，故曰“得諷諭之致”｛參見袁行霈著《中國文學史綱要》（二）第二章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鍾嶸《詩品》還說左思的詩“出于公幹”，公幹即建安詩人劉楨。在論及陶淵明時則說“又協左思風力，”“風力”與“風骨”義近。鍾嶸標舉“左思風力”，含有左思再現了建安風骨的意思，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開創了咏史詩借咏史以咏懷的新路，成爲後世詩人效法的範例，這是他對中國詩歌史的獨特貢獻，所以前人評云：“創成一體，垂式千秋。”（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卷十一）
劉琨早年生活豪縱｛劉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縣）人。少時豪縱，後任並州刺史等職，多次與劉聰、石勒作戰，兵敗，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因故爲段所殺。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劉中山集》。今存詩四題11首。｝，且慕老、莊，後來參加衛國鬥爭，思想感情發生變化，聞鶏起舞的故事，最能見其性格。《扶風歌》是劉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幷州刺史，募兵千餘人，歷盡艱辛才到達任所晋陽，詩寫途中經歷和激憤、憂慮之情：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禦飛軒。據鞍長嘆息，泪下如流泉。系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復陳，重陳令心傷。
劉琨被段匹磾拘時寫了《答盧諶》和《重贈盧諶》，是劉琨的絕命詩。《晋書·劉琨傳》說二詩“托意非常，攄暢出憤”，後一首感慨尤深。
劉琨的詩感情深厚，風格雄峻，亦與建安風骨一脉相承｛關於劉琨的詩，參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綱要》（二），第二章第三節。｝。
第三節 郭璞的游仙詩
游仙詩溯源 乖遠玄宗與坎壈咏懷 文采富艶寄托高遠
詩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爲題材則可上溯到戰國時期。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十二將早期的游仙詩分爲兩類：“游仙諸詩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騷人才士不得志于時，藉此以寫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爲《仙真人詩》，游行天下，令樂人歌之，乃其惑也，後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詩雖工，何取哉？”朱乾認爲前一類游仙詩出于屈原之《遠游》，《遠游》中“悲時俗之迫厄兮，將輕舉而遠游”二句是此類詩之主旨。後一類起于秦代，《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原詩已佚，其內容當不出求仙訪藥、追求長生之類。繼承前一類的有曹植的《五游咏》、《遠游篇》、《仙人篇》、《游仙詩》等，寫游仙不過是抒其憤世之情。繼承後一類的有漢樂府《吟嘆曲·王子喬》、《董逃行》、《長歌行》等，都以求仙爲主旨。
郭璞的游仙詩｛郭璞（276~324），字景純，河南聞喜（今屬山西）人。博洽多聞，好經術，擅詞賦，通陰陽曆算、卜筮之術。東晉初官著作佐郎，後爲王敦記室參軍。以勸阻敦起兵，被殺。追贈弘農太守。好古文奇字，釋《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隋書·經籍志》記載有“晉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今不存。明人輯有《郭弘農集》。今存辭賦10篇，較完整的詩18首。《晉書》有傳。｝，今存19首，其中有9首爲殘篇｛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鍾嶸《詩品》還存“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兩個斷句。｝。鍾嶸《詩品》說郭璞的《游仙詩》“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咏懷”，這是很確切的評價。但是，由于當時玄言詩盛行，其《游仙詩》又多寫隱逸生活，所以許多評論家將其詩與玄言詩聯繫起來｛《世說新語·文學》引《續晉陽秋》曰：“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南齊書·文學傳論》云：“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這種說法其實幷不符合郭璞的爲人和創作實際。玄言以老莊爲思想基礎，老莊主張無爲、逍遙。老莊的隱逸，是一種自我保全、超世絕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書·郭璞傳》說他“好經術”，其立身行事始終接近儒家。《晋書》所載他的一些奏疏，持論皆以儒家經典爲本。他身處西晋末年的戰亂，雖屈沉下僚，卻始終留意仕進。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書·郭璞傳》）。所以他的《游仙詩》寫隱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棄仕途；他所抒發的不是莊子的那種逍遙精神，而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郭璞在王敦謀反事件中的礦產資源，最能見其氣節。《晉書·郭璞傳》載：王敦將反，溫嶠、庾亮請郭璞卜筮，郭沉吟未答，溫、庾又讓郭卜二人之吉兇，郭曰“大吉”，這實際上是暗示溫、庾必然成功。溫、庾因此受到鼓舞，力勸明帝討伐王敦。而王敦將舉兵時，也讓郭璞占卦，璞曰：“無成。”王敦不滿，又使璞卜自己的壽命，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王聽後大怒曰：“卿壽幾何？”郭璞回答說：“命盡今日日中。”王敦聽到這一回答，怒不可遏，遂殺郭璞。在這一關係到國家安危和個人生死的事件中，郭璞雖以術士的面目出現，表現出來的卻是儒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這與道家全身遠禍的思想大相徑庭。｝。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壯志難酬時的精神寄托，是抒發其苦悶情懷的一種特殊方式。
《游仙詩》的第一、二首，集中寫其隱逸之情，如其一：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溪可潜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時則保龍見，退以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此詩寫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隱逸，山林之樂勝于求仙。隱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塵世，則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最能顯示其“坎壈”之懷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潜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泪緣纓流。
《游仙詩》也有幾首是寫神仙世界的，但多別有懷抱，如第三首含有諷刺權貴勢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誡統治者災禍將至之意。正如陳祚明所說：郭璞“《游仙》之作，明屬寄托之詞，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採菽堂古詩選》卷十二）。
西晋後期至東晋初年，詩道不振，孫楚、潘尼、曹攄、棗腆諸人之詩，玄理漸多，平淡寡味，故鍾嶸說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而郭璞《游仙詩》則以文采富麗見稱于時。王隱《晋書》說郭璞“文藻粲麗”（《世說新語·文學》劉注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曰：“景純艶逸，......仙詩亦飄飄而淩雲矣。”鍾嶸《詩品》評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詩與這類作品相反，無論是寫隱逸還是寫神仙，都無枯燥的說理，而是以華美的文字，將隱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風物都寫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這在當時是高出儕輩、獨領風騷的，故劉勰說其“足冠中興”，鍾嶸評爲“中興第一”。
郭璞借游仙寫其坎壈之懷，繼承了《詩》、《騷》的比興寄托傳統。朱自清說：“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咏史，游仙，艶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創始的人。”（《詩言志辨·比興·賦比興通釋》）的確，郭璞以游仙寫失意之悲，與左思借咏史抒牢騷不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四節 王羲之與蘭亭唱和
《蘭亭集序》與蘭亭詩 蘭亭詩的文題及審美價值 文人雅集詩酒唱和及其對後代的影響
王羲之是東晋著名文士｛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司徒王導從子。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工書法，早年從衞夫人學，後改變初學，草書學張芝，正書學鍾繇，並博采眾長，自成一家，後世尊爲“書聖”。《晉書》有傳。｝，爲人率直、灑脫。他雖出身高門，卻淡薄宦情，好隱居，與清談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爲樂。《東晋·王羲之傳》說他：“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幷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王羲之與朋友們倘佯于會稽的明山秀水之間，詩酒風流，逍遙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會，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的蘭亭之會｛《水經注》卷四十浙江水注：“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紹興府志》謂蘭亭之會在蘭渚山，山“在山陰西南二十七里處，即《越絕書》勾踐種蘭渚田，及王羲之修禊處”。｝。聚會的起因源于“修禊”這一習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東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後來發展爲暮春之初在水邊宴飲嬉游，祓除不祥的意義反而退居其次，蘭亭之會就是如此。此次聚會名流薈萃，規模宏大，與會者多達四十餘人｛蘭亭之會的人數，《世說新語·企羨》引《臨河敘》云41人，未說是否包括羲之本人。宋人施宿等撰《會稽志》卷十引《天章碑》，列42人名字。唐末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所列人名中有支遁，爲《天章碑》所無，未知孰是。｝。聚會的目的主要是欣賞山水，飲酒賦詩。爲了增加趣味，採取流觴賦詩的方法，流觴所至，即席賦詩。作詩的規矩當是每人作四、五言詩各一首。此次聚會，王羲之、謝安、孫綽等11人成四、五言詩各一首；郗曇等15人各成詩一首；謝瑰、卞迪等16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此據《天章碑》。｝。共成詩37首，編爲《蘭亭集》。
蘭亭之會在後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寫了一篇《蘭亭集序》｛此帖用蠶繭紙、鼠尾筆書，凡28行，324字，有重文者，字體悉異。關於《蘭亭集序》，宋人認爲其中“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二句非羲之思想，據此判定《蘭亭集序》的文本及書法皆非羲之所作。郭沫若即力主此說。商承祚則從書法史的角度力證《蘭亭集序》非僞。關於這些序文，可參考宋人桑世昌《蘭亭考》、文物出版社《蘭亭論辯》。｝。其文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故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記述這次盛會概況，寫山水之美，飲酒吟咏之樂，後半由眼前之樂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結，令人遐思無限。
蘭亭詩的內容，或抒寫山水游賞之樂，表現山水審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發玄理。寫游賞的樂趣，包括山水之美、飲酒之樂、臨流賦詩之雅興，其中心內容是在美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得到的審美愉悅。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氣載柔。咏彼舞雩，異世同流。”“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咏言有餘馨。”孫統：“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還有一些詩是寫在山水陶冶中忘記憂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澗激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王徽之：“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王蘊之：“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這一部分內容，大致相當于王羲之《蘭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覽中體認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這是從山水游賞中體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謝安：“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則是抒發萬物渾一、不辨彭殤的玄理。
蘭亭詩無論是寫山水還是寫玄理，藝術水平都不高，但標志著詩人已開始留意山水審美，幷從山水中體悟玄理。這種嘗試預示著山水詩將要興起。蘭亭雅集對中國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響，同時對詩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動作用。
第五節 孫綽、許詢與玄言詩
東晋文人的心態 玄釋合流 心隱與適意：因循自然與玄理的闡發
玄言詩興盛于東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學及清談之風興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東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態有關。
公元318年，司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東晋王朝。此時北方五胡交戰，兵連禍結，幷時時覬覦江南。東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數次北伐，均告失敗。北方既不可恢復，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來。起源于中朝的清談之風，也被過江諸人帶至東晋，幷且風氣日熾。是否善于談玄，成爲分別士人雅俗的標準。東晋歷史上兩位最重要的宰輔王導和謝安，皆善玄談，處理朝政也務在清靜。“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晋書·庾亮傳》）；“爲政務在清靜”（《晋書·王導傳》）。謝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晋書·謝安傳》）。這種心態對東晋文人影響很大。玄言詩的興盛，便是在這種心態下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混合的産物｛關於玄釋合流，參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東晋玄言詩的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家於會稽。少以文才著稱。初爲章安令，轉永嘉太守，後至廷尉卿，領著作。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作家。亦能賦，其《遂初賦》、《游天臺山賦》頗有名。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孫廷尉集》。《晉書》有傳。 許詢（生卒年不詳），字玄度，高陽（今河北蠡縣）人。司徒府召爲掾屬，不就。曾爲道士，隱居永興（今浙江蕭山縣），早卒。長於五言詩，與孫綽同爲東晉著名玄言詩人。原有集，已佚。今存詩數首，多系殘篇。其事跡見於《晉書》及《世說新語》等書。｝。對此，《續晋陽秋》、《宋書·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皆有一致的看法。東晋玄言詩的發展，與佛教的流行大有關係，故玄釋合流，成爲東晋孫、許等人玄言詩的重要特點。玄釋合流，在當時相當普遍，如王導、謝安、簡文帝、孫綽、許詢、王羲之、殷浩等人與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釋道安、竺法汰等過從甚密，佛學與玄學受到同樣的尊重。名士如孫綽、許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莊之學，玄佛互相滲透。《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支遁在瓦官寺講《小品》，竺法深、孫綽等皆共聽。又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即後來的簡文帝）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孫綽曾作《道賢論》，以“竹林七賢”配七位名僧｛以法戶配山濤，以帛法祖配嵇康，以法乘配王戎，以竺道潛配劉伶，以支遁配向秀，以于法蘭配阮籍，以于道邃配阮咸。｝。孫綽那篇自詡爲“擲地作金石聲”的《游天臺山賦》，即將玄言與佛理融合爲一，如“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釋參用。
玄釋合流，給東晋玄言詩人的思想和生活帶來很大影響。思想上，支遁注《逍遙游》之新義，爲衆人所接受。東晋士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又處于較爲安定富足的生活環境中，沒有採取老莊以至阮籍、嵇康那樣鄙棄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隱”，無論在朝在野，只求適意而已。以幽雅從容的風度，過著風流瀟灑的生活。當時方內名士與方外高僧無不追求這種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的主體，便是山水、清談和詩酒風流。東晋玄言詩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産生、發展的。
東晋玄言詩的特點，鍾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從現存玄言詩來看的確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詩人雖多與名僧交往，但玄釋合流，主要體現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現存的玄言詩中，沒有多少佛學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詩中，也是以抒發老莊玄理爲主。玄言詩中也有形象性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試以孫綽《秋日詩》爲例：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凉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後雕。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淡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此詩寫仲秋時分萬木蕭條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撫菌”句用《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語義，寫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語義，寫自己的節操志向。“垂綸”二句直抒厭棄市朝之情。末二句用《莊子·秋水》的典故，說自己這種逍遙林野的生活，跟莊子的濠上之游沒有什麽區別。
支遁的《咏懷詩》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詩，第一、二首直叙老莊哲理，語言枯燥，內容玄虛；後三首有游仙詩的意味，形象與玄理也未能統一。第四首中所說“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正是東晋士人“心隱”生活的絕妙寫照。
釋道安的弟子慧遠及其道友、文友，開始以佛理入詩，如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在寫山水游樂的同時，抒發佛理。劉程之、王喬之、張野各有一首《奉和慧遠游廬山詩》。其餘如張翼有《贈沙門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淵詩》，王齊之有《念佛三昧詩》四首，或咏佛理，或寫佛境，也受到玄言詩的影響｛參見王鐘陵《中國中古詩歌史》第八編《大量引入玄理的東晉詩》之第三章《應給予雙向評價的玄言詩》，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東晋玄言詩本身的藝術價值幷不高，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如謝靈運的山水詩，白居易諸人的說理詩，宋明理學家之詩，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詩在東晋百年間佔據主導地位，畢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環。玄言詩爲詩歌說理所積累的正反面經驗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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