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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時代，“三曹”、“七子”幷世而出，爲中國詩歌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幷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的典範｛建安（196~220）是漢獻帝的年號，建安文學指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時代的文學創作，大致包括漢獻帝和魏文帝、明帝時期的文學。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建安文學”實應包括此二體在內。｝。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采氣骨兼備。曹氏父子的創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徒詩的轉變，爲五言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以曹氏父子爲中心，王粲、劉楨等“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
正始時期司馬氏專權，政治險惡，作家陷于極度苦悶之中。阮籍的《咏懷》組詩，用比興的手法，隱晦曲折地抒發感慨、批判現實，形成了與建安文學不同的風貌。
第一節 曹操與曹丕
學習漢樂府結出的碩果 曹操的文壇領袖地位 曹丕與七言詩
曹操是漢末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故其出身爲清流所鄙視。他少年時生活放蕩，機敏有權術，靈帝時任議郎，獻帝時參加討董卓，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至許昌，受封大將軍及丞相，後來又進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病卒。其子曹丕代漢自立後，追封他爲魏武帝。｝。出身微賤，少時任俠放蕩，好權術，喜“刑名之學”，爲人簡易無威重。年輕時曾被當時名士許劭評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曾隨袁紹伐董卓，後迎獻帝遷都許昌，自任大將軍和丞相，“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爲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多才多藝，對書法、音樂、圍棋都相當精通｛張華《博物志》：“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于戎馬倥偬之餘，不廢吟咏，創作了不少出色的詩歌。王沈《魏書》說他“文武幷施，禦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他曾收羅人才，對幾乎失傳的漢代音樂、歌舞進行了整理｛《晉書·樂志上》：“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樂，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曹操的詩，現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詩，其內容和寫作方法都與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詩反映了漢末戰亂的現實和人民遭受的苦難，如《蒿裏行》寫的是初平元年（190）關東義軍聯合討伐董卓的歷史事件：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鶏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詩歌如實地描寫了義軍由聚而散的情形，對袁紹等將領各懷私心、畏葸不前之態進行了揭露和批評。詩末六句對長期的戰亂給社會和百姓造成的災難、痛苦，深表關懷和同情。其中也體現了曹操作爲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國家、統一疆土的胸懷和抱負。這些詩歌，由于反映現實深刻真實，因而被後人稱爲“漢末實錄”（鍾惺《古詩歸》卷七）
曹操樂府較多描寫他本人的政治主張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前者如《度關山》，提出“立君牧民，爲之軌則”，主張以法治理國家；同時還提倡要省刑薄賦，貴尚節儉。如《對酒》描繪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圖景：“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後者如《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充分表達了詩人求賢若渴的心情以及統一天下的壯志。
《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我國現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詩，寫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動蕩不安的性格：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詩歌以雄健的筆力，生動飽滿地描繪了滄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羣星的氣魄，也正是詩人博大襟懷的影寫。
曹操詩是學習漢樂府結出的碩果。他採用樂府古題寫時事｛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並非創作曹操，東漢明帝東平王劉蒼《武德舞歌詩》及和帝時人王渙所作《雁門太守行》，都是按舊譜填新詞者，實爲曹氏父子擬古樂府之先聲。說見羅根澤《樂府文學史》第二章《兩漢之樂府》，北平文化社1931年版。｝，比如漢樂府的《薤露》和《蒿裏》本是挽歌，曹操卻用來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又如《陌上桑》本寫羅敷的故事，曹操改爲寫求仙；《秋胡行》本寫秋胡戲妻，曹操用來抒發欲乘時努力，早成就霸業而前路坎坷、時勢艱難的感慨。他的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既反映現實，又有很深的感慨，語言古樸率真，所以胡應麟說曹操《短歌行》等詩是“漢人樂府本色尚存”（《詩藪》內編卷一）｛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說：“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蒼莽，然比之漢人《東西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雁門大守行》。《氣出唱》三首類《董逃》，《秋胡行》二首類《滿歌》。”指出曹操詩與漢樂府之間的關係。｝。他的詩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氣，鍾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詩品》）；陳祚明評其詩“跌宕悲凉，獨臻超絕”（《採菽堂古詩選》卷五）；馮班評其爲“慷慨悲凉”（《鈍吟雜錄》）。如其《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接連用“神龜”、“騰蛇”和“老驥”三個比喻，從正反兩面引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主題，情懷慷慨，真氣回蕩。宋敖器之《詩評》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是對曹操詩歌風格的確切評價。就藝術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詩也爲已經板滯僵化了的四言詩體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他不僅以自己的創作開風氣之先，影響了一代詩風，而且還以其對文學的倡導，爲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誠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植的話絲毫沒有誇大，“建安七子”中，劉楨、阮瑀、應瑒、陳琳、徐幹、王粲，都是建安年間先後歸附曹操的。其餘如女詩人蔡琰、書法家梁鵠、音樂家杜夔、李堅，學者邯鄲淳、仲長統，詩人繁欽等，也都爲曹操所用。曹操將天下英才悉集帳下，爲他們提供了施展文學才華的機會。這些文人以飽滿的熱情，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與曹氏父子共同開創了“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任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被立爲太子，二十五年曹操卒，他繼位爲魏王兼丞相。同年十月，代漢自立，建立魏國，定年號爲黃初。黃初七年病死於洛陽，謚文，故世稱魏文帝。｝。于公元220年代漢自立，是爲魏文帝。現存詩約四十首，主要分爲三類：
第一類爲宴游詩，如寫夜游銅雀園的《芙蓉池作詩》，紀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詩》等。這些詩多寫游賞之樂，模山范水比較細緻，文詞富麗，常用對偶，在我國山水詩的發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類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陽作詩》三首，寫曹軍南征之事，既描寫行軍的艱苦，更突出了“救民塗炭”和志在“靖亂”的決心。《煌煌京洛行》則舉出古人成敗的各種事例，供後人借鑒，與他《典論》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類寫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之情，體現了曹丕詩的水平。如《于清河縣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代劉勛妻王氏雜詩》、《雜詩》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泪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此詩寫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鄉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代歌行體詩的發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清人沈德潜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卷五）曹丕的新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曹丕卻更努力于個人情感的表達。他敏感而多情，在衆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滿堂，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爲樂常苦遲”（《大墻上蒿行》）而心悲；同樣，日暖花開，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憂慮。他著名的作品《雜詩》，採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然而他那“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游子自身的切膚之痛。他對人生中凄凉情感的體驗，是超出于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二是文人化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與藝術風格的形成，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工麗綺練和藝術形式的創造上。曹丕善于選用清詞麗句，配以諧和的音韻，表達他纖麗的情思。在藝術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創新，他雖然僅存四十餘首詩，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其中長篇雜言歌行《大墻上蒿行》，長達75句，三百六十餘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獅象。”（《船山古詩評選》卷一）。
曹丕留守鄴城時，常與文士們相聚宴游，詩酒競豪。曹丕在《又與吳質書》中回憶當時的盛況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幷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曹丕與這些文人詩酒唱和，開創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備了文人集團的性質。
第二節 曹植
政治悲劇與詩歌才華的展現 骨氣奇高、辭采華茂 五言詩的發展 後世詩人的認同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天資過人，才華橫溢，本來有希望當太子，後來敗給曹丕，曹操死後，曹植飽受萁豆相煎之苦，過著名爲藩侯、實爲囚徒的生活，最後鬰鬰以終，年僅41歲。｝。生于亂世，幼年即隨曹操四方征戰。他自稱“生乎亂，長乎軍”（《陳審舉表》），在時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響下，樹立雄心，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德祖書》）自期。曹植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賞愛，幾乎被立爲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勵，終于失寵。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繼任魏王后，誅殺曹植心腹丁儀、丁廙兄弟。曹植位爲藩侯，實同囚徒，汲汲無歡，終于在憂憤中死去。曹植最後一任徙封陳王，卒後謚爲“思”，故後人又稱之爲陳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劇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劇客觀上促成了他在詩歌創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爲界，分爲前後兩期。
曹植前期詩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負，洋溢著樂觀、浪漫的情調，對前途充滿信心。如《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此詩贊賞幽幷游俠兒的高超武藝和愛國精神，寄托了詩人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則以“願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和“孔氏删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自許，表現出他對政治與文學兩方面的高度自信。
曹植後期詩歌，主要是表達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憤。其內容可分爲四類：
第一類是對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憤懣。如《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如同天真的童話，詩中以鷂和羅網代表惡勢力，黃雀象徵受害者，少年則代表曹植的理想。寫出了惡勢力的强大，朋友的無辜受害以及自己的無能爲力。詩以幻想結束，表達了作者願望。而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則是《贈白馬王彪》，詩序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全詩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動爲綫索，集中抒發了詩人數年來屢受迫害而積壓在心頭的憤慨。詩中痛斥小人挑撥曹丕與他們的手足之情，對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這首詩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寫景，將詩人後期備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來，鮮明感人，是文學史上有名的長篇抒情詩。
第二類用思婦、棄婦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詩》、《種葛篇》、《雜詩》（“西北有織婦”、“南國有佳人”）等。這類詩歌或嘆盛年無偶，或自述無辜被棄，其主旨在于抒發自己的失意。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三評《美婦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願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徵求，終不屈也。”《七哀詩》也很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杯。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劉履評此詩曰：“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選詩補注》卷二）此詩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蘊藉，意味深長。
第三類是述志詩。曹植用世之心，在黃初以後屢屢訴諸詩賦，《雜詩》（“仆夫早嚴駕”）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詩中說：“仆夫早嚴駕，吾行將遠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表示願爲伐吳效力，但報國無門：“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詩末說：“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充滿慷慨之音。
第四類是游仙詩。曹植在現實世界中處處碰壁，深感時光流逝，功業無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脫，于是寫下了許多游仙詩，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詩》、《遠游篇》、《昇天行》等。詩中所描繪的神仙境界，皆明淨、高潔，實際上是詩人理想世界的象徵。如《遠游篇》：
遠游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乘浪相經過。靈鰲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饑，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曹植對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態度，其《辨道論》即說“不信之矣”；《贈白馬王彪》也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見曹植的游仙詩，實際上是其憂生之心、憂患之詞｛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五說：“讀曹植《五游》、《遠游篇》，悲植以才高見忌，遭遇艱厄。灌均之讒，儀、廙受誅，安鄉之貶，幸耳。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衞，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法既峻切，過惡日聞，惴惴然朝不知夕。所謂‘九州不足步，中州非我家’，皆其憂患之詞也。至云‘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則其憂生之心爲已蹙矣。”｝。
曹植的詩確如鍾嶸《詩品》所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合，成爲當時詩壇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他現存詩歌九十餘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詩。他的詩歌，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窈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這一切都通過他凝聚在五言詩的創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變。“這是一個時代的事業，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見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曹植對詩歌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鍾嶸《詩品》說：“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謝靈運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無名氏《釋常談》卷中引）張戒《歲寒堂詩話》說：“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詩對後世詩壇影響很大，誠如胡應鱗指出的那樣：子建“《鰕旦篇》、太沖《咏史》所自出也；《遠游篇》，景純《游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羣制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詩藪》內編卷二）
曹植的詩歌受到後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由于文采富艶，二是因爲他對五言詩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後世文人的認同。作爲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運，使無數文人深表同情。劉勰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文心雕龍·才略》），也含有這個意思。古代不少詩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卻大都身世淪落，而以詩詞名世，他們的命運與曹植相似，所以對曹植多有一種認同感｛歷代學者多對曹植評價極高，但也有少數人持異議，如明人王世貞《藝苑巵言》提出曹植的樂府詩不如曹操和曹丕，原因是曹植“材太高、辭太華”。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認爲子建詩建立門戶，詩歌面貌雷同，水平不及其兄曹丕。｝。
第三節 王粲、劉楨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氣愛奇的劉楨 蔡琰與《悲憤詩》
曹丕《典論·論文》稱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爲“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長，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殺，因此實際上衹有六人參加了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參見高敏《略論“建安七子”說的分歧和由來》，《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其中王粲、劉楨的成就最突出，鍾榮《詩品》列之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建安七子”之一。曾祖王龔爲漢太尉，祖父王暢爲漢司空。他本人少有異才，先依劉表，不被重用，後歸曹操，官至侍中。史稱他“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今存詩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紀漢末戰亂，或寫其流落荊州時的羈旅之情和壯志難酬的感慨，代表詩作是《七哀詩》三首，尤以第一首最爲著名：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此詩寫詩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將李傕、郭汜作亂長安時避難荊州途中的所見所聞。“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戰亂後生靈塗炭的慘像；“路有饑婦人”六句，具體地描寫一位饑婦人拋棄親生骨肉的場面，揭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清代吳淇評比此詩說：“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選詩定論》卷六）沈德潜說此詩爲“杜少陵《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之祖”（《古詩源》卷五），足見其影響之大。《七哀詩》其二寫山川景物之荒凉、飛禽走獸之有家可歸，反襯自己滯留他鄉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歸曹後，王粲比較重要的作品是《從軍詩》五首，主要描寫詩人幾次隨曹操出征的感受。詩歌再現了漢末戰亂後農村田園荒蕪、滿目瘡痍的景象；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追隨曹操爲國效力的意願。
王粲還有一些在鄴下時期與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詩》等。這些作品雖然是“憐風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詩歌題材的開拓、詩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積極的意義｛曹操於建安九年（204）攻占鄴城，以爲自己的大本營，招納天下文人學士，彬彬之盛，極於一時，史稱“鄴下時期”。鄴下文學以曹丕、曹植兄弟爲中心，王粲、劉楨、徐幹等頗相追隨，詩酒唱酬，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對文人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唐代盧照鄰說“新聲起於鄴中”（《樂府九詩序》），即就此而言。參見傅剛《鄴下文學論略》，載《建安文學新論--全國第三屆建安文學討論會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粲的詩感情深沉，慷慨悲壯。謝靈運說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擬魏太子鄴中集·王粲詩序》）“自傷”是王粲的感情特徵，貴公子孫的出身，遭亂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興懷、憂世悲己。這是他寫詩的出發點，他的作品雖有對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負的願望，但這些都是從個人身世的感傷中展開的。因此“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上）便成爲他的主要特點，卻難免“悲而不壯”（劉熙載《藝概·詩概》）。王粲的詩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劉勰許爲“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方東樹評之爲“蒼凉悲慨，才力豪健，陳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詩對後世也頗有影響，鍾嶸《詩品》說潘岳、張協、張華、劉琨、盧諶等著名詩人皆源出于他，連魏文帝曹丕也“頗有仲宣之體”。
劉楨，字公幹｛劉楨（？~217），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建安七子”之一，爲曹操丞相掾屬。｝，存詩二十餘首。在當時甚有詩名，曹丕即稱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又與吳質書》）。他性格豪邁，狂放不羈。其詩一如其人，劉勰說：“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文心雕龍·體性》）鍾嶸說他：“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淩霜，高風跨俗。”（《詩品》上）
劉楨的詩一類是贈答詩，一類是游樂詩。
他的贈答詩中，最著名的是《贈人弟》三首。這三首詩分別用蘋藻、松樹、鳳凰比喻堅貞高潔的性格，既是對其從弟的贊美，也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劉履說：“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節操之堅，而末章復以儀鳳期之，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選詩補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穀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寫得豪邁淩厲，頗有“挺立自持”（陸時雍《詩鏡總論》）、“高風跨俗”的氣概。與王粲不同，劉楨的風格是“壯而不密”（曹丕《典論·論文》）。同樣面對動亂的社會，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現個人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總是充盈著慷慨磊落之氣。正如他自己所說，風霜逼迫愈嚴，愈能體現松柏堅貞挺拔的本性。這種精神和氣骨造就了劉楨詩歌俊逸而奇麗的風格。此外，劉楨的《贈徐幹》詩，哀嘆命運多舛，抒發憤懣與不平；《贈五官中郎將》四首，著重表現他與曹丕之間深厚的友誼，情詞真切而又十分得體，也都是比較著名的作品。
劉楨的游樂詩包括《公宴詩》、《鬥鶏詩》、《射鳶詩》等。《公宴詩》用華麗的詩筆盡情寫山水之美與游賞之樂。《鬥鶏詩》是寫鬥鶏娛樂的作品，幷無深意，但他能以極其精練的語言，傳達出鬥鶏之神採，同樣體現了作者豪邁不羈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劉楨的詩純以氣勢取勝，無論是抒情還是咏物，無論是寫山水還是狀禽鳥，都顯示出其目無千古、踔厲奮發的氣概，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就是欣賞他這種壯氣。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亂中，被擄至南匈奴，嫁左賢王，生二子，後被曹操用金璧贖歸，重嫁董祀。其詩今存三首，其中五言體的《悲憤詩》較可信｛蔡琰詩的真僞問題，向來爭議較大，《胡笳十八拍》的真僞，可參考中華書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討論集》。宋人蘇軾認爲《悲憤詩》是後人僞作（見《仇池筆記》），宋人蔡居厚則認爲不是僞作（見《蔡寬夫詩話》）。近人張長弓《蔡琰悲憤詩辨僞》（載《東方雜志》40卷7期）證其僞，余冠英《論蔡琰悲憤詩》（見其所著《漢魏六朝詩論叢》定爲真，論列均頗詳。｝。此詩長達540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寫董卓作亂，自己被俘，以及俘虜們所受的虐待。以叙事爲主，夾以抒情。第二段寫胡地生活及被贖歸時與兒子分別時的苦況，第三段寫回鄉後的生活，這兩段是以抒情爲主，夾以叙事。其中第二段寫得最爲沉痛：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僥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
這首詩重點描寫自己親身經歷的慘絕人寰的遭遇，從中可以看出漢末戰亂中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不幸命運。詩人通過細節描寫，具體生動地表現各種場面和人物的內心活動，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悲憤詩》深受漢樂府叙事詩的影響，可以和《孔雀東南飛》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詩顯然受到它的影響｛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云：“《奉先咏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也。”｝。
另外，“建安七子”中陳琳、阮瑀、徐幹等人｛陳琳（？~217），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淮安縣東南）人。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董卓作亂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典文章，曾撰《爲袁紹檄豫州文》，歷數曹操罪狀。官渡一戰，陳琳爲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爲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徙爲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疾而亡。阮瑀（？~212），字元瑜，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少時曾受學於蔡邕。建安初，避役隱居，曹操聞其名而召爲司空軍師祭酒，管記室。後徙爲丞相倉曹掾屬。徐幹（170~217），字偉長，北海郡（今山東昌樂附近）人。少年勤學，潛心典籍。建安初，曹操召受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疾辭職，後以疾卒。｝，也都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作品。陳琳和阮瑀雖以章表書記見稱于時｛曹丕《典論·論文》：“（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又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但詩歌創作亦較突出。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假托秦代築長城之事，描寫繁重的徭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頗具現實意義。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對話的方式寫成，語言質樸，感情深摯，格調蒼勁而悲凉，十分接近樂府民歌的風格｛如沈德潛評此詩說：“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與漢樂府競爽矣。（《古詩源》卷六）陳祚明也說：“孔璋《飲馬》一篇，與與漢人競爽。辭氣俊爽，如孔鶴唳空，翮堪凌霄，聲聞於天。”（《采菽堂古詩選》卷七）｝。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描寫一孤兒遭受後母虐待的情狀，從側面反映出漢末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蹰，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捨我歿，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泪下聲正嘶。棄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資！”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其風格與漢樂府民歌《孤兒行》頗爲接近。徐幹詩今存4首，都是五言詩。其中《室思詩》爲擬思婦詞，共分六章，描寫思婦憂愁苦悶的心緒，文辭凄厲深婉，感情哀怨纏綿，堪稱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二句，尤爲後人推重。另一首《情詩》在情調與風格上也都與此詩相似。徐幹的《答劉楨詩》，表現他與劉楨的誠篤友情：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詩語高簡渾樸，頗能反映建安時人通脫真率的精神面貌。
第四節 建安詩歌的時代特徵
政治理想的高揚 人生短暫的哀嘆 强烈的個性表現
濃郁的悲劇色彩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爲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爲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很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云：“服身事干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云：“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爲建安詩人所習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于譙作詩》：“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咏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俯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羣”；《野田黃雀行》：“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慷慨對嘉賓，凄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風凄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臺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凉，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爲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爲朴質，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爲那個時代最杰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志。
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慆蕩，辭不離于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凉”（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于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于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王達津《建安文學的特色》一文認爲，建安時代文學的特色：一是清峻；二是慷慨尚氣；三是漸尚通脫；四是文中產生詼諧嘲戲的言語；五是文人依靠割據雄主，氣揚采飛，很有戰國縱橫家風氣；六是質性自然、華麗壯大、音調協和。（見《藝譚》編輯部編《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9頁）｝。
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範疇的內涵｛對於“建安風骨”的理解，王運熙《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一文說：“我認爲建安風骨是指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所具有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它是以作家慷慨飽滿的思想感情爲基礎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風貌，不是指甚麽充實健康的思想內容。”（見王運熙著《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08頁）王拾遺《略論“建安風骨”》一文說：“人們通常所贊賞的‘建安風骨’，是指那些反映現實深刻，風格剛健清新的詩篇，並不是指建安時期的所有詩歌。因爲其中還占有比重不小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這類歌功頌德、頹廢放浪的詩篇，由於內容蒼白，不得不追求詞藻的華麗，留給後世某些消極的影響，也是不容否定的。”（見《藝譚》編輯部編《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93頁）張可禮《如何理解“建安風骨”？》一文說：“古代講的‘建安風骨’，都是對建安文學某些特點的概括，......強調的是建安文學明朗剛健、古樸自然的藝術表現。至於建安文學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描繪，建安文人抒發的消除動亂、恢復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負等特點，則基本上沒有涉及。因此，現在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古代提出的‘建安風骨’，‘是對整個建安時代文學的面貌的概括’的說法，與古人講的‘建安風骨’的含義，是方圓不合的。”（見張可禮著《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91~292頁）｝。
第五節 阮籍、嵇康與正始詩歌
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咏懷》：政治抒情組詩的出現 苦悶與曠達淵永的滋味與隱約曲折的風格 稽康與應璩的詩
曹魏後期，政局混亂，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無度又昏庸無能，司馬懿父子掌握朝政，廢曹芳、弑曹髦，大肆誅殺異己。此時文人的命運與建安時大不相同。擁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殺。嵇康拒絕與司馬氏合作，亦慘遭殺害。阮籍本有濟世志，但不滿于司馬氏的統治，故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最後鬱鬱以終。山濤本來與阮籍、嵇康等人爲友。同在“竹林七賢”之列，後來投靠司馬氏。正始時期的詩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此時的詩歌也與建安詩壇風貌迥異，反映民生疾苦和抒發豪情壯志的作品減少了，抒寫個人憂憤的詩歌增多了，故阮籍詩“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和“憂生之嗟”（李善《文選注》），嵇康詩亦“多抒感憤”（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卷八）。由于正始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詩風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爲詞旨淵永、寄托遙深。因而正始詩歌也體現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以時而論，則有......正始體。”注云：“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懷詩》八十二首｛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阮瑀子。“竹賢七賢”之一，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後爲東平相、步兵校尉。他生當魏晉易代之際，對司馬氏集團採取逃避態度，但心中異常苦悶，作《咏懷詩》以寄其意。｝。這些詩非一時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記錄。這些詩抒感慨，發議論，寫理想，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對後世産生了重大影響｛其後如左思《咏史》，陶淵明《雜詩》、《飲酒》，庚信《擬咏懷》，陳子昂、張九齡《感遇》，李白《古風》等，均受其沾溉而蔚爲大觀。｝。
阮籍的《咏懷詩》充滿苦悶、孤獨的情緒，其詩或者寫時光飛逝、人生無常，如：“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爲咸池輝，濛汜受其榮。”（其十八）“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三十二）或者寫樹木花草由繁華轉爲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復，如：“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爲凝霜，華草成蒿萊。”（其五十）“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寫鳥獸蟲魚對自身命運之無奈，如孤鳥、寒鳥、孤鴻、離獸等意象經常出現在詩中，特別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爲詩人反復歌咏的對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嘆人生的各種深創巨痛，如少年之忽成醜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貴之難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從自然到人事都充滿苦難，阮籍心中的苦悶難以排遣。《咏懷詩》其一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此末尾兩句可視爲全部《咏懷詩》。清人方東樹說：“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咏懷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這首詩寫獨坐無人，出門無人，登高無人，所見僅爲孤鳥、離獸，棲惶無主之情溢于紙上。在這種局面之中，詩人進而感到壯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懷詩》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寫詩人心雖悅之而無由交接，表現了理想不能實現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衹是又多了一層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寫鳳凰的悲劇，鳳凰立身高潔，志向遠大，但羽翼爲秋風所傷，已無法飛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簡直是阮籍的自況。《咏懷詩》中遷逝之悲、禍福無常之感觸目皆是，正體現了他憂憤深廣的情懷。阮籍詩中悲哀、凄愴、涕下、咨嗟、辛酸、蹉跎、憂傷、憤懣、怨尤、悲悼等詞語十分常見，充分反映了他極度苦悶的心情。
面對污濁的社會與短暫的人生，阮籍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衹好故作曠達，在生活中，他做出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關於阮籍放達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及其注釋、《晉書·阮籍傳》。｝；在詩歌中，他也爲自己設計了精神的出路，這就是游仙和隱居。阮籍的《咏懷詩》有不少篇章寫游仙和隱居，有些則是仙隱結合。他在詩中常常贊美巢由、夷齊、邵平、四皓等隱士，而諷刺蘇秦、李斯等人因貪利祿而導致殺身之禍。阮籍贊美神仙隱逸，衹是排遣苦悶的一種方式，他其實是頗有濟世之志的。《晋書》本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所以他在寫憤懣與出世之情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時局的關注和自己的懷抱。如《咏懷詩》其三十一，批評曹魏政權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滅亡的命運：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官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有的詩則揭露禮法之士的虛僞，如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顔色，磬折執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有的詩則抒發自己的壯志，如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阮籍詩的風格隱約曲折，“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這主要是由其時代與身世決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滿于司馬氏，但身仕亂朝，常恐遭禍，故處世極爲謹慎，“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晋書·阮籍傳》）。作詩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興、象徵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托懷抱。或借古諷今，或借游仙諷刺世俗，或借寫美人香草寓寫懷抱。李善《文選注》分析這種情況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咏，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但就詩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懷詩》與建安風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黃初以後，惟阮籍《咏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內骨。”
嵇康的詩｛嵇康（224~263），字叔夜，譙國銍（今安徽宿州市）人。與阮籍齊名，爲“竹林七賢”之一。與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因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氏集團，遭鍾會構陷，爲司馬昭所殺。｝，現存五十餘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雜言，而以四言成就較高。何焯《文選評》曰：“四言不爲《風》、《雅》所羈，直寫胸中語，此叔夜高于潘、陸也。”他的四言詩是繼曹操之後又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詩，以表現其追求自然、高蹈獨立、厭棄功名富貴的人生觀爲主要內容。其中《幽憤詩》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負，對自己無辜受冤表示極大憤慨。詩末說：“采薇山阿，散發岩岫。永嘯常吟，頤性養壽。”表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這首詩詞鋒爽利，語氣清峻，可與其《與山巨源絕交書》合讀。其四言《贈秀才入軍》詩共十八章，內容是想像其兄嵇喜在軍中的生活，但那灑脫的情趣卻是屬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馬既閑，麗服有輝。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淩厲中原，顧盼生姿。
想像其兄日後在軍中的戎馬騎射生活，形象鮮明，靈動生姿。與曹植《白馬篇》相比，既有游俠兒的英武豪俠氣概，又多了一種灑脫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想像其兄在行軍休息時游獵彈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現了自己的寂寞懷念之情。語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傳神。“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寫照，也是向來爲人稱道的妙句。其餘如《游仙詩》、《答二郭》三首、《述志詩》二首等，多寫其鄙棄世俗、回歸自然、高蹈隱逸之志。
嵇康詩的風格，劉勰《文心雕龍》評爲：“嵇志清峻。”（《明詩》）又說：“叔夜俊俠，故興高而採烈。”（《體性》）突出了嵇康詩風與其人格性情之間的密切關係。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自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他的詩亦如此。鍾嶸《詩品》評其詩爲“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應璩是建安詩人應瑒之弟，以《百一詩》聞名後世，其內容相當廣泛，主旨是對曹爽的規勸。態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溫柔敦厚的風人之旨。語言質樸，以言事與說理見長，形象則有所不足｛參見袁行霈《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說辨析》，載《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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