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2期
多元化、法制化与民办教育
作者：张洋生
汪家、柳斌、陶西平、郭福昌、樊纲、潘懋元、张民选等著名专家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近５００名来自中国２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办教育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商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大计。
教育资源仍属卖方市场，
民办教育前景广阔
我国教育规模很大，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国家是包不下来的。加快发展民办教育，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教育水平的差距，是本届论坛与会代表的一致呼声。
我国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公办教育投资不足。即使按教育界要求的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４％，也还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何况到２００１年底才达到３％，这离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４—５％差距还很大，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６％差距更大。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达到８万多亿，国民消费也逐步集中于教育领域。一项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１０％，也就是八九千亿的储蓄意向是投到教育上来的，很多居民的存款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这无疑给了民办教育很大的发展空间。教育产业已成为人们逐步认同的一个前景乐观的产业，产业导向促成了民办教育发展的有利形势。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在会上指出：目前全国拥有普通中小学加上幼儿园、普通高校、中专和职业技术学校，各级各类学校的总数为７０多万所，民办学校才５万多所，所占比例仅为７％。普通学校和成人学校二者相加约１３０多万所，民办学校在其中仅占３．５％，许多国家私立教育的比例都比我们高。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都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惟独教育方面，供不应求。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数量，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升学竞争激烈，择校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来办，否则，用电脑排位、高考把关等多种办法去限制，挡住大门，都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归根结底，是要使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必须集社会之力，兴千秋之业。
著名教育学专家、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我国要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不能完全只靠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承受不起。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有１３．３％，如果提高到１５％、２０％甚至３０％的时候，政府还能拿得出钱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看两个支柱：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这两个支柱都落到了民办高等学校，所以“我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目前，我们国家的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大发展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广大青年学生、在职职工也都需要学习、深造和提高，公办教育由于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因而，这就给民办教育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而对于“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缺口巨大，尤其是教育经费内部配置极不合理的现状，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博导朱永新直言其弊：在国外，高校的８０％以上是民办学校，而我国８０％以上却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又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以江苏为例，２００１年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为１６０亿元，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６０多亿元。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提出：要确立“教育民营”的理念。政府和理论界确立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理念，意味着民办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已经事先设定了数量界限，民办教育只能处于补充和配角的地位……必须重建民办教育的观念基础，即由“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向“教育民营”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虑和设计鼓励“教育民营”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政府应该逐步全面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领域，在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教育的同时，把公办学校也全部交由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去经营。显然，“教育民营”是对“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直接挑战。毫无疑问，只要实现了普遍的“教育民营”，市场竞争的力量就一定会使服务价格恢复到合理的水平，这也是市场经济屡试不爽的基本事实。
民办教育：
公益事业要不要合理回报？
中国民办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再次成为第二届２１世纪教育论坛暨中国民办教育高峰会上争论最大的焦点。北京市进行的一项有关民办教育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不健全的，占到了被调查者总数的３８．７％，居不满意因素首位。立法跟着现实跑，结果不是法规条文限制多，就是笼统抽象，操作性不强，对此，许多民办教育工作者深有感触。
就在本届论坛前一个多月的九届全国大人常委会第３０次会议上，《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第三次审议因“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一时难以提出修改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而未获表决，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民办教育办学人员能否得到“合理回报”这样的焦点问题上。
本届论坛举办时，《民办教育促进法》尚未出台。至记者正式发稿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于１２月２８日通过，正式颁布。
发展民办教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民办教育的“合理回报”和“产权”两大主要问题。
在民办教育２０多年的发展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条规定横亘在前，能否取得“合理回报”一直是投资者、办学者关注的热点，甚至成了有的投资者的一块“心病”。几年来，管理民办教育的法律依据只有《社会力量办学条例》６０条。该条例第６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第３７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
事实上，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的民办教育开始复苏以来，民办教育一直在一种暧昧的政策环境中发展着。一些民办学校在经营方面作出了各种探索。有的把办学分为两块：教学设施不允许营利，生活设施可以营利；有的是政府以奖励的形式给投资者以回报，使办学者既得到经济实惠又得到荣誉；还有把办学者的投入当成教育债券，按国库券利率取息。
在讨论《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时，人大常委委员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不能取得“合理回报”。主要理由是：规定合理回报与营利行为难以划清界限，或者说，合理回报的本质就是营利，直接违背教育法第２５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发展教育最主要的是靠税收优惠，而不是靠通过合理回报来吸引投资。规定取得合理回报，一方面是对办教育这种义举的玷污，另一方面使民办教育不能健康发展，如，实践中已经有一些人靠向银行贷款办学，个人并没有投入多少，向学生高额收费，积累了上亿资产。从国外的情况看，凡是营利性的学校都没有什么前途。想要赚钱的民办学校为什么没有一个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去办学呢？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主要从精神上给予鼓励。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主要理由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需要调动社会力量，采取措施吸引社会资金，不允许有合理回报，投资者就没有积极性。投资行为和捐资行为不能混淆；只强调社会效益是不够的，应当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合理回报与公益性的方向并不矛盾。对于少数乱收费、高收费的民办机构，政府应当正确引导、依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