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如金沙江一样，所谓“金川”也是因为这里出产金砂。这一带地区居住着藏民数万，其中大金川地区纵约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足一万。这里高寒而多雨雪，崇山峻岭，山中只有羊肠小径，高山之间多为河水阻隔。藏民以竹索为桥，皮船作渡，住则垒石而居，称为“住碉”，藏民分布在山中，种青稞，以荞麦为食，生活十分艰苦。藏民酋长又称土司，受朝廷节制。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没有触动大小金川，这里仍然保留着土司制度。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雍正元年曾随大将军岳钟琪进藏平叛有功，授大金川安抚司印。年羹尧为削弱金川土司的势力，分而治之，将原旧金川土司改为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控制小金川，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懦弱，为妻所制。
与大小金川相邻的还有许多土司，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各土司之间经常相互进攻杀伐，使得地方不得安宁。对此，朝廷有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有时则予以干涉，直接以武力干涉，总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实行。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 “土司性嗜报复，若不慑以兵威，愈无忌惮。”要求朝廷“勒兵化诲”。乾隆帝在鄂弥达的奏疏上批道： “此事由你相机料理。对待此等人，不可不使之畏天朝兵威，但也不可只以兵威压服，而不修德化。”
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藏民生产落后，终年辛苦仍不得温饱，土司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则以掠夺来补充剥削之不足。历史的规律是： 当落后阶段的民族自相攻杀掠夺而最终被其中一个最强大的部落统一之后，他们就停止搞内部掠夺，转而开始向外部掠夺致富，直到统一全中国，使掠夺致富合法化。所以年羹尧就把金川分而治之，但是依然有反效果。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看，川陕总督鄂弥达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不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应该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在落后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扑灭它。否则它将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乾隆帝提出一文一武相机料理的策略也是理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必出兵平乱。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莎罗奔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川陕总督庆复檄命大金川莎罗奔放还泽旺，莎罗奔有所畏惧，遂释放泽旺。庆复上奏乾隆帝“因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伊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不便派兵干预，建议采取“以番制番之法”。乾隆帝批示： “卿所见极是。”
第二年，莎罗奔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妄图吞并其领地。四川巡抚纪山遣兵弹压，并奏请进剿大金川，乾隆帝仍无意用兵。降谕： “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于是，莎罗奔更加肆无忌惮，四外攻杀，攻占毛牛，逼进打箭炉，并打死官兵。
看来，中央政府也是把土司政权看作某种独立的“特区”，允许他们有一些越轨行为，他们在“特区”内犯法，中央是不管的，一旦他们越出了一定的范围，可就不允许了。纪山立即命泰宁协副将张兴前往弹压，却不幸失败，官军伤亡惨重。庆复认为大小金川地形复杂，不利于用兵，不如采取“以番治番”之策，利用其他土司的武装力量剿平大金川的叛乱。
乾隆帝接到奏报，立即命庆复回京，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张广泗（？~1749），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出身。因为张广泗从前随鄂尔泰征讨苗民很有办法，故此次倚重他来征讨大金川。乾隆帝降谕： “大抵番蛮与苗性相似，今莅川省，即以治苗之法治番，自能慑服其心，消弭其衅。”乾隆十二年（1747年），张广泗调兵三万入川进剿。开头几仗还算顺手，收复了毛牛、马桑等地。张广泗称“酋首不日可以殄灭”。莎罗奔退守勒乌围，另由其侄郎卡守刮耳崖。张广泗分兵四路，再分十路攻打各处据点。金川土兵于险要之地构筑战碉，“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佛塔），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叛兵防御周密，战碉易守难攻，张广泗命官军用挖地道，轰地雷；或围绝水道；或放火炮等方法破碉，然而成效甚微，官军束手无策。
张广泗又误用汉奸王秋和泽旺之弟良尔吉，不知良尔吉已与阿扣通奸，意欲取代泽旺而为土司。良尔吉将清军动向及时通报莎罗奔，预先准备，使清军连连失败。张广泗急于成功，将兵力分散攻碉，反而致使副将张兴，游击孟臣战死。他向乾隆帝上报战况时大部诿过于张兴，并请罪自劾，一般来说，只要是吃了败仗，主帅即使诿过于部下，也必须向皇帝请罪。张广泗又要求乾隆帝增兵。这时，前来督运粮草的兵部尚书班第抵达川西。他见到官兵超过土兵数倍，长达半年都不能取胜，实属将帅无能。他认为“增兵不如选将”，奏请起用罢官在家休养的故将军岳钟琪，再派一名重臣其才识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军务。
乾隆帝采纳了班第的意见，特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经略军务。讷亲（？~1749），姓钮祜禄氏，是清初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曾孙。祖父是辅政大臣遏必隆。讷亲的姑母是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讷亲的父亲尹德曾跟随康熙帝讨伐噶尔丹，因功被升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办事认真，为人谨慎，深得康、雍二帝的信赖。雍正五年，讷亲因父亲病重袭爵，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帝为维护皇权，采取了重视外戚子弟，而轻宗室亲王的策略，以避免亲王预政对皇权的制约。乾隆帝对讷亲的破格提拔，是因为讷亲有爱新觉罗的血脉，比一般的外戚更亲近；讷亲正直清廉，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模棱；尤其是他独立于鄂党、张党的派系之争之外。康雍时期，宗室亲王或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入主军机，如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堂兄安亲王岳乐；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不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而且身兼多种要职。他们在朝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帝即位以后，改变了亲王身居要职的传统，这样更有利于保持皇权的绝对性。乾隆一朝，亲王不曾入主军机；而外戚多立有殊功，但却不能像汉朝那样成为权臣。鄂尔泰去世后，讷亲被任命军机处首席大臣，位居张廷玉之上，一年后又取代张廷玉的内阁首辅地位，成为乾隆帝破格提拔起来的年轻宰相。
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有败仗汇报。乾隆帝乃下令逮张广泗入京，下刑部狱治罪；免讷亲职。不久，张广泗被处死，讷亲也被赐自尽。又有一说，是用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
张广泗以为可以指日克功，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强敌。强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上了一个狂自大，又不懂军事的上司，二人不和，这仗是决无胜利的可能了。这里还有一层满汉矛盾，满人自以为是主子，对汉人歧视三分。岳钟琪对部下某些满将胡作非为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得罪。张广泗自然也不敢得罪了讷亲，但他用消极怠工，暗中拆台的办法对付讷亲，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被精明过人的乾隆帝识破。张广泗对岳钟琪过分嫉妒，导致不能克敌制胜，被诛杀也是咎由自取。岳钟琪所以被革职而没有被杀头，正因为他本来处境不佳，所以格外留心，不敢得罪满人。
乾隆帝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既然杀了张广泗，讷亲也不能免死。乾隆帝一惯以成败论人，往往不知爱惜人才，讷亲与张广泗虽然有错误，也不该轻易杀掉。讷亲是乾隆帝所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历程。任命不熟悉军事的讷亲为统帅，是乾隆帝的错误。将讷亲破格提拔为宰相，又轻易杀掉讷亲，更是错误。乾隆帝行政的随意性太强。不过，非程序化、随意性一贯是最高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正常方式，皇帝无不是如此。
一般认为，乾隆帝杀张广泗是为了削弱鄂尔泰一党的势力，张是鄂党干将。当年平苗叛，一次，鄂尔泰设筵为张广泗饯行，终日饮酒谈笑，却不言及兵事，天暮，张广泗不得已，向鄂尔泰请示将略，鄂尔泰叹了口气说： “老夫错用了人，如果是转运粮草，惟老夫是问，至于用兵之事，瞬间既变，只有临事处决，岂能预定机谋？”由此可以看出，鄂尔泰善于用将，他把兵权交给张广泗之后，就不再遥控指挥。这一点远胜过乾隆帝。历次边疆战争，乾隆帝总是遥控指挥，过多地束缚了前方将领的手脚，往往坏事。乾隆帝自己坏了事，却把罪责完全归之于他人，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既要遥控又不负责任，这是乾隆帝的用权方式。
乾隆帝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为督师，又调各省劲旅前往川西。
傅恒（？~1769），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氏家族是满洲世家，屡立战功，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帝信赖，几个叔伯都受康熙帝的重用。傅恒的二伯父马齐位居首辅，在康熙四十八年，却因支持皇八子胤禩为皇储而被罢官，康熙五十七年复出，此后直至雍正十三年九月致仕，担任首辅达17年之久。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任察哈尔总管，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傅恒深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帝很喜欢任用年轻的外戚亲贵。傅恒是比讷亲更年轻的宰辅。乾隆十三年三月傅恒的姐姐皇后富察氏在陪乾隆东巡期间去世。十月，才当了半年协办大学士的傅恒就被乾隆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率三万五千名将士出征。在傅恒出师前夕，乾隆亲往祭堂；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金川之役，断送了讷亲，但却成就了傅恒。乾隆帝说：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负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整顿营垒，申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并将良尔吉、阿扣、王秋斩首，以断内应，莎罗奔惊骇不已。傅恒查勘地形，分析形势，将金川战情如实向乾隆帝奏报。布政使高越又将用兵川西的运输和经济困难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物力虚耗”的严重后果。乾隆帝深恨张广泗、讷亲不早将实情奏闻，自称“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有好大喜功的皇上，就有急功近利的大臣，上下相瞒，谎报军情，也是家常便饭。不过这场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争并非好大喜功，而是不得已为之，但却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经略，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当傅恒提出了一个厚集兵力、直攻中坚的破敌方案时，乾隆帝却要打退堂鼓了，认为“万无可望成功之理”。又屡奉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便决定撤兵。乾隆帝于十四年（1749年）正月一日，宣布： “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降谕要求傅恒四月底五月初班师回朝。
傅恒却不愿撤兵，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求展期回朝。乾隆帝看出傅恒的心思，劝谕说：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去供一己成名之理。”其实，乾隆帝命傅恒挂帅本来就是为了让他成名，如汉武帝之用卫青、霍去病征匈奴，让傅恒撤兵，是怕他失败，坏了内弟的名声。在封建帝王看来，国事即家事，家事即国事，没有分别，如果傅恒得胜回朝，就可以给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历史上有些皇帝喜欢指派皇亲统兵，康熙帝与乾隆帝尤其是如此，此时，国家往往很强盛，有英雄气概。
岳钟琪向大金川进兵连连告捷，兵临勒乌围寨下，莎罗奔弹尽粮绝 ，向清朝大军乞降。此时，正是趁势围歼叛军的大好时机，然而，乾隆帝却不想打了。傅恒为了制造继续打下去的借口，故意命令莎罗奔、郎卡必须亲缚至营，方可贷其不死。他一心要把二人逮捕入京。乾隆帝闻奏，坚决反对，要求傅恒“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允其投降。乾隆帝此举实在是前后矛盾。
莎罗奔请降遭到傅恒拒绝后，转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初到金川督师，金川士兵都不相信，说，“岳公已经死了很久了”。等到岳钟琪大兵连连获胜，才开始有些相信了。岳钟琪请示傅恒之后，带13人亲自前往勒乌围。金川兵见岳钟琪一行人来到，严阵以待。岳钟琪跨马而来，两眼望着莎罗奔，笑着问道： “你们还认识我吗？”莎罗奔惊愕地喊道： “果然是岳公啊!”率领叛军伏地行礼。然后将岳钟琪引进帐篷。
岳钟琪向他们宣布皇帝威德，允其投降，藏兵群起欢呼。莎罗奔头顶佛经宣誓，愿听从朝廷约束。又杀牛宰羊款待岳钟琪。第二天，莎罗奔、郎卡跟从岳钟琪坐皮船出洞，来到清军大营投降。傅恒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大金川的降表。
此番兴师，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银1000万两，却收效甚微，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兴兵。如果直接起用岳钟琪挂帅，战争时日可以大为缩短，人力和物资可以大为节省，何乐而不为？只因为乾隆帝把用兵当做建功立业之举，不愿让罢官闲赋在家的岳钟琪得此殊荣，却误了国家大事。乾隆帝批准岳钟琪奏请，把剩余军粮8000万石恩赈小金川军民，搞一点恩威有别的小把戏，其实是白搭，大金川仍然可以从小金川那里把粮食抢过去，他们的思维能力还不能理解朝廷恩威有别的意义何在。
四川总督策椤上奏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重点是平衡川西各部土司的势力，使之相互牵制达到“以番制番”的目的。乾隆帝一一批准。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以番制番”的方法并不成功。傅恒一心要把土酋逮缚献阙，虽有好大喜功之嫌，却也不失为“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这是乾隆帝劝谕傅恒回朝的话。乾隆帝深恐傅恒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不肯回师，定要扫穴犁庭而后已，为之“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向不怕劳民伤财，这一次却是因为怕劳民伤财而失策了。
乾隆帝最担心大权旁落。傅恒向来惟命是从，不可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事。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傅恒与讷亲同是椒房贵戚，却不敢居功自傲。在平金川后，乾隆帝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傅恒不仅对皇帝恭谦，对同僚、下属也从无骄横之气。这一点比讷亲好。傅恒如此谨慎小心也偶会引起乾隆帝的不满。据《啸亭杂录》所记： 一日上朝，傅恒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道： “相公身肥，故而喘吁。”皇上说： “岂只是身肥，心也肥了。”傅恒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乾隆三十三年，高斌之子高恒在两淮盐政任内侵吞盐引案发，判死刑。傅恒特为高恒求情说： “请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高恒一死。”乾隆帝说： “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吓得傅恒“战栗失色”不敢再言。
在重大决策上，傅恒从来未曾与乾隆帝意见相左。乾隆三十三年的征缅之役，不少人反对。当时负责征缅的是孝贤皇后的侄子明瑞，因孤军深入遭遇挫折后，傅恒被任命为经略大臣，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前往云南指挥对缅甸的战争。云南缅甸气候湿热，乾隆亲赐傅恒扇子以示关怀。一年后，傅恒在缅甸染病，不得已撤兵，乾隆帝欲问他出师不利之罪，然而傅恒没有回京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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