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印度：变迁中的政治图景
作者：查特吉等
汪晖：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印度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从晚清以来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感中产生出来的。另外，在中国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当中，印度研究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很多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如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流学者。印度学也曾经在中国拥有过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当然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近年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从事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当代的印度产生了兴趣，比如在座的刘健芝女士就曾经和温铁军、黄平多次到印度，到克拉拉去考察农村的改革试验。印度的知识分子和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来到中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开研讨会。事实上，印度的经验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中经常涉及的内容了。印度这些年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在发展道路和产生的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少相似性，甚至是直接相关。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的知识界也产生了不少争论，其中的很多也和中国有关。今天我们请查特吉先生先给我们做一个引言，介绍一下印度知识界最近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从各自的角度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使中印的知识界可以在相关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共同的思考。
查特吉教授现在任职于加尔各答社会研究所，曾长期担任所长。他是印度的庶民研究学派第二代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领域宽广，涉及政治理论、历史研究、人类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他还长期在西方学术界工作，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的工作中最有影响的是民族主义研究，这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印度和南亚历史的、对民族主义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西方学术界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他的著作被反复引用和讨论。查特吉教授是印度知识界的思想家。他不仅是一般的学者，他的一些写作也是对印度的政治的直接介入，对印度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士有很大影响。他们把自己的社会实践和查特吉教授提出的理论关联起来。所以查特吉教授既是原创型的思想家和学者，又是实践型的知识分子。下面，请查特吉教授做引言。
查特吉：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印度知识界和政治界最近发生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和印度的发展模式有关，我想中国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三十年来中国对印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要介绍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印度左翼的分裂。第一个问题是工业发展问题，这个问题首先发生于民族主义非常强盛的二十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代表是甘地，他认为印度应该避免追随西方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样的观点导致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今天的印度也应该避免发展大规模的工业，而把重心放在农业发展上，主要是要保存现有的小型农村的发展。总体说来，这批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影响颇大。很多左翼人士认为，这样保护原有的农业并不切合实际，因为随着人口的发展，土地的生产力也逐渐减弱。一些主要的左翼思想家认为，工业发展是一种必需，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最近十年，外资主要投入在印度的高科技，特别是信息产业领域。这导致了印度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数量的迅速增加，并进而在新的领域内导致了新的冲突。最近一年半以来，发生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中包括农民因为土地被迅速城市化向政府抗议，抗议导致了严重暴力事件，警察甚至开枪杀死了人。很多人指出，这一高增长、高收入的模式导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在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中，原来拥有土地而后来被夺走的人感到了被歧视。很多抗议都有左翼人士参加，他们甚至在一些抗议中担任了领导角色。这种抗议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迅速增长经济的举措。参与这些抗议的大多是农民，但他们和三五十年前的农民政治家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重要的是，目前“国家”这一概念在农村已经不被看做是外在于地方的某种存在，而在五十年前，它被看成是完全的外来者。“国家”已经成为目前农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印度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政治革命，但自从印度独立后，就面临着非常重大的政府转型，原来农民面对着地主和高利贷者，现在阶级压迫的结构已经消失了，这是过去没有的新现象。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国家的税收不像以前那样主要依靠地税，对农民来说，国家已经不是抽税者了。国家的功能形式发生了转变，农民现在觉得自己有权利向国家要求诸如健康保健、农业投入、教育等福利。在农村还发生了职业上的变化，很多农民——其中很多是无地的穷人——不再务农，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里面去找工作。这导致了农业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从前农民去城市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现在很多人是出于自主选择离开农村。当下的印度研究发现，很多年轻的农民不愿意再过农村的生活，而愿意到城市去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工业化的兴起使得一些为政府说话的人认为，旧的农业形式不可能再发展，因此人们必须寻找发展自己的新途径，而新途径必将伴随着进一步的工业化。但问题是，可以很快地发展的工业，恰恰是不需要雇佣大量人力的工业。特别是，新工业所要求的技术，是那群从农村出来的人所无法掌握的。今天的问题是，农民的土地被夺走，用于建设大量新的工业和城市建筑，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没有办法在城市中找到新的位置、新的工作。大量的农民被排除在城市之外，没有办法维系自己的生活。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府介入，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事实上，有不少旨在为失地农民提供生活设施的政府项目已经被提出和实施。两年前，印度首次推行一项国家计划，为没有工作的农民提供每年一百天的工作机会。还有低额贷款的项目，为那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提供支持，从事小的商业活动来维系生活，就像去年孟加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低额贷款计划，它给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另外还有一些直接给农民提供食品的计划、给农村小学校提供免费午餐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为了支持那些在急速的工业化当中失去了赖以维生的资源的农民。急速的工业化可以使城市里的一批有技术的人成为中产阶级，但这仅仅是在城市里。这些措施使得在大城市或者城镇中产生了一些非正式的机构，使农民能够从城市化的进程中得到一些非直接的帮助。这在中国表现为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生活水平很低，但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他们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设法获取自己的利益。很多人，包括左翼的人士认为，与其让农民到城市中寻找生机，不如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留在农村当中发展。现在有一种非常有力的意见认为，土地是不可以被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即使农民自己同意也不可以，国家也不能在农民不同意的情况下把土地拿走。从法律上来说，这种小资产的概念是非常新的，很多人都同意，农民是不应该被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土地上赶走的。这种争论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这是与工业化共生的现象，城市本身是向高度和广度的方向上发展的，我在上海发现，很多印度城市是遵循着上海的发展模式发展的——不断往现代和高处生长。先做这样一些介绍。
刘健芝：查特吉教授谈到印度左翼今天的大辩论。在印度闻名的“民众科学运动”内，有很多自称是“带甘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立场，是保留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深刻批判，坚持要走向平等公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不赞同甘地的阶级模糊的主张），但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应盲目崇尚科学、无限制地追求发展生产力、罔顾自然资源被耗用殆尽、视而不见今天的整体性的环境危机。甘地主张的“非暴力”，不仅是政治斗争中的公民抗命行动，更是着重指出：把人口和生产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本身是极为暴力的。只有明白这点，才能了解甘地早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乡村共和国”为什么是激进的和平的设想；它不是痴人说梦的乌托邦，而是极有先见之明的主张。在今天现代化导致的几乎不能逆转的恶果面前——其一是全球暖化、天气反常、人类和地球面临灭绝危机——我们不能不认真参考甘地对现代化的批判，重新探索如何建立小农基础、自给经济、社区自管、简朴生活、约制消费的社会——如果人类要想安然进入下一个世纪的话。也就是说，当工业化城市化本身是强制性的暴力过程，后果是让大多数人生活在卑贱的、残酷的边缘的时候，反对这个进程就不仅是同情劳动者被剥削，不仅是关注被破坏的文化和社区，而是要寻求另类的和平道路，逆转城镇化、非农化的野蛮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要有制度的、政策的变革，也要扭转百年来把现代化“发展”看成是进步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每个人身体力行，过不一样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