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印度:变迁中的政治图景

作者:查特吉等




  靳大成:除了传统资本主义用工业吞并农业的典型方式或者以国家来剥夺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引发的产权变动之外,印度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另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在萎缩,人口所占的比例很小,产值也很小,所以会对农业采取国家保护的政策。而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例。印度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补救的办法,但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可能不一样,现在大概有近一亿农民进城,造成了中国的产业化和世界形成互动,比如去年中国的钢产量四亿吨,全球第一,去年铁路和公路的完成量比欧盟各国加起来还多,我不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评价,我想说,这些提供了和传统的农村不一样的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印度的农民比例也许比中国更高,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查特吉:有两个方面。一、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来,上层和下层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七十年代的国有工业现在已经全部私有化了,这种变化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包括工厂雇工地位的变化。在国有企业中,雇工是有特权的,而在私有企业中,这种特权就完全消失了。七十年代,所有的垄断企业被几个特定的大家族操纵,现在这些大家族开始衰落,在当今的条件下,这些垄断企业转而被资本操纵。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些企业中的人并不来自原来的大家族,而是来自中产阶级和新兴的技术工种,很多甚至来自大学,他们发展出了新的资本企业。二、近二十年来,新的中产阶级崛起了,占了全部人口的20%,就是有两亿人,这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全国人口都要多,这些人住在城市和城镇,他们的出现导致了新的消费形式的出现,这又推动了资本的发展。同时,旧有的农民阶级和乡村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不再务农,同时也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样的人我估计大约占据印度总人口的30%—40%,他们在城市间迁徙,寻找工作。
  与会者一:印度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现在是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是把他们看成危险的人还是需要教育的人,还是有自己的权利和能力的群体?
  查特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农民是如何被表述的?这需要不同领域共同进行解释。到目前为止,对农民的浪漫的想象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政治上,随着印度民主化的进程,新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很多来自农民或者下层,他们是从地方政府中崛起的,本人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非常穷困的阶级,甚至是最底层的阶级,成为国家层面的政府官员。未来甚至还会有来自下层的女性总理或者总统。这些人的政治主张是非常微观化的,不再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在左右之间不断变化,哪一派的主张对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有利,他们就投向哪一派的政治意见。老派人并不赞成这样的政治立场,他们觉得这像墙头草,但这是目前印度主流的政治趋势。而这种政治趋势使得农民有了向国家直接提出自己诉求的可能。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显现出了互相竞争的趋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政府把权利给了一批人,而我们这批人却没有得到呢?他们把政府看成是对某派有利的、可以竞争的机构。另一方面,是在这种政治当中对暴力手段的策略性的运用,这实际上是为了吸引眼球,让原本非常小众和边缘的群体,得到更多人的注意。电视和其他媒体都在这种农民政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文:一九九八年以后,印度的大国化趋势非常明显。我不太清楚印度的快速发展靠什么?靠外包,还是靠软件、靠军事?如果是靠这些,那么农业在印度未来的发展中会起什么作用?是否会越来越边缘化?另外,印度农业如何和工业、军事取得平衡,以形成理想的大国?
  查特吉:按照我的意见,印度永远不应该成为大国。事实就是这样,印度政府相信,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军事增长来保护,所以在军事增长方面投入了很多的钱。原来印度是从苏联购买武器的,现在是从世界各地购买武器以加强战备。目前最大的卖家是以色列。军事的增长对那些小的邻邦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紧张感。为了寻求地区的平衡,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外交游戏。
  与会者二:从查特吉教授刚才的话来看,印度在近几十年来世袭身份的衰落是非常快的,以欧洲来说,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直到现在,一些欧洲国家的贵族还是蛮有权势的。能不能对欧洲和印度的世袭身份衰落的过程作做一个比较?
  查特吉:您说得对。在欧洲,这个过程确实非常漫长,虽然经历了民主过程,很多君主政权还是得到了保存,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君王仍旧在竭力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印度,二十世纪中期,在整体的世界潮流中经历了独立和民族国家的成立——这种整体的潮流是指特权阶层放弃了他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印度发生了民主改革,有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权,法律也开始取消特权。这种在欧洲需要几百年的过程,在印度只花了二十年。虽然还有少数的特权阶层还能保持一定的特权,但却是通过进入到中产阶层达到目的的。
  汪晖:谢谢查特吉教授内容丰富的谈话。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关于“三农”问题的争论发展很快,现在又有了很多变化。在早期,“三农”问题被看做是左翼的批判性的讨论,但现在它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在讨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是否私有化的问题。原来有人讨论土地私有化完全是从市场的角度进行的,后来也学会了用公正的名义来谈。因为地方政府在土地的非法占用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讨论有可能被引向偏右翼的方向上去。另一部分人讨论到,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大量的农民一夜之间失去土地,这样的情况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已经发生了。另一问题是刚才查特吉教授提到的印度的国家角色的变化。这是近几年来在学者当中进行的比较重要的讨论。这很难简单地用左或右的概念来说,不过是在强调国家角色的变化(除了原来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退出”之外),是在讨论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化,比如提供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而国家角色的变化就会引起对国家态度的变化,左和右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也会发生分化。这和查特吉教授提到的印度的情况是相似的。所以今天的讨论对我们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把当代中国的情况和我们最大的邻居印度的情况关联起来思考,会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帮助。非常感谢查特吉教授,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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