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走向世界的汤显祖研究
作者：邹自振
在《汤显祖研究》下篇的第五章中，岩城秀夫还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汤显祖与沈璟围绕《还魂记》改作问题的纠纷。岩城秀夫指出，沈璟与王骥德同属吴江派，只用昆曲的尺度衡量《还魂记》，故断定其无法上演，只肯定它在“案头”的文学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合“俗唱”而改动汤显祖呕心沥血扶植宜黄腔的力作，自然会触怒汤显祖。
在《汤显祖研究》中，岩城秀夫将作家研究在解读作品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点。同时，岩城秀夫最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他对历史真实性的看法，他对同一问题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关注，从多元视角解释中国戏曲和剧作家，无疑是解读戏曲文本和写作作家论的新的方法论的一种可贵尝试。
以博士论文而言，1974年汉堡大学Tang shang Lily《汤显祖的“四梦”》出版；1975年明尼苏达大学C.Wang chen的博士论文《〈邯郸记〉的讽刺艺术》出版；九十年代有华玮的博士论文《寻求“和”：汤显祖戏曲艺术研究》（The Search for Great Harmony: A Study of Tang Xianzu’s Dramatic Art）（1991）、荣赛星（Sai-sing Yung）的博士论文《〈邯郸记〉评析》（1992）、陈佳梅（Chen Jiangmei）的博士论文《犯相思病的少女的梦幻世界：妇女对〈牡丹亭〉的反映（1598－1795）研究》（The Dream World of Love-sick Maidems: A Study of Women’s Responses to The Peony Pavilion，1598—1795）（1996）。此外，王益春（Wang I－Chun）的博士论文《梦与戏剧：16－17世纪之交中、英、西班牙之剧作》（Dream and Drama: in Late Six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England and Spain Theatre）（1986）、周健渝的博士论文《才子佳人小说：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国一种叙述文学体载的历史研究》（1995）和沈静的博士论文《传奇戏剧中文学的运用》（2000）亦述及汤显祖剧作，卡塞林•斯瓦特克（Catherine Crutchfield Swatek）的博士论文《冯梦龙的“浪漫之梦”：〈牡丹亭〉的改编里抑遏的策略》（Feng MengLong’s “Romantic Dream：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in His Revis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1990）则论及汤剧的流传。
国外的文艺界、学术界对汤显祖及其剧作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在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四卷中，谈到中国明代文化时说：
在十六世纪的戏曲作品中，汤显祖的《牡丹亭》很重要。这部作品对旧道德基础进行了挑衅。
英国《新版不列颠大百科全书》（1974年版）中对汤显祖评述道：
明朝对于戏剧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多幕的戏剧形式，即“南戏”。皇室成员、闻名学者以及官员，如王世贞，尤其是汤显祖都写了剧本。……感伤的浪漫主义是明朝戏剧创作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又说：
十六世纪初年，苏州的音乐家魏良辅花了十年时间，在南方民间流行的曲调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乐律格式，称之为昆曲。最初，它只是用在简短的演奏中。十六世纪的诗人梁辰鱼把它运用到大型戏剧中去，于是，它便很快地推广到全国，直到二十世纪后京剧出现时止，一直控制了剧台。重要的昆曲剧作家有汤显祖，他的戏曲以细腻感人而闻名。
二
尽管汤显祖四百多年来一直受到文学界和戏剧界的重视，然而“汤学”的逐渐形成却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中国二十世纪的汤学研究（尤其是对《牡丹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两个阶段。前半世纪的研究较多地继承了明清以来考辨本事、制曲度曲、曲辞鉴赏的传统，较少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说明，研究者仅有少数曲学专家和文学史家，前期有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卢前等人，后期有俞平伯、郑振铎、赵景深、张友鸾、江寄萍、吴重翰等人。后半世纪的研究虽然曾经受到庸俗社会学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是在1957年前后围绕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活动，还是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小高潮。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汤显祖研究逐步深入和发展。全国学术界在1982年以纪念汤显祖逝世366周年为契机，在汤显祖的故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随之将汤显祖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论文和著作的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最近二十多年出版的汤学研究著作主要有：黄芝冈的《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徐朔方的《汤显祖年谱》（1980）、《论汤显祖及其他》（1983）、《汤显祖评传》（1993）和《汤显祖全集》（1999），黄文锡和吴凤雏的《汤显祖传》（1983），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4），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1984），龚重谟等的《汤显祖传》（1986），周育德的《汤显祖论稿》（1991），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和《汤显祖与〈牡丹亭〉》（1985），项兆丰的《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2000），邹元江的《汤显祖的情与梦》（1998）、邹自振的《汤显祖综论》（2001）和《汤显祖与玉茗四梦》（2007）、《汤显祖研究在遂昌——中国汤显祖研究会首届年会论文集》（2002），李晓和金文京的《邯郸记校注》（2004），周育德和邹元江主编的《汤显祖新论》（2004），程芸的《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2006），程林辉的《汤显祖思想研究》（2006），杨安邦的《汤显祖的交游与戏曲研究》（2006）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末出版的《汤显祖全集》（1999）全书4册2627页，新收录“制艺”一卷和多篇佚文，是到目前为止内容覆盖最完整的汤显祖著作全集，这部大书出自已故汤显祖研究的耆老徐朔方先生，把汤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港、台地区学者的汤显祖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曾任美国纽约佩斯大学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的郑培凯先生，1995年在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一书。此书收入作者的《汤显祖与晚明政治》、《〈牡丹亭〉的故事来源与文字因袭》、《汤显祖的文艺观与〈牡丹亭〉曲文的艺术成就》、《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牡丹亭〉与〈红楼梦〉在社会思想史层面的关系》、《解到多情情尽处——从汤显祖到曹雪芹》、《汤显祖与达观和尚——兼论汤显祖人生态度与超越精神的发展》等六篇论文，藉著探讨汤显祖的政治生涯与文学戏剧艺术创作，追索汤氏对人生意义的观照与思考，并透过汤氏的历史文化关怀，呈现晚明文化风气与氛围及其发展的动向。探讨的重点是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况与艺术探索的关联，涉及艺术想象与历史现实的互动辩证关系，通过分析与陈述具体的历史材料，发掘汤显祖进行艺术思维所触及的人生实存与文化意义等问题。作者专长明清以来文化意识史及艺术思维研究，《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可谓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