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5期
古都西安 旧城新命
作者：郑也夫
四、西安文化上的两种功能
西安的工业、商业、高科技上的功能，都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这些都有很多人在做，而且做得很成功。我所要强调的是西安还需要去完成另外两种功能，两个文化上的功能。
我觉得，像西安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大西北的重镇，而且历史人文资源异常丰富的城市，应该承担这样的功能：保留传统的文化基因。我提出的这个“基因”可以分为两个功能来说。一个是西安地下这么丰富的考古资源，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基因的保留，基本上属于帝王的系列。第二种功能是这方广袤的土地上的民俗。这些民俗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有赖于我们这个大都市保存住这些民俗的文化基因。
先说第一个系列，帝王系列的文化基因。西安的资源太丰富了，周、秦、汉、唐，四代帝王全部是在这里开始其统治的，十几个汉朝帝王全部埋葬在这里。许多痕迹都保留在这里的地面下。帝王当时在经济上、军事上占有最大优势的小群体。王陵留下的是当时最高的工艺技巧，最高的艺术成就，留下了很多礼仪性的物品。礼仪有辅助帝王建构秩序、等级的功能。这样的历史遗产在当时占有很高的势能，处于最高的位置。这些东西现在有些被人们遗忘了，如果没有发掘出来，就死掉了，我们不会知道还有这种艺术造型，还有这样一种制造工艺，还有这样一种礼俗。从地里发掘出来以后，它可以给今天的创造者、文化人提供很多营养，等待他们去继承和光大。能光大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从地下到发掘，从死到活，从遗忘到重现，把它变作一种博物馆艺术，供人们欣赏，给人们启发，看有什么文化因子可以发扬。它给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连续性，看到我们的香火、我们的文化如此悠久、一脉相传，不知不觉给我们提供一种凝聚力。
第二个系列：民俗。民俗与帝王系列完全不一样。今天的民俗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我们的社会变迁得太快，致使民俗赖以生存的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生态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民俗都处于濒危的境地，有些恐怕也将被涤荡掉。我举三个例证来说明，民俗脱离它的原生态，有可能要消失；而我们这个大西北第一大都市应该承担起保留民俗，使其不死的功能。
第一个例子讲秦腔。我过去没有认真听过秦腔，但有印象：粗犷、高昂、激越。来到西安我就找秦腔，问大街上的人哪能听到秦腔。一个老头说有两个地方晚上能听到。一个地方叫艺术社，还有一个地方叫东木头街。我第一天晚上就到东木头街领教了一下。那都是民间的，唱的全是女性。供求关系很怪，唱的时候，给不给钱随意。愿意给钱的，花十块钱买一条红绸带挂上，算是捧场。我观察了一会儿，看那红绸子也挂了不少，她们还能够生存下来。我初来乍到，听的时间虽短，一分钱不给也不妥当，也挂了一条。第二天晚上我到了艺术社，但是没有演出。对时下的秦腔我有一点简单的思考。我看到东木头街茶馆里，大批的听众是农民工。他们肯定是不掏钱的，也不在前面椅子上坐，觉得坐下不给钱不合适，就在后面找个犄角旮旯站着，但他们人数量挺多的，甚至成为听众的主体。当然不是给钱的主体，只是“捧个人场”，可没有人场还真不成。有些人给钱，有些人捧个人场，这就和演员形成一个互动，演员第一个要有观众，第二个要有收入。秦腔是曾经流行在陕西大地上的一种主要的文艺娱乐形式，现在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秦腔的土壤肯定是陕西乡土，原来的艺人就生活在乡土，为乡民提供服务。现在的乡土中的文化生态彻底变了，乡民中喜欢秦腔的人数减少，乡土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些艺人，给这些艺人存活下去的报酬。
陕西大地上几个大城市很有可能成为秦腔最后的生存地。因为这里人多，人口基数大。这里有5％的人喜欢，艺人们就活下来了。村里有20％的人喜欢都不行，因为人口的绝对数太小了。西安就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对秦腔而盲，第一这里人多，第二这里喜欢秦腔的人比例比较高。北京和上海人口基数更大，但是喜欢秦腔的人1％也没有。要养育秦腔艺人，非西安、宝鸡这样的城市莫属。
我觉得一种传统艺术形式的存活以及未来能不能光大，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个是要有几位高人，一个是要有两种形式的转化。
高人的出现有偶然的因素，可遇不可求。比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人，一个异类王洛宾，使得新疆的民间歌曲走向了世界。我个人认为王洛宾应坐中国歌曲的第一把交椅。他使得新疆民间的、乡土的音乐复活、光大，被汉族了解，被其他民族了解，被世界了解。再一个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多年来一直在东北：基本出不了东北。但二人转养育出一个大艺人，成了大明星，他不忘二人转对他的哺育，这就是赵本山。他开始为二人转鼓吹，把二人转推到媒体上，推到大城市。秦腔有赖于这样一个高人的出场。要么像王洛宾一样，艺术上使秦腔能够与时代、与主流群体连接，能够使主流群体欣赏它。要么是出现一个人帮助秦腔打进市场。
在形式上，要有两种转化。第一个是演出形式。现在的人能够接受哪一种演出形式?是听折子戏，还是清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还是唱大轴一个整本子?这里面临着选择。进而就是，清唱哪些段落，或是哪些折子戏，哪些能成为拳头曲目等。这要有策划，要认真地、精细地去切磋、盘算。怎么能让这些曲目吸引住老的听众，甚至能扩大地盘，让别的人听过之后也爱听。
第二是生存方式。谁是听众?怎么个演出方式?是园子里唱，爱听的人随意送红绸带，还是到大宾馆里唱?我在多年以前给京剧出过一个主意。现在京剧看起来死不了，票友啊、戏迷越来越多了，随着社会在富裕，就真的死不了了。但那些年京剧很难过，有些大演员没什么戏可唱，没什么收入。我当时出的主意是：北京的外国人挺多，外国人不是都想听一嗓子京剧吗?在北京搞二十个大宾馆，大宾馆晚上天天唱京剧，或者在附近的剧场天天唱，旅馆向外宾介绍，打个电话，票就给你送来。这样演员就有戏唱，就死不了了。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把这个难关过了，中国人下一阶段有钱了，这些东西就死不了了。短期内利用一下旅馆，利用一下洋人的好奇。当然，也不是一定要这么办，只是说要做生存形式的寻找。秦腔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比较而言，我们看到了两个艺术形式的对比。一个活得很好，有望光大。一个濒死。濒死的是相声。为什么?当年侯宝林老先生说相声时的那个生态已经不存在了。当年侯宝林老先生说相声是在民间、底层，是在天桥地摊上说，现在那个地摊不存在了。原来北京市民有好多人喜欢听相声，他们是侯宝林直接的观众，但那些观众都不存在了。因为北京城市的变化太迅猛了，人们的喜好完全不一样了。相声徒有其名进入电视，但民伺的大批听相声的人、大批说相声的人都不存在了。底下没有输送演员、输送观众的基础，只是孤立的几个人在努力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