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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沃尔金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著作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过无可争辩的影响。《太阳城》是传布共产主义观点的文献资料，它应该和托马斯·莫尔①的《乌托邦》相提并论。这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文献。
①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一书出版于1516年。——译注
1568年康帕内拉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省，他在青年时代加入过多米尼克派的僧团，曾因自己的学识和天才而出名，他热烈参加过当时的神学和哲学辩论会。1598年他因参与反对当时统治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君主国政权的密谋而被捕，曾屡次受严刑拷问，被判处无期徒刑。康帕内拉坐了几乎三十年的牢。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对话体裁的《太阳城》，就是在狱中写成的。
康帕内拉的文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涉及有关哲学和政治的各种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中，把对经院哲学所持的否定态度，把感性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基督教神秘主义、占星术和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的传统结合起来。康帕内拉认为直接研究自然界的“活法典”是认识外在世界的源泉。他肯定说，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同时，他发展了对他无疑起过很大影响的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特列佐①的原理。“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康帕内拉斥责了那些把精神锁在这种“活天书”的坏抄本上的人。但另一方面，按照康帕内拉的学说，精神的自我认识，人们对包括“微观世界”（小宇宙）的自己的实质的研究，是洞察宇宙奥秘的途径。康帕内拉曾在笛卡儿之前就提出下列原理作为认识的基本原理：我思故我在。感情这种东西，在传达事物的形式时是可以使人受迷惑的。为了使人不做感情的俘虏，人们获得了使他们超越尘世的理智。
①特列佐（1509—1588年），意大利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以攻击中古亚里士多德哲学著名，是近代科学方法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前驱。——译注
康帕内拉在谈到“上天精神”和“天体理智”时，认为宇宙和它的各个部分都是有灵性的。一切都生存着，一切组成了有生命的统一体。宇宙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威力、智慧和爱）的有生命的东西。按照康帕内拉的学说，下等生物虽然没有意识，但有生命，因为从死的东西中不能产生活的东西。自我保全是一切存任物固有的本性，自我保全的意图是由物质运动引起的。
存在的本源是神。但康帕内拉所理解的神，是和基督教理解的上帝不同的；在他关于神的学说中，可以看到泛神论的倾向。神就是一切。自然界是神的“雕塑的形象”，或神的流出体；有时，他干脆把神和自然界等量齐观。神领导着世界；太阳对地上的生物实现神的意志。康帕内拉好象把太阳崇拜为神（太阳神），因为他认为太阳能够创造新东西，他也号召人们崇拜太阳。一切东西不仅力图维护自己的生存，而且也力图回到自己的本原——神那里去，即回到“一切存在物的大洋”去。这种意图是宗教的基础。康帕内拉教导说：“宗教是与贯穿着认识、意志和爱的神结合起来的统一体。宗教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的规律。”康帕内拉的思想有时接近“自然宗教”的思想。他承认“神的启示”，但他所理解的启示不仅包括教会的教义，而且也包括自然。他好象认为只有不违反理智和天赋道德的启示，才是真正的启示。康帕内拉曾积极捍卫科学研究的自由（特别是出面捍卫过伽利略）。在他看来，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意图，是与《圣经》相左的。但在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到与此相反的论点。这也许是他想对他的压迫者表明自己是一个比较笃信宗教的人，所以他宣称：感情和理智只能“补”启示之不足，教会的权威才是真理的最高准则。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数的启示都是符合理智的要求的。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哲学。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的某些思想是先进的，因为这些思想符合在封建制度内逐渐成熟的新社会制度和非宗教的、合理的新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他也有落后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并没有根除陈腐的、宗教的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的传统。我们在康帕内拉的政治观点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先进倾向和陈腐倾向相结合的论点。他认定表现神的意志的自然规律是国家的基础。人类的智慧能够发现这些规律，而且应当遵循这些规律。国家组织的最终目的，是把所有的人联合到反映神的一致性的统一的世界政权之下。但是，康帕内拉却希望他所处时代的反动势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由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思想，也就是由作为教会首脑的教皇来统治的世界君主制度的思想；但他在周围的现实中不能找到能够实现世界统一和正义制度的力量，因此，他甚至对他在1598年高举起义旗帜反对过的西班牙君主制度也抱过幻想。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脱离现实的空论样板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类脱离现实的空论是不能产生长期影响的。在康帕内拉的一切著作中，只有《太阳城》能在长时期内保持它的意义；这是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叙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制度的看法。
《太阳城》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康帕内拉对自己编的故事选择了这种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十五、十六世纪文学中广泛流行的体裁，但他并不能利用这种体裁应有的形式。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篇对话，而是一篇逐段连接的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其中为了迎合文学传统，加添了交谈者之间的一些毫无意义的、无非是要把故事转换话题的插语。这些插语并没有使故事产生什么重要的意义，没有它们也决不会使故事失去它的意义。故事本身是用这种乌托邦著作通常采用的刻板公式构成的：一个旅行家偶然来到一个人所不知的、新发现的国家，在那里，他发现正在实现他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制度。这种早在古希腊时代就由艾夫盖梅尔和雅木布尔等所制定的刻板公式，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中由于新的地理发现而更加风行一时了。
康帕内拉的故事的文体是枯燥无味的、抽象的、缺乏鲜明形象的。因此，并不能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吸引读者，作为一部文学著作来看，康帕内拉的这部对话著作，当然不如莫尔的《乌托邦》。
这部著作的成就和影响，显然是由它的其它一些优点决定的、《太阳城》之所以能引人注意，能在西欧各国广泛流传，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文学天才，而是由于作者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的总体。正是这些思想使《太阳城》流传了三百年，使它能拥有很多读者和景仰者。《太阳城》提出了这样的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它应该享有荣誉。从这一方面来说，它的荣誉要比《乌托邦》或稍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社会小说所获得的荣誉更加显著。
在太阳城（康帕内拉用对话方式由一位返回祖国的热那亚籍航海家讲述的所谓的国家）中，每个公民都是社会的公仆；由大家来分别进行“艺术工作、劳动和其它工作”。因为，每个公民所做的某种工作，是根据“占星学”的材料和他的爱好来分配的，所以，全体劳动者都能愉快地、认真地执行自己的工作。劳动者为社会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要送入公共仓库，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财产。每个手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由专职人员来进行监督，他应该注意所进行的工作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农业工作是用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公民必须从事这种劳动，根据当局的命令在必要时他们要出城去完成派定的工作。妇女和男子同样要为社会劳动。根据妇女身体的特点，只分配给她们比较轻松和不损害健康的工作。这里应该指出，康帕内拉也具有当时许多先进思想家（例如培根）所具有的思想：利用技术来减轻人类的劳动。
因为在太阳城中全体公民都要劳动，所以每个公民每天只消承担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就可以用来从事科学工作或体育运动等。可见，在他们那里，体力劳动是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适度的劳动不会危害他们的健康，只会增强他们的精力。
各种劳动都同样受到重视，因为“每个人，无论分配给他任何一种工作，都能看作最光荣的工作来完成它”。每个人都力图争先完成交给他的工作。在太阳城中，凡是学会手艺和技能的人，善于熟练地应用手艺和技能的人，都算是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即太阳城的公民）尖刻地讥笑我们，因为我们把工匠称为下贱人，反而把那些没有技能、过着游手好闲生活、为自己无所事事和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雇用许多仆役的人称为高尚的人”。由此可见，康帕内拉不仅具有“人人必须劳动”的思想，而且也具有“劳动是光荣事业”的思想的萌芽。
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那里取得满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康帕内拉认为，公民可能会对某种产品提出过多的要求。因此当局应进行监督，不让任何人取得超过他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太阳城内自然不会有什么交易了。那里也有货币资金，但它是专门用于对外贸易的。全体公民都住在公有的建筑物中，他们每六个月要更换一次房屋。公民在公共食堂用膳。太阳城中没有家庭；也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样，为了社会的利益，性交要由当局加以调节。使下一代公民尽量成为好公民，这对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不能让下一代有不加以节制的性关系。所有的儿童（男孩和女孩）都能受同样的社会教育。他们从幼年起，就能通过游戏获得有益的知识。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好象是一个陈列着直观教具的博物馆。孩子们由教师率领着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因而他们能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一定的年龄起，对孩子的教育就由这种游戏教育制度改为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大家都能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因而能学会各种手艺。
康帕内拉在他《论最好的国家》的论断①中，肯定了他在《太阳城》中描述的制度，是最符合天赋人权和人类本性的。根据天赋人权，一切都是公有的。造物主创造土地，是想使它成为公有财产；蜜蜂的生活就是天然公有的榜样。划分财产是违反天赋人权的；“我的”和“你的”是骗人的话。私有制和自私自利是违反对人仁爱的道德要求的。富有和贫穷，这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缺陷，它们造成了一切恶习；贪婪是一切恶习的根源。要使生活适应自然，必须受理智之光指导。在《太阳城》里，人们正是这样生活的。它实行的公有制消除了自私自利引起的一切恶习，而以对公社的爱来代替它们。那里既没有悭吝和互相仇视的行为，也没有讼争和欺骗。那里也不会有穷人因过度劳动、富人因过游手好闲生活而产生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大家同样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不仅保证了公民身体的健康，而且也保证了他们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热爱符合他本性的东西。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祖国是都样难以想象的热爱”。
①这个论断可以认为是《太阳城》的注释和补充部分。我们把其中的两章作为附录编入本书。
康帕内拉说，大家都强烈希望有这样的国家组织，大家都想望这种象“黄金时代”一样的制度。如果说直到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这种制度，那是因为国王心怀恶意，他要使国家置于他的专横统治下，他认为自己的专横是受最高理智支配的行为。康帕内拉在他的一首诗中说，所有的人民遭受着因三种恶习，即残暴行为、诡辩和伪善而引起的痛苦。这些恶习的根源是利己主义。人类起源于贯穿着爱的神，只有考虑到符合神的一致性的人类的一致性，他们的精神才能宁静。
康帕内拉说，反对公有的人并不否认公有是符合人类原有的本性的。但他们认为“陷于罪恶”①使本性变坏了，使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一致性，从而不能实现公有制。康帕内拉正是用这种性质的论据来对抗经院哲学的论断的。他说，陷于罪恶后虽然消灭了神赐的才能，但不会消灭本性具有的才能，而且，根据基督教关于陷于罪恶的教义，耶稣曾以自己的死来救赎人类，使人类恢复到无罪的状况。
①特指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训教之意。——译注
由此可见，硬说公社生活好象违反本性，这是一种邪说。原始的基督徒就过过公社生活，将来在反基督教统治的王国灭亡后，公有制将会在世界上占上风。但是，照康帕内拉看来，这种制度现在也可能实现，因为，再浸礼派教徒①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康帕内拉曾坚决赞成再浸礼派教徒的生活制度，虽然他也指责过他们损害了宗教思想（可能是为了自我保全）。最后，如果《太阳城》的制度不能充分实现，那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努力实现这种制度的榜样。《太阳城》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受天赋理智的支配而确定的。因此，这些原则是根据人类理智发现的，而不是靠神的启示发现的，尽管这些原则不仅不与神的启示矛盾，而且还承认它。康帕内拉说：“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制度描绘成神提供的制度，而是描绘成根据哲学推理发现的制度；而且是从人类能够具有的理智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
①参阅本书后注第[148]。——译注
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所受的文学影响是不难确定的。他很熟悉古典文学；虽然我们在《太阳城》中只看到他直接援引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话，但可以确定，他是看过很多书的。无疑地，他曾研究在自己著作中屡次反对过的亚里士多德，读过很多罗马散文作家和诗人的著作。他的两本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指南书使用了维琪尔的名著《稼穑诗》和《田园诗》的名称，——这并不是偶然的。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和古希腊雅布尔的乌托邦的地理位置和名称相类似，——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应当考虑到，康帕内拉是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①的著作了解雅布尔的，因为西西里的狄奥多的著作曾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屡次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过②。
①古希腊历史家（纪元前30年左右至29年），著有编纂性的《历史丛书》。——译注
②见西西里的狄奥多著：《历史丛书》，第2卷，第57—59章。——译注
在这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中，影响康帕内拉最深的无疑是柏拉图。康帕内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驱者来引用他的话。他肯定说，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们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们造孽的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他专谈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最深。可以说，在这里，康帕内拉不仅从柏拉图的思想出发，而且基本上简直是重复了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柏拉图的全部论据，几乎没有作什么补充。
据我们看来，很重要的是，《太阳城》虽然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康帕内拉的体系却具有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宗教界的贵族阶级在理想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一点上，康帕内拉和柏拉图之间是存在着重大的和原则上的区别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没有安排下过特殊生活、受特殊教育的固步自封的统治阶级。他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律平等的人的社会。然而，统治这个社会的又是一些具有司祭和世俗教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构成了独特的、宗教的教阶。最高执政者是最明智的哲学家，同时他又是最高司祭。法官和低级职员都是一些教师和司祭。太阳城有人民议会（大会），它可以批评统治者的工作，在一定的场合下否决他们的要求，拟定担任官员的候选人。但是，由最高司祭、他的三个助手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组成的会议，才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这个会议可以自己补充成员，也可以从人民推举出的候选人中遴选会议的成员。最高司祭和他的三个助手是不可更换的。可见，太阳城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原则与“贤人统治”的原则相结合的。
自然，康帕内拉之所以接受“贤人统治”的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他的特殊的社会观，而这种社会观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至于文学传统，那么毫无疑义，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
在《太阳城》中可以看到的第二种文学影响，是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的影响。我们从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引用了克里门特①、德尔图良②、奥古斯丁③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的神学者（直到托马斯④）崇拜公有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天赋人权。
①克里门特，见本书后注第[34]。——译注
②德尔图良，见本书后注第[36]。——译注
③奥古斯丁，见本书后注第[19]。——译注
④托马斯，见本书后注第[28]。——译注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两种传统，即古希腊罗马的和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溶合起来。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这二者溶合起来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文学界最喜欢引用的论据，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最奇异的典型，而这种典型是符合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思想的要求的。在引用这种论据时，它的某些特点被抛弃了，某些特点又获得空前末有的发展。康帕内拉正是这样对待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他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提到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柏拉图认为这种“财产公有制”只能在社会的上层人物中推行，而劳动人民只应当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同时，康帕内拉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教会之父”著作中的那些在原则上反对私有制但立刻又承认它实际上具有不可侵犯性的部分，他在写作时避而不谈这些不利于他的论点。
人们会在比较接近康帕内拉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中，联想到莫尔和杜尼对他有过影响。因为，莫尔的《乌托邦》曾在十六世纪广泛地流传过，十六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很出名的、著作很多的作家佛罗伦萨人杜尼，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述过社会乌托邦。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太阳城》中竟看不出他读过莫尔著作的某些明显的迹象，虽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引用过他看作公有思想传播者的莫尔的话。康帕内拉所描述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行政管理和婚姻关系——社会乌托邦所有的这些最重要的特点，是完全不同于《乌托邦》的。也许只是在对公共食堂和某些细节的描述中，才能发现稍稍相似之处。如果一定要假设《乌托邦》对康帕内拉发生过影响，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响，而不是唯一的影响，只不过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础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已。
康帕内拉与杜尼之间的论点倒是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管理国家方面（杜尼也主张委托担任司祭的知识分子来管理，不过，他是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接近于教会组织的解决办法）和婚姻制度方面。但是，产生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的社会前提，共同掌握柏拉图的文献资料。纵然康帕内拉读过杜尼的著作，这位有点轻佻的佛罗伦萨的作家也未必能深刻地影响康帕内拉这位革命哲学家的思想。
研究文学上的联系和文学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学上的联系并不是历史现象的独立的和直接的联系。每个社会集团和反映该集团观点的每个作者都从文学传统中接受符合这些观点的东西，而且必须根据该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某些社会利益的对比关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源泉。从这一观点来看，康帕内拉对柏拉图或克里门特理解得是否正确，就成为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正是要从这方面，而不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直接考察一下《太阳城》这部著作的社会根源问题。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是意大利经济极端衰落的时期。在这些艰苦年代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由于十四至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繁荣、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因而在那里形成了大批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无产者。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却带有片面性。这时在意大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意大利的工业中心是依靠对外贸易才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原有的这些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一方面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统治东地中海沿岸而引起的贸易路线的改变，使意大利的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并在那里引起严重的经济衰落。当然，经济的衰落就沉重地打击了完全或几乎完全失去进行独立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而不得不依靠公开地或暗暗地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那些社会阶层。以前还能在手工工场或采购商那里拿到工资的平民的生活情况，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已变得非常艰难。农村贫民，特别是还一直保存着最繁重的封建剥削形式的意大利南部的农村贫民，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这时，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出现的行乞和强盗行为，都没有象意大利那样普遍。康帕内拉在把太阳城的制度和意大利的制度作对比时说：“那波利城（即那不勒斯城）有七万居民，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而且他们因逐日从事力所不及和不间断的劳动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在意大利出现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抗议的现象，这是不应当使我们惊奇的，因为这种制度是与人民为敌的，是建立在另一些社会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压迫者的利益的。
但是，备受压迫的群众，自己并不能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明确认识到产生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和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最初试图批评现存社会制度并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是脑力劳动者。当然，某些知识分子站到被压迫群众方面而发挥的这种才能，本来既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也不是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的超阶级本性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才能是由日趋贫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脑力劳动供求量在一定程度上不相适合的情况，而在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情况更是这样。经济繁荣的时期曾使知识分子干部迅速增长，而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就会对他们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在意大利也当然会形成一大批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官做，因而自然就具有严重的对抗情绪。这一批人按其生活条件来说已接近人民群众，而且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康帕内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知识界的最卓越代表之一）用自己的著作《太阳城》来捍卫城乡贫民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
康帕内拉把未来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说成是社会起源的特点。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高举为不幸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旗帜时，必然会在社会思想的叙述中夹入另一些社会阶级的某些观点和愿望，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出身或其它的利害关系而与这些社会阶级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社会积极性和自觉性越低落，他们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所表现的脑力劳动者特有的集团观点就越明显。
这种集团利益的影响，是在十九世纪开始以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只是在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最明显地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时代，并从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公正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时候起，才完全根除了这种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这些特点，在康帕内拉的著作中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们只谈其中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最明显的一点。康帕内拉在他理想的国家中实际上是要保存由教阶制度控制的整个政权机关的，而这种教阶制度决不是重新改组的教会系统的制度。这种教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当然不能反映群众的公正利益，只能反映康帕内拉所属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幻想。这些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同当时的教阶制度对立的集团，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教会传统的影响；它们政治上的幻想是以常见的刻板公式为出发点的，不过是按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恢复而已。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会的教阶制度的刻板公式竟会如此富有生命力，它竟能轻易地（在其它一些方面）套用到根本不同的社会内容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实质上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培根的乌托邦的“改变应改变的事物”中看到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那样晚期的社会主义体系中，例如圣西门主义者的体系中看到它。
理解《太阳城》的社会根源，是我们理解它出版以后的历史和它的长期影响的关键。而且，理解了这一点后，也就能清楚理解康帕内拉的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文学导师对他发生影响的程度。康帕内拉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文学传统给他的东西，而且他还根据当时的要求和他代表其利益的那些社会集团的要求，来改造这种文学传统的资料。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在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的特点和“教会之父”的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以后，提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当然，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颇为粗陋的”共产主义①。但康帕内拉的这种粗糙的体系，无疑地还是成了以后各个时代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型。
①《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恩格斯对十九世纪前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这个评语，无疑地更可以适用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体系。
康帕内拉对他的一些先驱者的依赖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是显著的；他们对他的影响要比对莫尔的影响大，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的乌托邦中包含的独出心裁的地方，要比莫尔的乌托邦所包含的少得多。但他决不是一位普通的编纂者和通俗作家；在社会思想史中，他无疑是一位新的历史观的创始人，即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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