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已经明确了哲学和史学是统一的，并已说明二者的划分只有一种字面的和说教的价值，因为这种划分的基础是我们有可能时而把统一中的这一辩证因素放在字面解说的前台，时而把那一因素放在前台；现在我们应当把那些以哲学“理论”或“体系”等传统题目为题的论著的真正目的弄得很清楚了，一句话，要弄清楚哲学能归结成什么。
哲学，由于它已被放在新的关系中，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由于史学的内容是精神的具体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想象和思想的生活，是行动和道德的生活（是别的什么的生活，如果想得起别的什么的话），它在它的这种种形式中始终为一，所以这种阐述要区别美学和逻辑学，要区别经济学和伦理学，把它们在精神的哲学中通通加以统一并加以分解。如果一个哲学问题显得完全无益于历史判断，那就证明那个问题是无用的，是提得很坏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问题、即一个哲学命题的解决不仅不能使历史变得更可理解，反而使历史变得晦涩不明，或使它和其他问题混淆不清，或者越过它，轻率地指责它或否定它，那就证明那个命题及与其有关的哲学是武断的，虽则作为情操或想象的表现，它对其他方面也许还是有重要性的。把哲学定义为“方法论”初看不是没有可疑的，甚至一个愿意一般地同意它所代表的倾向的人对之也不能不有疑问；因为哲学和方法论两个术语常常是对比而言的，一种导向方法论的哲学可能染上经验论的色彩。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方法论当然完全不是经验论的；事实上，它的大部分是一种正确的和正当的、虽则是有缺点的企图，企图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加以哲学的解答，或者说，企图成为哲学的方法论和把哲学当作方法论，这一大部分正是为了纠正和代替职业历史家和其他这类专家的经验论的方法论的。
然而，如果上述争议一提出就得以解决的话，另一争议却不是这样的；在那另一争论中，我们的主张跟那种散布很广的和古老的关于哲学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那种概念认为哲学是解决宇宙的秘密、知道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力、揭露实体的世界的，那世界被认为是在现象世界之外的，而现像世界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地方，也是历史所在的地方。这里不是叙述这一观点的历史的地方；但我们至少必须说，这一观点的起源是宗教的或神话的，甚至在那些把我们的大地设想成惟一的真实界这方面最有成就并替那作为判断或历史知识的方法论的新哲学开了一个端的哲学家的心目中，它也存在。康德有这种观点，他承认它是他的批判的极限；黑格尔有这种观点，他把他对逻辑学和精神哲学的精细研究装在一种关于“观念”的神话的框子里。
不过，两种概念间的分歧愈来愈大，在十九世纪以形形色色的公式表现出来，例如心理学对形而上学，一种经验和内在哲学、即先验哲学对超验哲学，实证对唯心等；虽则争论照例进行得很坏，越过了标的，结果无意中正好接受了形而上学、超验论、和先验论，正是争论所要攻击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但引起争论的心情是合理的。方法论的哲学义不容辞，以更好的武器攻击了同一敌人，并当然地坚持了一种心理学的观点，但这是一种思辨性的心理学观点，是内在于历史的，但又是辩证地内在的，因而不同于实证论，实证论认为必然的是偶然的，而方法论的哲学则认为偶然的是必然的，从而确认了思想的支配权。这样一种哲学正是把哲学作为历史（因而是把历史作为哲学），是哲学阶段在纯范畴和方法论阶段中的规定。
这一概念对于相反的概念的伟大力量、即，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优越性，可以从前者有力通过批判后者的问题并指出其起源而解决它们看出来。反之，形而上学若不求助于虚构的和武断的东西，就不仅无力解决方法论的问题，甚至也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认识论① 的各种学说中，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关于心灵实体②、关于不可知、关于二元论、关于反题等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它们用更好的概念代替了我们过去具有的关于科学的逻辑概念，把上述各问题解释成为辩证法的永恒再生的诸面貌或知识的现象学。
① 原文为gnoseologica1。——译者
② 原文为soul-substance。——译者
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是非常古老和顽强的，它仍残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原是不足为奇的，那些人大体摆脱了它的束缚，但没有努力根除它的全部末节，也没有堵塞它得以或多或少地在不期然中重新返回的一切门户。如果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它公开地和直接地出现，我们却可以从它那象心灵的僻性或不自觉的先入为主之见一样固存的这一种或那一种面貌或神态中把它辨认出来或觉察出来，它们能把作为方法论的哲学赶回错误的老路，能替已被抛弃的形而上学卷土重来铺平道路，虽则只是短期的卷土重来。
我觉得在这里说清楚某些先入为主之见、倾向和习惯，指出它们所包含和遗留的错误，将是适时的。
目前仍然常见的过去的全部残余中的第一种是认为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的观点。关于一个基本问题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和视哲学为历史的概念不相容的，是和把哲学当作历史的方法论不相容的，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哲学认定哲学问题是无限的，它也只能这样认定；这些哲学问题当然全是彼此有联系的，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算是根本的，犹之一个机体的某一部分不是其他部分的基础而各自轮为基础并被作为基础一样。事实上，如果方法论为它的问题从历史采用材料，从我们自己的最谦逊但又具体的历史形式、即从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历史采用材料，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由于所过生活的驱策是从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走向另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的，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生活的时期不同，因而这一类或那一类问题占领了阵地或使我们格外发生兴趣。如果看看那我们业已提到过的一般哲学史所提供的更为广阔但较不确定的情景，情形也是一样的，就是，由于时代不同和民族不同，占上风的哲学问题时而是有关道德的，时而是有关政治的，有关宗教的，时而是有关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每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都是整个哲学的一个问题，不论是公开显示出来的还是推论出来的，但我们决遇不到一个一般哲学问题，因为其中含有矛盾。如果看来似乎有一个一般哲学问题（看来当然是有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是因为，事实上现代哲学是从中世纪传到我们手里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斗争中精心完成的，在它的说教性形式中，同样，在大部分爱好它的人们的心理倾向中，它保存了一种强烈的神学痕迹。因而出现了思想和存在问题所非法占有的根本的和近于独一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关于现世及来世、关于尘世及天堂的老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批判性的和认识论的形式。但那些用内在哲学破坏了或开始破坏超验哲学的天堂及来世的人们，同时也开始腐蚀了那种关于一个根本问题的概念，虽则他们并没有完全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仍然受着关于物自体及关于“观念”的“神话”的束缚）。对信仰宗教的人，那个问题当然是根本的，他们认为，除非他们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在另一世界中得救，即，获知一个实体的和真实的世界，对世界的全部智性的和实际的支配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对哲学家，它不是命定如此的， 从此以后，它只以世界为限或以自然为限，世界或自然没有外皮，没有核心， 而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我们重新拾起关于有一个根本问题支配其他一切问题的信念，那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其他的问题不是不得不被认为全是倚赖根本问题的因而不得不和根本问题一同予以解决，就会不再被看成哲学问题而被看成经验问题。那就是说，科学与生活中每天重新出现的问题就会失去价值，不是变成根本解决的同义返复，就会任凭经验去处理。这样一来，哲学与方法论之间的差别，即形而上学与精神哲学之间的差别就会重新出现，从后者看来，前者是超验的，而从前者看来，后者是非哲学的。
关于哲学作用的陈旧的形而上学概念所产生的另一种见解是，为了统一，否认差别；这是符合神学概念的，神学概念认为一切差别都由于对上帝的专诚而统一了；这也是符合宗教的看法的，宗教只看见上帝，忘记了世界及其需要。这就产生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对特殊问题是半不关心、半不适应、或半软弱无力的，而有害的双重能力①说则几乎又暗中复活了；双重能力说认为，一种是智力的直觉或其他高级的认识能力，这是哲学家所特有的，使人能看到真正的真实界，一种是易对偶然性感到兴趣的批判或思想能力，因而在程度上是大为低劣的，是无需思辨的力量就能自由发生作用的， 而这是前一种能力所不容许的。这种倾向在黑格尔学派的哲学论著中产生了最恶劣的后果，在那些论著中，学生们（不同于老师）一般地表明，他们很少或完全没有考虑各种精神形式的问题，随便同意关于那些问题的庸俗见解，或以对于本质问题确有自信的人们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待那些问题， 从而毫不怜惜地把它们加以宰割和阉割，以便把它们匆忙地强行纳入他们所已事先建立的体系，用这种错觉的安排去排除困难。因此，他们的哲学是空洞无物和令人厌倦的，历史家或注意理解特殊的和具体的东西的人不能从中学到任何有助于其研究方向或使自己作出较清晰的判断的东西。由于观念的神话在实证论中作为进化的神话重新出现了，所以在实证论中，特殊的问题（事实上它们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也只得到了按公式的和空洞的研究，毫无进展。作为历史和历史方法论的哲学使精细或识别的德行恢复了荣誉，这种德行是形而上学的神学一元论所看不起的：识别是无味的，却是严酷的，是困难和费力的，却是大有结果的，它有时采取一种经院哲学和学究的无情的神气，但在这种神气下，象一切训练一样，它也是有用的，它认为为了统一而忽视差别在本质上是和把哲学当作历史的概念相反的。
① 原文为double faculty。——译者
第三种倾向（请允许我为了方便起见列举同一心理态度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在寻求终极的哲学，这种倾向没有从历史事实得到教训，不知道没有一种哲学曾是终极的或曾给思想以限制，它也不完全相信哲学跟随永远在变化中的世界一同永远在变化决不是一种缺点，而是思想和真实界的本性。或者不如说，这种教义及随之而来的命题并不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它们相信不断生长的精神在产生不断更新的思想和体系。但是，它们既然保留关于一个根本问题的前提，这个根本问题（如同我们所已说过的）实质上只含有那古老的宗教问题，而每一个十分确定的问题又各有一种解答，那末，对于“根本问题”的解答自然就会自命为对于哲学本身的问题的终极的解决。没有一个新问题就不会有一种新解答（因为问题与解答在逻辑上是统一的）；但那高出其他一切问题的问题则相反地是一个唯一的问题。这样一来，那关于根本问题的概念中所假定的终极的哲学就是不符合历史经验的，因为，在一种显然更合逻辑的方式上，它和作为历史的哲学尤其是不相容的，后者承认有无限的问题，不承认有一种终极的哲学的主张和期望。对哲学所解决的问题说来，每一种哲学都是终极的，但对立即随之而来的、在第一个问题的脚下的问题说来，它却不是终极的，对因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其他问题说来，它也不是终极的。终止连续就是从哲学回到宗教和信仰上帝。
我们现在就要说到的第四种先入为主之见在陈旧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方面和前一种有联系，和前几种也都有联系，它所关心的是作为哲学家这个人物，例如佛陀或大彻大悟者，这种人以为自己比别人高超（比他自己未成为哲学家时也高超），因为他认为他因哲学之故是不受人类情欲、错觉和激动之累的。信徒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专心信仰上帝，摆脱世间俗务，象一个爱人一样，以得到被爱者为幸福而对整个的世界满不在乎。但世界对信徒和爱人仍立即加及报复，并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哲学的历史家则不可能有这种错觉，他和他们不同，他觉得自己无可抗御地卷入了历史的进程，既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从而不顾幸运或至福，如同不顾其他幻想一样（因为有人说得很好，“幸福是生活感觉的反面”），他照生活的样子接受生活，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快乐，它克服忧愁而又永远产生新的忧愁及新的不稳定的快乐。他认为历史是惟一的真理，它是不倦的思想的作品，思想制约实际工作，而实际工作又制约思想的新工作。因此，前人赋予沉思生活的第一性现在不是让位于积极的生活，而是让位于完整的生活，它既是思想，同时又是活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在他的圈子里，不管那圈子看来多么广阔或狭小），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个人，他和人类生活的条件是不可分解地联系着的，那不是任何人可以超越的。希腊罗马式微时期的神秘哲学家或启示哲学家大可以把自己从世界分割开：大思想家如黑格尔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时期，他们虽则否认抽象的沉思生活的首要性，却易于重新错误地相信这种优越性，易于设想一种绝对精神的领域，易于设想一种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而获得自由的过程，作为达到那一领域的手段；但那一度陶醉在绝对中的哲学家的至高的形象，当我们试图使其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恢复过来的时候，它就染上了滑稽的色彩。现在讽刺确乎已少用武之地，它的矛头只得指向“哲学教授们”（按照现代大学所造出的哲学家的类型，这种类型部分地是中世纪“神学大师”的后继者），反对他们继续机械地重提抽象的一般命题，并且似乎对于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迫他们的情欲和问题无动于衷，那些情欲和问题要求得到较具体和较现实的研究，可是一无所得。但是，哲学家的作用和社会形象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并没有说，作“哲学教授”的方式不也会跟着起变化，亦即，没有说，在大学和学校教授哲学的办法没有面临危机， 这种危机是会把形式主义地讲哲学的中世纪方式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在哲学修养方面迈进一大步的结果应当是：一切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法学家、经济学家、道德学者、文学家，换言之，一切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一旦“一般的”哲学家绝迹了，目的论者或形而上学家及佛陀或大彻大悟者的社会痕迹也就会绝迹。
另有一种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培养哲学学者的方式。这些人所惯常依靠的几乎只是哲学家的著作，实际是“一般”哲学家的著作，即形而上学体系制订者的著作，如同神学家根据圣书造成自己一样。当人们以一个根本的或单一的问题作前提时，这种培养方法完全是当然的结果，因为为了这个根本问题就有必要去懂得前人所已尝试过的各种不同的和累进的解决；而在一种历史的和内在的哲学中，这种培养方法则完全是不应有的和不够的，因为这种哲学的材料采自生活的全部最纷繁的印象，采自对生活的全部直觉与反省。由于这种培养方式之故，对于某些特殊问题的研究就成为贫乏的，因为这种研究必然是与日常经验不断接触的（艺术和艺术对美学的评论、政治、经济、供权利哲学之用的法律裁决、供科学认识论之用的实证科学和数学科学等等）。由于这种培养方式之故，对传统地被视为构成“一般哲学” 的哲学本身的某些部分的研究也是贫乏的，因为这些部分也起源于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满意地解释它们的命题，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回溯到生活；我们必须把它们重新投入生活，去使它们得到发展，并去找出它们的新的面貌。整个历史是作为历史的哲学的基础，把它的基础仅仅限定为哲学史，限定为“一般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自觉地信从关于哲学的陈旧观念，不把它当作方法论，而把它当作形而上学，这就是我们所列举的第五种成见。
这种列举可以用关于哲学解释的第六种先入为主之见加以引伸并告一结束。由于这一成见，人们期望哲学有一种建筑形式，好象它是奉献给上帝的圣殿一样，或者期望它有热烈的诗歌形式，好象它是对上帝的赞美诗一样。但这些形式是旧内容的一部分，而形式现在已经变了。哲学自己表明，它是关于历史解释范畴的一种阐述，而不是一座圣殿的宏大建筑，也不是一首套用因袭诗句的神圣赞美诗。哲学是讨论，是争议，是严格的教导性解说，它当然具有作者的情操的色调，象一切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有时也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或者反之，根据情况，变得轻松些和幽默些），但不求遵守合乎神学或宗教内容的规则。可以说，把哲学当作方法论已使哲学解说从诗歌降成了散文。
据我看来，我所简略地描述过的各种先入为主之见、习惯和倾向全都应该仔细地清查出来，加以消灭，因为，它们妨碍哲学采取那样一种形式和按那样一种方式去进行，那种形式和方式对于它所已经达成的与历史相统一的意识是相称的和相应的。如果我们只看到诗歌、小说和戏剧等等我们的社会呼声在十九世纪时所积累的大量心理观察和道德疑团，认为这些观察和疑团大部分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研究，我们多少就能想到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哲学去完成。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大战在各方面所引起的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关于国家的，关于历史的，关于权利的，关于不同民族的作用的，关于文明、文化、和野蛮的，关于科学、艺术、宗教的，关于人生的目的与理想的，如此等等——我们就体会到，哲学家有责任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而他们甚至在拒绝听从神学和形而上学时也束缚在那个圈子里。因为，他们尽管抗议，他们尽管接受和信仰新概念，实则他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还是依附旧观念的。
迄今为止，甚至哲学史本身也只在不大的程度上按照哲学的新概念获得了新生。这种新概念要求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思想和思想家身上，他们不是长久被人忽视，就是被放在第二流的地位，不被视为真正的哲学家，理由是，他们不直接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或伟大的可能而去研究“特殊问题”。但这些特殊问题注定是要使对“一般问题”的看法终于发生改变的，一般问题已降成了一个“特殊问题”。马基雅弗利提出了关于现代国家的概念，巴尔塔瑟·格拉辛考查了实际事务中的尖锐性问题，巴斯噶批判了耶稣会教义的精神，维科复活了全部精神科学，哈玛具有洞察传统的价值的敏感；把这类人物看成比较次要的哲学家，完全是由于成见之故；我说的不是和很少独到之见的某些形而上学家相比，纵使和一个研究其他的但非高一级的问题的一位笛卡儿或一位斯宾诺莎相比，是如此。事实上，一种体系井然和无血无肉的哲学史是与研究“根本问题”的哲学相适应的。而一种远为丰富、更多变化、更有弹性的哲学则应该是和作为方法论的哲学的相适应；作为方法论的哲学认为，不仅有关内在、超验、世界及另一世界的问题是哲学，一切有利于增加指导性概念的宝库、增进我们对于现实历史的理解、及帮助我们构成那我们生活其中的思想实体的也都是哲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