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

　　我们已经不大求助历史来证明人类生活的最早时期了。正如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知道，最古的民族已经湮没而不为古代的民族所知道了。但是，不应当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历史已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此相反，现在有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好的证实手段证明其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像古代的文献和语言这样一些证据，再加上现代历史学家所发现的那许多极早的著作，来进行这一证明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过是需要从那些传说、诗歌和有关历史开始时期的书面证据中获得鲜明的概念。

　　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或多或少是由那些在文字出现之前从祖先那里靠记忆传下来的传说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教导我们多方面地认识这类口头传说的价值，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传说是那样地不适用，而当时发生的事情又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在现代，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祖先早期时代的事件知道得极少。但是，文字还没有普及全球，还存在这样一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历史仅仅由祖先传下来的传说组成。例如，直到不久以前还不会书写的南太平洋岛民，是有知识的野蛮人，他们希望把关于既往时日的回忆传给后代，并在一两种情况下，这些回忆在他们之中可能受到检验，看来，记忆好像真的能够十分长久而忠实地保留历史知识。传教士惠特米（Whitmee）报道说，在罗图马岛上有一棵极古老的树，据传说，树下埋着一位著名领袖的石座。不久这棵树被暴风拔出，树根下果真有提到的领袖石座，它避开人眼想必已埋藏了若干世纪。埃利斯群岛（Ellice Islands ）上的土著们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在许多代之前从遥远的萨摩亚（Samoa）群岛的一个溪谷里来的，他们保留了一根古老的被虫腐蚀了的木棒，这根木棒的各部分由于用木块绑着才免于散掉。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言人手中握着它，作为有权发言的标志。这根木棒不久前曾经拿到萨摩亚群岛去，才知道它是由那里生长的树木制成的。同时，在所谈到的那个溪谷里的居民们中间，保留着这样的传说：在从前某个时候，从溪谷里出来一大群居民，他们到海上去探险，大都没有回来。在这些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传说中，最著名的是毛利人所传播的那些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新西兰定居的传说。他们说，在一场内战之后，他们的祖先从夏威夷群岛乘小船逃往外地，向东北航行；他们引用建设者和船队的名字来证明他们登岸的地点；他们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从乘小船到来以后各代领袖的名字，这样一共有十八代，或者从新来者占据这个岛那时起已有四百到五百年。虽然正如可预料到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有矛盾，但他们却用来作为一种文件，由于这种文件，土著们就根据他们祖先的权利占据着土地。他们的祖先是乘独木舟“鲛”（Arava）和“神的独眼”（Mati-atua）登陆的，而且未必能够怀疑，人们中间经常重复的这类家系所依据的是现有的事实；而这些人的土地所有权就决定于这些家系。但是，毛利人的这些传说有一半是由最简陋的传奇故事组成的。当一个小船的建造者砍倒一棵大树以便做小船骨架的时候，他第二天回到森林里发现，一夜之间树又立在原地了。当小船已经造成并放到海上的时候，魔法师留在岸边。但是小船到达新西兰，魔法师却像骑海豚的阿利翁（Orion）骑在海怪背上，比移居者早一步游过大洋到达那里，已经站在岸上了。新时代野蛮民族的这些传说，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埃及和希腊早期历史中真实的回忆和神话幻想相混合的十分真实的概念。根据传说，上述的历史是从当时甚至还没有文犊员在石板上刻下皇帝名字的遥远过去传下来的。

　　当传统用文字传下来时，特别是在诗人们赋予传说以诗的形式时，传统就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甚至现时在英国，某种突出事件变成了叙事诗歌在全国歌唱。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作为历史家的诗人的作用比起后来要大得多，许多古代的欧洲歌曲带有真正历史年鉴的印记。不列颠的古代歌曲常常包含着极为真实的历史。例如，其中有一支提到了伯特兰·杜·格斯克林（Bertrand du Guesclin）的头发像狮鬣，而在另一支里描述着，冉·德·蒙特福特（Jeanne-la-flamme）为了带剑和燃烧着的木头从亨尼朋（Hennebont）出发，去烧法国兵营，她把军事装备披挂了起来，这种装备经其他历史材料证明她是确实带过的。虽然诗人和吟游诗人保存着许多像刚才所援引的具体事件，但是他们对所报道的事实却没有历史家的良心感。由于希望感动听众或者迎合他们的心意，为了使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领袖的家族自豪感得到满足，歌手在领袖的大厅里歌唱时，他就将自己的歌曲带有真实的名字和事件，但是这样安排它们，就更使他的故事具有戏剧性，甚或是直接编造历史。伟大的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 Lied），是在勃艮第（Burgundy）开始的，那里有三个王掌握着莱茵河上沃尔姆斯的会议，他们的姊姊是美丽的克里米尔特（Kriemhilt），她的丈夫西夫里特（Sifrit）被哈根（Hagen）阴谋用枪刺杀在小河旁。之后，她就嫁给匈奴王阿提拉，而流血的故事就以她的复仇和死亡结束，留下了伯尔尼来的阿提拉和乔德利奇及在牺牲的战士身上哭泣的人们。在这里，地点和个人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可以编成叙事诗形式的历史，如果历史只凭这类传说就能写成的话。但是吉本的读者知道，实际上，阿提拉在乔德利奇诞生前两年就死去了。这首叙事诗只是一种传说的后来的异文，它的较早的形式是作为《佛尔松萨迪》而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引用沃尔姆斯王宫，骑士比武，以及所有其余历史人名和地方情况，只是为了赋予故事以诗的性质和色彩。中世纪已经有了编年史，而这些编年史能够揭穿诗人们；如果诗人们在这时戒除了伪造历史的恶习，那么我们在那些还没有历史稽核所的时代的叙事诗中，怎样才能把事实和虚构区分开来呢？《伊利昂纪》和《奥德修记》可能包含着许多关于真实的人及其事业的回忆：或许某位阿伽门农事实上是在迈锡尼统治过；对特洛伊的包围也可能真正发生过——或许恰好正是在那个施利梅曼挖出了金杯和金项饰的土城周围。但是要从荷马的叙事诗中寻找出历史的真实来，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在荷马的叙事诗中，自然的事件和奇迹，就像在历史传奇中那样混杂在一起。要判断在某位歌手的口头上对各民族的编年史不偏不颇地保留到何种程度，极为困难，正如格拉德斯通先生在他的《荷马入门》（Primer of Homer）中所指出的，歌手把任何一个杰出的希腊领袖在神圣的战斗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特洛伊人杀死当成了常规。如果在古代诗歌中，除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歪曲了的回忆之外，找不出任何东西，那么，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把诗歌完全弃置一旁，那将是最明智的事情。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诗歌是最全面而确切的认识文献之一。

　　虽然诗人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他所谈到的可能是历史。在各民族、国家和城市的名称中，诗人在我们面前无意地表现出社会及其居民，他们在当时如何。在《伊利昂纪》的第二部里，人和海船的名单是地中海海岸地图及海岸居民的概述。荷马了解埃及人，了解他们的田地灌溉及其医疗技术，了解由于自己的船舶而享盛名的腓尼基人及其绛红色的纺织品。卡德莫斯（Kadmos）这个名字是腓尼基语，意思是“东方的”，其实他的同伴们所建造的“七座门的”底比斯，证明他们对神秘数七报以崇敬，这种崇敬导源于巴比伦对七大行星的崇拜。诗人未必能想到，他所讲述的充满怪异现象的故事，其中有现实世界的情况，未来世纪的人们正是要重视这种关于现实生活的证据。抓住大公羊的肚皮或者动身往冥国到苍白的死人阴魂那里去的奥德修斯，是纯粹的神话。然而对波吕斐摩斯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古代低级野蛮人风俗画面之一，而访问冥府，这是古代希腊宗教中人们所想象的精灵之阴惨的冥府生活的一章。对于生活和风俗的描写也是如此。诺西卡（Nausikaa）公主坐着两头骡子驾的大车，载着要洗的内衣到河边去。奥德修斯沿着航海的斐亚克人（phaiakians）的大街走着，对海港、坚固的墙壁和堡垒感到惊异，后来就迈过阿尔金诺（Alkinoos）宫殿的门槛，进去抱住王后阿瑞蒂（Arete）的膝盖；然后坐在灰烬中的炉灶上，直到国王想起雷神宙斯跟这位请求者很亲近而且很关心他的时候，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到自己旁边儿子的辉煌座位上。随着黠智的奥德修斯的传奇性历险，我们看到，宛如在许多活动的模糊的画面上，古时的英雄们手中拿着枪，脚旁跟着快犬走着；在一座房子的进口大门旁边，他们丢掉衣服，进入浴室；又从那里出来，身上擦过油之后就到宴会上去。在宴会上，他们没有任何像盘碟或刀叉之类的细致器具，把烤肉和面包吃了个够；他们在平坦的林中草地上扔盘子消遣，或在阳光下铺着的兽皮上摇着小磨享乐。在庄严的祈祷仪式上，他们用深色的酒和烧肉来祭奠，高声祈祷他们心中所渴望的，但同时也知道，神在谛听着他们，将施予或拒绝。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而且是最好的历史。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使新人感到如此惊讶的自然和超自然的荒谬结合，是早期宗教思想状态的证据。神祗们在宙斯——乌云的召集者的宫殿里举行会议，以便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平地下方的信徒们正在厮杀的军队。神祗们参加到了战士们拼死的斗争中。波塞冬从埃涅阿斯的盾牌上拔出了青铜尖的枪，举起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并把他无害地带到战士们头顶上空；连女神们也都互相争吵，像那些粗鲁的死去的莽汉们一样。例如，赫拉从阿耳忒弥斯那里夺取了弓和箭筒，并带着轻蔑的微笑用它们射击她的脸，直到她流着泪避开，把她的弓留在后面为止。如果认为这全都是纯粹的虚构，或是最初听到史诗这一奇异章节的人所进行的诗的修饰，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人还处在上一章所记叙的过渡的宗教状态中，当时，精灵是使原始的祖先成为把自然及其现象的存在人格化的原因，而这些精灵已经开始丧失其鲜明性，但仍然继续被认为是支配自然并干预人们生活的神。我们如将这类思想状态和现代的论断相对照，就能帮助我们认清在整个历史中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思维从神话气质向历史气质的过渡。这种变化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在许多世纪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格罗特（Grote）的《希腊历史》中，较之地叙述哲学世纪的那一章来，未必能找到较有教益的章节。在哲学世纪，希腊人困惑而苦恼地觉察出，作为他们的《圣经》的荷马史诗 ，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人们跟神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变化可能实际发生吗？

　　所谓古代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也应当以同样的观点来研究。采用历史考证，也就是采用判断，其目的不是为了不相信所报道的，而是为了相信它。它的目的不是从作者那里寻找错误，而是为了查明他所说的哪一部分能够确实为历史所承认。因此，现代的读者比起李维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来，有了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较为全面的意见。我们比他们看得更清楚些。说由一个叫罗米拉斯（Romulus ）的人转成了罗马的名称，这似乎不太可信；不如说罗米拉斯的名字是为了解释这座城为何叫罗马而虚构出来的。要知道，关于喂养了罗米拉斯和雷马（Remu）的牝狼的著名故事，当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希罗多德作为塞鲁士降生史传播的那个故事的异文时，它对新时代就丧失了任何意义。但是，在这里也能看到间接的历史标记，即使它的事件是最不可靠的。尽管世界上或许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存在过像罗米拉斯这样的人，关于他用自己的青铜犁划过城墙地点轮廓的传奇，也是对于古代着手建城的仪式的正确标记。在历史学家手下已经有文字证据的时候，甚至他也常常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较晚的历史。假定说，在学校里读过三十五卷李维的书。像汉尼拔（Hannibal）和准备跟安安条克（Antiochus）战争的誓词这类东西，毫无问题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来采用。但是，当谈到故事的时候，当时属于古罗马执政官之一的牛发出了可怕的话：“Roma，cave tibi！”——真是可笑。从教师方面来说，把这个故事作为单纯的李维的荒诞噱头跳过去，那是有缺陷的。他应当指出，大概历史学家是从关于怪事的某种官方报告中借用了它，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很好的历史证据，这种证据证明古代罗马人不只相信牛能说话，而且相信这类现象具有神示预兆的作用，相信这类可笑事件在罗马人中变成了民族的宗教和统治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卜筮者们设法经常供给这类预兆以便于国家执政者的统治，或者，最低限度是使他们有可能来欺骗人民群众。因此，乍一看是最幼稚而荒谬的历史片断，却可能是文明史中的可靠的事实。

　　显然没有任何必要去创造证明古代世界生活的作品，这种创造实际上指的是给历史增加东西。古人传给我们的无论关于什么的语言和思想，如果都是确实可靠的，那么新时代的人自己就能够从中选出历史材料。例如，在《吠陀经》中集录的梵文赞歌，就可以作为歌唱它们的早期雅利安人每日生活的见证。因此，当献给风神的赞歌把风神说成是驾着有坚固轮子的车子，有精致的援绳和丝鞭的旅行者的时候，那么新时代的读者显然就会明白，创作这首赞歌的雅利安民族自己必定也是乘坐同样的车子。在那里面，光辉的神祗们为了美丽在胸前带着金练，肩上背着枪，腰间挎着短剑——这种神话形象提供了雅利安战士装束的真实画面。由此可见，这部史前赞歌的书一页页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雅利安人的古代宗法制的生活：他们带着畜群在广阔的牧场上游荡，或者关闭在冬季的茅舍里；田野上的耕作和庄稼的收割；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法权；对伟大的自然神——天神和地神、太阳神和霞光神、火神、水神和风神的崇拜，对于不生不灭的死者的极乐世界的热烈信仰；对布施的敬重和对正直的人的赞美。在古代波斯的圣典中——在《火救经》（Avesta ）中——雅利安部族另一支的古代传统传到了现在，这一支信仰查拉图士特拉，是从婆罗门家族中分化出来的。两种宗教之间的深刻裂痕，显然在于查拉图士特拉的信徒们把婆罗门教的光明之神（deva）变成了恶魔（daeva）。他们认为婆罗门教徒们至今仍在实行的火葬是对圣火的亵读，他们对这种亵渎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早已使他们把死人交给食尸肉的野兽和鸟去食用，正像拜火教徒现时在自己的“寂静之塔”中所做的那样。在《火教经》的开头，提到了一个称为“雅利安子孙”（“Aryan seed”）的国家，作为由善神所创建的诸好国中第一的和最好的国家，后来，恶神就使它遭受到作十个月寒冬的诅咒。对气候的这种记述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古代波斯人相信他们的发源地是在奥科苏河和雅克萨尔特河的源泉附近、在中亚凄凉的斜坡上。在这些圣诗中，到处都有这些山地的、贫穷的牧马人和农民生活形象的影子，这些人跟现代腐化的波斯人和节俭的拜火教徒很少相似。他们埋头于耕种土地的繁重劳动之中，为的是让土地适于人的生存，具有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赞颂从土地中所体验到的享乐。当农民使用完了湿润的土壤，并对干涸的土壤进行灌溉的时候，于是土地就把丰饶带给用右手和左手、用左手和右手耕耘它的人：

　　　　种子一发芽，恶魔就低声指责；

　　　　种子一发叶，恶魔就一声声地干咳；

　　　　茎干一挺起，恶魔就又哭又嚎；

　　　　一长起粗壮的穗，恶魔就赶快逃跑。

　　防避狼以保护羊圈和防备盗贼以保护村庄的恶狠狠的狗，对于人来说是如此需要，以致在这部书中包含有关于狗的特别严肃的条例——十分需要，如果狗不叫也不经心，就给它带上口套，并把它挂起来，这种处罚应当由给狗以坏食的人来执行；如果它对富裕的户主也是这样——那书里进一步说——这同样是不好的。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干练的农场主的现实忠实画面，农场主们拟制出这样的规矩，是为使这些规矩由他们的子子孙孙重现出来，并传给未来的世纪。

　　这些粗野的雅利安人只能靠圣赞歌中的口头语言，来转达过去的回忆。较文明的民族则从早期起就开始记录有关当时事件的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这种最早的同时期的历史，这一点，看看在英国圣经考古学会指导下出版的《往事记》（Records of the Past）中埃及和亚述的文件译文就会明白。在那里面可以找到——例如，由伯奇（Bircb）博士翻译的讲述乌纳（Una ）远征的铭文，乌纳是特塔（Teta）王属下的侍从；在公元前三千年，卡尔纳克的殿堂墙壁上关于梅吉多（Megiddo）战役的说明；在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托特美斯三世（Thothmes Ⅲ）在梅吉多击溃亚述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开辟了通往亚细亚内地的道路。我们读到，他作为一位国王，率领军队从加吉到比卡纳岸上的梅吉多南面，他在那里张开帐篷，对他的部队说；“快支起帐篷，我要在黎明时候去跟卑鄙的敌人战斗！”口令是：“坚决，坚决，警惕地守卫、守卫、守卫王国的帐幕！”在新月节日的早晨，国王在全体战士中间，乘着他那饰金的战车，进入战斗；神阿门（Amen）是他的战士们的保护者，国王便战胜了敌人。战败者拜倒在他面前，抛掉马匹和战车，逃进堡垒；留在堡垒中的守军脱掉自己的衣服，用它把逃亡者从墙外拉过来。埃及人开始虐杀敌人，以致这些敌人都像鱼一样地并排躺下，之后，胜利者就进入了要塞梅吉多，国家领袖们带着贡品：金银、天青石和雪花膏石、盛着酒的器皿和畜群来到那里。细目清楚的俘获清单列举如下：生俘 240 人，手（从死人身上切下的）83只，母马2041匹，岁口轻的191匹，金箱1只，“受轻视的”军队战车 892 辆，等等。题铭的最后一部分永远记下了常胜之王带给神阿门一拉（Ra）的丰盛贡物：田地和花园——用来补给其神殿的果实；鹅——用来填充神的湖泊，并且每天在日幕时让他得到两只肥禽，同样每天供给他面包和一杯啤酒。正如国王在他的碑铭中所提出的，他不自夸他做了些什么，也不说做得比事实上多，因为这会引起反驳。我们在这里看到，舆论的抑制力已经开始影响历史。当然，它并不强迫丝毫无误的真实，允许夸大民族的胜利和隐瞒失败，但是，即使是讲究虚荣的埃及，编年史也未必敢于记载毫无事实根据的事件。当转向巴比伦和亚述国的题铭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查尔德斯（Chaldees）的著名城市乌尔（现在称做穆黑尔Mugheir）的神殿的一块砖作为例子，在这块砖上有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辞句：

　　　　为神乌尔，其王贝尔之长子，

　　　　乌鲁克（Urukh），雄强的人，勇猛的武士，

　　　　乌尔（城）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

　　　　建造了他的安乐的殿堂。

　　这里提到的苏美尔（Sumir）和阿卡德（Akkad），是古代达勒底的文明之地。各公元前十六世纪，汉穆拉比就已经征服了这些民族——这是一桩伟大的事件，因为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的古代文化和宗教为作为征服者的亚述王国所吸收。这位巴比伦王在他的题铭之一中说：“贝尔的善意使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各族人民，从属于我的权力之下，我为他们从头开掘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人民的喜悦，供给人民以丰富之水的急流；我从头修复了它的两岸；建筑了新的防护墙；给苏美尔和阿卡德各族人民供应了不竭之水。”

　　借助当代人的这类记录，历史学家们现在能够核对古代皇帝的报道名单，拟定某种像从伟大的城市美姆菲斯和乌尔建立起埃及和巴比伦王朝的连续系列。我们可以指出，在最近几世纪记录在旧约《圣经》历史篇章中的以色列人的见证和传说，跟古代历史即古文献关于历史的见证相近。希伯来人的传说（《创世记》十一、十二）说，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乌尔的迦勒底附近和埃及，这就成了他们跟古代世界两个伟大民族有交往的证据。《出埃及记》（一、二）中提到以色列人曾被迫为法老王建造拉美西斯城，这说明他们的奴隶制属于第十九王朝中大拉美西斯二世时代，显然，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左右，就形成了埃及和希伯来的年代记之间的相合点。在《历代记》中出现了后来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由于有与它们同代的其他国家的证据而十分著名。例如，所提到的希沙克（ Shishak），他就是跟雷霍博姆（Rehoboam）作战并洗劫了神殿的埃及王（Ⅰ，《列王纪》十六，25）。希罗多德的故事——亚述王森纳切利勃的军队由于老鼠咬断了兵士的弓而转为逃跑，似乎可能是《圣经》中关于森纳切利勃大灾大难的另一个故事（Ⅱ，《列王纪》）十九的异文。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这位全面审查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古代世界的图画，这位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好像对这古代世界了如指掌。历史之父——人们这样称呼他——不是作为本民族的年代记作者进行写作，而是抱着广泛的、对有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的人类学观点来写作的。最新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他的报道，所以当他们像希罗多德那样细致地把传奇或传言跟他们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信赖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希罗多德讲述了关于冒充王者的奇怪故事，这个冒充王者是斯美尔迪斯，并且坐到波斯的王位上，直到他由于他那被割去的耳朵而被识破为止，大流士杀死了他。若干年前，波斯贝希斯坦附近的一面高高的峭壁上所刻的楔形文字题铭被破识了，它们原来正好是大流士王用三国语言所作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跟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故事相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希罗多德确实十分熟悉他那个时代之前整个世纪中波斯的事件过程。而且希罗多德的下述故事还能经受更好的验证，这个故事据他说是根据埃及的祭司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是有关于他们两千年前的国王的。在他们的口授之下，他记录下了金字塔国国王——切奥普斯（Cheops）、切弗伦（Chephren）和米开里诺斯（Mykerinos）的名字。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批评家们有时表示怀疑：这些国王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凭空杜撰？但是当埃及象形文字丧失的意义被现代学者们重新考释出来的时候，他们读到了希腊历史家在当时听到过的那些名字。最古的历史证据能在长期丧失了意义的古文献中遇到这类的证明。苏基迪德说（六，54），彼西斯特拉特（小的）设立了两个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的铭文已经被雅典人损坏，但是在另一个上面（历史学家说）虽然文字不好辨认，现在还可以通读：“彼西斯特拉特（希彼亚斯的儿子）把自己执政的这个纪念碑放在得尔福的阿波罗神殿的门廊里。”这块带有题铭的石块的一部分，1778 年在伊里索斯附近的一庭院里找到，现存雅典博物馆中。下面这种研究家能够最好地了解这类文献赋予历史以何等生动的现实性，即这种研究家从自己的书本到不列颠博物馆，并在古代钱币中看到了生着羊角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头，他曾公然宣称为宙斯－阿蒙的儿子，而币中的这个头像就是他生活中的这一奇异插曲的纪念；或者研究家会惊异地注意到那种金币——这种金币证明辛白林（Cymbeline ）确实是铸造带有自名字的钱币的真正不列颠王。这个辛白林，由于莎士比亚（ Shakspere）而闻名于现代。

　　这样看了早期历史材料之后，会发现这种历史是如此地有利于人的研究，我们就没有必要转到后来历史的陈腐基础上来。我们仍然要谈谈神话这个常常使历史学家们跌跤的绊脚石。不能把神话只看作是迷误和荒谬，相反，神话是人类智慧的有趣的产物。这是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任何时候也没发生过的事件的虚构故事。特别是中世纪写作的历史学家们，记录了关于真实事件的传说，这些事件跟神话纠缠在一起，因而对现在研究者来说，决定何者相信，何者排斥，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现在的研究者，他能够采用可能的标准并确定某种事件从未发生过，因为他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因而满有把握地排斥它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例如，各个有文化的民族都从科学中知道，在人们头上那个好像蓝色穹窿或苍穹的天，实际上不是像古人所认为的那种坚固的拱形圆顶，而只是稀薄的空气和水蒸气。我们应当把那些关于生活在天宫中的，并在那里召开有关从地下登上或飞上天的人的会议的神的古代神话，关于在玻利翁山上堆积俄萨山，以便强占天外的高处，并跟处在他们头上的神进行战斗的巨人的古代神话，从历史中勾销，这就是上述认识的结果。除了这种把神话作为一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揭示出来的方法以外，还有另一种说明其手段的方法。如果我们了解导致某个故事臆想的原因，那么，就常常可以确信这个故事并非历史。

　　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强烈地希望解释整个世界，在野蛮人心中也同样，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种愿望，想出了那些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满足的解释。然而他们可能更进一步，他们的解释变成带有人名和地名的故事形式，于是也就变成了完整的神话。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把采用这类方法编造虚构的历史看作是可尊敬的事业。但是，没有受过智力训练的人们，他们处在所谓神话创作状态下（这种状态由蒙昧时期开始，直到今天在我们中间也还没有完全结束），把他们猜想可能发生的事情，毫无顾忌地变成了一些关于那种——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最为生动活泼的故事。例如，当比较解剖学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时候，在地下发现了巨大的骨骼化石，人们就认为它们是巨大动物和巨人或从前生活在地上的巨人的残余。新时代的科学确定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问题涉及到野兽，那是象、犀牛等等的古代种类，但是关于巨人的说法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根大骨骼，属于任何跟人相类似的构造之中。但是暂时还有人相信，这是巨人的骨骼。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关于这些巨人及其惊人事业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还在地球各地作为关于真实事件的传说而存在着。例如，北美西部大草原上的苏人说，他们那个地方某个时候居住着巨大的动物，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它们的骨块作魔法用。他们也谈到巨人哈－奥－卡（Ha－o－kah），说他能够跨过最宽的河和最高的树；为了庆贺他，他们在盛大的祝宴上饮酒并舞蹈。原来，剑齿象的骨骼化石板可能成了土著人信仰古代巨兽的基础；而巨人也进入故事，我们对这一点不能不感到惊异。特别值得回忆一下在不远的上世纪，清教徒的传道士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曾把关于在新英格兰发现他证明是洪水时代巨人残余的骨骼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皇家社会。

　　引起世界各地神话编作者的想象的另一个对象，是下面的事实：人们是作为部族或民族而生活着，其中的每一个都以特别的名称而著名，例如，奥基伯威人，阿富汗人，法兰克人。解释这种事实的最容易而又最为人所爱用的方法，就是想象，每一个部族或民族都有带有类似名字的祖先或领袖，因此，他的后裔或承继者就从他那里继承了部族的名称。实际上，有时是有地点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这类名祖或有名祖先的臆想的传说之产生，是由于系谱的编纂者们，一开始就假想有个叫部族名字的那样的人，然后就把他作为历史上的个人来看待。有时可以在这类虚构的过程中来了解它们。例如，在巴西和巴拉圭的土著们中间，有一种部族称作图皮人，而另一种则称作瓜拉尼人，为了解释这种区别，有一个传说这样说，有名叫图皮和瓜拉尼的两兄弟，开始是从海上带着自己孩子们到巴西这个地方定居；但是，学舌的人引起了两妯娌之间的争执，争执又发展成争吵，并以分离告终。图皮留在当地，而瓜拉尼带着自己的家族到了拉普拉塔湾地区。其实，对这个故事能够进行检验，因为据马蒂乌斯（Martius）说，瓜拉尼的意思是“战士”，是传教团的耶稣会教徒们最先把这个名称给予了南印第安人。因此，关于两兄弟一祖先的故事。应当是最近产生的神话。关于民族祖先的这类名祖神话，不只是在古时产生，而且也作为真实的历史进入了旧大陆各民族的年代记中。古代古典时代的研究家，知道关于孪生兄弟达耐和埃及的传奇，即关于达耐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传奇，和关于海伦的传奇——海伦是海伦人的祖先，他的三个儿子埃奥尔、多尔和克桑甫是伊奥利亚人、多利亚人（Dorians）等的祖先。

　　研究了这两类产生自骨骼化石和民族名称的神话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两类神话在我们本国是如何会合在一起的。在十二世纪蒙茅斯（Monmouth）的杰弗里（Geoffrey）编的不列颠人的历史中说，在古代，我们的岛称作阿尔比翁，只有少数巨人居住；但是被赶出的特洛伊公布鲁特斯（Brutus），带着信徒们登上了岛，并称作不列颠国，因而伙伴们也就称作不列颠人。跟他一起来的名叫戈利纽斯（Gorineus）的领袖，称他得到的地方为科利尼亚，而他的人民就称作科利尼亚人，即科尔尼什人（Cornish）。这部分地区巨人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名叫戈玛戈特（其他地方称作戈格玛戈格），身高十二肘，能像拔胡桃木棍一样拔出橡树。但发生战斗时，不列颠人战胜了成群的巨人，除了这个最高大的怪物以外，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怪物和科利尼亚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在决斗中，科利尼亚人抓住了巨人的胳膊，在普利茅斯附近现在叫做“戈”（鼻子）的峭崖顶上战胜了他，把他抛进了海里。由于这个原因（年代记作者说）从此这个地方就被叫做“戈玛戈特之跃”（“Goemagot's leap”）。无论这个传奇如何离奇，却不难找到它的意义。曾有一种各民族起源于特洛伊的习惯说法；布鲁特斯和戈利纽斯是为了解释不列颠和康沃尔（Cornwall）的名字而虚构出来的；戈玛戈特或戈格玛戈格是《圣经》上的戈格（Gog）和玛龙格（Magog），他们在这里合成了一个人，他们在传说中又被当作了巨人。但是，关于戈格玛戈格从普利茅斯附近的“戈”峭崖上被抛下的故事，是根据什么创作的呢？答案显然就是，在这个地方曾发现动物的骨骼化石，人们认为这些化石是巨人的残存物。甚至在现代，为了建筑堡垒而对“戈”进行挖掘时，发现了一些巨大的颔骨和牙齿，舆论立刻就认为它们是巨人戈格玛龙格的残存物。

　　现代文明人所最易了解的神话的例子，就是如此，因为它们几乎是一些关于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推断或猜想；这些猜想带有图画般的详情细节，而这种细节也就使得猜想具有了现实性的形式。为了了解另一类神话，我们就应当怀有跟学校中的科学论断条件完全不同的思想情绪，而这种思想情绪，跟黄昏时幼儿室中的童话故事或夏日傍晚树林中的诗作朗诵所引起的思想情绪非常相似。前几章指出了，在古代，跟文化格格不入的人们，十分相信那类在我们中间只作为富有诗意的幻想作品而存在的观念。对于原始哲学来说，它周围世界的现象，最好是由它里面所假设的，跟人的生活相似的自然生活和跟人类灵魂相似的自然神灵来解释，这样一来，太阳对原始哲学来说，就好像成了作为君主的个人，早晨它威风凛凛地在天空升起，夜晚就疲劳而忧伤地降落到地下世界。狂风巨浪的海洋是恐怖之神，它准备吞没勇敢的航海者；森林中的野兽，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有一半像人；森林中的树木，是精灵的实物住所；它们那叶子的飒飒声，像是对樵夫的话语，它们那摇动的枝条，像是对樵夫招手，而樵夫则是有些怀着杀害人的犯罪心情，来砍伐它们的干。世界当时是“那种产生幻想的原料”；身体的变化和灵魂的迁移发生了；人或神能够变成野兽、河流或树木；岩石可能是变为石头的人，而木棍则可能是变化了的野兽。这种思想状态在迅速消失着，但是还有一些部族至今仍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它们表明了编造自然神话的人是怎样的智力结构。当讲故事人生活在这类幻想国度中的时候，任何诗的幻想都成了魔法故事的依据，虽然（假如有可能想的话）他应当认识到，幻想是通过他进行工作，他所叙述的奇事不完全是历史；但是当他死去以后，他讲的故事就开始由歌手们和祭司们在若干代中传播，而怀疑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就成为不敬甚至盗窃圣物的行为。全世界都曾如此，关于自然大神的神话（色诺芬尼和阿那克萨哥拉敢于对这些神话表示怀疑，而这种怀疑给他们带来了如此不良的后果），跟现代的野蛮人像南洋岛民的神话，是同样的作品。我们研究过一些自然神话，选出了那些最清楚地表现它们如何产生的作品。

　　塔希提岛人这样讲述他们的海神希罗（Hiro）：有一天，当他的信徒们在大洋上航行时，他发睏并在深水中的岩洞里睡着了，于是风神就兴起了猛烈的暴风雨，要摧毁那些船，但是，航行者向希罗祈祷，希罗就升到水面上把暴风雨平息了，之后，他的信徒们平安地到达了码头。荷马史诗中的同类形象是住在大洋中岩洞里的海神波塞冬，他放出大风来，把奥德修斯那不坚固的小船抛向咆哮的恶浪，直到伊诺出来拯救奥德修斯为止。伊诺命令奥德修斯脱去衣服，向费阿克岸边游去。两个故事都提供了用自然神话的语言所表现的狂风巨浪的海洋的语言图画，只是思想的表现方法不同。新西兰讲述着玛乌依（Maui）的故事，说他除一种狂暴的西风以外，把所有其他的风全关闭起来；他未能把西风捉住，借助推到洞口的巨石把它关闭在山洞里。他所能做到的就是按季节把它赶回家去，届时西风就在山洞中隐藏起来并暂时死去。这全是对天气的神话描述，这种描述意味着西风是强有力的，它占有统治地位；而其他的风只能按季节吹。这些新西兰人任何时候也没听说过关于埃俄罗斯的古典神话和风的山洞，但是他们却如此之近地走到了同样的神话图画面前，这种神话假定风是从山的两侧类似通风口中吹出来的。西印度的黑人讲到火和水激烈争吵的神话时说，火慢慢走近了，陆续停了下来，直到风向它呼求帮助为止；风带它越过一切，当时大战也随之而来，神就从它的云层中观战。这些黑人奴隶没有任何可能在某个时候听到《伊利亚特》的第二十一首诗，不然的话，他们从诗中可以知道怎样用火神和河神大战的形式，来描写同样的古代自然力的争论：当风请火相助向前吹动猛烈的火焰的时候，鳗也好，其他的鱼也好，都到处乱蹦，因为它们感到了火舌的灼热。

　　太阳通过云的间隙放射出的光束，显然，就像通过古井上的辘轳投下的带水桶的绳子那样，击中了在欧洲的人们，因为在人民的语言中，这种现象称做“太阳打水”。波利尼西亚人同样看到光束与绳子的相似点，于是就设想，太阳是被绳子固定住的。他们讲述着这样的神话，从前太阳在天上行进得较快，直到有一个神在地平线上放上了套索，在太阳下落时捉住它为止，所以现在它按照给它每天规定的路程，在路上慢慢行进。有句英国的话这样说：太阳“被黑夜吞下去了”，现在这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它表现了一种观念，在古代和野蛮时代，人们对这种观念是在较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毛利人把这种观念表现在关于自己神化的英雄玛乌依之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说，先祖玛乌依，伟大的女夜神，她在水天相连的地平线上闪烁，又像隐蔽，又像出现；玛乌依爬进她的身体，通过地干线而毫无损伤；但恰好在这一瞬间，小鸟 tiwakawaka 唱着愉快的歌飞起来了，唤醒了夜神，夜神吞食了玛乌依。实际上这是关于日落的神话，太阳没入黑暗时死去了。这个神话被提到的那个具有在日落时歌唱特性的鸟证实了。在世上存在的所有自然神话中，有少数传播如此之广，如关于日和夜的神话，其中，被吞食的牺牲者后来又被吐出来或被解脱，带有神话的真实性。祖鲁人的故事描述着作为国土的妖怪的肚子，那里有庙宇、房屋、家畜和生活着的人，当妖怪肚子裂开的时候，所有的创造物便脱离了黑暗，同时，带有真实而明显的自然特点。这个特点证明，讲故事人想到了霞光，公鸡发出的第一声叫喊：“咯咯打，我看见了光明！”我们英国的这个古代神话的异文，是关于小红帽的儿童故事，但是它被结尾的脱漏损坏了（结尾被德国保姆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按照那个结尾，当猎人撕开睡着的狼的肚子的时候，健康而没被伤害的小姑娘，穿着她那红绸衣裳，就从狼肚里走了出来。

　　这类故事是幻想性的，但是神话编作者们的想象，还能走得更远些。迄今为止，我们所描写的神话个人，是像太阳或者最低限度是某种和我们的感情相近的，和形成某种像风或白天那样现实形象的显著对象。然而当诗人醉心于他那神话形式的时候，一切东西他都能用名词来表现，也能用动词来补充，这一切他都能够以个人来看待。如果他想说：夏天来了，睡意袭人，希望产生了，正义在召唤。那么，他就能够把夏天和睡眠、希望和正义用人的形象来表现，给它们穿上衣服，让它们走路、说话。因此，麦科斯·缀勒所说的“语言的病态”有助于神话的构成。但是这并不完全。在下一章中我们就会看到，是关于灵魂和精灵的观念帮助人们了解到了动因。当原始人的心中觉得动因就是精灵或灵魂的时候，那么夏天、睡眠、希望和正义的这种动因或精灵，很容易获得个人的形式。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法来了解古代诗歌。荷马能够想象战场上的刻瑞斯，在她抓住了伤得要死的战士或者从厮杀的人群中抓住脚拖出一个人的时候，她两肩披着血衣，她的形象被描写成战败的阿喀琉斯。这个实体不只是现实化了的语言，而且也是人格化了的动因——精灵，所以杀死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关于精灵的观念在亚述人的神话中如此广泛，以致它又重新出现在诺曼人中。在诺曼人那里，这个民族的每一支在每次战斗时，都派出一些姑娘们，她们在瓦尔哈拉宫中的宴会上为英雄们的精灵服务，给他们的大高脚杯中斟满酒；这些姑娘是指导胜利并挑选那些应当阵亡的战士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另一类十分著名的神话则表明，那种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只是表现在语言中的概念的东西，在古人的思想中却采取了个人的形式。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书籍中，我们读到了命运的三织女，即摩伊赖或帕耳开，和她们在《埃达》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同类形象，那是作为三个智慧妇女而出现的，她们住在宇宙树伊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下的源泉附近；她们是决定人们生命的女神诺尔茵（Norns）。对这三个神话人物的解释就是，她们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化身，正如她们的名字所表明的，她们的名字就带有“过去”、“现在”、“将来”（Urdhr，Verdhandi，Skuld）的意义。

　　传说经常改变和丧失它的意义，新的歌手和讲故事人一世代一世代地用新的形式来传播古代神话，以便使它们适应于新的听众。考虑到传说以这种方式发展和变化，那么就可以预料，它们的材料能够如此保存下来，同样也能够如此一去不复返地遗失。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材料常常能够找到，但是，进行这种搜集工作必须慎重。机敏的作者最喜欢立即确定一切故事的神话材料，这恰恰可能是借助于敏捷周到的猜想。即使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种永远也不会强求出什么另外意义的毫无意味的东西，另一种解释者也能为它探求出重要起源。例如，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极为果敢的神话学家解释说，我们著名的一段童话的开场白“乳牛从月亮上面跳过去了”，是古代那种把遮蔽月亮的云描写成乳牛的自然神话的遗留。解释神话极端需要的不是单纯的猜想，而是应该有原因，即为何这种猜想较之另一种猜想可能性更大。关于星座的神话，把对象的名称同它的自然条件结合了起来，这是表现单纯意义的神话的范例。在普勒阿得斯七姊妹中间，很难看到墨洛帕，神话对这种现象解释说，她为自己死去的丈夫感到羞愧，于是躲藏了起来。普勒阿得斯七姊妹被猎人依里翁赶到了大洋上，而俄里翁如荷马史诗所说，受到了绯红色厄俄斯的引诱而消失在霞光中。我们能够从印度神话中举出另一个例子——关于瓦曼（Vamana）的传说，瓦曼是一个微末的婆罗门，他为了惩治国王巴里（Bali）的傲慢，就请求国王赐给他够量三步的土地，但当国王把这种恩惠赐给他的时候，他这个侏儒就变成了毗湿奴的巨人身形，一步就迈过大地，第二步就迈过大气，第三步就迈过天空，把巴里赶入地狱，于是他就在那里一直统治到现在。在所有关于有怪力之矮人的童话中，这个故事是最精彩的，这大概就是关于太阳的神话，它作为一个小圆球在地平线上升起，然后扩展可怕威力，达到全宇宙。因为瓦曼，“侏儒”是毗湿奴的化身之一，而毗湿奴最初就是太阳。关于他的三步的观念，在《吠陀经》的圣歌中，要比它在传说中的发展较早出现，而且当时，它还只是三步就跨过了大气层的太阳的诗的比喻。“毗湿奴迈第三步，他就越过了（大地），大地在他那尘土飞扬的步子下满心忧伤。维护圣地的安全无恙的守护者毗湿奴，由此只迈了三步。”

　　最后看看神话如何传播。无论何时讲有趣的传说（真实的或想象的全一样），它都变成了讲故事人储备的一部分，而讲故事人在故事中增添任何新的人名，往往不仅能成功地把它根植在民间传说中，而且也根植在历史中。在斯托贝斯（Stobaeus）的集子中有个得玛拉特（Demaratus）的片断，其中讲述了带有希腊人名、作为阿尔卡迪亚历史中的一个情节的庄严传说，我们把它看作是罗马历史事件，即关于霍拉提（Horatii）和库里亚提（Curiatii）的传说。很明显，罗马历史只是从较早的故事中借用这个传说，正如最近的瑞士历史从较古的民间传说中，借用了关于弓射出的箭和苹果的传奇，来丰富民族英雄特尔（Tell）的形象那样。为了证明这个传奇开始是由许多历史材料和神话材料组成的，我们把欧洲著名童话之一分解为若干部分。蓝胡子是历史人物，就是吉勒斯·德·雷茨（Gilles de Retz ），苏尔·德·拉瓦尔（Sieur de Laval），法兰西元帅。由于他的胡子有黑蓝色闪光，因而获得了蓝胡子的绰号。一个意大利的炼金术者曾劝说他，使他相信他的力量通过沐浴小孩子的血可以复原，为了这个可耻目的，他引诱了许多孩子到他在卢瓦尔河（Loire）畔的尚普托塞（Camptoce）城堡里去，它的遗迹现在还能看到。最后，农民们对所发生事情的可怕猜想被证实了，这个恶魔于1440年在南特（Names）被处火刑。但却只字未提被他杀死的妻子们。实际上，历史上的蓝胡子是个凶恶的杀人犯，他显然承继了布列塔尼人（Bretons）关于杀妻者的古代传奇故事。那个杀妻者即可诅咒的科莫尔（Comor），波赫尔（Pober）的康特（Count ），传奇性的史册把他的名字和行为归属于一万年前左右，把他描写成篡位者和暴君，他一次娶了许多妻子，又一个接一个地把妻子杀死，直到最后，当他杀死绝色的特丽芬（Trifine）的时候，遭到了复仇的惩罚，而被执法者的手打伤、杀死了。不容易说明这是否某种更古传说的异文，或是所有这些的某种历史基础。如果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Ⅷ）生活在那个时期，那么这类传说很可能以他的名字为中心。蓝胡子最新的另外一些特点，在特丽芬的故事中已经表现出来：当她发现以前的妻子们被害而感到威胁，知道危险的时候，她是如何地去求助于自己的亲属。但是，后者不是采取最新的传奇形式来表现；特丽芬下降到小礼拜堂里，在危险的时刻进行祈祷，在这里，四个被害死的妻子的陵墓在她面前敞开着，她们的尸体在棺材上面，同时，每一具尸体的手中都拿着刀或绞首绳，或另一种使她们丧生的工具。除了这种极为恐怖的场面以外，现代的异文带有早就熟悉的关于禁室的情节，这种情节早就成为讲故事人在适当的时机行动的资本，这种情节也可以在《阿拉伯之夜》中找到。关于特丽芬的古代传奇是具有特征性的。凶夫把特丽芬赶入森林，斧砍掉了她的头，但是圣吉尔达斯（St．Gildas）命令她的身体带着头返回科莫尔城堡，他向它扬了一把砂子，毁坏了这个城堡，然后他又把头安在特丽芬身上，而她也就退入修道院度其余生。晚期的讲故事人比较喜欢这种虽然较为鄙俗但却较为愉快的结尾。

　　刚才引出的带有奇迹的传奇，使我们重新回到了这一章开头所谈到的历史对神话的采用上去。关于圣吉尔达斯的故事进入了历史。吉尔达斯让美丽的特丽芬手中拿着她的头回到城堡中，然后把她的头安上。这个故事表明着那个时代的智慧的性质。当时人们认为讲述这类由圣者们所做出的奇迹，是极富有教益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圣者们能够真的创造这些奇迹。因此，我们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古代故事能够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它们指出了那样一些时期，当时人们编出这些故事，是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事实上是可能的。甚至对于伊索的寓言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当时人们相信，人的灵魂能够住进动物体内，狼的身上能够具有我们敌人的灵魂，或者，我们的某位祖先能够屈身在某条蛇体内的中心点上：在这种思维状况下，关于具有智慧的动物的故事是最合情理的。在佛教徒那里，关于野兽的故事早就成为道德寓言，它们作为关于多次托生或移居在伟大的宗教创始人的不同体内的传说而传播着。在鸟体内的佛，他又从狮子口中抽出身来，为此受到口头奖励，而躲开得如此神速，他应当感到自豪。生于农民体内的佛，他听到蒙着狮皮的驴子的话，就告诉它，它不过是一头驴。对于千百万人来说，这一切都好像是“新旧约全书”的一部分，都是研究文明时的极为有趣的事实，同时也预先警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只因为获得了神话形式好像就没有价值的故事。为了理解以前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它们的神话能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未必能从它们的历史中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