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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革命”的经验主义的论述
首先让我对“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下一个定义。即使在描述的意义上说，这个术语的应用也是含糊不清的。人们经常把它解释为“一般公众”对于我们行星系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这一信念的接受，但无论哥白尼还是牛顿都不坚持这一信念。无论如何，由一种流行的信念转向它种信念，并不属于科学史本身的范围。让我们暂时不管各种信念及心理状态，而只考虑陈述及其客观的（即弗雷格和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内容。尤其是，让我们把哥白尼革命看成这样一种假说，即地球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运转，或更确切地说，行星运动的固定参考系是固定的恒星，而不是地球。这种解释主要被那些认为孤立的假说（而不是研究纲领或“范式”）是恰当的评价单位的人所持有。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一方法的不同说法，并指出这些说法是如何失败的。
我先来讨论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将哥白尼假说的优越性归之于直接的经验的考虑。这些“实证主义者”不是归纳主义者，就是概率主义者或证伪主义者。
严格的归纳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是由事实推论而来，而另一理论不是由事实推论而来，那么，此理论便优于其竞争理论（否则两个理论都是臆测，便无所谓优劣了）。但是，即使最彻底的归纳主义者也已避免将这一标准用于哥白尼革命，人们很难坚持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由事实推论出来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承认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论都与当时已知的观察结果相冲突。然而，许多杰出的学者，如开普勒，声称哥白尼“象一个借助于拐棍走路的盲人一样，由现象、外观、结果”导出了他的成果。
尽管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如玻思、阿钦斯坦、多林等，仍然相信有可能由（业经选择的？）事实演绎出或正确地归纳出理论。但从贝拉明到休厄尔，许多人严厉地攻击和批评了严格的归纳主义，而迪昂和波普尔最终推翻了归纳主义。但是，笛卡儿派的破产以及一般来说心理主义逻辑的破产和博尔扎诺－塔尔斯基逻辑的兴起，决定了“由现象演绎”的命运。如果科学革命在于发现新事实并由新事实作出正确的概括，那就不会有哥白尼（科学）革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概率主义的归纳主义者们。他们能说明为什么哥白尼的天体运动理论优于托勒密的理论吗？概率主义的归纳主义者认为，如果在同一时间相对于全部可资利用的证据，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具有更高的概率，则该理论使优于另一个理论。我知道几项用十六世纪时可资利用的材料来计算日心论和地心论这两种理论的概率，以证明哥白尼理论的或然性更大的（未经发表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我听说乔恩·多林正在试因精心阐明一个关于日心论革命的新贝耶斯理论，他是不会成功的。如果科学革命在于提出一个理论，该理论根据可资利用的证据，比其先行理论具有更高的或然性，那就不会有哥白尼（科学）革命。
证伪主义的哲学可以提供两个独立的根据以确立哥白尼天体运动理论的优越性。按照一种观点，托勒密的理论是不可反驳的（即伪科学的），而哥白尼的理论是可反驳的（即科学的）。果真如此，我们就的确有了一个将哥白尼革命视为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实例，它构成了从不可反驳的臆测到可反驳的科学的转变。按这种解释，他心论启发法天生就是特设的：只要增添一些毫无关联的本轮和偏心等距点（equants），地心论就能适应任何新事实。另一方面，日心论则被解释为（至少“原则上”）在经验上是可反驳的。这就多少有点含混地重建了历史：日心论本来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任何数量的本轮。地心论包括不定数目的本轮，这些本轮可用来迎合任何行星观察，这一神话毕竟是在发现傅立叶级数之后编造出来的。但是，正如金格利希最近发现的那样，不论托勒密或是他的信徒都未曾看到复本轮同傅立叶分析之间的这种平行。实际上，金格利希对阿尔芳梭表的重新计算证明，阿尔芳梭的犹太天文学家们只是用单本轮理论来进行实际计算的。
证伪主义的另一种观点声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两种理论都是同样可以反驳的，它们是两个互不相容的竞争理论，都未被反驳。然而，后来的某个判决性实验最终反驳了托勒密，证认了哥白尼。按波普尔的话讲：“当哥白尼提出自己的体系时，托勒密的体系未被反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判决性实验变得至关重要。”但远在哥白尼之前，人们一般就认为托勒密的体系（不论是该体系的哪种说法）已被反驳并且充满反常了。波普尔编造了这段历史以迎合他的朴素证伪主义。（当然，今天［1974年］他也许能区分并不反驳理论的纯反常和反驳理论的判决性实验。但他为了回答我的批评而提出的这—一般的特设策略并不会帮助他以一般的术语详细说明所谓的“判决性实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据说赖因霍尔德的普鲁士表比阿尔芳梭表具有较高的优越性。这并未能提供判决性的实验。那么伽利略1616年所发现的金星盈亏又如何呢？这构成证明哥白尼的优越性的判决性实验了吗？我认为，如果不考虑两个竞争理论同样摆脱不掉的大量的反常，这倒可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答案。金星的盈亏当时有可能确立哥白尼理论对托勒密理论的优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教会在哥白尼理论胜利之际将他的书定为禁书就会更加骇人听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证伪主义的标准用于什么时候哥白尼的理论不仅取代了托勒密理论而且取代了（1616年非常著名的）第谷·布拉赫的理论这一问题，那么证伪主义就只能作出一个可笑的回答：哥白尼理论只是到了1838年才取代了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的理论。贝塞尔所发现的恒星视差是两个理论之间的判决性实验。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坚持这种观点，即只有到了1838年以后，才能对整个科学团体放弃地心论天文学进行合理的辩护。这种说法需要很强的和令人难以相信的社会-心理学前提来说明对托勒密的轻率放弃：实际上，后来发现的恒星视差几乎没起什么作用。终于哥白尼的理论已被证明为真，《禁书录》删去了哥白尼的著作，数年之后，才发现了恒星视差。当约翰逊作如下著述时，他无疑是错了：
应该再三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将近三个世纪后，才发展了能够测量距离最近的恒星视差的仪器。在这之前，无法通过观察来证实哥白尼行星系的正确性。
在这段时间内，哥白尼假说的真伪不得不作为一个科学悬案而保留下来。
这段证伪主义的叙述无疑是有错误的。科学史如何能够损害科学哲学，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科学的合理性是证伪主义的合理性，那么科学的实际历史中就有颇大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如果科学革命在于反驳一个重要的理论，并以一个未被反驳的竞争理论来取代它，那么哥白尼革命（最早）发生在18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