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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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日益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迄今为止，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儒林外史》写于何时，创 作过程怎样？就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谈到《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一般论著都有意无意地采用胡适的观点：
《外史》刻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一篇序，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 元年三月在安庆考博学鸿词的省试，前一月似无作小说序的余暇。况且书中写杜少卿、庄绍光 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况且那时的吴敬梓只有三十六岁，见解还 不曾成熟，还不脱热衷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 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丁巳（乾隆二年，1737 年）以前，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 看他宁可作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1740 年）。①
胡适的中心观点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不可能早于 1737 年；大概是 1740 年。理由有三条：（1）《闲斋老人序》的年月靠不住；（2）杜少卿 辞试故事不可能写在 1736 年以前；（3）吴敬梓写出了《美女篇》，才标志 他“见解成熟”，有了“大觉悟”。
对于胡适的中心观点，也有些论著虽然提出了异议，力主“1736”说和“1739”说，但因未能充分驳斥胡适的论据，所以不同的看法有着共同的逻 辑：吴敬梓 36 岁“辞试”以前，受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创作《儒林外史》。 其实，《儒林外史》的创作，早在吴敬梓 36 岁以前就已开始了。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对《闲斋老人序》的著作权问题作出明确判断：它是吴敬梓所作。吴敬梓为什么要用“闲斋老人”自名呢？这得从“闲” 字说起。所谓“闲”，传统理解是“闲业”和“闲居”。闲业对做官的“正 业”而言，指礼、乐、射、御、书、数或是《诗》、《书》等“六经”；闲 居的意思是绝意功名和“闲静居坐”。②因为优游六艺、弃绝功名的“闲”， 恰恰符合吴敬梓的经历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赋》和《买陂塘》中，秉承 了潘岳《闲居赋》“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闲居”的说法，特别强 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和“身将隐 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①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怀称作“闲 情”②，以南京的寓所为“闲庭”③熟悉他的朋友则进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 活为“闲居”④。由“身将隐”、“闲居”、“闲庭”到“闲斋”，寓意相同、一脉相承。“闲斋”必属吴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于“老人”之谓，似乎 不可思议，因为吴敬梓当时年未四十。但从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迟暮之感：
33 岁那年，就深感“长安”路难，叹息“新例入资须少壮”⑤；34 岁那年， 又以“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⑥的美女自况。在《移家赋》中则再次发出 了“叹老嗟卑，思来述往”的悲叹。应该说，这里的“老人”，是功名迟暮 的一个特殊概念。
① 引自胡适《吴敬梓年谱》。
② 丁福保笺注陶渊明《和郭主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句时指出：“闲业者，正业之对文。┅┅ 闲业为六艺。”李善注潘仁安《闲居赋》时明言：闲居者，“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
① 参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②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曰：“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③ 《文木山房集》卷二《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有“闲庭两三间”之句。
④ 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中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见《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这一点，胡适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说，既有序言， 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决不能作出尚未动笔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胡适 避开了闲斋老人是谁的问题，一味在“序言”的写作时间上做文章；通过对 “序言”的否定，为他的“1740”说服务。
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写作时间，我们有必要解剖胡适的所谓论据。
36 岁的吴敬梓依旧“热心科名”吗？诚然，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诩 的吴敬梓，早先确实醉心举业。29 岁那年参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试 官“匍匐乞收”的丑剧①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后的打击就愈益沉重。正 是在这次乞求收录遭到斥逐和稍后的乡试再次落第以后，吴敬梓终于发出了 “狂来自笑，模索曹刘谁信道”②的叛逆呼喊，产生了远离毷氉声喧的全椒， 移家“秦淮十里”的强烈愿望③。应该说，公然反对科举世家的传统，乃至离 乡背井，抛弃祖宗的家业，这是对礼教和科名改变看法的明显标志，也是思 想急转直下、出现变迁的有力证据。正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以吴敬梓蔑视 八股制义和利禄功名的情绪日益强烈。30 岁那年，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 嗜欲人生应减半”④；31 岁那年，又用“捉鼻低头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赌”⑤ 来自我解嘲；33 岁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怀：“身将隐矣，召阮籍稽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⑥。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嘲讽“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吴敬 梓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33 岁以后，他鄙薄科举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既 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吴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觉悟”任 意推迟到 1737、1739 或 1740 年。当然，吴敬梓毕竟出生在科举世家，束身 于名教之内，所以他跟科名的决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难免会出现 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打从移家南京以后，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 顾盼只是支流。胡适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按照胡 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 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 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 1736 年 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①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 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 2 月，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 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 1736 年 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 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 1736 年 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 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 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 1736 年 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 1736 年。理由是：
（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 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旋即援引晋代张季鹰的话语作出了否决。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
④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四。
⑥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有“消渴病难除”之句。
⑦ 《金缕曲》中有这样的话语：“苟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
（2）《移家赋》与《儒林外史》的 创作，都跟“辞试”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从吴敬梓的征辟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情况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当在《移家赋》以后。关于《移家赋》的 撰述年代，过去大都沿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它写在 1733 年。这是错误的，因 为作者明白宣称“追为此赋”。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 1734 年说，这也靠不 住。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吴敬梓移家南京，既是 叛逆的表现，也有着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说明他已经绝意乡试、会试之 类，一方面证实他对包括征辟在内的荐举存有幻想。正是出于后一种原因， 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无数次提到冯谖、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等凭借学术 而被荐举的文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天人策”、“封禅书”、“子虚赋”、 “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况①。时隔一年，才开始憎恶“荐举”， 发出了“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赋”②的叹惋。由冀求到憎恶， 这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时似乎还没有出现促使他用《移家赋》去对抗“相如 赋”的机缘。——如果硬要寻找对抗因素的话，倒是自比美女，吟哦“岂知 盛年去，空闺自长嗟”可算是一种表现。只有到 1735 年被保荐的消息传来以 后，以“赋”对“赋”，以“美人”对“荐士”的灵感才顿时产生了。你看，《移家赋》的主旨不就在于“任终隐以无伤”吗？你听，《移家赋》中不是公开宣称“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吗！毫无疑问，“美人之赋”就 是《移家赋》；用《移家赋》来对抗“封禅之书”，说明它必定写在吴敬梓 被荐的 1735 年。不能设想，没有《移家赋》这篇“辞试宣言”，就能出现《儒 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闲斋老人序》中对“辞却功名富贵” 者的高度礼赞！何况从《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赋》的撰写，一脉相承，深 思熟虑；用“美人之赋”去对抗“封禅之书”，堂而皇之，稳操胜券。正因 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创作必定在《移家赋》之后。对照吴敬梓 1735 年的经历，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两句。据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判断：最迟到 1735 年秋天，《移家赋》已经 完稿。接下来，吴敬梓就着手创作《儒林外史》了。握笔伊始，大概在 1735 年秋后。
如果说，在《儒林外史》初创时间的推算方面，胡适的观点存在根本错误的话，那么，在该书脱稿时间的判断上，他的问题只是不够全面。
《儒林外史》脱稿于哪一年？胡适依据程晋芳写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间 的《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等两句诗，论定它成书于 1748—1750 年之间。对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诚然，《儒林外史》确实在吴敬梓 49 岁前后已经大体写定，根据它的取材情况就可以找到佐证。像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于 1751 年第二次“出山”，庄 绍光的原型程廷祚于 1751 年再次“荣膺”“经明行修”之荐①等等，《儒林之名何益！张季鹰斯言堪述。”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满江红》。
① 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实》据《皖志列传稿》条列程廷祚是年被荐之经过， 惜未详。笔者曾记甘熙《白下琐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尔哈善又保举（程廷 祚）经学。其考语有‘涵养淳笃，学问淹贯，尤能研深《易》理’云云。惜皆不遇。”特抄录为先生补遗。
外史》都未加描写，足证胡适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文学创作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作家都有权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没有义务写尽模特儿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适 提到的程晋芳，在其 1754 年冬天撰写的《哭敏轩》之三中，有如下两句诗行 和一条自注：“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就是说，到了 1748－1750 年之间，《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编”的稿子， 但作者未必就此搁笔，可能还在“散录”零碎篇章。据此，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1750 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但并未全部完稿。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让我们从取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先看第五 十五回的一个例子。这一回的开头有如下话语：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
上面已经提到，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但直到作者 49 岁那 年，那些现实中的“南京名士”，如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 樊圣谟（迟衡山）、冯粹中（马纯上）等等，虽然不少都老了，但几乎一个 也没有死。那么，何谓“也有死了的”呢？解释只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写 在吴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为现实中的吴檠（杜慎卿）和冯粹中，恰恰死 1750 年和 1752 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卢见曾，乾隆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七年“因事遣戍”， “往军台效力”，九年“召还，授滦州知州”等官职，“十九年（1754）还 任两淮盐运使。”①对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写。其中第二十二回点出了荀 玫的“两淮盐运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贪赃拿问”的情况，第三 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还任盐运使”时在 1754 年，可 见作品中有关荀玫再任盐运司的穿插，必定是吴敬梓 1754 年逝世以前添上 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体创作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难道 13 岁“便堕绮语障”，30 岁就能“下笔C C 千言就”①的吴敬梓，写一部40 万字左右的小说要花整整 19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 19 年中，具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笔者排列过专家们刊发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编录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纪历表”，阅读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经历的某些 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阶段创作而成的。具体地说， 开头至第二十五回，写在 1736 年 2 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在 1735 年冬季作者自扬州返宁以后的两个月内）是为第一阶段。第二十六回 至第三十五回，写在 1736 年至 1739 年之间。是为第二阶段。第三十六回以 下部分则陆续完成于作者逝世以前。是为第三阶段。
① 转引自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 34—35 页。
① 引自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金榘和吴檠的两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何以见得《儒林外史》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时 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迹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说那样，《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映当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从第二回直至结束，涉及明 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等六代，总计描写 130 年①中发生的 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说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的结构形式，反 映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时间的线索显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 正因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六次直接标明了“年 月日”，并用朱宸濠谋反等史实来加以附会和佐证。但是，又恰恰在时间线 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标明的 “年月日”中，除掉三个必须放在开头和结尾以外，其他三个则有用非所用 的情况：
第二十回：名士牛布衣客死芜湖，“此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 第二十五回：穷秀才倪霜峰卖子，立下“过继”文书，时在“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第三十五回：庄绍光应征辟进京，被皇帝召见，“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熟悉《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书中的假名士中，牛布衣并非描写重点； 跟“祭先圣南京修礼”等篇章相比，倪霜峰卖子算不得大事件；至于庄绍光 陛见，只能说是杜少卿辞试的映衬。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在涉及主人公、大 事件的有关章节标上时间，反而着眼于某些并不重要的人与事呢？原因在 于：公开标明的“年月日”，恰恰是作者创作活动中断和持续的标志。谓予 不信，请看第二十五、三十五回标明“年月日”前后的两个时间错乱的例子： 其一，鲍文卿在救援向鼎以后的第二年，过继了 16 岁的倪廷玺。后来向鼎重 遇鲍文卿父子时说道：“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可鲍文卿接着向 向鼎介绍其养子倪廷玺时说，“他今年 17 岁”①。其二，庄绍光陛见，时在 杜少卿移家后的第二年。隔了十四载，杜少卿在秦淮河上遇见庄濯江，庄绍 光却对庄濯江说，杜少卿“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像这种发生在相隔 几回、甚至同一回中的差错，有力地说明作者在中断写作之前，为了减少续 写时的麻烦，才标上了“备忘”的“年月日”。但因中断时间很长，或者虽 短而注意力另有转移，所以一旦重新握笔，仍然出现了不少局部的、严重的 时间错误。
时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三阶段的迹象，是真相还是假象呢？三个阶段的具体创作时间又是怎样推测出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而 分析作品的取材情况和写作特点。
令人惊讶的是：就像时间线索所显示的迹象那样，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和第三十五回前后的取材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吴敬 梓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例如：
范进中举后发疯的描写，可能借鉴了明末袁体庵“中举发狂”的故事②。 南昌知府王惠“三样声息”的描写，分明脱胎于顺治年间荆州知府袁于伶讽刺其长官的故事③。 “侠客虚设人头会”，“憨仙烧银骗钱财”，显然以唐代冯翊《桂苑丛谈》中《崔谈自称侠》和《李将军为左道所误》为蓝本。 “乐清县贤宰爱士”可能是清初官僚徐乾学延誉后进的有关传闻的花样翻新①。
① 按笔者《纪历》推算：“楔子”自 1323 年写至 1371 年，计 48 年。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自 1487 年写
至 1537 年，计 50 年。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五回，自 1538 年写至 1556 年，计 18 年。第三十五回下半回至 第五十四回，自 1556 年写至 1575 年，计 19 年。第五十五回写 1595 年事。第五十六回写 1616 年事。
① 此处按笔者《纪历》推算，倪廷玺当为 26 岁。
② 参见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③ 参见尤侗《艮斋杂说》。
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侧重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为题材。其中第二十八回以后出现的季苇萧、杜慎卿、迟衡山、庄绍光等人物故事，分明以 吴敬梓的亲友李啸村、吴檠、樊圣谟、程廷祚等为模特儿，杜少卿则是作者 的自我写照。第二十八回以前的三回与第一阶段相承接，继续描写鲍文卿父 子的故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1）《闲斋老人序》明言：他原想描写 对待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四类人：“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 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被人看破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从第二十五回以前 的创作情况看，前三类已经依次写完。鲍文卿形象的出现则是进入第四类的 标志②，也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将“终结”的标志。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征辟”问题闯进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继鲍文卿谢恩辞 赏的描写以后，作者势必要续写自身的辞试经历；取材情况也就随之而陡然 变化。《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评语说得好：鲍廷玺“丧父娶妻”以 后，作者就“换一副笔墨去写二杜”了。
（2）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化，作者的 认识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对“征辟”，写下了表示辞试决心的《闲斋老人序》。
（3）依循现实题材的轨迹，大致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约在 1737 年下半年至 1738 年上半年。因为作者原本与他的从兄吴檠关系密切。1737 年 吴檠“博学鸿词”落第以后，吴敬梓才厌恶其人品①。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 恰恰从出场开始，作者就满含调侃、讽刺之情。另外，以吴蒙泉为模特儿的 虞育德，1737 年中进士，1738 年到南京任上元县教谕②。而虞育德在这一阶 段并未登场。
第三十六回开始，作者一方面继续以自身及其亲友的现实活动为题材，一方面插进了很多历史和社会的传闻材料。1738 年，“难进易退”、襟怀冲 淡的吴蒙泉开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山外又见青山。为此， 他围绕虞育德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几乎用“实录”的方法逐一地作了叙述， 又借助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不断地加以穿插。这样写的结果，使第三十六回以 后的篇幅，出现了两种时间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其二是作品的 自然纪历。两相比较，前者喧宾而夺主，成了主要的线索。抓住这条主要的 线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阶段的写作时间：
① 参见赵冀《檐曝杂记·徐健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四回回末总评有言：士大夫有“名儒而实戏”者，“鲍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 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条评语正确揭示了作者借鲍文卿描写“辞却功名富贵”的内在意图。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三《酬青然兄》和《贫女行》。
② 参见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1738 年南京任上元县教谕，1744 年离宁赴京，1748 年出任浙江遂 安县知县。
迟衡山的原型樊圣谟，1749 年应聘回原籍句容修县志。 杜慎卿的原型吴檠，1745 年中进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适应，《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写， 第四十六回对虞育德离开南京、杜慎卿“铨选部郎”作了顺叙和补叙，第四 十八回特意点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寻”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则对迟衡山回句 容“修理学宫”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艺术形象出现的先后联 系起来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写在 1746 年以后，第四十八回决不会写在 1748 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则很可能写在 1750 年，┅┅。另外，根据《全椒县志》 等的记载，吴敬梓 40 岁那年，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贤祠而卖掉了“江北老 屋”。前此，又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于南京与仪征之间。所以 特传式的“真儒降生”和仪程式的“南京修礼”决不会写在 1740 年以前。也 就是说，作品第三阶段的创作，开始于 1740 年以后，结束于吴敬梓去世之前。 从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作品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杂取”和虚构的方法。 为什么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凿凿有据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 型，可是人们普遍否定诸如“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范进之 姓陶”等等说法？为什么有些专家在纠正了金和的某些错误，考实了范进、 荀玫、严贡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后，并未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几个人物，如权勿用、马纯上等，是 以一个原型为主来塑造的。但即就马纯上而言，他跟原型冯粹中相比，何尝 没有区别！据《滁州志·冯粹中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记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看，马纯上在片石居观看 扶乩的描写，分明揉合了“崇祯爱请仙”和“云间客扶乩”①等传闻故事。“作文之心如人目”之类，又明显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说法①。
《儒林外史》第二阶段的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像季苇萧、杜慎卿、 娄焕文、杜少卿、迟衡山等都以一个原型为模特儿。有关的故事情节也大都 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举”，“移家秦淮”，“称病辞试” 等等，都跟吴敬梓的经历相吻合。因为这一阶段描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 铭心刻骨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以尽管带有纪实色彩，依然生动真切， 栩栩如生。为什么一般的读者，特别爱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还并不 厌恶第二阶段的描写？为什么第一阶段的“共名”人物特别多（如周进、马 二、严监生、牛布衣等），第二阶段也还不乏杜少卿这样的典型？道理就在 这里。
① 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七，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
① 第一阶段有些描写，似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写于 1736 年前”。如第十四回鲍文卿 营救向鼎一节，有些论著以为即指 1740 年商盘任南昌知县期间“中蜚语，势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 也就认定作者不可能早于 1736、乃至 1739 年动手创作。其实，联系向鼎被委任赴宁国府摘印而惊恐等描 写来看，作者写向鼎被参，目的在于揭露险恶的官场，而“伶工营救”之类，显系虚构，这种虚构确有生 活基础。吴敬梓《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中就有“乐舞雩门祭孝陵，行宫夜半喧歌吹”，“本朝家 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见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经作为行宫的曹雪芹 家被抄的情况。另外，鲍文卿预政、营救向鼎，显然是对“新磨安敢呼天下”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反击。可 见不了解“虚构”法，就很可能胶柱鼓瑟、以片盖全。
毋庸讳言，一般读者是并不爱看第三阶段的故事的，特别是那些“言之 有据”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三阶段的创作着重采用“实录”的方法。第一， 它实际上用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作为线索，甚至出现了回目数字与真人真事 发生年月相凑合的怪现象。像上述吴檠 1745 年中进士，第四十六回就补叙杜 慎卿“铨选部郎”；吴蒙泉 1748 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写杜少卿去浙江； 樊圣谟 1749 年回乡修县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迟衡山到句容修学宫，等等。 第二，它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从头 讲起”的“传记”。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 经历，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对尤扶徕、虞华轩的为人处世情况作了倒叙。 上述追溯和倒叙的内容，都发生在人物登场之前，都属节外生枝，明显偏离 了“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①的结构特点。 另外，唯其作品由虚构转向纪实，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阶段的“真人”去附 会一、二阶段的“假事”，从真实的角度去交代虚构人物的归宿。例如，第 四十四回有关汤镇台的经历描写，酷似吴敬梓朋友杨凯的现实遭遇。从创作 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者竟然把写实的汤镇台与虚构的汤奉 拉扯为兄弟，说什么汤镇台“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经告老在家。“两朵 高眉毛，一个大鼻粱”的汤奉，第四回出场时已是个进士出身的知县，最少 得有 30 多岁。从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时间已经相距 75 年，难道汤奉活到100 多岁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阶段描写的马纯上，不乏虚构的成分；到了祭泰伯祠的时候，这个形象已经在向“纪实”转化；第四十九回里的马纯 上，则已等同于冯粹中：冯 1752 年于顺天中举，第四十九回就预言马“进了 京，一定就是得手的”。这里姑且不论用马二经历贯穿三阶段有违一、二两 阶段结构的惯例问题，就说他的经历吧：第十三回交代，马二“补廪二十四 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发出过“我┅┅年 纪又大了”的感叹，可见当时他至少得有 40 多岁。从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 按作品的纪历推算，已经过了 50 年。请问，封建社会中会有年近一百的士子 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参加乡试的吗？诚然，文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出 于塑造艺术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差错，也是情有可原 的。问题是作品第三阶段的时间概念一错再错，而出现差错的根源恰恰在于 写法的改变。第三，《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纪实的篇章，大都是概念 的说教。除上面谈到的“祭泰伯祠”以外，“青枫城奏凯”分明是“兵农” 的图解，“郭孝子寻亲”无疑是孝道的演绎。换一个角度看，《儒林外史》 全书共有 626 个人物，第三阶段竟出现了 264 个。按理说，即使像《儒林外 史》这种特殊结构的作品，愈到后面新出场的人物也愈少。上面这种反常现 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显表现吗？
从取材和写法的前后差异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阶 段。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很大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的呢？这自然与作者的经 历、思想和构思有关。就经历和思想而言，吴敬梓始而为地主阶级的公子， 继而为“败子”，终则为“浪子”。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他弹唱了一首“三 部曲”：29 岁以前狂热追求，此后的 11 年愤懑诅咒，不惑之年就彻底幻灭①。
① 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①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自注：吴敬梓 40 岁那年，曾有“何如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的诗句。
唯其身为“败子”，吴敬梓力图借科举来重振家声；唯其科举碰壁，才使他 移家南京，进入“浪子”阶段，着手创作《儒林外史》。此后，他在半是徬 徨、半是愤怒的状态中奋勇向前，经历了“辞试”的考验，记下了心灵的胜 利历程。40 岁前后，他生活更形困顿，但总算实现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 夙愿，因而他在借“治经”安身立命②的同时，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儒林外史》。 受经历和思想的影响，吴敬梓的艺术构思也有个演变过程。他从讽世转 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 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质言之，吴敬梓创作之初，着眼于八股制艺。他力图沿 着科举的多级阶梯来描写对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各种儒生，《闲斋老人序》 就是这种艺术构思的说明书。后来，他觉察到政治主张比道德规范更为重要， 社会的流弊也远不止科举一端，一味嘲讽醉心功名富贵的儒生更不能“救助 政教”和“造就人才”。鉴于此，在他 40 岁前后，出现了新的构思：以虞育 德为中心，在“指擿时弊”的同时极写理想，从“真儒”的楷模生活扩展到 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作者原先是以不应考、不从政的隐士王冕为崇拜 对象的话，那么，后来就更加钦慕应了试、做了官、力图“以德化人”、赞 助“兵农”之事的“贤人”虞育德。由此，他给儒生们以更多的怜悯。让季 萑、臧荼之流参加祭祀活动，甚至由马纯上充当“三献”就是一例。通过陈 木南给欺世盗名的权勿用开脱“奸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杨执中、匡超 人、严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宽容、平和与“匡世”态度的 表现。简单地说，《儒林外史》的三个创作阶段有三个重要人物：王冕、杜 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两竿标尺，处于构思的中心位置，而杜少卿则是前后两幅蓝图中的过渡人物。
总之，从作者的经历、思想、构思和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吴 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整整 19 年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原载《江汉学刊》1984 年第 1 期）
②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见《勉行堂文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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