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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除了它的政治功用与经济功用外，还应该有个文化功用，也就是文化的交流与发现。站在这个角度，中国的朝贡外交倒真有值得说的，不但把器物输出去了，比如中国的茶、瓷器、丝绸、服装，还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科技哲学文化等也输出去了——比如封建的中央专制、财政的租庸调制、四大发明及心学朱学等。遗憾的是，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单向交流，或者说是一种单边交流，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周边小国甚至影响了全世界，而我们自己却日益走向了文化意义的孤家寡人之境地。
如果说各类奇珍异兽也属文化范畴的话，那么中国这边最大的收获当是不出国门就参观了外邦的动物园、领受外邦的各种土特产及小玩意儿，当然，朝鲜还进贡美女，西洋诸国也有进献黑奴的。动物放入皇家苑林，比如狮子、长颈鹿等，归皇家消遣，土特产等大小玩意儿折价给文武官员做工资或者做福利发下去，至于朝鲜美女，我觉得倒不发愁使用，扔入后宫就得了，明朝时后宫有不少的朝鲜女，就连袁世凯，也有朝鲜来的小妾。惟有这非洲黑奴不知当时的政府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我们却之不受，当是世界上第一个抵制贩卖黑奴的文明国家了。有心者不妨在此方面考证一下，闹得好了，世界文明史上我们又多一个亮点呢。
文化交流还应该有个地理的发现，由于朝贡外交仅限于周边小国跑到咱中土上贡，所以中国政府的外交方式从地理的角度看，只能是内交，就是说，只在家里招待客人。偶而有个出使他国的，不是搞成花边新闻，就是搞成传奇故事：东汉时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大秦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问题是甘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波斯湾，就被那汹涌的波涛给吓回来了。唐朝时唐僧西天取经，这个留印十几年的博士后，回来写了本博士论著《大唐西域记》。问题是明朝中后期的中华国民们随着朱家的海禁的严厉，渐渐地集体得了小脑萎缩症：大明就是世界的中心，安南，高丽，倭奴日本，都是傍中国政府才能生存的小弟，再远的地方，就都是蛮荒之地了。蛮荒之地，当然全是妖魔鬼怪了。中国人此时的地理观念与外交观念，全在那本《西游记》里了。我们现在学文学，把它叫作高度浪漫主义小说，其实，《西游记》再浪，也浪不过一个《封神榜》，更浪不过《聊斋志异》。唐博士好不容易写的博士论文，让明朝嘉靖时的一个名叫吴承恩的小知识分子给臆想成打鬼故事：一出大唐中土，西天的路上，几乎全是妖魔鬼怪。中国特色的外交心理——妖魔化外邦，在《西游记》里毕露无遗。
既然外邦都是说不清的妖魔鬼怪，那咱们中土就得防着他们点儿。于是夷夏之大防的外交思想在明清走向极端。夷夏之别，形成于汉。具体来讲，功劳归汉儒们。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辽夏金等游牧民族的铁蹄，让咱们中原种地的汉人，伤透了脑筋。有那脑筋聪明的，如朱熹，就提出了夷夏之大防，这种思想，中国人接受得特别快。遗憾的是，明清学者也大都继承过来，而政府也乐得省心，明朝时，小农朱元璋干脆把柴门一关，叫国民们集体睡觉；清朝时，开了个门缝，就是广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来敲门了：小兔乖乖，把门开开！清朝政府：不开不开就不开，你是狼外婆！后来又来了英国人：开不开？不开就踢！清朝政府：踢得太疼了，给你开几个窗户吧！后来又来了美国人：开就全开，脱就全脱，利索点！清朝政府（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结果与国几近上了慈禧的床！
中国开门的过程，其实就是个被迫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正由于是被迫的，所以，它学习态度并不怎么样，与日本那个小学生比较起来，中国很像个差生，学习成绩与效果很不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很漫长，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现象。比如洋务运动不行，就改维新，维新不行，就改革命，共和不行，就复辟帝制……每一阶段，事实上已不单单是在修外交这门课了，它是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冲撞与交融。这种冲撞与交融是痛苦的，痛苦若能导致升华，那我们就应该庆幸。我害怕的是，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痛；一种，伤疤始终未愈，一提西方文化，就痛得跳脚。一个曾经非常高傲的自视优越的民族，百年之内连遭打击，我们当然痛了。痛过之后，需要的是自省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