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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多利亚时代（上）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开始了英国“历史上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大英帝国”走向繁荣、显赫又逐渐盛极而衰的时代。19世纪30年代以后，最早实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依仗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占有垄断地位。它不断地扩展殖民地，控制的地区之广已超过了古代罗马帝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努力扩展他们的社会力量，1832年通过的议会改革方案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这以后民主改革进程一直得以进展。
在国势强盛、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维多利亚人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等精神特征。著名散文家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里，把维多利亚时代看作最富庶、文明、伟大的时代。代表了当时一种典型观念，人们把他称为“维多利亚先生”。维多利亚早期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在最无情地揭露社会丑陋与罪恶的同时，相信人类美德终会促进社会进步。这时期作家对道德力量的普遍倚重，正反映出他们对人性向善的乐观信念。
但是，就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对整个中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自利”，理想的社会应伸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它强调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提倡民主政治和发展教育，注重功利，讲求务实。但是最大多数人尽管也信奉“节制、勤勉、正直、俭省、自立”等美德，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最大的幸福，在富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穷人的悲惨世界。从30年代来到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以“人民宪章”的形式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派文学随之产生，琼斯、林顿、马西等诗人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号召人民起来争取“不义终将在公理前折腰”的日子。
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作家们不再借助浪漫传奇，而是以冷静、写实的态度，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力求真实、客观地表现现实生活。从 19世纪中期开始，现实主义成为欧洲也包括英国文坛的主流。这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出色的小说家在作品里表现了对现实关注、批判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篇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文字的主导体裁。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中产阶级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读者层急剧地扩大。19世纪初，现代意义的杂志诞生，开始出现逐期连载作品的作法。在缺少影视、广播等现代娱乐手段的当时，读者们常合家围坐在炉火边，听家人诵读小说作品，消遣、求知。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发展，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外，这时期还有许多小说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金斯利 （1819—1875）和迪斯雷利（1804—1881）创作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小说，前者的 《阿顿·洛克》（1850）直接描写宪章运动题材，对工人苦难表示同情，但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后者的《西比尔，或两个国家》（1845反映了时代的社会、政治冲突，努力协调劳资矛盾。里德 （1814—1884）在小说中也表现出分改革社会的主张，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历史小说《寺院与家室》（1861），以爱情故事写中古欧洲生活。李顿（1834—1873）的历史小说《庞贝的末日》（1834）描绘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庞贝城古罗马人生活，情节紧张，富有吸引力。狄更斯的朋友柯林斯 （1824—1889）的小说更是疑云遍布、悬念丛生，他的《白衣女人》（1860）和《月光宝石》（1868）被奉为侦探小说的前驱作品。创作了47篇小说的多产作家特罗洛普 （1815—1882）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由“《教区委员》和《巴塞特郡的最后史记》等6部组成，以虚构的巴塞特郡和它的首府巴彻斯特市为背景，描写外省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刻画细致、对话幽默、人物生动、叙述明净，颇受称道。他的小说大多以喜剧收场，以善战胜恶，反映出处于社会稳定阶段的“秩序和安宁”的精神。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字出色反映了占据19世纪后3/4世纪的这个时代的生活面目和思想历程，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继伊丽莎白的时代和浪漫时代出现的第3个高峰。
二、现实主义小说家
1、温情描绘人世间—一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入不敷出。由于债务，全家迁居伦敦，生活每况愈下，终于进了负债人监狱。狄更斯11岁时便到鞋油作坊当学徒，曾经坐在橱窗里包装鞋油罐，为老板当活动广告。他每星期中6天干活，周日到狱中与家人团聚。他只上过几年学，但从家中顶楼堆放的书籍中受益很大。 《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等文学著作唤起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向往。父亲出狱后，他得以继续读书，但不久又不得不出去谋生，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里当缮写员，后来又提任了报社记者，采访法庭、议会，对伦敦杜会的内幕弊端，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了解，为他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采访之余，狄更斯开始文学写作，以“博兹”笔名写作的一系列小品文学，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等，描写伦敦各色人物和日常生活，轻松幽默，在1836年汇集出版了《博兹特写集》。这一年，狄更斯应邀为一组描写滑稽人物游历经历的漫画配写文学说明，《匹克威克外传》由此产生。狄更斯不受原来计划的限制，以匹克威克先生及同伴的游历为主线，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广泛描写 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先生与朋友坐马车到外地旅行，向伦敦俱乐部其他成员报导他们旅途的见闻，天真善良的匹克威克闹了不少笑话，遭骗子欺骗，受女房东诬告吃了官司。这些漫画人物、特别是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维勒的形象，受到读者喜爱。小说描绘了作者心目中“古老的美好的苏格兰”，也揭露、揶揄了议会竞选的虚伪，法律的不公等社会弊端。“蓝党”与“浅黄党”的竞选之战，是讽刺民主选举的绝妙好戏。狄更斯的文字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漫画，刊登作品的刊物销量剧增， 《匹克威克外传》成为狄更斯的成名作。在这期间，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狄更斯，与一个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国性格不合并不幸福，在22年后终告仳离。狄更斯在34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游记、戏剧等。他从小喜爱表演，50年代后期，他常在公开场合朗诵他的作品，感情非常投入，常因作品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声调俱下。紧张的创作劳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朗诵表演及社会矛盾带给他的失望情绪、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恶劣心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在写作小说《爱德温·德鲁德》期间，狄更斯突然中风，次日，即6月9日逝世，终年58岁。
19世纪30至40年代初，是狄更斯创作的早期。《匹克威克外传》以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奥立佛·退斯特》 （1838）。他在创作时不再受出版商的限制，在结构上进行有中心的安排布局，表现社会生活的黑暗与不幸的方面。奥立佛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贫民救济院里，在毫无同情心的官吏们管理的济贫院里受虐待，10岁时到棺材店当学徒，后来逃到伦敦，落入贼窟。作者通过一个孤苦无靠的孩子的遭遇，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机构的虚伪，在奥立佛想再添一点儿粥的悲剧场面中，狄更斯以特有的幽默风格揭露穷人的不幸和资产者的假仁义。小说描写了社会底层充满贫困和犯罪的阴惨画面。创作于同时的《尼科拉斯·尼克贝》（1839），同样表现出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不人道行为的谴责。尼古拉斯·尼克贝家遭受不顾亲族之情的高利贷者拉尔夫的贪婪掠夺而陷入不幸。对私立贫民学校的恶务教育方式的揭露，在小说中占重要地位，道济波依兹学堂里的孩子们受着饥饿和体罚的折磨，成为机构管理人牟利的来源。小说以其巨大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对当时英国教育的改进产生过影响。
《老古玩店》（1841）是狄更斯怀着强烈的感情创作的小说，小耐儿祖孙的悲惨命运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老古董商屈兰特为了摆脱经济窘境，玩牌赌钱，落入了冷酷、丑陋的高利贷者奎尔普的魔掌。他带着孙女耐儿出逃流浪，在路上他们看见大量赤贫的人无家可归，工业城市里轰鸣的机器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困，在尚未受到资本主义文明锓蚀的偏僻乡村里，耐儿祖孙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悲剧。狄更斯目睹在英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的时期，大批小资产者破产、下层人民沦为赤贫。在宪章运动影响下，他努力揭露和痛斥社会的罪恶，并寻求清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奥立佛遇见仁慈的布龙洛先生和梅里小姐而获搭救（《奥立佛·退斯特》）；善良的银行家契里布尔兄弟热心帮助受苦难的穷人（《尼古拉斯·尼克贝》）；小耐儿受到的救援来得太迟了，但她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和温情，唤起了人们的仁慈和同情心。对宪章运动，狄更斯持保守的态度，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反对群众性的暴力行为，取材1780年“戈登暴动”的历史小说《巴纳比·洛奇》 （1841）便表明了他社会思想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态度在他以后的另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双城记》里得到突出的表现。
狄更斯的早期创作包括了1部特写集和5部长篇小说，还有几个不很成功的短剧。尽管小说中出现关于社会底层凄惨可怖情景的描写，但作品基调是乐观的，罪恶的根源往往在于个别的坏人，半人半鬼的奎尔普是个“恶精灵”，反面人物具有漫画性质。受苦受难的小人物常常受到具有仁爱心的资产者的庇护，就像他在 《匹克威克外传》结尾写到的：“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是较为强烈的。”他的早期小说一般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形式，展示广阔生活图景，但存在松散的缺点。
1841年，狄更斯去美国旅行，希望在这个被看作民主、平等、自由榜样的国度里找到英国的改良出路。但这次旅行成了失望之旅。在归国后发表的 《游美札记》（1842）里，狄更斯以事实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在英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同样存在，政府机关贪污腐败，“言论自由”的报刊并没有充当社会的良心，监狱中囚犯受着违反人道的待遇，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奴隶制的存在，揭穿了人人平等的神话。从美国旅行开始，至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法国，偶而回国小住。这国外旅居时期便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在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中。狄更斯写出他在“金元帝国”里的感受，面对金钱势力下道德的沦丧，老朱述尔维特伤心地感慨： “背叛、欺骗、诡计阴谋、对真实的或虚构的竞争对手的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这些就是财富给我显示出来的魔力。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约纳斯·朱述尔维特从小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利润”，第二个词是“金钱”。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的贪欲恶性发展，甚至毒杀自己的父亲。培克斯厄夫则把凯觎财富的贪婪用心以假仁假义伪装起来，他大谈道德，为两个女儿取名 “慈悲”和“仁爱”，但内心极端自私、卑鄙，“像一根路标，永远指点人们应该往哪里前进，而他却永远原地不动”。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到美国的金钱漩涡里挣扎了一遭，险些丧命，在善良无私的仆人马克·塔普里和汤姆·品奇等人帮助下，摆脱了利己主义。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改造和人们之间的真诚友爱，成为抵御社会恶习的最良手段。
温情脉脉的仁爱精神贯穿在《圣诞故事集》（1843——1848）里，家人团聚的圣诞节，最能体现家庭和睦的温馨气氛。《圣诞欢歌》（1843）中，守财奴斯克罗奇在圣诞前夜还让他的雇工干活。夜里他在幽灵引领下，看到自己童年过圣诞节的欢乐，看到他的伙计在现在的圣诞夜里清苦家景；看到未来的圣诞日，自己孤寂的死。他皤然醒悟，皈依了充满温情和仁爱的“圣诞精神”，从此乐善好施。在接下来的5年里，狄更斯几乎每年都怀着博爱精神写作圣诞故事： 《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他描写穷人贫困生活，指责资产者的冷酷自私，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希望调和矛盾，让生活中弥漫普天同庆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创作的后期 （1848——1861），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个别坏人的谴责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罪恶、陋习的批判。他愤慨地说：“我们的政府、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他在生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压抑和愤懑的情绪逐渐替代了原先的轻松幽默感。他依然倚重小人物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去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上，这时期作品也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旅居国外的末期，狄更斯写作了《董贝父子》（1846——1848）。“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犹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给对商业发达的追求，是具有新时期典型特征的资产者形象。董贝把公司的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他盼望有个儿子，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女儿弗洛伦斯与公司利益无关便受到漠视，妻子完成了生产继承人的任务、分娩死去，也没有给他带来悲痛。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教导儿子，扼杀他的正常的人的天性。保尔被迫与姐姐分离，在寄宿学校里更是没有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的早夭并没有使他父亲悔悟，反促使董贝更不爱他的女儿。他的再婚也像是商业契约，后妻爱迪斯终于不能忍受他对她情感与尊严的践踏而私奔。董贝的经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些相似，在破产、失去他骄傲的资本后，他的人性开始复归。被他遗弃的女儿弗洛伦斯在他被别人抛弃的时侯来到他的身边，董贝在女儿的温情的感召下，成为慈爱的父亲、外公。狄更斯运用夸张的手法、谴责的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傲慢冷酷的资产者代表人物，同时又希望为富不仁者经过痛苦体验，懂得“仁爱”和“谅解”。他描写了另一个贫困简朴却充满温情、友爱、善良的世界，弗洛伦斯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里，我们继续发现这样由地位低下、心灵美好的人组成的小团体。
童年的辛酸回忆常常出现在狄更斯的脑海中，他把自己的人生写入了自传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在序言上他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 ‘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写入了作者本人大量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恋人、朋友等都被他艺术加工为重要人物。小说并非是由于它的自传性，而是以它动人的艺术力量赢得读者的热爱。
大卫·科波菲尔是遗腹子，受到母亲和保姆辟果提的爱护照料，但是继父摩德斯通过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大卫被送进寄宿学校，他的母亲则在丈夫姐弟的摧残下郁郁而终，10岁的大卫不得不进啤酒作坊当童工。他逃出伦敦去多佛投奔素未谋面的姨婆，得到好心的姨婆的救援，上了学，后又到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经过努力成为作家，在经历了愉快而又不无缺憾的一次婚姻后，他与情投意合的艾妮斯结成幸福的伴侣。在大卫的坎坷经历中，作者写了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孤儿的命运、寄宿学校的不人道待遇，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的监狱等表现出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金钱势力侵蚀人的心灵、损害了家庭关系；冷酷的摩德斯通过婚姻骗取了大卫母子的财产；渔民的女儿爱米丽在“做阔太太”的引诱下，离开爱她的青年渔夫海穆，与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私奔。事务所的书记尤利亚·希普是贪婪和卑鄙的化身，他表现极为谦卑，实则心地歹毒，设计攫取了威克菲尔律师的财产和地位，还想霸占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风度翩翩的斯提福兹对爱米丽的始乱终弃，代表着富人的自私，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冷酷。与他们的道德沦丧相对，以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则善良可亲，彼此友爱谅解，表现出高尚的品性。辟果提始终无私地挚爱和帮助大卫。她的哥哥收养别人的孤儿寡妇，旧船里由几个姓氏组成的家充满温情的友爱，大卫把他们引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不论在逆境在还是在顺境中，都正直、诚实、善良、努力，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竞争中，保持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情感，信奉：“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
这部小说在人物型造上颇有成就，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保留了前斯创作中乐观、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严肃、忧郁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不占主导地位。小说《荒凉山庄》（1853）则渗透着阴沉的情绪。
《荒凉山庄》的中心故事是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的爱情悲剧，她在得知自己过去的隐私将暴露、面临身败名裂的时刻，出走死亡。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拖延20年的争夺遗产的诉讼案。贾迪斯的后代为继承遗产打起官司，一打便是数代人。大法官庭代表着英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繁琐的法律程序，诉讼卷宗堆积如山，被牵入案子的人们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悲剧。当理查德成为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可继承的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殆尽，身心交瘁而死去。“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这是作品中人物发生的诅咒，也是小说的主调。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作者还采用了象征手法，加重压抑、灰暗的色彩。作品开便描写了伦敦那铺天遮地的大雾，象征社会的黑暗势力。在法院旁有个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最后，这个破店自燃烧毁了，这暗示了清除社会罪恶的愿望。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重要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遍及英国的“宪章运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黑烟弥漫，机器轰响的焦煤镇是工业中心城市的一个化身。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宠得贝是镇上的两个巨头。他们控制着镇上居民的命运。葛擂梗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是“专讲实际的人”。他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如同董贝先生一样，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则贯彻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纯实际利益的“事实”哲学来教育他的一双儿女露易莎和汤姆。他们没有童年的欢乐，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接受无数的数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被摧毁。露易莎在青春妙龄也没有多少生命的热情，服从父意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庞得贝，对弟弟的友爱因为弟弟的堕落而失望，避开了花花公子的诱骗却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爱情。汤姆则以“事实”哲学为自己的自私和堕落行为辩护，偷盗后又嫁祸给无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说通过葛擂梗教育的失败，讽刺了功利主义哲学。庞得贝则是更加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代表。他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作为剥削工人的口实。他宣扬自己卑贱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劳动力，把工人起码的生活要求斥为奢望，是“希望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
资本家对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为改良主义者，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画式笔法描写工运领袖，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魔。在《小杜丽》 （1857）里，他又写了围绕负债人监狱发生的悲欢离合。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入狱，出生在狱中的小杜丽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刚脱离苦海，她的情人又负债入狱。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出色地创造了代表官僚主义的机构“兜三绕四部”，它由贵族巴纳克尔家族操纵，以“怎样不管事”为宗旨，它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小杜丽一家滞留狱中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悲剧。这部小说与《荒凉山庄》一样，也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是全书中心的象征形象，小杜丽一家哪怕出狱，还感觉笼罩在监狱的阴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恶，已不能由个别人所代表了。
在表现现实阶级矛盾的《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表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在历史题材小说《双城记》（1859）里，他继续为潜伏深刻社会危机的英国找寻避免矛盾爆发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狄更斯的杰作之一。
“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当今英国社会的借鉴。小说分为3部，情节围绕梅尼特医生的经历展开。法国革命前夕，梅尼特医生出诊时发现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蹂躏农家妇女并杀害她的弟弟的罪行，他不顾侯爵的威胁利诱，向朝廷告发，遭到侯爵的反诬，关入巴士底狱 18年。在革命前法国的贫富悬殊状况，贵族的暴虐无行，将人民逼向造反的绝境。狄更斯深切地同情人民，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愤概。但他又谴责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认为流血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得伐石太太的兄姐都被贵族害死，在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下，她嗜杀成性，革命成了失去理性的疯狂的混乱。冤冤相报何时了，唯有求助“爱”，以爱战胜仇恨。曾经血气方刚的梅尼特医生在女儿爱的抚慰下捐弃旧怨，接纳仇人家族的后代代尔那为女婿。代尔那抛弃贵族特权，以自食其力、清白为人，救赎祖先的罪恶。路茜的爱慕者卡尔登代替被革命者判处死刑的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不惜以生命来实现爱的诺言。狄更斯这部小说借古讽今的意义十分鲜明，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不人道的阶级压迫，客观上表现出革命的合理性，警告英国的统治阶级，别让不满情绪酿成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大火；但他又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劝诫人们不要采取“愚蠢行为”，把“爱”祭为消除阶级对抗的法宝。
《远大前程》（1861）是狄更斯在艺术上很受称道的一部小说，充分表现出人物心理矛盾发展过程，结构严谨。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一心想作“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斯苔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作者在小说中再次以劳动者的纯朴、无私的美德与上层社会背叛、自私、卑鄙等道德堕落形成鲜明对照。
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又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以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媲美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为普通民众鸣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抗议。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英国小说发展到狄更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小说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从不堕落或消沉，匹普在一段歧路后又回复正途，而小耐儿、艾妮斯、小杜丽、路茜等善良纯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热情的赞美。他劝善惩恶，描写了一批处在道德光谱另一极的坏蛋形象，进行嘲讽和鞭挞。法琴、塞克斯、奎尔普、庞得贝等等都是丧失人性，极端自私的“恶”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终。而董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情感化下，恢复了人生。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对于善恶有极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更加复杂，他们的结局也并非遇到报应，社会罪恶的表现往往是由大雾、监狱，破烂店、垃圾堆，而并非个人作为象征了。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充分发扬了英国文学创造的“癖性人物”的传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令人如见其人。天真可爱的胖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穷困潦倒却快活乐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学画廊中的著名人物。这些被称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间”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鲜活性弥补了缺少心理深度的欠缺。狄更斯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奥立弗的身世之谜，德洛克夫人的隐私底细、匹普的庇护人真相、梅尼特医生被囚的实情等，都构成作品很强的悬念性，很多小说有犯罪谋杀和探案成份。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强烈的感情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说家，他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天使般的小耐儿的死，让无数读者痛苦流涕。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受到根本的摇撼，他既毫不粉饰地揭露现实，又相信人和社会的进步，相信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时代的虚伪观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丰富多彩的小说技法，不仅代表着英国维多利亚盛世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冷眼俯看名利场——萨克雷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 （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税务员兼行政官，家境富裕。在他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继承了大笔财产的萨克雷回英国接受教育。1829年，他从查特公学毕业进入剑桥大学。他喜爱美术，不久离开学校去国外游历，有段时间学习法律。1833年，主办报纸《国旗》失败后，他去巴黎专攻美术。这一年，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存款的印度银行倒闭，他的悠闲时光便告结束，开始卖文为生，他在报刊杂志上用各种笔名写幽默讽刺故事，还自己配上插图。他个人生活的第二次打击又接踵而至，1840年，他结婚4载的妻子精神失常终生未愈。经历人生剧变的萨克雷，以新的眼光观察和认识生活。他从1842年起，为著名的讽刺性杂志《笨拙》撰稿。1846—1847年间，他写了一系列讽刺性特写，后来结成《势利小人集》，为他带来最初的文学声誉。集中有40篇速写，塑造了一系列势利者的形象，作者认为 ‘势利’是英国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恶习，势利使人们养成偏见，形成伪善的利害关系，消灭贵族和各种特权，才能矫正势利。这个集子包含萨克雷小说中的主要观点，表露出作者机智幽默长于讽刺的风格。分期表于1847—1848年间的长篇小说《名利场》使他声名大噪，确立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以后，他陆续发表了《潘登尼斯》（1848—1850）、 《纽可姆一家》（1855）、历史小说《享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和续篇 《弗吉尼亚人》（1857——1859）。
早在30年代，萨克雷便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在政论和竞选活动中表明他激进的民主立场，要求出版自由、公民权力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1860—1862年，萨克雷主编《康希尔杂志》，他为之撰写的一系列言谈亲切，文笔隽永的小品文，集成了《转弯抹角的随笔》（186）。1863年12月，辛勤写作近30年的萨克雷病逝。
《名利场》是萨克雷的杰作，作品标题来自班扬的《天路历程》，基督徒在寻找天国的路上曾到名利城，发现名利场，“那里所有的名利都能出售”。萨克雷把整个英国社会喻为一个名利场，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小说的副标题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更强调了小说的批判色彩。作者写的是1810年左右英国虚伪的上流社会“一批活在世上而目无上帝的人们”，他们“除了荣华富贵什么也不崇拜，除了功名利禄什么也看不见”。标题中的没有英雄 （hero）也可以译为没有男主角，确实，小说是由两个女性人物——天真纯朴又失之浅薄的爱米丽亚和工于心计、精明能干的蓓基·夏泼的生活经历贯串的。爱米丽亚是从小得宠的大家闺秀，多善感。但她的家境每况愈下，与未婚夫乔治家的经济状况发生逆转，面临被弃的命运。乔治的朋友、钟情于她的都宾撮合了他们的婚姻，她在丈夫生前死后都一直全心地爱他，直到10余年后看到乔治约蓓基私奔的情柬才感到她心造的偶像的轰毁，最后，她接受了痴爱她一生的都宾的爱。作品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穷画家的女儿蓓基的奋斗历史，她出身贫贱，孤苦无依，受尽歧视，但决心凭自己的美貌和心计向上爬，跻身富贵行列，在勃勃野心上，她堪称一位女性的于连。她把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作为改变命运的捷经，来到同学爱米丽亚家作客，便设法勾引爱米丽亚的哥哥乔斯。乔斯在东印度公司当税务官，很富有，但怯懦腼腆，蓓基的计划没有实现，只得到毕脱爵士家当家庭教师。毕脱的同父异母姐姐有7万磅家产，家族各房竟相献媚邀宠、角逐财产继承权。蓓基与老爵士的次子、最爱老小姐宠爱的罗登暗成婚姻，可是不仅没得到血往的继承权，还痛失成为老爵士夫人的机会。蓓基费心心机挤入上流社会，出入宫廷，大宴宾客，过了一段光光日子。但她的丈夫与情夫斯丹恩勋爵的反目，使她无法在伦敦立足。她在潦倒之时，还缠上了乔斯，将他敲榨干净。处于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蓓基竭尽全力地谋取财富、爱情、尊严等都让给利欲，与爱米丽亚的软弱无能对照。如同菲尔丁，萨克雷认识到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并不进行脱离现实的说教。蓓基想：“如果我有5000磅1年的进项，也会做个正经女人。有了金钱，我也肯付账”。书中接着评论：“谁能批评蓓基想得不对呢？她和正经女人为什么不同？谁能说不是金钱作祟呢？”作者便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了道德沦丧的上流社会。萨克雷青年时代出入上流社会，熟悉其中各色人物，揭示隐藏在他们体面尊贵外表下的势利、虚伪、自私。宫庭贵族斯丹恩侯爵荒淫好色又自私怯懦，乡间贵族毕脱爵士贪婪粗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伪君子，另一个是流氓无赖。爵位和金钱具有摄人的魔力，克劳莱小姐的7万磅家产使她周围的人垂涎三尺，丑态百出。爱米丽亚的父亲赛特笠一旦破产，他提携过的未来亲家奥斯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人事的变迁、贫困中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蓓基勘破世情，最充分地利用金钱神力。
名利场上，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萨克雷冷眼旁观，看到的唯有虚空。蓓基机关算尽，荣华富贵也不过昙花一现。老奥斯本“辛劳一生挣得偌大家产，却没有继承人”。老赛特笠昔日的风光不再，翻本的努力落空，靠冤家的施舍度日。“70多年来使心用计和人竞争”的老毕脱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白痴”，碌碌营私、角逐名利者如此，追求精神价值的人又如何呢？都宾洁身自好，乐于助人，摆脱了名利场中污浊，但是他在生活中依旧找不到精神归宿，他挚爱的朋友乔治是个花花公子，他追求一生的爱米丽亚最终回报他的不过是“浅薄的、残缺不全的爱情”。爱米丽亚对追名逐利的超脱，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清醒，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天真。在萨克雷看来，仁爱和个人道德完善，已难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与狄更斯的象征夸张手法不同，萨克雷更偏重冷静的写实态度。他曾声言：“本人著书旨在写实，舍此便无意义了”。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惊险浪漫小说，沿循菲尔丁至奥斯丁的小说风格，他说：“我的读者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书只是家常的琐碎”。（《名利场》）。他集中描写上流社会的日常家庭生活，在这个领域里，探究这些体面人物，势利之徒的真面目。在叙述法上，他的作品是通晓一切的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典型，他以傀儡的领班自居，在人物表演时插入一番议论，让读者既入戏，又能出戏，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小说具有机智幽默和冷俏的讽刺性叙述风格。
《潘登尼斯》再次表明萨克雷着重写真实的态度。他要写“既不优于、也不逊于大多数受到教育的人们”的普通青年的经历。主人公潘登尼斯具有自传的因素，他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对生活充满憧憬，但他遭到一连串痛苦的失望。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清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可鄙，摒弃了虚荣浮华，与真诚善良的露拉结婚，并取得文学事业上的成功。萨克雷表露出对弃恶向善，获得幸福的希望。
《纽可姆一家》表现的生活场景要广阔一些，描写了纽可姆家族。克莱夫·纽可姆是个诚实的青年，但他在生活中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对从政，当议会候选人亦不感兴趣，虚掷年华。他爱上表妹艾塞尔，但遭到阻挠，只得与露西结成平淡的婚姻。克莱夫的父亲托马斯·纽可姆上校，是小说中最出色的形象。他不无怪癖，但善良坦率、高尚无私，具有旧派绅士风度，比他儿子更进取、更富正义感。萨克雷在纽可姆上校的竞选纲领里，反映了自己激进的民主义观点。萨克雷从不放过对贪婪与势利习俗的攻击，小说中老伯爵夫人、工于心计的麦肯齐太太和无耻的银行家巴恩斯·纽可姆，都是势利之徒的出色画象。
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采用回忆录的形式，以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为背景，描述卡斯乌德子爵家的故事。亨利是卡斯乌德子爵四世家收养的“私生子”，子爵临终证实了他合法的贵族身份，但他将爵位留给子爵的儿子后离去。他加入军队，到欧陆作战，回国后又卷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阴谋复辟活动。拥护者们的冒死努力却因为斯图亚特王子的贪恋私情而告失败。艾斯芒德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对表妹比阿特丽特的爱情失望，与表婶卡索伍夫人结合，到美洲去寻求新生活。艾斯芒德在参与詹姆斯二世党人活动时，往来贵族圈内，发现许多著名政治人物都为一己私利而竭力钻营、不惜出卖朋友，甚至背叛祖国。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亦或詹姆斯二世党人，并无二致。“一连串奇怪的妥协——这就是英国的历史：原则的妥协，政党的妥协，礼拜的妥协”！”“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不同于司各特浪漫主义风格的历史小说，他学习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重视对人物忠实的描绘。他小说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比阿特丽斯爱慕虚荣、贪图财势，她拒绝艾斯芒德的真情，一心梦想成为贵妇，她有蓓基·夏泼的野心，比后者又多出一份坦率。
续篇 《弗吉尼亚人》讲述了在美国定居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外孙辈乔治和亨利·华林顿孪生兄弟的故事，继续批判势利、傲慢与伪善的英国贵族社会，同时又讽刺了新英格兰地主们的无知和狭隘。萨克雷让人物如比阿特丽斯在不同小说里连续出现，增加性格完整性和事件真实感。
萨克雷是与狄更斯一样关注现实、重视道德劝诫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代表，但他主要揭露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恶习，并表现出更为“客观”的态度。狄更斯流着眼泪写小耐儿，萨克雷则以冷静、疏离的态度塑造人物，并不鲜明地表露自己的好恶爱憎。他赞赏菲尔丁“尽力向你讲述人性的全部真象，在他的人物性格中，善和恶都是重要的。”他的人物比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显得性格要复杂，需要读者从人物外表举动中识别他们的真实动机、揣摸作者的评价。他把细节的描写作为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3、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姐妹
一批卓有成就的女小说家出现，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原名为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斯蒂文森，1810年9月29日出生于伦敦郊区一个牧师家庭。她幼年丧母，在纳茨福德镇的姨母家度过童年、少年时光。这偏僻的小城风土人情为她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她幼时便从父亲那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14岁又到附近的斯特雷福德镇一家女子学校学习。1832年，她与曼彻斯特唯一神教会的副主持威廉·盖斯凯尔结婚。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中心城市，我们可以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的焦镇窥见其风貌：浓重的烟尘遮天蔽日，简陋红砖房里挤满了工人，他们被机器吞噬了生命的活力，度日维艰。盖斯凯尔夫人从小受父亲和姨母宗教思想的熏陶，婚后又积极严加教会慈善活动，在与下层人民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思想情感有了较多的了解。曼彻斯特是宪章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盖斯凯尔夫人与一些宪章派人来往，对劳资尖锐对立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1848）便以劳资矛盾为题材，在19世纪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30、40年代被称为“残酷的30年代和饥饿的40年代”。这构成了 《玛丽·巴顿》的背景。工人们薇薄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一家家男女老少都在变成饿鬼，只缺少一个但丁来记录他们所受的痛苦”。工人们的悲惨遭遇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笔下的地狱惨景可比拟。织工约翰·巴顿诚实辛劳，可是他的母亲饿死，自己也没逃脱失业、妻儿惨死、妻妹沦为妓女的厄运。如果把工人的悲惨推诿为经济萧条，那么又如何解释资本家的奢侈生活，街上马车疾驰，音乐会热闹非凡，店铺里生意兴隆，工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单单要他们来承受不景气的打击呢！”工人们开始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向当局请愿失败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品德高尚的约翰·巴顿成为工运的积极分子。年轻的工厂主亨利·卜尔逊对工人代表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工人们，他们抽签决定派约翰·巴顿去暗杀小卜尔逊。约翰的女儿玛丽·巴顿美貌而虚荣，幻想借好婚姻摆脱贫穷，在小卡尔逊追求下，她一度疏远了当工人的恋人杰姆，但她不久就发现了自己这种选择的错误。她一面竭力保护父亲，一面设法救援涉嫌谋杀的无辜的杰姆。老约翰在暗杀小卡尔逊后，受到良心谴责，临死向老小卡尔逊坦白并求得谅解，在博爱和宽恕中，阶级矛质得以调和。尽管这个结局是软弱的，但作品生动感人的主要是对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的描写，许多读者包括狄更斯都受到深深的感动，盖斯凯尔夫人因此步入文坛，与狄更斯、卡莱尔、福斯特、罗斯金等著名作家相识。应狄更斯之邀，她开始为地主办的杂志《家常话》撰稿，她的另一部杰作《克兰福德》便是在这个杂志上连载的。这以后她又写了两部有关社会问题的小说《露丝》（1853）、《北与南》（1855）和几部以乡村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865年11月12日，55岁的盖斯凯尔夫人死于心脏病。
盖斯凯尔的8部小说在题材范围上有两个，一是关于社会问题，另一类是家庭生活小说，题材相距不小，但都出之于作者的真实感受。《北与南》是盖斯凯尔夫人表现劳资矛盾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女主人玛格利特从南方来到北方工业城市，对工人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的斗争抱同情态度，与强硬的工厂主约翰·瑟顿产生了冲突。作者在渲染工人苦难的同时，更着力宣传基督教博爱、忍让、仁慈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瑟顿对资方态度有了省悟，与玛格利特也结为良缘。《露丝》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贫苦的女裁缝被资产阶级少爷亨利·白林汉始乱终弃的故事，她坚强地独立谋生，但冷酷的资产阶级人物仍然以虚伪的道德观念去迫害她，盖斯凯尔为妇女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小说还以较大的篇幅描写当时手工业作坊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工人的贫苦生活。
《克兰福德》（1851—1853）以作者早年在纳茨福德小镇的生活经历为基础，以狄更斯式的幽默讽刺手法描写虚构的克兰福德小镇的风土人情，是英国文学中著名的描写小城生活的小说。偏僻的外省小乡村里生活简朴，市民幼稚天真，也时有小小的戏剧性事件和滑稽故事。乡村中产阶级生活得到细致描写，颇有奥斯丁风采。连载于萨克雷主编的 《康希尔杂志》上的《妻子与女儿》 （1864—1866），也是写小城故事，围绕医生卜森两个女儿的爱情事件来探讨家庭中各种关系。
盖斯凯尔夫人对英国的传记文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她的《夏绿蒂·勃朗特传》（1857）为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写了第一部传记，提供了感性材料，具有细腻动人的艺术表现力。
在北部福克郡山区的哈沃斯小镇上，有三姐妹默默地写着小说，她们坎坷的生活经历，风貌各异的作品，都引起后世读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其中的夏绿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传世佳作。
夏绿蒂·勃朗特（1816—1855）是勃朗特三姐妹中的长姐，她们姐妹的童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母亲去世的时候，夏绿蒂只有5岁，父亲当牧师的收入难以供养这个有5个女儿、l个儿子的大家庭。他把夏绿蒂·艾米莉和她们的两个姐姐送到哈沃斯附近的一所慈善学校，学校收费较低，但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教师还经常体罚摧残学生。两个姐姐因营养不良，染上肺病夭折。20余年后，夏绿蒂写作《简·爱》时，在对劳握德学校的描述中，回溯了这段痛苦的时日，作者在善良温顺而又早逝的海伦·彭斯身上表示出对姐姐玛丽亚的深切怀念。
夏绿蒂和艾米莉从慈善学校回到家里，在 1831—1832年，夏绿蒂进入罗海德的女校学习，3年以后，她又回校任教，并资助妹妹和弟弟学习。1839—1841年，夏绿蒂两次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家庭教师是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待遇菲薄的职业，与佣仆相差无几，当家教遭受的歧视和屈辱感，在《简·爱》中都得以表现。1842年初，夏绿蒂与艾米莉又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习，准备自己开办学校。夏绿蒂在这里的感情经历反映在她以后的作品里。在办学失败后，她们以假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1846）。诗集只卖出两本，她们又转而开始创作小说。夏绿蒂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教师》6次遭到退稿，直到她去世后两年才得以刊印。而她在1847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简·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妹妹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和小妹妹安妮的《安格妮斯·格雷》也相继问世。但是第2年，艾米莉就死于肺结核。艾米莉尚未入土，小妹妹安妮又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夏绿蒂在哀痛中继续创作了《谢利》（1849）和《维莱特》（1853），仍然以哥勃·贝尔的假名出版。在伦敦，她认识了当时文坛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等。1854年6月，夏绿蒂与她父亲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可尔斯结婚。婚后，她酝酿并开始写作新的小说《爱玛》，但死亡的利爪斩断了她的笔，她在婚后9个月便病逝。她是勃朗特姐妹中活得最长的，但也没走完人生的第40个寒暑。
自叙体小说《简·爱》是夏绿蒂的代表作，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孤女简·爱在刁钻苛刻的舅母家长大，寄人篱下，饱尝苦楚，但性格倔强，具有本能的反抗意识。进入劳沃德学校后，她与其他的孩子们遭到更多的虐待。冷酷的慈善学校的校长布洛克尔赫斯特不仅让孩子们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更在精神上压制、摧残她们。简·爱同情的挚爱具有忍耐精神的海伦，但决不屈从于恶势力。数年后，18岁的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在这里，她与个性独特的庄园主罗彻斯特相遇并相爱。在婚礼上，简·爱得知罗彻斯特的疯妻尚在，便毅然出走。她拒绝了牧师圣·约翰的求婚，在继承一笔遗产后又返回庄园。此时庄园已在一场大火中夷平。罗彻斯特没能救出疯妻，却因此受伤失明跛足，历尽坎坷的简·爱终于和罗彻斯特幸福地结合了。
简·爱的形象一反英国文学中女主人公形象的传统，超越了“天使/恶魔”的角色原型，她是正面主人公，寄寓了理想色彩，但又与理查生的帕米拉和狄更斯的艾妮斯那种“高尚淑女”或“家庭天使”不同，她的美不在于外貌，也不在于品性符合女性的美德，而在于表现出自强自尊人格力量，内在的感情强度，引起受父权主义文化束缚的妇女和在等级社会里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共鸣和感奋。简·爱从小便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而奋斗，她与罗彻斯特的恋爱是全书的中心篇章，也是她独立意志充分表现的阶段。罗彻斯特吸引她的并不是他财富、地位，而是在他粗鲁骄横外表下与她相契合的精神气质，对爱情的追求始终包含有对平等人格的追求。 “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是平等的！”这包含宗教的平等观念、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呼声，使简·爱的爱情故事获得新的精神特质。她不像帕米拉那样在乎“太太”的名份，但哪怕是为了爱也不让自己沦为附庸。尽管结局对他们地位的逆转的安排有些牵强和落俗，但表达出作者对作为女性和作为人的平等人格的执拗追求。
在《谢利》（1849）中，夏绿蒂尝试表现英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题材，反映1811——1812年工人捣毁资本家机器的“卢德运动”。象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一样，夏绿蒂受到宪章运动的影响，严肃地关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问题。纺织厂主罗伯特·穆尔是精明强干的资本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他坚持使用高效省工的机器，引起工人极大愤慨和报复行为。为筹措资金，振兴家业，他不惜牺牲与卡罗琳的爱，向富有的谢利求婚。谢利具有简·爱的反抗性格，无论在社会事务还是个人生活上，都表现得远为豪放洒脱，敢作敢为。
《教师》（1857）和《维莱特》（1853）都以作者在布鲁塞尔时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夏绿蒂的小说自传性极强，主要的特色是塑造了有鲜明个性、独立不移的女主人公形象，表现了个性解放、自由的要求，对一切不人道、不公平现象的抗议。在人物形象和画面中，她渗透了真实浓烈的情感，特别善于塑造外表冷漠、高傲、内心热烈又温柔的人物。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努力缩小与读者间的距离，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让读者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
艾米莉·勃朗特 （1818——1848）当时声名远不及她姐姐，但后世都认为她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小说家，天份都在勃朗特姐妹中居首位。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极为独特的一位小说家。19世纪末，特别是现代西方评论界，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艾米莉写有近200首诗，表现出杰出的诗才，如《怀念》，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挽歌，想象丰富，情感真挚。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影响更大，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小说描写的一对撒旦式恋人疯狂的爱情和复仇故事，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读者的艺术鉴赏力也是很大的挑战。
《呼啸山庄》情节围绕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爱情和他的复仇展开。希斯克厉夫是呼啸山庄的老主人捡回的一个吉卜赛弃儿，与主人的孩子们一起长大，与主人的女儿凯瑟琳更是两情相投，形影不离。老主人死后，新主人辛德雷少爷便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与佣人一起生活，干又苦又累的农活，并禁止妹妹凯瑟琳与他来往。凯瑟琳在精神上也是个不受羁绊的“弃儿”，她与希斯克厉夫在荒原上奔跑，努力摆脱繁文缛节陈规旧习的束缚。他们的爱情是独特的，并非男欢女爱的两情相悦，而是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凯瑟琳清醒地明白：“我就是希斯克厉夫！他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而对希斯克厉夫，“失去她之后，生存将是地狱”。但是画眉山庄所代表的高雅斯文的“文明世界”吸引了凯瑟琳，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希斯克厉夫在门第、地位上的差异，希斯克厉夫愤而出走。凯瑟琳嫁入画眉山庄，丈夫林淳温和的爱并没有消除她对与希斯克厉夫同享的自由天地的留恋。3年后，希斯克厉夫怀着对凯瑟琳不能熄灭的爱和由爱而生的恨归来，当凯瑟琳经不起情感风暴死去后，他的心理更处于变态中，开始疯狂的复仇。他引诱辛德雷赌赙，夺走了他的全部财产。他以更甚于当年辛德雷对他的手段对付辛德雷遗下儿子哈里顿。他娶林淳的妹妹伊莎贝拉为妻，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她，强迫凯瑟琳女儿凯蒂嫁给自己病恹恹的儿子，终于占有了两个山庄。在他丧失人性的复仇中，希斯克厉夫并没有感到快乐，死去的凯瑟琳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在结婚便守寡的凯蒂与哈里顿身上，他又看到自己和凯瑟琳年轻时的影子。
艾米莉30年的生活中，除到女校做教师和去布鲁塞尔求学外，多居住在家乡，她是荒原的孩子，“在荒凉寂寥的处所找到许多开怀的乐趣，而她胜过一切，最最挚爱的是——自由”。她挖掘表现人们心理深处与原始、粗犷、野性、强悍的自然同一的部分，在希斯克厉夫的痛苦中，融进自己在这个文明世界感受的屈辱、痛苦感，在循规蹈距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出精神自由的呐喊。小说有写实，表现出阶级压迫的现实矛盾；有浪漫想象，其中有许多“哥特式”小说的因素，具有阴森凄凉的恐怖气氛和由大量梦境、幻觉描写带来的神秘气氛；还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表述了人们在灵魂和肉体上感受到的压抑和冲突，小说由此而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把它引为同道，现代派文学又把它视为先驱。《呼啸山庄》多人物，多角度，多层次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很受称道。
安妮·勃朗特（1820—1849）遵循写实的方法，在小说中记述早年艰辛屈辱的家教生活，塑造了有自觉意识的女性，但她的文才要大大逊于她的两个姐姐。
4、道德和心理的探究者——艾略特
尚在文学习作阶段的夏绿蒂曾写信给“湖畔派”诗人骚塞求教，骚塞劝告说；“文学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妇女的终生事业”，这代表着当时社会对妇女从事创作的普遍的偏见。勃朗特姐妹始终采用性别模棱两可的假名，稍后于她们的另一个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则采用了一个典型的男性的名字“乔治·艾略特”，这个名字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后杰出的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乔治·艾略特 （1819—1880）于1819年11月生于沃里克郡的阿伯里庄园。父亲在庄园当代理人，政治观点保守。她在乡村度过童年，农村风物习俗、自然风光在她以后的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在她16岁时，她的母亲去世，姐姐出嫁，她只好从女子寄宿学校辍学回家，帮父亲主持家政。她积极参加慈善活动，同时自学多种外语、文学和历史、自然科学课程。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引起她对社会、哲学、宗教问题的严肃思考，她从小培养起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1842年初，她宣布不信上帝，为了迁就父亲的宗教情绪，她依然勉强上教堂，但从理智上她怀疑上帝的存在，虽然这不妨碍她深切理解和同情一切虔诚的宗教情绪。
40年代，艾略特翻译了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学论》和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学术理论著作，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为 《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在1850年担任了这份刊物的副编辑，结识了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刘易斯等人。刘易斯是当时著名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已有妻室，但艾略特与他志趣相投，不惜冒犯传统的道德规范，于1854年秋与他公开同居。在他们24年的共同生活中，刘易斯给她的创作以很大的鼓励和影响。1878年，刘易斯病逝，两年后，艾略特与一个美国商人结婚，当年年底，便溘然病逝。艾略特的创作包括上百万字的译著、多卷本的诗歌、评论、书信，而她的文学声誉主要来源于她的小说创作：两部中篇小说和7部长篇小说。
一般把艾略特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小说描写19世纪初期“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袭的乡村” （《织工马南》）结集为《教区生活场景》的3部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亚当·比德》（1859）、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和《织工马南》（1861）。从《罗慕拉》（1863）开始，艾略特小说的内容趋于复杂，采用重大的历史、社会、政治题材。
《教区生活场景》中的3个中篇小说，虽然是艾略特小说的初试，但已表现了她对道德和心理的关注、挖掘。她描写乡村里日常生活，表现人与人之间纯朴自然的相互关系，赞扬同情、怜悯、谅解等人道主义情感，小说发表后立即得到读者的赞扬。
艾略特在40岁时写作了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乡村木匠亚当·比德爱上了天真美丽的少女海蒂，爱虚荣的海蒂却对年轻的乡绅、军官亚瑟情有独钟。亚瑟在诱奸海蒂后将她抛弃，海蒂在嫁给亚当之前发现自己已有身孕，便出走去寻找亚瑟。她没有找到亚瑟，遂将新生婴儿杀死，被逮捕后叛处死刑。虔诚的女传教士丁那引导海蒂悔罪，获得道德上的新生，最后海蒂得以赦免，与亚瑟结婚。亚当则爱上了丁那，与她结合。亚当和亚瑟对海蒂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无私和自私的对比，小说展开个人欲望和道德责任之间一系列的冲突，以道德原则替代了正统的宗教，赞扬真诚的道德情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写的是乡村生活，更加重了道德探究和心理分析。带有一点自传成份的麦琪和哥哥汤姆的故事。构成情节的中心。麦琪家与邻居韦肯家为争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结下了世仇，而麦琪与韦肯家的菲尔浦之间的友谊发展为爱情。倔强、刚愎的汤姆出于家庭荣誉观念，粗暴干涉妹妹的感情生活。麦琪向哥哥让步，离家去访问表妹，表妹的未婚夫斯梯芬热烈地追求她，他们驾小船出游，一夜以后才回来，尽管麦琪一身清白，却被全村人视为违反“闺德”加以鄙视，汤姆将她赶出家门。弗洛斯河涨水，汤姆被困，麦琪划船去救，他们在洪水中拥抱和解，“兄妹拥抱着被洪流卷走，永不分离；一刹那重温幼时旧梦，他们手拉手欢游于雏菊盛开的田野”。麦琪与汤姆间的矛盾源于误会，但在根本上则由于两个人性格与精神境界的差异，麦琪敏感、多情又坦荡，汤姆朴实果断但偏狭。
《织工马南》描写了爱的力量。织工马南15年前受朋友诬陷，被人视为窃贼，他在拉维罗村附近的石屋里过了15年，生活中唯一的慰籍便是抚玩自己积存的钱。但是当地地主卡斯的浪荡子邓塞把他的积蓄全部偷走，马南受此打击，一蹶不振。这时，地主大少爷高德夫雷遗弃的女人冻死在马南的石屋附近，她的女儿爬进马南屋里，为他带来了新的生活，马南在抚养孩子中得到乐趣和安慰，精神复活，重又体会到人生的温情。
1860—1861年，艾略特访问了佛罗伦萨，在1863年，发表了《罗慕拉》，一部反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小说作者借古讽今，表现出对道德堕落的担忧。《费立克斯·蒙克特》（1866）是艾略特唯——部以英国政治为题材的小说，反映1862年议会改革时引起的动乱，表现了劳资矛盾。《丹尼尔·犹朗达》（1876）是艾略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英国都市和欧洲的当代生活为背景，反映犹太问题和妇女问题，触及当时社会的敏感问题。这一组小说主要写19世纪30年代后的英国生活，比前一组小说题材范围明显扩大，由乡村生活扩展到整个社会，矛盾纠葛复杂，较简单的单线发展的情节转为多线索的较为复杂的情节。《米德尔马奇》（1871）是这时期小说，也是艾略特整个创作中的代表作，写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奇各色人物的各种生活，故事的主要线索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年轻女子多萝西·布鲁克的故事。多萝西出身乡绅阶层，却具有崇高人生理想和献身精神。她拒绝了一个贵族青年的求婚，为老学究卡索朋所吸引，嫁给了他，陷入了没有感情交流、思想沟通的不幸婚姻。她在丈夫的表弟、年轻的威尔身上发现了与她精神追求相契合的东酉，不顾丈夫遗嘱的限制，放弃财产继承权，与威尔结合。另一条情节线索是年青医生李吉特的爱情故事和事业方面的悲剧。他有志于科学研究和医学界改革，但他的漂亮、虚荣的妻子罗丝芒德追求物质享受，挥霍钱财，毁了他的事业。小说把这两个有志青年在婚姻事业方面受挫的故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表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多萝西与李吉特各自的悲剧，直接或表面原因来源于择偶不当，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艾略特认为：“没有一种不为广泛的公众生活所决定的私生活”。利己主义泛滥的污浊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冷却了他们的热情。艾略特全面描写米德尔马奇镇代表的英国外省生活画面，在 1832年议会改革时期，小镇的资产者也利用民众改革热情营私利，多萝西的叔叔和理想主义者威尔在选举活动中步步受挫，一心以科学改革医院的李吉特被卷入政治派系斗争。艾略特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于个人的高尚道德。多萝西在痛苦的幻灭后不停止追求，她放弃已故丈夫的财产，追求个人幸福，她还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医院，以谋求公众幸福。小说中又一条情节线索中写到的弗雷德和玛丽的爱情，便体现艾略特对理想的探索。罗丝芒德的兄弟弗雷德在贫家姑娘玛丽的帮助下，从纨绔子弟成为农业专家，玛丽则成为作家，他们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都获得成功。艾略特的小说结构比较松散，在这部小说中，这个缺点得到一些克服，作者努力将多条线索有条不紊地安排，使用对比，对称，平行等手法，尽可能广泛地反映社会面貌，小说的规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是不少有的，有人将它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尽管它们在内容上毫无相同之处。作为学者型的作家，艾略特对人物心理特别关注，对人物每一行为动机、情感、内心斗争冲突进行细致探索和描写，因此她的小说被看作“心理小说”，对哈代、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等作家都产生了影响。
三、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和布朗宁
1、“诗圣”丁尼生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和成就是空前的，诗歌经过浪漫时代的鼎盛后也没有沉寂。丁尼生与布朗宁是这个时代诗坛上对峙的两座高峰。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 （1809—1892）一生几乎经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是以诗歌表达伦理和哲学原则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歌手。他出生于林肯郡的乡村牧师家里，在景色秀美的乡村和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成长。于剑桥大学读书时，他的诗名便蜚声剑桥。1830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诗集《抒情诗集》，继承了浪漫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济慈的传统。第二年，丁尼生发表了《诗集》（1832）显示出古希腊、荷马文学的影响。《食忘忧果者》，故事取自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拉丁名）等人在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归程上飘泊到一个岛上，食忘忧果后不再想回家。诗人以优美的节奏敷陈故事，描写征人疲倦而渴望休憩和安宁的心情。《艺术之宫》里诗人描绘了充满自然美、古典美、艺术珍品的富丽的艺术之宫，诗魂陶醉于其中，但诗人渴望“在山谷里给我建起茅舍”，要与他人共享和沟通。《夏洛蒂女郎》取材亚瑟王传奇，夏洛蒂孤岛上隐居的女郎终日织锦，从魔镜中窥见世间，镜中骑士朗斯洛的潇洒映像引发了她对爱不惜牺牲的追求。早期诗作中诱露出丁层生在艺术与现实关系上的思索。
1842年发表的两卷本《诗集》是丁尼生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颂歌集，很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重视。 《尤利西斯》与《食忘忧果者》中人的惰性形成对照，描写人的冒险进取精神。年老的尤利西斯让出王位，再次出海探险，寻求知识。《亚瑟之死》写到亚瑟已死，圆桌骑士散去，但亚瑟精神永存，诗人借亚瑟之口表现对社会进步的信心：“旧秩序改变，让位给新的。/上帝多方完成他的意旨，/否则好习俗也会毁坏世界”。亚瑟王的故事始终让丁尼生着迷，以后他又写了许多关于亚瑟王的作品，1859—1885年间的组诗 《国王叙事诗》广为流传。
丁尼生的第一部长诗《公主》（1847）描写一个既严肃又浪漫并喜剧化的爱情结果，表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观念，把婚姻视为女子的理想归宿。组诗《悼念》（1850）写作延续了17年，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丁尼生因此获得桂冠诗人称号。在由131首抒情诗组成的组诗里，诗人深切悼念了挚友哈拉姆，叙述了朋友病逝引发的精神历程。朋友的死不仅为诗人带来哀痛和孤寂，也使他对人生、上帝等产生怀疑态度，时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的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加深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命运的惶惑。但是诗人渐渐振作起来，开始肯定信仰和希望。丁尼生将悼亡诗扩展、深化为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反映出混乱时代的情绪，把对亡友的友情扩大为对人类的博爱，又对未来寄寓希望，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标准，诗体工整典雅，和谐动听，受到热烈的欢迎，维多利亚女王盛誉它为除“圣经”外的最重要的诗。
在《悼惠灵顿公爵》（1852）、《轻骑兵旅的进击》（1855）等诗中，诗人歌颂维多利亚女王，惠灵顿公爵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的骑兵，表现爱国精神。
1855年发表的独白戏剧诗《莫德》，表现爱情对一个性格乖戾的青年的拯救，充分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以人物独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
自由体叙事长诗《伊诺克·阿登》（1864）也是风行的诗，描述阿登在流落海外10多年归来后，发现改嫁的妻子与儿女生活得安宁，便祈求上苍给予勇气，自愿退避以不破坏他人幸福。这个道德高尚的普通人深得注重道德规范的读者们的推崇。
丁尼生关注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又不使文艺成为社会道德的附属品，表现出丰富的想象，也透露了个人的情感。他的诗格律工整，音韵谐和，词藻华美，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传统特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公认的“诗圣”。
2、“戏剧独白”写新诗——布朗宁
罗伯特·布朗宁（188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大诗人。他生于伦敦，家庭富裕、文化气氛浓厚。他喜爱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出版的第一首诗《波琳》（1833）可见出雪莱诗风的影响。有批评指责诗人过分暴露自我意识和主观感情，这使得他寻求新的表现手法，采用他人独白的形式写诗。
1835年，布朗宁发表长诗《帕拉塞尔萨斯》，写中世纪一个瑞士医师不顾宗教迫害，献身医学的悲剧故事。布朗宁喜欢从古代或异国历史事件取材，以后他又在诗里写了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1837），18世纪德国风琴师（《艾卜特·佛格列》）等。从1841—1846年，他写了6部诗剧：《皮帕走过了》、《维克托王和查尔斯王》、《德鲁兹人的归来》、 《纹章上的污点》等，收进了《铃铛和石榴》一书。他的诗剧不重情节，而是侧重挖掘、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描写“角色中的行动，而不是行动中的角色”。如《皮帕走过了》，写意大利一个女织工在唯一可以不做工的节日里唱着歌走过街上，她羡慕富人家的舒适，而在富人家里，惨剧却正要发生，4个并不相连的人家听到她的歌声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皮帕并不知道她的歌声带来了避恶扬善的效果。书中的《戏剧抒情诗》和《戏剧罗曼斯》中的一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著名的《我已故的公爵夫人》里，主人公公爵向来宾介绍亡妻的画象，在他吞吐断续的谈话中，读者了解到他妻子与画家的爱。和他由嫉妒而杀妻的历史。诗人让诗的叙述者剖白自己内心，使读者、人物和作者处于适当的位置，独白的语气随想象中的听者的存在而波澜起伏，读者从人物富戏剧性的独白中推理和想象，探知隐蔽的作者的观点。
1855年发表的重要诗集《男人和女人》标志着布朗宁“戏剧独白”方式的成熟，5l首诗题材多样，诗体多姿。1864年，他又发表诗集《戏剧人物》，让众多人物向读者披露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经验和生活的主张。他写到现实生活中的邪恶，但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劝告世人乐观、振作，他在最后的诗集“《自遣集》卷末尾声写道：“他从不退转而是把胸向前，/从不怀疑乌云会消散，/从不胡思乱想，纵然对的挫败，错的胜利。/仍认为我们跌倒以便再起，挫败便再战，/睡以便醒。”
叙事长诗《环与书》（1868—1869）是布朗宁后斯最重要的作品，也表现了他对正义的信念。长诗12章，根据17世纪末罗马一起谋杀案写成。年老的圭迪伯爵贪图平民少女蓬皮丽娅家产娶她为妻，蓬皮丽娅的养父母发现伯爵家道已衰落，追回他们陪嫁的财产。圭迪虐待妻子为报复，蓬皮丽娅在年轻牧师卡蓬萨基帮助上出逃，被圭迪抓住遣人修道院。圣诞节蓬皮丽娅带着新生儿子回养父母家，惨遭圭迪及帮凶的杀害。教皇主持正义，力排众议，判处圭迪死刑。诗人将在旧书摊上觅得的谋杀案审判记录“老黄书”当作“黄金”，掺入想象的“合金”，铸成艺术品“指环”，这便是书名“环与书”的由来。布朗宁通过人物独白展示案件审理过程，从不同立场、角度叙述对案件的看法和发言人不同的性格，如3个罗马市民代表罗马人不同的态度，圭迪的独白表现了冷酷自私、怙恶不悛的性格。
布朗宁为心理描写大师，接受了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用形象表达哲理的论述，喜用独特的譬喻，有的诗作流于悔涩。他在世时诗名不如丁尼生，但当代评论视他为现代诗歌先驱之一，T·S·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当代诗人都吸收了他的“戏剧独白”手法写诗。
谈布朗宁总会谈到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雪特·布朗宁（1806—1861）。布朗宁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布朗宁的爱使得长期卧病的她站立起来，并一起私奔到意大利。《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1850）是她赠给丈夫的爱情诗，表现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情感真挚动人，是 19世纪中叶英国诗歌佳作。她的诗作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孩子们的哭声》 （1844）反映童工的痛苦生活。她被公认为当时英国最优秀诗人之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代表着维多利亚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维多利亚孤寂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古老的、宗法的农业英国已不复存在，旧日和谐关系已遭破坏。在英国人为博览会显示的成就所激励、对未来繁荣满怀信心之时，他却表达了人的孤寂感。在《吉普赛原人》中他写充满怀疑与幻灭的“我们现代生活的怪病”，在《访沙特勒兹修道院所作》中，他感到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逡巡，一个已死，另一个无力去生”，宗教信仰的世界被理性摧毁，新的信仰又未能建立。《多佛海滩》中，诗人在多佛峭岩上看海，海潮低落似信仰的消沉，面前呈现的是“没有真正的欢乐，爱情或光明/没有坚定信念，安谧及镇痛的外援”的世界，表达在怀疑动荡时代里傍徨悲哀的心情。他后来自认为诗才不如丁尼生和布朗宁，转而从事文学批评，文评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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