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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漫主义时代
在18世纪末期初露端倪的浪漫主义诗歌到19世纪初进入辉煌时期。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19世纪的头一年（1800年）发表了著名的 《〈抒情歌谣集〉序》，标志着浪漫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 3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开始而告一段落。
雪莱在他著名的《诗辩》中说当时作家诗歌中“燃烧着一种动人的活力……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便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追求“精神解放”的精神。法国大革命体现的民主自由思想、人民在推翻封建统治中的勇气和力量，鼓舞了进展中的英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促使诗人的激进主义信仰的形成。他们把进步思想家潘恩、葛德汶宣传的“人权”、“自由”、“正义”的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反对压迫、束缚，倡导个性。
法国革命为浪漫派诗人树立了理想，也为他们带来了失望。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华美约言并没有实现，革命被野心家利用，激进的措施发展为恐怖政策，拿破仑对欧陆实行侵略扩张，这使得诸如华兹华斯等诗人对革命的热情冷却下来。革命后，英国政府在各方面政策上趋向反动，停止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政治、经济上的种种政策，取缔进步组织，迫害进步活动家，镇压工人摧毁机器的“卢德运动”，1819年8月武力镇压曼彻斯特民众聚会的“彼得卢”事件臭名昭著。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加剧了诗人们对现实失望与愤慨的心情。近代增长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唯心主义为基调强调个性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幻想人类平等解放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环境，促成一代新诗风的形成。
浪漫主义诗人对崇尚理性、制约个性、逐渐失去生命力的古典主义极为反感，注重主观精神世界表现，把个性的情感和创造性的想象推向首位，以精神力量去反叛现实。他们向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宣扬的“返朴归真”的境界，向自然寄托追求自由的理想和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们向不受古典主义陈规约束、自然质朴的中世纪民间文学学习，浪漫主义运动便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搜集、整理和仿效民间歌谣创作开始的。感伤主义诗歌和前浪漫主义诗歌对于浪漫主义运动起了先导作用，彭斯和布莱克的创作更是开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而浪漫主义文学兴盛的帷幕则是由华兹华斯拉启的。他与柯勒律治、骚塞曾长期居住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共同得名“湖畔派”。拜伦、雪莱与济慈则是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既受到上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极大影响，又反对“湖畔派”诗人对现实的逃避态度和消极倾向，显示出大胆叛逆和热情追求的精神。浪漫主义时代是英国诗歌的辉煌时代，但小说也在发展。苏格兰作家司各特将浪漫主义精神引入他的历史小说，而简·奥斯丁则以细腻的笔触继续着写实小说的传统。散文文学在浪漫主义时代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是19世纪初期全欧性运动的一部分，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当时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浪漫派诗人（上）
l、挚爱自然的歌手：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是19世纪初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在英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出生于昆布兰西部的考克茅斯湖区，是律师的儿子。在豪克斯海德小学读书时，他除了学习希腊拉丁古典文学，便流连山水，与山川湖泊，鸟兽鱼虫相亲，培育起爱好自然的精神。1789年，17岁的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对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喜爱远胜于对神学课程的兴趣。他先后在1790年和1791—1972年，徒步旅行到法国，被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对“平等、自由、博爱”的革命口号心往神驰。他在法国居住1年多，与温和派的吉伦特党人发生密切联系。但接踵而至的“九月大屠杀”和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大大减弱了他对于革命的狂热情绪。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与素来亲近的妹妹多萝西在湖区雷斯当的一处乡舍居住了近2年，获得良好的创作环境。在这期间，结识了柯勒律治，很快成为知己，他们相互切磋诗艺，于1798年共同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抒情歌谣集》。诗集还未出版时，两位诗人与陶乐赛便去德国，华兹华斯在这里开始写他的自传史诗《序曲》。到了1799年，兄妹2人回到英国，在格拉斯梅尔湖区住了8年。华兹华斯结了婚，过着平静俭朴的生活，写出许多精彩诗章。1813年他获威斯特摩兰县税收专员任命，生活无虞。同年他迁到莱达尔山庄，在那里居住了7年。30年代开始他诗名显著，1839年获牛津大学的法律学荣誉博士学位。1843年他继骚塞之后成为桂冠诗人。1850年4月，80岁的华兹华斯溘然长逝。
华兹华斯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出了多卷诗歌。他最早的两首诗《晚步》 （1787—1789）、景物素描集》（1792）记述了诗人在湖区和瑞士、法国的旅行，表明他持续终生的对自然和自然景物的专注。在后一首诗里他赞美了法国革命。《罪恶与悲伤》（1794）谴责了社会罪恶带给水手的不幸和士兵寡妇的悲伤。
1798—1807年是华兹华斯创作最旺盛的一段时光。他不满雅各客专政和英国政府的反动，在湖区恬静和谐的自然中寻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他与柯勒律治共同出版了 《抒情歌谣集》（1798），开创了浪漫主义新的诗风。华兹华斯针对古典主义诗歌从内容到形式日趋僵化的状况，在题材上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在表现形式上推崇想象和自然情感，文字上去除矫饰的“诗的词藻”，使用与人们贴近的日常语言，以表达自由的无韵诗体、歌谣体取代传统的双韵体。在1800年第二版时，华兹华斯写了《序言》，较完整地表现了他的诗歌理论，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式论文。他将自己在《歌谣集》里体现出来的创作特点加以理论阐述，明确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因此“诗的主要目的上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与内容上的“平民化”相适应，诗歌语言来加以叙述和描写，使诗歌富有生活气息” “诗的想象力”取代了“理性”至上，它“使日常的东西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这一集一序引了一场革命。
《抒情歌谣集》出版后10年，是华兹华斯创作的黄金时代。1807年，他出版了《两卷诗集》，收入许多传世之作。他的许多诗歌都是写纯朴的乡民。《露西组诗》写远离尘嚣的乡村的姑娘朴素生活，以简朴的民谣韵律，易晓的语言，讲述淳朴生活故事。他深切地同情穷人的不幸，《昆伯兰的老乞丐》写孤苦伶仃老人的乞讨生活，呼吁人类的爱与同情。《迈克尔》叙述一位辛勤劳动，挚爱儿子的老牧人，最后失去了儿子，也没能建起他一直期望的羊圈。《阿丽丝·弗尔》里的小孤女因为失去她仅有的外套而痛哭。《最后一只羊》里的牧人，在荒年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把他的羊一只只卖出。诗人帮助孤独无助的贫困老人 （《老猎人西蒙·李》），也从求生顽强的穷人处获得力量 （《决心与自立》）。
华兹华斯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更是一腔挚爱。《我们一共是七个》里的小女孩，并不明了“死亡”，尽管他们兄弟姐妹中已死了2个，她仍称“我们一共是七个”。《说给父亲们听的一段故事》说明了天真孩童与成人心理的差距。他认为“儿童是成人之父”（《我的心跳起来》）。（《低能儿》）在赞美母爱的同时，也将痴儿写得憨傻可爱。他认为孩童比成人更接近上帝 （《从童年回忆印证灵魂的不朽》）。华兹华斯对童稚的歌颂与浪漫主义文学“归真返朴”理论相通，表现对社会现实压抑和扭曲人性的抗议。
自然主题的诗，在华兹华斯诗中成分最大。他把自然景象作为污浊社会的对照来进行描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所作》），童稚的可爱、可贵也在于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他热爱小小的生灵们，以孩童般的热情写下《致蝴蝶》、 《致云雀》、《致杜鹃》等，杜鹃清脆的啼声唤起他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他热爱花草树木 （《致雏菊》、《致小白屈菜》、《采干果》）。当诗人像一片孤云飘荡、对生活厌倦失望时，一大片迎风起舞的水仙花唤起了他的喜悦和力量 （《我象一片孤云飘荡》。天上的彩虹，山谷的回音都唤起诗人哲学的玄想冥思。《翻案》中，诗人强调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强调自然对人心的影响，写道：“要认识事物的真帝，让自然做你的导师”。《丁登寺》是他最出色的自然诗之一，诗人故地重游，他追忆青年时对自然的感受，描绘现在的体验，幻想将来的回味，表明他对自然终生的崇拜，把自然看作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
《歌谣集》出版之际，华兹华斯着手写一部哲理长诗《隐者》，分“人” “自然”和“人的生活”3部分。《序曲》是这首长诗的序言，被很多批评家看作是华兹华斯最重要的作品。（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1805年完成初稿，1850年定稿）。前8卷讲述诗人的早年生活：童年和就学生活；剑桥生活；假期生活；书的影响；阿尔卑斯山之旅；伦敦小住，由爱自然发展到爱人类。后6卷则写他成熟时期，法国的经历，回返英国乡村。回忆他在各个时期的感受和思想，记述了1798年前“一个作家心灵的历史”，可清楚见出他的政治、人生、艺术思想发展轨迹。
华兹华斯计划写作的长诗没有完成，第一部分只完成1卷，记录了诗人兄妹在格拉斯梅尔的生活，对自然风景的欣赏。完成了的第二部分《漫游》 （1814）共9卷，通过漫游者出游，讨论政治、哲学、宗教、社会等问题，反映他诗作中常见的对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失望情绪，提倡道德、美德和宗教信仰。
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华兹华斯仍保持正义感，他的《寄都生》（1803）、 《一个英国人对瑞士被奴役的感想》（1807）第十四行诗，都反对民族压迫，歌颂自由独立。他的政治抒情诗《弥尔顿，此刻你应该活着》表现了对英国现实的强烈不满。但是他的政治热情不断消退，思想上充满矛盾。1808年后，他的创作激情开始衰竭，创作成就处于衰势。《漫游》中充满抽象思辩和说教。 《雷阿德迈阿》（1874）取材于维吉尔的《伊厄德》，采用了他向来反对的神话题材和手法。《教会十四行诗》转向了宗教题材。他的诗名日盛，但他却写不出以前的杰作了。拜伦、雪莱都对他思想上的倒退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无论就他对文学史的贡献还是他创作本身而言，华兹华斯都是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标志着英国诗歌完成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开启了现代诗风。他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抒情诗，意境清新，形象生动，语言质朴，韵律优美，影响了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2、驰骋想象的诗人柯勒律治及骚塞
“湖畔派”另外两位诗人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也长住在西北部的湖区，在思想上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狂势转向保守的过程。在诗歌成就上则各有特色。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3位诗人中最有天才的。他生于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父亲是教区牧师兼文法学校校长。他从小颖悟异常，很受家人宠爱，在他9岁时，父亲病逝，第二年，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大量阅读古典作品、研习古希腊哲学思辩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17岁的柯勒律治写了颂诗《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歌颂法国革命，由谴责专制统治而攻击学校森严校规。1791年，柯勒律治进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他阅读政治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93年底，他以假名进骑兵团，4个月后返校。回校不久，柯勒律治与友人结伴游威尔士，结识了骚塞，一见如故。他们商议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理想国“平等邦”。在骚塞的促成下，他和参与这个计划的骚塞的妻妹结了婚，然而这场义务性的婚姻是不幸的。尽管柯勒律治为“理想国”奔走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告吹。柯勒律治与骚塞国政见分歧关系破裂。
1796年底，柯勒律治受友人之邀，移居西部湖区，与在1795年结识的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密切交往。从1797——1798年，他独立完成了最著名诗篇 《忽必烈汗》、《老水手》和《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来到德国，学习德国古典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第二年回国后着手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1800年，他再次迁居湖区，但终因与华兹华斯的友谊破裂而再度离开湖区。1876年他来伦敦和特区的吉尔曼医生家，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授课、写作，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文学传记》（1817）、《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晚年的柯勒律治思想日趋保守，转向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1824年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10年后逝世。
柯勒律治并非多产诗人，但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奇葩。 《老水手》（1798）发表于《抒情歌谣集》首篇，是柯勒律治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英诗选必选的杰作。如果说华兹华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柯勒律治则对奇异事件情有独钟。柯勒律治以后曾回忆他们的合作打算：“我努力的方向是超自然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性格……华兹华斯先生则在另一方面致力于赋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唤醒心灵对习惯的慵懒加以注意，并且注意显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奇可爱外。……根据这个看法，我写了《老水手之歌》，此外还有《黑女郎》、《克里斯特贝尔》诸篇，以更能由此实现我的理想。”
《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 “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 《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 《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 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1803年，他移居湖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频繁交往，创作诗歌。1809年起，他在保守派的《评论季刊》上发表了90多篇政论。1813年，他经诗人司各特等推荐，成为“桂冠诗人”，引起拜伦、雪莱等人的嘲讽。
长篇叙事诗是骚塞常用的诗体，主要有“《毁灭者萨拉巴》（1810）、 《马道克》（1810）、《克哈玛的诅咒》（1810）、《罗特立克，最后的哥特人》 （1814）等。诗的背景在东方或古代，情节源自神话传说。《毁灭者萨拉巴》中，年轻的回教徒萨拉巴，深入海底宫殿，杀妖人为父报仇，情节离奇，富有浪漫主义激情。他的长诗《审判的幻影》（1826）颂扬刚死的国王乔治三世，为应制之作。诗的序文里对拜伦作了攻击，称拜伦作品是“恐怖和讥嘲、淫秽和渎神的大杂烩”，将富有反叛精神的诗人称为“恶魔派”的代表。这首诗引来拜伦同名讽刺诗的无情回击。
骚塞的短诗有一些佳作，《布伦宁战役》（1793）采用华兹华斯倡导的新诗体，以简单的对话谴责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我在死者中》描写出与书斋中古籍为友的文人情趣。《贝克莱的老妪》、《童尼卡》以民歌形式表现对中世纪的美好幻想。骚塞的成就虽不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但他的诗作也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三、浪漫派诗人（下）
1、叛逆的“恶魔”拜伦
从拜伦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意境更高远，诗艺更纯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拜伦是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生平与他的创作同样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绰号“疯杰克”，挥霍尽妻子的财产后死于国外，当时拜伦才3岁多。拜伦天生跛足，父母的不和和自身生理缺陷，在他的内心投下阴影。1798年，10岁的拜伦继承了伯祖父的爵士头衔和世袭领地，3年后进入了贵族的哈娄公学。他学习古典文学，阅读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著作，并热心骑马、游泳等体育锻炼。1805年，他进了剑桥大学，两年后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悠闲的时光》问世，收集了他模仿格雷、莪相等诗人的少年习作，《爱丁堡评论》上有人撰文严厉抨击，拜伦写了双行押韵的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击，也攻击杂志赞美过的诗人，主要是潮讽“湖畔派”诗人，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1809年，诗人列欧陆旅行，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尔其，两年后他携着两卷诗稿归来，并于1812年出版，这便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日记》的前两章，诗人由此一举成名。拜伦回国之时，正是英国工人卢梭运动高涨时期，已就贵族院席位的拜伦，在贵族院发表著名演说，同情工人，对政府的惩罚法案表示愤慨。他还在《晨报》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议案起草人颂》 （1812），谴责社会的非正义现象。不久以后，诗人又发表第二次演说，深切同情英国压迫之下的爱尔兰人民。
1813—1816年间，拜伦除了写政治抒情诗外，还创作了一组叙事诗：《异教徒》 （l813），《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和《巴里西纳》（1816），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浪漫情调，被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都有一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孤傲地与社会、与命运抗衡。他们有强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不凡的才能，不能忍受社会的专制和压抑，进行不妥协的反抗和绝望的报复。康拉德 （《海盗》）和塞利姆（《阿比多斯的新娘》）都是自由的海盗，与一切社会秩序、传统道德为敌。这些表情阴郁、经历坎坷又桀傲不驯的主人公身上有着拜伦本人的明显印迹，寄托了诗人的反叛豪情，人们主要根据哈洛尔德和“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在这时期，拜伦还写了抒情诗集《希伯莱歌曲》 （1815）。诗集表面上处理圣经题材，实际上绝大部分与宗教无关，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抑郁心情。《塞那克利伯的毁灭》写了亚述暴君的恶行，而 《过去的日子》追忆为自由而战而死的战士。其中亦有优秀的抒情诗，如《她行走在美中》。他还写了关于拿破仑的组诗，赞美他杰出的战略才能，又谴责他由国家的护卫者变为践踏邻国自由的暴君，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信念。
在拜伦的诗歌越来越受人瞩目的时候，他的私生活也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攻击。他的众多的风流韵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阿比多斯的新娘》里讲到的姐弟相爱的故事，更引起人们对拜伦与异母姐姐奥古丝塔之间关系的飞短流长。1816年初，由于道德观念的差异，拜伦那结婚才1年的妻子安娜贝拉忽然离去，并提出分居要求，为仇视他的叛逆精神的上层人士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一时间，报刊上攻击、诽谤性文章纷涌而至，上流社会对拜伦关上大门。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
在瑞士，拜伦与同样流亡国外的诗人雪莱相遇，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相似的生活坎坷、相同的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对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同情，同样杰出的诗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密友，在创作他思想上互相影响。这期间，拜伦写了长诗《锡隆囚徒》，这是他早期叙事诗中的杰作。描写10世纪瑞士爱国者庞尼瓦为家乡自由而战的故事。英雄被囚禁在地牢中，仍坚决不与暴君妥协。他不像是“东方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那般孤傲的个人英雄，而是反民族压迫的人民代表。短诗《普洛米修斯》与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相应，表现诗人对这位敢与天庭抗礼的盗火者的崇敬，赞美他为人类自由忍受一切苦难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816年10月，在雪莱夫妇已离开日内瓦回国后，拜伦也启程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居住到1823年去希腊。他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抗击奥地利占领者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贮藏军火的场所。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更成熟的时期。
首先，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三四章（1816，1818），赋于诗篇新的思想深度。他又开始在诗剧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从 1817年到1824年，诗人写了7部“戏剧性的诗篇”。哲学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同名主人公仍然是一位“拜伦式”英雄，但他的悲观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反叛意志达到了最高的悲剧表现。曼弗雷德犯了无可救赎的神秘的大罪，来到阿尔卑斯山中，他向精灵和阿尔卑斯山的女巫求助，但得不到解脱，唯求速死。曼弗雷德与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相似之处，有广博知识，能呼唤精灵，但曼弗雷德主要体现的是反叛的精神，他对人生和人类感到失望，否定一切宗教，否定一切传统道德观念，否定一切权威，怀疑知识的效用。诗剧笼罩了阴暗悲观的气氛，也表现拜伦一贯的毫不妥协的精神。《该隐》 （1821）仿中古“神秘剧”，采用《圣经》题材，但改变了原来的含义。把 《创世纪》中杀人而受神惩罚的该隐写成叛逆者，指摘和嘲笑上帝，引起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亚当和夏娃向上帝祈祷感恩，他们的儿子该隐却缄默无语，他怀疑上帝，思索人类受苦与顺从的意义。正直坚强的神灵卢锡弗是反叛和追求自由的象征，他使该隐明白了上帝的真相，上帝的所做所为只是为了统治和奴役人类，亚当失去乐园是因为他忤逆了上帝的统治意志。该隐种地，以谷类为祭献，他的兄弟亚伯牧羊，以羔羊为祭礼。贪婪的上帝偏爱亚伯有“焦肉烟血气味”的祭礼，该隐一怒之下打死了亚伯，引起父母的诅咒，上帝派天使在他头上打上了标志永恒苦难的烙印。拜伦勇敢大胆地表达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隐约流露的怀疑情绪，否定了操纵人类命运的权威。该隐叛逆的精神与柔顺的亚伯的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虽然还带有曼弗雷德的孤独性质，但他积极行动，反抗现状，在他的形象上诗人寄寓了反抗暴政的现实政治意义。
《曼弗雷德》和《该隐》都是供人阅读而非上演的剧，但都相当富有戏剧性，剧中对话雄浑有力。五幕诗剧 《维纳》（1823）取材于德国一个关于争夺钱财的谋杀的故事，借鉴了古典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上演成功，但在艺术上最弱。其余的诗剧都取材于历史，《撒丹纳巴勒斯》（1821）写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不愿滥用政权，沉溺于自我享乐，面对阴谋叛逆只得自焚，悲剧缺少深度。 《福斯卡里父子》（1821）和《马林诺·法里埃罗》（1821）都写14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人物的悲剧。他们面对元老院的强大力量，无法维护个人的利益，悲剧贯穿了拜伦追求自由，反对暴政的主题。拜伦在文学理论上倾向于古典主义诗论，他的《贺拉斯的提示》一诗沿袭古典大家的观点。在诗剧写作理论上，他力主向整饬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习。但在具体写作中，他既有古典主义的锤炼，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特别是人物的台词，富有诗意和戏剧性。
拜伦讽刺性的成就更在诗剧之上。他以古典诗创作的《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虽然是他诗歌创作生涯开端时期所作，但讽刺才能毫不示弱。在意大利时期，他开始采用口语化的意大利八行诗体写作轻松的讽刺诗。《别波》 （1818）不像叙事诗和诗剧多着眼古代异域的事件，而是写当代生活轶事。一个远行数年才归来的威尼斯人发现他的妻子已另有新欢，浪漫故事中常见的决斗场面并没有出现，3个人回家里，喝着咖啡，当丈夫的讲着他的冒险经历，纠纷轻松地被化解，丈夫和第三者成了朋友。诗人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在描写威尼斯狂欢节热闹气氛和轻浮时尚时微妙地嘲笑英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种种恶习，在幽默又有相当长度的插笔里对英国政府、军队、议会、宗教、税收等时有讽刺。诗人用八行诗体写了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审判的幻景》 （1822）。桂冠诗人骚塞写的颂诗《审判的幻景》（1821）对昏庸的英国故君乔治三世极尽阿谀奉承，描写他在幻景中看到乔治三世从坟墓中出来，进入了天堂。拜伦的同名诗给予了讽刺的反写：乔治三世正要升天，魔鬼却来要求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骚塞朗诵他的长诗《审判的幻景》才几行，正在争论的魔鬼，天使们都受不了逃走了，让乔治三世乘混乱溜进了天堂。诗人谴责英王“他永远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对/国家对私人，臣民对外敌，一视同仁，/他们只要喊一声‘自由！’/便发现乔治第三是第一个敌人”（第45节）。拜伦在诗的序言和诗里都指出了骚塞的变节行为：“他曾对弑国王的人加以歌颂，/又对无论什么国王都唱赞歌，/他更为共和制度写过文章辩护，/可又对它进行更激烈的指责”（第90节）。拜伦把戏谑和严肃结合一体，讽刺尖刻，但写得从容巧妙，使这首讽刺名诗超越一时一事之争成为讽刺诗的典范。
讽刺长诗《青铜世纪》（1823）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俄、奥、普在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结成所谓的“神圣同盟”来镇压欧洲革命，欧洲所有的专制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这个反动同盟。英国虽没有加入，但却是“神圣同盟”的支持者。拜伦以正义的愤慨谴责反动势力，热情号召西班牙人民起来革命，歌颂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1818年开始，拜伦一直在写一部巨著《唐·璜》，诗人自称为讽刺史诗。1823年初，他为希腊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所吸引，中断了《唐·璜》的写作，乘用自己财产装备的船“海丘力士”号驶往希腊，参加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战斗。他为希腊军队招募士兵，筹款，购买军械，调停内部纠纷，显示了组织和领导才能，投身为自由而战的伟大事业，使拜伦心中充满崇高的感情。他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36岁生日，把为理想献身视为自己的归宿:“假若你对青春极恨，何必还活着？/使你光荣而死的国土/就在这里——到战场上去吧，/把你的呼吸献出！”诗人竟然很快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军营生活的艰苦和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3个月后，他患了热病，终于一病不起，逝于1824年4月19日，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拜伦创作中，《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使诗人 “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全诗4章，4140行，通过青年贵族恰尔德·哈洛尔德 （恰尔德是中古时对贵族青年的尊称）的游历反映了拜伦自己的旅途见闻和感受，既有游记的丰富多采，又有抒情诗的浓郁诗情。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拜伦笔下第一个忧郁的飘泊者的形象，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形。诗人在《序言》中说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了使作品结构上有连贯性，在思想上“表明一个的心灵在早年遇到损害之后，会造成他对过去的欢乐的厌倦，对新的乐趣的失望”。哈洛尔德身上反映出诗人生活，性格的某些特点，尤其是他受英国上流社会攻击和诽谤后的感受。他性格高傲又多愁善感，自己称“早已知道人世最坏的事情”，对庸俗虚伪的上流社会、腐败的道德习俗感到厌倦，怀着痛苦忧伤的心情出国漫游，希望到自然和纯朴人们中寻找解脱。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他有正义感。在1、2章里，哈洛尔德到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这恰合诗人的旅程。他来到山中，走向海边，西班牙美丽的景色令人心动，但是牧人已不能安心守着羊群，农人的葡萄在硝烟中枯萎。面对拿破仑军队的侵入，人民投入爱国战斗，“沙拉哥斯女郎”奥古斯丁娜和短剑结了缘，不再像女性，/勇敢地走向战场，把战歌来高唱”，“只有堕落的贵胄甘心做敌人的奴才！”但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前途又感到悲哀。在第2章，哈洛尔德来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受到勇敢纯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热情招待，这里自然风光淳朴民俗与英国社会的伪善堕落形成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受奴役的现在对比更使诗人激动： “谁站在你，可爱的，啊，希腊，你的废墟上，/而不对你伤心垂泪，/那可真是泯尽了天良……。”他热情地号召人民：“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在诗中渐渐出现热情奔放的抒情主人公，他体现了拜伦思想矛盾上的积极面，对现实生活有很强的参与感。第3、4章完成于流亡后，在1、2章里时隐时现的哈洛尔德几乎不见了，由诗人直抒胸臆。第3章从飘泊异乡的抑郁悲愤心情写起。诗人从滑铁卢战场到日内瓦湖畔，追忆法国大革命先驱者、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秦。法国革命的失败和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建立引起诗人的哀思。第四章诗人来到意大利，缅怀英雄的功勋、伟大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塔索的不朽。在这里和意大利时期创作的《塔索的悲叹》（1817）、《但丁的预言》（1821）里，拜伦都热情地呼唤意大利人民对祖国伟大历史的回忆，鼓励爱国志士争取民族解放。3、4章主要是由抒情主人公自由抒发见闻感想，叙事内容很单薄，但政论性和抒情性很强。诗人热爱自然：“茫茫的海中有一个社会，没有谁/能侵扰，在海啸中有一种乐声：我不是不爱人类，但我更爱自然”。（第四章），他在野性的自然中寄托自己理想，描写矗立的“像心灵的孤高”的古堡，“向着幽壑里飞奔的瀑布”，电闪雷鸣的风雨，巨浪翻滚的大海，充满不羁的激情。长诗用斯宾塞体 （即每一诗段9行，前8行五音步，最后1行六音步）写成，形式严谨而又热情奔放。
《唐·璜》，是拜伦又一部历时数载的杰作。虽然只完成原计划24章中的16章，仍然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名著之列。
这首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利用了早在欧洲流行的有关唐璜的传说，但加以改造。唐璜本是十四五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是出名的引诱妇女的浪子，终于被石象带入地狱。许多作家以此题材进行创作，如法国喜剧家莫里哀写了喜剧《唐璜》，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写了小说》《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写了小悲剧《石客》。拜伦笔下的唐璜，除了保留原传说的姓名、贵族出身、传说中某些性格特点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长诗先描写唐璜的身世，他出身西班牙贵族，清教徒母亲对他严格管束。16岁时，他受到贵族少妇朱丽亚的诱惑，风流韵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不得不远离英国。在海上航行时船遇到风暴沉没，只有唐璜历尽艰辛飘流到希腊小岛上，与海盗的女儿、美丽多情的海黛相恋，传说已死的海盗郎勃洛突然归来，把唐璜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卖入苏丹后宫，海黛伤心而死。唐璜拒绝了王妃的求欢，逃出后宫。他参加了正与土耳其军队交战的俄国军队，在围攻伊斯迈尔城的战役中负伤立功，被派往彼得堡觐见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成为朝中宠臣。最后他又奉派出使英国，周旋于伦敦的贵族名流之间。长诗到此中断。按诗人原有的构思，唐璜应在“完成了全欧洲的漫游，经历和体验过各种各样的围攻，战斗和冒险”之后，来到法国参加革命，并在巴黎的街垒战中牺牲。唐璜是拜伦时代普通的贵族青年，他身上有一些拜伦早年生活的写照。他具有善良的品性，热情而富有同情心。在海上坐筏飘流时，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眼睛里显出吃人者的贪欲”，他坚决不肯吃人肉，同情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深深哀痛，在战场上他救了土耳其女孩。他怀念痴情的海黛，不愿与王妃苟且，向往和追求自由。但他也有意志薄弱，放任自由的一面。他不是孤高傲世的“拜伦式英雄”，也不是放纵情欲的花花公子。拜伦并不着意去塑造唐璜这个形象，而主要是借唐璜曲折复杂的遭遇，表现了广阔的欧洲各国面貌。如他自己所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长诗并不局限于唐璜的故事，作者发挥夹叙夹议的特点，在故事之中或故事之外，议论、感慨、回忆、展望、内容丰富多彩，但都贯穿着反对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他抨击文明社会的虚伪、专制、从西班牙到俄罗斯又回到英国，“欧罗巴的国土同着亚细亚的国土，各处散布着宫殿”，连田园牧歌般的希腊小岛上都有着压迫者朗勃洛。从王公贵族、朝臣到将帅，“一半是淫荡，一半是权威”。诗人谴责那“以‘神圣’的名义侮辱世界的万恶同盟”，谴责对其他民族奴役，压迫的行为。第3章中的《哀希腊》传为绝唱，歌颂希腊的光荣历史，哀悼今日的衰弱，那里曾经产生过萨福、荷马等伟大诗人，300斯巴达勇士迎战一个军团的波斯侵略者，诗人以此激励人民斗争。诗人抨击商业资本的猖獗，金钱成了统治阶级政治中的决定力量，“每项借款并不是一种仅仅投机上的成功，却会巩固一个国家或推翻一座王位”。诗人嘲弄为反动统治歌功颂德的无德文人，他嘲弄地把诗题献给骚塞，把“湖畔派”诗人骚塞，18世纪哲学贝克莱主教等人，视为“思想的最强暴的敌人”。在评点时政、抨击揶揄的同时，诗人温柔地抒写纯真的爱情，热情赞美正义的勇敢，召唤人民起来为自由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只要挥起一只手臂！就会拂去它们的蜂蜘蛛网，而没有那个，它的毒质和它的爪子就无能为力。善良的人民呀！记住我的话，不停地进行吧！”在《唐·璜》中，诗人的讽刺艺术达到高峰，辛辣尖刻的政治讽刺、诙谐俏皮的嘲弄嘻笑与优美热情的抒情结合完美。诗人在第8章里写道：“读者！我已信守诺言，一/至少/有如首章所承诺。/你如今/看到爱情—风暴—旅行—战争—的素描，/都精确，你必须承认，/且有史诗气派，如果说实话不算无聊；/我手持长弓，比前人/拉起来较不费力。我歌唱得随意，但是阿波罗不时借给我一根弦”。确实如此，拜伦以交谈式的口吻、浅显的口语、写实的精神，写出了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讽刺史诗。
拜伦的诗路很广，他的最成功作品多是长诗，尤其是讽刺性作品。但诗剧、叙事诗都有佳作，抒情短诗也有许多精品。长诗、诗剧中穿插了优秀的抒情诗，如《唐·璜》中的“哀希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去国行”、“大海颂”，独立的短诗《雅典的少女》、《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我看过你哭》等，都流行很广。
作为19世纪初最富有时代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影响从英国遍及欧洲，从当时波及以后。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唐·璜》这样大胆揭露和反叛性的作品，曾被斥为“不道德”，20世纪的现代批评对他的诗的语言也有微词。但他的诗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影响了法国的拉马丁、雨果、缪塞、德国的歌德、俄国的莱蒙托夫、普希金、波兰的密支凯维奇等诗人的创作，中国新诗也受到很大影响。
2、高唱的“云雀”雪莱
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与拜伦堪称双璧。他们都外貌俊美，情感丰富，热爱自由，敢于反叛，都因个人生活遭受社会舆论攻击被迫流亡，都英年早逝，本人与诗作同样具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在政治理想美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上都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波西·比希·雪莱 （1792—1822）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乡绅，当了议员，观点保守。雪莱从小接受良好教育，6岁就开始学拉丁文，10岁进私立寄宿学校学习天文、数学、地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等，1804年又进入贵族伊顿学校。在这里，他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思想家葛德汶的著作对他民主观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雪莱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伊顿学校。1809年，他与朋友合写长诗《流浪的犹太人》，没有出版，后独自写了传奇故事 《柴斯特罗齐》和《圣安尔温》，还与妹妹合写了诗集《维克多和卡席尔诗集》 （l810），诗作虽不成熟，但已显示他热爱自由的倾向。
1810年，雪莱直入牛津大学，他的自由思想，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与保守的校规格格不入。他在同学中找寻到一位知己——霍格，他们以怀疑的态度思考宗教问题，雪莱写了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从理性上探讨神的存在问题，认为信神是没有根据的，并自费出版，结果两个都被学校开除。他们来到伦敦，雪莱在探视在女校上学的妹妹的时候，认识了海里蔼·威斯布鲁克，他们的来往遭到海里蔼家人的粗暴干涉，于是在1811年8月，他们相偕逃到苏格兰，在爱丁堡，这对分别只有19岁和16的年青人结了婚。
1812年初，这对年青夫妇来到爱尔兰首都柏林。爱尔兰深受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压迫，独立运动成为当时英国的主要问题之一。目睹爱尔兰人民困苦不幸的生活，富有正义感的雪莱极为愤慨，他在《致爱尔兰人民书》里，批判英国民族压迫政策，主张爱尔兰人民通过济贫、读书等措施，争取民族独立、宗教解放，从改革自身起改革社会。他又写《人权宣言》，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他的第一部长篇诗作《麦布女王》（1813）写进了他参加爱尔兰斗争的体验。
1814年6月，雪莱访问了他心仪已久的英国著名思想家葛德汶，葛德汶的《社会正义论》坚决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人为的等级差别，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一切人的平等关系，在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雪莱把葛德汶奉为良师益友，也与他亡妻、著名女奴运动者玛丽·活斯顿克莱夫特遗下的女儿玛丽成了朋友。他们相爱，于1814年7月私奔，6周后回到英国。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雪莱与玛丽于1816年5月再到瑞士。在日内瓦，雪莱与拜伦相遇，两人彼此投合。9月份，雪莱回到英国，年底，海里蔼投河自杀后不久，他与玛丽正式结婚。雪莱的婚变在上流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报刊对他进行攻击，法院判决剥夺他对儿子的监护权，他不得不于1818年3月12日，最后一次离开他的祖国，去了意大利。在去意大利前，诗人创作了《伊斯兰的起义》等重要作品。而他主要作品大多写于意大利时期。在意大利，他与拜伦频繁交往，共同讨论创作和政治问题。雪莱钦佩拜伦的豪放诗才，但婉惜他忧郁、怀疑、悲观的人生态度。在《朱理安与马达罗》（1818）中说拜伦过于自尊，过于注视自由的光辉而“使他雄鹰般的精神盲目了”。他创作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悲剧《钦契》和许多优秀的政治诗、抒情诗。还有为希腊人民斗争鼓励而作的抒情诗剧《海拉斯》（1822）、为悼念济慈而作的挽诗 《阿都内伊斯》。
1822年6月，雪莱与友人驾船去迎接另一位朋友亨特，在7月8日归途上，船遇到风暴沉没，10天后，雪莱的遗体才被冲到岸边。拜伦等朋友们悲伤地为这位刚刚走到人生第三十个年头的天才诗人举行了葬礼。
雪莱早期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长诗《麦布女王》（1813）写于 18岁，21岁时出版。出版人怕受迫害，要求诗人自费印刷，但还是遭到了被判4个月监禁的处罚。《麦尔女王》是15世纪英国民间传说中仙女们的女王，她用仙法携带少女伊昂珊的灵魂遨游天地，纵览古今，评说人间。东方、西方世界的古代遗迹都历历在目：帕尔麦拉的宫殿、埃及的金字塔、耶路撒冷的庙宇、雅典、斯巴达、罗马的建筑和艺术，诗人从中看到隐藏在辉煌背面的人民的牺牲。现实生活更是充满惊人的苦难，成为“封建野蛮和不完美的文明的混合物”。诗人谴责与人权作对的帝王君主，以上帝名义营私的教士，睥睨一切的金钱势力，用幻想去描绘光明美好的未来：“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地狱，而是爱情，自由，健康。人类通过理智、科学和道德完善而获得新生”。这首长诗以梦幻和寓言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社会观点，艺术上较为粗糙肤浅。
《伊斯兰的起义》（1817）是首12章的长诗，原名《莱昂与西丝娜》，副标题是《黄金城的革命》或《十九世纪的一个幻梦》。诗的开头是激荡风云中鹰与蛇的博斗。自由之蛇被鹰击落海中，一位仙女救起它并为它治好了伤，蛇又重新战斗。情节在这以后便转移到伊斯兰的黄金城，由于暴君的统治，昔日的黄金国土沦为人民辗转呻吟的苦难之地。一对情侣、勇敢的自由战士莱昂和西丝娜，号召并领导人民推翻暴君。莱昂把启蒙和纯洁心灵作为斗争途径，对敌人的宽容却导致暴君卷土重来。莱昂与西丝娜被烧死，后来在仙女的帮助下又复活，相会在自由之庙。雪莱在自序中说他“要在读者的心中燃起对自由和正义的高贵热情，对善的信念和希望”，诗篇充溢法国大革命的战斗精神。诗中用了许多象征、寓意的手法，但与《麦布女王》相比，诗的说教成分有所减少。
著名诗剧《普罗米修斯》（1819）创作于意大利时期，被看作是雪莱的代表作，也是他自己的心爱之作。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是巨人伊阿珀托斯和女神克吕墨涅的儿子，他曾协助宙斯争得天帝的宝座。他窃取天火给人类，受到天帝的惩罚，被绑在高加索的岩石上，白天秃鹰啄食他的肝脏，夜晚肝脏又复生，痛苦无休无止。但是普罗米修斯掌握了天帝的一个秘密——即他与海上女神忒提斯结婚所生的孩子会推翻他，他不肯泄露这个秘密，忍受了3000年的苦难。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采用此神话故事写了悲剧三部曲，留存于世的只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其余两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都已失传。但根据留传的著作和断片残句，故事的结局是普罗米修斯与天帝妥协。雪莱取材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但他在序言中说：“我对这样软弱的结局——即人类的保卫者和人类的压迫者之间的妥协——感觉嫌弃”。他赋予诗剧新的意义。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他不妥协，也不悲泣。天帝朱庇特 （宙斯的拉丁文名）派神使麦鸠利和复仇女神来逼问预言，他坚守秘密，深信未来的胜利。雪莱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力量的代表来描写，他体现了道德和精神的完美，不为神仙们“声色的欢乐”所诱惑，也不为恶鬼们的威胁所恐吓，挺身而出拯救人类，朱庇特则代表暴君和人民的压迫者，他“把信仰、法律、爱全部抛弃”。“拿了恐怖、怨艾和绝望/去酬报他们 （人民）的顶礼、祈祷和赞美，/艰苦的劳动以及大规模伤心的牺牲”。诗人认为宇宙是不断运动的，暴力和压迫会带来怨恨和反抗，到第三幕，除恶之神来到，朱庇特被打入地狱，普罗米修斯获得释放，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诗剧第4幕全是有韵的歌唱，人类宇宙一片欢欣景象。雪莱把原剧高加索的背景扩展到宇宙、天空地府人间、太阳月亮星星、太平洋都尽收笔底，想象丰富，抒情性强。
无韵诗剧《钦契》（1819）力图表现“悲惨的现实”，悲剧取材于意大利史藉中记载的16世纪一桩耸人听闻的弑父案。富有罗马贵族钦契一生纵欲邪恶，他以巨额钱财贿赂教皇，得以逃脱处罚。他的暴虐和淫邪发展到自己的家中，侮辱妻子，害死儿子，甚至强奸女儿。女儿贝特丽采求助政府和教会遭失败，就与继母、兄弟一起设计雇杀手杀死钦契，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被判处死刑。雪莱把家庭悲剧写成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表现反对世俗和教会的暴政、热爱自由的思想，肯定复仇和不妥协的精神。贝特丽采用暴力手段弑父，是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反抗，是受迫害者的正义的斗争，因此，这个既温柔又勇敢的姑娘至死既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后悔自己的举动。从《麦布女王》到《钦契》，诗人经历了依靠道德改善到依靠正义的暴力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观点的演化。剧中充满激情，创造了戏剧性场景，成为唯一可以上演的诗剧。
雪莱始终是个充满政治热情的诗人。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8万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谷物法”，政府派骑兵镇压，死伤400多人，造成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曼斯特大屠杀”。诗人采用寓言的形式，创作了《暴政的假面游行》 （1819）。诗人在梦中看见一些酷肖反动政府内阁人员的寓意人物：“谋杀”、“诈骗”、“虚伪”等组成游行队伍，为首的是“暴政”，额上刻着“我乃上帝、人王、法律”，他们受到国王、教士、银行家的欢迎，但遭到“自由”的抵抗。人群听见声音，号召英国的儿女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结成不可征服的人群，/快摆脱你们身上的锁链，/像把睡眼时滴在身上的露珠摇掉，/你们人多，他们身少”。《给英国人的歌》、《一九一九年的英国》、《自由》、《自由颂》和《政治的伟大》，都是写于1819—1820年间的优秀的政治诗，表现诗人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呼吁人民起来争取平等自由和正义：“英国人，为什么为那些/蹂躏你们的贵族们耕种，/为什么辛辛苦苦地为那些暴君/织造华美的长袍？/……种庄稼，别让那暴君收割，/创造财富，别让骗子们积累；/做长袍，别让那懒汉们穿，制造武器，要拿来保护自己。”他这些正义的诗句在宪章运动中广为传诵。
雪莱描写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尤为突出。他深受泛神论影响，否认超自然的造物主，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中，崇拜自然，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力量。他的自然诗，没有拜伦式的忧郁，华兹华斯的感伤，而是乐观热烈；没有他自己长诗中的说教，但保有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西风颂》是英国名诗，诗的前3节赞美西风扫荡落叶，传播种子、驱散乱云、放释雷电、激荡大海的力量，它摧枯拉朽、催发新生。后两节，诗人倾诉自己的情：“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吹向宇宙，/像扫走落叶，去促成新生！/凭我这首诗为你作符咒。/把我的话散布给全人类，就像从炉子里吹出火花！/通过我的口，吹起预言的号角，/去唤醒沉睡的大地！/西风啊，/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能很远么！”诗以三行联韵体写成，押韵式为ada，bcb，cdc……，绵绵不绝，与阵阵西风相应，每章末尾以双韵句结束，层次分明，气势磅礴。 《云》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描写能力。他描绘云无穷的变幻，把自然看作是永恒不灭的力量。《致云雀》感奋于直冲云霄的云雀在歌声。《含羞草》相信爱与美并不随花草凋零。雪莱的爱情诗感情热烈而崇高，他把对异性的爱与对光明、幸福、和谐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我奉献的不能叫爱情，/它只算得是崇拜；/连上天对它都肯垂青，/想你该不致见外？/还有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对遥远的事物倾心？”（《给——》）。 《爱的哲学》、《给珍妮：一个邀请》、《心之灵》、《有个词说得太滥》等，都为爱情名诗。
《诗辩》（1821）是雪莱著名的文艺论文，集中代表着诗人的美学和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他针对皮科克《诗的四个时期》一书里提出的诗已过时的观点，对诗的发生、发展史进行研究，对当代诗歌状况进行分析，（后一部分未完成）。他认为诗歌有重大认识价值，在人类社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把诗人称为世界的立法者或先知，把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诗人看作“最高级的哲学家”。他受唯心义哲学很大影响，对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的诗论代表了积极倾向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点。
3、咏美的“夜莺’济慈
雪莱在他的挽诗《阿都内伊斯》里把济慈比做古典神话中的美少年阿都尼斯，为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所钟爱。确实，这位浪漫主义天才诗人在他 25岁的生命里，始终热情地讴歌美，留下了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父亲经营马车行，生意兴隆。济慈8岁时进入恩菲尔德一所私立学校读书，校长的儿子克拉克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引导他广泛阅读荷马、斯宾塞等人的文学作品。1804年，济慈的父亲不幸坠马身亡，母亲再嫁后又婚姻破裂，损失了许多家财。母亲病倒后，外祖母委托保护人经营济慈弟兄的财产，保护人从中克扣，致使孩子们生活窘困，济慈15岁辍学，到艾德芒顿给一个外科医生当了4年学徒，又到一家医院实习了两年，在1816年取得助理医师职称。这期间，济慈仍然保持对文学浓烈的兴趣。在克拉克鼓励下，他开始摹仿斯宾塞的诗歌进行创作。1815年2月，济慈结识了激进的政论家、诗人李·亨特，受到他很大影响。5月份，他在亨特编的 《检察者》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孤独》。经亨特介绍，他与雪莱、哈兹列特、兰姆等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来往。1816年11月，济慈弃医从文。
1817年，济慈的第一部诗集出版，收入他在1813—1817年间写的诗歌，大多数诗歌带有较明显的摹仿痕迹，但也有佳作，如《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蟋蟀与蚱蜢》、《睡眠与诗》等，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紧接着，诗人又开始创作长诗《恩底弥翁》，于1818年出版。长诗受到保守刊物的恶意攻击，他们不满济慈与亨特等进步文人的交往，把他归入“伦敦佬诗派”，剥薄地讥讽他的诗才，就像数年前攻击初涉文坛的拜伦一样。这一年是济慈充满不幸和痛苦的一个，手足情深的弟弟乔治经商失败破产，汤姆染上肺结核。济慈在病榻旁照料弟弟几个月，但仍然看着死神夺走19岁的弟弟而无能为力。他与18岁的范妮·布朗相爱，但因为健康和经济原因，婚姻无缘缔结。在种种不幸的打击下，济慈努力写作，1818——1820年初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完成了长诗《伊莎贝拉、《圣爱格尼斯之夜》、《拉米亚》和《许佩里翁》的两章，写了《夜莺》、《希腊古瓮颂》、《忧郁颂》、《秋颂》等著名短诗和优秀的抒情诗《无情的美人》等。
在护理弟弟期间已染病的济慈，到1820年病情恶化，不得不停止写诗，于9月间遵照医嘱去意大利疗养。但是他终于没有敌过病魔，在1821在2月23日逝世于罗马。
济慈的抒情诗素有很高声誉。这位生性敏感的诗人在他短短5年的创作生涯中。致力于美的意境、形象、韵律的创造。他挚爱自然，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驰娉想象，进入更高的境界。在 《我踮脚站立在小山上》中，诗人深深陶醉于自然美景中，描写花卉林泉，又揉入希腊神话故事。《呵，在夏日的黄昏》描绘夕阳西沉是壮观的画面，对照现实的污浊，诗人“多愿意远远地、远远抛下/一切卑微的念头，暂时摆脱/小小的顾虑，好随处去寻觅/芬芳的野景，自然的秀丽，/把我的心灵骗入一刻欢乐”。济慈热爱古典美，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是他早期诗作中最重要的一首诗，表达阅读荷马史诗时的惊喜感受和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景仰。他的一系列颂诗是他抒情中最好的，都表现美丽的自然、美妙的艺术世界与丑陋的现实的对照。《夜莺颂》是诗人最著名的颂诗之一，诗人听到夜莺歌唱，想在陶醉中忘怀苦闷的现实：“在这里，青春苍白，削瘦，死亡/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忧伤和灰眼的绝望，/而‘美’保持不住明眸光彩，/新生的爱情流不到明天就枯凋”。诗人的想象随鸟飞翔，希望“悄然离开尘寰，和你（夜莺）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希腊古瓮颂》与《夜莺颂》齐名。诗人看到希腊古瓮上刻画的动人画面：一组是结婚仪式，一组是祭神游行，青年追逐着少女，他们的恋情和美貌永不消逝，那听不见的笛声在想象中分外甜美：“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忧伤中，你会抚慰后人说：/美就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诗人在惊叹古希腊艺术的伟大和不朽的同时，思索艺术与人生真谛的关系，提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著名思想。《秋颂》以赞美的心情描写秋天生气勃勃的精美画面，眼观秋景，耳听秋声，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诗人喜悦中也掺有美好事物瞬息即逝的惆怅，与雪莱《西风颂》中“春天还远么”形成不同的意境。《忧郁颂》中，诗人努力去摆脱忧郁的纠缠。尽管人生充满苦痛，诗人感伤但不忧郁，就像他在《罗宾汉》中唱道： “尽管他们的日子不再，/让我们唱支歌儿开怀。”在 《蟋蟀和蚱蜢》里，诗人描写盛夏的蚱蜢和冬夜炉边的蟋蟀的交替鸣唱，相信“大地上的诗是永远不死的”。
除了歌颂自然和古典美，济慈的爱情诗《给——》、《狄万的姑娘》、 《灿烂的星》，表现他对真挚的爱情的追求，对女性美的向往。他的政治抒情诗数量不多，但也表现了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民主思想。十四行诗《致克苏斯柯》赞扬了波兰爱国志士克苏斯柯的爱国热情，《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日》赞扬亨特为了自由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和他那不朽的精神正和云雀一样自由而欢欣。”《愤于世人的迷信而作》对普遍的宗教迷信表示愤慨，再次表现他乐观的信念：“那钟声尽在响，使我几乎/坠入坟墓散发的阴冷中，/幸而我知道，他们像残烛/就要完了，这是他们的悲声/在没落之前，而世界将出生/鲜花，和许多灿烂不朽的事物”。
济慈的第一首长诗《恩底弥翁》取材古希腊神话，通过牧人思底弥翁崇拜、追求美丽的月亮女神辛细亚的爱情故事，表达诗人对美的情愫，对爱的追求。诗的开头便写道：“美的事物给人以永恒的欢乐”，用感官方面的细节描绘美的欢乐和享受。长诗结构较松散，诗句繁缛。《圣爱格尼斯之夜》以丰富的想象力、奇艳绚丽的色彩描写圣爱格尼斯节前夜，一对出身敌对家庭年青人的私奔。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故事。《拉米亚》（1819）取材古希腊传说，与中国的《白蛇传》故事有几分相似，美丽的拉米亚在婚宴上被发现蛇精真相，消失无踪，她的爱人伤心而死。《伊莎贝拉》取材自薄迦丘的《十日谈》，贵族小姐伊莎贝拉大胆爱上家中的仆人罗伦德，在其被害后仍坚贞不渝，长诗情节突兀跌宕，极富浪漫主义气氛，里面还穿插了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插言。未完成的长诗《海庇里安》也取材于希腊神话，但没写爱情故事，而是写天神中王位的变更，以代表美与智慧的阿波罗类型的神替代巨人诸神。济慈的叙事长诗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由于曲折表达诗人的哲学思想，寓意隐晦。
济慈的诗名在身后，特别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不断上升。他的“天然接受力”的美学思想，（就是“对一位伟大诗人而言，美的感觉能战胜其他一切考虑”）优秀的抒情诗，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丁尼生、布朗宁、唯美派诗人和20世纪“意象派”诗人都有影响。
四、诗的时代里的小说家
1、历史小说的宗师司各特
浪漫主义时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散文小说也在发展。从浪漫主义诗人中便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司各特。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律师家庭。苏格兰边区美丽的自然景色、古老的历史传说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15岁就进了父亲的事务所当见习生，1792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到1806年当了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他假日常去边区搜集民间历史传说和歌谣，在1802——1803年，分3卷出版了《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引起广泛反响。1805年，诗人自己的第一部诗作《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长诗以仅存的老行吟诗人的口述，描写 16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间的战斗，交织了爱情故事。这以后诗人又连续发表了 《玛密恩》（1808）、《湖上夫人》（1810）《唐罗里克的梦幻》（1811）、罗克比》（1812）等诗作。他的长诗以中古时期苏格兰、英格兰的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为题材，表现男女主人公经历的战争及爱情冒险经历，故事引人入胜，情感热烈，描写了自然美景，穿插了许多民谣，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这时司各特以丰厚的稿酬在特威德河畔的仓博茨福购得一块地，建起一座中古式的城堡，满足自己对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古时期的向往。他写诗，当律师，还做了出版商的合伙人。但不久，他感到自己的诗才受到一位后生诗人的挑战，那便是以《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轰动英国的拜伦。1810年，他偶然发现自己写于5年前的故事残稿，便完成后匿名发表，竟获得意外的成功，这便是《威弗利》。从此他发挥自己的叙事才能，写了20多部小说，都以“威弗利”作者署名，直到1827年才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权。1813年他拒绝了 “桂冠诗人”的称号，但在1820年接受了“从男爵”封号。1825年，司各特的合伙人破产，他陷入高达13万磅的巨大债务，勤奋写作用以还债，身体健康大大受损，终于在1832年去世。
司各特并非是最早采用历史题材的小说家，但他以前的小说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极为夸张和传奇化，而司各特基本上尊重历史，生动描写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不同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因此他被称为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当然，作为浪漫主义作家，他在追求人物的鲜活，故事的生动时，常忽略了历史的精确性，特别是在他为还债而写作的作品里。但是，他对历史的发展作了较真实的反映，小说在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按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小说取材苏格兰历史，创作于写作小说的初期，主要作品有《威弗利》（1814）、《盖曼诺令》 （1815）、《修墓老人》（1816）、《罗伯·罗依》（1817）和《米德洛恩的监狱》等。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矛盾，司各特热爱自己的故乡，拥护苏格兰的民族独立，留恋它古老的生产方式。《罗伯·罗依》和《威弗利》，分别描写1715和1745年苏格兰的反英斗争。罗伯·罗依本是山地氏族领袖，在富人巧取豪夺下，铤而走险，成为杀富济穷、孚有众望的绿林好汉，被称为“苏格兰的罗宾汉”。 《修墓志人》描写17世纪后期苏格兰反英的宗教起义。作者对保卫民族宗教自由的起义领袖亨利·莫顿表示极大的同情。这类小说中较重要的是《米德洛恩监狱》。小说以1736年波蒂阿斯暴动为背景，爱丁堡城市卫队长波蒂阿斯下令枪杀了一些苏格兰人，人民将他从“米德洛恩监狱”中拖出处死。但小说中心是苏格兰姑娘珍妮·迪恩斯为解救因杀婴罪被判死刑的妹妹，到伦敦求王后赦免的故事，司各特成功地塑造一个纯朴、诚实、富有牺牲精神的苏格兰乡村女子形象。
以英格兰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历史跨度较大，从中世纪由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直至 17世纪革命和复辟时期。这些作品主要有：《艾凡赫》 （1819）、《修道院》（1820）、《方丈》（1820）、《鲁纳尔沃斯堡》（1821）、 《尼格尔的财产》（182）、《高原的派渥瑞尔》（1823）、《皇家猎宫》（1826）等，《艾凡赫》是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
艾凡赫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后裔，因为与撒克逊王室的女继承人罗文娜相爱，被父亲逐出，跟随英王理查三世参加了 12世纪末斯的十字军东侵，小说情节从他匿名由国外归来探望罗文娜开始。当时存在着撒克逊贵族与征服者诺曼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以罗宾汉及绿林伙伴为代表的受压迫人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以狮心王理查与约翰亲王兄弟间封建权益斗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主人公艾凡赫把这些矛盾冲突中的主要角色联系起来，使种种矛盾与小说中表现的人物冒险、爱情波折纠结在一起，色彩绚丽斑斓。比武大会上，理查王与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反对约翰，比武胜利但负伤的艾凡赫等人被约翰手下诺曼骑士韧持到陶吉斯东堡，理查王与罗宾汉救出了他们，艾凡赫与罗文娜幸福结合。艾凡赫是作者理想化的人物，但他更多的是在情节上起串连作用，暗中爱慕艾凡赫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倒是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她是犹太富商艾萨克的独生女，聪明美丽，善良纯洁。犹太民族地位低下，她并不心挟仇恨，而是处处济人危难。面对圣殿骑士布里昂的强暴，她以死抗争，表现出感人的道德力量。
司各特的第3类小说，是描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昆丁·德威尔德》（1823），描写15世纪后期，法王路易十一与伯艮第公爵查理的斗争。路易十一背信弃义，冷酷放肆、玩弄权术，但是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他的近卫兵苏格兰青年昆丁·德威尔德的浪漫经历引人入胜。小说家细致描写了15世纪法国的生活习俗、服饰装备、消遣娱乐，显示了他的历史知识，但其中有不少时代错误。这类小说还有 《十字军英雄记》（1825）、《巴黎的罗伯特伯爵》（1831）等。除历史小说，他还写了一部反映他自己时代生活的小说，《圣·罗南之泉》（1824），表现远离尘嚣的宗法制乡村和天真的乡民如何受到文明社会的损害。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他向18世纪伟大小说家笛福·菲尔丁，斯摩特等人学习描绘生活、塑造人物的艺术，也学习德国主义作家处理历史题材的方法，往往通过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描写，反映处在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关系之间的人物命运，具有前代小说所没有的广阔性。
司各特表现出杰出的讲故事的才能，他把不同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像 《艾凡赫》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上至国王下至猪倌的众多人物，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往往是以一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来聚合各种社会关系。作为浪漫主义作家，他喜爱描写中世纪和宗法社会生活方式，将苏格兰人民豪放的性格特点揉合在自然风光的描写中，对戏剧性的不平凡事件有特别的兴趣。他还在小说中引进了优美的民间歌谣。
作为历史小说开山鼻祖，司各特的创作影响在整个欧洲和外国文学中都可以感受到。
2、精雕细刻的艺术家奥斯丁
与司各特同时创作的有一位写作风格与他截然不同的小说家，司各特却在著名的《评论季刊》上对她大加赞赏，这位女小说家便是简·奥斯丁。
18世纪，女性在小说的制造和清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复辟时期出现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18世纪中叶，一些知名女性，如维赛夫人、蒙太鸠夫人等办的文化沙龙，以“蓝袜会”闻名，这些被称为“蓝袜子”的女士爱好文学并长于写作。而以写惊险离奇的“哥特式”小说著称的拉德克利夫夫人、生动地描写爱尔兰生活的“地方小说”作者玛丽亚·埃奇沃斯、擅长写家庭生活题材小说的芳妮·伯尼，都是引人注目的女作家。而奥斯丁的成就和在英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远在她们之上。她在浪漫主义时代坚持以细腻写实的手法创作，使18世纪中期的小说写实传统得以延续，成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导。
简·奥斯丁 （1775—1817）出生于英国南部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一个教区长家庭。她在1782—1784年间，断断续续在牛津、骚桑普顿、里丁等地的寄宿学校学习，但基本上是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她终生未婚，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她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政治风云激荡的时期，不少奥评家论证她并非是个幽居的外省淑女，她的两个兄弟在英国海军服役，并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得到晋升，她的一个表姐（也是她后来的嫂子）的前夫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使得她不可能与当时欧洲的重大历史事件隔绝。她也并非过着完全平静的乡村生活，她多次随家人旅行、迁居，长时期生活于处在英国中心的巴斯、骚桑普顿，常去伦敦。但是她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个相当平静，较为窄小的世界。她有意地限定了自己的艺术表现范围，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在一块两寸宽的象牙上用细细的画笔轻描慢绘，把描绘在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看作自己的乐趣。她写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乡村生活题材，以18世纪后半叶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为故事中心，表现她对生活带哲学意味的思考和对人的社会行为的道德评判。
奥斯丁在1795年写了快书信体故事《埃莉诺和玛丽安》，这便是以后以叙述体重写并出版的《理智与情感》（1811）。姐姐埃莉诺重理性，妹妹玛丽安则偏重情感，她与同样富浪漫情感的威洛比情投意合，但是，威洛比背弃爱情娶了富家女，玛丽安嫁给年长、富有的布兰顿上校，完成了她自以为不能有的第二次恋爱，倒是一对讲求实际的爱人埃诺莉与爱德华为爱情而选择了不富裕的生活。在这部小说问世后，她早已写就的《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陆续得到出版。如果说《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描写了感伤主义文学对人产生消极影响，“《诺桑觉寺》则表现了作者对泛滥成仇的哥特式”小说的嘲弄。故事在“戏拟”的框架中展开。年青的女主角满脑子“哥特”小说，以此来印证生活，结果处处落空，时时碰壁，平谈而却是冷峻的现实使她最终摆脱了生活与文学的混淆。1809年定居汉普郡的乔顿以后，奥斯丁恢复了中断数年的文学创作，写成的《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 （1815）和《劝导》（1818）。这6部小说真实又情趣盎然，特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拥有大量读者和崇拜者。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小说的代表作，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小乡绅班纳特先生5个待嫁的女儿之一，她聪明、活泼、幽默，观察敏锐，言语伶俐，有很强的人格尊严感。她顶住母亲的压力，果断地拒绝了自己不爱的柯林斯的求婚，又坚决拒绝了来自富有的青年达西那屈尊于贵的求婚，当盛气凌人的贵妇人德·包尔夫人企图干涉她的婚姻选择自由时，她毫不妥协、示弱。达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傲慢，真诚地爱伊丽莎白并暗中帮助她的家庭。伊丽莎白则逐渐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接受了平等真挚的爱。在这条中心线索之外，小说还写了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与彬格莱的爱情周折，而柯林斯与夏绿蒂、韦翰与丽迪雅注重实利或轻浮草率的婚姻，与男女主人公的美满婚姻形成以对照。
《爱玛》是奥斯丁另一部受到广泛欢迎的小说。出身富家的爱玛在悠闲无聊的乡居生活中，热衷于牵线搭桥，乱点鸳鸯，自以为有操纵别人命运的本能，结果不仅把她保护的少女哈里斯推向痛苦，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幸福。小说弥漫着喜剧色彩，奥斯丁出色地运用“反讽”艺术，打破人们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安宁感，迫使人们以更复杂、更立体的眼光看待现实和自我。 《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仍具有出色的喜剧成分，但基调要沉郁得多，女主人公不像伊丽莎白和爱玛性情活跃，充满生气，芳妮寄人篱下，默默地爱着爱德蒙；安妮初恋失败，在青春的流逝中暗自神伤。奥斯丁表现她一贯的讲求尊重、理解，不为金钱和利己观念毒害的、进步的婚姻观。并表达了作为个体和社会化的个人应有的理想品格，人与人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
奥斯丁的小说是 18世纪菲尔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到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中继，预示着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方向，她也是英国最早的重要的妇女小说家。她在《诺桑觉寺》中为小说辩护的一段话恰当地概括了自己的写作特色。即小说“发表了对世态人情最深刻的见解，绝顶微妙地刻划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并且生动地流露俏皮而诙谐的意境，作者把这些都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给世人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她坚持在对平凡生活的精细写实中发掘诗情和哲理，将严肃的道德评判、机智的哲学思索和出色的喜剧艺术融为一体。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但散文方面也成果丰硕。查尔斯·兰姆 （1775—1834）进一步发展了培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散文风格，他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文笔亲切、风趣、典雅，受到许多读者欣赏。威廉·哈兹列特 （1778—1830）则是浪漫派文评的代表人物。他的《时代的精神》 （1825）、《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817）等，都表现出重想象、联想，推崇天才等浪漫主义观点。《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 （1785—1859）写作“富有感情的散文”，力求精当丰瞻、声韵之美。他们代表着浪漫派散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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