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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多利亚时代（下）
19世纪后30年，英国处于由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过渡的阶段。从50年代开始的繁荣稳定持续到70年代早期，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玻璃大厦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汽锤、水压机等1万多件展品，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掌握了世界工业霸权。在逐步控制苏伊士运河后，英国又牢牢掌握印度，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王。国内经济的繁荣和 1867年新的选举改革案，缓和了劳资矛盾。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下，蛰伏的危机开始明显。70年代后，英国工业发展落后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工业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农业也处于衰落。80年代，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马克思主义小说得以传播，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政党相继建立。尽管英国以它大量的殖民地、世界贸易的优势仍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但到了世纪末，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人思想信仰、文化观念上的转折时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冲击着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确立1000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了进化论极大挑战，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将进化学说用于解说种种生物，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引起关于进化、人与社会的本性、人与自然、宗教与道德等问题的激烈争论，神创论的神话被打破，宗教的权威因此动摇。反映时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潮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很大影响。法国的秦纳综合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和文学上的环境论，提出“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说，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奠定理论基础。法国作家左拉作品中人在外界力量左右下不能自主的无奈情绪，在哈代作品中也透露出来。乔治·吉辛（1857—1903）和乔治·莫尔（1852—1933）以自然主义笔法，描写伦敦贫民窟及社会下层人民贫困，暗淡的生活。德国尼采有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现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思想，渗透在吉卜林描写林莽的传奇故事里。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奥地利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转向了非理性主义，大9世纪后期兴起的唯美主义文学表现出对非理性主义的崇拜。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唤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亘古不变的怀疑情绪，动摇了维多利亚人的优越、乐观、稳定感。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仍保持旺盛的活力，在题材范围上继续扩大，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上则丰富多彩。梅瑞狄斯 （1828—1909）创作了20多部小说，运用微妙的反讽，揭露贵族阶级的伪善，他的代表作《利己主义者》（1879）通过贵族青年威洛比的爱情纠葛，客观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在心理分析上有很高造诣。他塑造了努力摆脱虚伪道德束缚的有理想和个性的女性形象克莱拉，在《维托利亚》（1866）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 （1885）里，描绘了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勃特勒（1835—1902）的讽刺杰作《埃瑞璜》（1872）描写一个奇怪的乌托邦〔“埃瑞璜”（Erewhon）即 “乌托邦”（nowhere）的倒拼］，运用斯威夫特式讽刺手法,抨击英国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着重攻击教会、教育、家庭制度方面。他的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激烈抨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和价值观。熊熊炉火旁一家相聚的温馨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冷酷世界中的避风港、社会幸福的一种象征。勃特勒则打破了家庭的偶像，庞蒂菲克斯家族神圣的家庭关系早已被金钱意识所毒化。作者还在对这个家族4代人的描写中，抨击了教育制度的腐败、宗教的空虚和欺骗性，讽刺极为犀利。莫里斯（1834—1896）热爱中世纪文化，醉心唯美主义，而他晚期创作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 《梦见约翰·保尔》（1888）和《乌有乡消息》（1891），富有幻想和激情，别具一格。吉卜林 （1865—1936）的作品因为表现了白人优越感和殖民扩张精神，受到指摘。但他的《丛林故事》（1894、1895）虽曲折地反映帝国主义思想，但以神秘故事情节、异国风光、活泼生动的笔调，具有童话般的魁力。
勃特勒在《众生之路》里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有许多东西需要说出来而人们不敢说出来，有许多虚假的东西需要加以抨击，但却没有人加以抨击。我觉得，我能够说全英国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人敢于说出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迫切地要求人们说出来。”有一个人却更大胆地向维多利亚时代习俗挑战，打破了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便是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小说家哈代。
二、威塞克斯的悲怆诗人——哈代
托马斯·哈代 （1840——1928）出生于英国西南部道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紧邻着道塞特郡的大荒原。哈代的父亲是石匠，后来成为乡村教堂建筑的承包头。哈代的母亲很重视儿子的教育，哈代8岁进了本村学校，两年后又转入郡城道彻斯特的一所学校，学习拉丁文，接触到新的知识。16岁时，哈代子承父业，去给建筑师当学徒，在学徒生涯中，他坚持自学，道塞特郡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诗人巴恩斯影响他阅读大量文学、哲学书籍。他又自学希腊文，希望能阅读希腊文《圣经》，将来成为牧师。“职业生活、学者生活和农村生活，合而成为24小时的一日。”农村生活给哈代的影响尤为深刻。道塞特郡是农业郡，这里很少受近代工业侵扰，故乡鸟语花香的自然风景、古风犹存的人情习俗，淳朴的乡民的生死爱憎、性情思想，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丰富的素材。
6年的学徒生活后，22岁的哈代来到京城伦敦，给名建筑师布洛姆菲尔德当绘图员，希望凭自己的才干一展身手。他参加设计和修复教堂及牧师住宅的工作，在皇家建筑学会举办的建筑论文竞赛中两度获奖。同时，他继续刻苦地，有计划地自学。1867年，哈代因身体不适应伦敦气候，返回故乡。1885年，哈代在家乡道彻斯特郊区自己建造了马克斯门住宅，从此定居在这里。
伦敦的6年，是哈代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最重要时期。达尔文的思想、伦敦这个现代文明都市的种种弊病，都使他思考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有反响的报刊上评点时政的文章、穆勒的《论自由》等著作给他思想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写作表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哈代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因为难以发表，便转向小说创作。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模仿柯林斯笔法的情节小说《计出无奈》（1871）。小说虽不成功，但其中乡村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描写都很出色。1872年，哈代写出他第一部以威塞克斯地区（英国西南部农村的古称）为背景的小说《绿荫下》，开始了“人物与环境的小说”系列。小说通过乡村教堂合唱队的命运，表现“非自然状态和现代性对纯朴的乡村世界的冲击”，而合唱队员狄克·丢与芳茜·黛的幸福爱情，又表现乐观活泼的基调，小说是田园牧歌式的，但旧的乡村社会受到资本主义文明冲击的主题在这部作品里已显现。《一双蓝眼睛》 （1872—1873）还有诗人自己恋爱经历的痕迹，小说充满抒情的诗意，但哈代已经在艾弗雷德不幸爱情的际遇中描写人生如何受命运或“偶然”的嘲弄和戏谑，第一次探索悲剧小说的艺术形式。1874年是哈代创作上的重要年头，他的《远离尘嚣》连载成书，受到一致赞扬，这以后地接连写了几部重要的小说。
哈代把自己的小说分成3类，1类为“罗曼史和幻想”，包括《一双蓝眼睛》、《号兵长》（1880）等。第2类为“爱情阴谋小说”，包括《计出无奈》、《贝坦的婚姻》（1876）等。第3部小说“人物和环境小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有：《绿荫下》、《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1886）、 《林地居民》（1887）、《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德伯家的苔丝》 《人生小讽刺》（1894）《无名的裘德》（1896）。
《远离尘嚣》在思想和情节上都与《绿荫下》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生动集中地写农村人的情感生活、乡村习俗，情节中心是乡村里的爱情经历，在与来自文明社会的人们的对比中描写纯朴乡民的美德。女农场主巴丝谢芭美丽聪慧，但爱慕虚荣，热情冲动，她在自己的3个追求者中选中了享乐主义者青年军官特洛伊。几经周折后，巴丝谢芭被最初的追求者普通农人奥克的忠诚和真情所感动，与他结婚。远离尘嚣的乡村，已不能抵御毁灭性力量的侵略。特洛伊代表着现代文明社会虚伪、轻浮、缺乏道德和责任感等种种恶习，他不仅造成范妮的悲剧，破坏了巴丝谢芭的幸福，也断送了传统守旧的地主博尔德伍德的希望。小说中虽还有《绿荫下》所表现的田园色彩和牧歌情调，但已出现传统的威塞克斯社会面临威胁的不祥预兆，透露他作品的悲剧主题。
1878年发表的《还乡》标志着哈代文学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摆脱了对生活田园诗式的幻想，转入悲剧小说的创作，表现威塞克斯这个传统的宗法制农村社会没落的悲剧过程。珠宝商克林·姚伯厌倦大都市巴黎的浮华生活，回到家乡爱敦荒原，准备从事乡村教育事业。回乡后，他爱上了美丽的游苔莎，以为她能成为自己办学的好帮手。游苔莎则痛恨荒原的刻板、压抑，希望能借与克林的婚姻逃往她向往的都市。他们的理想、意志发生尖锐冲突，再加上与克林母亲的隔阂，失望的游苔莎与旧情人韦狄私奔，双双落水而死。克林失去母亲、妻子，办学也失败，做了传教士。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被悲剧气氛所笼罩。命运的“偶然”因素戏弄着无法自主的人们，误会使克林母亲和游苔莎、克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冥冥中有种神秘的力量，决定人们的命运、挫败人们生活的希望和努力。作为小说背景的爱敦荒原占有特殊的地位，渗透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原始古老、阴沉苍茫的荒原是自然亘古不变的力量的象征，与人的渺小与软弱形成对照，企图反抗爱敦荒原的人，都被卷入悲剧，游苔莎痛恨它，努力摆脱它，但她到死也没逃出它的掌握。哈代深受希腊悲剧观的影响，他感觉到一种与人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但又不能清醒地认识它，把“盲目的命运”视为悲剧的根源。小说中对爱敦荒原的描写被公认为英国散文佳作。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80年代的杰作。农民亨察尔破产后带着妻女四处飘泊，打草为生。他在酩酊大醉中把妻女卖给了过路水手纽逊，他酒醒后追悔莫及，立誓从此不再饮酒。他发奋18年，终于发迹，被选为卡斯特桥市市长。这时妻子苏珊闻说纽逊已死于海上，带着女儿寻到亨察尔身边，家人团聚。但恶运接踵而至，亨察尔与生意合伙人失和、破产，妻子病死前告知女儿实为纽逊的亲生女，他卖妻的往日丑闻也被揭露，没死的纽逊又领走了自己的女儿，夺走了亨察尔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精神寄托，亨察尔孤独凄凉地死在爱敦荒原的破草房里。这个传统的宗法制农民阶级的代表，在商业上、政治上和感情上，都败在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精明能干的新兴资产者伐尔伏雷手下。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卡斯特桥市，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占领。亨察尔努力赎补自己的罪过，但仍然没有逃脱厄运。与《还乡》相比，哈代对人物的悲剧原因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人物的悲剧与时代的悲剧冲突和自身的性格悲剧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作者还是渲染了“命运”的无法抗拒的控制力量。
哈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他90年代创作的两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里。苔丝和裘德的悲剧故事集中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但批判的矛头指向伪善社会的法律、道德、教育、宗教等各方面。如果说《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分别代表哈代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这两部作品则努力从客观环境方面探索悲剧的社会原因。
苔丝是乡村贫苦小贩的女儿，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她不得不到冒牌的本家亚雷·德伯家帮佣，被亚雷诱奸。她回到家中，被人们视为“失了身的女人”。孩子死后，苔丝为生活所迫，又到塔发篱牛奶当挤奶女工，在那里与牧师的儿子安玑·克莱相识、相爱。克莱的温情促使苔丝克服重重顾虑，答应了他的求婚。新婚之夜，苔丝向丈夫坦言自己过去的不幸，没想到也有荒唐的过去的克莱，一反开明面目，遗弃苔丝而去。苔丝悲苦无告，四处打工。她父亲病死后，一家人被赶出小屋，她不得已接受当了牧师的亚雷的资助，与他同居。此时，克莱后悔自己对妻子的冷酷，又从巴西回来寻找苔丝，苔丝在悲愤中杀死亚雷，她与克莱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五六天后被捕，被处绞刑。
哈代挑战地把苔丝称为“一个纯洁的女人，一反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妇女的道德标准”。对英国文学传统女主人公来说，贞操是“女德”的首要标准。理查生笔下的帕米拉，因为捍卫贞操赢得引诱者的敬重，克拉丽莎则以死来洗刷失身的耻辱，司各特笔下的艾菲、狄更斯笔下的爱弥丽和乔治·艾略特的海蒂·沙勒尔的失身，有外界的邪恶诱惑，也有自身的虚荣弱点，艾菲和海蒂与回心转意的无情郎君结了婚，遮盖了过失，爱米丽则被发去澳洲获取新生。哈代既不避讳苔丝的“失贞”，又以理想化的笔塑造这个美丽的女性，她体现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良品质，善良、勤劳、宽厚、不慕虚荣、富有牺牲精神，她遭受生活的一连串沉重打击和世俗道德的强大压力，但勇敢坚强地生存，既不屈辱乞求，也不自暴自弃。苔丝是纯洁的，陈腐鄙陋的世俗偏见却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哈代通过苔丝的故事表达“对慈悲的乞求，对宽容的渴望，对社会伪善的批判”。
苔丝是纯洁的，那么她的悲剧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哈代像在其他小说里一样，往往以命运的神秘力量来解释悲剧的成因。苔丝家续家谱，苔丝给克莱的解释信被塞到地毯下未被发现等偶然因素在决定人物命运上起重大作用。小说中还常出现神秘的预兆，如婚礼后白鸡的长啼。作品结尾说：“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古希腊式的悲剧气氛再现。但是在对苔丝命运的现实主义描写中，我们可明显见出破产后威塞克斯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是苔丝悲剧的社会原因。19世纪末，威塞克斯这个英国最后的宗法制农村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冲击下到了最后阶段，农民走向贫困破产，不得不成为农业工人。暴发户亚雷利用苔丝的贫困和天真污辱她，而具有“自由理想”的克莱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和阶级偏见，给予苔丝精神上致命的重创，苔丝是经济压迫和社会偏见的无辜牺牲品。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富悲观色彩、最招致非议的作品。哈代自称要“把一场用古代耶酥门徒拚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的斗争，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把一个壮志不遂的悲惨身世剀切沉痛地加以诠释”。石匠的学徒裘德聪明好学，渴望接受大学教育，将来当牧师。在去基督寺寻找入学机会途中，他由于意志薄弱，落入屠夫的女儿艾拉白拉的婚姻圈套，不久艾拉白拉弃他而去。被拒于大学门外后，他与已婚的表妹淑·布莱德赫相遇，两人情投意和，终于同居。他们“不道德”的关系招致社会的歧视和迫害，失去工作，找不到住处，孩子们悲惨地死去。淑在重重打击下失去抗争的勇气，把灾难看作是神明的惩罚，回到前夫身边。裘德绝望酗酒，潦倒终生。裘德的悲剧首先是一个农村下层青年在阶级社会里壮志难酬的悲剧。他聪颖好学，一心求学深造，追求知识，谋求发展，但是学校并不因为他的才能接纳他而是因为他的低下地位拒绝了他，作者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不合理表示强烈不满。小说遭受打击、争议的主要原因是为它的婚姻主题。裘德不幸的婚姻遭遇，使他对商业性质的契约婚姻极其反感。他与淑的结合是建立在心灵共鸣的和谐基础上的，他们反抗束缚的摧残人灵魂的婚姻桎梏，把心灵的结合看得高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但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合乎人性的两性结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没有爱情的婚姻却能受到社会舆论的维护”，哈代借此对只重形式而忽略真义的资产阶级婚姻制度作了猛烈抨击。裘德和淑的生活观、爱情观都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这必然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道德和宗教观念所不容，哈代痛惜优秀个性在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虚伪陈腐的伦理道德的和毒在心灵的宗教观念压迫下的毁灭。这部小说越出了农村生活范围，对“维多利亚盛世”整个英国社会虚伪的道德和违反人性的习俗进行抨击。
资产阶级道德家把《无名的裘德》视为大逆不道，指责哈代“不道德”、 “反宗教”，有人甚至把《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改称为 《淫秽的裘德》（《jude the obscene》）。面对围攻，哈代重新致力于诗歌创作，认为诗歌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从1865年开始写诗，但早年诗歌保存下来的很少。他一生诗作共918首，辑为 《威塞克斯诗集》 （1898）、《过去与现实诗集》（1901）、《时光的笑柄》（1907）、《即事讽刺诗集》（1914）、《幻象的瞬间》（1917）、《晚期和早期抒情诗集》 （1922）、《人生小景》（1925）、《冬话》（1928）8集，他的诗名不亚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声誉。他的诗内容很广，生活中大事小景，都能发之于诗，含意隽永。在他的诗里，如同在小说中一样，仍探索着人生的悲剧问题，感慨人生的艰难，命运的残酷，人类意志的薄弱和盲目的志满意得情绪。他在诗中一再表达在文明进步背后的危机感，充满忧患意识。他的诗作基本创作于20世纪，表现了现代主题和精神，有一部分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表现了反战主题。他的史诗剧《列王》（1904—1908）是以1805—1875年拿破仑战争为题材的史诗性作品，阐述他对宇宙和人性的看法，即人世间一切全凭宇宙主宰的摆布。芸芸众生不知战争因何而降，即使是驱使千军万马奔赴战场的主帅、帝王将相乃至拿破仑，不过是受宇宙主宰拨弄的傀儡。诗人同情在战乱时代无辜遭殃的平民，对战争表示抗议，谴责“列王”的残酷无道。史诗剧吸收古希腊悲剧和史诗的特点，又穿插伊丽莎白时代式的戏剧，天上人间、神灵凡人、宫廷战场、将相平民、场面广阔、诗笔纵横。
哈代是19世纪狄更斯以后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作为一个站在两世纪交叉点的作家，他敏感地探知时代的危机信息，批判了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和物质文明自满并对未来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小说艺术上，他发扬了19世纪中期以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人道主义和忠于现实的光辉传统，又进行了富有现代意义的开拓。他以突出表现人的本能和感情的爱情为主题，擅长分析人物复杂和心灵反应和内心感受，并把心理描写发展到对人物心理分析和潜意识的揭示。作品中很少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常见的说教气。他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写景技巧尤为人们称道，他不仅极富诗意情感地描绘自然，并富于象征的意义，自然不仅是作为一种背景，而是一个人物，一种基本性象征而存在，在整部作品中起积极作用。
三、唯美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不仅使威塞克斯的诗人哈代发出悲剧之声，一批思想家、艺术家也对现实感到失望。19世纪著名散文家卡莱尔（1795—1882）宣扬英雄崇拜，希望有英雄人物出来拯救混乱的社会。罗斯金（1819—1900）继续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评，又从审美的角度反对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对“美”的扼杀。他认为“美”不是人生的点缀，而“应当成为人类全部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的石头》等艺术评论著作里，他认为机械文明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也摧残了艺术，对中世纪手工业劳动理想化，向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创作自由。他在物质主义蔓延、文学讲究伦理道德的时期提出“艺术便是道德艺术便是生活，艺术便是人的整体的最高表现”，在英国被称为“美的使者”。1848年，以诗人罗塞蒂为首的几个年轻艺术家组成了“拉斐尔前派协会，”在美学思想上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的艺术大师，“拉斐尔前”指的便是文艺复兴以前的时期。“拉斐尔前派”诗人，艺术家推崇中世纪艺术美，反对粗俗、市侩的维多利亚趣味，十九世纪末斯的唯美主义便源自“拉斐尔前派”运动。
但丁·迦百列·罗塞蒂 （1828—1882）后来被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等人奉为“新艺术的先驱”。他的诗取材自然，注意细节，注重美感，诗画融合。 《幸福的女郎》以富有肉体感的形象描写天堂，词藻绚丽而流畅，《生命之宫》包括101首意大利体十四行诗，表现爱、生与死的主题，强调灵与肉的融合，富有意大利诗歌的音乐节奏感。有评论把他和“拉斐尔前派”称为“诗歌的肉体派”，便是指他们的诗着意表现肉体感。罗塞蒂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1830—1894）也是著名女诗人，但诗风与哥哥大为不同：平易自然，哀婉动人，对自然美与人类爱有敏感的感受力，又深受宗教的影响。
莫里斯受罗斯金和罗塞蒂的影响，参加了“拉斐尔前派协会”，醉心于中世纪文化和唯美主义。他开办的公司，生产式样美丽和实用的像俱及装饰品，提倡富有创造性的手工业和追求美。他的处女作《为桂尼维尔辩护及其他诗歌》（1858）是“拉斐尔前派”最出色的一部诗集，《桂尔维尼的辩护》是亚瑟王王后桂尼维尔为她与朗斯洛爱情的自我辩护，莫里斯并不遵循维多利亚道德观，将她作为爱情与美的象征。他的诗集《地上乐园》（1870）充满梦幻式浪漫色彩，音韵和谐悦耳，曾轰动英国诗坛。70年代起，莫里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诗歌和小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史文明 （1837—1909）虽未参加“拉斐尔前派”，但是在向往中古、崇拜“纯美”上与他们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及民谣》（1866）诗作多涉及感官享乐，描述近乎“淫猥”行为，文学上面刻意追求词藻和音韵之美，立意要骇世惊俗，冒犯维多利亚社会的“体面”和“端庄”，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从70年代开始，他诗风一变，渐与唯美主义脱离，在《黎明前的诗歌》（1871）里，他赞扬意大利爱国志士争取自由的斗争，晚年也写过颂扬帝国和女王的作品。
给唯美主义文学运动以真正美学理论的是佩特（1839—1894），他在《文艺复兴》（1873）中，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引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他认为人们能从艺术中获得高级形式的美的享受，艺术家的职责不是说教劝善，而是使人们尽量享受美的快感。佩特的主张被年轻的唯美主义者奉为至宝，著名现代诗人叶芝说道：“佩特提供的不是道德的热诚，而是‘纯如宝石般火焰’的生活，大家都承认他为大师”。法国唯美主义思潮给英国文学很大的影响，戈蒂叶反对艺术从属道德和功利的目的，说“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他与波德莱尔的诗，对史文朋、王尔德产生了影响。
王尔德是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牛津大学学习时，他受到罗斯金和佩特思想的很大影响，接受唯美主义思想。他说：“我们是一个动荡，疯狂的时代的产儿，在这绝望和沮丧的致命时刻，叫我们往哪儿逃，往哪儿躲？只能到安全的美的洞窟里去，那里随时可以获得许多欢乐和少许陶醉，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伪经所说的Cittadivina（神界之域）中去，那里至少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一切纷扰和恐怖，也可以暂时摆脱我们在世上遭到的悲惨命运”，这番话代表了“世纪末”追求艺术美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系统地表达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家是美丽事物的创造者”，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本身，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因此非艺术的东西排除在艺术反映的范围之外，牵涉到功利道德的东西不能作为艺术反映的对象。他反对作家的倾向性，认为“艺术家的伦理同情心是一种不能原谅的习气”。这种观点针对文艺市侩气和道德化的倾向，强调艺术的纯粹，认为“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艺术家要抛弃粗俗、平庸的技巧，努力表达出真正的美的精神。他不仅宣传唯美主义主张，也在生活中贯彻超道德的唯美主义，身着色调奇异的美的服装，手拈美的百合，招摇过市，行为轻漫不检，于一八九五年被控为有伤风化入狱两年。在痛苦的心境中他写了长诗《里丁监狱之歌》和散文体的忏悔录《从深处》（1905）。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最能体现他的唯美主义观点。画家霍尔渥德抛弃功利等外在目的，倾注心血为道林画了一幅肖像，道林从中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完美的青春美貌。在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的引诱下，他追求享乐，步步堕落，他的薄情造成爱恋他的女演员的自杀，他甚至杀死了忠实的朋友、画家霍尔渥德。尽管他始终保持青春美貌，但他的歹行却在画像上留下了痕迹。当他用刀毁去记录罪恶的画像时，刀刺中的却是他自己的心脏。死去的道林苍老而丑陋，画像却恢复了原状。小说寓言式地表现道德、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王尔德的矛盾态度。
他欣赏道林的美和享乐，借亨利勋爵之口道出自己对世情怪异又不乏才智的颓废见解，推崇画家“艺术至上”的创作精神，但又引入道德良心的力量。而独幕剧《莎乐美》，写犹太公主莎乐美诱使希律王杀死施洗者约翰，为了换得在约翰生前不能实现的一吻，表现她极端的情欲和病态心理，形式上追求奇特与华丽，装饰美和音乐感，是他创作中病态倾向最为突出的。
王尔德虽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但作品终不也不能完全脱离生活。在他的 《快乐王子》、《少年国王》等优秀童话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同情、善良、仁爱的赞颂。他的著名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的丈夫》（1895）、《认真的重要》 （1895），描写上流社会闲散优雅生活中隐藏的道德危机，情节跌宕有致，对话妙趣横生，风格轻松、幽默、机智。
唯美主义者还包括围绕在杂志《黄皮书》和《萨佛埃》周围的一些年轻作家：奥肖内西（1844—1881）、多布森（1840—1921）、道森（1867—1900）、西蒙兹（1865—1945）等。到80年代末，唯美主义走向衰落，但对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仍产生了影响。唯美主义文学运动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物质主义和市侩风气的反动，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范围，开拓了新的表现方法，在宣扬颓废情绪和形式至上的同时，也对提高艺术美的地位起了积极作用。
“新浪漫主义”是19后期抗议丑陋现实的另一股文学潮流，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为代表作家。他不满现实，创造传奇故事和浪漫人物，在想象中寻求乐趣。他认为：“一个人同意把它作为目的而生活下去的那真实的生命，完全存在于幻想的领域里”，艺术应避免庸俗肤浅的日常生活，使人们在有益的想象中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他以生动笔触和色彩描写读者们未经历过的或有趣迷人的异域风光，达到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所说的使读者“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的效果，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他自幼多病，一生不停地旅行，寻找气候对健康合宜的居住地。但他的创作充满进取乐观的情绪，表现出鲜明的是非感和善恶感，给予读者生活的信心和乐趣，他的浪漫主义小说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 《金银岛》（1883）是斯蒂文森的成名作，描写少年吉姆无意中得到海盗藏宝图，便与一行人去荒岛寻宝的冒险经历，情节曲折，想象丰富，人物富有个性，充分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化身博士》（1886）描写一个怪异的科幻性故事，杰基尔博士具有双重性格，他以药物创造另一个名叫海德先生的化身，把身上的恶念分给他，但后来海德失去控制，杰基尔博士自杀。小说探讨了人性美恶的问题，具有紧张的戏剧效果神秘气氛，曲折表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危机。他不仅擅长安排情节，也能传神地绘景，各种自然风光同小说情节有机融合。斯蒂文森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小说家，他创作的目的不在教育而在娱乐，但他是人类美好品质的热情的讴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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