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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特点
清代是我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
满族在入关之前，随着社会制度向封建制的转化，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入关之后，清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几乎承袭了明朝封建政权专制制度的一切形式和内容。由于清政权是少数民族征服者的政权，它同时也承袭了历代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形式和内容，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比如，清代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彻底废止了封建社会丞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而“干纲独揽”。虽然清代同明代一样设有内阁，但清代内阁的权力更小。顺治之后，雍正之前，清朝重要的国政及军事活动，并不由内阁，而是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来策划，最后由皇帝裁决。雍正十年之后，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适应民族军事征服的需要，正式设立军机处。军机处总揽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在皇帝直接掌握下进行军事封建的民族统治，内阁就更同虚设。这造成清朝皇帝较之以往各个王朝的皇帝更加专制，臣下较以往王朝的臣子的奴性也更强。再比如，从表面上看，清朝的中央机构如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都是满汉复制制度，即凡官职都是双重的，有一满人，即有一汉人。但这一制度除了表示清政权对于汉族地主的利用和依赖外，主要则是起着麻醉作用。因为清政权虽然具有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性质，但实际上是以满州贵族为主的封建专政。政权的重要部门与政事的决定权完全操纵在满族官员之手。正像昭裢在《啸亭杂录》卷五所说：“满臣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馨欲，无敢违者。”清廷虽然在政权中利用汉族官僚为其服务，但并不信任。而且为了防止汉族官吏势力的增长，保持满族官吏在政权中的优越地位，制定和加强了一系列的官吏任免制度。如在任官制度上的官缺，分为满官缺、汉官缺，都有固定缺额，不许混淆。满官缺都是政权中的主要官职，严禁汉官补缺；汉官缺，为次要官职，满人亦可补充。这就保证了满族官吏职位的稳定及在政权中的优势。从表面上看，清政权的民族色彩不如元朝浓厚，但其民族统治的内涵，却并不亚于任何一代少数民族统治政权。
由于清朝是以经济文化落后而且人口很少的民族来征服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且富于反抗传统的汉族的政权，因此，从入关开始，清廷就制定了一整套适应其统治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入关后尽量保持旧有的封建统治秩序不变，尤其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尽量因袭保守下来。清初虽然强行推行野蛮的剃发易服，但同时又大力维护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的固有地位。在尊孔读经、提倡理学等方面，清统治者较之前代有过之无不及。即使如八股取士制度，也被清朝很快承袭下来。康熙时某大臣说得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康熙皇帝曾不止一次地训示其臣下说：“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可以说，因袭与保守是清朝建立巩固的民族统治的主要政策。第二，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尽量利用汉奸大地主乃至一般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来进行统治。清政权中的满汉复职制度，地方州县官吏大批任用汉人充当，都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三，采用欺骗麻醉与屠杀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对汉族进行分化涣散、打击消弱，以减轻民族统治的敌对力量。像清初在征服过程中，一方面在扬州、江阴、嘉定等地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又通过免除明末三饷加派、蠲免赋税等手段来软化汉族人民的反抗斗志。在文化方面，清政府一方面通过提倡科举和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开设四库全书馆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兴起科场大狱和文字狱来对汉族知识分子打击威吓，扼杀反清思想。清代的文字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最为严酷，延续的时间也最长。清康熙朝有两次大的文字狱：一次是庄廷珑私刻明史案。庄廷珑被剖棺戳尸，家属被杀。此外凡是作序者、校刻者，甚至售书、买书者也都被杀。这一次大狱，死七十余人，充军无数。另一次是戴名世案。也因其书中多记明代事实，触犯忌讳，死百人，流放者数百人。雍正、干隆朝，文字狱更加严苛细密，比如雍正四年，江西考官出八股试题“维民所止”，被指控为影射雍正去头，加大不敬罪，予以抄斩。再比如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句子，被指为有意讥讪清廷文化落后而犯罪。据清代文字狱档案记载，从干隆六年至五十三年，前后四十八年，共发生文字狱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
第二节 清代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政权的性质、特点及政治措施的总倾向对于有清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清初，一些积极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遗民从汉族国家正统观念出发，诤诤宣誓：“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族间之”(王夫之《黄书·原极》)。他们有的突破了狭隘民族意识，提出了兴亡理论：“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原臣》)。“有亡国，有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乃至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提出批判：“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之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吕留良《吕用晦文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于抗清复明的主旋律中昂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而一些变节出仕新朝的文人，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也间或流露故国之思，却往往或怀着大节有亏的负罪意识，或带有觍然的屈辱感，低徊缠绵，与遗民文学中的愤激慷慨格调迥然不同。一些由明入清但与政权联系不紧密或出生在清初的知识分子，易代之际的创伤给他们心灵上也留下阴影，一旦现实中的事件激活他们潜意识中的民族观念，也便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宣泄出来。总之，民族意识，故国之思，是摆在清初知识分子面前的课题，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着。
清中叶，清王朝统治趋于巩固，经济文化走向繁荣，汉民族意识淡化，而此时在频繁发生的文字狱的迫害下，在清廷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和“四库全书馆”的诱导下，知识分子的心态较之清初发生丁很大变化。杭世骏在干隆初年说：“自吾来京都，偏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希章绘句，顺以取宠者，趾相错矣。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从容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送江岷山知晋洲序》)李祖陶则在《与杨蓉渚明府书》中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本来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目的是反对宋明理学以建立切实的学风，为反清复明服务的。此时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却走向反面，成为知识分子与现实保持距离、钻故纸堆、进行繁琐考证的逋逃薮。清代在训诂、校勘、笺释、辑佚、辨伪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干嘉学派，虽然在学术发展史上作出一定的贡献，但对文学创作中的复古拟古和形式主义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作家才能和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清代是我国古代较为强盛的王朝，康雍干三世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文学上也是如此。诗词、古文、骈文呈现出复兴繁荣的局面，成就超过了元明。戏剧、说唱文学，尤其是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综合鼎盛期并带有终结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也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古籍的整理方面。清代的诗话、词话、文论、曲论、小说评点不仅数量超迈前代，而且把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节 清代文学发展分期
清代文学一般认为有初、中、晚之分。清代初期大致指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期指干隆、嘉庆及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晚期则指鸦片战争之后至清朝灭亡的时期。清朝晚期的文学一般认为已属近代文学的范畴。
清代初期由于数十年的残酷的民族战争，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肥沃的土地鞠为茂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明天启三年全国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五万左右，而顺治十七年则降为一千九百零八万，锐减了近三分之二。许多地方形成“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的局面。为了恢复和稳定生产，顺治、康熙、雍正各朝都在农业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比如顺治年间，就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划归农民垦种，叫做更名田。蠲免一些租税，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年间，下令禁止“圈地”，改进明朝“一条鞭”地丁税的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政治、文化上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另开博学鸿词科，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宣扬纲常名教，以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康熙中期之后，清朝的统治即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不仅恢复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早期的诗文作家，强烈地表现出汉民族的民族情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遗民诗文作家。他们的作品，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屈节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在明末即以高瞻的才华学识，领袖文坛，对转变晚明的诗文风气起了一定作用。他们的作品，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和知识分子的软弱心态。著名散文作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以及骈文作家陈维崧也为开启有清一代文风做出了努力。
康熙后期社会稳定，文士多成长于清朝时期，其身世经历自与明遗民不同。继钱、吴总领诗坛的王士祯以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等人的作品不再表现民族矛盾，而以抒情怀古、模写山水为主，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词坛上则出现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以及独标一格，神似李煜的纳兰性德词作，步入了词的中兴时期。
清初的戏曲小说，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得以发展，并取得相当的成绩。戏剧方面，明末清初，苏州地区一批戏剧作家形成地域性流派，他们有组织地进行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剧作活动。他们的剧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舞台实际，受到欢迎。其代表作家是李玉，他与其它人合作的《清忠谱》是反映明末市民同宦官斗争的历史剧，——反映市民的政治斗争，这是过去戏曲史上从未有过的。康熙时期，洪异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末传奇的优秀传统，通过写历史故事，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民族情感。这两位作者也都因其创作触犯忌讳受到贬谪。《长生殿》、《桃花扇》不仅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剧作，也是有清一代最杰出的戏剧作品。此时期在戏剧理论上有所发展的是李渔，其戏曲理论作品是《闲情偶寄》。他从演出出发，重视舞台效果的戏曲理论反映了我国戏剧理论开始形成体系。
小说方面，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揭露了封建吏治和科举制度的不公正，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爱情和生活的追求。这是文言小说在继宋、元、明三代沉寂之后，出现的最杰出的作品。在白话小说方面，小说的理论获得空前丰收。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使我国的小说美学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长篇章回小说此时虽然没有出现杰出之作，但英雄传奇小说涌现出《水浒后传》、《说岳全传》这样的好作品。人情小说出现了《醒世姻缘传》以及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它们共同为清中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出现蕴积了基础。
清代中叶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进入繁荣和发展。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清朝人口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品日益丰富。从耕地面积看，从顺治末年至干隆中叶一百多年间约增加百分之四十，已经接近了明末耕田面积。从人口上看，康熙末年人口是一亿三千万到一亿六千万之间，而干隆后期则达到三亿以上。尤其是明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突破清初的限制和打击工商业的政策而急遽发展起来。纺织业和陶瓷业，不但恢复了明朝原有的生产数量和质量，而且有所发展。商业也极其繁荣，像江苏的淮阴，顺治时不过是三万余人的小城镇，到了干隆四十年时，人口增至五十四万余人，成为大型城市。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也是有清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官方来说，干隆三十八年开设了“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并加以编辑。四库全书的编辑，尽管从统治者的愿望来说是借此消灭反清文献，转移人们现实斗争的视线；但客观上，这种图书整理工作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对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从民间来说，这一时期考据学发达，并形成了后来的干嘉学派，他们在整理和考订中国古典文献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干隆后期，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清朝由盛而衰迅速走向败落。特别是干隆末年和嘉庆初年爆发的历时九年，遍及川、楚、陕、豫、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
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家，虽然人数众多，门派林立，各自在艺术技巧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元明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盛况，但除少数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已不像清初那样系心民族的灾难，充溢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是屈服于朝廷的钳制压力，迷惑于“盛世”的表面承平，或思想上墨守程朱观念，或曲意以点缀升平，作品一般缺乏丰厚的社会内容。相对来说，诗论词论和文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诗论方面，有沉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在词论方面，张惠言和周济强调词的比兴意义和社会作用，形成了常州词派。在文论方面，由方苞所奠基的桐城派文论及其古文创作，经刘大魁和姚鼐加以发展，形成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这个时期的戏剧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向，那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奇、杂剧已是强弩之末，除扬潮观、蒋士铨等人的作品略有可观外，剧坛已基本沉寂下来。代之而起的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各种地方戏曲。而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民间小调也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城市和农村活跃着。
长篇小说在这个时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于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手法，使它成为我国古典讽刺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而衰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红楼梦》是伟大的写实巨著，把中国古代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鲁迅曾精辟地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继《红楼梦》之后，《镜花缘》略有可观，它在妇女问题上有一些进步见解，体现出民主思想。此时的文言短篇小说有纪昀的《阁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但成就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清代中叶以后，清代文学急遽滑坡，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文学才发生新的变化，由龚自珍的诗文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开新一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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