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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诗文流派众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推进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在文学上反对八股文的影响，但拟古倾向较重。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文学。公安派继之，提出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提倡文学要能独抒性灵，发前人所未发。这些主张对当时和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积极的。晚明诗文则表现出较强的爱国思想，值得重视。
第一节 后七子的复古诗文
“后七子”是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并称，而以李、王为首。他们继承了“前七子”的复古文学主张，相互标榜，在当时文坛上影响极大。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著有《沧溟集》。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首领之一，但在理论和创作上，成就是有限的。他论诗文强调“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认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创作“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他曾编辑了一本历代诗选《古今诗删》，唐以后至明代的诗一首未选，以示其论诗宗旨。李攀龙的诗文以摹拟为能事，诗歌长于近体，少数忧时和抒怀的作品有真情实感，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之二：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敝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诗境开阔，气势夺人。他还有一首《和聂仪部明妃曲》，写得隽永深长：“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李攀龙之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影响极大。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官至刑部尚书，为官正直，不附权贵。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山堂别集》。王世贞继承了“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但与李攀龙稍稍有别，晚年文学思想有一定变化，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的道理，对宋元及明人的诗作也有所肯定。他在艺术上重视辞采，追求“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艺苑卮言》)的境界。所作《西城宫词》之二：“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汗湿泥封。”意到调成，自然宛转，较少模拟痕迹，为论者称道。王世贞对戏曲也不乏精辟之见，后人将其议论辑为《曲藻》一书刻行。著名传奇《鸣凤记》一说出自他手，这恐怕也与他知曲有关。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著作有《四溟集》。他本是“后七子”初期的代表人物，最早提出论诗的主张。钱谦益《列朝诗集》说：“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茂秦曰：‘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他在理论上也主张宗法唐人而鄙夷宋诗，但又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比李攀龙更有新意。他后来受到李攀龙的排挤。
谢榛善长近体，五言律诗尤见功力，如《暮秋同冯直卿、秦廷献、李士美迎黄花山》：
深入黄花谷，高临玉女台。迎人千嶂出，随意一樽开。寒露垂瑶草，秋风扫石苔。子长耽胜绝，猿鸟莫相猜。
风格凝重，无时人纤弱之气。七言律诗佳作有《夜话李长孺书屋因怀其尊君左纳言》：
忘年尔我重交情，论事相同见老成。月到广除寒有色，鸦归疏柳夜无声。三农最苦江南税，百战方休海上兵。岁暮银台应感叹，几人封事为苍生。
这不能说是一首普通的诗，换句话说，正是五百年前的这位诗人写出的这首关注“三农”（所指与今日说的略有出入）问题的诗，才挽救了当日的文坛，使那些享受着皇天后土之爱的诗人不至于太无颜面对文学史上那些忧国忧民的列祖列宗，同时也给了后人一个记住明代诗坛的理由。因为此诗所哀民生之多艰，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语，正如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所指出的：“时江南增税，海寇方息，山人（即谢榛）感事及之，非泛作忧时语。”这样的诗，传递出诗人的良知，其中“三农最苦江南税……几人封事为苍生”两句，虽至今日犹有醒世惊心之力。
宗臣(1525一1560)，字子相，江苏兴化人。在“后七子”中，他的散文成就较高。著名作品《报刘一丈书》，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丑态。语言自然豪放。
应该说，“后七子”的复古文学主张并不能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不过，他们强调先秦、盛唐的文学模式，对明代一直左右着文人心灵的八股文也多少有些冲击。谢榛说：“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四溟诗话》)这样说，这样做，是要有些反时流的勇气的。谢榛的这番议论就多少有些反八股时文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第二节 归有光和唐宋派
嘉靖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文章取法唐宋古文的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被称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号遵岩居士，福建晋江人。著有《遵岩先生集》。他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推重唐宋诸名家的散文，以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他的散文讲究构意，铺叙详明，语华赡而意深长。代表作品有《游清源山记》、《海上平寇记》、《金溪游记》等。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著有《荆川先生文集》。早年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盛唐诗文。中年后，受王慎中影响，不满意“前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又要求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师法前人而“卒归于自为其言”。他编选的《文编》，除《左传》、《国语》、《史记》外，还选了韩、柳、欧、苏、曾的古文。他的散文不受形式束缚，文笔流畅而注重立意，代表作品有《竹溪记》、《信陵君救赵论》、《西峪草堂记》等。《明史》说他的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评价较为公允。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他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力主学习唐宋古文，所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很大。他的散文学习司马迁、欧阳修诸家，但佳作不多。
唐宋派作家在文学上取得较突出成就的是归有光。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长兴知县、南京太仆寺丞。著有《震川先生集》。他实际上是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激烈批评：“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之，以诋诽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顽，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以倡导之与?”这是直接批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他又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沈次谷先生诗序》)后来，王世贞在《归太仆赞序》中也肯定了归有光的主张和创作，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这时的王世贞已到晚年，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
归有光的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有文学性，一唱三叹，通俗畅达，如《项脊轩志》，作者细致地描绘自己利用“百年老屋”改造成一个可爱的读书环境的过程，并记叙了与老屋相连的几件“可喜”、“可悲”的事。如写妻子：
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吾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茸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所写虽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从中可见作者夫妻间的亲密感情和对妻子的深挚怀念。《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也是抒情叙事散文，虽都写平常事件，却极为凝炼，无不独具韵味。
归有光有些散文也写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备倭事略》、《书张贞女死事》、《壬戌纪行》等，有的文章，如《送县大夫杨侯序》，反映民间疾苦，谴责朝廷靡费，写得义正词严，亦颇有感情。但总的看还是写身边琐事的居多，而且叙写细腻，抒情色彩浓。这与明后期文学重视对人情的表现的思潮无疑有一定联系。
唐宋派作家的努力，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有较大冲击，在一定意义上为后来公安派结束复古主义在文坛的统治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唐宋派非出一家，公安派的成就是唐宋派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唐宋派对复古主义的批评还主要是从文学形式方面着眼的。
第三节 公安派的文学革新
在公安派出现之前，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对文坛有较大影响。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他提倡“童心”，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童心”就是真心。他反对复古，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还大力提倡通俗文学，评点过《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琵琶记》等。李贽的文学思想，集中代表了明后期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成为明后期新的文学思潮的纲领，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就受到李贽思想的直接影响，在理论上一脉相承，其文学具有革新的意味。
袁宏道(1568～1623)，字中郎，号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袁宏道的哥哥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
公安派更激烈地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出“性灵说”，即把文学创作看作是性灵的表现。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称赞袁中道的诗文说：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庇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性灵说”有力批判了复古主义的文学理论，强调“性灵”，注意到了作家的个性，具有反对假道学和假文学的意义，这与李贽强调“童心”是相通的。
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论文上》)袁中道说：“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花云赋引》)袁宏道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中郎尺牍·江进之》)他们对民间俗谣和通俗文学也极重视，袁宏道就称赞《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
公安派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特别是一些游记、尺牍、随笔等小品文，突出体现了他们的创作主张，随意书写，独抒性灵，清新洁净，是具有革新意义和个性的作品，对明以后散文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袁宏道的散文是公安派文学成就的代表，他的七十多篇游记，使柳宗元之后的游记文学出现新的面貌。其代表作《满井游记》，极受称颂。作品描写初春的景色、游人的心境，情与景会，文风清丽秀美。《晚游六桥待月记》写西湖景致，灵动自然，沁人心脾。《观第五泄记》记写瀑布的景观，使人如临其境：
从山门右折，得石径。数步，闻山雷声，心悸。山僧曰：“此瀑布声也。”
疾趋，度石罅，瀑见。石青削，不容寸肤，三面皆郭立。瀑行青壁间，撼山掉谷，喷雪直下，怒石横激如虹，忽捲掣折而后注，水态愈伟，山行之极观也。
游人坐欹岩下望，以面受沫，乍若披丝，虚空皆纬，至飞雨泻崖，而犹不忍去。
暮归，各赋诗。所目既奇，思亦变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作何等语。昨夜已午，魈呼虎号之声，如在床几间。彼此谛观，鬚眉毛发，种种皆竖，俱若鬼矣。
作品从远近高低种种不同视角，描写景致的奇异，而且融入观者的感受，因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袁宏道的传记文最著名的是《徐文长传》，刻画人物，生动鲜明：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文章记叙了徐渭的性格和遭遇，同时抒写出自家胸臆。袁宏道的尺牍短文也极富特色，如《致聂化南》札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一节，写得极活脱随意，字字皆从胸臆流出。此外，袁宏道也有一些涉及时事政治的文章，如《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等。
袁宏道的诗亦有语意深沉之作，如《显灵宫集以“城市山林”为韵》：
野化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哪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诗中表露出对朝政日非的现实的关注和对与国计民生行渐渐远的文坛风习的讥刺。
就总体而言，公安派作家在创作上以抒发个人情趣为多，未能做到广泛描写社会生活，这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面貌，功绩是主要的。直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还隐约可见公安派的影响。
公安派之后，较著名的文学流派还有“竟陵派”。其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二人都是湖北竟陵人。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又号退庵。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著作有《隐秀轩集》、《史怀》等。他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有近似处，也反对拟古，但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在诗文中开眼界，与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明显不同。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种艺术审美品格，形成了这一派文学上“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钟惺工诗能文，自己更以文自负。他的一些论史之文，能“发左氏|班、马之未竟，钩其隐深而出之”（陆云龙《钟伯敬先生合集序》）；所作讽时小品或题跋等，文笔犀利，语言简练，极具个性特点，如《夏梅说》、《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等；纪游之作，为人称道的有《浣花溪记》。
第四节 散曲和民歌
明代散曲的作家和作品数量均超过元代，但明人所作北曲不能越出元人范围，南曲虽较清新活泼，但过多注重辞藻音律，不若元人豪放不羁。明代有成就的散曲家多集中在明中后期，著名的有陈铎、王磐、冯惟敏、薛论道诸家。
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会江苏邳县)人。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他能诗会画，精通音律，擅长制曲，教坊子弟称之为“乐王”。著有散曲集《滑稽余韵》、《月香亭稿》、《秋碧轩稿》等。《列朝诗集小传》说他“以乐府名于世，所为散套，稳协流丽，审宫节羽，不差毫末”。其散曲题材广泛，描写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及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水仙子]《瓦匠》：“在东壁上恰涂交，西舍厅堂初瓦了，南邻重修造。弄泥浆直到老，数十年用尽勤劳。金张第游麋鹿，王谢宅长野蒿，都不如手镘坚牢。”曲中描述了城市手工业者瓦匠的辛勤劳动，同时借物论理，抒发了因富贵人家的兴衰无常而引起的人生感叹。作者对社会上的各种“寄生虫”，如巫师、相面、烧丹、命士、葬士等，则给以辛辣的讽刺，如《相面》：
指鹿为马，随心判断，劈脸称夸，十人讲论荣枯话，九个全差。胡厮赖流星斗打，胡厮缠冷帐刮刷。闻着他名儿怕，生成的骨法，贫与富且由他。
这些作品构成一幅幅世态风俗画。正如陈铎自己在《刻陈大声全集自序》中所说：“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这一点是陈铎的散曲的特色，也是与元人散曲不同之处。
王磐（14707～1530），字鸿渐，号西楼，江苏高邮人。一生厌弃举子业，雅好词曲，精通音律，著有《王西楼乐府》。张守中在《西楼乐府序》中说他“妙达律吕，率意口占，皆合格调。每一传诵，人争慕之”。他的散曲多为自娱之作，富于诙谐风趣，具有“里巷之歌”的特色。[朝天子]《咏喇叭》最著名。
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说：“正德间，阉寺当权，往来河下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西楼乃作《咏喇叭》以嘲之。”作品写出权势者煊赫的声威，语多讥刺。江盈科《雪涛诗话》评王磐的散曲说：“材料取诸眼前，句调得之口头。朗诵一过，殊足解颐。”比较准确地指出了王磐散曲的特色。
陈铎、王磐是生活在明中叶的作家，而冯惟敏则是明后期散曲家的代表。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山人，山东临朐之。历官涞水知县、润州教授、保定通判。为官清正，对豪门贵族不事逢迎，遭到排挤。隆庆五年(1571)辞官归乡。著有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及杂剧、诗文多种。他的散曲在当时很著名。王世贞《曲藻》称：“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撺抢、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发之；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为白璧微纇耳。”《列朝诗集小传》也说他“善度近体乐府，盛传于东郭”。冯惟敏继承了元代豪放派曲家的传统。他的归田小令，写农家种种生活遭遇，现实性很强，如[玉江引]《农家苦》：
倒了房宅，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杌。陆地水平铺，秋末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樁儿不由人不叫苦。
又如[胡十八]《刈麦有感》：
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
作品如此明了写出农民的苦难命运，是很难得的，其中饱含了作者对受难百姓的同情。这种感情与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诗抒发的情怀有共同之处。作品语言浅近朴直，风格近似唐人新乐府。他的另一些作品如[玉芙蓉]《喜雨》写农家久旱后逢甘雨的喜悦之情，笔调轻快，又颇有几分宋人田园诗的趣味。
薛论道(1522～1573)，字谈道，别号莲溪居士，河北定兴县人。少能文，喜谈兵，后辍学从军三十年，守卫北部边疆，多建战功，官至神枢参将加副将。后遭排挤而辞官归乡。著有散曲集《林石逸兴》。他的作品多慷慨之气，或鞭笞社会世态，或描述塞外风光，或抒写怀抱，皆独具特色。如[黄莺儿]《塞上重阳》：
荏苒又重阳，拥旌旄倚太行，登临疑是青霄上。天长地长，云茫水茫，胡尘静扫山河壮。希遐荒，王庭何处?万里尽秋霜。
作品洋溢着爱国激情，意象苍凉壮阔，称得上是语意俱高的佳篇。
明后期较重要的散曲家还有朱载堉。朱载堉(1536一?)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并自称“狂生”。他是明王朝的宗室，其父因参与争夺王位被皇帝禁锢十九年。父死后，他不愿承袭王位，专心研究乐律和历学，写成《乐律全书》，完成了七音的学说。他的散曲生前未刊刻，以抄本流传，直到清道光元年(1821)才有人将抄本刊刻。他的散曲不是吟风咏月之作，大多是讽刺现实的，如[山坡羊]《钱是好汉》：
世界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其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山坡羊]《十不足》、[黄莺儿]《骂钱》等。
明代民歌很盛行，尤其是在明后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述此一情况说：“自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靖)、隆(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
明代民歌被明人视为明代文艺一绝。文学家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 、[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鸿绪《寒夜录》引)因此，不少作家如李开先、冯梦龙等都有许多模拟作品，并且开始搜集刊刻民歌作品集。现存明代民歌集有《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挂枝儿》、《山歌》等多种。在《盛世新声》、《词林摘艳》、《词林一枝》等曲选中也收有不少民歌。
民歌来自市井里巷，来自乡间僻野，现实生活的气息极浓。在流传的作品中有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的歌谣，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收录的《夺泥燕口》：
夺泥燕，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拽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丝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作品无情讽刺了剥削者诛求无厌的本质。又如《沅湘耆归集》载录的《—案牵十起》：
一案牵十起，一案飞十里。贫民供鞭垂，富有吸骨髓。案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
作品直接反映了明代吏治的残暴。明末李自成起义时的民歌，强烈地反映了苦难中的百姓拥护闯王，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意愿。如《明季北略》记载的《朝求升》和《绥寇纪略》记载的《吃他娘》：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在明代流行的民歌中，情歌占的比重很大。这类民歌大胆泼辣，表现出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如[劈破玉]《分离》：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又如[琐南枝]：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脱；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著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这些民歌感情强烈，比喻新巧，是文人诗歌难以企及的，为明代及以后的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第五节 晚明文社及作家
明朝末年，文社很多，其中以复社最为著名。复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系由云间几社、浙西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因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旨归，故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在政治上，复社作家自认为是东林党继起者，坚持和阉党斗争；明亡后，不少复社文人又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
复社的领导人物是张溥(1601～1640)，他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著有《七录斋集》。在文学方面，张溥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不满意当时作家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的风习，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实际上与前后七子一味模拟古人、只重文学形式的复古主义有所不同。他的散文风格质朴，有豪气，称名一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作品赞颂了苏州市民与阉党的斗争，肯定了死难者“有重于社稷”的历史价值；叙议结合，对比鲜明，为传诵名篇。张溥在当时的文坛上极有声望。《明史》本传说他“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复社之外较有影响的文社有“几社”。其社名的含义是“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杜登春《社事始末》。几社曾并入复社，但其成员不涉入政治派别之争，只专意取友会文，会友曾多至百人。在文学上，几社虽受前、后七子的影响不小，但并不专事模拟。代表人物有陈子龙、夏完淳，二人都是爱国志士。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明亡后，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后事泄被俘，不屈而死。著有《陈忠裕公全集》，曾和李舒章等编《明诗选》。陈子龙以诗饮誉文坛，尤长于七律。他于明亡前夕作《辽事杂诗》八首，流露了他对救国无人的深切忧虑；明亡后所作《秋日杂感》十首，表现了怀念故国的悲痛，如其四：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著渔舟。
诗篇雄浑苍凉，慷慨悲壮。朱笠亭在《明诗钞》中把陈子龙列为明代最后的一位大诗人，说：“余钞黄门(陈子龙)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高开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之大概也。”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松江华亭人。师事陈子龙。明亡时仅十四岁，积极参加抗清活动，明鲁王遥授中书舍人。后被清兵俘获，不屈而死，年仅十七岁。著述多种，近人汇辑为《夏完淳集》。他的诗文前期受复古主张影响，摹拟之作多；明亡后，诗文多悲壮动人，形成沉郁风格。《狱中上母书》是他临刑前写给生母和嫡母的信，文字血泪交织，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陈子龙遇难，夏完淳异常悲痛，写下著名诗篇《细林夜哭》，叙述了他们师生的情谊和抗清失败赴难的壮烈情景，悲而不哀，气上云霄。
晚明爱国作家还有张煌言等。张煌言(1620～164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著有《张忠烈公集》。他的诗文朴质悲壮，著名诗篇有《被执过故里》。他为自己的诗集《奇零草》写的序文，记叙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和编集经过，表现出爱国情怀。
在晚明融合“公安”、“竟陵”之长而独具风格的著名作家是张岱。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陶庵梦忆》、《琅嬛文集》、《西湖梦寻》、《义烈传》等。张岱生当明末清初，他曾自述一生云：“蜀人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自为墓志铭》）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明清之际许多文人的人生和心态的描述。晚明政治虽不可为，但一些文人生当此时只知一味沉溺于个人世界的享乐也实在不值得肯定。张岱的文章各体兼备，尤其长于人物传记，如《柳敬亭说书》和《王谑庵先生传》，前者写柳敬亭的超群技艺，十分传神，后者状王思任的言语神情，极“酷肖其人”。他的那些写景叙事的小品，更是明代小品文中的赏心悦目之作，为世传诵。譬如：《湖心亭看雪》写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文字简洁明净，富于画意诗情，深得宋代苏东坡散文之笔趣。
小品文在晚明曾盛极一时。张岱以及稍前的陈继儒、王思任和“公安”、“竟陵”诸家也都是写小品文的高手。这类文章，内容广泛，无不可状之物，无不可言之情，文笔轻灵，妙趣横生，思致精微，但在国运衰微江河日下的晚明，多少显得有些苍白而无补于世，正如后世所评说的：“晚明的小品固然轻松，却派不上大的用场。”（启功《启功讲学录》）古人有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那么，在国之将亡时的文学是不是也该多少有些哀痛愤慨的味道呢？文学固然不是救国救世的灵丹妙药，但文学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远离社会远离国家和民众的命运，这是文学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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