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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顾炎武等爱国作家的诗文
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推翻，清兵入关，并迅速统一中原大地和大江南北，这对于汉族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天崩地柝，青天霹雳。在这个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面前，他们震惊、怨愤、沮丧、消沉，有的奋起抗争，卧薪尝胆，意图恢复旧国；有的退隐山林，消极避世；有的屈节降清，再仕新朝。这些不能不诉之于歌咏，反映到诗文创作中去。因此，清初文坛上各色人等的诗文都或隐或现，或强或弱，不同程度地怀有故国沧桑、身世忧危之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色彩。
就诗歌流派而言，清初诗坛力矫明代空疏浅薄的陋习，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他们虽然也有宗唐、宗宋之争，但一般比较能够融汇贯通，转益多师，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为有清一代诗风重振的盛局开拓了道路。
清初诗坛上的代表人物，主要由遗民诗人和由明入清而又出仕清朝的诗人组成。
清初遗民诗人，据卓尔堪《遗民诗》中所辑录的作家有四百多人，作品近三千首。这些诗人，或以文见长而兼工诗歌，或本身是思想家而兼诗人。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从传统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气节出发，揭露清军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寄托故国哀思，抒发忠贞情感。有的作品揭示了易代之际人民饱受战祸的痛苦，具有慷慨苍凉、激楚悲壮的时代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是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等人。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诸生，参加过复社。清兵入关后，他先后接受了南明福王和唐王的委派，进行抗清斗争；同时也参加了昆山当地人民自发的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在江浙一带流转。五十四岁起，离开江南，奔走于鲁、冀、辽、晋、陕、甘等省，访问联络先朝遗老，观察地理形势，调查经济资源，窥伺清廷虚实，为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斗争做准备。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清王朝屡次收买他，均遭拒绝；他曾受到监视和文字狱的迫害，但始终不为所动。病死前他写有“传与儿曹记，无忘汉腊年”以明志。
顾炎武的诗有三大特点：一是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十之八九寓有强烈的家国兴亡之感，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他的严肃写作态度来源于他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见解。他在《日知录》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这是他为文的原则，也是他写诗的原则。二是他的诗取材颇为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敌忾，都在他的诗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如他的《大行哀诗》哀悼崇祯皇帝死难，却也给我们留下一幅明末社会的真实写照：
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明。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关门亡铁牡，路寝泄金滕。雾起昭阳镜，风摇甲观灯。已占伊水竭，真遘杞天崩。
他的《京口即事》记叙了史可法督师扬州时，明朝爱国臣民对收复失地的希望和信心：
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蚊浮。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揖正中流。
其三是他的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这个特点，也是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王夫之、归庄等所共有的。
顾炎武一生的业绩，虽然在学术上成就更大，着有《亭林文集》、《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被公推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人，但是其诗歌在我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地位。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刘基与他为明诗中首尾最突出的两家；冯志沂认为顾炎武的诗歌成就为清朝第一(徐嘉《顾诗笺注序》)，而林昌彝则认为他是“前明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射鹰楼诗话》)，都指出了他在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明末太学士，曾获州试第一。明亡后，绝意仕进，僻居海滨，苦吟度日。晚年诗作得到周亮工、王士祯褒扬后名声鹊起。有《陋轩诗》行于世。
吴嘉纪的诗歌，不仅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动乱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清兵暴行，歌颂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发了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且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海边以煮盐为生的灶户之中，自己的生活也穷困潦倒，因此他的诗相当深刻的反映了滨海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陆廷论序其诗曰：“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荚，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嘹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咏《舂陵》，何以过!”吴嘉纪的诗歌有真情实感，不事藻缋，在清初具有独特的风格，被人称作是“野人之诗”(吴周祚《泰州吴野人诗序》)。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介子，又宇翁山，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明诸生。清兵入粤，他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一度削发为僧，改名今种，字一灵。中年还俗，更今名。后度岭北游，入会稽，与祁班孙、魏耕等参与郑成功、张煌言水师进袭金陵之谋。事败，流亡各地，继续联络抗清志士。北游关中和山西时，与顾炎武订交。顾炎武在《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诗中称其“弱冠才名动九洲，纫兰餐菊旧风流”。屈大均虽然在清初遗民诗人中行辈较晚，但其地位与顾炎武、吴嘉纪相比肩，又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为三家之首。着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翁山文外》、《广东新语》等。
屈大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现存诗歌六千多首。他的诗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民族斗争精神。由于一生为反清斗争而奔波跋涉，险阻艰难，备尝其苦”，因此其诗不论是揭露清兵暴行，表现亡国惨痛，还是写人民苦难、个人遭际，都感情浓烈，慷慨有奇气。徐嘉炎在《道援堂诗集序》中说：“翁山少值流离，方袍圆相，走齐鲁燕晋诸地。所历残圩废垒，重关古戌，有可慨于中者，徘徊凭吊，长歌当哭，识者知其有托而逃。……酒酣可热，纵谈古今兴衰治乱忠孝节烈之事，往往吟性勃发，千年会赴。”
除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外，清初遗民诗人还有王夫之、黄宗羲、阎尔梅、归庄等，诗歌各具特色，取得了不同成绩。一般来说，清初遗民诗人的诗歌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在明末时功名都较低，而入清后或隐迹山林，孤身洁行；或隐忍埋名，志在复明，因此，他们的诗歌不是当时诗坛的主流派，其影响并不很大。
清初的散文以侯方域、魏禧与汪琬最为有名，号称清初三家。其中侯方域成就略高。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早年主盟复社，颇有文名。入清后，晚节不终，应河南乡试，中副榜。他没有勇气抗清，却也不愿在清朝作官，表现了软弱动摇的性格。他论文主张“才与法合”，认为“凡有真才必合于法，必达于理”(《倪涵谷文序》)。着有《壮悔堂文集》。侯方域的文章早年流于华靡，功力不深。晚年学习韩愈和欧阳修，比较有成就。他的散文优点是流畅通达，富于小说意味；缺点是深厚蕴籍不足。代表作品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所刻画的人物形象都很生动。
魏禧(1624～1680)，字冰叔；号叔子，又号裕斋。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隐居翠微峰山中，与兄祥、弟礼及彭士望、李蛟腾等九人讲学易堂，故有“易堂九子”之称；因兄弟三人均有文名，又有“宁都三魏”之称，而以魏禧成就最高。魏禧文章的特点是，内容多反映明亡时抗清殉明和坚持志节的人的事迹。而在行文上比较长于议论，叙事也颇生动。代表作品有《大铁椎传》、《燎衣图记》、《邱维屏传》等。均收在他的《魏叔子文集》中。
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尧峰，又号钝庵。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有《尧峰文钞》传世。他论文主张明于辞义，合乎经旨，“故其文大抵原本六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尽管他的散文思想过于陈腐保守，但善于叙事，语言朴素，结构严谨，尤注意事迹的考核，故一时碑传行状，多出其手。像《陈处士墓表》．《周忠介公遗事》均为其代表作。
清初散文作家除侯方域、魏禧、汪琬之外，还有廖燕、方以智、彭士望、姜辰英、周亮工、邵长衡等人，他们或卓然成家，或写有某些优秀作品，而总体成就不高，缺乏诗歌那种在明清易代之际令人振颤的长歌当哭的时代感。但清初散文大都反对明末浮靡的文风，推崇唐宋古文，对于开有清一代散文的风气，特别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 江左三家和王士祯
与遗民诗人生活年代相同而出仕清朝的诗人，在政治上向来为人所不齿，但在诗歌创作上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其中最有名的是被称作“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钱谦益(1582～164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又号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崇祯时官至礼部侍郎。福王时由于谄事马士英、阮大铖，升任礼部尚书。清兵渡江，钱谦益前往迎降，仍作礼部侍郎。不久辞归闲居，从事著述，并曾秘密支持抗清活动。作品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
钱谦益论诗，反对明七子所标榜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拟古主义理论及其作品给予了尖锐批判。他说：“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黄子羽诗序》)钱谦益的诗作则“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由于博采众长，自铸面目，他的诗歌风格雄伟奇诡，以典丽宏深见长。无论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创作，钱谦益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于改变明末诗坛的陋习，开创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钱谦益早年诗歌多应酬唱和与风花雪月之作。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动乱和个人升沉荣辱的大变化过程中，他的诗歌逐渐走向成熟，不仅在艺术上形成“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的特色，而且诗歌内涵丰厚深沉，故国沧桑，身世忧危，屈节事清而又眷恋故国，强烈的负罪感和恢复故国的责任心交织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汉族知识分子复杂的心态。最能体现他后期诗作特点的是收入《投笔集》的大型七律组诗《金陵秋兴》(《后秋兴》)一百零四首。如《后秋兴》之十三：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搓。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茄。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依银轮哭桂花。
诗歌写桂王朱由榔被杀消息传来后诗人的悲恸和失落，语言华艳沈郁，富于形象性和暗示性，具有强烈美感。
钱谦益的《金陵秋兴》和杜甫《秋兴八首》韵至十三迭之多，就其体制和气魄而言，为历来七律次韵所从未有，可见其艺术上的纯熟。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福王时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辞官归里。明亡后，隐居不出。顺治十年，被迫应召，授秘书侍讲，后任国子监祭酒。三年后，丁母忧南还，再也没有出仕。吴伟业同钱谦益一样，都因屈节仕清，晚年愧疚不已。《清史稿·吴伟业传》云：“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然而吴伟业早年参加过复社，是张溥的弟子，对温体仁一派党羽作过斗争；晚年的仕清主要来源于软弱动摇的性格，与钱谦益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吴伟业一生作品很多，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余》、《绥冠纪略》及戏剧《秣陵春》等。
吴伟业的诗歌以明清易代之际为界有很大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而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是明亡后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的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清兵入关以及亡国之惨痛、屈节仕清之幽愤，写得如泣如诉，极富形象性。如《永和宫词》、《洛阳行》、《萧史青门曲》直接描写南明后妃王族的悲哀；《圆圆曲》、《松山哀》写吴三桂、洪承畴事；《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写杨廷嗣、卢象升、孙传庭事；《芦州行》、《捉船行》、《临顿儿》、《堇山儿》写兵荒马乱之际人民流离困苦之状。由于吴伟业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现象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有人称其诗为“一代诗史”。
在吴伟业的诗歌中，其歌行体成就最高，当时称为“梅村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吴伟业诗歌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吴伟业由于熟谙音律，对戏剧、曲艺音乐都很内行，因此，其诗作在音韵上很讲究，读起来音节浏亮，韵调婉转跌宕，往往与内容上的各种转换表里相生，“而古诗擅长处，尤妙在转韵。一转韵，则通首筋络，倍觉灵活”(赵冀《瓯北诗话》)。他的《圆圆曲》、《织妇词》、《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都具有这个特点。
吴伟业诗歌的缺点是，部分作品词藻太华丽，又好用典，读起来有繁花损骨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吴伟业自己也有觉察，他曾说其诗“虽为世士所亲，然镂金错采，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杜溶《祭少詹吴公文》)。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进京，他因迎降被授大顺政权直指使。清兵入关，他又归顺清朝，累官至礼部尚书。龚鼎孳政治上反反复复，无气节可言，但官运亨通，能邀时誉。有《定山堂集》。他的诗歌多燕饮酬酢之作，也有少量清新蕴藉的写景抒情作品。与钱谦益、吴伟业相比，龚鼎孳不仅辈份最晚，其诗歌的成就和影响也远不及前两人。只是因为有所谓“江左三大家”之称，赖以附骥罢了。
康熙年间的后半叶，清朝政权逐渐巩固，除了少数仍存的遗民诗人所写作品仍念念不忘故国，一些新起的诗人作品中，民族意识渐渐淡薄。在宇内一统、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影响下，诗坛上明季遗民的慷慨激昂、凄凉激楚之音，逐渐让位于歌颂升平、风华典雅的新声。此期间的著名诗人，较早的有宋琬和施闰章。宋琬(1614—1673)，山东莱阳人，有《安雅堂集》；施闰章(1624～1689)，安徽宣城人，有《学余堂集》。他们当时齐名，号“南施北宋”。王渔洋称：“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池北偶谈》)稍后，则有所谓“南朱北王”之说，“南朱”，指朱彝尊，“北王”，指王士祯。此外，尚有查慎行、吴兆骞、赵执信等。而名声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稹，后因避讳，改为士正，干隆时诏命改为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由扬州司理逐渐升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作品有《带经堂集》、《渔洋精华录》、《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诗话》等。
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而其渊源则本于司空图和严羽。他鼓吹“妙悟”、“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最能体现王士祯“神韵说”理论，并且写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绝句。而这些七言绝句大多数是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的。如《再过露筋祠》：“翠羽明挡尚俨然，湖云祠树碧如烟。行人系揽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碧莲。”《真州绝句》其四：“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都写得古淡自然，清新蕴藉。他的成名作是《秋柳》诗：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祗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萝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羌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这一组诗将憔悴秋日的感伤、美好春日的幻灭，写得旖旎缠绵，低徊婉深，极富于流动的美感。据说此诗写成后，和者甚多，广泛传播于大江南北。
王士祯诗歌的突出缺点是，过分追求典雅和神韵，以致丧失了诗的真情实感，忽略了内容的充实。关于这一弱点，袁枚的话最尖刻，也最能切中要害。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书》中说：“阮亭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是也。惟其假，故不喜杜、白两家之真。”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又说：“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没有真性情，缺乏真正的现实生活的感受，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是王士祯诗作的主要缺点，也是“神韵说”诗歌理论的主要弱点。
当王士祯领导诗坛，“神韵说”风靡一时的时候，在创作上与之相异、在理论上与之相诘难的是赵执信和查慎行。
赵执信(1662～1744)，字仲符，号秋谷，晚年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后因国丧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以致后来漂泊江湖，落魄不偶。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叹。作品有《饴上堂集》、《谈龙录》等。赵执信反对王士祯“神韵说”的虚无缥缈，主张诗中要有人在，诗外要有事在，不能单纯只讲意境。他的诗作也较注意反映现实，有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像《氓入城行》就描叙县令带着爪牙下乡搜掠，而老百姓在忍无可忍时“一呼万应齐挥拳”的造反行动。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他和王士祯诗歌说：“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想碊刻为主。”正确指出了他的诗歌与王士祯不同的风格。
查慎行(1650—1720)，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更今名，字悔余，号初白。浙江海宁人。早年为谋生曾从军西南，中年历游大江南北。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苏诗补注》等行于世。查慎行曾受学于黄宗羲，宗宋诗，对苏轼尤有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观其一生之力，补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查慎行的诗歌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五老峰观海绵歌》，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建溪棹歌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以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力也最有成就的作家。
第三节 清前期的词派和词人
清代是中国词学复兴的时代。首先，它拥有数量极为可观的词作家和词作。清初蒋景祁选编《瑶琼集》，仅收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词，已得五百零七家，二千四百六十七首。而叶恭绰辑《全清词钞》则收得清人词集近五千种，存三千一百九十六家，选词八千二百六十多首。其数量较之《全宋词》多出两倍多。其次是，它在词学理论上也获得了大丰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说：“国初诸老，多究心于倚声。取材宏富，则朱氏《词综》；技法精严，则万氏《词律》；他如彭氏《词藻》、《金粟词话》及《西河词话》、《词苑丛谈》等类，或讲声律，或极艳雅，或肆辩难，多有可观。”至于后来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介存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话》以及万树编的《词律》，立论精辟，阐幽明微，也都是词学上可观的理论著作。另外，清代在词作的整理和编印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晚清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辑《疆村丛书》、江标辑《宋元名家词》、吴昌绶、陶湘所辑《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等，大都校勘精审，称为善本，为后代所推重。
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标举北宋欧阳修、苏轼，兼尊南唐二主，重视探索词的创作规律，摒绝浮华，清丽自然，以凄婉之神抒亡国之痛，产生很大影响。同时的屈大均、王夫之、钱谦益、宋琬等人的作品，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而兴-亡之感、悲抑之情，或雄深苍凉，或慊恻凄怆，在词坛上对明末的陈腐浅露词风给以强劲的冲击，奏响了清代词学中兴的序曲。
清初词坛上，势力最盛、影响最大、真正廓清了明代词坛上遗习而树立了清代词坛风气的是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他的诗词写得都好，而词成绩更高，影响也更大。他的词标榜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又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为推行其主张，朱彝尊曾纂辑唐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他的词集，有《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和《蕃锦集》四种，存词五百余首。
朱彝尊的词，一般存在着过分侧重于形式的毛病，精巧有余而沉厚不足。但也有的词写得字琢句练，精工隽永。在他的词集中，《蕃锦集》为集句词，最不足道。《茶烟阁体物集》是咏物词，很少寄托。这两部词集都内容贫乏，脰饤柔弱的习气很浓重。朱彝尊较好的词作大都集中在《江湖载酒集》和《静志居琴趣》二集中。《江湖载酒集》多吊古抒情之作，感慨明亡，寄托遥深。如《消息·度雁门关》、《卖花声·雨花台》写得疏朗凄清，意蕴丰富。《静志居琴趣》多爱情之词，不少作品写得婉深恳切，圆转流畅，如《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据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三及《清词玉屑》卷七，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多为他的小姨冯寿常而发。冯寿常字静志。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静志居诗话》二集得名的来由，也可能与此有关。
当时与朱彝尊在词的理论上一致、创作风格也相近的还有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沉嗥日、沉岸登，与朱尊合称为浙西六家，互相唱和，互相标榜，风靡一时，但创作成就并不很高。
朱彝尊之后，浙西词派中较有成绩的还有厉鹗。厉鹗的词论也崇尚南宋，推崇周邦彦和姜夔。他说：“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厉鹗在词的创作上过分偏重于形式与技巧，字句工炼，审音叶律，而意境不是很深沉阔大。
陈维崧(1625一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的父亲陈贞慧，明末以气节着称。陈维崧早年生活较优裕，词也多风月旖旎之作。中年之后，落拓不羁，词风转向豪放。康熙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检讨。
陈维崧学识鸿富，才气纵横，长调小令，都颇擅长。他使用过的词调，计四百六十种，创作的词达一千六百二十九首，无论采用词调之多，还是创作词作之丰富，历代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得上他。他的词模仿苏轼和辛弃疾，风格尤其近于辛弃疾，高语豪歌，雄浑苍凉。过于前人之处尤在于，前人表现豪放的情怀，多用长调词；而陈维崧长短并用，且能在极短的小令中表现豪壮之情，而又使人不觉其粗率。比如小令《好事近》：“我来怀古对西风，歇马小亭侧。惆怅共谁倾盖，只野花相识。”《点绛唇》：“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驿口，黄叶中原走”。“断壁崩岸，多少齐梁史。掀髯喜，笛声夜起，灯火瓜州市”。均能以寥寥数语便表现了开阔宏大而复杂的怀古情绪。陈维崧的词虽然以豪放为主，但也能写出清真雅正、旖旎婉转的类似秦观、柳永风调的词，使人几乎怀疑不是出自于他之手。而在这种地方，正展现出作者的才力游刃有余，不为形式所限，具有多种风格。陈维崧的词以抒写身世、吊古感怀和赠送飘泊江湖艺人的作品较好。如《贺新郎·纤夫词》，作者以同情人民的态度、雄厚的笔力，描绘了封建统治者在战争时期强虏船夫、破坏生产的暴行，写出了在无力反抗的高压环境下，丁男病妇忍痛告别、向神祈祷平安归家的惨状。《贺新郎·赠苏昆生》，则悲歌慷慨，借苏昆生的境遇，诉知己，哀沦落，寓故国之思，沉郁激宕。由于陈维崧作品多，其中也有不少应酬之作和消极的内容，有的在技巧上失之粗豪，缺乏必要的含蓄，这些都是陈词的缺点。
风格与陈维崧近似，同属于阳羡派的较有名的词人有任绳隗、徐喈凤、万树等。
清初词坛，在阳羡派和浙西派以外，还有以南唐李煜词风着称、独树一帜的纳兰性德。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满州正黄旗人。他论词推崇李煜，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之，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他的词的风格也近于李煜，善于用白描手法抒情，流动自然，没有雕琢。比如他的《长相思》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纯用口语，朴实明净，而凄惋的乡情、边塞的风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极赞此词，认为“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习，故能真切如此。”纳兰性德的词以低回凄惋的爱情和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内容见重，词调则以小令为主，某些长调的词，写得也很见功力。缺陷是生活面比较狭窄，也过于伤感。
清初词人风格接近于纳兰性德的有王士祯、毛奇龄、彭孙通，顾贞观等人。其中顾贞观的成就较高。他与纳兰性德是忘年交，词重白描，不事雕琢，而沉郁蕴藉稍逊纳兰。他所作《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离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二首曾被广为传诵，被认为是“可以泣鬼神”的“千秋绝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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