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班固的生平和创作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班固出身于仕宦之家。曾祖班况，汉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祖父班稚，哀帝时作过广平相，平帝时王莽擅权，归相印，补为延陵园郎。父班彪，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者。东汉建立之初，群雄割据，班彪到天水依附军阀隗嚣，他见隗嚣有割据称帝之心，就写了《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以此来劝说隗嚣。隗嚣不听，他就到河西投靠大将军窦融，劝说窦融一心事奉汉朝。窦融所上奏疏，都出自班彪之手。江武帝刘秀因此很欣赏班彪之才，拜他为徐令，因病而免官，后来班彪又作过望都长，年五十二，卒于官。班彪喜爱著述，有志于史学，他曾经续补《史记》，作《后传》数十篇。在《后传》中，班彪评价了司马迁和《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才也。”同时又批评他“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由这些话可以看出班彪的封建正统观念及史学思想。这些思想以及《史记后传》对班固的思想和《汉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班彪还喜爱辞赋，有《北征赋》传世。
班固是班彪的长子，“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由于博学，他深受时人推重。
班固二十三岁时，班彪去世。班固回到乡里，潜心研思，决心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写史工作。既而有人告他私作国史，他因此被投入京兆狱中，藏书也被抄没。其弟班超驰赴京师，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写史的意图，同时郡守也把班固已写出的书稿献上去，明帝看过之后，很欣赏班固的才能，认为他的书有益无害，于是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撰写《汉书》。此后班固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他逝世前基本上写完了《汉书》，剩下一部份“志”和“表”，是他死后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弟子马续完成的。
汉章帝即位后，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仁义，令群儒讨论五经异同。班固参加了会议，事后奉诏将讨论的情况整理为《白虎通德论》，这是东汉经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汉军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今外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班固作《封燕然山铭》。永元四年，窦宪犯罪自杀，班固也受牵连而免官。班固平时不注意教训约束子弟，诸子多不遵法度，官吏深以为患。窦宪死后，他的宾客故人都被逮捕，曾受过班固家奴侮辱的洛阳令种兢乘机将班固逮捕入狱。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的散文还有《奏记东平王苍》等。他又是著名赋家，曾作过《两都赋》、《答宾戏》和赋体文《典引》。此外，他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
第二节 汉书的体例和内容
《汉书》是《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史记》的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死后，很多人都在缀集时事而续写《史记》，但没有人想到要写一部汉朝的断代史。班固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他不满意司马迁把汉朝统治者列于春秋战国的国君之后，和秦朝、项羽并列，并且只是记载到汉武帝时代为止，因此，要写成一部汉代的历史。这样做，有歌颂汉朝功德，维护汉朝正统地位的用意，在编写体例上，则是对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学的创造性发展。此后，我国封建时代的正史，都沿用了《汉书》的断代史体例。因此，后来人们一直把“班马”、“《史》《汉》”并称。
《汉书》的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记载了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全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把其中较长的篇目一分为二，分全书为一百二十卷。《汉书》在体制上基本上承袭了《史记》，但又有所改变。首先是取消了“世家”，把它们并入“列传”。这反映了汉代的诸侯王已不同于先秦诸侯的现实，也表现了班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态度。其次是根据以大汉王朝为正统的思想，整齐了体例。例如《史记》把项羽列为本纪、陈涉列为世家，《汉书》则合为《陈涉项籍传》，《史记》把吕后、惠帝分别列为本纪，《汉书》则只保留《惠帝本纪》，把吕后的事迹并入其中，不再另立本纪。另外，《汉书》改《史记》中的“书”为“志”，并增加到下篇。这十篇“志”同《史记》中的“书”一样，是记载典章制度的文化史，但它们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穷本探源，不少地方；较《史记》提供了更完整、更丰富的史料。例如《汉书·食货志》虽主要根据《史记·平准书》，但材料更为系统、更为具体，成为研究秦汉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根据刘歆《七略》创立的《艺文志》和根据《尚书·禹贡》等材料创立的《地理志》，都是《史记》中所没有的，是我们研究有关学科的重要资料，也是班固对保存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贡献。
《汉书》是《史记》之后第一部可与之媲美的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但二者又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作者的思想也有较大差异，这就使《汉书》表现出与《史记》不同的思想特征。
和《史记》相比，《汉书》更多地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记载历史、评判是非。班固生活在东汉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朝廷大力提倡经学，推行德治教化。班固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他由衷地拥护刘氏政权的正统地位，极力维护当时统一安定的局面。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汉书》高度评价汉朝的历史地位，热情赞颂为汉朝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皇帝和大臣。例如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以及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司马迁都是批判、暴露多于肯定、赞扬。而班固则充分肯定刘邦为建立汉朝作出的巨大贡献，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历史功绩，称赞汉武帝时的人才之盛。这些颂扬，绝不仅仅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而是班固以史家的目光考察历史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汉朝在秦朝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经过前后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空前强盛的局面，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班固总结历史，高度评价汉朝的历史地位，极力维护统一的刘氏政权，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汉书》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主要着眼于社会的秩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书中对当时的皇权、对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也是极力维护的，而绝不去赞美不符合“正义”的人物和行为。例如《汉书·游侠列传》就与《史记·游侠列传》的观点截然相反。班固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上下尊卑各有等差，人人安守本分，“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人们应以国家的法令为行为准则，绝不允许“以武犯禁”的游侠存在。因此，他对那些“竞逐于京师，驰鹜于阎闾”的游侠深恶痛绝。他说，郭解这样的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在他看来，游侠虽有一些优点，但他们“不入于道德”，其杀身亡宗完全是咎由自取。这种看法和司马迁的出发点迥然有异，司马迁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游侠身上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而班固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立场上，否定游离于法令之外，自行杀罚之权的行为。班固的观点更多地体现了东汉前期要求安定统一，厌恶动乱的社会思潮。
东汉前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流行，社会上出现了崇道德、重名节的风气。受其影响，《汉书》注重表现讲节义操守，品德突出，特立独行的人物，尤其重视那些忠君爱国，气节坚贞，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例如《苏武传》写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拘留，历经十九年，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惜以生命来维护汉朝的尊严，终于胜利回归祖国。文中以对比的手法记述他在匈奴和李陵的接触：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荒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
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对他倍加同情，并因此而受宫刑。在司马迁的笔下，李陵简直成了一个英雄。而在《汉书》中，苏武的堂堂正气使李陵羞愧难当。正是由于班固的弘扬，苏武的民族气节在历史上熠熠生辉。《汉书》这样大力歌颂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国家强盛时期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班固对忠君爱国思想行为的褒扬，同样也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弘扬民族正气的成份。
和《史记》一样，《汉书》也是一部带有作者独立见解的实录之书。班固非常推崇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在《汉书》中能够尊重历史事实，在真实记载汉朝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暴露了统治者的种种罪恶，对西汉后期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荒淫和昏庸、佞幸和外戚的专横跋扈、恣意妄为，都有所揭露和批判。例如《佞幸传》中描写董贤凭借姿色受到哀帝宠幸，不仅个人飞黄腾达，而且亲友也鸡犬升天，一时权倾朝野，而正直的丞相王嘉反被无辜处死。又如《外戚传》描写西汉外戚间残酷的争斗与倾轧，记述了发生在宫闱中的种种秽行，揭露了统治者的残忍狠毒。在这些传记中，班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这些罪恶根源——皇帝。即使对建立了巨大功绩的汉武帝，班固也没有一味歌颂，在记载他的种种事迹时偏偏不讲他的武功，这实际上反映了班固崇尚德治，反对暴力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的《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反对滥用武力，提倡礼义教化和以德服人，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也是东汉前期的社会思潮，班固以此为标准来评价西汉的皇帝，对汉武帝的赫赫武功避而不论，这恰恰说明班固是一个有思想、有胆识的作者。
第三节 《汉书》的写作特点
在二十四史中，《汉书》的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史记》。做为一部历史散文，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着足以令人称道的地方。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在叙事中注重人物刻划的传统，常在传记中通过富于个性特征的行动和语言突现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他特别推崇那些忠君爱国之人、特立独行之士，憎恶荒淫昏暴的帝王、外戚和幸佞，尤其痛恨篡权窃国的“乱臣贼子”，每遇这种人物，都要尽全力刻划，使其形象格外鲜明。书中的《李陵传》、《苏武传》、《霍光传》、《外戚传》、《王莽传》等，都写得深具匠心，相当精彩。《苏武传》写苏武被拘匈奴十几年，历尽艰险，终于重返汉朝，生动表现了他坚贞不屈、不惜用生命维护国家尊严的崇高品质。文中写苏武在生死的考验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动摇：
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氲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班固把苏武置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上，通过他威武不屈的行为，表现其崇高气节。此外还运用细节描写来展现苏武的精神面貌，写卫律举剑刺苏武，用“武不动”一个细节，就表现了苏武的勇敢镇定和作为一个大国使者的威严。文中人物的语言也经过精心设计，十分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和精神世界。卫律之言作威作福，凶恶而后无耻；苏武之言则义正辞严，掷地有声，生动地表现了他的堂堂正气。
但象《苏武传》这样绘声绘色，尽力渲染的作品在《汉书》中毕竟不是很多，作为东汉前期的散文，《汉书》不象《史记》那样雄肆奇崛，骀荡疏宕 ，而带有典雅浑厚、细密详赡的特点。班固在叙事中往往不动声色，侃侃而谈，但通过具体而微的描写、生动传神的细节，把人物的个性、神情、心理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如《陈万年传》中为了刻划陈万年的谄媚，便安排了一段他在病中训子的细节：
万年尝病，召（其子）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作者没有直接发表议论，也没有故意夸张声势，完全是在平静客观的叙述中，活画出一副专以谄媚为事的封建官僚的嘴脸。陈万年父子的一怒一答，写得一本正经，读之却令人哑然失笑。象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汉书》的风格。
在叙事方面，《汉书》不像《史记》那样追求情节的奇异，也不像《史记》那样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而是在平实细密的叙述中再现历史的风貌，班固特别善于以史家的目光洞察历史的发展，在叙事中准确地交代关乎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文献资料。因此，《汉书》的文章不像《史记》那样铺张渲染，但却自有一种典雅富赡、娓娓而谈的风格，比《史记》带有更多的学术性。例如贾谊在《史记》中和屈原同传，司马迁从怀才不遇的角度把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物放在一起来写，在贾谊传中又收录了他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这样，贾谊在司马迁笔下就成了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贾谊传》就成了司马迁寄寓人生感慨的作品，又象一篇文学家的评传。但在《汉书》中，则突出贾谊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特点，文中不录贾谊的辞赋而录其《治安策》，以表现贾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同时也使人从中了解汉初政治的特点。这就比《史记》的《贾谊传》更具历史文献的特色。又如《史记》把董仲舒放在《儒林传》中，给他一个不太显眼的地位，而《汉书》则专门给他立传，关在传中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对策，这样，就突出了董仲舒在汉代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同时也为研究汉代学术和董仲舒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这一点上，班固比司马迁显然更具史家的见识。《汉书》的《扬雄传》也是一篇善于叙事、学术性很强的作品。文中记载了扬雄一生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对其成就和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为了表现扬雄的学术及创作经历，文中收录了扬雄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在作品之前，都要交代创作背景和动机。扬雄论赋一段，表现其创作思想的变化；《解嘲》和《解难》两篇作品，则交代扬雄的人生及艺术旨趣。由此使人看到扬雄一生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全文大部分内容是直录扬雄的自传，这是由于班固完全赞同扬雄的自我评价。传后的赞语，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扬雄恬于势力，好古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人生追求；二是扬雄生前寂寞，其文章不为人所重，身后必以文章成名。对这两点班固也未作直接评论，而是引述当时名人如刘歆、桓谭的看法，以增强说服力。全文始终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论述，即扬雄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和不合于流俗的人格特征。这样的文章，即突出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也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汉书》之叙事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汉书》的语言比《史记》更为简洁整饬。书中有些传记袭用了《史记》的原文，但行文更为简洁，大大缩短了篇幅。班固又爱用古字和骈句，使文章显得富丽典雅，读起来虽不如《史记》浅豁生动，但也别具风味。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值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比较准确的概括了《汉书》的文章风格。
和《史记》一样，《汉书》在后代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当作古文写作的典范。
第四节 其它史传散文
除了《史记》和《汉书》，汉代还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史传散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西汉后期，刘向著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这是三部分类编撰的历史故事集，所收多为先秦旧事，但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润色。刘向编辑此书，本为劝戒人主，正纲纪，迪造化，因而书中有不少封建伦理说教，但也有很多富于教育意义的积极内容。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说苑》中的“螳螂捕蝉”、《列女传》中的“孟母三迁”、“鲁黔娄妻”，都很有教益。这几部书叙事简练传神，并注意在叙事中刻划人物，有些故事颇具小说色彩。如《列女传·珠崖二义》写珠崖令后妻和前妻之女临难时竞相承担罪责，争死让生，其语言、心理、神态及周围人的反应都写得历历如现。又如《说苑·立节》中写杞梁妻痛哭杞梁，“城为之圮，而隅为之崩”，更富于浪漫色彩。这些作品开了魏晋小说的先声。
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还有范晔的《吴越春秋》和表康的《越绝书》。前者主要记叙春秋时吴越争霸史事，其中附益了较多的传闻，并加以虚构、夸张。书中记叙、描写细致入微，情节生动离奇，人物刻划也颇见功力。后者主要叙吴越两国历史，间及楚国史事。其中也有不少轶闻传说，有的故事颇富浪漫气息。其文章博丽奥衍，纵横排宕，不乏精彩片断，如书中胡风子向楚王论剑一节，采用主客问答方式，极力铺陈排比，夸张藻饰，很象一篇辞赋。这两部作品在写法上都更近于小说，表现了历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趋势。后世不少小说、戏曲都是根据其内容改编的。
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后代有影响的历史散文的变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光武帝刘秀封泰山的经过。其中对登山经过及沿途所见作了细致描绘，对泰山景物的刻画相当生动逼真，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壮丽多姿的山水画卷。此文被看作古代山水游记的滥觞，但从形式与功用来看，仍属记叙重大事件的历史散文。
东汉还出现了一种为人物而作的碑文。较早的碑文以颂扬死者为主，例如东汉中期，崔瑗作《河间相张平子碑》，其中即称颂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东汉后期的碑文开始加入生平事迹，有了人物传记的性质。蔡邕的碑文最能代表这一变化。其中虽仍有不少颂扬成份，但叙事简要有体，基本脱去了秦汉纪功碑文的痕迹，而带有人物传记的特点。他的《郭有道林宗碑》是此类文章的代表。文中盛赞郭泰：
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砺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景坿，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由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而高峙。
郭泰是当时士林领袖，声望极高，但他不愿仕乱朝、涉危世，而以高蹈尘外为乐。作者对此备加赞赏。这些称赞无疑也反映了作者人生追求的一个方面。由于作者对主人公由衷敬佩，文中融入真情实感，也给使碑文这种应用文字增添了艺术情趣。蔡邕曾自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后汉书·郭泰传》）这类作品对后世碑铭圹志这类传记散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带有小说色彩的杂史、笔记也在东汉后期纷纷出现了。
汉代的史传散文不仅成就卓著，而且丰富多彩，它们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