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种说法。目前学术界一般采用前一种说法。其卒年大约在武帝末年。这个时代正是汉代最繁荣强盛的时期，是人材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也是汉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重大举措，历史发生巨大转折，各种矛盾充分显露的时期。时代为司马迁写《史记》创造了条件，造就了司马迁这个文化巨人。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其家族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著名的将领，四世祖司马昌，作过秦朝的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朝担任主管市场的市长。祖上的这些经历，也会影响到司马迁对军事和经济问题的兴趣。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恢复了家族的史官传统。司马谈生当黄老思想流行的西汉前期，其思想兼采各家而偏重于黄老。他著有《论六家要指》，文中评价了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学派，认为前五家在治理国家方面各有短长，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事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这篇文章。
司马迁少年时生活在故乡，在父亲的指导下，十岁开始诵读古文经传；二十岁时，用几年时间作过一次远游。南至今天的湖南、浙江，又北上安徽、山东，经河南回到陕西。这次远游，极大地开阔了司马迁的眼界，使他了解了各地的民情和史料。二十七岁时，司马迁入仕为郎中。他多次随从武帝出游，命出使西南夷。这些经历，进一步增加了他对各地山川地理、历史掌故、人文风俗的了解，为日后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时，司马谈病危，他在病榻前向司马迁交代了自己想写成一部历史著作的遗愿，对他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流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遗嘱。两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他首先参与了《太初历》的修订，到了太初元年（前104），他继承父志，发扬孔子作《春秋》的传统，开始写作《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司马迁头上。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后来又投降了匈奴。武帝大怒。司马迁当武帝问及对此事的看法时，“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不料却触怒武帝而下狱，定为“诬上”之罪。家贫无以自赎，交游莫救，最后被处以宫刑。司马迁出狱以后，任中书令，他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巨大痛苦，继续撰写《史记》。征和二年（前91），任安犯罪将被处决，给司马迁写信求助，司马迁作《报任安书》，诉说自己无辜受刑的悲愤，表达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决心：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节，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积，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衰之纪，上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弄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这段话表明了司马迁的人生观、创作观以及《史记》的有关情况，是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资料。司马迁把立名当作最高的人生追求，他认为为了实现最高的人生目标，可以不顾世俗观念的束缚，可以隐忍苟活。他还认为历史上的著名作者都是作者在逆境中发愤而作，因此，他把著述当成实现人生价值，与现实抗争的手段。他写作《史记》，不光是为了记载历史，而且要通过《史记》一书，全面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创立自成体系的思想学说。带着这样的目的，他发愤著书，用《史记》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此后不久，司马迁即与世长辞。他的著作，除《史记》和《报任安书》，还有《悲士不遇赋》及《素王妙论》佚文一段。
第二节 《史记》的体例和内容
《史记》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它以王朝和帝王的更替为线索，按年代记载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世家记载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列传是各种人物传记，其中所记载的人物，都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品行高尚，卓异出群，有志向、有才干，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表分为世年表和月表，它按年月顺序，提纲挈领地列举历史大事，以便更清楚地表现历史发展的线索，补充本纪、世家和列传的不足。书分门别类地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专门史的性质。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先例。司马迁通过上述五种体裁，囊括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记载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事迹。同时，他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道德、宗教、民族、天文、地理、学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包容在《史记》一书之中，极大地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史记》之后，我国历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沿用了司马迁开创的体例。凡是研究汉代以前的历史的，不论涉及哪个学科，都不能不参考《史记》。宋代郑樵在《通志》中说：《史记》“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这些论断都说明《史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进行《史记》的创作。他在《史记》中通过史实的记载来表达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看法，寄托自己的理想。司马迁的思想博大深邃，总起来看，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非常推崇孔子，还深通汉代经学，但他又广泛地吸收融会了其他思想学说，并且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他的思想绝非一家一派的学说所能容纳。《史记》多方面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
司马迁在考察历史发展原因的时候，非常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变动、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天。他在《楚元王世家》中明确指出：“国之将兴，必有祥祯，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人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认为国之安危在于政令是否正确，用人是否恰当。司马迁在分析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称帝之后，在一次宴会上让臣下总结汉胜楚败的原因，臣下纷纷称颂刘邦的功德，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性，攻必怪，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段话代表了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刘、项二人胜负的原因就在于善于和不善于用人。在《项羽本纪》等篇中，他还记载了项羽坑杀降卒，以及“所过无不残灭”，致使“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终于失去民心，走上绝路。在《项羽本纪》篇末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深刻指出项羽的失败是由于他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不同意项羽所谓“天亡我”的说法，也就是认为成败在人不在天。
司马迁也非常重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货殖列传》中，他指出，追求物质财富，满足生活欲望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同一篇传记中，他又指出，正是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刺激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他分析了中国各地不同的物产，然后指出：
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认为，这种自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使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这就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平准书》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先从大禹时代讲起：
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了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齐桓公用管仲之谋……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
这里完全从经济方面来分析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司马迁又进一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记载汉代政治的变迁。《平准书》中先讲汉初经济凋弊，国家财用匮乏，因此采用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得到发展，国家财力雄厚，人民富裕，于是，汉初的无为政治结束了，朝廷开始大规模地对外用兵：
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这里指出，汉武帝时的对外用兵，是由于经济实力的强盛，而不是由皇帝个人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对外用兵，导致了国家财用不足。朝迁为增加财用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于是又任用酷吏。司马迁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汉代政治变化背后的经济原因，表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卓越见识。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的思想倾向。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分裂终于走向了统一。到了司马迁的时代，汉朝作为一个统一强盛的大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深刻见识，热情歌颂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衷心拥护国家的统一。同时，他又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影响，主张大一统。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倾向鲜明地体现在《史记》的编撰当中。《史记》打破了先秦史书分国记事的形式，代之以纪传体通史。它记载的史实从黄帝时代开始，至汉武帝时期，以王朝的更替为线索，把上下三千的历史贯穿起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正统的政权，它的统治者被立为本纪。这种体例安排体现了司马迁维护国家统一和大汉王朝正统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这一思想倾向还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上。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匈奴、朝鲜、大宛、西南夷、东越、南越等都立为列传，这种安排就旨在说明这些地区与汉朝是一个整体，那里的君长也是汉朝的臣民。司马迁一再宣称上述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表现出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司马迁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方向就是与中原地区实现统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赞南越、东越和西南夷的国君能顺应历史潮流，向汉朝称臣，与中原统一。相反，他对那些发动叛乱，搞分裂割据的诸侯王给予猛烈抨击。对晁错的削藩建议，对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功绩和汉武帝的削藩措施，他都给予肯定和赞扬。司马迁拥护同家统一是认为统一有利于国计民生。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先是叙述汉初由于连年征战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然后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他看到统一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大力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在政治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的进步思想，他主张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进而提倡儒家官天下的理想政治，颂扬尧舜时代的天下为公。在汉代的皇帝中，司马迁最喜欢的是汉文帝，因为他在位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又能虚心纳谏，仁厚爱民。司马迁不喜欢的是汉武帝，因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任用酷吏，实行苛酷的法家政治。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序中写道：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他认为，统治者应该用道德礼义教化人民，而不应以严刑峻法来限制人民。与此同时，他还要求统治者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人。《鲁世家》中记载周公教导其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认为统治者不应把自己的地位当作“骄人”之资，而应运用自己的权利为民造福。《五帝本纪》以极大的热情叙述民尧、舜禹等古代圣君的事迹，歌颂他们不辞辛劳，为民造福，赞扬他们大公无私，实行禅让，把天下传给百姓拥护的人。其中写尧决定传位于舜的一段最为感人：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尧不以天下为私产，为天下人之利而牺牲儿子之利。这正是汉代儒家大力提倡的官天下和禅让的主张。司马迁对此极为推崇。出于这种思想，他极为赞赏后代那些让国的行为。《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父的长子、次子太伯和仲雍为使弟弟季历继承君位，双双出走，远赴吴地；《伯夷列传》记载孤竹君之子伯夷和叔齐互相让国，一起逃离故国。这两篇作品分别置于世家和列传之首，表现了司马迁对这种行为的高度推崇。相反，司马迁反对杀伐，反对用暴力和阴谋获取政权，既便对儒家所推崇的周武王等圣人，也不是那么赞赏。《伯夷列传》写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武王不听，他们便在周朝建立后，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文中特意记载了他们临终前唱的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首歌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思想，包含着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武王伐纣是儒家所首肯的革命之举，而司马迁却认为是“以暴易暴”，因为他所向往的是神农、虞、夏那样不以天下为私产的禅让时代，武王伐纣虽有诛恶惩暴之义，但毕竟是以家天下为前提的事情，是以暴力手段为一家一姓抢夺权力。以暴力手段推翻暴政，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暴政的根源，甚至还可能导致新的暴政。司马迁在考察汉代取代暴秦之后的种种作为，对此深有感触。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酷吏政治，与暴秦又何以异之。司马迁歌颂伯夷，反对暴力，提倡禅让，说明他不仅认同于儒家王道仁政的一般主张，而且进一步追求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这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深刻反思历史而得出的结论，表现了对社会正义和人类美好前景的执着憧憬。
《史记》还体现了司马迁独立思考与大胆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了鲜明的爱憎，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他热情歌颂胸怀大志，在历史上建立不朽功绩，垂名于后世的人，表彰刚直不阿，坚贞高洁，正道直行，有美好品德的人，他也赞扬那些仁厚爱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当权者。与此同时，他无情地暴露和批判那些残暴、自私、虚伪、愚妄的人，特别是具有上述特点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及其帮凶。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对笔下的人物进行褒贬的时候，能够不囿于传统观念，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标准，而是敢于独立思考，独抒己见。例如游侠这种人，在汉代受到朝廷的限制和打击，因为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结交同类，为人打抱不平，经常触犯法网。但司马迁却给游侠立传，对他们给予热情赞扬，特别是对被汉代统治者杀害的游侠郭解深表同情。他在《游侠列传序》中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他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合于统治者的“正义”，但他们讲信义，舍己助人而不自傲，其品行有可称道之处。他还把游侠与孔子的弟子季次、原宪等人相比较，认为“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司马迁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汉代统治者的好恶，也不合于儒家的正统思想。另外，《货殖列传》也表现了司马迁不合于儒学正统的思想，他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说：“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穴处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他公开主张人们去求富，甚至认为长期使自己处于贫贱之中，却高谈仁义的人，是可羞的。这种思想和儒家所提倡的安贫乐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是大相迳庭的。
司马迁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表现在对所谓天道的怀疑。在《伯夷列传》中，他由伯夷、叔齐的遭遇而联想到历史上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又说：
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遭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近世”就是当代。司马迁怀疑天道，其实就是质问现实，他无情地揭露现实中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不合理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传统观念，而且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造成这一切的统治者。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敢于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无所畏惧地暴露与批判，特别是敢于暴露当代统治者。一篇《今上本纪》，记载汉武帝的事迹，却一点不讲他的文治武功，专讲他妄想长生不死，迷信神仙方术，一次又一次地被方士欺骗，却毫不醒悟。一篇《酷吏列传》，其中所记的酷吏，大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文中记载这些人专看皇帝脸色行事，以杀人为快事。此外，司马迁还大力表现汉武帝时期的官吏、贵族一味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互相倾轧陷害的种种劣迹，暴露了当时官场和士风的腐败。司马迁敢于大胆地批判当代政治，在他以后的史官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当然，司马迁又不因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改变历史事实。对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尽管他作了很多揭露与批判，但仍高度赞扬了当时国家的昌盛，肯定了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地位。对于酷吏，尽管他不喜欢，但也记载了某些酷吏的优点，例如为官廉洁，不治家产等。对他喜欢的某些人物，他也不因此而掩盖其缺点，例如《李将军列传》中，不仅赞扬了李广勇武善战、爱护士卒等好品质，对他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记载了他杀降卒、因报负而杀霸陵尉等过错，体现了客观公正的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受到历代史学家的重视。东汉班固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对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予以批评，但又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
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恰恰说明司马迁能够独立思考，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取舍，而“实录”，则是对司马迁的最高、最中肯的褒扬。司马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写成一部实录式的作品，为后代史学家、文学家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第三节 《史记》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史记》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肆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
先秦的历史散文大都以记事或记言为主，在记事和记言中兼及人物描写。《史记》则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作品，它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书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大都是生动的人物传记。作者在文中集中笔墨叙写一至数人的事迹，主人公的形象相当完整。书中出现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风姿各异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做为一部历史著作，作者不可能采用虚构情节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但司马迁总是精心选择提炼那些最能表现主人公思想性格的材料，写到传记中，而不是平铺直叙的去罗列人物生平。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关蔺相如的事迹，司马迁重点描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廉蔺交欢三件事，用以表现他为维护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而对他晚年的其他事迹，则略去不写。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使其形象异常丰满生动。还有些人物的事迹很多，并且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不好略去不写，司马迁就采用“互见法”，在一篇传记中集中笔墨交代与人物主要性格有关的事迹，而将与此关系不大的材料放到其他有关传记中。如在《项羽本纪》中，他重点叙写了江东起义、钜鹿之战、鸿门宴、东城之战、乌江自刎等事件，突出了项羽叱咤喑呜、气盖一世的特点，刻划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而把表现他的主要缺点的材料放到《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这样，既客观真实的再现了历史，也保持了每篇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使其主要性格更为突出。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历史散文随事写人的传统。他善于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各种人物作充分表演，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行动展示其性格特征；善于在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通过不同性格的相互碰撞，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就是安排刘项双方的主要人物同时出场，通过他们的直接交锋，表现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项羽的粗豪轻信、刘邦的灵活机敏，都在其对话和行动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又如此节对樊哙的刻划也是如此。司马迁安排他在双方冲突最尖锐、形势最紧张的关头出场，他一出现，就通过闯营、披帷怒目而立、饮酒吃生肉等行动显示了勇武粗豪的特点；接着又对项羽进行了一番有礼有节的责问，说明他很有政治头脑，善于斗争；最后，他又劝刘邦不必拘於礼节，而应尽快脱身，表现了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对刘邦的忠诚。司马迁对这个人物没有作任何客观介绍和静止描写，完全通过其行动和语言使其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司马迁还善于运用一些生活细节和传闻轶事来刻划人物。如《留侯世家》中的张良见圮上老人、《陈丞相世家》中的陈平分肉、《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受胯下之辱、《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射虎中石、《酷吏列传》中的张汤审鼠，都属此类例子，这些细节和轶事虽与重大历史事件关系不大，但在作品中却如画龙点睛、颊上添毫，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传神之笔。司马迁又往往把这类细节和轶事放在一篇传记的开头，其效果如同人物的出场亮相，一开始便给人一个深刻印象，并为其一生的行事埋下伏笔。如《李斯列传》的开头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李斯年轻时做郡小吏，见到厕中鼠食不洁之物，被人犬惊恐；又见到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受惊扰，因而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通过这件小事，生动揭示了李斯对权势地位的钦羡，暴露了其灵魂的卑污。读完全篇，人们会越发感到，李斯一生的行为，都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为权势禄位而奋斗，以便做一个“仓鼠”，不做“厕鼠”。在《史记》中，这类细节和趣闻俯拾即是，有些还带有一点儿传奇色彩。它们对表现人物性格，增强作品的文学色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史记》的叙事十分精采生动。其中很多作品，情节曲折，刻划细致，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故事性很强。作者围绕情节的展开，运用铺垫、渲染、伏笔、照应等手法，大胆设置悬念，制造波澜，造成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如《魏公子列传》中写信陵君与侯生的交往，就是一段十分生动的故事。
文中先交代信陵君礼贤下士，多次礼聘侯生，他都不受。又写信陵君亲自请侯生赴宴，他却在途中去探望友人朱亥，故意让信陵君在市上久等，暗中观察他的反应。作者又特意交代其他不同人物的表现，以反衬信陵君的谦恭：“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骂侯生。”而公子却“颜色愈和”，“色终不变”。这时读者都会钦佩信陵君的谦恭下士，而又对侯生的作法有些不解。直到后面，作者才通过侯生之口说出他这样做是为了成就信陵君的好客之名。至此，情节暂告一段落。接着，文中又交代信陵君为救赵率领宾客去与秦军决战，临行前向侯生诀别，他却十分冷淡，引起信陵君不快。等到信陵君重又回来讨教时，他才笑道：“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并在信陵君一再请求下，说出了早已成竹在胸的计谋，又向他推荐了朱亥。然后，作者又交待信陵君在朱亥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窃苻救赵之举，并补叙侯生在新领军到军中后，北向自刎以报答他。到这里，一段曲折的故事才告结束。文章情节紧凑，有伏笔、有照应，波澜起伏，悬念丛生，对人物的情态、心理也刻划入微，如同一篇妙趣横生的短篇小说。象这样生动的叙事，在《史记》中还有很多。
《史记》中还有不少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如《项羽本纪》中写刘项双方在鸿门宴上激烈交锋、项羽在东城以二十八骑深入敌阵，威震敌胆的“快战”；《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蔺相如在章华台上持璧睨柱，呵斥秦王；《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神态自若，亲自用大黄弓射杀敌将；《刺客列传》中写易水送别和秦庭行刺，其场面或惊险，或悲壮，或头绪纷繁，或波澜壮阔，都写得细致逼真，有声有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作者在描写场面时，往往用重笔浓墨去渲染气氛，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在垓下被围：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在一筹莫展之际，听着帐外此伏彼起的楚歌，面对美人名马慷慨悲歌。其情景构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令人感慨唏嘘。《史记》中这类场面描写比先秦历史散文有了长足进展。
《史记》的语言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既平易朴素，又丰富多彩、准确生动。其叙述语言雄浑朴茂，感情色彩浓厚，富于节奏感和气势美。例如《项羽本纪》中写巨鹿之战：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文中写战斗过程，用了一系列短促的句子交代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行为，以表现楚军高昂的斗志和势如破竹的力量。然后写诸侯军观战及面见项羽，又用了几个“无不”和“莫敢”，看似重复，实则极好地渲染了楚军强大的震慑力。文章读起来有一种酣畅淋淳的气势。《史记》的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志趣及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和情态。如《张仪列传》中写张仪在楚国游说不成，反被当作窃贼痛打，回家后夫妻间有这样一段对话：“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寥寥数语，写出了妻子在抱怨中的关心、张仪在幽默中的自信，表现了一个靠口舌取名利得纵横家的坚韧，读起来妙趣无穷。此外，《史记》中还大量吸收了来自民间的俗语、谚语和歌谣，使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摇曳多姿。这也是先秦历史散文所不及的。
《史记》融注了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带有汉武帝时期散文的其本特征。在时代风气的感染下，司马迁怀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他向往奇伟不凡的事物，崇拜英雄。但在汉武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局面下，又感到备受压抑。他在《报任安书》中曾深深感慨自己地位低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因李陵事件受宫刑的遭遇，更使他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残酷，胸中积满了悲愤。他对悲剧有着深切的内心体验。在逆境中，他效仿古人发愤著书，《史记》就是一部用他的生命和血泪凝成的伟大作品。司马迁在书中刻划了一大批品行卓异、具有英雄性格的人。他们或胸怀大志，发愤进取；或坚守正义，勇于献身；或孤高耿介，不媚流俗，都能够扬名于天下，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时，司马迁又写出了这些理想人物的不幸和毁灭，使这些形象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他总爱淋漓尽致的渲染主人公们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悲哀、怀才不遇，无所归依的痛苦和信而见疑，忠而受谤的愤懑，以寄托自己的生活感受。在这方面，《史记》表现了西汉中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其思想情调是与当时感慨士之不遇的作品相一致的。在表现人物悲剧命运时，司马迁极力展示他们的个性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展示他们剧烈的内心冲突。他还常在文中夹叙夹议地直抒其情，其感情也带有怨怼愤激，异常强烈的特点，表现了自己激荡不平的内心世界。他的《伯夷列传》被鲁迅称为一篇小品文。此文除去少量叙事文字，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咏叹议论。文中虚构了一首伯夷、叔齐临终前唱的歌，抨击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并感慨“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实际表达了司马迁对汉代现实的感受。然后，他又对孔子关于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说法表示怀疑，进而列举自古及今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事实，说明世道的不公，对所谓天道发出了质问。文章自始至终充满了愤忿不平，激情滚滚，荡气回肠。这类作品，打破了儒家提倡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是对封建专制的控诉，对黑暗现实的诅咒。鲁迅曾因此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再加上作品中曲折的情节、紧张的场面和气势充沛的语言，《史记》便带有一种狂飙雷电般的力量，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史记》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了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其中体现出的进步理想使历代文人受到了熏陶。《史记》流惠于后代文学广大而深远。
|
